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工程生態論研究是響應我國高質量發展階段和形成新質生產力的時代呼喚而開展的研究，是進行工程現實研究和理論研究的新范式。工程生態論的核心概念是工程生態。“工程生態”概念以“生態”隱喻“工程”，其基本內容和對象是工程而不是生態。工程生態論有三個關鍵內容和觀點：把工程的“對象”“結構”“功能”看作具有“（類）生命”特征的“生命體”；把工程系統看作具有“廣義生態特征”的“（類）生態系統”；從微觀-中觀-宏觀三個尺度（層次）的相互聯系、相互作用中認識和研究“工程生態”的理論和現實問題、戰略和策略問題。工程生態論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不但重視基本理論研究，而且重視案例研究。工程生態論研究的學術目的是在工程哲學中國學派原先建立的“工程哲學五論（科學技術工程三元論、工程本體論、工程方法論、工程知識論、工程演化論）體系”的基礎上實現新突破，增加“工程生態論”，將我國工程哲學體系拓展為“以工程本體論為核心的‘六論’體系”。
【關鍵詞】工程生態 工程生態論 工程哲學 范式 案例研究
【中圖分類號】N0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10.001
傅志寰，中國工程院院士，原鐵道部部長。研究方向為鐵路運輸和綜合交通。主要著作有《中國鐵路改革發展探索與實踐》、《大城大道：中國超特大城市發展規模及結構戰略研究》（主編）、《交通強國戰略研究》（主編）、《傅志寰文集（2005-2020）》等。李伯聰，中國科學院大學人文學院教授。研究方向為工程哲學、工程社會學、工程史、中醫史。主要著作有《扁鵲和扁鵲學派研究》、《工程哲學引論——我造物故我在》、《工程社會學導論：工程共同體研究》（合著）、《中國近現代工程史綱》（合著）等。
科學哲學和技術哲學都是首先形成于西方然后傳播至中國的。而在21世紀初開創工程哲學之時，中國的工程師和哲學專家跨界合作創新，與西方同行“不約而同”地成為了工程哲學的開創者，并且在出版第一本學術著作、召開專業學術會議、建立專業學術團體、創辦專業學術期刊等方面，中國的前進步履甚至還要比歐美早一年或數年。[1]
中國之所以能夠在開創工程哲學時走在世界同行的最前列，有三個關鍵條件和要素。一是從現實和實踐基礎看，雖然在21世紀初，中國還不是科學和技術最先進的國家，但中國最近幾十年進行了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工程建設。目前，中國是世界上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39個大類、191個中類、525個小類的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200多種重要產品的產量位居世界第一。可以說，雖然必須承認和深刻正視中國在一些“工程最前沿”領域與西方國家還存在明顯差距，但中國已經成為“第一工程大國”，對工程領域的豐富經驗和深刻教訓進行了哲學層面的分析和總結，形成了中國開創工程哲學的堅實、廣袤、深厚的現實和實踐基礎和土壤。二是從學術共同體看，中外歷史上都長期存在工程界和哲學界相互疏離甚至割裂的“傳統”。21世紀初以來，中國工程界和哲學界相互學習，雙方都愈來愈深刻地認識到必須跨界合作、跨界創新，這就在中國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致力于開創工程哲學的“跨界合作創新學術共同體”。三是從指導思想看，工程活動是改變世界的實踐活動，馬克思關于“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2]的劃時代理論論斷，成為了指導中國工程師和哲學專家開創和發展工程哲學的強大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動力。正是在上述三個關鍵條件和要素的基礎上，中國工程界和哲學界才走在了開創工程哲學的世界最前列，發出了中國聲音，作出了中國貢獻。
工程生態論的核心概念
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生產力正在發生巨大變化，生產活動的技術基礎和組織方式、相關制度形式、消費方式、生活方式、文化觀念也在經歷巨變。2017年，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2023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作出了要“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的重要指示，迅速引起了我國社會各界的強烈反響。“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和“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的形勢與任務要求我們提出新的思維方式和新的分析框架，從“工程生態論”視野認識和分析一系列的工程現實和理論問題、工程戰略和策略問題也是其中一項重要內容。
“工程生態”是“工程生態論”的核心概念。這個概念內涵豐富深刻、影響廣泛。從學科史和思想史角度看，“工程生態”這個概念的“前驅”是“創新生態”，而“創新生態”概念的“前驅”又是“生態”和“創新”。
