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質生產力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關鍵在于對“質”的理論認識和實踐把握，不能將其簡單化為科技創新與農業農村的物理復合、推動農業勞動生產率提升或者利用高科技改造農業農村。根據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基本理論，先進生產力質態固然具有高科技和創新特征，但具有高科技和創新特征的生產力并不能自動、天然地成為新質生產力。探討新質生產力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需要回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理論上厘清新質生產力與傳統生產力在“質”上的區別，加強對新質生產力引發的生產關系變革、制度特征和政治經濟原創性理論貢獻的學理認識，并結合農業農村現代化在新發展格局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中的戰略定位，深入理解新質生產力對包括全面深化改革在內的國家重大戰略的支撐作用。如此，才能更好地貫徹新發展理念、聚焦中國式現代化中心任務，更好地推動符合“質”的要求的農業農村現代化實踐。
【關鍵詞】新質生產力 制度創新 生態化 政府市場關系 耐心資本
【中圖分類號】F323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10.003
溫鐵軍，新疆大學“天山學者”特聘教授、海口經濟學院特聘教授。研究方向為“三農”問題與國家發展戰略。主要著作有《“三農問題”與制度變遷》《解構現代化》《全球化與國家競爭》等。逯浩，新疆大學鄉村振興研究院副院長，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天池英才”領軍人才。研究方向為政治經濟理論與公共政策。主要著作有《中國鄉村治理現代化轉型的戰略思考》（論文）、《新時代“三農”與“三治”問題的內涵轉換及其問題域》（論文）等。
當前，發展新質生產力成為政界、學術界及至全社會的共同焦點，各地區在發展新質生產力上呈現前所未有的活躍態勢。學術界對該概念的反響尤為強烈，自2023年9月至2024年4月，6個月內有千余篇研究和闡釋新質生產力的論文發表。在圍繞發展新質生產力所展開的理論研究與實踐探索如火如荼之際，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牢牢把握高質量發展這個首要任務，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發展新質生產力不是忽視、放棄傳統產業，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種模式。”[1]這一重要論述提醒我們要在“新質生產力”這個“熱”議題上進行“冷”思考。
農業領域新質生產力再審視
理解新質生產力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關鍵，在于對“質”（本質）的認識。我們應該認識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服務于金融投機資本追求虛擬化擴張的高科技和向外轉嫁成本的創新并不是我們所指的“新質生產力”。先進生產力質態固然具有高科技和創新特征，但不能就此認為高科技和創新就是新質生產力。若以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基本理論作為分析依據，則需要增強對新質生產力所內涵的質態特征、制度屬性和改革動能的認識。第一，黨的二十大將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和本質要求之一，筆者認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是生產力“新質”與否的重要衡量標準和質態特征，與之相悖的生產力要素則需要從“舊質”向“新質”轉化。為此，要以“兩山”理念推動“生態產業化”，對傳統資本導向的農業產業化進行“產業生態化”改造；同時，要結合“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適配性地以生態化的新質生產力推進“生態資本深化”。惟其如此，才可能在鄉村振興戰略的貫徹與實施中形成符合“質量效益型”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發展模式。
第二，新質生產力在制度屬性上充分體現了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提出的“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以及中國式現代化“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重要特征。這是新質生產力與其他高科技創新的本質差異，也是中國共產黨引領發展的先進生產力質態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依靠資本驅動的科技創新之間的實質區別。因此，具有高科技和創新特征的生產力并不都是新質生產力，或者說并不能自動、天然地成為新質生產力，先進生產力必須有機地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特征，充分體現“以人民為中心”和“物質與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生產力才是新質生產力。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二十屆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體學習時，就扎實推進高質量發展發表重要講話，充分闡釋了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動因和制度背景，為理解新質生產力的內涵實質提供了重要理論遵循。
