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浙江大學求是特聘教授、博導，國家語言文字推廣基地（浙江大學）執行主任 莊初升
語言活力是衡量一種語言是否瀕危以及瀕危程度的重要標準。根據語言活力的現狀，可以粗略地將人類語言分為“強勢語言”“弱勢語言”和“瀕危語言”三大類。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新的地緣政治格局和國際秩序引發了新的語言生態問題，強勢語言越來越強大，弱勢語言越來越弱小，瀕危語言則紛紛走向消亡。尤其是近幾十年來，信息技術革命浪潮席卷全球，語言生態問題愈發嚴峻，許多弱勢語言加速走向瀕危境地。早在幾十年前，國外學術界就開始關注語言生態問題，英國語言學家大衛·克里斯托（David Crystal）指出，20世紀90年代在全世界范圍出現了“革命性”的三大語言趨勢：英語成為全球性語言、語言危機加重、因特網成為第三交際媒介。可以說，這三大趨勢從根本上改變了全球的語言生態。
當前，我國語言生態的消極表現之一是作為地區交際工具和地域文化載體的漢語方言遭遇了危機，語言活力逐漸衰退，部分方言區呈現出不同程度的瀕危狀態，新世紀以后出生的青少年兒童掌握和使用漢語方言的比例快速下降，代際傳承出現明顯的斷裂。為此，應從語言活力、語言生態、語言瀕危等多個角度看待當前漢語方言所面臨的困境，采取行之有效的保護措施，以保護我國語言和文化的多樣性。
漢語方言代際傳承的現狀
2003年3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瀕危語言問題特別專家組發布的《語言活力與語言瀕危》文件設定了代際之間的語言傳承情況、使用者的絕對人口總數、使用者占總人口比例、使用領域的總體趨勢、對新領域和媒體的反應情況、語言教育和學習的材料總數等6項主要指標，用以評估一種語言的語言活力。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為“評估語言活力最常用的指標是該語言是否仍然代代相傳”，也就是說，語言的代際傳承是評測語言活力的第一條標準。
分析當前漢語方言代際傳承的現狀，首先需要明確幾對概念。一是地區方言和地點方言，如西南官話是地區方言，而成都話是地點方言；吳方言是地區方言，而杭州話是地點方言。二是單方言區方言和雙方言區方言，如江西贛方言一般是單方言區方言，而贛西北銅鼓縣一帶的客家方言島因居民兼通客家方言和周邊贛方言，屬于雙方言區方言（島方言是弱勢方言，周邊方言是強勢方言）。三是向心型方言和離心型方言，如廣州話屬于向心型方言，而東莞話屬于離心型方言，包括莞城話、石龍話、常平話、塘廈話、謝崗話、長安話等十幾種彼此差異顯著的小方言。一般而言，地點方言、雙方言區中的弱勢方言、離心型方言容易走向瀕危，代際傳承斷裂的現象尤其顯著。根據學界近幾年調查研究的成果，結合筆者長期從事漢語方言田野調查的實踐經驗，本文姑且把代際傳承出現不同程度斷裂而走向瀕危的漢語方言分為以下三類。
一是雪崩型。這是最為嚴重的一種類型，青少年兒童掌握和使用方言的比例直線下降。例如，吳語區中6—20歲能夠熟練使用方言人群比例居全國最低，其中蘇州2.2%，上海22.4%，浙江三地中杭州9.2%、溫州7.3%、寧波4.6%，低于除蘇州外的全國所有城市。又如閩東寧德話，有一個課題組對城區學校2018級和2019級的初一年段學生做了兩年的問卷調查，收回了2000多份有效問卷，統計結果顯示：2018級較為精通寧德話的學生占比8%，普通話與方言混用的學生占比21%，能聽得懂方言的學生占比28%；2019級較為精通寧德話的學生占比4.9%，普通話與方言混用的學生占比15.1%，能聽得懂方言的學生占比19.4%。再如青島話，目前使用最多的人群年齡主要在50歲以上，35歲及以下的使用人數加起來不到11%，其中12歲以下的兒童使用率只有0.7%。
二是冰銷型。這是最為普遍的一種類型，青少年兒童掌握和使用方言的比例逐漸下降，但是因為人口基數大，意味著未來一段時間方言的代際傳承還有望繼續下去。冰銷型方言若沒能得到有效的保護，將來有可能走向瀕絕。例如，有一個課題組通過網絡填報方式調查了閩西5個客家縣（區）10所公立幼兒園共832位幼兒家長，就家庭使用客家方言的情況進行統計，結果顯示，能熟練運用方言和基本能使用客家方言的兒童占比分別為16.11%和33.41%，不能使用客家方言的兒童達到50.48%。又如，廣東省佛山市西樵話屬于粵方言，70歲以上的受訪者100%完全能聽懂和說很地道的西樵話，而18歲以下的受訪者中有73.1%完全能聽懂，65.4%說得很地道。再如，浙江省溫州市南部地區的一種特殊閩東方言蠻話，使用人口約30萬，父母雙方都講蠻話的中青年仍能講蠻話的比例為“70后”100%、“80后”78%、“90后”53%，“00后”掌握蠻話的情況不樂觀，7歲以上的兒童只有19%，7歲以下的兒童只有14%。