在學科史上，生態學是1866年由德國學者海克爾開創的。學科開創之初，影響有限。1935年，英國學者坦斯利提出“生態系統”和“生態平衡”概念，推動生態學理論取得重要進展。到20世紀下半葉，生態學的影響愈來愈大。
20世紀初，美國經濟學家熊彼特在《經濟發展理論》一書中提出了“創新理論”。[3]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這種理論和當時的經濟學主流是背道而馳的，[4]而和主流經濟學“背道而馳”的結果就是要在一定時間內“阻擋”創新理論發揮影響力。
可以說，生態理論和創新理論都是“超前”的概念和思想，而“超前”的后果往往就是在初期要成為“被冷落”的概念和思想。因此，生態理論和創新理論在20世紀上半葉都未能成為“顯學”。
到了20世紀下半葉，一方面，航天和信息等領域的科技革命使得“創新”問題備受關注；另一方面，環境污染現象日益嚴重，警醒世人，這就使“創新”和“生態”這兩個原來受到冷遇的概念和理論“時來運轉”，成為學界和社會關注的新熱點和新焦點，進入了自身發展的新階段。
由于生態學和創新理論有不同的研究對象，前者以（天然的）生物（特別是生物與自然環境的相互影響）為研究對象，后者以人工物和人工活動（特別是技術、工程、經濟活動）為研究對象，這就使生態學研究和創新研究成為兩個“平行發展”的領域，是“兩條道上跑的車”。而饒有趣味的是，這種狀況并沒有影響這兩個領域在一段時間中“平行”地得以長足發展。
隨著理論的進展和現實的新變化，“創新理論”和“生態研究”這兩個領域出現了“跨學科結合”的新嘗試和新方向。這個“跨學科結合”嘗試邁出的第一步是在創新研究領域中運用隱喻方法。
1994年，克林頓政府關于科學政策的總統報告提出，“今天的科學和技術事業更像一個生態系統，而不是一條生產線”。[5]這一表述走到了“創新生態”概念的門口。2004年，美國發表了兩個研究報告：《維護國家的創新生態系統：信息技術制造和競爭力》和《維護國家的創新生態系統：保持美國科學和工程能力之實力》，報告中明確提出了“創新生態系統”這個新概念。[6]21世紀以來，歐美和中國研究創新生態的學者愈來愈多，研究的廣度和深度也不斷有新開拓。《創新生態系統》《企業創新生態系統》《顛覆性技術創新生態路徑研究》等都是值得關注的著作。[7]
從思想史的發展來看，“創新生態”概念和理論是否需要和可能進一步發展到一個新階段呢？答案是肯定的。為此，一個關鍵步驟就是進一步提出“工程生態”這個新概念。
從研究對象和概念內涵看，“工程生態”和“創新生態”——與之密切聯系的還有“工程”和“創新”——有何異同關系呢？如果把“工程”看作是“‘基因雙螺旋’方式的結構”，那么，正像生物的“DNA基因”既有“遺傳繼承性”又有“變異突變性”一樣，工程的基因也必然既有“工程傳統繼承性”又有“工程創新突變性”。生物的基因雙螺旋不能“只有遺傳繼承性”，也不能“只有變異突變性”，工程的基因雙螺旋亦然。
總而言之，工程對象和工程活動就像生物進化一樣，既不能只有“工程遺傳繼承性”，也不能只有“工程創新突變性”。如果只有遺傳繼承性，工程世界就死氣沉沉，沒有生機；如果只有創新突變性，則會“瞬息萬變”“光怪陸離”“無比混亂”。二者雖然表現不同，但都不再是“真正和真實的世界”。“真正和真實的工程世界”必然是“工程遺傳繼承性”和“工程創新突變性”辯證統一的世界。
例如，“工程技術創新”是“工程技術基因突變”表現最突出的領域，可即使是在進行“顛覆性技術創新”的時候，創新者也要不可避免地使用許多“成熟技術”，依據和表現出一定的“工程技術繼承性”。更明確地說，雖然必須重視“工程創新”的頭等重要性，但這絕不意味著可以否定“工程傳統繼承”的重要性。工程創業者和學者們不能僅僅關注“工程創新”，而必須同時關注“工程活動”的“方方面面”。必須在重視研究“工程創新”的同時關注和研究“工程傳統”和工程領域許多其他重要問題，而這些問題的“整體”和“總體”又可以“整合”在“工程生態”這個概念中。于是，從“創新生態”研究出發并進一步發展為“工程生態”研究也就成為內容復雜、任務艱巨、意義重大的事情。
蘇軾有一首著名的詩：“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如果說“創新生態”是站在“廬山之一峰”研究廬山，那么，“工程生態”就是要求不但站在“各峰”，而且站在“各水”研究廬山；不但要求研究“廬山各峰”，而且要求研究“廬山山系”；不但要求在“山內”看廬山，而且要求“跳出廬山看廬山”。可以論定，“工程生態”是一個比“創新生態”更全面、更復雜、更深入的概念。
那么，應該怎樣認識“工程生態”這個概念的語義、含義和意義呢？首先，需要對“工程生態”這個詞語進行語言學和方法論角度的分析。“工程生態”是一個由“工程”和“生態”結合而構成的新詞組、新概念。[8]這個新概念的兩個構成要素——“工程”和“生態”，不是并列關系，而是偏正關系。在漢語的偏正關系詞組中，大多數情況是表達修飾含義的詞語在前，表達核心內容的詞語在后。例如，“生態工程”就是一個偏正詞語。“生態工程”的含義是指以治理污染和修復生態環境為主要目的的工程活動，如“滇池污染治理工程”就是一個“生態工程”。從語法和邏輯看，“生態工程”和“民生工程”“菜籃子工程”有類同的語法結構。可是，漢語中也可能出現表達“修飾限定”含義的詞語在后而表達核心內容的詞語在前的情況，“工程生態”就是這種結構關系。更具體地說，就核心語義和基本概念而言，“工程生態”的基本對象和核心內容是“工程”而不是“生態”，“生態”只是一個發揮“修飾限定”作用的隱喻——以“生態”隱喻“工程”。也就是說，“工程生態”的真正對象和核心內容都是“工程”，而生態只是類比、隱喻和思維方式。正像以演化（進化）為隱喻方式研究經濟學形成了“演化經濟學”這個新的經濟學分支學科一樣，[9]我們也可以以生態為隱喻方式研究工程活動，從而形成“工程生態論”這個工程哲學的“亞分支”領域。
