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隨著人工智能（AI）技術、生物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以及數字影像傳播情境的鋪展，AI“復生”漸漸開始走進人們的日常生活。在形式上突破生存與死亡的阻隔是AI“復生”的結構性特征，其實也是屬于人類集體的心理需求與個體的情感需求；在技術進步的推動下，AI“復生”有了將需求與供給聯結的可能。當下，AI“復生”模式大體有動圖單向呈現模式、虛擬情景再現模式、類智能交互模式等，出現了實驗室場景、公益性質場景、商業性質場景等不同的實踐應用場景。AI“復生”的社會影響涉及情感層面、倫理層面、法律規制層面，其未來形態也會影響到世界觀層面，需要對其進行辯證的前瞻性思考。

【關鍵詞】AI“復活” 人工智能 情感需求 倫理挑戰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嚴格意義上說，作為一種挑戰千萬年來人們生死觀的生命形態，真正的“復生”在現實生活中并不存在，它只是存在于科幻文藝作品的幻想或科學家的憧憬中。隨著人工智能（AI）技術、生物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以及數字影像傳播情境的鋪展，AI“復生”漸漸開始走進日常生活。從已故文藝明星、名人在各種情境中被“復生”，到普通民眾為逝去親友定制的“復生”，無論影像、動圖、全息投影或者人機對話，這種打破生死阻隔的“幻境”往往是動人的，但又往往會引發種種爭議。一方面，可以預判的是，技術進步一定還會不停地推動AI“復生”景象的拓展，甚至會朝向打破虛擬與真實、生存與死亡之邊界的方向前進。但另一方面，邊界的模糊與消隱也會給人們帶來相伴而生的沖擊與困惑，既牽涉到主觀層面的人類認知，也關系到客觀層面的社會治理。面對AI“復生”的現狀，我們需要厘清其背后的需求、生產及文化邏輯；面對AI“復生”的未來，我們也需要有未雨綢繆的前瞻性思考。

何以興起：精神的渴盼與技術的可能

在形式上突破生存與死亡的阻隔是AI“復生”的結構性特征，其實也是一直根植于大眾心中的普遍需求。一方面，這是屬于人類集體的心理需求。在浩浩前行的歷史長河中，人類關于生命意義的追索從未停歇——既構成了哲學思考的起始命題，也構成了文藝創作的恒久母題。“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生命之局促有限，與時空之廣闊無垠，是其中最令人困擾的一對矛盾。于是，抗衡時間、彌合生死的界限便成為人們歷久而彌新的夢想，為抵達這個夢想，人類通過精進醫術來“延年益壽”，甚至個別先行者選擇了冷凍自己的軀體以期待未來醫學的喚醒；人類也通過藝術的方式，比如雕塑、繪畫、攝影、電影、電視，一步步地更逼真地存留自己的時光。

另一方面，這也是屬于人類個體的情感需求。作為一種社會性的群體動物，無論是親人之愛、朋友之愛，還是對于偶像的愛，人類個體往往以“愛”的行為方式來表達對他人的情感，當陰陽兩隔、痛失所愛時，生者便會以對逝者綿長的思念將這種愛延續。有些時候，思念會以記憶的媒介化方式來凝固，比如一段懷念故人的文字、一本泛黃的相冊、一個家族墓地里矗立的墓碑、一件從祖輩傳下來的首飾等；另一些時候，思念也會以記憶的儀式化方式來凝聚，比如在清明節、中元節、冬至節等紀念時節，中國人習慣以各種方式集聚，寄托對親人的哀思。

如前所述，不管是集體需求還是個體需求，人們一直通過以技術邏輯建構的各種手段試圖聯結與超越生死。但在AI“復生”出現之前，幾乎所有的手段都是過去時態的，即便是最寫實、最即時的影像也是流逝的時光琥珀——一旦記錄，即成過往。人死不能復生，時光不能倒流，這些手段在人工智能技術介入之前，都大約只是順時序的之于時光的存留或延伸。AI“復生”作為一種全新的工具性手段，與之相比最截然不同的敘事方式是：它似乎將“不可信”轉化成了“可信”，它可以將逝者以生者的形態“示現”，可以把思念轉變成某種程度的“相見”；它不是過去完成時，而是現在進行時。