第三，不同于其他高科技創新，新質生產力是生產關系領域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動能，發展新質生產力能夠有力推動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全方位變革。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生產關系必須與生產力發展要求相適應。發展新質生產力，必須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與之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要深化經濟體制、科技體制等改革，著力打通束縛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堵點卡點，建立高標準市場體系，創新生產要素配置方式，讓各類先進優質生產要素向發展新質生產力順暢流動。”
在農業農村領域，新質生產力的質的規定性，充分體現為發展先進生產力要符合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共同富裕的中國式現代化特征以及城鄉深度融合的改革發展方向。為此，新質生產力推進的農業農村現代化，應該有利于城鄉之間要素自由流動，有利于破除條塊分割、尾大不掉所演化成的“利益結構固化的藩籬”；其推動農業農村生產力發展，要注重先進生產力質態與傳統農業生產的有機融合，有利于“人-地”關系相對穩定，而不是簡單的物理復合或者單純以農業勞動生產率提升為目標而急于利用高科技，特別是采用某些不安全的科技方式改造農業農村；其推動縣域經濟高質量發展要走城鄉融合發展之路，實現中央一號文件要求的“培育壯大縣域富民產業”“促進縣域城鄉融合發展”，促進農業農村現代化與中國式現代化的同步實現。
當前，有關新質生產力的討論有三方面趨向需要關注。一是，將新質生產力作為新科技、新產業和新業態的替換詞，似乎只要是發展科技和推動創新，就都是發展新質生產力。二是，對新質生產力對應的生產關系變革，及其涉及的制度特征和政治經濟理論內涵關注不足，缺少有關新質生產力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創性理論貢獻的闡發。三是，在新質生產力推動宏觀政策創新方面尚缺乏討論，尤其是對新質生產力推動政府職能創新、帶動農業農村現代化、服務縣域經濟發展、吸納貨幣和社會資本以及推動生態空間資源價值化開發等方面的政策關注度還不夠。因此，亟需深化對新質生產力本質屬性、理論原創性貢獻及其引發的宏觀政策創新的認識，以更深層次地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和學術創新。
新質生產力關涉政治經濟學三大時代命題
盡管馬克思、恩格斯并未詳細闡述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方案，但卻科學地預察了社會主義發展進程中必須解決的三個核心問題。這些問題構成了支撐新質生產力宏大歷史敘事的基本框架，并且是發展新質生產力所必須解答的時代命題，對于深入理解新質生產力的政治經濟學意涵、理論旨趣和問題情境至關重要。
時代命題一：科技進步不斷推動技術增密和資本有機構成提高，同時內生性地強化著“資本排斥勞動”——智能化的社會大生產帶來勞動生產率極大提高而使單位商品的價值量快速下降，進而加劇對“活勞動”的排斥和結構性失業，產生需要靠“共同富裕”與新質生產力相結合帶動“跨周期”推進生態化的制度優越性來消納的勞動力、商品和資本相對冗余。
馬克思指出，“勞動生產力越高，生產一種物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就越少，凝結在該物品中的勞動量就越小，該物品的價值就越小……商品的價值量與體現在商品中的勞動的量成正比地變動，與這一勞動的生產力成反比地變動”[2]。工業化的社會大生產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共同的生產力形態，技術剛性進步導致同時排斥勞動力和資本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都必須面對的長期的客觀現象。中國人口眾多、資源有限，要更好地發揮“跨周期”調節的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就需要通過“生態產業化”這個生態化轉型戰略中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相結合及其在“產業生態化”躍升中的優化組合，不斷克服舊階段基于傳統生產力的經濟“粗放型增長”所造成的資源枯竭、環境破壞等弊端，通過實施新質生產力帶動要素在城鄉之間雙向流動的城鄉融合發展戰略，實現社會生產力與勞動力價值、商品消費和財富積累之間協同互促。以多業態生態化為內涵的“大農業”與“大食物”體系，生態化轉型的跨周期調節，及相應的數字化和社會化相結合的制度創新，正是以發展新質生產力引領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題中之義。
時代命題二：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始終需要在黨的領導下確保上層建筑能夠正確地反映經濟基礎、生產關系能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無產階級推翻資本主義所有制并獲得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只是社會主義國家建設的第一步，其后社會的變革仍然表現為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對立統一之下的經常性的矛盾和摩擦，只是不以對抗的形式體現。