需要再次強調：“工程生態”的基本研究對象和內容是“工程”而不是“生態”，正像“政治生態”和“教育生態”的基本研究對象和內容分別是“政治”和“教育”而不是“生態”一樣。雖然在當前的一般語境中，許多人往往習慣于把“生態”這個詞語理解為“生態學”含義的“生態”——即“自然生態”和“生物生態”，但“工程生態”這個概念中的“生態”是“當作隱喻的生態”。如果說在“生態學”和“環境生態污染”中，其含義和所指稱的“生態”是“本義的生態”（或曰“狹義的生態”），那么，在研究“工程生態”“教育生態”等概念中，其“生態”所指稱的對象和概念的含義就不是“狹義”的生態，而是“隱喻意義”的“生態”（以“生態”隱喻“工程”或“教育”），或曰“廣義的生態”。
在“工程生態”中，有三個關鍵內容和觀點：一是把工程的“對象”“結構”“功能”看作具有“（類）生命”特征的“生命體”；二是把工程系統看作具有“廣義生態特征”的“（類）生態系統”；三是從微觀-中觀-宏觀三個尺度（層次）的相互聯系、相互作用中認識和研究“工程生態”的理論和現實問題、戰略和策略問題。
應該指出，工程活動和工程生態研究的微觀-中觀-宏觀層次的劃分與經濟領域的微觀-中觀-宏觀層次的劃分并不完全一致，存在某些差別。[10]同時還要注意，“三觀劃分”的界限也不是絕對分明的，而是有可能出現一些模糊之處。
應該怎樣劃分工程活動和工程生態的微觀、中觀和宏觀層次呢？從微觀“組織方式和行為主體”角度看工程，現代工程活動的主體常常表現為“企業”[11]；從工程從業者看，表現為工程師、工人、管理者、投資者、各種利益相關者等社會角色。而工程領域“微觀工程活動”的“單位”是項目，一個項目生命周期的時間可能較短，也可能較長。中觀層次的工程活動可以體現在“區域范圍（如市域、省域或依據其他標準劃分的區域）”上，也可以指“不同行業”“產業集群”，等等。宏觀層次的工程活動則是指“國家范圍”甚至“世界范圍”的“工程活動整體”。
雖然有人在一些具體語境中，往往把工程和工程活動主要理解為微觀的企業或微觀的“工程項目”，但從學理、實踐和“現實語用”的角度看，我們還是應該把工程和工程生態研究的范圍和尺度認定為包括微觀、中觀和宏觀層次（尺度）的全部對象和內容，而不應僅僅將其局限在微觀層次和范圍。如三峽工程、京滬高鐵工程、哈密至重慶特高壓輸電工程等，所涉及的“生態”范圍遠遠突破了其地理或專業界限。
工程生態的基本性質和特征
在工程生態論的研究中，一個重要內容就是闡明工程生態的基本性質和基本特征。所謂“基本性質”與“基本特征”，其含義常常相互滲透，二者難以絕對區分。但也不能認為二者絕對沒有區別、完全就是一回事。大體而言，所謂“基本性質”往往更注重“自身和內在”視野與分析，而“基本特征”往往更注重“自身與外部比較”視野與分析。《工程研究——跨學科視野中的工程》期刊已經刊發了部分文章討論了工程生態的基本性質和基本特征問題。[12]限于篇幅，以下僅選擇其中的三個要點進行一些分析和闡述。
工程生態是異質要素、異質“成員”具有廣義生態特性的結構和功能的整體。任何系統都是由許多要素構成的。雖然許多系統都包括特定的“異質成員”，但在另一個標準下，卻可將其歸類為“同質成員”。例如，可以說土星是一個“太陽系中的特定行星系統”，由于土星上沒有生物，它就只是一個“（同質的）物理要素系統”。相較之下，地球上的“熱帶雨林”就是一個“異質成員的系統”，不但包括“物理要素”，而且包括“生物要素”；不但包括許多非生物要素（特定的氣候、陽光、水、土壤等），而且包括許多種類的生物要素（動物、植物、微生物）。
雖然對于工程對象中包括“異質成員”這個事實和現象，完全可以說是“顯而易見”和“人人皆知”的，而發人深省之處在于，它往往成為許多人“熟視無睹”的事實和現象。
在以往的認識中，制造某個產品（如電冰箱）的工廠（包括工廠的機器、廠房、產品），是“冷冰冰”的（無生命的）機械系統。而在“工程生態”概念和“工程生態論”視野中，工廠的機器、廠房、產品都是具有“類生命特征”的“要素”和“成員”，靈動鮮活，特別是“工廠”本身也要成為“有生命特征的成員”。在中觀層次，“機械制造行業”和“區域產業集群”也都是“包括異質成員的廣義生態系統”。
不難看出，從把工程系統僅僅看作“嚴格意義上的（也就是生物學意義的）無生命系統”，轉變為看作“具有‘類生命’特征的‘廣義生態系統’”，這是“工程觀”方面的一個重大轉變，其意義和影響絕不可低估。
現代工程生態具有“廣義生態整體性”與“廣義生態網絡復雜性”。自然界可以被視為一個復雜的網絡。這個網絡由各種生物、非生物元素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構成。這些元素相互作用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系統，維持著整個自然界的平衡和穩定。其中，不同的生物種群通過食物鏈相互關聯，形成一個復雜的生物網絡，并與非生物環境（如水、土壤、氣候等）進行交互。網絡中的任何一部分發生變化，都可能對整個網絡產生影響。
