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質生產力的培育與發展離不開科技賦能、裝備驅動、設施筑基與政策改革。生產力變革轉換對糧食生產的作用效果顯著，有利于降低勞動強度，提升人均勞動產出；降低生產風險，提升土地產出水平；縮短作業工期，提升搶收環節效率；減少環境污染，提升綠色發展效能；減少資源浪費，提升生態循環能力。未來，要注重科技創新賦能，穩定糧食安全向“前”突破；裝備力量驅動，引領糧食生產向“深”邁進；設施建設筑基，提升糧食產能向“新”拓展；政策改革蓄勢，推動糧食產業向“綠”轉型。

【關鍵詞】新質生產力 糧食生產 科技創新 高質量發展

【中圖分類號】F323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10.008

鐘鈺，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經濟與發展研究所產業經濟研究室主任、研究員、博導。研究方向為農產品貿易、糧食安全。主要著作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下我國糧食流通收儲政策轉變與反應機制研究》（合著）、《我國糧食進口風險防控與策略選擇》（合著）等。宗義湘，河北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農業經濟與政策。主要著作有《加入WTO前后中國農業政策演變及效果》、《國際農業支持政策比較研究》（合著）等。

生產力是決定人類社會發展和進步的決定性力量。2023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新時代推動東北全面振興座談會上強調“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之后，“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被寫進2024年《政府工作報告》，進一步凸顯了我國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的緊迫感和使命感。“新質生產力”也逐步成為學術研究的熱點。追蹤梳理已有成果，我們可以發現，自“新質生產力”概念提出以來已有數百篇相關研究的期刊文章，但關于農業糧食方面的新質生產力研究成果寥寥。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糧食發展取得了顯著成效，糧食產量和農民收入增長較快。然而也要看到，我國糧食數量與質量、總量與結構、成本與效益、生產與環境等方面的結構性矛盾依然比較突出，特別是存在一些掣肘糧食競爭力提高的因素。增強糧食競爭力是我國特殊國情的必然要求。我國既是糧食生產大國，也是消費大國，糧食長期處于緊平衡狀態。我國糧食生產和供給情況直接關系全國14億多人吃飯問題，并對國際糧食市場供需關系具有重要影響。如何利用新質生產力賦能糧食安全，形成農業領域新質生產力作用和糧食安全保障的良性互動，對未來高水平高標準高質量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具有重要意義。

新質生產力與糧食安全的內在關聯

基于農業與生俱來的自然屬性，要對農業領域新質生產力進行特性刻畫（見圖1）。農業領域新質生產力具備新質生產力的核心特性，即以科技創新為驅動，這也是同傳統生產力最鮮明的區別。此外，還有兩個獨特屬性。一是自然性，受資源條件約束強。農業生產是人與自然進行物質交換以滿足自身需求的過程，也是人類勞動與自然因素、經濟因素交互影響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人類必須依賴和尊重自然規律。由于農業生產對外界因素環境具有強烈依賴性，這也決定了其易受到光照、水源、土地以及洪澇、干旱等自然災害的影響。二是弱質性，受政策變動影響大。縱觀主要發達國家農業發展歷程，實施政策支持是其普遍做法。發達國家不僅政策支持力度大，而且手段豐富多樣，形成了全方位、多層次、立體式的政策體系。未來，我國的農業政策將面臨大變革、深重塑。培育我國農業領域新質生產力，離不開農業的基本屬性和我國國情特色，要考慮設施建設、政策變革兩個重要變量。因此，農業領域新質生產力需要科技裝備、基礎設施和政策改革“三位一體”統籌推進。農業領域新質生產力的內核要義是以科技裝備創新為主線，整合資源要素，引入新業態、新模式等手段，提升農業要素優化組合而形成的配置效率，以設施建設、政策變革為“兩翼”，增強對自然條件的適應力和對自然災害的抗御力，促進農業生產力發展由量變到質變，塑造符合新發展理念的先進農業生產力質態。

發展新質生產力是應對激烈國際競爭的著力點，也是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關鍵抓手。我國糧食生產穩步發展、成就顯著、經驗豐富，可以說已經實現了“谷物基本自給，口糧絕對安全”的糧食安全目標。然而，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作為一個人口規模巨大、需求不斷升級，可利用的農業資源稟賦相對貧乏且還在不斷減少的發展中大國，我國糧食供求還存在著深層次結構性矛盾和問題。以科技裝備創新為引擎，拓展糧食生產外延邊界，創新生產要素配置方式，其迸發的新動能有助于從根本上提高糧食安全保障能力和市場競爭力，打造新質生產力與糧食安全的新交互形態，進而推動糧食產業的深度轉型升級。農業領域新質生產力的培育與發展離不開科技賦能、裝備驅動、設施筑基與政策改革。

