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共生傳播是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在漫長歷史進程中積淀的確證自我與他者、外在與內在有機融合發展的獨特傳播取向。換言之，共生傳播成為言說中華文明何以延續五千年的傳播機制和中華民族共同體何以從自在到自覺、自為再到自信的傳播原理。作為中華文明突出特性之一的“包容性”體現著“中華民族是一個”“中華民族是一家”“中華民族是一脈”觀念背后的共生傳播智慧，更落實在“中華民族是一體”的觀念與實踐交融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從而構建出以“心傳天下·和合共生”為理論內核的民族共生傳播學。
【關鍵詞】中華文明 中華民族 和合共生 共生傳播
【中圖分類號】C912.6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11.007
【作者簡介】謝清果，廈門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華夏傳播學、傳播思想史、媒介學、華夏文明傳播。主要著作有《華夏自我傳播的理論建構》《共生交往觀：文明傳播的“中國方案”》《華夏傳播研究：媒介學的視角》等。
2019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指出：“一部中國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匯聚成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歷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締造、發展、鞏固統一的偉大祖國的歷史。各民族之所以團結融合，多元之所以聚為一體，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經濟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親近，源自中華民族追求團結統一的內生動力。正因為如此，中華文明才具有無與倫比的包容性和吸納力，才可久可大、根深葉茂。”[1]這一論斷簡明扼要地指出了中華民族與中華文明之間的共生關系，亦即中華文明的包容性乃是中華民族在長期歷史進程中形成多元一體獨特格局的內生動力。同時，“包容性”從學理上闡明了共生交往觀是中華民族創造的具有人類文明高度的觀念表征。這一觀念的基本內涵是，不論文明內部的交流交融，還是文明間的交流互鑒都應當秉持兼容并包的開放性和涵化性。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從歷史與實踐上證明共生交往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可久可大的生存范式，亦即和而不同、不同而合的交往實踐。可以說，和合共生是中華民族對內凝聚、對外自信的底氣、骨氣和志氣所在。“包容性”是中華民族“和合共生”思想的本質屬性，是講好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故事的根本指南。
中華文明的“包容性”孕育了中華民族“心傳天下·和合共生”的傳播氣質
中華文明在悠久的發展歷程中形成了自己安身立命的突出特性。這些特性本質上是文明浸染出的獨特氣質，而這種氣質也是在與其他文明的交流交往和互動互融中不斷被中華民族和其他民族所感知和確認的，其中的突出特質之一即“心傳天下·和合共生”的傳播氣質。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從來不用單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匯聚成共同文化，化解沖突，凝聚共識。中華文化認同超越地域鄉土、血緣世系、宗教信仰等，把內部差異極大的廣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越包容，就越是得到認同和維護，就越會綿延不斷。”[2]中華文明的包容性體現在不倡導取代或沖突的思維，而是堅持“執兩用中、守中致和”的包容思維，由此產生的“匯聚”“凝聚”效應，能夠“化解”“超越”差異，以達到“整合”“認同”和“綿延”的可持續性效果。同時，中華文明之所以能夠綿延不斷、生生不息，即“中華文明的博大氣象，就得益于中華文化自古以來開放的姿態、包容的胸懷。秉持開放包容，就是要更加積極主動地學習借鑒人類創造的一切優秀文明成果。無論是對內提升先進文化的凝聚力感召力，還是對外增強中華文明的傳播力影響力，都離不開融通中外、貫通古今。”[3]正因為中華文明能夠以“包容性”化解“中西古今之爭”，從而實現了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理想效果。從傳播角度講，我們將“包容性”表述為“心傳天下·和合共生”。中華文明以胸懷天下的氣魄，致力于“天下一家”的交往實踐；在交往的過程中，傳遞著“道通為一”的理念，秉承著“和合”的關系互動原則，以期達到“共生”這一富含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意義共享”目的。
中華文明與中華民族存在共生傳播關系。共生傳播（或稱“共生交往”）是本土傳播學領域表述中華文明“和合共生”傳播觀念、歷史和現實實踐的一個特色鮮明的學術概念。這個學術概念首創于《共生交往觀的闡揚：作為傳播觀念的“中國”》一文。該文認為“中國”作為中國人的信仰，是揭開中華文明何以延續五千年傳播原理的一把鑰匙。因為作為傳播觀念的“中國”根植于作為文化觀念的“中國”。“中國”這一觀念的本質內涵是以中立國，行中道之國。“中”意味著交通、中和、舒適、均勢、中正和常態，標志著一切動態和諧的關系。[4]正如吳予敏先生所言：“歷史上人們的傳播行為，尤其是制度化的傳播行為，都是在一定的傳播觀念支配下發生的。”[5]換言之，“傳播觀念的形成和發展本身是特定的文化現象，它是人們如何理解傳播、如何對待傳播、如何實施傳播的思想前提。傳播觀念具有歷史的延續性和社會的普適性。”[6]而“中”（“中國”即為執中的國）正是中華民族處理一切關系的元傳播觀念。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傳播學本質上是一種關系傳播學，而這里的“關系”又是基于共生、為了共生的一種中國式關系，因此，又可稱為“共生傳播學”。在倡導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今天，“共生傳播學”正是建構具有中國價值、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的中國傳播學應有的取向。
基于這樣的思路，筆者提出中華文明與中華民族的關系，無論是歷史進程中的還是觀念形態上的，抑或是現實發展著的關系，都是一種共生傳播實踐。歷史上，中華文明由其發端時期的滿天星斗到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其機制——借鑒趙汀陽先生漩渦模型的表述——是憑借中原發展起來的漢字文化以及以“配天”“天下”理念的制度設計形成的巨大的文明吸引力，從而使周邊各民族文化都“逐鹿中原”，以加入這一中心為榮。因為，“天下秩序是能夠化解旋渦的激烈沖突而兼收并蓄的萬民共在制度，它開創了多文化、多民族的共生模式，也創制了權力分治一體模式。”[7]