一般地說，在以往的“系統論”研究中，許多學者已經關注和強調了系統的“整體性”“網絡性”問題。就此而言，談論“工程生態”的整體性和網絡性似乎不能算是“新觀點”。而對于“現代工程”而言，我們有理由將其所表現出的“整體性”“網絡性”認定為“新型的”——也就是與以往的“傳統類型的整體性”和“傳統類型的網絡性”有很大不同的“廣義生態的整體性”和“廣義生態的網絡性”。例如，古代社會已經建構了一定密度的、可供人、馬、牛車、馬車通行的“道路網”，現代社會建設了包括公路、鐵路、水運、航空、管道運輸等在內的現代“綜合交通網絡”，現代交通網又和信息網、能源網融合。不能把古代的“道路網”和現代的“交通網”混為一談，而必須承認這是兩種不同性質的網絡。從工程生態論角度看，我們可以把“現代交通網”稱為“現代交通的廣義工程生態網絡”。與此類似，能源互聯網也可以看作是一個點、鏈、網高度關聯和相互依存的具有整體和復雜性的能源網，其中包括各類能源資源的生產、輸送、儲存和消費等多個環節。
這樣就不難看出，工程個體在生態網絡中都可被看作“網器”。工程既能在特定網絡中發揮能動作用，也被其所在的“網絡”所約束。因此，在生態網絡中定位工程、理解工程、駕馭工程，就成為當代工程實踐的必然要求。
工程生態在認識論意義上既有透明性又有暗藏性。對于工程對象和活動，以往的認識論觀點和思路往往更加關注和強調它們具有認識上的“透明性”，也就是說，認為有關主體可以比較完整而全面地獲得關于該對象的有關知識。有了透明性，認識主體的認識就不是“模模糊糊”“懵懵懂懂”的，甚至也不是“基本了解而略有‘認知空白’”的。而在工程生態論視野中，雖然也承認和強調工程主體在認識工程對象時可以達到“必要和足夠程度的‘透視’”，但“生命體”和“生態”概念中必然內蘊著很大程度的“暗藏性”“隱蔽性”，從而使得主體對工程生態系統的實際認識中必然存在著許多“認識空洞”和“認識空白”。應該強調，這個關于“工程生態在認識論意義上既有透明性又有暗藏性”的認識不但具有深刻理論意義，而且具有重要現實意義和實踐意義。
工程生態與自然生態的異同關系
“工程生態”是一個運用了隱喻方法的概念。對于隱喻，以往的語言學和修辭學主要將其認定為一種與夸張和排比等并列的修辭格。隱喻在寫作時可以幫助作者更形象、更鮮明地表達一定的含義。根據這種認識，與“論證”“邏輯”在思維中的作用相比，“隱喻”可以說只有“邊緣性”“輔助性”“錦上添花”的位置和作用。
出人意料的是，1980年，美國語言學家喬治·萊考夫和美國哲學家馬克·約翰遜出版了《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The Metaphor We Live by），完全顛覆了幾千年來人們對于隱喻的狹隘看法。[13]《科學研究中的隱喻》一書對其如此評價：“傳統觀點認為隱喻是一種對語言的裝飾，可有可無。但研究發現隱喻思維不但古老，甚至先于邏輯；而且必要，它是人們認識世界獲得知識的最根本的方法之一。因此可以說隱喻研究是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研究領域，它無所不在，影響深遠，正如認知語言學家萊考夫和約翰遜的專著《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的書名所示，隱喻是我們賴以生存的方式，所以對隱喻深入研究不但可以促進各項學術事業的進步，更有助于認識我們的生存狀況。”[14]
對于本文的主題來說，我們關注的焦點不是文學和其他領域中的隱喻，甚至也不是“作為一般方法的隱喻”，而是“科學（包括社會科學）中的隱喻”或曰“科學隱喻”。劉大椿認為，科學隱喻體現了科學家共同體對理論認知或預測的某種一致的傾向性，是科學家共同體集體智慧和洞察力的產物。從本質上來說，科學隱喻是一種科學共同體內部理性的、對話性的方法論工具。它作為科學共同體內部各種理論之間意義轉換的媒質，是一種由科學共同體集體約定的語言調適手段，是對客觀世界特征具有洞察力的猜想和描摹。回顧思想史，“對科學隱喻的認識，是一個從排斥到接受逐步轉變的過程。時至今日，許多科學哲學家已經承認了科學隱喻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意義。在科學認知中，科學隱喻發揮著命名、解釋和理論建構三大功能，具有共識性、統一性、完整性和參與性的特征”。[15]
隱喻方式和隱喻過程的方法論本性在于，突出了世界不同對象之間的相似性和運用了類比方法。類比方法具有啟發性，其最大優點是內蘊著“創造性”，但類比方法也存在著“不可靠性”和“可錯性”的問題。為發揚其優點、避免其缺點，必須充分、深刻地認識和把握“隱喻本體”（被隱喻的對象，如“工程”）和“喻體”（用作隱喻的對象，如“生態”）之間的異同關系，否則就會在運用隱喻方法時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因此，在運用“工程生態”隱喻時，人們必須盡可能充分而深刻地認識和把握“工程”和“生態”的異同關系——也就是“工程生態”和“自然生態”的異同關系，既不能忽視差異性，也不能忽視共同性。
由于在提出“工程生態”概念時已經首先強調和突出了“工程生態”與“自然生態（生物生態）”的共性，以下僅簡要分析“工程生態（工程對象和工程活動）”與“自然生態”的若干差異。
首先值得關注的是工程生態和自然生態在演化時間尺度上的重大差異。[16]在自然生態演化進程中，如果以“恐龍稱霸的生態系統的興亡”“鳥類形成和繁榮的生態系統的演化過程”等為代表，則其演化的時間尺度要以“千萬年”甚至“億年”為單位。而對于工程生態系統的演化來說，人類農業開創以來，以農業為主導的工程生態系統只延續了大約1萬年；第一次產業革命以來，發生了三次產業革命，以每個產業革命為特征的工程生態系統只有百年尺度的時間延續。在時間尺度的比例上，自然生態系統演化和工程生態系統演化可以說達到了“百萬倍”的差別。
