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發展至今的文明。從文明發展演進看，這主要源于文化傳承的連續性；從文明發展的主體條件看，自近代以來，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不懈探索實現民族復興的道路，自覺以馬克思主義為思想武器，以自我革命推動社會革命，使自身成為創造新文明的歷史主體，也通過歷史動員喚醒了中華民族的歷史主動性。由此，中華民族擁有了兩種獨特的資源——厚重的文明積累和先進的思想理論，并通過中華民族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的創造性統攝引領，而使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成為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典型樣本。

【關鍵詞】文明 時代 唯物史觀 中華民族

【中圖分類號】D6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11.005

【作者簡介】邢云文，上海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特聘教授、博導，上海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主要著作有《時代精神：歷史解讀與當代闡釋》、《文明形態視野下的中國式現代化》（論文）等。

回顧漫長的人類文明發展史，我們所遇到的一個困擾是：究竟是該以時代定義文明，還是以文明詮釋時代。千百年來，歷史學家們似乎在用一種“互釋”的方法向我們描述歷史演變的軌跡、解釋人類文明的進程。一方面，我們看到了時代的發展和文明的進步，1000多年前的中國和今天的中國，雖然在文化意義上是一脈相承的，但在文明的質態上又存在明顯的不同，在文化意義上的中華文明呈現出一種歷時性的變遷，構成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和古代文明的不同景觀。另一方面，我們很難解釋為什么在同一個時代會存在不同類型的文明。比如今天的世界，身處全球的現代城市景觀中，我們感受到人類似乎處在同一個時代，而當離開紐約、倫敦、東京、上海，走進非洲廣袤的草原部落、北極圈愛斯基摩人的營地，我們就會發現，生活其中的人們似乎與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們處在不同的時代中，他們的文明樣態迥異于一般意義上的現代文明。也就是說，在編年史意義上的同一時代坐標中，可能存在不同類型的文明形態。不得不說，僅從歷史直觀的角度，我們已經能夠感受到文明與時代關系的復雜性。鑒于此，討論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話題，有必要對時代和文明的關系進行梳理，以使我們能夠更加全面地理解其中的豐富學術內涵。

文明視野中的時代觀念變遷

關于時代的概念有兩種理解：一是客觀時間意義上的代際變遷。我們可以用某一種客觀的時間度量來描述。時代觀念起源于人的時間意識，大自然寒來暑往、四時更替的規律變化，讓人們產生了最早的時間觀念，并通過天文學的觀察獲得了衡量時間的刻度，由此人們可以按照自然規律變化來安排生產生活。如中國古人就通過天體運行的節律性變化，確立了年、季、月、時的概念。在一年之中，又根據季節的規律性變化劃分了二十四節氣，從而為從事農業生產活動提供了遵循。這種主要基于經驗觀察獲得的時間概念，實質上體現了人對自然運動規律的把握，也由此確立了人在自然節律性運動中的位置。

如果說人在觀察自然變化的過程中獲得了時間的觀念，那么“代”的觀念則是通過人類自身再生產的，由此區分了人類血緣意義上的世系。在生物學意義上，這種“代”的區分確立了種群繁衍過程中的倫理秩序，從而避免了種群進化中的基因退化，構成人類種群能夠不斷向著進步方向演化的生物學基礎。這無疑是人類脫離自然狀態的巨大進步，也是人類文明演化歷史上的一個重要環節。在意大利的維科看來，婚姻是“第一次人間制度”。正是通過確立婚姻禁忌原則，人類確立了能夠超越動物性的婚姻方式，這也是一切文明的源頭。在此基礎上，為確立代際繼承關系形成了一套基于血緣基礎的倫理秩序，這也構成了文化傳承賡續的基礎。在中國，這種倫理秩序通過家國同構建立了“家-國-天下”的政治秩序。我們看到，雖然中國歷史上經歷過無數次王朝更迭，但是這種家國同構的基本秩序并沒有大的改變，以維護這種倫理秩序為使命的儒家文化也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脈。從文明發展史來看，今天我們對中國歷史進行的斷代劃分，主要是以客觀的朝代更迭為依據的，但是其中也包含了中國人對于歷史的主觀評價。例如，中國歷史上的春秋時期，是指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近三百年的歷史階段，在中國的紀年方式里，指的是周平王元年至周元王元年這段時間。但是為什么說是春秋時期呢？魯國史官記載歷史時是按照春、夏、秋、冬四季來記錄，故此簡稱“春秋”。歷史編纂學也是根據這樣的紀年來記錄歷史事件，從而讓我們獲得了歷史連續性的認識。作為編年史意義上的“春秋時期”和我們今天理解的春秋時代雖然有聯系但又是不同的。這是因為孔子在修史時采用了所謂的“春秋筆法”，通過曲筆來呈現史家的真實意思，對人物的評價褒貶系于一字。他通過這種歷史敘事筆法來表達他對歷史人物的態度，也折射了他所秉持的歷史觀。實際上，由孔子編訂《春秋》所確立的歷史敘事，極大地影響了中國人歷史觀的形成。