科技賦能。在人口紅利逐漸減弱和生產成本持續上漲的背景下，科技進步發揮著“千斤頂”的支撐作用。先前由于原始創新不夠，我國農業科技重大原創成果和產業核心關鍵技術成果供給不足，基因編輯、合成生物、人工智能等領域缺乏自主知識產權，在生物技術等領域仍存在“卡脖子”風險，必須牢牢抓住科技創新這一關鍵變量，走內生性創新之路。內生增長理論認為，內生性技術進步是保證經濟持續增長的決定因素，所以內生性科技創新的關鍵是在源頭上提高創新能力。當前我國已經具備走糧食科技內生性創新之路的內部和外部條件，特別是依托國家重大科學工程和國家重點實驗室等平臺，推行重大任務聯合攻關機制，在分子改良、分子聚合育種等原始創新上實現了重大突破。

裝備驅動。誘致性技術變遷理論認為，要素相對價格的變化對技術進步產生誘導作用，同時，微觀生產主體會通過價格信號，借助市場機制實現廉價的相對豐裕要素對昂貴的稀缺要素的替代，并節約相對稀缺要素的使用。隨著二、三產業的快速發展，就業機會增多，農業生產的機會成本快速增長，由此，在農業生產中，勞動力價格不斷增長。在動力要素成本結構中，上述理論表現為人力成本的快速增長，對人力有較高替代作用的裝備動力相對而言價格水平較低，當裝備動力實現對人力的替代，就會大幅度降低人力成本進而節約動力要素總成本。同時，農業科技創新日益從以生物技術為主轉向生物技術與裝備化技術并重，農業裝備正深刻影響著作物品種選育方向、耕作制度變革方向、栽培模式改進方向。農機農藝深度融合，不僅有利于關鍵環節機械化技術的突破，也有利于先進適用農業技術的推廣普及應用。

設施筑基。從經濟學層面看，以基礎設施投資為代表的公共投資對農業生產的影響不可忽視。改善糧食生產基礎設施條件，既可以減少私人投入的數量，又可以根據投入要素相對價格調整私人投入結構來降低單位產品私人成本。[1]同時，完善的設施條件有利于生產要素在不同部門產業之間的有效轉換與合理配置。但從效益的廣義層面看，設施的作用范疇不止于投入回報，更大的回饋來自止損，特別是應對自然不利因素的侵襲。[2]糧食作物生產“靠天吃飯”的特征使其對農業基礎設施的依賴性更強，完善的農業基礎設施能有效抵御自然災害侵襲，拉長應對周期，提高糧食生產的穩定性。

政策改革。事物發展是波浪式前進和螺旋式上升的，農業領域新質生產力的形成與推廣也將呈現反復性和漸進性的特征。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二者相互依存、辯證統一，要相互適應和動態互動。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生產關系必須與生產力發展要求相適應。發展新質生產力，必須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與之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農業領域新質生產力必將要求新的生產關系，所以也要通過深化政策改革，推進農業領域生產關系調整，進而與農業領域新質生產力相耦合，以促進兩者良性互動。

生產力變革轉換對糧食生產的作用效果

從近年來糧食生產變化情況看，創新的作用日益明顯。農業科技創新是農業生產力發展提速的關鍵因素，為進一步鞏固夯實糧食安全根基提供了有力保障。2012年～2019年，中國農業全要素生產率波動上升，2016年后西部地區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增速明顯提高，2018年后中東部地區農業全要素生產率也加速提升。[3]2012年～2020年，中國深化綠色發展理念，農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從1.027加速增長至1.157。[4]農業正在向數字化、智能化轉型升級，在這個過程中，掌握新知識新技術的“新農人”、具有更高科技含量的農業生產技術裝備等新的生產資料，成為發展農業領域新質生產力的關鍵要素。科技創新賦能農業生產，催生新模式、新動能，勞動力要素、土地要素、資本要素生產效率不斷增長，要素配置持續優化。

降低勞動強度，提升人均勞動產出。傳統農業勞動者是依賴世代摸索積累的經驗進行生產的小農，通過以家庭為單位的傳統農業精耕細作、用地養地結合，形成持久穩定的農業生產形態。但勞動資料是犁、耙、鐮、鋤頭等以人力或畜力為動力的傳統工具，很難減輕人力勞動負擔，無法適應現代生產生活對農業生產的要求。現代科學技術使人們從依靠經驗進行生產決策轉向依靠可信數據。接受現代科學技術知識和具有更強技術應用能力的新農民，在農業生產中采用新技術、新裝備，利用基于激光平整、物聯網系統的水田智能監測設備，精確設定稻田水位，實時監測苗情墑情，利用小型氣象監測站和傳感器，測量氣溫、水溫、泥溫，精準掌握作物生長情況。農民從起早貪黑查看農情，到動動手指就能獲取農事信息，輕松完成耕、種、管、收等工作。

