作者：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 遲福林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聚焦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對我國下一步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作出戰略部署。

我國目前仍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未來10年左右處在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的重要時期。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創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場環境，實現資源配置效率最優化和效益最大化，是符合時代要求的重大決策，將為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奠定堅實基礎和重要保障，為推動全球經濟再平衡作出新的重要貢獻。

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大意義和戰略意圖

? 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的戰略舉措與主動選擇。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成功實現了從工業化初期到工業化后期的歷史性跨越。原因在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步確立并不斷完善，在于從計劃作為資源配置的主要手段逐步轉變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經過4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經濟發展階段已發生歷史性變化。2023年，我國GDP超過126萬億元人民幣，是1978年的342.7倍，連續多年穩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位置；人均GDP達到89358元人民幣（12681美元），是1978年的232.1倍，并即將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服務業增加值占比54.6%，比1978年提升30個百分點。

進入發展新階段，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仍面臨著經濟與社會、政府與市場、公平與效率、發展與安全等深層次體制機制矛盾。例如，市場活力不足既有外部因素的沖擊，也有市場決定作用未能全面發揮等制約因素；經濟主體對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訴求主要是打造公平競爭、嚴格法治的市場環境。回應發展新階段的“時代之問”，要更好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的牽引作用，以更大魄力、更務實的行動推動關鍵性、基礎性重大改革上的創新突破。

? 我國應對紛繁復雜的國際環境變化的戰略舉措。改革開放之初，我國充分發揮勞動力等低成本要素優勢，抓住經濟全球化的重要機遇，積極參與國際分工合作，促進經濟快速發展。與40多年前改革開放初期的國際環境有重大不同，當前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和平和發展面臨新的挑戰，發展與沖突成為相當長時期全球面臨的突出矛盾。從經濟上看，地緣經濟割裂加劇，全球經濟增長動能不足。據世界銀行預測，2022年至2030年的全球潛在GDP增長率均值將比本世紀第一個10年的水平下降約三分之一，降至每年2.2%。從政治上看，全球地緣政治正在出現新的結構性沖突與對抗，風險與挑戰日益增多，世界又一次“站在歷史的關鍵當口”。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保持定力，增強信心，集中精力辦好自己的事情，是我們應對各種風險挑戰的關鍵。”未來10年，我國若能保持5%左右的經濟增長，將為我國解決大部分發展問題提供有利基礎，為應對大部分風險挑戰提供有利保障，為保持戰略定力提供有利條件。在這個背景下，就要堅持以發展為導向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進一步觸及深層次利益格局的調整，完善有利于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體制機制，塑造發展新動能，贏得國內發展主動與國際競爭合作新優勢。

? 我國實現資源配置效率最優化和效益最大化的內在要求。理論和實踐證明，市場配置資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2023年，我國全員勞動生產率達到161615元/人，是1978年的176.4倍；全國登記在冊經營主體達到1.84億戶；受過高等教育或擁有專業技能的人才超過1.7億；擁有的全球百強科技創新集群數量躍居世界第一。從需求看，我國已經形成擁有14億人口、4億多中等收入群體的全球最大最有潛力市場，隨著經濟結構轉型，還將釋放巨大內需市場潛力。

同時，我國經濟體系運行中仍存在供求脫節現象，包括城鄉、體制內外、國企民企間要素流動仍面臨一系列體制機制掣肘，制約了資源配置效率最優化和效益最大化。加快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堅持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最大限度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和對微觀經濟活動的直接干預，充分利用市場機制，實現資源配置效益最大化。

? 釋放我國經濟轉型巨大內需潛力的重大任務。我國是一個經濟轉型大國。我國的結構轉型將貫穿于實現現代化的全過程，并將釋放巨大的增長潛力。估計到2035年，我國生產性服務業占GDP的比重有望由目前的30%左右提升到50%—60%；服務型消費支出占消費總支出的比重有望由43.16%提升到60%左右；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有望由47.7%提升到65%左右。

結構轉型既是發展問題，也是改革問題。未來10年左右，我國產業結構、科技結構、消費結構、城鄉結構、能源結構、貿易結構轉型升級潛力將會充分釋放，實現5%左右的經濟增長是有條件、有可能的。更重要的是，這個增長既是應對短期經濟下行壓力的重要舉措，也是與中國式現代化要求相適應的更高質量、更可持續、更加公平的增長。加快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著眼中長期，要以結構性改革化解供給與需求、工業與服務業、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等結構性矛盾，啃下“結構改革”與“結構轉型”的“硬骨頭”。

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核心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 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首要任務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逐步認識市場、承認市場、培育市場、發展市場。經歷了數十年的理論與實踐探索，經歷了一次次的思想解放，創新地提出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是一個重大的歷史性突破。

