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論述“第二個結合”時，第一次明確提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同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具有高度契合性”的重大論斷。這是在價值維度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科學社會主義關系的深刻認識，為“第二個結合”的現實可行性提供了重要論據。深入研究、闡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的高度契合性，對新時代全面推進“第二個結合”、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具有重要意義。目前，學界對于兩者高度契合性的研究主要呈現兩種傾向：一種是認為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天然具有高度契合性，學者們從靜態比較的角度闡釋了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高度契合的契合維度與契合內容；另一種則認為兩者的高度契合是經由主體力量的形塑而后天形成的，學者們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的契合視為“由自在契合向自為契合、原初契合向高度契合”演變的動態發展過程，并積極闡釋“高度契合”的根本動力、實現場域和推動主體。筆者認為，第一種傾向忽視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作為兩種來源不同的文化所具有的差異性以及文化建構主體在促進這兩種文化體系的有機融合中發揮的主體性作用；第二種傾向雖然意識到了文化建構者的主體作用，但對于文化建構者發揮主體作用的方式、路徑等的研究仍有待深入。因此，本文力圖深入闡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高度契合的邏輯前提、主體邏輯與實踐邏輯，分析促使兩者由“自在”形態的“先在契合”向“自為”形態的“高度契合”轉化發展的前提條件、主體力量及具體的實踐路徑，為馬克思主義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實現中國化、時代化提供經驗借鑒和路徑啟示。
一、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高度契合的邏輯前提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的先在契合性、各自轉化發展的理論訴求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現實需要共同構成了兩者從“先在契合”向“高度契合”轉化發展的邏輯前提。
（一）“高度契合”的理論前提：兩者的相通性與互補性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在靜態比較中呈露的先在契合性，為兩者的高度契合奠定了良好的理論前提。這種先在契合性表現為兩種價值體系的相通性和互補性。
1.相通性使兩種價值體系在相互接觸的過程中互相理解、認同，為高度契合提供了良好的文化基礎
其一，兩者在面對外來文化時具有相似的價值取向。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具有無與倫比的包容性和吸納力”。在漫長的文明發展過程中，中華文明始終秉持“和實生物，同則不繼”的價值取向，以“和而不同”的包容特性與多民族文化互動交流，以“海納百川”的會通精神吸收借鑒外來先進文明成果，從而將“多元文化匯聚成共同文化”，構建起凝聚多民族共識、各民族普遍認同的“文化綜合體”。“越包容，就越是得到認同和維護，就越會綿延不斷。”中華文化兼容并包、兼收并蓄的特點，也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得以在持續的變革、創新中實現賡續發展。這種開放包容的精神特質也體現于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中。一方面，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本身就是馬克思、恩格斯等經典作家在批判性地吸收、借鑒人類文明成就的基礎上反思和超越東西方文明局限而形成的關于無產階級斗爭和演變規律的理論體系，它匯集了人類一切文明的先進成果，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作為其內在蘊生的價值觀念，自誕生起就具有開放包容的價值取向；另一方面，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是開放、發展著的理論，要求各個國家和民族結合本地區的歷史文化傳統、基本國情探索出適宜自身的本土化理論。1895年，恩格斯在致威·桑巴特的信中指出：“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明確反對將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視為封閉僵死的教條，主張用科學的方法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因此，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的提出與實踐均彰顯了博采眾長、開放包容的價值取向，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而不同”“海納百川”的價值理念十分相近。
其二，兩者在人與自身、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三方面關系的具體認識上，有著相似的價值認知。在人與自身關系的認知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提倡慎獨、修身，要求人在日常倫理生活中通過自我反省和道德踐履澄明本心，達到完善品格的“成人”(完美的人，尤其是道德高尚的人)目的。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倡導人在對象性的感性活動中完善自身，通過全方位、多領域的社會實踐讓自身能夠在不斷變換的職能中“使自己先天和后天的各種能力得到自由發展”。可見，兩者在“人應在實踐中實現自我完善與自我發展”這一觀點上具有內在契合性。在人與社會的關系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提倡講信修睦、與人為善、親仁善鄰、協和萬邦，要求人在社會交往中堅持仁者愛人、忠恕之道、和而不同、天下為公，以構筑以和為貴的社會關系。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批判資本主義社會下“個體和類之間相互斗爭的狀態”，認為在應然層面，“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因此主張變革剝削無產者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建構“真正的共同體”。可見，兩者均立足于人的社會性本質，呈現了對公平正義、人人平等、社會和諧等價值觀的相似追求。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提倡天人合一、民胞物與，認為人與天地萬物為一體，“天道”與“人道”相互聯系、相互依賴。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強調人與自然是一個有機整體，認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自然界“是人的無機的身體”，應堅持“自然主義”與“人道主義”相統一的共產主義。可見，兩者均體現了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整體性思想。