因此，新質生產力的“先進性”不只體現在科技含量和生產率的高低上，更在于其不同于傳統生產力帶動生產關系變革的特殊政治動能。首先，體現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要始終堅持為了人民、依靠人民，尊重人民群眾主體地位和首創精神；其次，在生產力重大布局、結構層次及其所有制構成上準確地反映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最后，以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顯著優勢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借此應對充滿“驚濤駭浪”的全球化危機及其派生的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戰。
時代命題三：掌握生產資料的最終目的是掌握社會生產力，使之被自覺地用來為大眾造福，以人的需求滿足和全面發展來緩解城鄉二元結構體制下，越加快粗放型增長就越加劇“不平衡與不充分”這個主要矛盾。為此，新質生產力是“生產杠桿”，是使生產資料變成解放生產者和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手段，也是促進城鄉融合的質量效益型增長的動力。
發展新質生產力的目的之一，即克服資本主義制度下“生產的科學力量作為敵對的力量與生產者相對立”、解決“不是工人使用勞動資料，而是勞動資料使用工人”[3]的資本主義內生性頑疾，打破單向度技術發展和由此帶來的對人的發展的束縛，將生產和社會保障這兩個杠桿結合起來，[4]切實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5]。故而，新質生產力既包括精神層面也包括物質層面，發展新質生產力需要以人民為中心構建新質生產關系、建設新質生產體系、創造新質產能、產出新質產品、引領新質消費，經由生產和消費過程，實現人的普遍社會聯系和全面發展。
具體到農業農村現代化領域，發展新質生產力需要充分體現“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相協調”，以人民為中心構建體現社會多樣性的“參與式”的“社會企業”以承載新型生產關系，創造生態化的新質產能和綠色產品，引領新質綠色消費風尚，實現城鄉互動、多元主體參與的普遍社會聯系，推動城鄉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
新質生產力政治經濟學實質的理論認識
理論認識一：新質生產力的歷史進步性在于，黨領導下的國家戰略轉型在使人格化資本回歸為生產力諸要素之一的同時，使人民從掌握生產資料躍升到真正掌握生產力，將科學技術變成社會生產力和人民生產力，使生產力對應的生產關系具有“人民性”。無產階級要在人類歷史上真正成為自為的階級，就必須學會如何掌控社會生產力并將有意識地發展新質生產力作為通往共產主義的手段，實現目的與手段的統一。
政治上的先進性是新質生產力作為人類社會發展宏大敘事中生產力質態之“先進性”的根本所在，也是其與傳統生產力以及資本主義制度下高科技創新生產力的根本差異所在。
政治生產力和政治創新力是新質生產力“全要素生產率”的重要來源。新質生產力以全要素生產率大幅提升為核心標志。而全要素生產率作為“殘差生產率”，是經濟增長中扣除勞動、資本等生產要素投入數量等因素對經濟增長率的貢獻后的余值，本質上是政治生產力和創新力的勞動價值實現，即經濟政策、政府效能、勞動者素質以及合理的經濟結構與產業分工體系等政治生產力和創新力成果的正外部效應。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決定于這個國家的經濟社會基礎，同時又反作用于這個國家的經濟社會基礎，乃至于起到決定性作用。在一個國家的各種制度中，政治制度處于關鍵環節。”[6]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從生產力發展的歷史視域看，其顯著標志就是黨中央相繼提出工業、農業和金融三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大方略，從而自覺地把握發展趨勢、運用客觀經濟規律、推進結構調整，通過減少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國供給能力更好滿足廣大人民日益增長、不斷升級和個性化的物質文化和生態環境需要，從而實現社會主義生產目的。”[7]
進而言之，當前黨中央提出“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扎實推進高質量發展”[8]的戰略部署具有重大政治經濟學意涵，標志著勞動人民在黨的領導下歷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曲折探索逐步從占有生產資料發展到運用生產資料、從依靠生產資料所有制祛除社會大生產的剝削屬性躍升到釋放生產資料的財富增長潛能進而奠定社會共同富裕的物質基礎。
因此，新質生產力概念和理論的提出，其重大歷史意義和原創貢獻在于：其一，在理論和實踐上，回答了在社會主義建設進程中如何確保先進生產力不是掌握在資本人格化的利益集團手中，而是始終掌握在先進階級和先進政黨手中。這是揚棄資本主義制度和單向度發展的科學的基本保障。其二，從主動構建自身歷史的角度，新質生產力概念的提出標志著黨領導人民尊重科學技術并遵循社會生產力發展規律自覺地主動地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實現了社會生產力發展從“自覺”到“自為”，并逐步邁向“自我實現”。這是最終實現“由社會全體成員組成的共同聯合體來共同而有計劃地盡量利用生產力；把生產發展到能夠滿足全體成員需要的規模”[9]的共產主義遠大理想的前提條件。其三，闡明中國共產黨如何“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路徑問題，指明了以先進生產力引領先進文化發展、以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共同維護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馬克思主義實踐道路。
