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中國式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必須增強文化自信，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弘揚革命文化，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加快適應信息技術迅猛發展新形勢，培育形成規模宏大的優秀文化人才隊伍，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物質富足、精神富有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根本要求。站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實現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戰略高度，一個正在強起來的中華民族要實現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歷史使命，我們必須深刻認識文化與經濟之間的關系，深入研究和總結文化與經濟融合發展的基本規律，立足國情，從悠久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智慧，努力構建具有中國特色自主知識體系的人文經濟學，在中國式現代化新征程中，以經濟的發展厚實我國文化基礎，以人文的滋養提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質的含量，在高水平上推動我國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促進、相得益彰。
充分認識文化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
文化不僅能夠激發一個民族的創造力、增強民族自信心、提升國民整體素質，而且對經濟社會發展有著多方面的深遠影響。伴隨著社會科技進步，我國文化事業日益融入經濟發展，極大地推動了社會文化消費和文化產業發展，為促進經濟增長、優化經濟結構、形成新的發展動力提供了重要支撐。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始終堅持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兩手抓、兩手硬，在強調發展是硬道理的同時，大力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發展，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發展與經濟發展相互促進的新路子。一方面，我國經濟持續增長，創造了經濟發展奇跡；另一方面，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全面繁榮發展，為人民提供了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糧。進入新發展階段，文化產業因其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科技含量高、低碳綠色等特點，對推動國民經濟轉型升級、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需要、實現高質量發展正在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一組數據可以看出，我國文化發展對國民經濟增長的影響日益明顯：據國家統計局資料，從2012年至2022年十年間，我國文化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3.48%提高到4.46%，對GDP增量的貢獻率呈逐年提高態勢。2023年全國規模以上文化及相關產業企業實現營業收入近13萬億元，同比增長8.2%，實現利潤同比增長30.9%。其中，文化核心領域實現營業收入的貢獻率為93.3%；文化服務業實現營業收入增速明顯快于全國規模以上服務業企業整體水平。特別是近年來，文化新業態新模式蓬勃發展，對全部規模以上文化企業營收增長貢獻率高達70.9%，像可穿戴智能文化設備制造、數字出版、多媒體游戲動漫和數字出版軟件開發、互聯網搜索服務、娛樂用智能無人飛行器制造、互聯網其他信息服務6個行業營收和利潤增速明顯，既增強了文化產業內在韌性，為經濟增長蓄積了新基礎、提供了新動能，又以創新的文化產品和服務供給創造了城鄉居民文化消費新需求。
文化發展與經濟發展呈現高度相關性，耦合度日漸增強。從中國人民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發布的2023年中國省市文化產業發展指數看，經濟發達省份和近年來經濟快速增長的省市，其文化產業發展指數均排在前列，北京、廣東、浙江、上海、山東、江蘇、四川、河南、福建、安徽的文化產業發展綜合指數位居前十，這可以充分佐證經濟發展和文化發展的高度相關性。經濟發展推進文化產業規模化、集約化、品牌化，推動文化產業與科技金融快速融合，由此釋放文化新消費、新業態、新服務對經濟增長的溢出效應。近年來，在我國經濟回穩向好態勢下，全國文化消費市場強勁復蘇，人均教育文化娛樂消費支出高速增長。2023年，全國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娛樂消費支出達到2904元，增長17.6%，占人均消費支出的比重為10.8%；國內出游人次達到48.91億，同比增長93.3%；國內游客出游總花費4.91萬億元，同比增長140.3%。文化消費增加、文旅產業發展創新又進一步激發了城市經濟活力、助推國家鄉村全面振興重大戰略的實施。像淄博燒烤、哈爾濱冰雪經濟等文旅新消費熱點爆款頻出、熱度居高不下；一些農村地區大力開展以文化產業賦能鄉村振興，村超、村BA、村晚等文旅熱點不斷涌現，既增強了地方文化品牌價值，促進了文旅深度融合，又帶動了當地經濟社會發展。2023年貴州黔東南榕江縣“村超”賽事期間，實現旅游綜合收入38.34億元，農特產品銷售額4.01億元，同比增長57.92%。
從國際發展趨勢看，當今經濟發達國家都十分重視文化發展在經濟發展和國家競爭中的作用，文化被提升為與資本、資源、管理等戰略要素相同的地位，成為發展中的關鍵要素之一，制定文化產業政策和文化發展戰略成為提高國家和城市競爭力的主要路徑。像美、英、日、韓等國文化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都超過了15%，成為國家經濟的支柱性產業。