其三，兩者在理解、分析事物及其相互間的矛盾、沖突、關系時運用的基本思維方式具有相通性。一是唯物思維。古代先哲們提出“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認為“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以“天地”代指自然界，以“形”“神”分別代指人的身體和精神，闡明了自然界獨立于人而存在、自然規律獨立于人而運行、人的精神依賴于身體而存在的樸素唯物主義理念。這與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蘊含的物質的根本屬性是客觀實在性、客觀規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物質決定意識等唯物主義思想具有高度契合性。二是辯證思維。“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和“將欲歙之，必固張之”等闡明了有無、難易、長短等矛盾之間的相互轉化關系，體現了古代先哲們對樸素的辯證思維的理解與運用。列寧指出：辯證法的實質是“統一物之分為兩個部分以及對它的矛盾著的部分的認識”，應全面認識事物的統一性和斗爭性，并在一定條件下實現兩者的相互轉化，其中蘊含的辯證轉化思想、辯證思維利用的觀點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不謀而合。三是整體思維。“至大無外，謂之大一”體現了萬事萬物定于“一”的整體性思想，這與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內在秉持的系統思維高度契合。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認為“每個事物(現象等等)的關系不僅是多種多樣的，并且是一般的、普遍的”，世界是一個普遍聯系的有機整體。馬克思指出，社會是“一切關系在其中同時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一個統一的整體”，展現了科學社會主義運用系統思維對社會本質的深刻剖析與正確認知。
2.互補性使兩種價值體系在對話交流的基礎上相互借鑒、互為補充，為高度契合提供了空間和必要
其一，兩者在實踐觀上差異互補。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所強調的實踐側重于“道德實踐”，這是一種以個人內在的道德反思為基礎、在日常倫理生活中通過道德實踐澄明本心、修身正行的內在超越。如“吾日三省吾身”即便涉及國家社會治理，對實踐的要求也是“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對忠信、孝悌、仁愛等道德品質的強調與奉行，深刻展現了中華傳統文化語境中的實踐所具有的倫理性與道德性特質。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所強調的實踐則突破了倫理的限囿，將其進一步擴大為包含道德實踐在內的全部感性對象性活動，即社會歷史實踐。相比于道德踐履，社會歷史實踐更具廣泛性、根本性和歷史性，其并非為了踐行某種道德而開展的德性實踐活動，而是致力于粉碎現有的資產階級道德、消滅“赤裸裸的利害關系”和不平等的分配關系，從而建構起真正體現人人平等、公正和諧的社會主義道德體系，實現“真正人的道德”，具有強烈的解構性和重構性特征。這正體現了兩者的差異互補，如果沒有革命性，一味強調德性實踐，容易流為抽象的愛的說教，缺乏現實性；如果沒有道德性，革命實踐也會因缺乏道德規范而產生偏向，唯有兼具道德性與革命性，實踐才能真正成為實現人自由全面發展、建立自由人聯合體的可行路徑。
其二，兩者在辯證法上互為裨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所蘊含的辯證法是基于人們在現實生活中對事物的發展、運動進行直觀描述的樸素辯證法，它往往借助晝夜、日月、禍福等人們直覺可感、可悟的矛盾之間的辯證轉化闡明“物極必反”的道理，從而推崇不走極端、執兩用中的中庸之道。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中所蘊含的唯物辯證法則擁有著“仿佛是向著舊東西的復歸(否定的否定)”的辯證法要素，認為在對現有事物進行肯定理解的同時，也要深刻認識其內在的否定性，全面理解事物的本質，進而在自我否定中實現事物的自我提升、自我完善與自我發展。前者體現了利用中庸之道阻礙事物惡性轉化的逆向思維，后者則體現了利用自我否定促進事物良性發展的正向思維，兩者各有所長、互為補充。
(二)理論發展的內在訴求：各自轉化發展的強烈動機
科學社會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各自求轉化、求發展的強烈動機使兩者相互接近、相互對話，為兩者從“先在契合”走向“高度契合”提供了內生動力。
1.科學社會主義要發展就必須走與各民族歷史文化傳統相結合的發展道路
科學社會主義誕生于對資產階級剝削壓迫和資本主義所謂的“普世價值”的強烈批判與解構過程之中，是揭示社會主義運動和發展規律、指導無產階級通過革命實現徹底解放的科學理論。自誕生之日起，科學社會主義就以實現全人類解放、建立自由人的聯合體、實現共產主義為最終價值目標。這也意味著，科學社會主義自身具有擺脫狹隘的地域性、在全世界范圍內普遍發展的需要，因為世界市場的形成導致“在一切民族中同時都存在著‘沒有財產的群眾’這一事實”。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強調，共產主義“一般只有作為‘世界歷史性’存在才有可能實現”，“只有作為占統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時發生的行動才可能是經驗的”。而要實現共產主義在各民族“同時發生”，成為“世界歷史性”的存在，勢必要走民族化發展之路，否則便會因“文化排異反應”而難以為他國人民所接受。由此可見，科學社會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價值觀念層面實現高度的契合、互通，是科學社會主義民族化、本土化的重要內容，也是使其得以被中國人民所接受、認同，在中國大地扎根、生長、開花、結果，從而實現解放中國無產階級、解放中國人民、解放全人類的目標的必然條件。
2.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要實現賡續發展就必須堅持“兩創”方針
