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19日，習近平總書記新年后首次離京考察，來到了經歷魯甸“8·03”地震災害的云南省昭通市。立足昭通實際，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不僅要高質量做好災后恢復重建工作，更要針對昭通深度貧困的實際，以更加明確的目標，更加有力的舉措，更加有效的行動抓好脫貧攻堅，確保扶到點上，扶到根上，讓貧困群眾真正得到實惠。
昭通對于云南而言，是一個相對特殊的存在。特殊的區位、特殊的自然稟賦和人文環境、特定的歷史發展階段，注定了昭通不僅是云貴川三省結合部、烏蒙山區腹地，更是一個文化底蘊相對厚重而又高寒冷涼、人口眾多、自然承載能力嚴重不足、發展嚴重滯后的集中連片貧困地區。據時任昭通市委書記楊亞林介紹，在打響新一輪精準脫貧攻堅戰之時，昭通為全國貧困人口最多（全市貧困人口185.07萬人）、脫貧攻堅任務最重（按日歷日數計算平均每天脫貧上千人）的地級市。同時，昭通地處金沙江下游，是長江中上游重要的生態安全屏障，岸線長439.22公里。大山大水大峽谷，地質破碎、高度切割，石漠化、半石漠化比例高，2.3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承載著630萬人，山區占96%，人均耕地不足0.9畝。大部分地方氣候冷涼，云遮霧罩，光照不足。地質災害頻發，地震、滑坡、泥石流、滾石多發，可謂無災不成年。一方水土難以養活一方人，自然承載能力嚴重不足是昭通的真實寫照。特定的環境和條件，孕育出昭通人民勤勞勇敢、敢拼善斗能吃苦的本色。
進入新時代，一方面是600多萬人民群眾迫切希望改變面貌加速發展，追求更加美好生活的強烈愿望，另一方面又是有限的自然資源天花板的制約，必須堅決貫徹“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的長江經濟帶發展戰略。表面上看，生態與發展、開發與保護成了橫亙在昭通擺脫貧困、加速發展面前一對既現實又尖銳的矛盾。如何牢牢把握推進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戰略機遇，真正把昭通融入全國大局，引導全市干部深入思考和謀劃，觀大勢、把方向、理思路、抓重點、求突破，努力在順應發展大局中找準引領和支撐昭通發展的“關鍵點”“根本點”“著力點”，確保扶在點上、抓在根上？如何在局部利益與全局利益，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經濟效益與生態效益、社會效益等各種關系中找到最佳結合點，探索出一條順應發展潮流、符合具體實際、具有當地特點的高質量發展之路？這是擺在昭通干部群眾面前必須回答好的時代課題。
把人搬到人該待能發展的地方，走出大山就是勝利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生存條件惡劣、自然災害頻發的地方，通水、通路、通電等成本很高，貧困人口很難實現就地脫貧，需要實施易地搬遷。這是一個不得不為的措施，也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政策性強、難度大，需要把工作做深做細。”對昭通來講，最大的實際是“一方水土難以養活一方人”，很大一部分貧困群眾生活在深山區、石山區、高寒冷涼地區，居住極其分散、偏遠，交通等基礎設施條件差、建設成本高，生態敏感脆弱，生存條件極為惡劣，唯有易地搬遷才有脫貧出路，搬出大山就是勝利。
往哪里搬？昭通的地形地貌，除昭陽、魯甸所在的昭魯壩子，其他9個縣市均為山高坡陡的山區，甚至找不到一塊超過一平方公里的平壩。在這樣的環境條件下，這山搬那山、山頭搬山腳，既沒有那么多的土地可以安置，也沒有實際意義。因此，實施易地扶貧搬遷、推行城鎮化安置是必然之舉、不二的選擇。