文化產業是美國最具國際競爭力的重要產業之一，是美國國家財富和國際競爭優勢的重要源泉。據有關資料，美國非營利性文化藝術產業每年直接或間接拉動的經濟效益為369億美元，提供了130萬個就業機會。美國文化產業的成長壯大，不僅極大推動了美國經濟的發展，一定意義上也成就了其在國際上的“文化霸權”，以此不斷向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輸出其價值觀念。
英國在二戰后也一直重視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其規模與金融業相當，成為其國家六大戰略經濟產業之一和國家經濟最具活力的部分，比如，其音樂產業在世界上的地位僅次于美國，每年能為英國帶來很大出口利潤。以浪漫文化著稱的法國多年來以維護民族文化發展其文化產業，法國政府以政府投入和市場運營，大力發展法國戲劇、博物館與歷史名勝等文化行業，政府每年都撥出幾十億歐元用于興建圖書館、博物館、劇場等文化設施。以工業制造聞名的德國則融合制造業文化發展會展經濟，卓越的會展業成為德國文化產業中的亮點，該行業每年創造的產值高達280億歐元，通過舉辦展會保障了23萬個就業崗位。歐盟成立以來作為一個統一體，一直強調文化與社會發展的一體化，不斷加大文化產業投入，促進文藝影視傳播和跨文化對話，在推動歐盟經濟復蘇中實現多民族文化的生態平衡。
與我們文化背景相近的日韓兩國也高度重視發展文化產業。日本的文化內容產業一直是該國高成長產業，動漫、游戲軟件等具有代表性的日本內容產業具有世界影響力，日本動畫片產業占世界份額的65%，其每年向美國出口的動畫片金額是其對美出口鋼鐵總額的3倍。韓國以“文化立國”為基本方針，把文化產業作為實現21世紀文化大國、知識經濟強國目標的戰略性產業，其文化產業份額在韓國經濟中也是舉足輕重。
深刻理解文化與經濟相互耦合的理論邏輯
通過一系列數據和經濟指標，我們只是從現象上認識文化發展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但要認識和把握文化與經濟相互促進、相互耦合的本質所在，還需要從其內生機理和理論邏輯上加以理解。
從文化的定義上說，文化是相對于經濟、政治而言的人類全部精神活動及其表現方式。文化首先是一種社會現象，是由人類長期生產活動和社會實踐創造表現出來的語言文字、風土人情、傳統習俗、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倫理道德，以及科學技術、社會秩序、法律制度，乃至于價值觀念、審美情趣、精神圖騰等等。文化又是一種歷史現象，是人類社會與歷史的積淀，凝結在物質之中又游離于物質之外，體現為被人們普遍認可又能為國家和民族傳承、傳播的意識形態，是人類在不斷認識自我、改造自我、認識自然和改造自然的過程中對客觀世界感性上的知識與經驗的升華。顯然，文化的范疇要遠大于經濟、政治概念。因而，論及文化對經濟的影響或作用，既要基于物質文明，又要超越物質文明。概而言之，文化是人類文明演進中在一定的物質生產方式基礎上產生和發展的社會精神生活方式的總和。
在人類歷史中，文化與經濟是時而相互促進，時而相互阻礙的。雖然文化的形成與人類的經濟行為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但在成形之后會固化為相當長時期的社會意識形態，并潛移默化地融入當時當地的社會制度、社會規范和社會秩序，進而影響整個社會的經濟行為和價值觀念。比如，我國封建社會長期尊崇儒家思想，宣揚“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封建文化為人們從商活動貼上了“義”與“利”不相容的道德標簽，文化上對逐利的鄙視大大抑制了中國商業社會的發展。其實，西方資本主義文明興起之前也是如此，傳統西方社會對于商業活動和商人印象也大多是負面的，特別是在漫長的中世紀里，神學高于一切，公開標榜追求物質利益是魔鬼附身。只有到了15、16世紀，西方社會掀起宗教改革和思想啟蒙運動，形成了新教倫理精神，文化變革才滌蕩了長期以來重農抑商的社會價值觀，為近代資本主義發展掃清了障礙，催生出新的商業文明，原本為上流社會不恥的經濟社會活躍了起來，資本主義文化從此引領了歐洲工業文明進程、市場經濟社會的發育，乃至于基于資本擴張本性的殖民主義文化的輸出。
資本主義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一部劃時代著作《國富論》奠定了自由市場經濟的理論基礎，揭示了基于利己主義推動經濟增長的內在動因和本質。同時，他的另一部偉大作品《道德情操論》又以道德倫理視角，論述了具有利己主義本性的個人應該怎樣控制其感情和行為，以及怎樣建立一個具有確定行為準則的社會來約束資本社會的貪婪和欲望膨脹。一定意義上說，在人類社會開始真正進入商業文明時代，斯密就深刻闡釋了人文精神與商業社會經濟發展的對立統一關系，孕育了人文經濟學的思想萌芽。
自此以后的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綜合學派等過于注重經濟理性，崇尚工具主義，將復雜的經濟生活和經濟運行抽象為簡單的供求關系和競爭法則，各種現實世界中的“非理性”因素，如歷史、習俗、倫理、文化意識、制度沖突等，都被盡可能地排除在主流經濟學研究框架之外，盡管現實中政治、法律、倫理等文化價值觀等對經濟體系的影響和作用不可忽視，但新古典經濟學假定這些文化因素均是外生給定的，因而對經濟績效不產生影響。這就使得西方主流經濟學日益成為一門抽象的語言而喪失了實際內容。
經過幾次傷筋動骨的經濟大危機之后，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在上世紀3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康芒斯撰寫的“制度經濟學”基礎上，以羅納德·科斯、道格拉斯·諾思等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派將制度作為經濟運行過程中的一個內生變量，把經濟活動置于整個社會關系和制度體系中進行審視，嘗試從習俗、觀念、法律、歷史等諸方面探究其對個人和群體偏好及行為產生的影響，實際上，這就是基于文化的大范疇來研究各種制度因素對經濟行為和經濟發展的影響，以及經濟發展如何影響各制度因素的演變。后來的經濟學家阿夫納·格雷夫進一步通過國別比較研究揭示了文化在決定制度性結構、促進路徑依賴的形成以及阻礙社會制度被成功采用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分析了文化信念對社會組織以及秩序安排的構建與變遷的影響，指出了在歷史進程中不同的文化信念和文化背景對經濟發展具有重大意義。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則更清晰地指出，經濟制度、經濟發展的實踐是基于文化變革意義上的。文化不僅起到了推動某一種特定經濟制度出現的作用，同時也為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價值依據。