由于存在著這個“百萬倍”的階段性演化時間尺度的差別，對于現代的人類來說，特別是對于一個人“百年”的生命長度來說，人們必然要“忽視”自然生態系統的“階段性變化”，而要更加強調自然生態系統的“穩定性”，要大力挽救瀕臨滅絕的物種，在實踐上更加關注維持自然生態的穩定和平衡。而在工程生態領域，由于三次產業革命中已經出現了“工程生態演化加速”的趨勢，特別是第四次產業革命的浪潮撲面而來的形勢下，人們對于工程生態系統必然更加關注“工程創新”，關注“創新生態”，要促進與工程創新伴隨的“創造性毀滅”，而不是努力“維持”原有的工程生態系統的“長期穩定”。限于篇幅，這里就不再論及工程生態與自然生態的其他差異關系了。
作為工程研究新范式的工程生態論
從思想史角度看，自熊彼特提出創新概念后，在超過一個世紀的時間中，研究創新的人士（包括經濟學家、科學家、工程師、科技政策專家、社會學家、哲學家等）愈來愈多，研究的廣度和深度不斷拓展，可以認為，“創新研究”或“創新理論”已經成為經濟學和政策科學領域中的一個“亞學科”或“亞領域”（即使是“三級”甚至“四級”層級的“亞領域”）。
在20世紀的科學哲學研究中，許多科學哲學家都關注了對科學（或某個科學理論）歷史發展規律的研究，提出了一些“自成一家”的概括科學歷史發展規律的理論。例如，波普爾提出了批判理性主義（證偽主義），庫恩提出了“科學革命結構的理論”，拉卡托斯提出了“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費耶阿本德提出了“無政府主義認識論”。耐人尋味的是，雖然庫恩關于“科學革命范式理論”在科學哲學專業學術領域中并沒有取得“鶴立雞群”或“力壓群雄”的地位和效果，而是僅僅取得了與其他理論“并列”的地位，但如果放眼科學哲學在其他學科和學術領域的影響，那么似乎又必須承認，庫恩的理論取得了“一枝獨秀”和“獨領風騷”的影響。這是因為許多其他學科的學者都在頻繁地爭相采納和運用庫恩的“范式”概念，而很少有其他領域的專家“特意采用”其他科學哲學家的“特有概念”。應該申明，這里只限于指出這個事實和現象而無意探究其背后的深層原因和根據。
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篇幅不大，其理論的核心主題和核心概念是“科學革命”和“（科學）范式（paradigm）”。饒有趣味的是，哈金在為《科學革命的結構》寫的《導讀》中說：“在一篇常被引用、卻鮮有人讀過的文章中，瑪格麗特·瑪斯特曼發現庫恩在《結構》中對‘范式’一詞有21種不同的用法。”“令人好奇的是，庫恩自己說其實是有22種含義”。[17]而更加令人驚訝的是，許多其他學者在自己的學科理論研究中，根據自己的理解使用“范式”這個術語時似乎又認為“范式”的含義是“清楚”的——因為他們不會認為自己是在“糊里糊涂”的情況下使用“范式”這個重要概念。
大體而言，學者們是怎樣理解“范式”的內容和含義呢？可以說，他們的基本認識是把“范式”理解為一門學科（或一個重大理論領域）的基本理論、基本方法和基本立場與觀點這三個方面。應該承認，基本理論和基本方法都很重要，二者密切聯系互動且不能“只談一個方面而忽略另一方面”，可是，如果必須同時談基本理論和基本方法又會顯得有點啰唆，而“范式”一詞則可以同時兼顧這兩個方面。同時，“范式”含義中還包含了（科學家的）基本立場與態度這個非常重要的內容。[18]這個方面非常重要，但其他科學哲學家大都忽視了這個方面，于是，這個方面就更成為庫恩“范式”概念的深刻而獨到之處。正是由于庫恩的“范式”術語可以“合三為一”地同時包含上述三個方面的重要內容和含義，這就成為“范式”概念被廣泛使用的內在原因和根據。庫恩認為，天文學革命和物理學革命等科學革命的過程就是“（科學）范式”形成和變革的過程。
對于“創新理論”的發展進程和階段，有人運用“范式”理論進行了如下總結：如果暫且不論熊彼特的創新理論，那么，創新理論在“熊彼特之后”時期出現了三種先后相繼的“范式”。第一個范式是“線性范式（創新1.0）”，對應經濟學中的新古典學派和內生增長理論，是線性創新模式；第二個范式是“創新體系范式（創新2.0）”，開始于“國家創新體系理論”的提出與發展，“可以認為，國家創新體系的重要理論支撐在于開放式創新理論，以及‘政產學創新三螺旋理論’”；第三個范式是“創新生態系統范式（創新3.0）”，其理論主流傳承于演化經濟學，又有許多新發展（包括對“用戶導向創新”的強調與重視）。[19]不難看出，上述觀點中，關鍵內容是把“創新生態系統范式”看作“超越”“創新體系范式”的新的階段，實質上是強調和突出了“生態思維”和“生態范式”的重大意義和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許多其他學科的學者在廣泛使用“范式”這個術語時，對“范式”含義的解釋已經有許多與庫恩的解釋頗為不同之處。首先，庫恩認為“范式”變革的過程是發生“科學革命”的過程，“新范式”取代“舊范式”的性質和過程是“顛覆性革命”過程（例如，哥白尼的日心說范式取代托勒密的地心說范式）。而當前有許多學者往往認為“范式”變革的過程不一定必須達到“理論顛覆”的程度，“新范式”取代“舊范式”的性質和過程也可能是“理論升級”的過程（例如，作為“創新3.0”的“創新生態系統范式”取代作為“創新2.0”的“創新系統范式”）。同時，在范式變革的含義中應該包括“三方面”（基本理論觀點、基本方法論、基本立場和態度）重大變化的要求依然存在。其次，庫恩的范式概念主要是物理學、天文學等“一級學科層次和范圍”的概念，而在范式概念的應用“泛化”過程中，學者們不但在“一級學科層次和范圍”運用“范式”概念，而且同時在“二級學科層次和范圍”運用范式概念。在這種情況下，必須注意“一級學科層次的范式”和“二級學科層次的范式”既有聯系，又有區別。
