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理論道】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賡續古老文明的現代化，而不是消滅古老文明的現代化；是從中華大地長出來的現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國家的現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結果，不是文明斷裂的產物。中國式現代化是中華民族的舊邦新命，必將推動中華文明重煥榮光。”以政治學視角觀之，在中華文明的現代轉型歷程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以其突出的文明意蘊，在經歷了實踐和理論中的創造性轉化之后，成為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深厚底蘊。其中，“天命靡常、民惟邦本”“九州共貫、天下一家”“任人唯賢、為政以德”等思想理念，不僅蘊含著深厚的歷史邏輯，而且彰顯著鮮明的時代價值。

“天命靡常、民惟邦本”的政治秩序理據

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綿延不斷且以國家形態發展至今的偉大文明。從歷史的長時段來看，中華文明之所以能迭經盛衰而綿延不斷，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以“天命靡常、民惟邦本”的價值原則，凝聚起賢智之士和豪杰之才對文明的政治倫理責任的集中擔當。“天命靡常”是一種深切的憂患意識，天命可以變革轉移意味著建設國家和治理社會的責任在歷史的時勢中向有德有功的個人和集體開放，所謂“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惟邦本”是一種深刻的政治理性精神，“民為貴”主張的是以人民生活優劣和民心向背為政治良否的普遍判斷標準，所謂“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天命靡常”與“民惟邦本”的結合，將政治秩序的興衰原理，呈現為責任向上集中與德能向下分布的相互塑造，這一原理既作為正當性的依據超越于個人和集體的成敗之上，又作為基本追求彌散于不同時代的制度和行動之中。

在中國傳統政治秩序歷時悠久的發展中，“天命靡常、民惟邦本”始終保持著原則性的地位，不斷激發著新的觀念和實踐。在殷周之際的政治變革中，周人以自覺的省思精神將統治資格的來源從“帝命”變為“天命”，并將“天命”的顯現方式從卜問于“帝”轉向鑒照于“民”，能否“敬德保民”成為衡量統治和治理良善與否的內在原則。在諸子百家的思想爭鳴中，“天命靡常、民惟邦本”不僅作為政治生活的基本追求得到繼承，而且在諸子對天地和人世生活之道的追問中獲得了更為自覺和精深的思想內涵，“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成為儒法各家共同的政治理念。此后，無論行動者的目標是革命還是守成，也無論思想者的立場是證成還是批判，“天命靡常、民惟邦本”都被視為政治秩序的核心理據，貫穿思想意識、制度建設和治理實踐的整體之中，呈現出文明賡續的連續性。

在中華文明的現代轉型歷程中，面對“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的整體性危機，“天命靡常、民惟邦本”的原則不斷激發有識之士探索文明賡續和復興的道路與目標。在這樣的思想和實踐探索歷程中，中國共產黨真正承擔起了國家建設和文明復興的雙重責任，領導起旨在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革命、建設和改革實踐。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必須堅守奠基創業時的初心，堅守黨的理想信念宗旨，始終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始終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永葆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中國共產黨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深刻自我革命精神，中國共產黨人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繼往開來精神和憂患意識，有著深厚的中華文明底蘊。

“九州共貫、天下一家”的政治文明格局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長期的大一統傳統，形成了多元一體、團結集中的統一性。”中華文明包含著眾多的文化單元，不同地域和族群在長期交融共生中共同塑造了中華文明“九州共貫、天下一家”的基本格局，形成了具有豐富內部元素和鮮明整體特征的政治文明共同體。支撐眾多文化單元凝聚為一體的，正是中華文明的文明目標和政治追求。一方面，超越族群界限而將廣土巨族凝聚在一起的，是對同居合群的文明生活之道的普遍追求，無論生活在中原還是邊地，無論族群的歷史名號如何變遷，這種追求都貫穿族群交往、交流和交融的全過程。另一方面，文明的普遍追求通過各個族群的行動和思考展現為具體而多維的樣態，特別是諸多族群的共生和交融孕育著文明更新的契機，中華文明正是在內部不同族群的接力之中不斷獲得新的活力與生機，進而得到賡續和發展的。

從歷史變遷來看，分布在廣闊疆域之中、呈現出多樣狀態的文化單元，是在中華文明對建設國家和治理社會的自覺探索之中逐漸凝聚起來的，其中的關鍵環節是周代宗法分封制和秦代郡縣制的廣泛實施。在周之前，夏和商曾經先后成為“協和萬邦”事業中具有領導地位的大國，周則“監于二代”，采取了更為嚴密的分封制度，既帶來了人口和文化在廣大疆域中的流動，也締造了作為地緣政治單位的眾多諸侯國，以制度化的方式促進了文明內部多樣文化的交融共生。秦統一六國之后，在對不同風俗的地區和民眾采取多樣化治理措施的基礎上，推行了在長期歷史實踐中醞釀成熟的郡縣制，締造了中國此后兩千多年“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的基本形態，極大提升了政治文明共同體的統一性。在政治文明共同體的吸納和凝聚作用中，普遍的文明追求和具體的族群實踐循環塑造了“九州共貫、天下一家”的格局。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統一多民族國家建設事業，繼承了古代中國的廣闊疆域，涵蓋了中華民族內部的文化單元，激活了中華文明的文明追求。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制度建設中，“我們沒有搞聯邦制、邦聯制，確立了單一制國家形式，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就是順應向內凝聚、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發展大趨勢，承繼九州共貫、六合同風、四海一家的中國文化大一統傳統”，進而保持了文化主體性和歷史主動性，形成了更為緊密的中華民族共同體。

“為政以德、任人唯賢”的政治倫理精神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知識分子歷來有濃厚的家國情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這些思想為一代又一代知識分子所尊崇。”與追求“修齊治平”的家國情懷和社會責任感相應的，是中華文明長久秉持的“為政以德、任人唯賢”的政治倫理精神，這種政治倫理精神鼓勵那些有才有德的賢能之士加入建設國家和治理社會的實踐之中，把自身才德發揮到廣闊政治社會領域。“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只有具備高度的德行和才能，才能承擔起養民、富民、教民的責任，而要實現這一目標，則需要把具有才德的優異之士充實到政府之中，以“賢賢”為標準選拔和任用人才。

早在西周時代，“賢賢”就已成為卿士大夫的選拔原則，君侯的“家天下”通過卿士大夫的“官天下”來補充，所謂“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春秋戰國時期，士階層的形成和選賢舉能思想的發展，為“為政以德、任人唯賢”的政治倫理精神提供了社會和思想基礎。秦漢以后，對賢能之士的培養、選拔和任用成為中國傳統政治秩序的重要內容，尤其是察舉制和科舉制的前后相繼，為實現選賢舉能的政治追求提供了穩定制度基礎。通過察舉征辟制度，漢朝中央政府從各地選拔人才加入決策和執行系統之中，將刀筆吏的嚴苛統治改造成以德政為目標的士大夫政治。同樣，經由科舉選拔和與之相匹配的經典教育，唐宋以來的歷朝歷代從不同階層廣泛吸收才德秀異之士參與政治實踐，將對德政的追求廣泛而深入地貫穿治理和教化活動之中。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國共產黨既是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者和踐行者，又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繼承者和弘揚者”。百余年來，中國共產黨不僅在組織上建設成了可以動員群眾、領導社會的力量，而且強調思想建黨，以高度自覺的思想理論和政治綱領將自身建設成為先進性團體，進而開展領導人民、組織社會、建設國家的偉大實踐。中國共產黨以高度的文化自覺，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正是革命政黨先進性倫理的集中體現。

（作者：張錚，系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中國人民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