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多種衡量大的時間刻度的方式。如在中國古代的朝代紀年，每個王朝都有以皇位更迭為坐標的朝代更迭譜系。在西方，古希臘和古羅馬時期都有自己的紀年系統，如官職紀年、奧林匹亞紀年、卡皮托林紀年等?，F在全世界通行的公元紀年，則是以耶穌誕生年份作為元年，把人類歷史劃分為公元前和公元后的時期。每一種紀年系統實質上都是按照一定的歷史事件來劃分的，包含著某一種特定的歷史含義。可以說，正是有了這種客觀上的“時代”觀念，才有了人的歷史，歷史不過是時代變遷軌跡的表現。但這種客觀意義上的時代觀念卻在一開始被人賦予了某種人文的意義。所謂“關乎天文，以察時變；關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雖然自然界寒來暑往、四時更替并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但一旦這種變化的規律和節奏被人觀察并定義，就有了人文意義。不僅如此，時代的觀念在其后的演變中成為文明發展的刻度。因此，也就有了第二種意義上的時代觀念，即文明史意義上的時代。古希臘詩人赫西俄德曾經在其長詩《工作與時日》中描繪了人類種族退化的場景，在他看來，人類種族的演變經歷了黃金時代、白銀時代、青銅時代、黑鐵時代的變遷，處于“黃金時代”的人類與諸神生活在“天上的王國”，而處在“黑鐵時代”的人類則“面對罪惡無處求助”。在他看來，人類文明的發展是一個種族走向退化的進程。無獨有偶，在中國也存在著類似的思想，如在儒家經典《禮記》中，最好的時代是“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大同時代”，而在“大同”之后，則是“大道既隱，天下為家”的“小康時代”。“信而好古”的孔子曾經以艷羨的語氣表達了對自己對上古三代的贊譽，“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由此可見，在古人的眼中，人類文明并不是必然隨著時代的發展不斷進步的。孔子認為自己所處的時代是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而我們今天談到春秋戰國時期，往往稱其為“百家爭鳴”的時代，因為在這個歷史時期，涌現出了一系列影響后世的思想和思想家。這一歷史時期的思想創造和碰撞交流，為后世文明發展和演進奠定了思想觀念基礎。在同一歷史時期世界上其他地方似乎出現了同樣的情況，古希臘的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古印度的佛陀，中國的孔子、老子，在公元前500年前后成為不同地域文明走向繁榮的思想奠基人。德國思想家雅斯貝爾斯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一書中，把在中國、印度、西方同時出現人類文化突破的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這段時間，稱為文明的“軸心時代”。