中華文化的魅力體現在“以中為文，能中為大”和“人立天地間，行天人合一”之道。這種以“中”為表征的共生傳播理念，能夠較好地處理人類文明中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自我身心關系的核心問題，從而形成中華文明獨特的傳播機制。而這種傳播機制最鮮明的特點就是“包容性”：因包容而能創新；因包容而能統一；因包容而能和平；因包容而能連續。包容性不僅是理解中華文明特性的關鍵點，也是把握本土傳播智慧的著手處。從共生傳播的視域來看，我們甚至可以將包括“包容性”在內的中華文明五大突出特性，歸納為“共生性”。和平性確立了以和為貴、對話溝通的交往氣質；包容性體現了在交流過程中對差異和沖突的理解與化解；統一性高揚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整體性思維；創新性表達的是自強不息沖破一切阻礙人類溝通的觀念和制度限制，在變化中求得通暢；連續性則表征著一切人類的行動實現了諸多關系的共生，形成了同舟共濟的狀態，因而在一切場景下能夠表現為可持續發展和包容性發展。從觀念形態上講，五大突出特性本身也是共生關系，相互聯系、相互成就。從現實形態而言，中國提出和實施的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以及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等“全球三大倡議”，還有落實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和推進碳達峰碳中和等行動，都表明當代的中國依然延續和發揚著古老中國的文明智慧。從這個意義上講，只有從共生傳播角度才能更好地理解中華文明生生不息背后的突出特質和傳播原理，也只有構建“共生傳播學”，才能為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和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堅實的傳播理論支撐。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生成貫穿于中華文明突出特性的涵養進程。2023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鮮明提出了中華文明具有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大突出特性。中華民族是中華文明的創造主體，在五千多年波瀾壯闊的文明締造過程中，中華民族形成了自身獨特的民族品格，涵養了民族氣質，塑造了民族自信自強意識，亦形塑了中華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各族人民在中華大地上，在不同族群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共同開拓了我們的疆域，書寫了我們的歷史，創造了我們的文化，構筑了我們共同的精神家園。因而，在近代民族危難之際，“中華民族”觀念能應時而出，成為回應西方民族國家觀念的中國方案，這是一種民族覺醒的標志，即“自覺”狀態。此后，“中華民族”成為中國人民擺脫民族困境、重塑民族自信的觀念指引，進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我們黨創造性地把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同中國民族問題具體實際相結合，確立了黨的民族理論和民族政策，把民族平等作為立國的根本原則之一，制訂和實施了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等民族政策，有效地解決了多民族國家如何實現各民族平等團結、共同繁榮的體制機制問題，可謂是一種“自為”狀態。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站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高度，提出了“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理念，鮮明提出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作為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的主線、作為民族地區各項工作的主線。中華民族共同體相關理論的提出就是為了回應為什么要建設中華民族共同體，如何建設中華民族共同體等一系列事關中華民族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從而讓我們能夠從容自信地處理好民族問題、做好民族工作，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凝心聚力。當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正是關鍵著力點，也是建構中華民族共同體相關理論的實踐篇。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改革開放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強調中華民族大家庭、中華民族共同體、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等理念，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貫徹黨的民族理論和民族政策，積累了把握民族問題、做好民族工作的寶貴經驗，形成了黨關于加強和改進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8]“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與“中華民族大家庭”“中華民族共同體”等主張本身也是一脈相承和相互包容的，也即互相之間是共生關系，而這亦是中華民族“心傳天下·和合共生”傳播氣質的體現，表現出從容不迫、有容乃大、永續發展的風范。由此可見，中華文明的包容性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從自在、自覺、自為到自信的內在機理。