目前，國內外對“創新生態系統范式”的研究論著已經數不勝數。上文已經指出，雖然“創新生態”概念很重要，但它畢竟只是“工程生態”概念的“內容之一”。在“工程生態”概念中除“創新生態”外，還有“工程傳統生態”“工程全生命周期的生態”“工程個體和群體‘基因’的（遺傳和變異）生態”“工程的文化生態”“中觀工程生態”和“宏觀工程生態”等重大而復雜的新問題。這就是說，“工程生態”是一個比“工程創新生態”的內涵和外延都廣泛而復雜得多的概念，我們必須把對“創新生態”的研究推進和拓展到對“工程生態論”的研究。在這個拓展中，“生態隱喻”“生態思維方式”和“生態范式”顯然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
應該注意，“生態”這個詞語不但出現在“創新生態”中，更出現在“政治生態”“教育生態”“信息生態”等概念中。特別是在后面的幾個概念中，突出地顯示出“生態思維范式”已經成為許多學科和領域的“新范式”。
近期，經濟學家金碚著重談論了經濟學思維方式的新變革和新進展。他認為，“觀察和研究經濟現象，總是基于一定的隱喻想象所形成的觀念。現代經濟學主要有兩個隱喻，即牛頓機械論隱喻和達爾文進化論隱喻。主流經濟學的微觀-宏觀范式，基于牛頓機械論隱喻。這就把整個經濟系統想象為如同牛頓物理世界或一個巨大的機器體系：運轉、均衡、優化。工業化不僅以機器為工具，而且以經濟高速增長為中軸原則，就如‘永動機’般地運轉，不可失速、失衡，否則就危機臨頭。進入新工業化時代，這種‘機器工業化’的思維觀念，正在轉向‘生態工業化’的新思維觀念，即從把工業化的機理邏輯想象（隱喻）為機器系統的機制，轉變為類似生態系統的機制。對于機器工業化，人成為工具，受工具理性支配。對于生態工業化，人是目的，同時也是生態系統的有機體成員”。[20]雖然金碚此文只使用了“機器觀”“機械觀”“有機體”和“生態觀”等術語，但可以認為其實質是反映了“還原論”“機械論”和“自主論”“生態論”的分歧。這個分歧不僅表現在理論研究領域，同時也表現在實際工作領域。
由于“思維方式”有著廣泛而深遠的含義和影響，致使它雖然與“范式”這個術語有所不同，但二者在不少情況下可以“含義互通”。由此，在人們認定“機械論思維方式”和“生態論思維范式”是兩種有根本區別的思維方式時，往往也在同時認定它們標志了兩個不同的范式——“機械論范式”和“生態論范式”。
一方面，我們應該把“工程生態論”看作“工程研究”和“工程理論”的一種“新范式”。“工程生態論”和“政治生態學”“教育生態學”“信息生態學”的共同點就是它們都運用了“生態論范式”。另一方面，同樣的“生態論范式”在“工程生態論”“政治生態學”“教育生態學”這些不同的對象和論域中，又必然有許多不同的表現和特征，不可完全等同視之。
工程生態論的案例研究
工程哲學研究的靈魂和基本原則之一就是“理論聯系實際”。工程生態論的研究也是如此。雖然對于“理論聯系實際”這個原則必須時時堅持、處處堅持、認真堅持，但貫徹和堅持這個原則的具體方式和具體表現卻可以是多種多樣的，案例研究正是理論聯系實際的重要方式之一。
在工程生態論的研究中，必須重視對案例問題的研究。一方面，要求通過案例研究“落實”“活化”“照應”工程生態論的理論觀點；另一方面，又要求案例研究成為理論觀點的“實際土壤和案例基礎”。理論研究和案例研究是相互滲透、相互促進、相互糾纏、相互對話、相互融合的關系。這是一個很高的要求，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必須為達到更高的標準而努力。
以《“交通生態”研究》一文為例，[21]該文基于工程生態理論，運用研究新范式對交通進行了再認識，形成了新的見解；以豐富生動的案例內容揭示了現代交通是多元異質要素構成的開放系統，是多網融合的立體網絡，具有競爭、合作、不斷演化等特征；同時還研究和闡述了交通生態的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次的關系，研究了交通與國家的關系、交通與地域的融合、交通工程項目建設的宏觀條件與約束等問題。可以說，該文是“工程生態論”案例研究的一項代表性成果。
考察現代交通工程，需要將其置于新的現實與形勢之下。新技術革命正在推進，智能交通、綠色交通蓬勃發展，交通的新模式、新業態、新場景不斷涌現，交通行業正在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國內外環境、需求特征都在發生深刻變化，這是進行現代交通工程生態案例研究的新現實和新形勢。雖然古代社會也有交通網，但現代交通網與古代交通網在規模、結構、功能、社會影響以及“廣義生態的內容和表現”等方面完全不可同日而語。現代交通網中，公路、鐵路、港口、機場、火車、飛機、船舶、汽車等把工廠、房屋乃至城市、農村連接成網，既為當地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服務，也改變了周邊環境，構成了工程生態的新格局。一些移動出行平臺公司（如“滴滴”）最初并無自有車輛，卻調度了大量私人小客車，將消費者出行需求與“網約車”的供給精準對接，使得運輸資源得到有效利用，形成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現代交通的新現象。智慧公路更是一個史無前例的新現象。智慧公路應用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術，具有實時感知、泛在互聯、智能協同、分析決策等功能，能提供準確的實時路況信息，并根據用戶的出行需求和偏好，提供個性化的導航和出行建議，改善用戶的出行體驗。通過“聰明的車、智慧的路、協同的云”三者融合，實現車、路、云一體化，做到車車網聯、車路協同及自動駕駛。