AI“復生”的興起與數字化時代的崛起息息相關，其實現的基本技術路線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層面是生命轉化為數據，而第二層面則是數據重建生命。概言之，放到數字時代的大背景中，AI“復生”實際上就是人類從數字化生存中逐步推演探尋出的數字化生命可能。生命流就是數據流，如果將數據和生命這兩個關鍵詞延伸出去，恰恰分別連接著當今社會兩個極其重要的學科——計算機科學與生物學。以未來學家赫拉利的論點觀之，這兩個學科的融合“讓整個世界的改變難以想象”，“生物學擁抱了數據主義，才讓計算機科學的小小突破撼動了整個世界，可能徹底改變生命的本質”。①

在第一層面，萬物互聯的數字化時代將個體生活與社會生活完全融為一體。換言之，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無時無刻不在產生數據交互的關系。其一，個人儀表相貌、言行舉止之類的外在形態，既可以通過主動的手機影像記錄，也會被監控攝像頭記錄，產生大量的移動端及云端數據。其二，人們在使用社交媒體、參與網絡游戲、使用各種APP平臺時會留下海量的互聯網應用痕跡。這些痕跡數據通常不為用戶本身掌握，而為平臺方所控制，形成所謂的用戶畫像。這類數據能夠體現個體的性格心理、興趣愛好，各大平臺精準的算法推送正因其深諳此道。其三，腦機接口的技術正在不斷地迭進，已經能夠初步實現人們用意念控制假肢、鼠標等外部事物，也即將腦電波之生物信號轉化為數字信號。這類數據已經關涉到了人的意識與思維層面。以上三個層面的數據交互途徑，恰恰體現了人類由表及里、由淺及深的數字化生存狀態。在今天，一個普通人所產生以及存留下來的數據量，遠遠地超出了其任何生活在傳統時代的前輩。這在他的身后會留下龐大的數字遺產，同時也構成了AI“復生”的數據基礎。

在第二層面，由于AI“復生”的虛擬人其實也是當下被廣泛應用的數字人的一種類型，目前其基本技術機理并未跳出共通的數字人系統框架。其大體包括復現形象的影像重建技術，復現聲音的語音合成技術，復現行為的動畫生成技術，復現“思維”的人機交互技術等。事實上，這些技術在各自領域的發展已經相當成熟，并在科幻電影、網絡游戲、社交媒體等場景中有了大量應用。但AI“復生”的對象是最為復雜的生命系統，其復現的水準、程度高低則更有賴于人工智能技術的推進。如人們所感受那樣，今天以ChatGPT、Sora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平臺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量顛覆人們的傳統認知，其一是以芯片技術迭代為核心的技術系統支撐的龐大算力，其為處理構成生命圖景的分布式數據提供了各種集成的可能性；其二是越來越趨于接近人類大腦神經網絡的智慧算法，為高階的可持續的AI“復生”打開了更廣闊的想象空間。

由是觀之，一面是亙古以來的人類需求，一面是不斷顯現的技術可能。關于“復生”的想象，基于心理的需求端與基于技術的供給端在歷史的進程中一直像兩條難以交錯的平行線，今天終于在AI的推動下，漸漸聚合在一起。科學家們在實驗室的技術成果并不能一一對應地轉化為現實應用，但AI“復生”之所以成為興起的日常現象，正因為其有著廣闊的社會需求土壤；反過來，現實的應用檢驗，又會源源不斷地提供新的需求，刺激AI“復生”的技術升級。再者，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會有市場。AI“復生”的各種商業應用場景已經不斷涌現。當商業資本涌入這一場域時，首先是將小眾化應用推廣為大眾化應用，比如讓人們普遍接受并習慣AI“復生”這一概念；其次是在激烈的競爭中細分市場，將大眾化應用衍生出分眾化應用，為不同的受眾量身定制產品。對于AI“復生”來說，也就意味著生命“模式”與應用場景的多元化。

類型界分：AI“復生”模式的進階及場景

AI“復生”的實現模式與技術介入程度緊密相關，呈現明顯的層階化特征。也就是說，技術手段越是復雜、精細、多元，“復生”形象的智能化程度也就越高，具身的體驗性也就越強。具體而言，目前AI“復生”大體有三個不同層階的實現模式。