通過全市統籌、整體謀劃、同步實施，昭通打破縣、鄉、村行政區劃，全面統籌空間、人口、產業三大結構，重新定位生產、生活、生態三大布局，全市累計實施35.47萬人的易地扶貧搬遷，僅在2019年短短一年的時間內，就建成23個集中安置區，其中萬人以上規模的達9個，在全國單點搬遷規模位列前5的安置區中占了3個。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在昭通中心城區周邊的靖安、卯家灣兩個跨縣區安置區，分別承接安置9115戶4.01萬人和9100戶3.9萬人。
易地搬遷絕對不是簡單的“挪窮窩”，更要“斷窮根”，昭通綜合考慮城鎮的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產業發展潛力、就業吸納能力和基本公共服務保障能力，探索提出“進城、入鎮、進廠、上樓”的安置模式，實現搬遷群眾由農村生活到城鎮生活、由農民到市民再到產業工人的跨越。2018年以后，全市所有新增易地扶貧搬遷群眾全部采取城鎮化安置，其中，中心城區和縣城安置占比高達92%，助推全市城鎮化率提高了7個百分點。2020年春節前夕，通過深入細致的群眾工作，全市近20萬搬遷大軍，天寒地凍、四面八方、遠距離全部安全有序搬遷入住，從建設到搬遷的全過程，實現安全生產“零事故”、搬遷過程“零傷亡”、群眾入住“零返回”、疫情防控“零病例”。
如今走進安置區，一棟棟新樓拔地而起，道路寬闊通暢，商鋪鱗次櫛比，小區生態宜居，扶貧車間提供就業，蔬菜基地生機盎然。在蔬菜基地工作的搬遷群眾何云龍說，現在的居住環境與過去相比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搬新家、住新房，就近就業、收入穩定，過上了甜日子，一代農村人轉變成新市民，讓人感覺恍若在夢里。實踐證明，這樣的選擇雖然過程很艱辛，短期內矛盾風險多、壓力大，但順應了時代潮流，順應了人民呼聲，切合昭通實際，體現出最大搬遷效益，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得以充分體現。2020年11月，國家發改委在昭通召開全國發展改革系統易地扶貧搬遷工作現場會，充分肯定和推廣昭通的經驗。
堅持“一配套兩支撐強服務”，確保搬得出、穩得住、能發展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強化易地搬遷后續扶持，多渠道促進就業，加強配套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搞好社會管理，確保搬遷群眾穩得住、有就業、逐步能致富。易地搬遷難點不在建房，難在配套支撐和服務保障。搬后怎么辦？昭通著力在“一配套兩支撐強服務”上下真功、求實效。
“一配套”，就是強化公共設施建設，確保配套到位。堅持系統謀劃、合理規劃、配套建設，在功能定位上始終強調不僅僅是建一個安置點，而是要建一個新區。在搬家前，提前半年就對搬遷對象逐村逐組逐戶開展易地扶貧搬遷政策清、就業清、產業清、配套清、家底清“五清”專項行動和動態管理，超前考慮和妥善解決搬家時可能面臨的一系列問題。比如，在全面摸清58898名幼兒園至高中階段學生就學情況的基礎上，配套建設幼兒園24所、小學12所、九年一貫制學校7所、普通高中1所。同時，配套建設醫療服務機構33個、派出所3個和警務室21個、便民服務中心34個、“一水兩污”項目48個。