“生產方式的變革，在工場手工業中以勞動力為起點，在大工業中以勞動資料為起點”，[5]農業勞動資料從傳統人力、畜力驅動農具向以能源為動力的現代農機躍遷，預示著農業生產方式的深刻變革和農業生產力的大幅提升。“機器就其本身來說縮短勞動時間”“機器本身減輕勞動”“機器本身是人對自然力的勝利”“機器本身增加生產者的財富”，[6]近年來中國大力發展農業現代化，用現代化機械裝備農業，把勞動力從農業生產中釋放出來。全國農作物耕種收綜合機械化率從2012年的57%[7]增長至2023年超過73%[8]，其中水稻綜合機械化率超過85%，玉米超過90%，小麥超過97%，[9]緩解了農業生產對勞動力的依賴。農業機械化發展極大減輕了農業勞動力的勞動強度，2012年～2022年，稻谷、小麥、玉米平均每畝用工量從6.43日下降至4.17日，與此同時，單位用工產值從2012年的171.82元／日增長至2022年的345.81元／日，[10]將農業勞動力從低效生產中解放出來，使其獲得更大自由度，農業勞動生產率實現跨越式提升。

降低生產風險，提升土地產出水平。小農經濟“把土地分成小塊耕種的方式，排斥了采用現代農業改良措施的任何可能性”，[11]而土地平整化使機械化作業得以廣泛實現。在適度規模化經營的基礎上，現代農業應用農業大數據使農業生產過程更可預期，配合完備的水利設施、排灌系統，有效應對農業生產的旱澇風險。數據要素是發展農業領域新質生產力的關鍵，深入挖掘和充分利用農業數據，可以為有效防范農業生產風險提供新方案。智慧農業集成空天地數據，結合環境信息對作物生長進行建模，高效指導農業生產，科學確定耕種收時機，精確設定水肥條件，及時給出灌溉、噴藥作業建議，有效應對高溫、干旱等不利天氣，準確預防病蟲害。氣象數據助力準確識別各區域熱量資源變化，例如，黑龍江基于氣象觀測信息動態調整積溫帶，為農業生產適應氣候變化提供重要信息，為種植結構調整、作物選種提供依據。

完善的農業生產基礎設施增強土地生產韌性，高標準農田建設通過整治田塊“化零為整”，增加耕地面積；農田地力提升工程對土壤進行改良、培肥，提高耕地有機質含量，釋放土地生產潛力；農田防護與生態環境保護工程防風固沙、保持水土、改善農田小氣候，防范緩沖自然災害，耕地的承災能力得到加強。農田基礎設施建設在抵抗自然風險、防災減災穩產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2012年～2023年，農作物受災面積從2494萬公頃下降到1054萬公頃，農作物絕收面積從183萬公頃下降到98萬公頃，受災率從15%下降至9%。[12]2022年底，全國已建成10億畝高標準農田，保土保肥保水，畝產增加10%～20%，[13]為糧食生產創造了新的增長點。

縮短作業工期，提升搶收環節效率。在以現代農機裝備為主要勞動資料的農業生產經營中，正逐漸實現工業生產的標準化流程，高效、快速、整齊成為現代化農田的作業特點。機械化收割減少農作物成熟后在地停留時間，降低因天氣變化或其他自然因素導致的損失風險。衛星定位導航系統指導下的農機，能夠快速完成土地耕作、播種、收割，相較于傳統人工勞動，極大提高了作業精度與效率。2023年3月26日到4月16日，全國春播面積從0.55億畝[14]推進到1.4億畝[15]，日均完成約400萬畝；10月22日到11月11日，全國秋糧收獲進度從77.0%[16]推進到96.2%[17]，日均收獲約1262萬畝。在現代農機助力下，農業生產可以與時間賽跑。

針對“爛場雨”，2023年河南在夏收期間投入21.6萬臺聯合收割機搶收小麥，高峰期日收割1543萬畝，高出常年日收進度200萬畝，[18]最大限度地減少了不利天氣導致的損失；針對小麥“一噴三防”作業要求，無人機飛防作業安全、精準，一架無人機一天可作業面積400畝以上，是人工噴藥效率的20倍以上，[19]病蟲防治及時高效。此外，及時收割作業為延長作物生育期、作物營養輸送和后續作物種植爭取到更多時間。生育期延長有利于干物質積累，增加千粒重和產量，[20]農作物機械收割作業快、工作時間短，對提高農業生產效率、保障糧食產量和質量具有積極作用。復種地區兩季作物接茬時間短，機收、機播讓“上午收小麥、下午播玉米”成為現實。機械化作業不僅節省了大量的人力和時間，還提高了作物種植的靈活性和應變能力，在氣候變化和不確定的天氣條件下，確保了作物適期播種和收獲，同時也使更大范圍內的復種成為可能。

減少環境污染，提升綠色發展效能。我國傳統農耕文化中蘊含著綠色農業觀念，倡導用地養地結合、“視其土之性類，以所宜糞而糞之”，[21]主張農業生產要順應自然。在過去幾十年的工業化進程中，受益于農藥化肥帶來的產能提升，糧食產量經歷了較長的增長期。實施化肥農藥零增長行動之前，我國農用化肥施用折純量從1978年的884萬噸增長至2015年的6022萬噸，[22]增長了5.8倍，同期糧食產量僅增長了1.2倍；農藥使用量從1991年的77萬噸增長至2015年的178萬噸，[23]增長了1.3倍，同期糧食產量僅增長0.5倍。化肥農藥的投入產出并不平衡，粗放施肥、用藥導致面源污染較為嚴重。