廣州話和潮汕話都是使用人口超千萬的向心型方言，語言活力強盛，語言文化發達，但是近十年來也呈現出一定的疲態。2018年發表的有關調查報告指出：“52.8%的廣州人認為‘粵語的使用人數將逐漸減少，活力將逐漸喪失’。”長期以來潮汕話也是一種穩定的方言，但是也面臨同樣的困境。筆者2014年曾到廣東省汕頭市進行實地問卷和訪談，結果表明78.56%的人小時候最先學會說潮汕話，70.34%的人能流暢地用潮汕話進行交流，不少“00后”的青少年甚至出現了方言斷層的現象。
同樣屬于冰銷型瀕危方言，代際傳承的情況有可能不同。福建省武平縣中山鎮的“軍家話”屬于贛方言島，根據2016年的統計，該鎮居民掌握“軍家話”的共1593戶、6418人。課題組對該鎮居民進行抽樣問卷調查，在收回的258份有效問卷中，掌握“軍家話”的受訪者61歲以上占比92.30%，31—60歲占比96.27%，9—30歲占比83.33%，可見代際傳承下降的速度較慢。廣東省韶關市湞江區劉屋村和石陂村不足700人，本地方言“虱嫲聲”屬于粵北土話，居民普遍兼通周邊的客家方言和粵方言。2017年課題組進行抽樣調查收回有效問卷99份，掌握“虱嫲聲”的受訪者60歲以上占比73.53%，41—60歲占比71.88%，18—40歲占比52.38%，18歲以下占比33.33%，可見代際傳承下降的速度較快。比較“軍家話”和“虱嫲聲”的代際傳承情況，不難發現二者下降速度顯著不同。前者是明代衛所的駐軍屯田制度帶來的具有較高權威性的方言，使用人口較多且語言忠誠度高，因此保留至今瀕危現象不算嚴重；后者是粵北眾多分歧較大的土話之一，使用人口較少，屬于典型的離心型方言，而且受到客家方言、粵方言的雙重影響，因此瀕危現象較為嚴重。
漢語方言的瀕危態勢越來越受到學界和公眾的關注，近幾年發表的不同地區方言使用情況的調查報告不少。但是，因為各調查者對調查對象年齡段劃分的標準不同，統計的方式也有出入，因此本文很難作一個精細的比較。本文所說的雪崩型和冰銷型都只是隱喻的說法，它們實際上是一個連續統，之間的界限有時并不容易區分。無論如何，這兩種類型都屬于被共同語或權威方言替換的類型，學界也有人稱之為“突變型”或“替換型”。
三是水解型。水解指化合物跟水作用而分解，這里用于隱喻某些方言由于共同語或周邊強勢方言的強大影響而逐漸發生質變，向共同語或周邊強勢方言靠攏。這種類型在漢語方言中大量存在，是一種比較隱蔽的瀕危類型，學界也有人稱之為“漸變型”或“蛻變型”，要特別加以重視。歷史上漢語方言的這類案例并不少，如宋代以來相對獨立的行政建制以及與江西尚可稱便的交通所帶來的大量江西移民，使得以福建省邵武市為中心的富屯溪中上游地區的方言由閩方言逐漸蛻變為贛方言，與鄰近的江西多個縣連成一片。相反地，由歷史上的贛方言蛻變為其他方言的案例也不在少數，如今天分布在長江以北、大別山區域周圍的鄂東、贛北地區的江淮官話黃孝片，湖南西部以鳳凰話為代表的西南官話等。當前，官話區因為受到普通話的強大影響而急劇地向普通話靠攏的方言也不在少數，這是官話產生瀕危的根本原因。根據有關調查，安徽省安慶市青少年對安慶話能完全掌握的人數占比40.9%，不足調查人數一半；有17.2%的青少年認為自己說的安慶話與父輩以及祖父輩們說的安慶話存在較大差異，我們推測這種差異可能是由普通話的強大影響導致的。
漢語方言斷層帶來的問題
語言不僅僅是交際工具，也是文化最重要的載體。從某種意義上說，語言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一體兩面”。按照通常的理解，社會文化包含三個層面，即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不論是哪個層面的文化，語言都是最重要的載體。研究文化，語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窗口。
漢語方言是通行在一定地域的漢語的變體。從結構和功能來看，方言與語言并沒有本質的不同，它也有自己的語音、詞匯、語法和語義系統，也能夠很好地交流文化內容和進行藝術加工，甚至每個方言區都會形成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我國著名語言學家李如龍先生曾經指出：“從時間上說，漢語方言形成的歷史長；從空間上說，漢語方言的分布不但地域廣而且地形復雜，相距遙遠。或高山或平原或丘陵或沿海，人們隨遇而安，適應自己的環境，走出一條生存繁衍的路。于是，每個方言區便有自己的生產門路、勞動工具、經營方式，以及與此互相適應的聚落、居處、飲食、服飾、交往等生活方式和各種地方特有的觀念和習俗。換言之，不同的方言區也形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
地域方言的多樣性是地域文化多樣性的突出表現和重要保證，一種方言如果消失了，也就意味著這種方言所標志的族群民系和所滋生的文化認同隨之喪失或者褪色。另外，沒有漢語方言也就沒有地方的戲曲、曲藝、歌謠、諺語、歇后語、民間故事等口頭傳統和表述這些珍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可以說，漢語方言為文化傳承與創新源源不斷地提供元素，方言影視、歌曲、動畫和表情包等文化產品深受老百姓喜愛。