進入21世紀，隨著經濟全球化和互聯網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文化與經濟的關系日益緊密，文化與經濟全球一體化的進程勢不可擋。在經濟領域中，文化作為商品的比重大為增加，各種文化形態以各種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的形式日益融入經濟發展進程，并嵌入各種社會制度，既以產業化的方式推動著經濟發展，又以文化價值觀的滲透推進社會制度的變遷。過去那種只專注以經濟論經濟、以文化論文化，已經不可能理解飛速變化的經濟社會，深入研究人文與經濟之間的內在關系，便成為各國經濟學家、文化學家、政治學家共同面對的極為復雜的哲學社會科學門類。
事實上，有“千年第一思想家”之譽的馬克思早就深刻揭示了人類歷史進程中文化與經濟的關系。馬克思主義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經濟是基礎，文化屬于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必然影響經濟基礎。馬克思指出，在不同的經濟和社會環境中，人們生產不同的思想和文化，思想文化建設雖然決定于經濟基礎，但又對經濟基礎發生反作用。先進的思想文化一旦被群眾掌握，就會轉化為強大的物質力量；反之，落后的、錯誤的觀念如果不破除，就會成為社會發展進步的桎梏。正是立足于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立場，充滿著人文主義的關懷，馬克思主義人文經濟思想源于那個時代但又超越了那個時代，成為當今中國研究好、開創好新的人文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和精神內核。
驅動文化與經濟兩個輪子助推中國式現代化
今天的中國已經日益走近世界舞臺的中央，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越來越近。在中國式現代化新征程上，文化繁榮和經濟發展是并駕齊驅的兩個輪子。沒有強大的物質基礎，現代化強國目標就難以實現；沒有中華文化的繁榮興盛，也沒有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我們需要站在新的歷史方位，進一步深刻理解文化與經濟的關系，不斷推進文化與經濟融合發展的實踐創新、理論創新，為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作出貢獻。
深厚的文化積淀為新時代的商業文明提供了豐厚的人文滋養。我們既要看到在傳統社會，中華文化中確有不少禁錮思想束縛了經濟社會發展和人的獨立創造精神，但經過歷史進程的大浪淘沙，中華傳統文化長期蘊積而成的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的社會理想，民為邦本、為政以德的治理經驗，九州共貫、多元一體的大一統傳統，修齊治平、興亡有責的家國情懷，厚德載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義利兼顧的經濟倫理，天人合一、萬物并育的生態理念，實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學思想，執兩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維方法，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的交往之道，革故鼎新、輝光日新的創新精神等優秀品質，不僅共同塑造出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錘煉出中華民族不懼新挑戰、勇于接受新事物的進取精神和無畏品格，也為新時代的商業文明提供了豐厚的人文滋養，是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現高質量發展、實現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現代化的重要精神力量。
保障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協調、相互促進。實現中國式現代化，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確保社會公平正義，就必須保障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協調、相互促進。一方面，我們要以創新引領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加快發展方式轉變，優化經濟結構，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不斷厚植現代化的物質基礎，不斷夯實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質條件；另一方面，要順應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加快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繁榮發展，讓全體人民始終擁有團結奮斗的思想基礎、開拓進取的主動精神、健康向上的價值追求，不斷提高全社會文明程度，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走和平發展道路，為世界發展創造新機遇。資本主義世界以資本為中心，通過戰爭、殖民、掠奪稱霸世界，造成全球經濟政治格局的嚴重分化和世界經濟發展的不平等不均衡。中國式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我們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秉承包容、互惠、共贏原則，致力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以海納百川的博大胸懷汲取人類一切文明進步成果，以守正創新精神，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中國正在以自己的和平發展為世界發展創造新機遇，努力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為人類作出更大貢獻。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國家行政學院出版社社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