縱向來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匯聚、凝結著中國人民在悠久的歷史演進中形成的普遍價值認同、道德規范和治國理政思想等，賦予中華民族以“自我確證與自我認同”，是中華民族的“根脈”。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堅守文化主體性、增強民族文化認同感的必然要求。然而，由于“傳統”與“現代”在經濟結構、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等多方面存在差異，發端、生成于“傳統社會”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雖然具有先進的價值內核，但其在表達形式與具體內涵上都難免帶有封建社會的痕跡，迫切需要結合時代所需對其進行新的詮釋和解讀。橫向來看，探析人類文化的發展規律便可發現，任何一種文化要為人民所接受、為社會所認同，就必須與主流意識形態相靠攏、相結合并為之服務。因此，在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中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若想實現推陳出新和承繼發展，就必須積極與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相融合，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相適應并為之服務。
(三)“高度契合”的現實動因：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現實需要
任何事物的發生與發展都需要以一定的時空條件和現實環境為支撐。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之所以能夠實現“高度契合”，固然有兩者之間的“先在契合”為基礎，但時代和社會之需才是真正驅動“先在契合”向“高度契合”轉化發展的現實動因。
1.科學回應時代之問要求實現“高度契合”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的高度契合孕育發展于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19世紀后半期，西學東漸的狂潮使科學社會主義夾雜在各種西方理論中被一并傳入中國，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的接觸、對話進而實現向“高度契合”的轉化提供了有利契機。但由于這一時期大多數人并未接觸系統完整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所以這一時期兩者的契合尚處于一種孕育、萌芽狀態，未能引起中國人民的廣泛關注。“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經歷了器物、制度以及思想變革的相繼失敗，先進知識分子開始將救亡圖存的希望寄托于社會主義運動。他們通過翻譯社會主義著作、闡釋社會主義理念、組織工人運動等方式傳播科學社會主義及其價值觀主張。由于這一時期的知識分子多借助傳統文化中的語詞概念和價值理念譯介科學社會主義的概念、范疇，因此便推動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之間契合點位的挖掘與契合路徑的拓展，兩者契合開始向縱深發展。自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在“兩個結合”中不斷實現中國化，為中國的革命、建設和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價值引領和理論遵循，有力回應了中華民族如何實現救亡圖存、獨立自主、繁榮富強等一系列時代之問。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伴隨著民族復興關鍵階段的到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也邁入了攻堅期和深水區，中國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沖擊挑戰與錯綜復雜的國內外局勢。內部面臨著不平衡、不充分發展帶來的生態問題、城鄉二元結構分化、貧富差距較大、拜金主義彌散等現實問題，外部面臨著西方國家的文化滲透、經濟打壓、惡意污名化中國等現實挑戰。面對諸多問題，必須進一步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的契合點、拓展兩者的契合空間，為“第二個結合”提供翔實具體的結合重點、結合內容以及結合方向等，進而以時代化、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引領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實踐，破解國家治理難題，助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這一現實之需正是新時代黨和國家不斷拓展“高度契合”深度、廣度的根本動力。
2.鞏固發展文化主體性要求實現“高度契合”
文化主體性是民族主體意識和獨立精神的價值維系與內在支撐，“有了文化主體性，就有了文化意義上堅定的自我”。近代以來，在西方的殖民入侵和工業文明的猛烈沖擊下，國人曾一度對中華傳統文化在現代化中的適應性產生強烈質疑，中華文化主體性日漸式微。與之相伴，中華民族的主體意識與獨立精神也逐漸迷失。在危機時刻，中國共產黨主動擔負起弘揚、發展中華傳統文化的歷史重任，以馬克思主義真理力量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重煥生機，借助“兩個結合”實現了中華文化主體性在中國大地的復歸，重新賦予了中華民族與中華文化以自尊自信的主體確證與自我認同。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兩個結合’是我們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寶。”其中，“‘結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深入挖掘、闡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的契合性是實現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機結合的必要條件，這樣才能為“兩個結合”尤其是“第二個結合”的現實可行性提供充分的論據支撐并為實際“結合”提供具體的著眼點。因此，借助“兩個結合”不斷鞏固發展中華文化主體性的目標就內在蘊含了實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由“先在契合”向“高度契合”轉化發展的理論要求。在數字化時代下，西方國家不斷以變化多端的手段和方式強化其意識形態輸出，潛移默化地向全球進行文化侵襲與文化滲透，這使中華文化主體性再次面臨嚴峻挑戰。新時代，如何充分發揮“兩個結合”這一法寶的現實效用、鞏固發展中華文化主體性、維護中國人民的文化自信心與民族認同感、確保中華民族在精神上的獨立自主已經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重大時代命題。有效回應這一時代命題的現實之需，要求我們必須積極深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的契合要旨，拓展其契合路徑，推動“高度契合”向縱深發展，為全面推進“第二個結合”、鞏固發展中華文化主體性提供堅實的理論支撐與文化根基。