中華文明的“包容性”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共生傳播的精神支柱和動力機制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的包容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取向，決定了中國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諧格局，決定了中華文化對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開放胸懷。”[9]包容性的意義在以上“三個決定”中也得以體現。其一，包容性是“三交”的結果，也是“三交”的指導思想，可以說，越“三交”就越包容，越“包容”也越有利于“三交”。這也是中華民族能夠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越滾越結實的重要原因。其二，包容性體現在以宗教信仰為突出內容的精神世界中，人們普遍信仰“包容”是一種崇高且能生長的德性。《尚書·君陳》有言：“有容，德乃大”。正因秉持這樣的信念，才能夠做到宗教信仰自由、價值觀多元，并共處于一個統一體中。其三，在不同文明的交往方面，包容性體現為中華文明始終持有兼收并蓄的開放胸懷，且能做到內外一致、表里如一。對內，不同民族能夠共同繁榮、和睦相處；對外，能與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鑒。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開放包容始終是文明發展的活力來源，也是文化自信的顯著標志。”[10]
從中華傳統文化中的重要觀念上講，“包容性”可以歸納為“一”，即天人合一。分而論之，《周易》有言：“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易傳·系辭下》）中華民族相信世界終究有個共同的歸宿，萬變不離其宗，那就是“一”。儒家追求“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世界需要一套共同的行為規則，不能各行其是，這就是“一”。道家強調“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莊子·齊物論》），應該從整體觀出發看待世界，才能和合共生，這也是“一”。佛家講究“若世界實有者，即是一合相”，這個世界本性是虛空的，這一點是共通的，不應有分別心，這還是“一”。正是這種對“一”的追求，涵養了中華文明的“包容性”，也生成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體現著“共生傳播”的實踐機理。對此，我們可從以下三個“一”中加以具體領悟。
“中華民族是一個”理念突出了中華民族的“統一性”，也呼應了中華文明的“包容性”。1939年，我國正值抗日戰爭的艱難時期，滿腔愛國之情的顧頡剛先生為喚起中華民族共御外侮的意識和決心，在《益世報·邊疆周刊》發表題為《中華民族是一個》的文章，提出“我們對內沒有什么民族之分，對外只有一個中華民族”的號召。[11]而后費孝通先生回應認為應該還是有民族之分。誠然如是。不過，“中華民族是一個”的觀點是極具號召力的。那又當如何表述中國大地上有56個民族這一事實？馬戎認為，為了區分“中華民族”與“各民族”在民族概念上的混淆，建議從“國族”意義上標識“中華民族”，從“族群”意義上標識各民族。[12]從數量上強調中華民族是一，而不是多。這里的“一”即一個整體，而不是多個的混合，是1加1大于2的整體，是區別于且高于各民族的一種更具包容性的民族觀念——中華民族，即國族、國家民族，（Chinese nation），而將包括漢族在內的各民族都稱為“族群”（ethnic groups）。中華文明的傳承和中華文化傳播發生于同一個中國意義上各個族群間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過程之中，在回應西方民族國家觀念沖擊的背景下，自然而然“中華民族”就成為各個族群共有的民族標識。也有學者研究指出，“民族”并不是中國的原初觀念，現存少數“民族”字眼的文獻往往是“氏族”“宗族”“族群”等觀念誤抄訛傳而成的。如此，探索中國本土民族的觀念，應該從本土自有觀念出發加以研究，也就是說在表達中國各民族的時候，應當強調的是族群，而不是西方國家所用的民族國家的意義。可見，“中華民族”與“各民族”的概念是內在自洽的。
溯源歷史，在中華文明早期發展歷程中，不同地域的族群文化之間早已存在交往交流交融的現象，中華古代文明考古遺存留下了相關的歷史印記，例如，考古學家指出，“距今5000多年前，我國不同地理單元的區域文化在互相融合方面更加具有同一性，良渚文明中發現有數千里之外的西遼河流域紅山文化特征的玉器”，因此，“交流互動中的融合，不僅是中華文明形成過程中的突出特性，也是中華文明起源、形成與發展的源動力”。[13]從這一點而言，我們的祖先在文明誕生之初就走在文明包容的道路上，也走在族群融合的道路上。從信仰層次而言，許多遺址中廣泛存在龍崇拜的跡象，也可窺見族群交融之一斑。可見，中華大地上的各族群經過長期融合形塑了共同的“中國性”，形成了統一的民族——“中華民族”。包容性作為“中國性”的突出表現，是中華文明在中華大地上不斷積淀而成的一種精神品質，并不是一種設想和期許，而是真真切切的文明基因。正如許宏先生在《最早的中國》一書中指出，二里頭宮殿中軸線對稱，是最早的“紫禁城”。
“中華民族是一個”理念強調的是中華民族是一個國家共同體，亦即強調“中華民族的完整性”[14]。在面對西方列強入侵、國家衰落和民族危亡的歷史困境時，“中華民族”以一個共同體的形式與列強抗爭，代表全國各族同胞與外國交涉，以盡可能地維護主權、領土完整和發展利益。正如顧頡剛先生所說：“我們從來沒有種族的成見，只要能在中國疆域之內受一個政府的統治，就會彼此承認都是同等一體的人民。”[15]
“中華民族是一家”理念突出中華民族的“包容性”與中華文明的“包容性”。中華文明的賡續不輟是中華各民族的各種不同信仰、文化共同镕鑄而成的，各民族具體的信仰、文化可以千差萬別，卻都有一個共同的信仰，即文化“中國”，具體而言，也可以概括為對共生交往觀的篤定信仰。中國人不論男女老少、不論民族都是一家人，“中國”是這一家傳承延續的政治共同體。因為我們有著共同的國族認同，我們都認同家是最小國，國是最大家；國是由千千萬萬家組成的政治共同體，具有共有的利益與價值信仰，且都有著維護和諧統一的堅定追求。因此，以“家”來代表中華民族共同體是具有中國特色的隱喻方式。
喬治·萊考夫（Lakoff）和馬克·約翰遜（Johnson）在《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一書中指出“隱喻的本質就是通過另一種事物來理解和體驗當前的事物”，[16]“對于我們來說十分重要的概念要么是抽象的，要么是我們的經驗中界定不明確的（情感、想法、時間等），所以我們需要借助那些我們清楚理解的其他概念（空間方位、物體等）來掌握他們”。[17]“家”是理解和把握中華民族共同體最為鮮明的隱喻。中華民族歷來講求“天下一家”，就是將溫馨和諧的家作為人類消除斗爭而相親相愛的理想狀態的表征。“家”對中華民族這一文明體而言是最小的共同體，和諧的家庭是繁榮的民族共同體的基石。56個民族是一家，就是以“家”作為“中華民族”的隱喻，而各民族都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員。“家”這一概念為我們理解“中華民族”與“各民族”概念的關系提供了一個客觀具象，那就是中華民族是家、是整體，是具有共同利益、共同情感、共同價值、共同目標的共生體，而各民族是家庭成員，彼此之間有著深厚的親緣關系。也正因為各民族之間有著天生的親緣關系，因而各民族相遇相知相親于中華民族大家庭，肝膽相照、榮辱與共，共同開創了中華民族輝煌的過去，也能在家庭歸屬感和榮譽感的影響下，共同開創更加燦爛美好的未來。