由此可見，關于文明和時代的關系是非常復雜的，其根源在于人們對時代劃分存在不同標準，對文明的理解也存在主觀偏向。而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唯物史觀為我們正確看待文明與時代的關系提供了思想工具。這就是，其一，在文明的起源上，馬克思、恩格斯強調生產勞動在推進人類從蒙昧狀態中解放出來的決定性作用。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這樣說，“全部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存在。因此，第一個需要確認的事實就是這些個人的肉體組織以及由此產生的個人對其他自然的關系”。“可以根據意識、宗教或隨便別的什么來區別人和動物。一當人開始生產自己的生活資料，即邁出由他們的肉體組織所決定的這一步的時候，人本身就開始把自己和動物區別開來。”其二，在文明的發展上，主要是依據生產力發展水平，尤其是生產工具的革命劃分文明的不同階段，從而確立了時代劃分的客觀標準。我們今天所說的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青銅器時代、鐵器時代、蒸汽時代、電氣時代、信息時代等，實際上就是以生產工具革命性變革作為劃分時代的依據的。在此基礎上，唯物史觀還按照建立在生產力基礎上的生產關系形式來劃分時代。所謂的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既表明了生產力的不同發展階段，也內涵著生產關系的不同形式。唯物史觀認為，人類社會是一步步從低級向高級不斷演化的過程。我們可以說，雖然歷史上曾經有過許多種關于時代劃分的流派，但真正揭示了時代和文明關系的還是馬克思主義。我們只有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中才能真正地理解時代和文明的關系。

一個時代的文明高度是由引領這個時代的民族創造的

縱觀人類歷史我們會發現，雖然人類文明的最初起源依然是一個謎題，但是在后來的文明發展中卻呈現出一種多個區域獨立演進的文明景觀。在漫長的人類發展史中，留存在歷史記憶之中最著名的古老文明有四個：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倫，以及中國。其中前三個古文明都消失了，只有中國一直延續下來，成為人類歷史上唯一不曾中斷的文明。同時，在世界上其他的地方，先后出現過古希臘文明、古羅馬文明、波斯文明、阿拉伯文明等，這些文明曾經在歷史上盛極一時，創立了疆域廣大的帝國和燦爛輝煌的文化。實際上，這些文明的影響并沒有隨著帝國的崩潰而完全消失，而是作為一種潛在的文化基因延續到今天的民族文化中。

通過對世界歷史的考察我們也會發現，除了中國之外的世界其他地域（主要在亞歐大陸、北非和環地中海區域），人類文明的演進呈現出一種波浪式前進的狀態，不同文明在這個跨越漫長歷史的發展演變中各自“獨領風騷數百年”。從西方文明來看，從前希臘文明到古希臘文明，再到古羅馬文明，先后經歷了1700余年時間（公元前1200年～公元476年）。公元前5世紀左右，是古希臘城邦雅典、斯巴達興盛時期，代表了希臘文明的巔峰時代，在這一時期誕生了對后來人類文明產生深遠影響的“古典三哲”的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思想巨擘，對西方乃至整個人類文明產生深遠影響。古希臘之后的古羅馬建立了橫跨亞歐大陸的帝國，成為西方古代文明的巔峰。公元前476年來自北方的蠻族攻陷羅馬后，西羅馬滅亡。歐洲由此進入了黑暗的中世紀。而當歐洲進入“黑暗時代”后，公元6～7世紀，阿拉伯文明卻逐漸走向鼎盛時期，不僅建立了幅員遼闊的帝國，還壟斷了東西方的貿易，推動了伊斯蘭文化在世界的傳播。西方人真正地走上世界歷史舞臺則是在14～15世紀意大利文藝復興之后，西班牙、葡萄牙人的地理大發現，英國的工業革命、法國的政治革命、德國的哲學革命相繼推動西方現代化進程。正因為如此，黑格爾在創立他的世界歷史理論的時候，提出了“世界歷史民族”的概念，即每一個時代都有一個代表世界歷史文明高度的民族，影響了這個世界歷史的發展走向。當然作為唯心主義的歷史觀，黑格爾的“世界歷史民族”概念是建立在其“絕對精神”理論體系的統攝下的。在黑格爾看來，所謂的“世界歷史民族”，就是絕對精神在每一個時代的承載者，而其真正的理論訴求卻在于為日耳曼人注定能夠成為“世界歷史民族”進行辯護。拋開黑格爾唯心主義的立場和民族主義的考量后我們可以發現，雖然他所提出的這一概念是抽象的，但是對我們認識人類歷史發展也具有某種啟示意義。