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高度契合的主體邏輯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在生成條件、文化來源、歷史傳統、語言形式等方面均具有較大差異，因此兩者從“先在契合”向“高度契合”的轉化并非自然生成的，而是文化建構主體自覺、能動地進行思想形塑和理論創造的結果。由“先在契合”向“高度契合”轉化發展的諸多必要性與可能性前提不僅需要人們能動地認知、挖掘和發現，同時也需要他們以積極主動的歷史自覺和責任擔當在實踐中推動兩者從“先在契合”走向“高度契合”。
（一）中國共產黨是推動兩者從“先在契合”走向“高度契合”的領導主體
“兩個先鋒隊”性質決定了黨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向“高度契合”轉化發展的過程中扮演著領導者角色。在百年發展歷程中，中國共產黨一直根據我國不同歷史階段的具體國情與主要任務，不斷挖掘、發現、更新、拓展兩者在價值觀層面的契合點，進而從這些契合點著手在特定的時空場域下實現“第二個結合”，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以引領人民的現實實踐活動。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華民族的主要任務是推翻“三座大山”的剝削壓迫，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與國家自強。延安時期的中國共產黨將科學社會主義中“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的根本價值立場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民為邦本”“天下為公”的政治主張相結合，創造性地闡發了中國共產黨“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為適應救亡圖存的時代需求，中國共產黨積極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革故鼎新”“自強不息”的擔當精神與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中的革命精神之間的契合性，鼓舞人民積極投身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事業。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產黨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無產者……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充分體現了革除舊事物、建構新世界的革命目的和積極樂觀的革命精神，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湯武革命”“革故鼎新”“自強不息”等理念有著相似的價值意蘊。中國共產黨充分挖掘了這一契合點，并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實踐中將兩者融合為崇高的革命英雄主義和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在這一精神的引領下，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取得了萬里長征、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等諸多革命斗爭的勝利，最終改變了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社會性質，開啟了中國發展的新紀元。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新時期，中國的主要任務是完成從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通過恢復國民經濟、“一化三改”、基本確立社會主義制度實現解放發展社會生產力，以“滿足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為適應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的時代需求，中國共產黨積極拓展、深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在經濟調控思想上的契合性，為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提供了積極的思想指引。春秋時期，為促進國家富強，管子以“利出于一孔者，其國無敵”來表示應由國家統一掌握經濟權益。宋朝王安石曾以“市易法”實現平抑物價、縮小貧富差距的目的。這些經濟調控思想與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中“對生產進行的社會的有計劃的調節”十分相似。馬克思、恩格斯深刻揭露和批判了資本主義社會下“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的兩極分化現象，認為其產生的根源在于生產資料私有制，因此主張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實現按勞分配進而按需分配以消除貧富分化，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恩格斯表示要“按照社會總體和每個成員的需要”對生產進行“社會的有計劃的調節”。中國共產黨敏銳覺察到兩者在經濟調控理念上的契合性，在實踐中將兩者充分融合，通過開展農業互助合作運動、建立手工業生產合作社、推行“公私合營”“和平贖買”政策等，將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逐漸轉變為社會主義集體經濟，實現了我國從生產資料私有制向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轉變，對滿足工業發展的原料需求、消除個體經濟的脆弱性和分散性弊端以及維護社會公平具有重要作用。
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中國的主要任務是解除思想禁錮，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通過一系列改革開放舉措，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為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中國共產黨深入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利民富民、小康社會與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中的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社會主義發展階段之間的契合性，有力地促進了思想解放，極大地推進了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不僅主張利民富民，還極為重視調和貧富差距。