第一層階，動圖單向呈現模式。這種模式本質上是逝者照片的動圖化。影像的基底通常是逝者的頭像照片，制作者運用小程序或其他軟件提供的高清修復、語音合成、動態渲染等手段，將靜態的老照片轉化成動態的簡易動態圖像。照片中的人物頭像可做眨眼、左右搖頭、張嘴等程序設定的簡單動作，略微升級的版本可以按照擬定的臺詞簡短配音。這類“復生”動圖在短視頻流媒體平臺已經很常見。其應用的技術門檻不高，一些視頻博主甚至能夠以低到10元左右的價格承接業務。但逝者動圖的呈現是單向的，只能在生者即時觀看的時間中帶來短暫的情感慰藉，心理沖擊力并不會很強，并沒有擺脫照片作為記憶之媒介的本質特征。只不過，當照片中的逝者動起來之后，就有可能打開生者記憶的閘門，喚醒他們更多的溫暖或悲傷的記憶。

第二層階，虛擬情景再現模式。這種模式的表征是重建逝者的即時影像——而非再現逝者的過去影像，并將其置于特定的虛擬或現實情境中，營造逼真的現場感。相當典型的一個案例是，2020年韓國文化電視臺（MBC）推出了VR紀錄片《遇見你》，其中反響最大的一集便記錄了媽媽與“復生”女兒的相見。該片的技術團隊借助數字建模、動作捕捉、AI語音合成等VR技術，讓媽媽借助可穿戴VR設備進入了虛擬現實的情境。在這個情境中，女兒是如此的生動，可以對媽媽說話，幫媽媽拍照，和媽媽一起過生日。技術團隊為她們編織了一段穿越生死的共處時光。如果說《遇見你》記錄的是生者進入逝者的場域，那么2021年底江蘇衛視跨年演唱會則反向行之，讓逝者進入生者的場域，邀請“復生”的鄧麗君走上了江蘇衛視跨年演唱會的舞臺，在舞臺上她與青年歌手周深一同唱起《漫步人生路》。鄧麗君讓人驚嘆的全息影像投影，在線上線下的觀眾視野中與現實融為一體。

虛擬情景的再現模式依然是單向度的，它創造的依然是被“看”或被“感知”的影像。近年來引發廣泛爭議的張國榮、李玟等明星“復生”事件大體也屬于這種模式；而另一種真人隱藏在逝者影像背后與生者的交互——真人角色類似于虛擬偶像身后的“中之人”，盡管可能會有情感療愈的效果，但其本質上還是單向的“操控”。AI“復生”所依附的虛擬情景，除了人工智能之于生命數據的分析重組之外，其主要運行機理與影視產品、游戲產品的類似情景是一致的。它往往是預設的、線性的、程式化的，可以被體驗而難以產生交互。

第三層階，類智能交互模式。這種模式真正開啟了生者與逝者虛擬交流的情境。它是雙向度的，“復生”的逝者可以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術支撐下，遵循其生前的語言習慣與表達方式，與生者進行交談。這種模式的發展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復生”文字機器人，比較早的案例是，2017年5月，美國連線網站報道了《紐約時報》記者James Vlahos在父親被查出癌癥晚期之后，用父親長達9萬多字的錄音材料，制作了一個名叫Dadbot的聊天機器人。父親辭世之后，Dadbot可以模擬父親的聲音、語調與言語習慣，在手機上通過短信息與兒子交流。第二階段則是多模態“復生”影像人，比如最近引發廣泛關注的典型案例是音樂人包小柏“復活”女兒的事件，偉大的父愛支撐他自我鉆研AI技術，將逝去的女兒復刻成了隨時上線的“數位助理”，復刻的不僅是聲音、影像，還有女兒習慣的表達方式。

類智能交互模式在國內外已經得到一定程度的應用。它最重要的突破是將近年來比較流行的人機對話場景（比如聊天機器人、語音助理、智慧家居等）轉換成了人人對話場景。逝者不僅是形象的“在場”，更仿佛是情感與意識的“在場”。因此，這種AI“復生”更接近于一種數字生命的存在。它有雙層結構：表層結構是外在的形態。它通過對生命數據的訓練重建起了擬真的逝者生前形象——并且隨著計算機算力的飛躍，機器學習的效率越來越高。比如前述的包小柏女兒聲紋結構的重現，就建立在一條僅僅17秒的視頻基礎上。深層結構是生成式人工智能之于人類思維的模擬，它建立起了響應——反饋的機制。簡言之，表層結構是“肉身”，深層結構是“靈魂”，當“復生”實現的是逝者“靈與肉”的融合，那么生者面對這種景象，便會難以辨識真實與虛幻邊界。