發展農業領域新質生產力，不僅要“做加法”提高要素投入質量，同時也要“做減法”，優化化肥農藥等要素配置。測土配方施肥根據土壤情況量身定制氮磷鉀、微量元素肥料配比方案；緩釋肥根據作物生長需求變化緩慢補充釋放肥料，調節了作物生長肥料需求與土壤肥料供給之間的矛盾；精準變量施肥農機根據土壤信息因地制宜進行平衡施肥，改善了傳統施肥中施肥過量、肥料浪費的問題。此外，病蟲害綠色防控技術模式集成推廣，專業化防治推動農藥噴灑作業從傳統人工“肩上背”到現代無人機“天上飛”，農藥噴霧技術、噴霧器械及農藥劑型向精準、低量、對靶性方向發展，從傳統全面均勻施藥到精準識別雜草和病蟲害，高效控制病蟲草害。2015年～2022年，農用化肥施用折純量從6022萬噸降至5079萬噸，年均減少2.4%；2015年～2021年，農藥使用量從178萬噸下降至124萬噸，年均減少5.9%。現代農業技術通過優化化肥農藥投入量，提高化肥農藥利用率，減少資源浪費，降低農戶生產成本，實現經濟、社會、環境協調發展，為推進農業綠色發展奠定了基礎。

減少資源浪費，提升生態循環能力。馬克思認為，生產節約分為兩種，其一是廢料再利用的節約。“所謂的廢料，幾乎在每一種產業中都起著重要的作用”，[24]“例如，把以前幾乎毫無用處的煤焦油，變為苯胺染料，茜紅染料（茜素），近來甚至把它變成藥品”。[25]技術打破了傳統認知的桎梏，既解決了廢料污染環境、占用空間的問題，又衍生了新的產品，增加了產出與收入。但同時也需要注意到，“由于大規模社會勞動所產生的廢料數量很大，這些廢料本身才重新成為商業的對象，從而成為新的生產要素”。[26]

以秸稈綜合利用為例，把過去只能燃燒作草木灰的秸稈，變成復合肥、瓦楞紙等原材料，在提高附加值的同時，減少了秸稈燃燒產生的空氣污染。2021年，全國秸稈利用量6.47億噸，綜合利用率88.1%，肥料化、飼料化、燃料化、基料化、原料化利用率分別為60%、18%、8.5%、0.7%和0.9%，秸稈還田量4億噸，秸稈還田后土壤有機質平均增加5%～7%。[27]農業技術在秸稈綜合利用中的創新實踐，實現了經濟效益與生態效益的雙贏。又如，農膜一直以來都是穩產保產的重要生產資料，但是傳統農膜難降解、難回收，成為破壞土壤的主要污染源。在貴州湄潭，廢棄農膜綠色回收再處理技術探索出解決白色污染的長效機制，智能化總控破碎機對地里回收的農膜進行處理，經過切斷破碎、摩擦清洗、漂洗造粒、注塑成型加工為塑料框籃或生產育苗托盤，廢棄農膜搖身變為新產品，深度改變了農膜利用方式。通過技術創新和資源化利用，農業生產中的廢棄物得到了有效利用，不僅減少了環境污染，還創造了新的經濟價值。

糧食生產提質增效面臨的突出問題

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以來，中國糧食產業發展成效顯著。糧食產能穩步提升、物質技術裝備條件明顯改善、品質持續優化升級，糧食生產由保障口糧安全過渡到注重質量、營養和生態等多目標的大食物安全觀。同時也必須看到，糧食生產短板問題依然突出，具體表現在：部分品種土地產出率較低、勞動生產率相比發達國家差距較大、轉化增值率偏低、農資利用率整體水平不高、產品綜合利用率有待提升。厘清關鍵問題，有助于更好推動糧食產業強國建設。

部分品種土地產出率較低。從國際比較視域看，近年來，糧食土地產出率呈現顯著增長趨勢，但各國土地產出水平參差不齊。三大主糧中，中國稻谷土地產出率高于東南亞稻谷主產國，玉米土地產出率低于農業強國美國，[28]小麥單產水平高于美國且處于世界領先水平。

由圖2可知，從2000年～2022年稻谷主產國土地產出率來看，中國高于東南亞發展中國家。2022年中國稻谷土地產出率為7079.6公斤／公頃，分別比印度、越南、泰國的4229.4公斤／公頃、2988.2公斤／公頃、6019.5公斤／公頃高67.3%、136.9%和17.6%。印度、泰國、越南稻谷出口份額雖位于世界前列，但畝產量較低，其原因集中于基礎設施建設、機械化水平、品種選擇等方面。印度水利工程落后，機械化程度不高，致使勞動生產效率低下，從而影響稻谷畝產量；泰國稻谷畝產量低很大程度源于品種限制，其以傳統水稻品種為主，且稻田單一化連作易誘發病蟲害，限制了稻谷產能提升；越南稻谷種植依賴人工栽秧，栽培技術相對落后，生產規模小，進而影響稻谷種植的經濟報酬。