“崇高莫大乎富貴”和“均貧富，不以養嗜欲”等思想與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中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推行共同富裕的價值理念高度契合。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共產主義“是以生產力的普遍發展和與此相聯系的世界交往為前提的”，指明了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之于共產主義事業的重要性。與此同時，恩格斯還指出，社會主義制度將給所有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充裕的物質生活和閑暇時間”和“真正的充分的自由”，體現了人民平等共享生產力發展成果的價值理念。立足這些契合點，中國共產黨適時調整了這一時期“第二個結合”的重心，將其轉移到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共產主義等理念與利用厚生、大同社會等思想之間的結合上，最終形成了社會主義本質論、實現共同富裕論、建設“小康社會”“和諧社會”等諸多理論成果，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了重要的價值引領和實踐指導。
進入新時代，中國的中心任務轉變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式現代化的五個鮮明特征要求中國必須在協同推進“五位一體”中實現高質量發展，在堅持和平發展道路中實現世界各國互利共贏。為適應時代所需，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第二個結合”重要論斷，要求“把馬克思主義思想精髓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貫通起來”，全面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的內在契合性，并在高度契合的基礎上實現兩者的融通結合，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更有力的價值引領。這標志著黨對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間關系的認知達到了嶄新的高度，并由此產生了一系列重大理論成果。如將科學社會主義無產階級政黨權威思想與傳統文化中的“大一統”理念相結合，闡明了堅持和維護黨中央權威與集中統一領導的極端重要性；將科學社會主義中實現人類“同已被認識的自然規律和諧一致的生活”理念同傳統文化中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思想相結合，形成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像保護眼睛一樣保護生態環境”等體現中國語言特點和文化傳統的生態文明建設理念；將科學社會主義視道德和正義為“各民族之間的關系中的至高無上的準則”的國際和平、平等主張與傳統文化中“協和萬邦”“天下為公”等思想相結合，形成了全人類共同價值、人類命運共同體等現代化建設理念，使全球發展不斷“從野性走向文明、從壟斷走向合作、從沖突走向融合”，如此等等，不勝枚舉。
中國共產黨因時制宜，不斷拓展不同時期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的契合點，這些契合點并非中國共產黨依照先后順序憑空形塑而生，而是兩者“先在契合”的重要組成部分共同存在于歷史發展的各個階段，只是在不同時期由于時代需要的不同，使得被挖掘、凸顯出的契合點也有所側重，這正體現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高度契合的動態發展過程。
(二)人民群眾是推動兩者以“先在契合”走向“高度契合”的實踐主體
馬克思指出：“歷史的活動和思想就是‘群眾’的思想和活動。”滿足人民群眾在實踐中的理論訴求是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由“先在契合”向“高度契合”轉化發展的直接動力。人民群眾在實踐中對“第二個結合”的踐行與檢驗也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的高度契合提供了更多的合法性與更廣泛的群眾認同。
人民群眾為兩者由“先在契合”向“高度契合”的轉化發展提供了強勁動力。恩格斯指出，每一個時代的理論思維“都是一種歷史的產物”，關于思維的科學本質上“是關于人的思維的歷史發展的科學”。這充分表明，社會意識是由社會存在決定的，是人民群眾基于自身在經驗世界中的實踐活動而形成的歷史性認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作為兩個獨立的價值體系，均屬于社會意識范疇，兩者由“先在契合”向“高度契合”的轉化也屬于社會意識層面的轉化。因此，兩者在不同時代凸顯出的契合要旨、契合內容、契合路徑等都是由特定的社會環境和社會存在決定的，而人民群眾在實踐中不斷更新的理論訴求也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不斷調整、拓展契合點和契合路徑以實現“高度契合”提供了動力。如五四時期，在先進知識分子的積極傳播和革命救亡形勢的感召下，科學社會主義得到了廣大人民群眾的熱烈歡迎與熱情擁抱，使馬克思主義最終扎根中國大地、開花結果，一改馬克思主義初入中國時的沉寂現象。這正體現了人民群眾在傳播科學社會主義及其價值觀主張、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向由“先在契合”向“高度契合”轉化發展的主體性作用和力量。土地革命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對土地的渴望使得人民群眾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高度契合性的認同集中于兩者對土地問題的價值主張上。這一契合要旨的發現推動中國共產黨在具體的革命實際中將共產主義價值理念與“均平地產”思想深度融合，由此產生了“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主張，有效激發了群眾的革命熱情。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人民群眾要求“富起來”的現實需要推動著黨和國家在經濟領域挖掘、探索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的契合之處與契合路徑，群眾自發探索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鄉鎮企業發展模式等最終以政策或制度的方式為黨和國家所認可。由此可見，人民群眾對生產力發展的自發追求，為黨和國家進一步闡釋社會主義的先進本質、形成“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的深刻認識奠定了實踐基礎，也為深入闡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在經濟建設中的高度契合提供了推動力。