交通行業的新模式、新業態要求有新視野和新思維，要求運用“工程生態”這個新范式分析和研究交通問題。特別是，對于某些出乎預料的新情況、新現象，在工程生態的新理論框架中反而可以作出“合情合理”的新解釋。例如，青藏鐵路修通前有人預測火車進藏會引發與民航進藏的旅客競爭，但結果并非如此，鐵路開通后民航與鐵路客運量均呈上升態勢。旅游者往往采取進藏乘火車、離開坐飛機（或者相反）的方式。從工程生態論角度看，這個現象正是生態論中強調的不同“物種”之間可能存在互補合作關系的生動例證。
案例研究絕不是機械套用理論公式的過程，也不是簡單搜集拼湊現象片段的過程，而是富于創造性、啟發性和生命力的思考和研究過程，有其特定的難度，也有其特殊的重要意義。要在案例研究中達到較高的水平和取得較好的研究成果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案例研究不但要對案例對象有基本了解和知識積累，更要基于新的調研得出對案例對象的新思考、新認識。
“工程生態論”視野下新質生產力形成和發展研究
從學理方面看，每個學科都有其自身的研究對象和問題域，有自己的核心概念和概念體系。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已經有人關注了對教育生態學、產業生態學、政治生態論等“分支學科”的研究，出版了相關的學術專著。[22]而“工程生態論”——作為一個獨立研究領域或“分支學科”的“工程生態論”——卻仍然還是未充分開發的學術領域。[23]
2023年，中國工程院批準“工程生態建構理論與發展戰略研究”項目立項。經過一年的調查和研究，項目組人員對有關工程生態的許多重要問題有了更深入、更具體的認識，并深深感到需要進一步開展“工程生態論”的研究。從“工程生態”研究到“工程生態論”研究，表面看似乎僅一字之差，但由于發生了性質和內容深度的系統變化，其研究任務的難度和研究成果需要達到的水平和高度“今非昔比”，要“更上層樓”了。于是，2024年，中國工程院又立項“工程生態論的理論體系和實踐研究”。
“工程生態論”的主要研究內容和目標是：聚焦“新質生產力”進行理論結合實際的研究，研究“工程生態論”與“新質生產力”的相互關系；構建“工程生態論”理論體系，對工程、工程生態內涵研究再深化，對工程生態性質、特征再凝練，對工程生態作為新的工程思維方式和新的工程范式再論證，努力更系統、深入地闡明“工程生態論”豐富而深刻的內容，要結合新行業、新業態的現實發展進一步認識“廣義生態”的意義和重要性；要把“工程生態論”作為包容“技術生態”“創新生態”“產業生態”“經濟生態”等問題的理論框架，作為包容“微觀”“中觀”“宏觀”層次的理論框架，使之成為認識和研究工程活動的新的思維方式、新的工程研究范式。同時，還要擴大和深化案例研究的內容，對新興數字產業集群、工業互聯網、能源互聯網、人工智能和機器人產業等開展深入的案例分析和研究，以形成新認識、新觀點。
21世紀初以來，工程哲學初步實現了中國學派建構，形成了以工程本體論為核心的“五論”體系（科學-技術-工程三元論、工程本體論、工程演化論、工程方法論、工程知識論）。[24]而即將出版的《工程生態論》將實現我國工程哲學體系研究的新突破。“工程生態論”與已有的“工程哲學五論”相互滲透、相互影響，將推動我國提出的工程哲學體系發展成為“以工程本體論為核心的‘六論’體系”。
令人欣喜和發人深省的是，“工程生態”不但是中國工程院“工程生態論項目組”關心的主題，而且也是我國產業界許多人士關心的主題。2023年10月，我國權威機構評選的“全球十大工程成就”揭曉，華為的“鴻蒙系統”赫然入選。2024年3月19日，鴻蒙生態創新中心揭幕儀式在深圳舉行，標志著我國鴻蒙產業發展邁出新的堅實步伐。鴻蒙生態創新中心以“加速鴻蒙生態蓬勃發展，構筑千行百業數字底座”為使命，其目的和任務就是不斷推動深圳乃至全國鴻蒙生態體系的構建和發展。[25]在中國當前形成和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潮流中，鴻蒙系統是一個眾所矚目的重大事例和典型案例。如果說，華為的鴻蒙系統入選我國權威機構評選的“全球十大工程成就”，主要著眼于作為技術維度成就的鴻蒙系統，那么在面對鴻蒙系統的產業系統推進和社會層面的推進時，其面對的就不是單純的企業維度、技術維度，甚至單純的經濟維度的問題，而是整體性、網絡性、協同協調性的“工程生態環境”“工程生態建設”“工程生態發展”的問題了。窺一斑而知全豹，我們有理由把鴻蒙生態建設的進程和經驗看作我國新質生產力形成和發展的一個縮影和范例。除此之外，在我國一些新行業、新業態的發展中，在許多龍頭企業和前沿技術、工程攻關的許多領域（如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車），一些領軍人物已經敏銳地感受到前進和發展中的“關鍵之關鍵”“重中之重”正是“工程生態環境”與“工程生態建設”問題。