以上三個層階的AI“復生”模式，大體上是按照歷時性的技術迭進邏輯演化的，但它們彼此之間也絕不是漸次取代的關系，而是形成了并行且交錯的共時性關系，分化成不同的現實應用場景。這些場景大體受若干元素制約，包括受眾的不同需求、技術的不同路線、平臺的不同性質以及“生產者”的不同訴求等。在實驗室場景中，科學家們思考的是AI“復生”有沒有可能進化到更高層階。他們追求的是更強的算力與算法，是生物信息與計算機信息的更自如轉換，是邁向難以預測的未來。在公益性質場景中，服務提供者嘗試給社會公眾提供更多的情感慰藉途徑。比如自2018年民政部發文推進“互聯網+殯葬服務”之后，各地紛紛開展數字墓園、數字墓碑等形態的數字科技殯葬服務，其中的一類場景正是，人們開始借助電子屏、二維碼等方式實現與逝者的虛擬“相見”，表達他們的思念。在商業性質場景中，AI“復生”被很多商家或創業者看作是一片藍海市場。在這個市場上，從最簡易的逝者動圖到需要長期維護升級的逝者數字人，不同樣態的AI“復生”服務被賦予了不同的價格，它們遵循的是商品交易的市場邏輯。此外，普及化的AI工具開發推廣以及相關的“復生”技能培訓，也成為了產業鏈條的有機組成部分。

社會影響：情感、倫理與規制

AI“復生”不僅是一種數字生命現象，也是全新的科技現象、文化現象甚至經濟現象，當其開始全面進入社會生活時，也必然產生各種層面的社會影響。近年來，有關于AI“復生”的文藝作品或新聞報道往往成為熱點，比如《流浪地球2》上映之后，觀眾們就對劉德華飾演的父親努力創造圖丫丫的數字生命，在豆瓣、微博、小紅書等網絡社區展開了熱烈的討論，網友們投入熱情不僅僅是因為影片的故事橋段極為動人，而更是因為影片中的AI“復生”在今天的現實生活中已經有了相應的初級參照系。那么，人們的思考就不止于脫域的想象，而是關涉到每一個人都在場的現實。

第一，對于具體個人而言，AI“復生”尤其是“復生”至親至愛的人，會給人們帶來性質不同的情感沖擊。由于心理承受能力、生者逝者關系、情感表達方式等的不同，每個人對于“復生”的接受程度也是不一樣的。在前述《遇見你》的紀錄片案例中，攝像機的完整記錄頗有意味。當媽媽看見逝去的女兒“音容宛在”時，其反應是悲喜交集、啜泣不已，而現場工作人員以及電視觀眾也會被這潮水般的情緒所感染。問題大約在于，AI“復生”究竟可以給人們帶來情感代償，進而幫助他們情感療愈？還是會形成一種情感陷阱，讓人們身陷其中難以自拔，進而對人們帶來情感傷害？答案其實就在每個人的心中，有的人可以平靜面對，就像有網友說，他希望的情景是，走到墓碑前掃開二維碼，對“再現”的親友輕輕道一句，“嗨，好久不見”。有的人情不能自已，那么“復生”的情境會給他們帶來更強烈的精神刺激。那么從心理學上看，這部分人的心理健康難免會受到影響；從醫學上來看，高強度的刺激甚至有可能引發他們的精神疾患，進而也有可能給詐騙分子帶來乘虛而入的機會。所以，AI“復生”并不是普適性的，當生者頻繁地、深度地進入與逝者“相見”的情境時，不管是主動或被動，或許也應該需要被納入心理評估及心理干預的程序。