理論認識二：新質生產力相對于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實踐性，主要在于國情約束——我國農業農村生產力發展始終受制于“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矛盾，需要與受復雜地理氣候約束而演變為“大國小農”的農情特征相匹配，與新型縣域經濟要率先實現城鄉融合發展而把產業留在縣域的發展趨勢相吻合，與構建新發展格局相同步。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看，新質生產力的實踐本質就是實事求是原則在經濟領域的具體化。
在推動形成新質生產力帶動“產業留在縣域”的過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做好縣鄉村三級規劃統籌，完成各部門“多規合一”，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不搞一種模式。這是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的客觀要求，也是堅持目標導向和問題導向的題中應有之義。
第一，以新質生產力促進農業農村現代化，打造“應對全球化挑戰的壓艙石”，必須與基本國情農情相協調相匹配，也即新質生產力的發展要多元化，要尊重并適應中國“人多地少”和“大國小農”的國情與“三生合一”（生產—生活—生態合一）的農情特征，注重與不同區域千差萬別的農業農村之間的有機嵌入，不搞不切實際的生產力躍進，尤其不可簡單照搬城市和工業現代化模式去改造農業和農村。同時，還要注重對農業農村領域承接新質生產力的“新型集體經濟”和體現合作性的“社會企業”等微觀經濟主體的培育，加強對傳統農耕文明和生態化生存方式的保護，兼顧農業生產效率及農業吸納冗余勞動力的經濟安全功能。“我國小農生產有幾千年的歷史，‘大國小農’是我們的基本國情農情，小規模家庭經營是農業的本源性制度。人均一畝三分地、戶均不過十畝田的小農生產方式，是我國農業發展需要長期面對的現實。發展多種形式適度規模經營，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是建設現代農業的前進方向和必由之路……不是所有地方都能搞集中連片規模經營。”[10]還要看到，小農生產在傳承農耕文明、穩定農業生產、解決農民就業增收、促進農村社會和諧等諸多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要處理好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扶持小農生產的關系，農業生產經營規模要堅持宜大則大、宜小則小，不搞“一刀切”。可見，實事求是而非照搬西方，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地發展“兩山”理念引領的“大農業”、調整與“大食物”體系相關的農業供給側結構，不僅是新質生產力的體現，也是我國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的主要路徑。
第二，新質生產力與城鄉融合和產業融合的趨勢相吻合，就是新質生產力的發展要更加有利于增強城鄉區域發展協調性和平衡性、有利于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有利于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進而使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特征的新質生產力通過科技創新催生更多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在推動城鄉融合和產業融合方面，新質生產力大有可為。多種業態產業融合的綠色發展是城鄉融合發展的前提和基礎，“把農業和工業結合起來，促使城鄉對立逐步消滅”[11]的目標，需要在新質生產力帶動業態創新的條件下實現。
第三，新質生產力與構建新發展格局和建設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同步，要以新質生產力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興國之要，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是解決我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我們要的是有質量、有效益、可持續的發展，要的是以比較充分就業和提高勞動生產率、投資回報率、資源配置效率為支撐的發展”。[12]為此，發展新質生產力需要注重與三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協同性，與新發展階段、新發展理念和新發展格局的一致性，與中國式現代化進程的同步性，要科學把握生產力迭代的節奏，借助縣域經濟中率先實現城鄉融合戰略的發展機遇，找準和構建科技創新和穩定就業的平衡點，依靠新質生產力驅動的產業迭代和業態創新實現更加充分的高質量就業。
新質生產力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原創貢獻
原創貢獻一：發展新質生產力將推動“有效創新”拓展為社會主義國家政府職能，政府市場關系邁向政府直接推動新市場、新需求創生，進而形成“共生”關系的3.0版本。
當前，全球化背景下的競爭，愈發體現為以國家為單位的競爭形態，要求國家作為主體參與競爭并且同時具備創新的能力和職能。傳統政治經濟學理論對國家政府職能的歸納，主要是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四方面。新質生產力概念和理論的提出，拓展了國家政府職能的有關認知和實踐領域，客觀上認可國家和政府也是發展與創新的重要主體，使客觀存在的政府公司化競爭轉向“有效創新”，并成為新的社會主義國家政府職能。