在馬克思主義這里，黑格爾的“世界歷史民族”概念得到了進一步超越。在唯物史觀視野中，人類歷史進步歸根到底是由生產力決定的，不同民族由于地理環境和自然稟賦等方面的差距，在最初的生產力發展階段呈現出不平衡的狀態，由此也塑造了文明的階梯性和多樣性，但人類歷史總體上是向著文明進步的方向前進的。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分工發展的各個不同階段，同時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種不同形式。這就是說，分工的每一個階段還決定個人在勞動材料、勞動工具和勞動產品方面的相互關系。”“歷史不外是各個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遺留下來的材料、資金和生產力；由于這個緣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變了的環境下繼續從事所繼承的活動，另一方面又通過完全改變了的活動來改變舊的環境。”在馬克思這里，不同時代的文明所展現的是整個人類進步的趨勢，因為隨著交換和分工的發展，生產力自身勢必要突破民族和國家的疆界。因此我們也可以這樣說，就人類整個歷史來說，正是由于生產力發展的不平衡導致了不同民族在不同時代擔當了人類文明的主要角色，使其成為“世界歷史民族”，而這個民族文明發展的高度也代表了它所處的那個時代的人類文明發展的高度。

從人類文明演變的歷史來看，在地理大發現之前，地球上的各個文明雖然也通過貿易、戰爭、移民等多種形式進行著漫長的文明交往，但這種交往依然是局部的。也正是由于文明交往的不充分，西方人認為以中國和印度為代表的東方文明是充滿神秘感的。17、18世紀的西方人對東方文明充滿了艷羨，其中包含了《馬可·波羅游記》對中國的溢美之詞，但同樣這也成為了西方人進行地理大發現的重要動因。因此，自近代以后人類歷史之所以成為世界性的歷史，西方文明之所以能夠成為世界性的文明，也源自文明交往。在此期間，由于西方率先完成了工業革命，從而相較于世界其他地域而言占據了歷史發展的高勢位，也掌握了對于歷史話語的解釋權。時至今日，在西方人的地理坐標中仍然有著中東、遠東的標記，這不能不說是西方中心主義在歷史地理中的鮮明表征。

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能夠引領時代的必然性

歷史地看，影響一個民族能否成為世界歷史民族的因素主要有兩個：一是文明積累的程度，反映了文明的先天稟賦；二是歷史主體的能動性，反映了文明的精神狀態。當歷史條件具備，歷史主體又具備主動精神時，一個民族就能夠創造出輝煌的文明。在人類歷史上，不同時代的文明高峰都是世代累積的結果，而文明的衰敗則主要源于文明主體的精神退化。反過來說，文明的累積和創造性突破必然是歷史主體自覺行動的結果。

與世界上其他文明相比，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的文明。時至今日，我們不僅能夠通過歷史遺跡和文獻典籍感受到文明的薪火相傳，更為重要的是，由于沒有文明的斷裂，今天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依然與古人相連。雖然自近代以來這一歷史進程遭受威脅，但中華民族也恰恰是在經歷慘痛教訓之后重新尋找到了自己的“根脈”和“魂脈”。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從源遠流長的歷史連續性來認識中國，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國，也不可能理解現代中國，更不可能理解未來中國。”

從文明發展演進看，中華文明之所以能夠成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斷的文明，主要源于文化傳承的連續性。黑格爾曾經說過，一提到希臘這個名字，在有教養的歐洲人心中，自然會引起一種家園之感。對于今天的中國人來說，這種“家園之感”并不需要回到某一個特殊歷史場景中才能找到。在生活、日常交往中，我們無時無刻不在感受這種文化的歸屬感。如今人讀《論語》，孔子的形象栩栩如生，他在兩千多年前留下的箴言依然在中國人的生活世界中發揮著作用。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指出，中華民族具有突出的連續性、突出的創新性、突出的統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這些獨特的文明特性既是我們區別于其他民族的鮮明標識，也是我們能夠在人類歷史演變中始終保持自己獨立性的根基。更為重要的是，與其他民族相比，這種歷經五千年積淀的厚重文明為我們面向未來的創造奠定了堅實的文化地基，使現代的中國獲得了源源不絕的文化滋養。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就是在這樣的一個厚重基礎上實現自我超越的，今天我們所要創造的文明并不是簡單的返本開新，而是在吸收借鑒人類文明有益成果基礎上的創新。這是我們這個文明具有的最大文化優勢，也是中國式現代化能夠突破西方現代化路徑依賴的文化原因。中華文明自身的獨特性，不僅昭示著我們能夠在賡續基礎上重建新文明的可能性，也建構了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和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歷史鏈接。從歷時性上看，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中華民族古代文明合乎歷史邏輯的現代形態；從共時性上看，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超越于緣起西方的人類現代文明的人類文明新形態。因此，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便成為人類文明新形態的一種典型樣本，而中華民族作為這一文明形態的承擔者，也就注定成為引領世界歷史發展的歷史主體。