“家”是個包容的場所，是一個能夠為家庭成員遮風擋雨的場所。有了家的觀念，中國就成為我們的地理家園，中華文明就成為我們的精神家園，中華民族就成為了一家。通常認為，“中華文明的包容性主要體現在中華民族處理人與人、內部與外部以及不同群體的關系時所彰顯出的兼收并蓄、博采眾長、貴和持中的一套價值規范”。[18]從共生傳播的視域看，“包容性”本身就是一種內含價值取向的傳播觀念，表現為諸多關系和諧共生的內在調適活動，將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有機統一起來，從而產生了極富創造力且具有自我規定性的生活方式，表現為傳播實踐。因此，我們在討論中華文明的包容性時，一方面，指的是觀念，是具有本體論意義的存在，即壁立千仞，無欲則剛，有著千仞之勢，自然無言則威。換言之，包容性是蘊含著力量的包容性，無法統一的包容是無力的。另一方面，指的是實踐，“海納百川，有容乃大”，能夠以包容的態度處理自我與他者的關系，從而使關系保持必要的張力，始終堅持文化主體性，確保文化的自我生命力。這樣的“包容性”體現的是中華文明博大精深的自信力，也是實現中華民族一家親的強大凝聚力。換言之，這樣的包容是有力的，但不是強制之力，是吸引力、感召力、凝聚力。同時，中華文明的包容性也體現為“家”觀念的開放性，即“家”既可以是血緣關系的小家，又可以是文緣相通的國家，還可以是異骨同親的天下（世界）一家。
回望歷史，以隋唐為例，各民族是一家的觀念已然是一種國家主流意識。開皇三年（公元583年），隋文帝曾下詔書：“方今區宇一家，煙火萬里，百姓乂安，四夷賓服。”[19]可見，天下一家、民族團結是國家的期盼。當時大臣裴矩也多次進言倡導致力于促進隋朝與西域民族關系：“皇上膺天育物，無隔華夷，率土黔黎，莫不慕化。風行所及，日入以來，職貢皆通，無遠不至”[20]；“圣情含養，澤及普天，服而撫之，務存安輯……混一戎夏，其在茲乎”[21]。其中“無隔華夷”與“混一戎夏”的觀念都富有遠見卓識。其后，唐太宗曾言：“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22]他強調的是，國家當如父母一般一同愛護華夏族和各民族。唐太宗還在貞觀十八年（公元644年）分析說，“夷狄亦人耳，其情與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澤不加，不必猜忌異類。蓋德澤洽，則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則骨肉不免為讎敵”。[23]也就是說，要注重民族平等，各民族通過交流交融能夠摒棄隔閡、增加信任、可親如一家。由此可見，“華夷一家”觀念已然是一種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傳統表達，也成為隋唐之后處理民族關系的基本策略。[24]
中國共產黨傳承創新了“華夷一家”理念，確立了“中華民族大家庭”思想。從宏觀上講，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在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形成過程中，各民族之間有矛盾沖突更有交流融合，在沖突和融合中關系越來越密切，成為民族關系的主流。從先秦到秦漢，經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到宋元明清，千百年的交流融合，使得各民族難分難解，終于形成56個民族共同組成的血脈相連、休戚與共、團結進步的中華民族大家庭。”[25]中華民族大家庭是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進程中形成的，也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家國情懷”“家國同構”理念的延續，這使得“中華民族大家庭”話語敘事，更能喚起各族人民內心深處的認同感，發揮黏合功能，起到社會整合作用。[26]從微觀上講，一方面，需要正確落實“中華民族大家庭”觀念。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在中華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不分人口多少、歷史長短、發展水平高低一律平等”；“要保證各民族共同當家作主、參與國家事務管理，保障各族群眾合法權益，堅決反對大漢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禁止對任何民族的歧視”。[27]堅持民族平等的原則要增強各民族間的親和力，既避免狹隘的地方民族主義，又要防止大漢族主義，推動各民族相向而行。另一方面，各民族應遵守中華民族大家庭共同的行為準則，即“要不斷增強不同民族個體的國家意識、公民意識，以保證這種大家庭的凝聚力”。[28]在事關國家民族大義問題上，沒有哪個民族能夠例外。在具體的實踐中，偉大祖國需要共同建設，美好生活自然一起共享，“各民族都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一份子，脫貧、全面小康、現代化，一個民族也不能少。各族群眾攜手并進，共同邁入全面小康社會”[29]；“中華民族是一個大家庭，一家人都要過上好日子”。[30]
“中華民族是一脈”理念突出了中華民族的“連續性”和中華文明的“包容性”。中華文明弦歌不輟，中華文化始終保持對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開放胸懷。中華文明不是封閉的文明，而是開放的文明，也是共享的文明。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中華文明不自大，也不自卑，始終以開放胸懷推動不同文明交流互鑒，積極吸收借鑒來自域外的各類優秀器物、制度及文化觀念，博采眾長、化為我有。“中華民族是一脈”強調的是文脈相連，即文化共同體。中華文化是一種活的生活方式，能夠在兼收并蓄中實現自我超越。“判定一個民族是否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一員的標志，不是種族，不是血緣，不是地緣，而是中華文化。只要接受了大一統的禮俗文化和典章制度，就是中華民族一員。”[31]
中華文明一脈相承，中華民族生生不息。可以說，中華文明的包容性鑄就了中華民族的連續性。中華民族之所以具有“多元性”中的“一體性”乃是源于中華文明有著四個層面相互作用且一直延續的文明發展脈絡：其一是“中國”認同。作為文化觀念的“中國”，是“一個以帝王為中心的溝通天人的神圣空間”，是擇中立國的表征，亦是行中道之國的一種文化自信。“中國”是一個文明共同體的概念，也是世人向往的文化圣地。因此，“中國”認同是一種具有內聚力的“共識中國”“文明中國”，定鼎中原便成為古老中華大地上各個族群共同向往的角力目標。此種文化融合機制貫通古今，成為中華民族生成發展的內在動力，也是中華文明地域多元卻能其守一體的文化基因。其二是禮樂制度建構。如果說“中國”是一種文化信仰的話，那么禮樂則是這種信仰有效運作的制度化安排。周公制禮作樂，是中華文明早期的標志性成果，因為禮樂的核心是維護現實世界中的社會秩序，即所謂的禮和合。禮辨異，突破了神權的統治，形塑了中國社會的人文底蘊，即周易所謂的“內文明而外柔順”。換言之，禮為陰，樂為陽，禮樂協同本身就是陰陽平衡、和諧共生的。正因為禮樂制度背后“和合共生”的文明性帶來了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解放。