第二，對于人類集體而言，AI“復生”會給社會帶來生命認知的倫理挑戰。千萬年來，在生命倫理學的認知中，死亡是生命的秩序體現，人類生命的成長、衰老與死亡與自然界的一切生命一樣，是日出日落、花開花落的時間循環。正如有論者言，“一個沒有死只有生的世界就是一個夜幕永遠不會降臨的漫長到令人絕望的白晝，其中的生命是過曝的。”②當下，大多數情況下，中低階形態的AI“復生”并不會影響人們對于生死界限的判斷，生者大體會明白，逝者的言行舉止是虛構的，是被制造出來的。但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飛躍進展，會讓高階形態的AI“復生”漸趨于挑戰人們的死亡觀念。試想，當逝者隨時隨地可以在屏幕深處的彼岸以生者最熟悉的聲音與表達娓娓而談時，此岸的生者很難不陷入困惑。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話語表達機理在結構性上與我們現實中的日常表達是一致的，都是從大量的語料中進行模式化的提煉。一種語言有其基于特定語法的模式化表達，一個人的言語也有其基于個體習慣的模式化表達。所以當人工智能通過大數據訓練生成類似的表達時，就會帶來類似于思想交流的感受。那么，究竟是誰在交流？生死的邊界感會部分消弭。當AI“復生”被推而廣之時，基于時間、秩序的生命倫理傳統認知也許就會被動搖。

第三，在實踐層面，AI“復生”會對法律規制的體系完善不斷提出新要求。AI“復生”在實際應用中已經帶來了一些法律法規方面的討論。比如李玟“復生”事件，制作逝者影像的博主一方面宣稱這是對于李玟的追思和愛，另一方面又推廣做類似的視頻需要幾百元一條，顯然這里就涉及到是否侵權的爭議。2023年實施的《互聯網信息服務深度合成管理規定》第十四條規定，“深度合成服務提供者和技術支持者提供人臉、人聲等生物識別信息編輯功能的，應當提示深度合成服務使用者依法告知被編輯的個人，并取得其單獨同意。”但逝者是無法被告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對于肖像權的解釋止于自然人，逝者是不享有肖像權的，但同時又在第九百九十四條規定了死者人格利益。目前，之于AI“復生”并沒有出現典型的訴訟和判例，但很顯然其未來會在實踐中不斷觸及到一些法律法規的模糊或空白地帶，比如除了肖像權之外，還會有數據保護的個人隱私權、數字遺產的繼承權、技術應用的知識產權等問題。

第四，在理念層面，人們不得不面對的巨大隱憂是：如果AI“復生”的技術不斷地向前推進，我們會看到什么樣的景象？因此會不會給人類的生活與生存帶來威脅？會不會改變甚至顛覆人類的世界觀與價值觀？事實上，多年來，在《終結者》《黑客帝國》《頭號玩家》《流浪地球2》《黑鏡》等很多科幻影視作品中，藝術家們一直在借無所羈絆的數字生命故事設定，來給現實中的人們以警醒。比如數字生命的自我意識生成，比如人們無法辨識虛擬世界與現實世界的區隔，比如故事中的主人公開始懷疑自己的生命主體性，比如數字生命匯集的社會形成了平行宇宙。這些影視故事往往令觀眾們細思極恐，但大多數人應該能夠明白文藝和現實的距離。AI“復生”正在做的或者未來有可能做的，實際上很像一條朝向科幻文藝前進的漸近線。

假設這樣一些情境：如果有一天，腦機接口科技將人的神經網絡與計算機網絡能夠完全聯結起來，能夠將人類大腦所存儲的關于經歷、個性、情感、社會關系等一切信息傳輸到計算機網絡——也就是說一塊芯片就能像人的大腦那樣存儲了所有的個體生命信息，那么它還僅僅是只能模擬逝者的思維么？如果有一天，再生醫學已經開始研發的生物3D打印技術的目標從復制人體器官飛躍到復制所有人體基因、整個人體，如果再與生成式人工智能相結合，那么又會催生出什么樣的AI“復生”形態呢？想象可以天馬行空，觀察卻必須腳踏實地。人類文明發展史上已經很多次面臨科技變革所帶來的迷思和困惑，但每一次都能夠將危機轉化為前進的生機。在數字化、人工智能、生命科學等技術引領的第四次工業革命浪潮中，AI“復生”是一個典型的、具有時代特征且與每個人都息息相關的現象，關注它的現在與未來，就是關注我們的自身及存在。

（作者為南京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博導，廣播電視系主任，南京影視家協會副主席）

【注：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標項目“數字媒介時代的文藝批評研究”（項目編號：19ZDA269）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以色列]尤瓦爾·赫拉利著、林俊宏譯：《未來簡史：從智人到智神》，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7年，第342頁。

②翟業軍：《選擇“愛”：技術、數字生命與人性的未來》，《傳媒觀察》，2024年第4期。

責編/李丹妮 美編/陳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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