從現實情況看，我國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尚未完全理順。例如，在土地、人才、資金、技術等要素領域的“市場決定”作用仍有待進一步提升，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情況仍然一定程度存在；同時，政府在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保障公平競爭、促進共同富裕等方面的有效作用仍有待進一步加強；一些地方政府出于局部利益考慮，在某些新興領域制定實施地方保護主義政策，阻礙了全國統一市場建設等。按照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制定的“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目標，仍需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進一步處理好政府與市場關系。

? 有效發揮政府作用至關重要。從40多年的發展實踐看，以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為核心的經濟體制改革能否取得進展，能否取得預期效果，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政府行為。當前，經濟主體活力與動力不足，一定程度上與某些地方政府的市場監管行為不規范、基層監管不透明等問題有關。

落實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更好發揮市場機制作用”，核心是規范政府行為，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推動資源配置依據市場規則、市場價格、市場競爭實現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優化。實踐證明，只有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才能打破監管的“黑匣子”，才能破解以強化監管為名設置的各種制度障礙和市場壁壘，推動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

? 以擴大公共消費為重點有效發揮政府作用。

一是補齊公共消費的突出短板。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統計，我國教育、醫療、社會保障、一般公共服務等四項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為18.5%，低于美國、日本等15個百分點左右。建議將公共消費占GDP的比重作為“十五五”的約束性指標，爭取到2030年，使得教育、醫療、社會保障、一般公共服務等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提升到20%—25%。

二是以加大公共消費促進居民消費結構升級。2024年上半年，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3.7%，其中6月份增長2.1%。消費預期不足既有優質服務供給短缺的因素，更有公共服務供給不足等因素的制約。公共消費既是優化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條件，也是居民安心消費的重要保障。擴大政府公共消費，為優化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提供重要條件，為拉動居民消費、促進消費結構升級提供重要動力。

三是不斷加大政府在基礎研發中的投入規模及比重。“十四五”時期，我國基礎研究投入強度目標為8%，法國、意大利和新加坡基礎研究投入強度均超過20%，英國和美國高于15%，日本和韓國高于10%。適應全球科技競爭與科技變革日趨激烈的新形勢，政府需要在創新環境、基礎創新平臺、基礎創新設施建設等方面加大投入，成為科技創新的重要推動者和創新體制機制的建設者和維護者。

四是在統籌發展與安全方面更好發揮作用。例如，在國際金融市場風險向我國傳導壓力增大的背景下，統籌金融發展與安全，要在高水平開放中強化國家金融安全戰略職能，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適應統籌能源安全與能源結構轉型的需求，要強化能源安全統籌協調職能；適應數字經濟競爭新趨勢，要從國家層面統籌數據安全與數字經濟發展，強化數字經濟統籌協調的戰略職能。

? 以要素市場化改革為重點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

第一，深化土地要素市場化改革。2023年，我國城鄉居民財產性收入之比達到10：1，遠高于2.39:1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平均水平。究其原因，還是與農村土地要素市場化配置機制尚未建立、城鄉統一的土地交易市場面臨多方面制度性障礙等相關聯。如果通過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使得農民的集體用地、宅基地的用益物權能夠真正得到落實，農村居民財產性收入將明顯增加。

第二，深化科技要素市場化改革。按照《決定》提出的“賦予科學家更大技術路線決定權、更大經費支配權、更大資源調度權”，應深化科研領域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打破制約創新創造的障礙與壁壘，推動科技管理與國際對接；推動科技資源的市場化改革，推動包括知識產權、科技創新人才在內的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

第三，深化數據要素市場化改革。人工智能時代，數據對經濟增長的作用顯著提升，數據已成為關鍵性的生產要素。要抓緊制定相關法律法規，明確數據產權界定，對數據的所有權、使用權、收益權、處置權等進行規范；在保障國家安全的基礎上，加快形成數據要素市場定價機制、市場交易方式和市場監管上的規范性制度和規則。

以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為重點激發經濟主體活力

? 做優國有資本是一篇“大文章”。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在做大國有資本方面實現了重要突破。截至2023年底，全國國資系統監管企業資產總額比2012年底增長3.4倍；營業收入、利潤總額分別比2012年增長1.1倍、1.2倍；2012年—2023年累計實現增加值146.9萬億元，年均增長8.1%。但從實踐看，國有資本“大而不優”的矛盾依然突出。2023年，央企凈資產收益率為6.6%，低于“民營企業500強”10.8%的平均水平；中央企業在基礎研發領域的投入占比僅為6%；戰略性新興產業收入占比為27%，與2025年35%的目標要求相比仍有一定差距。

面對更加不確定、不穩定的國際環境，主動適應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一輪科技革命的快速興起，更好發揮競爭領域部分央企國資的基礎性作用，應當成為做優國有資本的重大任務。這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大課題，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條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任務。例如，若能聚焦基礎創新調整優化國有資本結構，不僅將增強央企國資在我國應對大國科技競爭中的戰略支撐作用，也將顯著提升國有資本的使用效益，并將在實現以民企為重點的應用創新協同發展中贏得整體優勢。