從玉米主產國土地產出率來看，中國玉米土地產出率遠低于美國，高于發展中國家巴西（見圖3）。2000年～2022年中國玉米單位面積產量穩中有升，由4597.5公斤／公頃增至6436.1公斤／公頃，增長幅度40%。但在全球范圍內，中國玉米土地產出率依然較低。美國農場主規模化經營、機械化程度高，標準化管理形成了高產優勢，提高了玉米生產效益和產品競爭力。中國和巴西兩國玉米單產波動上升的趨勢基本一致，2020年～2022年兩國玉米單產年均增長率分別為1.4%、1.5%。巴西玉米單產年均增速最高，主要原因在于巴西玉米轉基因技術的應用和普及，巴西自2005年正式批準轉基因玉米種植，2017年轉基因玉米普及率已高達88.4%，極大提高了玉米單產水平。

從圖4可以看出，中國小麥土地產出率呈現顯著優勢，單產水平高于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小麥主產國。2022年中國小麥單產水平為5855.4公斤／公頃，高于美國的3127.3公斤／公頃、澳大利亞的2847.0公斤／公頃、加拿大的3405.6公斤／公頃。中國小麥錨定高產、穩產目標，農戶把“千粒重”“畝產量”作為衡量生產技術、提升種植效益的重要指標，隨著生產水平的提高，中國小麥單產實現了跨越式增長。[29]此外，中國重視小麥生產的規模化、區域化、專業化，強調種質資源的保護利用，通過引進和培育優良品種、推廣節水灌溉技術、實施精準施肥，為保證糧食安全作出了重要貢獻。河南、山東等地的麥農正在轉型專業化種植，河南作為“小麥之鄉”，全程機械化作業水平程度高，截至2020年底，小麥生產已經基本實現全程機械化，耕種收綜合機械化率達到99.3%，科技手段有效助力了小麥單產的提升。

勞動生產率相比發達國家差距較大。由表1可以看出，近年來，各國勞動生產率整體有所提升，發達國家勞動生產率顯著高于發展中國家。一是2003年～2020年以來，中國、美國、澳大利亞、巴西、泰國五國糧食勞動生產率呈波動增長趨勢。2020年，以上五國平均每個農業勞動力的糧食產量分為3426.4公斤／人、162148.5公斤／人、44860.1公斤／人、13817.9公斤／人、3109.5公斤／人，比2003年分別增長241.6%、22.9%、51.3%、229%、42%。其中，中國和巴西兩國糧食勞動生產率增速最快，年均增速均超過1.1%，高于美國的1%、澳大利亞的1%。糧食綜合農業機械化率和農業機械總動力提升，提高了勞動力資源配置效率。中國自2004年起實施了農機購置補貼政策，截至2020年底，扶持了3800多萬農民和農業生產經營組織購置農機具4800多萬臺；巴西高度重視糧食生產領域的科技投入，通過推廣灌溉系統、集約化牲畜飼養等技術，促進了糧食生產方式轉變、推動了農業現代化轉型，實現了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和動力變革。

二是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糧食勞動生產率差距顯著。2003年美國、澳大利亞糧食勞動生產率分別是中國的132倍、30倍，巴西的31倍、7倍，泰國的60倍、14倍；2020年該項比值有所縮減，美國、澳大利亞糧食勞動生產率與中國比值下降至47倍、13倍，與巴西比值縮小至12倍、3倍，美國糧食勞動生產率與泰國比值降至52倍。美國和澳大利亞兩國糧食勞動生產率呈現出絕對優勢，其重要原因在于其現代農業技術裝備水平高，生產經營的規模化、專業化、特色化，為支撐現代糧食產業發展奠定了基礎。美國作為世界頭號農業強國，糧食生產分布集中，平均經營規模較大，各地區依據資源稟賦特色專門生產比較優勢的特色產品，為實現糧食節本增效和提高勞動生產率提供了便利；澳大利亞注重利用先進技術和推進農業機械化，使其農業勞動生產率持續提高。相較而言，中國糧食勞動生產率較低，日益成為農業競爭力與可持續發展的短板，主要原因可歸結為勞均耕地面積小、耕地質量不高且細碎化。2020年，中國有27285.7萬戶農戶經營耕地，而經營耕地面積在30畝以上的農戶只有1152.5萬戶，占比不足5%，耕地細碎化阻礙了農地適度規模經營、農業機械化普及。此外，中國已經步入勞動力短缺時代，[30]出現了“劉易斯拐點”，2006年～2019年糧食主產區務農勞動者平均年齡由46.6歲增長至55.3歲，60歲及以上務農勞動力占比由15.0%增至39.7%，農業就業人口老齡化降低了專業化優勢，從而影響了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31]

轉化增值率偏低。中國糧食加工業總體保持平穩較快發展，但轉化增值率不高。2015年中國糧食加工業總產值為3.9萬億元，2020年達到了6.9萬億元，年均增長率為12%，產業規模和經濟效益平穩增長，效益不斷提高。盡管糧食生產從種養環節向農產品加工流通等二三產業延伸，三次產業融合發展的乘數效應倍增，[32]但對標發達國家，農業增值增效空間亟待拓寬。從糧食產業來看，2020年中國糧食總產量為66949.15萬噸，稻谷、小麥、玉米三種糧食集貿市場均價為每百斤122.4元，測算所得糧食轉化增值率約為2∶1；放寬至農產品行業，目前中國農產品轉化增值率為2.52∶1，低于發達國家的3∶1～4∶1范疇。

