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強調，“聚焦建設更高水平平安中國”，中國式現代化行穩致遠與國家長治久安需要以平安中國建設為前提。“建設更高水平平安中國”是全面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實現高質量發展與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動的必然要求。總體國家安全觀為建設更高水平平安中國提供了價值指向。從“平安中國”建設走向“平安世界”建設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憧憬。

【關鍵詞】平安中國 平安世界 總體國家安全觀 【中圖分類號】D631.4 【文獻標識碼】A

無論是關涉到宏大敘事的“天下太平”，還是關聯著萬家燈火的“平安無事”，均是歷朝歷代盛世繁榮的標志，也是百姓日常歲月靜好的象征。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強調，“聚焦建設更高水平平安中國”，中國式現代化行穩致遠與國家長治久安需要以平安中國建設為前提。

平安中國建設的新部署

改革開放以來，平安中國建設是創造經濟快速發展奇跡和社會長期穩定奇跡的關鍵所在。“建設更高水平平安中國”是全面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實現高質量發展與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動的必然要求。平安中國建設與中國社會發展進程相呼應，表現為三個方面：社會治理轉型、安全治理深化、“平安中國”升級。

社會治理從“管理”到“治理”的轉變。在社會發展進程中，用“治理”替代“管理”是一個重要標志。社會管理強調自上而下的政府領導、部門執行、基層落實的過程，社會治理則強調由政府領導、社會組織與民眾參與的社會平安與民生改善的協同。“治理”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其主體既可以是政府機構也可以是非政府機構和民眾，更重視上下互動且倡導協調、合作、確立認同、形成共同體等方式。平安中國建設需要構建“大安全”格局，推動公民的廣泛參與，從總體性、多領域、多層面的廣度與深度上認知與處理安全問題。

安全治理從“消極安全”到“積極安全”的深化。在社會公共安全領域，“平安”是一個比“治安”更積極的范疇，從“治安管理”轉向“平安建設”的實質在于從“消極安全”轉向“積極安全”。“平安”意味著：社會正義得以伸張，社會公平得以體現，社會矛盾得以化解，社會沖突得以調適，社會富裕得以保障，社會和美得以實現。提出安全化理論的哥本哈根學派認為，“積極安全”的關鍵在于“去安全化”的安全條件建設。因此，“積極安全”不僅是態度積極，更應當是行為積極；不僅是手段的積極，更應當是目的的積極；不僅是體制的積極，更應當是效果的積極。聯合國提出的“人的安全”確定了“積極安全”的世界性標準：重視作為人的安全具體內容的經濟安全、糧食安全、健康安全、環境安全、人身安全、共同體安全和政治安全。如果人的安全可以用“免于恐懼、免于匱乏、免于恥辱”三個維度來表達，那么從“消極安全”向“積極安全”深化的第一步是從免于恐懼的“安定”轉向免于生活匱乏的“安康”，第二步則是從生活的“安定與安康”轉向免于恥辱的人格受尊重的“安心”。

平安建設從“平安浙江”向“平安中國”的升級。2004年5月10日至11日，浙江省委十一屆六次全體（擴大）會議召開。在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同志的倡議下，浙江省委作出建設“平安浙江”、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的重大戰略決策。由此，浙江成為全國最早提出并全面部署“大平安”建設戰略的省份。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推進平安中國建設”的戰略部署。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發展格局。”平安中國建設的目標是打造“經濟建設欣欣向榮，人民群眾安居樂業，社會治安秩序良好，思想文化不斷向上”的新局面。無論是“平安浙江”還是“平安中國”，平安始終是人民幸福安康的基本要求，目的是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決定》強調“聚焦建設更高水平平安中國”，表明要把平安中國建設置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全局中謀劃推進，需要建立健全與“大安全”“大平安”“大安保”相應的理念、目標、布局、路徑、體制機制。

平安中國建設的新高度

在中國人民的生活用語中，有眾多膾炙人口的與“安”字相關的成語，如安然無恙、安居樂業、安身立命、安土重遷、安邦定國等；與“安”字組合的地名，如安慶、安陽、安順、西安、延安、定安、廣安、永安等；與“安”字關聯的種種命名，以表達祈福的情懷等。對中國人民來說，“平安”極為重要，“平安”既是太平無事的象征，也是吉祥如意的昭示；既是寧靜和諧的向往，更是生命和合的期盼。平安中國建設的內涵可以分為狹、中、廣三義。狹義的平安中國建設是指公共安全維護，是社會穩定意義上的“小平安”；中義的平安中國建設是指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設，是以安全保障發展的“中平安”；廣義的平安中國建設是指在總體國家安全觀科學指引下涵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領域的“大平安”。