就漢語本體而言，如果沒有方言，則國家通用語言普通話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就會嚴重退化。從另一個角度說，普通話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方言為基礎方言，因此沒有方言也就沒有普通話的前世和今生。特別強調的是，在我國語言體系中，閩、粵、客方言具有非常特殊的地位。閩、粵、客方言幾乎都在我國南方，近幾百年來隨著華人華僑擴散到境外多個國家和地區，在日常交流、族群認同及文化傳承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紐帶作用。
漢語方言活態保護的對策
第一，維護語言權利，完善法律法規。200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布的《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第5條明確指出：“每個人都應當能夠用其選擇的語言，特別是用自己的母語來表達自己的思想，進行創作和傳播自己的作品。”2019年2月21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布了首個以“保護語言多樣性”為主題的重要永久性文件——《岳麓宣言》，該文件“申明語言多樣性政策必須首先尊重人民和社區作為語言守護者的尊嚴，尊重他們的權利”。可以說，尊重語言/方言的多樣性，捍衛母語者傳承母語的語言權利是全世界、全社會的共同責任。我國在推廣國家通用語言普通話的同時，應當履行保護其他語言和漢語方言的義務。《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四條規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的自由。”作為我國目前唯一的專門語言立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第十六條規定四種情形下“可以使用方言”，但是對漢語方言的保護、傳承問題尚未有明確的規定。該部法律已經正式施行二十多年，我國的語言生態發生了重大變化，建議適時加以修訂和完善，明確推廣普通話與保護漢語方言的關系問題。此外，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有關規定為指導，對一些不合時宜甚至個別有悖法理和情理的語文政策，進行適當調整。就少數民族語言和漢語方言走向瀕危的嚴峻形勢而言，建議我國制定一部專門的語言文字法，使推廣國家通用語言和保護少數民族語言及漢語方言都有法可依，為語言資源的保護傳承、國家語言能力的可持續發展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第二，加大宣傳力度，堅持正確輿論導向。語言是一種非常復雜的社會現象，其與人們社會生活和精神世界的方方面面都有緊密的聯系。語言既是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工具，也是人類最重要的思維工具和文化載體。《岳麓宣言》指出：“語言還是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是記錄并傳承一個族群、一個地區乃至世界獨特文化的主要載體，它有助于人們通過共享的行為模式、互動方式、認知結構和理解方式來交流并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人們如果僅僅把語言視為交際工具，那么全中國只需要學習和使用普通話，甚至全世界只需要學習和使用一種語言就足夠了，語言權利和文化認同等問題將不復存在，語言多樣性和文化多樣性將無從談起，母語傳承和語言保護也就成了偽命題。在某種程度上，語言的多樣性如自然界物種的多樣性一樣重要，沒有語言的多樣性就沒有文化的多樣性及健康的文化生態。
學術界應深入調查研究，最大程度提供充分的事實依據和科學的學理支撐。2015年以來，教育部、國家語委聯合啟動中國語言資源保護工程，迄今已經完成全國1329個漢語方言點和429個少數民族語言點的調查、保存、展示和開發利用等為核心的各項工作，出版了“中國語言資源集”“中國語言文化典藏”“中國瀕危語言志”等系列叢書，建成了世界上最大規模的有聲語言數據庫“語保工程采錄展示平臺”。參與語保工程的專家學者積極建言獻策，為我國語言資源的保護傳承提供科學的學理支撐。
地方電視臺、廣播電臺應更加積極、主動地用方言“發聲”，在全社會樹立正確的語言資源觀。近些年來，許多地方電視臺舉辦的各類方言節目如雨后春筍般紛紛涌現，如山東臺的“拉呱”、湖南臺的“越策越開心”、重慶臺的“霧都夜話”、杭州臺的“阿六頭說新聞”、汕頭臺的“厝邊頭尾”、福州臺的“攀講”、泉州臺的“講古”、漳州臺的“本地話新聞”等，年度收視率不斷攀升，既滿足了公眾“鄉音傳真情”的文化訴求，也有利于方言的活態傳承。