這種秉持“和合共生”理念的社會治理體系是高效的，即便當下的中國也有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政治治理理念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例如，“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民心是最大的政治”等治國理政新理念，無疑凝聚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而這樣的理念無疑有助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其三是道統傳承。如果說禮樂制度是中國政治運作的架構，即政統，那么道統則是這一架構背后的靈魂。中國社會的延續正是因為政統與道統之間保持的一種張力，政統可能走向人民的反面，而道統正好是對政統的一種糾偏。所謂“斯文在茲”，便是歷代傳承的文化使命與驕傲。中國傳統士大夫們能夠鐵肩擔道義，將中國禮樂制度背后的“禮義”代代相傳，從而不斷鞏固和發展中華民族的共通意義空間。其四，文以載道，史以資鑒。士人傳承道統的方式體現在經史之中。以經史子集為代表的中華文化體系，是對道統的承載與傳揚。中國文人秉持“述而不作”的謙遜心態以注經的方式不斷將圣賢的經典推陳出新，返本開新；并且在這個過程中，以強烈的歷史自覺和歷史主動精神，確立了“資治通鑒”式的史學傳統，這一傳統不僅傳承文脈，并且以帝師的自覺發揮著對政統的規訓和道統的傳承。[32]也可以說，正是因為有了經史傳承，我們的“中國”認同、禮樂制度、道統政統才能千年傳承。換言之，中華文明的“包容性”排除了中華民族“連續性”的干擾因素，為中華民族的不斷延續創造了良好環境。
中華文明的“包容性”是形成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思想基礎
“中華民族是一體”的本質內涵是中華民族是一個民族共同體。這個觀念的現代確立歷經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以1989年費孝通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學的“泰納講演”會上明確提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為標志，其表述為：“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是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對抗中出現的，但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則是在幾千年的歷史過程中所形成的……它的主流是由許許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單位，經過接觸、混雜、聯結和融合，同時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個你來我去、我來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個性的多元統一體”。[33]這種以史出論的方式，強調中華民族是一個“統一體”，明晰了中華民族是由各民族聯系交融而成的，并不是拼湊而成的。無論是居住地域上的“小聚居、大雜居并存”的形態，還是在文化上對中華文化抑或是國家觀念上對中國的認同，都是實存的統一體。新中國的成立也“是各民族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由平等聯合進行革命，到平等聯合建立統一的人民共和國，沒有經過民族分離”。[34]民族統一體不僅在傳統上是延續的，而且在革命建國的歷程中也是得到確認的。
第二個階段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立足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歷史與基本國情，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對中國新型民族關系進行深邃思考，將“一體”創造性地闡釋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提出“中華民族共同體”理念，強調“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突出強調“中華民族是一體”[35]，即是一個命運共同體。有學者提出這個轉變是“把‘政治一體，文化多元’的多元一體表述，發展為政治一體、文化認同的共有一體表述”。[36]這一轉變是從之前的“分有”到“共有”的完善，是從“多元”到“一體”的升華。之前的表述突出的是一體下的“多元”容易造成的印象是多元是現實、可感知的，而一體是抽象、懸置的，是需要確認的。如今強調的是“多元”對“一體”的依歸，或者“一體”對“多元”的統攝，其目的是強化對“共同體”的認知與認同，也可以說是將“多元一體”格局作為歷史事實，作為現代民族建設的起點而不是終點，是要推動“中華民族”從實體認定到利益共同體認可、再到價值共同體認定、進而到命運共同體認同，以增強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凝聚力、號召力和戰斗力，從而有效增進維護中華文明與中華民族“統一性”的堅定與自覺。“中華文明的統一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各民族文化融為一體、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決定了國土不可分、國家不可亂、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斷的共同信念，決定了國家統一永遠是中國核心利益的核心，決定了一個堅強統一的國家是各族人民的命運所系。”[37]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意味著各民族人民以統一體的姿態一致對外、同心同德，唯有如此才能做到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文化發展及文明賡續。需要強調的是，“統一性”是以“包容性”為前提的統一，即中華民族創造出的中華文明具有海納百川的氣質，從而形成了自己的廣土巨族。在新中國成立早期民族工作仍處于摸索階段時，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很自然地以繼承各民族共存共生的歷史事實為依據，從而以突出“包容性”為主要特征。新時代以來，中華民族以更加自信的姿態面對世界，更堅定地維護祖國統一和發展利益，此時，“統一性”成為鞏固和發展“包容性”的關鍵支撐，這生動鮮明地表現為以“共同體”理念來表述“統一性”，而其實質也更增強了“包容性”。越統一，就越包容。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56個民族都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平等一員，共同構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的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38]可見，“中華民族共同體”其本質上是中華民族是一個“命運共同體”，更是一個休戚與共、榮辱與共、生死與共、命運與共的共同體。