從文明發展的主體條件看，自近代以來，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不懈探索實現民族復興的道路，自覺以馬克思主義為思想武器，以自我革命推動社會革命，使自身成為創造新文明的歷史主體，也通過歷史動員喚醒了中華民族的歷史主動性。從而使得中華民族在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時，沒有像歷史上的眾多古老文明一樣被摧毀、取代，也沒有像近代以來世界上眾多民族一樣成為西方文明的附庸；而是在經過不斷地抗爭和奮起后保持了自身的文化主體性，并在此基礎上完成了的文化新生和主體再構。從文明發展史意義上看，這一充滿了挫折與勇氣的歷史進程，既是文明質態的歷史性飛躍，也是文明主體的涅槃新生。而之所以能夠發生這樣革命性的歷史變遷，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哲學上的革命使得中華民族的理論思維得到巨大的躍升。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擁有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指導是我們黨堅定信仰信念、把握歷史主動的根本所在。”理論上的主動是最根本的歷史主動。

在中國共產黨人帶領中國人民進行偉大奮斗的歷史進程中，我們以高度的歷史自覺、理論自覺，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第二個結合”，賦予馬克思主義新的時代精神和文化內涵，極大開辟了馬克思主義在21世紀發展的新境界，為我們引領未來提供了堅實思想基礎和科學行動指南。黨的十八大以來，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扎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以巨大的理論勇氣和超前的創新思維，不斷地用實踐經驗賦予馬克思主義新內涵，提出了一系列原創性的新概念、新判斷、新原理，從而使馬克思主義呈現出新樣態。特別是在總結中國和世界現代化經驗基礎上提出的“中國式現代化”的命題，強調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充分體現了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對社會主義發展規律、人類現代化規律、中華文明發展規律的深刻把握。以中國式現代化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這是科學社會主義在21世紀中國的成功實踐和創新發展，代表了人類文明發展進步的方向，從而也使得中華民族在世界歷史的坐標中有了全新的歷史定位。

正是在此意義上，今天的中國共產黨人帶領中華民族走向復興的偉大奮斗，不僅僅具有民族意義，同時也是社會主義在21世紀的偉大進步，是對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偉大探索。因此，中華民族將在這一歷史進程中再一次走向世界歷史舞臺中央，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也將成為表征21世紀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典型樣本。

參考文獻

李興等編譯，2018，《周易》，西安：三秦出版社。

朱熹，2011，《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2012，北京：人民出版社。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2012，北京：人民出版社。

習近平，2023，《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

Variations of Civilization and Era: Why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Leads the Era

Xing Yunwen

Abstract: Chinese civilization is the only civilization in the world that has not been interrupted and has been developing until toda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civilization, this is mainly due to the continuity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ain condi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izati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ince the modern times, has united and has been leading the Chinese people in exploring relentlessly the path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consciously taking Marxism as an ideological weapon and promoting social revolution through self-reform, making itself the historical main body in creating a new civilization, and awakening the historical initiative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rough historical mobilization. As a result, the Chinese nation has two unique resources: the heavy accumulation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advanced ideological theory. Through the guidance of the vanguard of the Chinese nation -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has become a typical sample of 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Keywords: civilization, era,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Chinese nation

責 編∕李思琪 美 編∕周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