農資利用率整體水平不高。化肥農藥投入產出比反映了各國農藥化肥的投入產出效果，投入產出比越高，意味著施用效率越高。[33]通過對2000年～2021年稻谷、玉米、小麥化肥投入產出比進行測算可知，中國農資利用率在全球范圍中處于較低水平。2000年～2021年稻谷主產國化肥畝均投入量中，印度化肥投入產出比最高，中國次之，最后是泰國，稻谷投入產出比均值分別為24.8、19和9。從縱向看，中國、印度、泰國三國化肥投入產出比波動較為平穩，2021年，中印泰三國的化肥投入產出比分別為22.3、23.6、10，與2000年相比分別變化－0.07%、－0.19%、0.15%，可能原因在于稻谷單產提高與化肥投入量增幅相一致。橫向來看，中印兩國與泰國化肥投入產出比的差距維持在一定水平，泰國化肥施用綜合效率相對較低，中印兩國稻谷化肥投入效果優于泰國（見圖5）。

美國玉米化肥施用綜合效率顯著高于發展中國家，如圖6所示，從數值上來看，美國化肥投入產出比最高，中國玉米投入產出比最低。2000年～2021年玉米主產國化肥投入產出比從大到小的排序為美國、巴西、中國，平均值分別為94.4、23.6、15.9。美國玉米化肥投入產出比是巴西的4倍、中國的5.9倍。盡管隨著“化肥減量增效”政策實施后，中國的化肥投入量呈現下降趨勢，但總量仍高于美國，單產水平也與其存在一定差距，這就造成中美兩國在化肥投入產出比方面差距較大。從縱向看，美國玉米化肥投入產出比小幅增加，2021年美國玉米化肥投入產出比為94.4，相較于2000年增加1.7%。中國和巴西兩國玉米化肥投入產出比總體呈現出平穩特點，化肥農藥投入產出水平變化不大，但整體有所下降。2021年中巴兩國的玉米化肥投入產出比分別為15.9、23.6，與2000年相比分別下降了9.7%、0.59%。

中國小麥化肥投入產出水平同樣低于發達國家（見圖7）。通過測算2000年～2021年中國、美國、澳大利亞及加拿大小麥化肥投入產出比，我們可以發現，加拿大小麥化肥投入產出比均值最高，為36.2，是中國的2.6倍。雖然中國小麥單產水平高于加拿大，但中國小麥化肥投入量高于加拿大，中國小麥化肥畝均投入量均值是加拿大的4.4倍，因此中國與加拿大的小麥化肥投入產出比差距較大。美國和澳大利亞的化肥投入產出比均值分別為28.7、27.4，均高于中國13.7的水平。縱向上，中國和澳大利亞的小麥化肥投入產出比波動下降，2021年中國和澳大利亞小麥化肥投入產出比分別為18.2、38，較2000年分別上漲27.1%、44.2%；美國和加拿大小麥化肥投入產出比分別為27.4、20.8，較2000年下跌10.3%、52.9%。

產品綜合利用率有待提升。發達國家農林廢物產量低于發展中國家，農林廢物利用經濟效益較高。以秸稈為例，2012年全球秸稈總產量為50.81億噸，中國作為世界第一秸稈產量大國，秸稈總產量高達9.40億噸，占全球秸稈總產量的18.50%。[34]與此同時，中國農作物秸稈產生量也在逐年遞增，2021年全國秸稈產生量8.65億噸，較2018年增加了3500多萬噸。從秸稈綜合利用主導方式來看，發達國家形成了“秸稈直接還田＋廄肥＋化肥”的三合制施肥制度。美國土壤氮素3／4來自秸稈和廄肥，秸稈直接還田量占秸稈總產量的68%；[35]且美國高度重視農業廢棄物資源化、高值化利用，如將秸稈轉化為纖維素乙醇等，增加了秸稈利用附加值。中國秸稈資源則以肥料化和飼料化利用為主，[36]根據2022年《全國農作物秸稈資源調查與評價報告》，2021年全國秸稈利用量6.47億噸，經計算秸稈總體利用率只有74.8%，與美國秸稈綜合利用率90%以上的水平相比，相差15個百分點，這意味著有大約1.3億噸秸稈被浪費。

以新質生產力保障糧食生產

在加快建設農業強國的道路上，要著力推動糧食生產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切實提升科技對糧食增產增收的支撐作用，[37]實現內涵式發展、多元化發展，以科技創新培育農業領域新質生產力。