“有效創新”是可以被轉化和實現為社會生產力的創新，是化解“發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重要條件。然而，在資本和市場邏輯下，通常是“有效創新不足”的。市場理性要求商品保持足夠的利潤率，如果某種創新能夠減輕人類的勞動負擔，但無法提高資本的利潤率，即不能增強資本對他人勞動的控制和占有，那么這種創新便不會被轉化為社會生產力。正如馬克思所說：“一種新的生產方式，不管它的生產效率有多高，或者它使剩余價值率提高多少，只要它會降低利潤率，就沒有一個資本家愿意采用。”[13]因此，在市場經濟和資本人格化仍然存在的條件下，大量創新都無法轉化為現實的社會生產力，從而導致有效創新不足。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科學技術必須同社會發展相結合，學得再多，束之高閣，只是一種獵奇，只是一種雅興，甚至當作奇技淫巧，那就不可能對現實社會產生作用。”[14]發展新質生產力必須依靠政府的有效創新職能的實現，如此才能夠加強科技創新特別是原創性、顛覆性科技創新，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打好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使原創性、顛覆性科技創新成果競相涌現，才能及時將科技創新成果應用于具體產業和產業鏈，才能有效推動傳統產業改造提升，培育壯大新興產業，布局建設未來產業，形成完善的現代化產業體系。
與此同時，發展新質生產力必然推動形成新的政府和市場關系。政府發揮有效創新職能，客觀上將使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從政府對市場干預得越少越好的“守夜人”關系（1.0版本）以及基于政府和市場雙失靈的“監管＋服務”關系（2.0版本），進展到政府直接推動新市場和新需求的創生、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關系（3.0版本）。在這種關系模式下，政府和市場同時承擔創新職能并共享創新紅利。為此，政府應積極進入投入門檻高、轉化路徑長、攻關難度大的創新領域，培育潛在市場、創生未來產業，將原創性和顛覆性創新的應用轉化和次生性、延展性創新向市場主體開放，加快實現科學技術向新質生產力和優質產品供給的有效創新轉化。
能實現新型政府市場關系的基本原因有三：一是，社會主義國家以滿足人民需要為發展生產力的目的，以需要牽動社會生產力的供給，盡管有時需要尚未形成具有購買力的需求。二是，社會主義國家追求科學技術和創新的正外部性，而不是單純的利潤率。政府有效創新職能是通過“投智”而不是“投資”實現的，投智將在社會總體上實現邊際報酬遞增，而投資則通常是邊際報酬遞減。三是，新質生產力本身就是綠色生產力，城鄉融合助推生態空間資源的立體開發、數字要素與生態要素在鄉村振興中的深度結合，都將在農業農村現代化進程中促進市場與政府共生關系生成。
原創貢獻二：發展新質生產力將創新社會主義宏觀調控方式，形成緩解周期性危機的跨周期投資、耐心資本引導預期、生產力結構性迭代解決相對冗余等宏觀調控新手段。
新質生產力概念和理論的提出創新了社會主義調控方式。從某種意義上說，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本質是對社會生產力、供給側和需求側結構的宏觀調控。
第一，跨周期投資將作為發揮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經濟周期調節手段，創生新的市場?？缰芷谕顿Y，本質上是用“看得見的手”在“看不見的市場”進行投資，并推動“看不見的市場”不斷向“看得見的市場”轉化?？缰芷谕顿Y所創生的“未來產業”，是同已有的一二三產業市場整體上形成互補、未來會轉化并發展為新的一二三產業市場的“互補產業”。依托于跨周期合理布局，未來產業將不斷轉化為“兩山”理念引領下的“新興產業”，并對“傳統產業”進行改造提升，最終形成對立統一、更平衡、更充分且遵循新質生產力發展規律不斷演進完善的現代化產業體系。
第二，運用耐心資本引導市場預期，實現不同所有制的共同發展。二十屆中共中央政治局2024年4月召開會議，首次提出“要積極發展風險投資，壯大耐心資本”。顧名思義，“耐心資本”是指對風險有較高承受力且對預期資本回報有著較長期展望的資金。在與自然直接結合的長周期農業經濟中培育和發展新質生產力，需要引入更多金融資源，需要政府、市場、投資機構等多方協同發力，引導長線資金不斷加大供給。同時，規模龐大的鄉村生態空間資源價值化開發也需要新質生產力與耐心資本的政策配合，尤其是生態空間資源資本深化，更需要將耐心資本（而非野蠻生長的逐利金融資本）與生態要素、數據要素深度結合，如此才能在推動農業農村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同時確保國家資源主權、防止人格化的金融資本下鄉掠奪性開發資源性資產?？陀^上，推動“耐心資本”成為牽動金融供給側改革并釋放市場長期信號、引導預期的逆周期宏觀政策工具，有利于引導社會資本克服資本追求短期盈利的弊端，轉而跟隨國家政策引導投向具有長期發展前景和遠期回報的戰略領域，實現不同所有制的共同發展。
第三，通過以發展新質生產力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代表的生產力結構性迭代解決相對冗余，創造多層次有效需求和更高質量充分就業。資本主義制度下，科技推動的勞動生產率提高將不斷轉化為商品過剩、勞動力失業和有效需求不足，需要使用“傾茶倒奶”甚至戰爭等消滅生產力的手段才能消納過剩，因而社會需要的滿足和消費需求始終被限制在資本利潤率允許的水平之下，生產力的運動始終體現為“發展-抑制-發展-抑制”的曲折過程。然而，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科技賦能的勞動生產率提高通常只表現為商品、勞動力和生產要素的階段性冗余，不但不必消滅生產力，反而可以通過發展更高層次的生產力予以解決，特別是在生態文明建設過程中，產業生態化意味著升級和轉型，將使商品價格有序梯次下降，創造并滿足人民多層次有效需求，并且在“科技進步-社會生產力發展-科技進步-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生產力與科技互促的循環運動中實現科技平權、共同富裕和高質量就業。