? 有效發揮部分央企國資的基礎性作用。

一是發揮以人工智能為重點的重大基礎設施的主要建設者作用。2022年，我國在全球算力規模的份額（33%）僅比美國（34%）低1個百分點，但在超級計算綜合性能指標方面比美國（47%）低22個百分點。建議發揮央企在能源資源、資金等方面的優勢，加大對數據、算力等人工智能基礎設施投資力度，打造開放式基礎設施平臺體系，加大對西部地區在通用數據中心、超算中心、智能計算中心等領域的前瞻性投資布局。

二是發揮在基礎創新領域的重要推動者作用。近10年來，我國基礎研究經費的投入來源中，企業占比不足1.5%—3%，這與美國的28.8%有較大差距。在我國風險投資等社會投入體系尚不完善的情況下，民營企業很難成為基礎研究投入的主體。這就需要充分發揮央企國資創新平臺、人才、資金等方面的優勢，在補齊我國基礎創新短板中發揮主導性作用。

三是發揮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與關鍵產業鏈供應鏈的重要帶動者作用。截至2022年底，我國已形成66個國家級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45個國家先進制造業集群，對全球資源要素的吸引和聚集功能不斷增強。建議推動建立國有企業與中小企業間的供需匹配、協同創新、成果共享、生態共建等合作機制；借助央企在資金、技術、品牌、融資、信用等方面的優勢，支持與其主業相關的優質民營企業組建戰略聯盟、共設基金、聯合投資、聯合研發等，建立產業協同生態。

四是發揮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促進者作用。從浙江的經驗看，居民收入差距比全國平均水平要低的主要因素，是近些年來城鄉收入差距的不斷縮小。從全國的情況看，區域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城鄉差距。建議總結脫貧攻堅的成功做法，促進部分央企國資加大對鄉村振興、城鄉融合等領域的項目投入力度。

? 為民營經濟營造公平發展的良好環境。

一是堅定貫徹“兩個毫不動搖”。2023年末，我國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占比為50.4%，比2021年末下降6.1個百分點；2024年上半年，我國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僅增長0.1%。提振市場信心、激發經濟主體活力尤其是民營企業活力，要從理論與實踐兩個方面將中央一再強調的“兩個毫不動搖”破題落地。

二是破除民營經濟進入市場的各類壁壘。只有實質性破除民營經濟進入市場的各類壁壘，才能從根本上為民營經濟提供更多發展機會。例如，要推動電力、石油、電信、民航等基礎領域向社會資本公平開放，取消某些不合理的經營范圍限制；鼓勵支持社會資本進入教育、醫療、健康、文化等服務業領域，降低市場準入門檻，引入競爭機制。

三是以尊重市場規律為前提強化對民營資本的引導規范。適應民營經濟向民營資本轉變的趨勢，在強化平等產權保護的同時，明確民營資本發展的紅線與底線，進一步實現“法無禁止即可為”，并在法治軌道上強化事中事后監管；在尊重市場規律前提下，引導民營資本在促進就業、增加收入、推動科技創新等領域發揮更多積極作用。

四是盡快制定實施《民營經濟促進法》。《民營經濟促進法》需要反映企業發展的時代需求，同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進程相適應。為此，要從法律上將民營經濟定性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在組成部分，賦予長期穩定、合法的法律地位；從法律上把促進中小企業發展、保護民營資本作為立法的重大任務；從法律層面保障民營企業平等參與市場競爭；從法律層面規范政府的行為。

? 創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場環境。

一是強化對平等使用生產要素的公平競爭審查。以融資為例。2022年我國的社會融資存量中，國有企業獲得了40.4%的貸款，而民營企業僅獲得20.3%的融資。從融資成本看，國有企業獲取的貸款年化利率平均為3.8%，而民營企業則高達5.6%，民營企業的融資成本比國有企業高47.4%。要從法律規范方面解決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一視同仁”的問題，在要素獲取、準入許可、經營運行、政府采購和招投標等方面，形成國企、民企平等競爭的法律規定。

二是強化競爭政策基礎性地位。當前，“有保有壓”的選擇性特征，無形中加大了民企的壓力，容易引致不平等競爭。為此，需要突出產業政策的戰略引導功能，制定適用產業扶持政策的負面清單，將產業政策嚴格限定在具有重大外溢效應或關鍵核心技術領域，并盡量通過政府購買、鼓勵直接融資等市場方式支持其發展。同時，明確地方政府審批管制事項“只減不增”。由此，推動政府成為公平競爭秩序的維護者。