科技創新賦能，穩定糧食安全向“前”突破。科技創新是控制糧食產業鏈最前端的關鍵手段，也是實現產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應搶抓創新戰略制高點，用科技支撐糧食生產優質升級。一是有力推動新舊動能轉換。推廣基因編輯技術、精準農業技術、智能化農業技術等應用，改良糧食作物品種、多途徑提高糧食生產率及質量效益。加強科技成果轉化推廣體系建設，打通科研成果到現實生產力的通道，將糧食科技成果的產生與實際需求進行對接，創新糧食科技成果轉化體系，形成以國家農業技術推廣機構為主體，龍頭企業、農民合作組織為基礎，農業科研、涉農企業等社會力量廣泛參與的農業技術推廣體系。提高農業科技成果研發轉化率，暢通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渠道，深入推行科技特派員制度，支持高技能人才、專業技術人才等到田間地頭開展科技服務，解決“最后一公里”問題，讓科研成果更“接地氣”。二是全面實施生物育種重大項目。深入實施種業振興行動，加快培育高產高油大豆、優質功能水稻、優質節水小麥、耐旱宜機收玉米、耐鹽堿作物等新品種，通過生物技術產品創新，挖掘育種價值新基因，打破關鍵核心技術制約，面向產業發展需求研發多基因疊加、多性狀復合新產品，著力解決種業種源“卡脖子”技術難題。三是推動農業產業鏈條核心技術研發。促進科技與產業融合，推進育種、育苗、栽培、收獲、加工、包裝、物流、保鮮等全產業鏈集成技術的研發，推廣糧食產業文化與高科技相結合的多業態發展模式，最大限度挖掘品牌農產品市場價值與技術優勢。

裝備力量驅動，引領糧食生產向“深”邁進。培育生產效益增長點，用裝備力量驅動糧食產業延伸。一是強化糧食生產裝備支撐。加強智能化、復合型農業機械研發應用，鼓勵和支持科研機構、研發企業投入資源研發糧食生產裝備。加強耕地“宜機化”改造，提升糧食生產裝備的性能和效率，提高農作物耕種收綜合機械化率。二是聚焦糧食生產數字化建設，提升智慧農業科技創新力。緊抓“新基建”機遇，在農業物聯網、智能控制系統與智能機器人、智能化農業機械與裝備、信息實時采集技術和設備、區塊鏈等領域部署數字農業科技專項，搶占糧食科技創新制高點，培育世界糧食科技引領能力。三是完善糧食產品追溯體系，打造優質糧食產品品牌。建立“一物一碼”追溯體系，運用5G通信網絡及田間傳感器、物聯網等技術，囊括農產品從種到收的完整數據，實現產品全周期可追溯，有效提升流通系統的透明度，增加消費者信任度。

設施建設筑基，提升糧食產能向“新”拓展。加大一般服務性質的“綠箱”支持投入，推動政府的公共投資替代糧農的私人生產投入，讓糧農在同等支出下獲得更大產出或以更少支出獲得同等產出，從而相應降低糧食單位產品的平均成本。一是加大糧食生產領域的基礎設施投資，為糧農提供更多公共產品。加大土地集中連片整理、土壤改良、高標準農田、機耕道建設等的投資力度，創造規模經營和機械化作業條件，并將曬場、烘干等配套設施納入投資建設范圍。加大對農田水利和節水灌溉設施設備的投資力度，集中建成一批高效節水灌溉工程，大力普及噴灌、滴灌等節水灌溉技術。二是加大糧食流通領域的基礎設施投資，打造可持續糧食供應鏈。加快物流節點庫建設，提高糧食流通效率，在東北、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等布局物流節點庫，增加糧食公共儲備、質量檢測、流通與市場促銷方面的公共投資，改善流通領域的基礎設施條件、制度安排和運作效率。

政策改革蓄勢，推動糧食產業向“綠”轉型。糧食發展已從注重數量到質量、效益并重，從注重生產功能為主向注重生產、生態、生活功能并重轉變，迫切需要掌握農業領域新質生產力的高技能人才推動農業技術創新、支撐糧食產業建設、豐富支持綠色低碳科技研發的政策工具箱。一是建立綠色可持續發展機制。新質生產力本身就是綠色生產力，應開辟增創綠色新亮點，實現糧食產業生態發展。大幅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發展綠色技術，引領農業環境改善。增強農業清潔生產技術研發與應用，部署實施以農田生態恢復、精準施藥技術、種養生態平衡、農業資源高效利用、生物災害綠色防控等為核心的農業綠色生產科技專項。建立以綠色生態為主導的技術體系，研究生態交易方式機理，完善生態產權確定技術和生態利益、生態補償測算技術等方面政策，形成農業生產生活相協調的技術體系，實現農業生產和鄉村自然生態保護與開發利用和諧統一。二是深化改革，著力促進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協調。增強小農戶與大市場、大農業的銜接能力，提升合作化、組織化程度，通過集中決策、統購統銷等方式，節約交易成本，增強對新技術、新工具的學習能力。農業科技人才作為引領科技進步與農業科技自主創新的堅實力量，代表農業科技發展的核心競爭力，應切實提高其科技素養，加快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探索建立新型職業農民制度。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標項目“農業社會化服務推動生產綠色轉型的機制與對策研究”和重慶市社會科學規劃項目“重慶全方位夯實糧食安全根基的路徑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分別為：23&ZD110、2023BS032；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經濟與發展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周琳、河北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宋洋對本文亦有重要貢獻）