“中華民族共同體”強調了中華民族作為命運共同體的自我民族認同。中華民族共同體是一個有機整體，如同人的身體各部分之間離不開、分不了，如若分開，就將傷害身體，同時各部分也失去了存在的依據與價值。這也就是“共生交往”最為深層的意義。共生交往的含義從物質層面而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從精神層面而言，則是相互貫通的血脈相連，中華文明是中華各族人民共同締造的；而從制度層面而言，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等民族政策和政治制度能讓各民族從偉大祖國獲取營養，一律平等、共同繁榮。此外，從地域范圍來看，中國是中華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園和疆域家園。夏鼐說：“觀今全國的少數民族還很多，他們雖和漢族不同，但各兄弟民族的祖先在悠久的歷史過程中，與漢族的祖先建立起日益緊密的聯系，今日大家一起構成了中華民族共同體。”[39]“中華民族共同體”表述的提出，也是文化自信的彰顯。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進程中，中華民族共同體經歷了從自在到自覺、自覺到自為、自為到自信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遼闊疆域是各民族共同開拓的，悠久歷史是各民族共同書寫的，燦爛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創造的，偉大民族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從這個意義上講，源于西方的民族國家概念，并不符合中國的實際。中國應發展符合自身實際的民族概念、術語，并形成自己的理論體系，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因而應運而生。
自在階段可以概括為“華夏化”的過程，以華變夷，以文明通化原始，實現的是以華夏文明化天下的目標；近代的自覺時期可以概括為“中華民族化”的過程，認可不同族群都是中華民族的組成部分，實現以“中華民族”立天下的目標；“自為”階段則強調的是“中華民族大家庭”，實現共建“中華民族大家庭”的良好局面。而當下的自信（自強）階段，則以“中國化”為突出特點，強化“心傳天下·和合共生”的國際傳播氣質，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統籌好“兩個大局”、實現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這里的“中國化”即是推動各民族堅定對偉大祖國、中華民族、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國共產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高度認同；推動全國各族人民同向同行、同心同德，在共同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過程中，實現共同發展繁榮。在新時代，全球競爭從根本上講是文明的競爭，是民族生命力的競爭，文化自信是最根本、最基礎、最深厚的自信，“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提出和確立正是中華民族立足新時代新征程，凝聚團結力量推動民族復興的重要戰略舉措。
“中華民族共同體”樹立了中華民族的民族自信。中華民族能夠歷經劫難而不斷煥發生機的重要原因在于，中華民族始終以“包容性”的姿態連續、創造、統一，并表現出“和平性”氣質。共生傳播模式強調的是在“和合”傳播觀念的統攝下，不同的傳播元素、傳播主體以及不同文明傳播系統之間聯結成為一個有機協調、和諧互動的整體，最終體現為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與“和平性”。這五大突出特性實質是“和合”觀念在長期歷史進程中不斷演繹出的外顯表征。“連續性”是和合共生的目標結果，“創新性”是和合共生的動力機制，“統一性”是和合共生的行動方向，“包容性”是和合共生的互動涵養和氛圍營造，“和平性”則是和合共生的傳播氣質。“中華民族共同體擁有共同的歷史敘事和歷史記憶，是建立在頻繁的經濟聯系、密切的文化交流、共享的政治價值和制度基礎之上的經濟、文化和政治的共同體。這個共同體早已凝結為一個具有共同精神、共同意識的統一體，毫無疑問，是一個客觀與主觀因素兼具的民族實體。”[40]
縱觀歷史，“中華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斷交流互鑒中形成的開放體系。從歷史上的佛教東傳、‘伊儒會通’，到近代以來的‘西學東漸’、新文化運動、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傳入中國，再到改革開放以來全方位對外開放，中華文明始終在兼收并蓄中歷久彌新。”[41]對異質文明始終秉持開放包容的態度，使中華文明能夠不斷推陳出新，在與不同文明交流交往的過程中注重以我為主、綜合創新，化為我有、和諧共生。中華文明內部亦是如此，中華各民族文化各具特色、百花齊放，各民族人民在共同生產生活的過程中交往交流交融，鑄就了以“包容、融合、和善”為核心內涵的包容性。體現在交往意向上的“美美與共”，相互欣賞；交流上的“共同繁榮”，融合發展；交融中的“和合共生”，友善共享。
“作為歷史與文明唯一未曾中斷的中華文明共同體，其思想文化空間中的大同世界構架與周邊命運共同體意識及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一脈相承。在新的歷史時期，中國能夠向世界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和全人類共同價值，表明中華文明連續性中包含濟世情懷、胸懷天下和命運共同體意識。”[42]與此相對照的是，西方文明普遍強調通過確立敵人的危機意識才能增強自身的族群認同和文明認同，從而達到強大自身的目的。美國學者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提出，“憎恨是人之常情，為了確定自我和找到發展的動力，人們需要敵人”，“除非我們憎恨非我族類，我們便不可能愛我族類”[43]這種強調文明的排斥性和沖突性的認知，將他者視為敵人、欲消滅而后快的文明氣質體現的是霸道，而不是中華文明所倡導的王道。相較而言，“中華文明具有一種開放性和偉大的包容性。中華文明提倡包容他人，學習他人并樂于更新自我，所以能夠尊重外來人所看重的不同的價值、信仰、生活習慣和思維方式，從‘各美其美’走向‘美人之美’。這種‘和’的哲學和開放、包容的精神是中華文明生生不息的強大生命力的體現”。[44]在不同文明交往之道上，中華文明的包容性體現在倡導不同文明相互成就、共同發展，強調不同文明之間是朋友關系，而不是敵人關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告訴我們，只有交流互鑒，一種文明才能充滿生命力。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沖突’，就可以實現文明和諧。”[45]2023年，中國提出全球文明倡議，倡導“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優越，攜手促進人類文明進步”，這正是中華文明包容性的時代彰顯。