原創貢獻三：推動形成“發展新質生產力格局”，在生產力領域實現社會主義“所有制統籌”，通過構建“第四資產池”推動不同所有制經濟協同增效、共同調節社會物質財富。
新中國成立75年來，在不斷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程中，我國已經形成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所有制格局；同時包括農村集體與合作社組織等在內的混合所有制經濟穩步發展，宏觀層面混合所有制結構日趨穩定、微觀層面混合所有制結構正在加速融合。以此為基礎，新質生產力的提出，在理論層面將社會主義所有制格局的形態，從“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要素所有權格局，拓展為公有制引領先進生產力發展、多種所有制共同推動生產力進步及生產力深度融合的發展新質生產力格局，在社會生產力領域實現了“所有制統籌”。
與此同時，新質生產力推動創生的“未來產業”，將成為不同所有制經濟共同貫徹“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新產業領域。生態產業化作為“未來產業”不斷向“新興產業”和“傳統產業”的梯次轉化動態過程及其形成的復合產業結構，將成為現代化產業體系的自主演進形態，其內涵的歷史演進主動性將在“質”上區別于西方資本主義的產業演化過程。巨大的產業空間將成為不同所有制更深層地共同發展和協同增效的新領域，并在形成不動產投資、資本市場和生態空間資源等三大“資產池”之后，借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而生成的“第四資產池”，通過“生態資本深化”所需要的制度改進，為進一步吸納內外部資本、暢通人民群眾投資渠道、確保全民資產保值增值和實現更為公平的財富分配提供工具性和制度性載體。
結語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立足我國國情和我國發展實踐，揭示新特點新規律，提煉和總結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的規律性成果，把實踐經驗上升為系統化的經濟學說，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15]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用幾十年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工業化歷程。我國的經濟發展不僅波瀾壯闊，所取得的成就也引起了全球的廣泛關注，這背后蘊含著理論創新的巨大動力、活力和潛力。從這個意義上說，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是我國2035年力爭基本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2050年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必由之路，也是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偉大實踐創新。當前，我們需要不斷加強對規律性認識的總結、深化理論認知并將新質生產力的概念和理論及時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以推動新的發展實踐。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生態產品多元價值實現與鄉村振興協同機制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專項任務項目“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話語體系與實踐創新研究”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分別為：21AZD125、22JD710009）
注釋
[1]《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人民日報》，2024年3月6日，第1版。
[2][3]《資本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53～54、743頁。
[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6頁。
[5]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21年7月2日，第2版。
[6]習近平：《在慶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6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4年9月6日，第2版。
[7]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6年5月10日，第2版。
[8]《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 扎實推進高質量發展》，《人民日報》，2024年2月2日，第1版。
[9][1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3、294頁。
[10]《習近平著作選讀》第二卷，北京：線裝書局、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85頁。
[12]《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第245～246頁。
[13]《資本論》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94頁。
[14]習近平：《在中國科學院第十七次院士大會、中國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4年6月10日，第2版。
[15]《立足我國國情和我國發展實踐 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人民日報》，2015年11月25日，第1版。
Deepen the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of Promoting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Through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Wen Tiejun Lu Hao
Abstract: The key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driven by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lies in the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al grasp of "quality", which cannot be simplified as physically combin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ith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agricultural labor productivity, or using high-tech to transform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According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on productive forces and production relations, although the quality of advanced productive forces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the productive forces with high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characteristics cannot automatically and naturally becom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When we explore the topic of driving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by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re is the need to return to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to clarify the "qualitative" difference betwee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traditional productive forces in theory, and strengthen the academic understanding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institu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original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to political economy caused by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strategic positioning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and the comprehensiv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so as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supporting role of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national major strategy and deepening reform policies. In this way, we can better implement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focus on the central task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nd better promote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practices that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quality".
Key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ecologicalization, relations between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patient capit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