“兩支撐”，就是抓實就業和產業支撐。一是以高度組織化推進勞動力轉移就業。昭通既是貧困人口大市，也是勞務輸出大市，600多萬人口中，有農村勞動力301萬人，其中常年轉移就業260萬人以上、省外轉移就業130萬人以上，勞務輸出是促進貧困家庭脫貧增收的重要渠道。昭通堅持把勞動力穩定轉移就業作為事關脫貧攻堅勝敗的關鍵一招，按照“近抓轉移就業為主、遠抓產業培育支撐”的思路，從提高組織化程度入手，進一步健全完善精準對接平臺和機制，引導廣大群眾積極參加“訂單式”勞務技能培訓，提高勞動素養，走出家門，走向大中城市，變自發的、無序的、沒有保障的外出務工為有計劃、有層次、有保障、高質量的勞動力轉移就業，推動增收脫貧。2023年，全市301.09萬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261.65萬人、轉移就業率達86.9%，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人數連續5年居云南省第一。二是做強做實產業就業，支撐就地就近就業。在各安置區規劃建設近8萬畝農特產業基地、9100個蔬菜和食用菌大棚，以及近60萬平方米“扶貧車間”和45萬平方米商業設施，在安置區周邊工業園區引進入駐43家電子元件、服裝加工等勞動密集型企業，開發1.18萬個公益性崗位，為搬遷群眾提供了必要的就業創業保障。多年來全市19.71萬搬遷勞動力動態就業率穩定在92%以上，獲國務院辦公廳“易地扶貧搬遷后續扶持工作成效明顯的地方”激勵。
“強服務”，就是堅持以黨建強引領，強化對搬遷群眾的服務管理。脫貧攻堅脫的是人，重點是改變人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生活習慣、精神面貌，這才是脫貧攻堅最根本的核心所在。以服務人、凝聚人、管理人、改變人為目的，以建立落實網格化管理服務機制為核心，在安置區全覆蓋組建5個臨時黨工委（管委會）、設立6個街道辦事處、成立111個黨支部和44個社區的基礎上，構建起“街道、社區、片區、樓棟、住戶”五級網格化管理服務體系，對接承接好基層黨建、基本公共服務、培訓就業、社區治理、社會保障及物業管理等工作，為搬遷群眾提供全過程、全方位、“保姆式”服務，幫助搬遷群眾盡快融入新社區、開啟新生活、謀求新發展。
讓樹長到樹該長的地方，推進生態產業化、產業生態化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良好的生態環境蘊含著無窮的經濟價值。推進生態產業化和產業生態化，培育大量生態產品走向市場，讓生態優勢源源不斷轉化為發展優勢。”對昭通來說，把人搬到人該待能發展的地方，推進人口城鎮化是破解深度貧困地區發展難題的關鍵一招，而推進產業生態化、生態產業化發展則是另一關鍵所在。功夫不負有心人，通過大量的調研和比選，昭通找到了一種適合高寒冷涼、石漠化、半石漠化山區實現生態與經濟相結合，真正貫徹生態產業化、產業生態化重要要求的最佳產業——筍用竹產業。具體來說，就是大規模發展以采筍為主、用材為輔，群眾可以長期受益的筇竹和方竹產業。
2018年，昭通市委、市政府決定把竹產業列為全市的六大產業來抓，并提出用3到5年時間，打造600萬畝竹海，實現百億元產業的目標。出臺《關于做大做強竹產業助推脫貧攻堅的意見》等系列文件，推進筍用竹產業發展。2018年以來，全市新植竹基地360萬畝，產業基地面積達628萬畝，其中筍用竹563.1萬畝。在新建基地還在逐步投產的情況下，全市竹筍、竹材產量分別達40萬噸、22萬噸，與2018年相比，竹筍產量增長4.1倍，加工產能增長6.3倍，牢牢掌握了方竹、筇竹賽道發展的主動權和市場話語權。目前，竹產業已成為昭通產業覆蓋人口最多、優勢最明顯、助農增收最突出、帶動影響力最強的高原特色農產業。比如，鹽津縣廟壩鎮紅碧村2023年竹筍產量超4000噸，一產產值6000萬元，戶均年竹筍收入8.1萬元，從貧窮村蛻變為富裕村。云南永固農業發展有限公司采取“農戶+村集體經濟+企業”的經營模式，建設基地6.5萬畝，同時參與綏江縣10萬畝方竹基地及天然筇竹等國有林管護，給當地3000余戶農戶帶來1億余元的采筍勞務收入。大關縣、鹽津縣、鎮雄縣分別榮獲“中國筇竹之鄉”“中國方竹之鄉”“中國赤水源方竹之鄉”稱號，“大關筇竹筍”獲得地理標志證明商標注冊。