中華文明的“包容性”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共生傳播智慧
正如諾曼·菲爾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在其代表作《話語與社會變遷》中寫道：“話語不僅是表現世界的實踐，而且是在意義方面說明世界、組成世界、建構世界。”[46]“中華民族是一個”“中華民族是一家”“中華民族是一脈”“中華民族是一體”共同構成了中華民族話語體系的有機整體，不僅表述了我們建構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實踐活動，而且是中華民族對內增強凝聚力、對外彰顯自身民族特性的話語活動。從建構主義的角度而言，文化認同、民族認同是有意識建構出來的，這一建構過程本身就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形成的過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行動的推進需要完備的理論體系的指引，本文指出中華文明與中華民族本身是一種共生交往關系，如此，中華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本身也是中華民族的五大突出特性。長期共生交往造就的必然是特性的相通，即共同的特性。“中華文明的特質與形態決定著中華民族的特質與形態。”[47]中華文明“包容性”作為其中的代表性特性，涵含著寶貴的具有“包容性精神”的共生傳播智慧。對此，我們可以稍作闡發。
處理好多樣性與統一性的包容性問題。多樣性是一體基礎上的多樣，亦即多樣是能夠促進一體發展的多樣，而不是一體的離心力。統一性是多樣性的向心力，離開了統一性，多樣性則分崩離析，并終將失去意義。從共生傳播的意義上講，統一性是能夠含攝多樣性的統一，而多樣是能夠趨于統一的多樣。統一性需要多樣性的活力來鞏固和深化統一性；而多樣性需要統一性的引領，是有共同目標和共同信仰的多樣性，二者從本質上講是一般與具體的統一。沒有多樣性的統一性是無源之水，無根之木；離開了統一性的多樣性，則像斷了線的風箏，終將墜落。
處理好傳統與現代的包容性問題。現代不能離開傳統的基礎，傳統也需要現代的力量。包容性強調傳統與現代的相互成就。現代是繼承和發揚優秀傳統元素的現代；傳統是能夠現代化的傳統。賡續傳統不意味著復古，而是尊古意義上的前行，因此真正的傳統是能夠適應現代化的傳統；同樣的，真正的現代是能夠留住傳統、留住鄉愁的現代，這或許正是包容性現代化（發展）的應有之義。
處理好引領性與共生性的包容性問題。中華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創造的，各民族文化作為中華文化多元一體的多樣性和豐富性的表征應依歸于中華文化這一整體，需要繼承和發揚中華文化基本精神，如仁義禮智信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現代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弘揚革命文化，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進程中，各民族應充分依托本民族文化發展的歷史與現實，與時俱進地促進本民族文化時代化發展，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實現本民族文化與社會主義相適應、與中國式現代化相適應的良性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是當前中華文化發展的指引與燈塔，而各民族文化則是塔基。塔基的深度與厚度，決定著我們當代文化的高度，各民族文化充分發展才能真正使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深入人心。由此可見，中華文化與各民族文化的關系是引領性與共生性的統一。“文化包容性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則就是要堅持尊重差異、包容多樣，就是要在倡導多元共生的狀態下，本著和而不同的精神，增進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與傳播，形成多元共生的文化生態，推動社會和諧發展。”[48]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傳播策略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2&ZD313）
注釋
[1][30]習近平：《在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9年9月28日，第2版。
[2][3][9][10][37]習近平：《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求是》，2013年第17期。
[4]謝清果：《共生交往觀的闡揚——作為傳播觀念的“中國”》，《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2期。
[5]吳予敏：《中國傳播觀念史研究的進路與方法》，《新聞與傳播研究》，2008年第3期。
[6]吳予敏：《談談中國傳播觀念史的研究》，《新聞大學》，2008年第2期。
[7]趙汀陽：《惠此中國：作為一個神性概念的中國》，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
[8][27][28]《習近平著作選讀》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507、509、509頁。
[11][15]顧頡剛：《中華民族是一個》，《益世報·邊疆周刊》，1939年第9期。
[12]馬戎：《評安東尼·史密斯關于“nation”（民族）的論述》，《中國社會科學》，2001年第1期。
[13]高江濤：《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紅旗文稿》，2023年第12期。
[14]李靜：《中華民族共同體概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23年，第16頁。
[16][17]喬治·萊考夫、馬克·約翰遜：《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何文忠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3、108頁。
[18]王浩宇、羅卓：《和合共生：中華文明統一性和包容性的價值表征》，《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11期。
[19][20][21]魏征：《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51、1579、1580頁。