人民群眾在“第二個結合”的實踐中賦予“高度契合”以合法性。在政治學中，“合法性”一般指政府權威為民眾所接受和認可的程度。同理，“高度契合的合法性”是指“高度契合”為民眾所認可的程度，即在民眾看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具有高度契合性”的論斷是否科學。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由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具有高度契合性”是論述“第二個結合”現實可行性的論據，所以要檢驗這一論斷的科學性，務必要將其放置于人民群眾的“第二個結合”實踐中進行檢驗。如果“第二個結合”可以在群眾實踐中順利推進并產生良好的現實效應，則證明這一論斷具有科學性。在中國人民踐行、推進“第二個結合”并檢驗“第二個結合”理論成果的歷史過程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的高度契合性也不斷得以確證，賦予了“高度契合”以更多的合法性、科學性與正當性。比如，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民本思想與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中的人民主體價值立場深度融合，由此形成了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通過發動群眾、依靠群眾、發揮人民群眾的主體力量，最終取得了一系列革命斗爭的勝利。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淮海戰役的勝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車推出來的，渡江戰役的勝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船劃出來的。”充分展現了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這一理論結合成果在實踐中的巨大效用，也間接證明了民本思想與人民主體立場所具有的高度契合性。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第二個結合”產生了社會主義本質論、共同富裕論、“小康社會”論等一系列理論結合成果，在這些結合成果的指導下，改革開放中許許多多的創舉，如農業生產承包責任制、鄉鎮企業異軍突起、經濟特區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等，都是人民群眾在實踐中創造出來的，中國共產黨正是在這種實踐經驗基礎上將之上升到政策再加以推廣，從而有力提升了中國的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深圳經濟特區建設是“中國人民創造的世界發展史上的一個奇跡”，既肯定了人民群眾在經濟特區建設中的主體作用，也內在彰顯了“第二個結合”諸多理論創新成果的有效性，充分證明了“高度契合”的科學性。新時代以來，“第二個結合”產生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人類命運共同體、全人類共同價值等一系列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價值理念，在這些價值理念的引領下，中國人民積極投身生態文明建設、“一帶一路”建設等，涌現了石光銀、王有德等治沙英雄，實現了我國荒漠化和沙土化面積的“雙減少”，有效完善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擴大了沿線國家的經貿合作與文化交流等，充分展現了“第二個結合”的實踐引領力，也賦予“高度契合”以更多的合法性和更廣泛的群眾認同。
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高度契合的實踐邏輯
文化建構主體在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由“先在契合”向“高度契合”轉化發展的過程中，要借助某些具體的方式和手段全面挖掘、闡釋兩者的契合要旨與契合之處，深入拓展兩者契合的空間和深度，實現兩者由淺入深、由理論到實踐、由抽象到具體的全方位、深層次契合。在實踐中，人們主要通過借言賦義、理念詮釋、制度建構等路徑實現這一目標。
（一）借言賦義：用中華傳統語詞概念表述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
任何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的契合會通，都是從概念契合開始的，即通過對外來文化進行翻譯，實現兩者之間的概念對應、范疇相通。正如馬克思所說：“觀念必須從本族語言翻譯成別族語言才能流通。”在引進、翻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及其價值觀主張的過程中，為在中國語境中找到合適、精準的語詞概念來表述科學社會主義的術語、范疇、主張等，知識分子主要采用了“借言”“賦義”兩種方式。
“借言”即借用漢語語素、語詞表述、譯介科學社會主義的專有術語、范疇、主張等。借言主要包括兩種形式：一是音譯借言；二是意譯借言。音譯借言是指將科學社會主義術語、概念的讀音轉化為漢字。如，19世紀末在馬克思主義最早傳入中國時，科學社會主義中的關鍵概念“communism”被音譯為“廓密尼士”“尼赫力士”等。音譯詞的作用主要是便于傳教士、駐外使臣等描述西方見聞，在言語指代上有所憑借，其本身作為漢語語詞沒有任何意義。故而在真正使用時，往往需要大量配套的“解釋”，以便于中國人民理解。正如俄國十月革命以后，“совéт”作為蘇聯的政權組織形式在極大程度上吸引了中國學者，但由于這一時期中國并沒有與“совéт”概念相通、范疇一致的對應詞，所以1919年張君勱便以音譯的方式將其以“蘇維埃”的語詞譯介到中國并對其進行了詳細解釋。通過音譯進行語素借用和新詞創制，在一定程度上便利了科學社會主義及其價值觀主張在中國的傳播，但由于這些新的創制詞與中國人民之間存在“疏離感”與“陌生感”，且無法準確表達科學社會主義術語、概念所承載的范疇與理念，所以存在著一定的接受阻滯和范疇不一致問題。比如毛澤東就曾批評道：“過去我們叫蘇維埃代表大會制度，蘇維埃就是代表會議，我們又叫‘蘇維埃’，又叫‘代表大會’，‘蘇維埃代表大會’就成了‘代表大會代表大會’。這是死搬外國名詞。”為進一步促進科學社會主義及其價值觀主張在中國的精準化表達與傳播，意譯借言方式應運而生。
意譯借言是指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已有的語詞庫中擷取在中國語境中與科學社會主義概念、范疇相近的語詞來進行譯介。比如在翻譯、介紹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中的暴力革命概念時，就從中國傳統文化已有的語詞庫“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中提煉出了“革命”一詞來進行對譯。再如譯介科學社會主義中“共產主義”的價值理想時，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提煉出“大同”一詞來進行對譯。《禮記·禮運》中描寫的“大同”社會安定有序、和諧友愛、人人平等、普遍富裕。這與生產力高度發達、社會關系高度和諧、人人實現自由而充分的發展的“共產主義”社會場景極為相似。概念、范疇的相似性使得“大同”成為中國語境下的“共產主義”，在梁啟超將日本翻譯的“社會主義”概念引入中國以前，早期學者在《萬國公報》中介紹歐美各派的社會主義學說時，多將其翻譯為“大同學”和“安民之學”。