健全社會安全治理體系，完善公共安全治理體制機制，是平安中國建設起步階段的主要目標。提升平安中國建設水平，應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設，在矛盾沖突源頭和安全能力建設上下功夫，更好保障經濟平穩運行和社會和諧穩定。根據法治中國建設目標，平安中國建設著重把信訪納入法治化軌道，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不斷健全法治建設體制機制，從而使發展安全保障更加有力。

總體國家安全觀為建設更高水平平安中國提供了價值指向。總體國家安全觀指引下的“大平安”，實現了高質量發展與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動，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總體國家安全觀展現了“價值安全—制度安全—狀態安全—結構安全—共享安全”的國家安全總圖景，“大平安”體現了以人民安全為宗旨的“價值安全”，以政治安全為根本導向的“制度安全”，以經濟安全為條件的“狀態安全”，以軍事、文化、社會安全為基本保障的“結構安全”，以國際安全為依托的“共享安全”。建設更高水平平安中國，體現在社會治理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水平大幅提升，進而使人民群眾的獲得感更加充實、幸福感更有保障、安全感更可持續。

平安中國建設的新實踐

“楓橋經驗”是基層社會治理的“一張名片”，也是平安中國建設扎實推進的現實典范。“楓橋經驗”體現了法治、德治、自治、智治相統一，其特征是提升安全感、維護場域安全、實現共享安全。

“安全感”提升是平安中國建設的重要標志。人是安全的行為主體，安全問題消解與安全性保障最終都體現在人的安全感的獲得與提升上。“楓橋經驗”是基層社會治理的典范，歷經風風雨雨的考驗，在實踐中不斷取得新的成效，是引領平安中國建設的一面旗幟。平安中國建設應把人民的安全感獲得作為社會安全的重要內容進行考量。新時代“楓橋經驗”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從“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矛盾不上交”，到“辦事不出村、平安不出事、服務不缺位”，在保障與提升人民群眾安全感的基礎上，全面提升平安中國建設水平。

維護“場域安全”是平安中國建設的重要本質。“平安”就是安全的“在場”，當行為者進入交織著社會關系的特定場域時，一切社會身份、社會知識、社會價值都在社會關系的交織中交匯、碰撞、沖突或融合，場域的結構性與生產性促成安全與否、安全多少、安全高低的“場效應”形成。從場域安全思維來看平安中國建設，安全不僅是單一事件、局部應對、技術性防控、隨機式應急，還是復合場景、整體趨勢、價值性考量與全景式維護等。新時代“楓橋經驗”重在場域安全上著力，即通過拓展“治安”上的綜治為“平安”上的建設，提升“上訪”中的應急為“法治”上的疏導，轉變“維穩”上的投入為“維權”與“維心”上的保障，使其成為人的安全維護、人的權利維護、人的環境維護的綜合樣板。

實現“共享安全”是平安中國建設的目標要求。社會安全是最基本的、非排他性的公共產品，它的根本屬性是行為體置身生存的共同體中沒有恐懼感或生存性焦慮。不管社會共同體存在著多少差異，共享安全可以使共同體成員獲得充分的安全感而使其恐懼感降至最低。如果安全不能共享，那么社會穩定與和諧及生活平安與保障都不可持續。“楓橋經驗”對平安中國建設的根本意義是安全的共生、共建、共享。事實上，用合倫理與合情理的人際互動，以安全的“說理”方式把矛盾化解于基層，形成了“楓橋經驗”；繼而以“倫理參加”與“心理調適”為主以彌補社會“法理型治理”的不足，發展了“楓橋經驗”；新時代以“靠富裕群眾減少矛盾，靠組織群眾預防矛盾，靠服務群眾化解矛盾”的創新實踐，以安全的“人性化”方式，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升華了“楓橋經驗”。

“楓橋經驗”是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發展格局的實踐樣板。建設更高水平平安中國，需要解決當前社會存在的安全共識不一、安全觀念陳舊、安全產品供給不足、安全機制不夠完善等現實問題，形成有效社會治理、良好社會秩序、有力社會保障的“大平安”格局。

平安中國建設的新拓展

建設更高水平平安中國，不但要在深度上下沉到基層，而且要在廣度上拓展到海外，讓推進海外中國平安體系建設成為平安中國建設的題中應有之義。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走出去”人員規模日益龐大且構成復雜，需要將海外利益安全納入總體國家安全觀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明確規定，國家依法采取必要措施，保護海外中國公民、組織和機構的安全和正當權益，保護國家的海外利益不受威脅和侵害。

我國倡導和踐行“以人為本，外交為民”的領事保護理念，黨的十八大以來，“外交為民”理念在高度上進一步提升，在內涵上更加豐富。外交部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持續打造由法律支撐、機制建設、風險評估、安全預警、預防宣傳和應急處置六大支柱構成的海外中國平安體系，努力維護海外中國公民和機構安全與合法權益。