[22][23]司馬光：《資治通鑒》，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6247、6215～6216頁。
[24]王文光、胡明：《隋唐時期民族共同體思想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思想戰線》，2022年第3期。
[25]習近平：《領導干部要讀點歷史》，《中共黨史研究》，2011年第10期。
[26]高紅梅、呂耀軍：《新時代中華民族大家庭觀：傳承、邏輯與路徑》，《北方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6期。
[29]習近平：《脫貧、全面小康、現代化，一個民族也不能少》，2020年6月9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0-06/09/content_5518164.htm。
[31][47]《中華民族共同體概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民族出版社，2023年，第12、22頁。
[32]陳赟：《多元一體：古典思想視域下中華民族的立身基礎》，《探索與爭鳴》，2023年第4期。
[33]費孝通：《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年第4期。
[34]具體詳情參見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1卷）》。轉引自潘華、勾霄丹：《抗戰時期國共兩黨民族政策之比較》，《社科縱橫》，2010年第4期。
[35]陳先紅：《講好中國故事元敘事傳播戰略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5頁。
[36]納日碧力戈、特日樂：《構筑中華文化共同體》，《廣西民族研究》，2019年第1期。
[38]《習近平：中華民族一家親 同心共筑中國夢》，2015年9月30日，https://www.gov.cn/xinwen/2015-09/30/content_2941635.htm。
[39]夏鼐：《新中國的考古學》，《考古》，1962年第9期，第457頁。
[40]郝亞明、趙俊琪：《“中華民族共同體”：話語轉變視角下的理論價值與內涵探析》，《北方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3期。
[41]《習近平在亞洲文明對話大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2019年5月5日，https://www.gov.cn/xinwen/2019-05/15/content_5391787.htm。
[42]蘇媛、令小雄、妥亮：《中華文明的理論意蘊、突出特性及實踐路徑》，《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4年第3期。
[43]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華出版社，1999年，第135頁。
[44]葉朗：《中華文明的開放性和包容性》，《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2期。
[45]《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259頁。
[46]諾曼·費爾克拉夫：《話語與社會變遷》，殷曉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3年，第60頁。
[48]翟桂萍：《關于文化包容性發展的幾點思考》，《中國浦東干部學院學報》，2013年第2期。
The "Inclusivity"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the Symbiotic Communication
of the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Xie Qingguo
Abstract: Symbiotic communication is a unique communication orientation that has been accumulated by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e long historical process, confirming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elf and others, external and internal. In other words, symbiotic communication has become the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that explains why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has lasted for five thousand years and the communication principle that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has changed from self-being, self-consciousness to self-making and then self-confidence. As one of the prominent feature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inclusivity reflects the wisdom of symbiotic communication behind the concept of "there is only one Chinese nation" "Chinese nation is a family", and "Chinese nation has the same origin". It is also implemented in the process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the concept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one entity" and practice, thus constructing the theory of ethnic symbiotic communication with "Spreading to the world, harmony and symbiosis" as the theoretical core.
Keywords: Chinese Civilization, Chinese Nation, harmony and symbiosis, symbiotic communication
責編∕包 鈺 美 編∕梁麗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