應創造條件制播一批語言/方言專題片或紀錄片，建設一批多媒體的語言/方言主題場館，以通俗易懂、形象生動的方式向公眾傳播語言文化知識，增強語言資源保護傳承的緊迫感和自覺性。2023年春節期間我國首部語言文化類大型紀錄片——《中國話》播出，傳遞了“千言萬語，生生不息”的價值理念，引起廣泛的社會影響。目前國內建成開館的方言主題博物館、展示館、體驗館有賀州學院語言文化博物館、上海方言文化展示體驗館、佛山嶺南方言文化博物館、溫州方言館、太原方言博物館等。中國語言資源博物館作為中國語言資源保護工程的重大標志性成果已經落戶湖南博物院，預計將于2025年開館。
第三，堅持從小抓起，營造良好語言環境。3—6歲是幼兒語言發展的窗口期，更是母語習得的黃金期，因此方言母語的傳承“從娃娃抓起”至關重要。家庭是方言保護傳承的基本單元，家庭成員要有意識地多用方言進行交流，為幼兒營造良好語言環境。
教育主管部門和學校應當鼓勵老師開設與鄉土語言文化相關的校本課程，鼓勵師生課后使用當地語言/方言進行交流，并積極開展用鄉土語言講故事、讀童謠、猜謎語、唱民歌、演曲藝等校園文化活動。通過深入宣傳，讓全社會認識到方言對于孩子認知能力、理解能力、語言交流方面的培養優勢，著力打造好以普通話為主、鄉土語言/方言為輔的校園語言環境。
語言資源的保護有賴母語傳承體系的建立，需要家庭、學校和社會形成合力。近幾年，有的城市已經作出了有益探索，如浙江省杭州市一些學校先后開設杭州話方言課程，本地教師自編教材，有意識地傳承保護杭州話，也讓孩子們通過杭州話更好地認識杭州、熱愛杭州；又如，2020年《福州市教育局關于進一步加強校園傳承福州方言的通知》發布，確定了全市32所幼兒園、小學和中學作為首批福州方言傳承學校，發揮方言傳承帶頭示范作用。
第四，融合非遺保護，多方齊抓共管。按照《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的界定，作為口頭文化傳統載體的語言/方言毫無疑問屬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然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布的《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申報書編寫指南》第23條b款iv點指出：“語言就其本身形態而言，不宜作為申報主體。”正因為如此，迄今為止各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鮮有純粹的語言遺產。實際上，我國以語言/方言作為載體的口傳文化包括俗語、故事、歌謠、曲藝、小戲等類別，已被列入各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不在少數，如屬于世界級非遺的就有昆曲、蒙古族長調民歌、侗族大歌、粵劇、格薩（斯）爾、花兒、呼麥等。另外，最近十幾年來我國先后劃定了若干個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早前還陸續確定并公布了一批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中國歷史文化名鎮名村，但都鮮少提及語言/方言的保護問題。長期以來，一些地方的語言保護和文化保護各自為政，這種“兩張皮”的狀況若不改變，不利于語言保護和文化傳承。只有全社會多方齊抓共管，才能破解難題和走出盲區。近幾年出現了一些可喜的變化，如江蘇省蘇州市于2017年通過的《蘇州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保護條例》第三十五條規定：“市人民政府應當制定蘇州方言普及推廣的扶持政策。鼓勵中小學校、幼兒園開展蘇州方言教育，鼓勵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等開展學習蘇州方言的活動，鼓勵新聞媒體開設蘇州方言的欄目。”又如福建省廈門市于2020年通過的《廈門經濟特區閩南文化保護發展辦法》，將閩南話作為閩南文化的構成要素納入保護對象，并規定了有效的保護措施，對閩南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建設起到推動作用，其做法值得肯定和推廣。再如福建省泉州市鯉城區多個部門為推動閩南方言保護與傳承，夯實閩南文化生態發展的語言環境，創建了“福娃鄉音·泉腔鯉音”閩南語公益自學平臺（“泉腔鯉音”微信小程序），深為當地群眾喜愛。
總之，我們要像保護生物多樣性和文物完整性一樣保護我們的方言母語。只有凝聚社會共識，調動多方力量，采取有效措施，才能真正實現包括漢語方言在內的我國語言資源的可持續性活態保護，為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貢獻中國智慧、中國方案和中國經驗。
【注：本文系國家語委重大科研項目“語言文字助力共同富裕的理論建構與實踐路徑研究”（項目編號：ZDA145-13）階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