“賦義”即對承載著中華傳統文化意涵的語詞概念進行體現科學社會主義“質”的規定性的意義重構，賦予其以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的現代化意涵。這方面的典型案例莫過于毛澤東對“實事求是”、鄧小平對“小康社會”所做出的創造性闡釋。“實事求是”最早見于東漢史學家班固撰寫的《漢書·河間獻王劉德傳》，原句是“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原意為在研究學問時，以充分的事實依據為支撐，并通過這些事實依據探求真實的結論，本是用以贊揚劉德嚴謹的治學態度與方法。1941年，毛澤東對“實事求是”這一概念進行了新的闡釋，強調從現實存在的事物和實際情況出發，探究事物及其相互之間的內在聯系與發展規律，深刻認識事物的本質以便將理論應用于實踐，實現理論與實踐的結合。毛澤東借用“實事求是”的語詞，對其進行了新的詮釋，既保留了“實事求是”原意根據實證尋求真理的價值內核，又賦予其以尊重事物客觀規律、重視實踐探求的科學社會主義價值品格，實現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在“實事求是”概念上的高度契合與深度融合。“小康”一詞最早見于《詩經》，意味著適度的安康和休息。《禮記·禮運》中將“小康”描述為一種理想的社會狀態，其層次略低于“大同”社會，在“小康”社會中，雖未能實現“天下大同”，但也基本達到社會安定、政治清明、民眾殷實的社會狀態。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鄧小平借用“小康”一詞并將其創造性轉化為中國現代化建設進程中的一個重要歷史階段，賦予這一傳統概念以社會主義性質的時代內涵。他明確表示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第二步是“到二十世紀末，使國民生產總值再增長一倍，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在鄧小平全新的時代化闡釋下，“小康”由一種理想社會模式轉變為指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踐綱領，不僅寄托了“小康”原意下中國人民對富足、安定生活的希冀，同時也體現了科學社會主義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共同富裕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與文化需要的價值追求，實現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在“小康”概念上的高度契合。
(二)理念詮釋：用中國人民日用而不覺的價值理念詮釋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
從哲學意義上講，概念和理念均是與現實存在相對應的理想存在，“概念”是一種“本體論理想領域”，具有中立性特點，真正使概念具有某種價值傾向并成為特定價值載體的是“倫理理想領域”，即“理念”。因此，若要推動“高度契合”向縱深發展，便要從概念上升至理念，使科學社會主義的概念、范疇與中國人民日用而不覺的價值理念相銜接。為實現這一點，人們主要采用內涵關聯和內涵比附兩種方式。
內涵關聯即利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價值理念解讀科學社會主義的概念、范疇、主張等，從而建立起概念與理念之間的內涵聯系。從科學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事實來看，中國人民對科學社會主義概念、范疇以及價值觀主張的理解與接受，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知識分子借助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價值理念對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進行的本土化、民族化詮釋。比如，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以實現人人平等、無階級差別、財產共享的共產主義為最高價值追求。知識分子在詮釋“共產主義”概念時，就將其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崇公”“均平”“天下為公”等價值理念相關聯。1866—1869年羅存德編寫的《英華字典》中將“communism”(共產主義)解釋為“大公之道、通用百物之道、均用百物之道”，將“socialism”(社會主義)解釋為“公用之理、公用”。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大公”“通用”“均用”等理念詮釋“共產”，搭建起了公正、均平的價值理念與“共產主義”概念之間的內涵關聯。1908年，顏惠慶對科學社會主義及其價值觀主張的相關概念做了進一步詮釋和闡發。他將“socialism”(社會主義)對譯為“均富主義、共產論、社會齊一論”等，并表示社會主義“與個人爭競主義成一反比例”，又將“communism”(共產主義)對譯為“國民共產、共產主義、無個人產業權之勢、社會主義”。這一做法在突出公正和均平理念的基礎上，又強調社會主義“與個人爭競主義成一反比例”、共產主義“無個人產業權之勢”，更加彰顯了共產主義消滅競爭、消滅階級、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從而實現人人平等、共同富裕的具體價值主張和價值追求，使“共產主義”概念在中國人民的視角下更加具象和直觀。
內涵比附即將科學社會主義概念、范疇、主張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觀念、主張進行對照、比附，進而將其理解詮釋為中國古已有之的思想觀念。這種方式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近代知識分子在傳統文化影響下形成的認知結構和思維方式發揮著隱形的操縱力，促使知識分子調動已有認知來理解、詮釋科學社會主義；另一方面則是由于這一做法可以在情感上拉近科學社會主義與中國人民之間的心理距離，從而減輕其傳播阻力。內涵比附幾乎貫穿于科學社會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整個歷史過程中。1901年，《譯書匯編》刊登了日本學者有賀長雄的《近世政治史》，譯序中寫道：“中國古世有井田之法。即所謂社會主義。”1904年，梁啟超在《中國之社會主義》一文中以封建時期“田主資本家”的劫盜行為為例，指出少數人掠奪多數人的社會狀況“吾中國固夙有之”，并指出“中國古代井田制度，正與近世之社會主義同一立腳點”。嚴復在討論羅馬田產繼承法時表示：“今之持社會主義。即古之求國均田者也。”土地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人也曾將“打土豪，分田地”作為核心的政治主張，體現了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在中國語境下與“平均地產”之間的緊密關聯。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井田之法、均平地產思想和社會主義進行比附對照，將社會主義所批判的兩極分化、貧富對立、少數人壓迫多數人的現象投射到中國固有的傳統中去，從而彰顯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在“平等”“公正”等價值理念上的一致性與等同性，這一過程充分體現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詮釋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的過程中發揮的巨大作用。