2023年6月，國家鄉村振興局在昭通召開全國促進脫貧人口增收現場會，對昭通立足實際，探索創新發展蘋果、竹子等產業，促進脫貧人口持續增收方面的經驗做法給予充分肯定和推廣。
先種竹子再搬家，推動生態修復和農戶收益雙提升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堅決杜絕生態修復中的形式主義，決不允許打著生態建設的旗號干破壞生態的事情。”昭通堅持把大規模易地搬遷與退耕還林還草還竹緊密結合起來，為群山減負、讓大山增綠、助群眾增收，推動資源變資本、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三變”。特別是以盤活搬遷群眾遷出地140.81萬畝“三塊地”為重點，大力發展筍用竹產業，讓農民遷出大山以后，離地不離權、離地不離錢、利益不受損，動員廣大易地搬遷群眾先種竹子再搬家，把竹產業作為進城入鎮群眾的“綠色銀行”，讓群眾搬得安心。鎮雄碗廠、彝良小草壩、鹽津普洱、大關木桿等10萬畝以上規模竹基地成為昭通推進竹產業發展的生動縮影。
昭通還探索出更趨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讓涉竹群眾利益有保障，立足當時的實際，重點探索推動兩種模式維護群眾應得利益。
一是“黨支部+合作社+退耕還林”模式。以黨支部牽頭組建合作社，統一規劃和實施種植管理，僅收取必要的協調服務和管護費用，不改變群眾的土地權益。用好退耕還林政策，支撐解決好種苗費、種植費、頭三年管護費問題，誰實施誰享受。日常管護由合作社集中管理，到了采筍季，交由農戶自行決定是自己采筍還是承包采筍。這樣既解放了大部分農戶的就業自由，安心進城務工，又充分保障了群眾利益。大關縣木桿鎮細沙村2017年在退耕還林等政策支持下，按照“黨支部+合作社+集體經濟公司”模式，新植筇竹2.5萬畝，全村竹林面積達4.8萬畝，戶均51畝。
二是“龍頭企業+合作社+黨支部”模式。通過黨支部牽頭組織合作社，再與龍頭企業合作，既避免龍頭企業直接面對千家萬戶，又通過合作社占股確保群眾利益。改變農戶簡單地把土地流轉給企業一轉了事、得利甚少的做法，把各項政策支持、農戶土地資源等作為合作社股權，與企業構建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進而再分配到農戶，同時農戶也可以入企務工增收。通過這樣的模式，企業實現持續發展，合作社不斷發展壯大，黨支部也在發展中進一步增強了引領力、號召力。永善縣云南七彩食品有限公司通過“公司+合作社+農戶”模式，帶動全縣11個專業合作社54個村集體發展竹產業10余萬畝，公司下轄9個竹筍初加工廠，帶動就業950余人，2023年加工竹筍8000噸、營收1.5億元，創稅近700萬元。2023年，在投產面積僅達52%的情況下，昭通市竹產業總產值137億元，主產區戶均收入超過2萬元，帶動覆蓋區外就近務工人員3萬余人、人均務工收入超1.5萬元。目前竹產業已成為昭通覆蓋人口最多、生態效益較好、促進農民增收明顯的重要農產業，為筑牢長江上游生態安全屏障、推動生態脆弱敏感地區產業發展提供了昭通實踐方案。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在扶貧攻堅工作中采取的重要舉措，就是實施精準扶貧方略，找到‘貧根’，對癥下藥，靶向治療。”昭通的經驗表明，在生存條件惡劣、自然災害頻發的地方，走易地搬遷與生態建設融合發展的新路子，是一條可行而且能夠成功的脫貧致富道路，充分體現了精準扶貧方略的巨大作用。這也啟示我們，注重生態與發展、開發與保護這條路子，雖然艱難，但卻是利于長遠、群眾受益的正確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