注釋

[1]朱晶、晉樂：《農業基礎設施、糧食生產成本與國際競爭力——基于全要素生產率的實證檢驗》，《農業技術經濟》，2017年第10期。

[2]農業基礎設施涵蓋的種類很多，各類設施對糧食增產的保障功能和程度存在差異，農業基礎設施的常規概念主要包括農田水利基礎設施、農村交通基礎設施和農業電力基礎設施。

[3]唐建軍、龔教偉、宋清華：《數字普惠金融與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基于要素流動與技術擴散的視角》，《中國農村經濟》，2022年第7期。

[4]金紹榮、任贊杰：《鄉村數字化對農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改革》，2022年第12期。

[5][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08、483頁。

[7]《2012年我國農作物耕種收綜合機械化水平達到57%》，2013年2月26日，https://www.gov.cn/jrzg/2013-02/26/content_2340477.htm。

[8]高云才等：《豐收中國舒展美麗畫卷》，《人民日報》，2023年9月23日，第2版。

[9]常欽、李曉晴：《農機增動力 豐收添底氣》，《人民日報》，2022年9月2日，第18版。

[10]每畝用工量、家庭用工天數每畝產值數據參見《全國農產品成本收益資料匯編2013》，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3年；《全國農產品成本收益資料匯編2023》，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23年。

[1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6頁。

[12]數據來源參見國家統計局：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13]常欽：《更多糧田變良田》，《人民日報》，2023年1月16日，第2版。

[14]朱雋：《牢牢把住糧食安全主動權》，《人民日報》，2023年3月27日，第5版。

[15]鄒偉等：《牢牢把握高質量發展這個首要任務》，《人民日報》，2023年4月19日，第1版。

[16]《全國秋收進度近八成 秋播秋種工作有序推進》，2023年10月23日，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23/1023/c1004-40101204.html。

[17]郁靜嫻：《全國秋糧收獲已過九成半》，《人民日報》，2023年11月12日，第1版。

[18]《各地各部門搶抓農時推進“三夏”生產》，2023年6月22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06/content_6887874.htm。

[19]《河南上蔡：146萬畝小麥實現統防統治全覆蓋》，2022年4月26日，https://www.moa.gov.cn/xw/qg/202204/t20220426_6397748.htm。

[20]王尚明等：《基于頭季稻+再生稻產量的再生稻關鍵技術試驗》，《江蘇農業科學》，2021年第20期。

[21]《陳旉農書》。

[22]數據參見《中國統計年鑒2023》，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23年；2015年到2022年的農用化肥施用折純量的數據來源同上。

[23]數據來源參見國家統計局：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2015年到2021年農藥使用量數據來源同上。

[24][25][2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17、118、95頁。

[27]李曉晴：《全國秸稈綜合利用率超88%》，《人民日報海外版》，2022年10月13日，第4版。

[28]姜長云、李俊茹、鞏慧臻：《全球農業強國的共同特征和經驗啟示》，《學術界》，2022年第8期。

[29]劉銳等：《中國小麥國際競爭力分析》，《麥類作物學報》，2022年第9期。

[30]孔祥智：《我國農業勞動力數量和勞動生產率估算》，《改革》，2019年第5期。

[31]林本喜、鄧衡山：《農業勞動力老齡化對土地利用效率影響的實證分析——基于浙江省農村固定觀察點數據》，《中國農村經濟》，2012年第4期。

[32]高蕓、鐘鈺、劉曉雪：《糧食增產千億斤：壓力抑或潛力？——基于技術進步方向和關鍵要素的判斷》，《農業現代化研究》，2022年第4期。

[33]鐘鈺、陳希、王立鶴：《基于比較優勢視角的中美巴三國大豆競爭力分析》，《國際貿易》，2021年第10期。

[34]王紅彥等：《國外農作物秸稈利用政策法規綜述及其經驗啟示》，《農業工程學報》，2016年第16期。

[35]孫寧等：《國外農作物秸稈主要利用方式與經驗借鑒》，《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6年第5期。

[36]楊傳文等：《中國秸稈資源的時空分布、利用現狀與碳減排潛力》，《環境科學》，2023年第2期。

[37]鐘鈺、巴雪真、陳萌山：《新時代國家糧食安全的理論構建與治理進路》，《中國農村經濟》，2024年第2期。

The Logic Implication and Main Path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o Assist Grain Production

Zhong Yu Zong Yixiang

Abstract: The culti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the driving power of equipment, facility building, and policy reform. Productivity transformation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grain production, which is conducive to reducing labor intensity and increasing per capita labor output; reducing production risk and improving land output level; shortening working period and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in harvesting link; reducing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green development; and reducing the waste of resources and enhancing the ability of ecological circulation. In the future,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empowermen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o make "forward" breakthroughs in stabilizing food security; the power of equipment to drive "deep" integration in grain productio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to expand grain production to "new" levels; and the momentum of policy reforms to promote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the food industry.

Key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food productio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