(三)制度建構：用制度建構承載具有中國特色的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
列寧指出：“沒有抽象的真理，真理總是具體的。”概念相通與理念銜接都只是在思維層面完成的抽象契合，要真正使“高度契合”走向具體、發揮現實效用，需將基于“高度契合”而形成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轉化為人類實踐活動。在法治社會，制度規范作為人們的行為準則和指南，無疑是價值觀向高效、有序的社會實踐轉化的重要中介。在“高度契合”落地、落實的過程中，其中介作用主要表現為制度設計過程和制度安排承載了特定的價值觀。
一方面，制度設計過程承載了基于“高度契合”而形成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制度設計過程是由制度的起草、審議、表決、發布、運行、調整等各個環節鏈接而成的程序化過程。在制度設計過程中，中國始終堅持以民主、平等、法治等價值觀為指導，通過民主的機制、合法的程序等保證制度設計過程的正當性與合理性。這方面的典型案例如全過程人民民主理念在制度設計過程中所發揮的規范引領作用。從價值維度來講，全過程人民民主是在“民本”思想與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中的“人民主體”立場和“實質民主”觀念具有高度契合性的基礎上借助“第二個結合”而形成的理論創新成果，代表了中國人民所追求的民主價值。這一民主價值不僅意味民主主體包含全體人民、人人都有平等的權利從事政治參與，還意味民主理念統攝協商、選舉、決策、監督、管理等政治參與的各個環節。在中國制度設計的過程中，人民代表大會享有立法權，人大代表享有提案權、審議權、表決權、質詢權、批評建議權、監督權等，有權在制度設計的各個環節依法傳遞人民聲音、表達人民意志，全體人民都可以通過人大代表實現對制度設計的全過程參與。此外，《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法》還規定“選民或者選舉單位有權依法罷免自己選出的代表”，切實保證了人大代表在制度設計過程中忠實地執行人民意志、維護人民利益，有利于實現“形式民主”與“實質民主”相統一。由此可見，制度設計過程承載了基于“高度契合”而形成的人民主體、依法治國、形式民主與實質民主相統一等價值維度上的理論結合成果，使“高度契合”在制度設計過程中落地生根。
另一方面，制度安排貫徹了基于“高度契合”而形成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制度安排是經過程序化的制度設計過程而形成的具體制度內容，其作為一種結果化存在直接指導、規范著人們的實踐活動。由于制度設計過程中的程序正當難以從根本上保證制度安排必然也是正當的，因此在制度安排上，要始終貫徹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等具有中國特色的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理念，合理安排制度內容，實現制度建構的程序正當與結果正當相統一，為群眾實踐提供科學有效、公平公正的指導。在當代中國的政治場域下，制度安排對價值理念的貫徹主要表現在各行各業的制度規范均要求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法治建設、融入社會發展、融入日常生活”。在涉及人們生產生活各領域的具體制度安排中融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既有利于形塑“制度形態的價值觀”，使價值觀借助制度的強制性和有效權威得以被人民群眾所踐行，從而轉化為改造世界的現實物質力量，又有利于實現價值觀對制度的有效支撐，使制度安排內蘊著一定的價值取向、價值立場、價值追求等，從而增強制度安排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并提升人們對制度安排的認同感與自信心。此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本身是基于“高度契合”而形成的理論結合成果，既“體現了社會主義本質要求”，也“繼承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因此，在制度安排中貫徹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一做法本身就是將“高度契合”落地、落實的具體實踐。值得注意的是，雖然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基本內容是在黨的十八大報告中被首次概括出的，但自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確立的各種制度安排無不彰顯著中國人民對富強、民主、自由、公正等價值理念的追求與貫徹。因此，制度安排對這些價值觀主張的承載與追求，并非僅僅存在于黨的十八大以后，而是存在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制度建構的整個歷史過程中。
四、結語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的高度契合并非自然生成和天然存在的，兩者之所以能夠實現高度契合，不僅依賴于客觀條件為兩者由“先在契合”向“高度契合”的轉化發展提供可能性與必要性，也依賴于文化建構主體對客觀條件自覺、能動地挖掘與發現，并利用這些客觀條件于具體的文化實踐中探索有利于實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高度契合的可行路徑與具體手段。借助借言賦義、理念詮釋、制度建構等具體的手段和方式，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充分激發、調用了各自的文化和理論優勢，實現了由淺入深、由理論到實際、由抽象到具體的全方位、多層次的高度契合。這不僅使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在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碰撞、融合的過程中實現了本土化改造與民族化創新，推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發展，而且賦予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以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的現代化意涵，促進了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賡續發展。
（作者：陸衛明，西安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