三是對某些央企國資開展“競爭中性”試點。選擇部分競爭領域央企開展對標“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中的“競爭中性”規則試點，在充分激發試點央企發展活力的同時，增強內外企業對我國打造公平競爭市場環境的信心。

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

? 用好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的重要法寶。

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成功把握經濟全球化浪潮所帶來的歷史機遇，始終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依托勞動力等要素成本低的突出優勢積極參與國際分工合作，成功實現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偉大轉折，不僅實現了自身的較快發展，而且為全球經濟可持續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其根本原因在于伴隨開放進程的不斷深入，我國逐步探索建立開放型經濟體制，并由此走出一條以擴大開放倒逼改革、以深化改革促進擴大開放的路子。從這個意義上說，開放是最大的改革。

“中國開放的大門只會越開越大，永遠不會關上。”適應百年變局加速演進的大趨勢，堅定推進高水平開放，構建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不僅能夠有效釋放14億多人口的超大規模市場潛力，而且有利于全球共享中國市場；不僅有利于推動實現高質量發展，也將為世界經濟增長注入新動能；不僅有利于我國以高水平開放促進深層次市場化改革，而且有利于全球分享中國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紅利。

? 推動實現制度型開放的重要突破。

以制度型開放促進服務貿易創新發展。服務貿易開放直接依賴于制度型開放的突破。2023年，我國服務貿易占外貿總額的比重為13.6%；同期，全球平均水平為22%以上。縮小我國服務貿易占比與全球平均水平的差距，需要以制度型開放加快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要進一步縮減跨境服務貿易負面清單管理限制措施數量，明確境外服務提供者國民待遇標準；在對接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DEPA）中推動數據要素安全有序流動。

主動對接國際高標準市場規則體系。要以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形成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動力，在主動對接國際高標準市場規則體系中不斷完善產權保護、市場準入、公平競爭、社會信用等市場經濟基礎制度；在高水平開放中進一步完善包括準入、財稅、貨幣、科技、產業等與新型開放大國相適應的宏觀經濟治理體制；在主動推動自由貿易進程中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變革。

以制度型開放倒逼深層次制度性變革。開放與改革直接融合、制度型開放與制度性變革直接融合、邊境內開放與市場化改革直接融合，是新階段我國高水平開放的突出特點。我國積極主動申請加入CPTPP，將高標準的國際規則體系延展到國內，在規則對標對接中形成深化改革的倒逼壓力與動力。

? 推動向東盟的單邊開放。

向東盟單邊開放是一項“大國策”。單邊開放是主動開放，是中國向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提供的重大“公共產品”，是引領國際經貿規則的重要舉措。適應大勢，抓住機遇，向東盟單邊開放從最不發達國家開始，逐步擴大范圍。單邊開放是我國高水平開放的戰略選擇、務實選擇，由此將贏得百年變局加速演進中的戰略主動。

向東盟單邊開放將提速中國-東盟自由貿易進程。美國在東亞的經濟優勢在于其擁有東亞區域消費品市場高達24%的份額。2021年，中國自東亞地區進口的消費品額不足美國從東亞地區進口額的三分之一。通過向東盟單邊開放，爭取到2030年，使我國成為東盟最大的消費品市場。

以向東盟單邊開放構建更加安全穩定的供應鏈產業鏈網絡。例如，主動擴大原產于東盟的大宗商品、原材料和農產品的進口，發揮東盟比較優勢，保障我國產業鏈供應鏈安全；更加重視以最終消費品為重點的勞動密集型制成品進口，吸納和消化東盟國家日益增長的工業生產能力，鼓勵其制造業發展，并以此為抓手促進中國與東盟的貿易平衡。

? 打造高水平對外開放新高地。

對標世界最高水平開放形態的海南自由貿易港。發揮海南區位、政策優勢，實行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在對標國際高水平經貿規則中構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政策制度體系，在告知、資格要求、技術標準、透明度、監管一致性等方面，進一步規范影響服務貿易自由便利的國內規制；在改革發展環境變化中形成以高水平開放促進深層次市場化改革的動力，在改革發展環境變化中完善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體制機制，以增強各方對海南自由貿易港的良好預期。

以服務貿易一體化為重點加快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推動建立三地互認銜接的服務業管理標準與人才資格要求，以實現粵港澳服務業產業深度合作、市場體系直接融合、服務體系全面對接。未來幾年，若廣東在粵港澳服務貿易一體化方面實現重要突破，將在我國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再次發揮“領頭羊”的重要作用。

實施自由貿易試驗區提升戰略。一方面，分類推進自貿試驗區服務貿易開放，使不同的自貿試驗區根據不同的定位，在不同的領域加快探索，盡快取得一批差異化開放創新成果；另一方面，要賦予自貿試驗區更大改革開放自主權，在明確底線的前提下，支持自貿試驗區開展首創性、集成式探索，提高改革創新的整體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