第一，宏觀層面建立了領導協商制度，如2004年，經國務院批準，外交部牽頭會同商務部、公安部等26個部委，建立了“境外中國公民和機構安全保護工作部際聯席會議機制”，負責統一協調海外重大涉中國公民和機構安全事件的處置。第二，縱向層面建立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駐外使領館、海外企業和公民等“五位一體”的領事保護工作機制，以預防預警和應急處置為主要內容。第三，橫向層面初步建立了館內外領事保護案件應急聯動機制和領保聯絡員機制，促進了駐外使領館各部門、駐在國相關機構、華人華僑團體、海外企業及公民的密切聯系和合作。第四，重要行為體內部分別建立了各自的預防預警和應急處置的相關機制。如外交部領事司建立了海外安全風險提醒發布機制、駐外使（領）館協助處置對外投資合作境外安全事件的機制；商務部制定了《對外投資合作境外安全風險預警和信息通報制度》。

建設更高水平平安中國，應在加強我國國際執法安全合作與化解影響國內安全的境外因素基礎上，進一步打造外交為民、利民、安民、惠民的海外中國平安體系。在總體國家安全觀理念指導下，健全涉外國家安全機制，加快推進領事保護立法進程，不斷提升領保工作法治化、規范化水平，形成“預防—震懾—應急”一體化“大安保”格局，努力實現國家行為體、社會行為體和市場行為體之間的安全互助，探索建立東道國和國籍國安全互保機制，促進國際和國內的安全共享，讓海外中國平安體系成為建設更高水平平安中國的重要標志。

平安中國建設的新憧憬

地球是人類的共同家園，各國安全不可分割。從“平安中國”建設走向“平安世界”建設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憧憬。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國際政治環境日趨復雜，西方國家逆全球化思潮興起。一方面，商品、資金、信息、人員、技術、數據等要素在全球范圍加速流動；另一方面，“脫鉤斷鏈”“去風險”同時存在，各國在利益交融、安危與共的同時面臨安全競爭、全球治理赤字加劇的趨勢。各類非傳統安全風險以非軍事、非武力、非殺傷的隱蔽方式，給人類社會帶來巨大災害及人道主義災難，給全球治理帶來諸多現實難題和困境。在這樣的背景下，應努力為全球治理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團結世界各國共同建設“平安世界”。

當前，全球治理存在五大困境：一是絕對主權與相對主權的沖突；二是國內法與國際法的沖突，全球治理走向法治化需要有國際法優先的認同；三是全球集體行動難題，全球治理的效能提升需要加強多邊機制建設，共同應對新危機與新挑戰；四是文明間的異質性沖突，全球治理始終面臨文化多樣性與塑造集體認同感的挑戰，甚至面臨著文化異質性的激烈沖突；五是全球治理體系中的價值與規則霸權尚存，一些西方國家的價值霸權與歧視現象消弭了全球治理的多樣價值需求與選擇，成為了全球安全治理的主要阻礙。

“平安世界”建設需要運用“和而不同”“和合共生”的中國智慧，即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以“和合”為核心價值取向，以“和合主義”為理論范式，以“共商、共建、共享”為指導原則，摹畫“全球和合治理”的理想圖景。應該說，“全球和合治理”不僅是對全球治理觀的有益探索，也是基于“大平安”視角對“平安世界”建設的路徑探尋。“全球和合治理”將凸顯治理行為體的包容性、治理結構的多樣性、治理過程的開放性以及治理價值的公正性，并在構建各個層面“共同體”的過程中，形成聚合體、競合體、和合體等新的治理類型，彰顯“平安世界”建設的中國智慧。

“全球和合治理”是一種源自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治理理念，也是“平安中國”建設向“平安世界”建設拓展與提升的必然選擇。如果說人類社會發展是人類活得“好與壞”的問題，那么世界和平便是人類“存與亡”的問題。倘若今天人類的理性與能力還不能確保人類的永久和平，那么中國“和而不同”的智慧與中國人民的“和合治理”努力則能“為天下開太平”。在中國人民的努力下，我們不僅能建設更高水平平安中國，而且能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引領下，推動建設一個更美好的平安世界。

（作者為浙江大學非傳統安全與和平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參考文獻】

①余瀟楓：《安全治理：從消極安全到積極安全——“楓橋經驗”五十周年之際的反思》，《探索與爭鳴》，2013年第6期。

②余瀟楓：《“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發展格局”的實踐路徑》，《國家治理》，2023年第1期。

③余瀟楓：《非傳統安全理論圖景》，北京：商務印書館，2024年。

④王夢婷、余瀟楓：《“預防—震懾—應急”一體化：中國海外安保供給模式新探》，《國際安全研究》，2022年第1期。

⑤郭少春：《打造外交為民的海外中國平安體系》，《人民日報》，2018年10月5日。

責編/銀冰瑤 美編/王夢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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