總而言之，“工程生態”問題和“工程生態論”研究，不但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而且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中國工程院工程生態論項目組將與我國工程界、哲學界和其他有關人士共同努力，加快推進工程生態論的研究進程，繼續保持我國在國際工程哲學領域已經取得的學術領先位置，為我國工程界貫徹高質量發展戰略和形成新質生產力提供工程哲學領域的理論支持。
注釋
[1][24]殷瑞鈺、李伯聰：《工程哲學的興起與中國學派的開創》，《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23年第9期。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1頁。
[3]參見約瑟夫·熊彼特：《經濟發展理論——對于利潤、資本、信貸、利息和經濟周期的考察》，何畏、易家祥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年。
[4]陳勁、王煥祥等：《創新思想者：當代十二位創新理論大師》，北京：科學出版社，2011年，第34頁。
[5]董鎧軍、楊茂喜：《淺析創新系統與創新生態系統》，《科技管理研究》，2018年第14期。
[6]曾國屏、茍尤釗、劉磊：《從“創新系統”到“創新生態系統”》，《科學學研究》，2013年第1期。
[7]參見柳卸林等：《創新生態系統：理論、戰略與實踐》，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22年；魏江、王頌等：《企業創新生態系統》，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23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項目組：《顛覆性技術創新生態路徑研究》，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22年。
[8][16]李伯聰、王楠、傅志寰：《工程生態研究：社會與時代的呼喚》，《工程研究——跨學科視野中的工程》，2023年第5期。
[9]參見楊虎濤：《演化經濟學講義：方法論與思想史》，北京：科學出版社，2011年。
[10]李伯聰：《微觀、中觀和宏觀工程倫理問題——五談工程倫理學》，《倫理學研究》，2010年第4期。
[11]這里主要指中小企業和許多大企業，少數超大型跨國企業和具有行業壟斷性質的企業可能需要歸類到“中觀”尺度和層次。
[12]關于工程生態基本性質的討論參見王大洲、范春萍：《工程生態：內涵分析與研究進路》，《工程研究——跨學科視野中的工程》，2023年第5期；關于工程生態基本特征的討論參見李伯聰、王楠、傅志寰：《工程生態研究：社會與時代的呼喚》，《工程研究——跨學科視野中的工程》，2023年第5期。
[13]參見喬治·萊考夫、馬克·約翰遜：《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何文忠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年。
[14]王東：《科學研究中的隱喻》，廣州：世界圖書出版廣東有限公司，2016年，第1頁。
[15]劉大椿：《隱喻何以成為科學的工具》，《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4期。
[17]托馬斯·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第四版）》，金吾倫、胡新和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伊安·哈金：《導讀》，第4頁。
[18]需要指出，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明確地使用了“世界觀”（world view）這個詞語。由于庫恩所說的“（科學家的）世界觀”一語的含義與中國學者常說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世界觀”的含義有所不同，這里權且稱為“（科學家的）基本立場與態度”。
[19]李萬等：《創新3.0與創新生態系統》，《科學學研究》，2014年第12期。
[20]金碚：《工業化從機器觀向生態觀的衍生》，《中國發展觀察》，2022年第7期。
[21]參見傅志寰、孫虎成、簡宇翔：《“交通生態”研究》，《工程研究——跨學科視野中的工程》，2023年第5期。
[22]范國睿：《教育生態學》，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王壽兵、吳峰、劉晶茹編：《產業生態學》，北京：化學工業出版社，2006年；劉京希：《政治生態論——政治發展的生態學考察》，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7年。
[23]周紅在2016年出版了編著《工程項目生態評價理論與方法》（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可以認為作者已經站在了研究“工程生態系統”的“門口”。然而此書聚焦于“工程項目生態評價”這個非常有限的主題。例如，只局限于“項目”這個工程微觀對象，而未能著眼“微觀–中觀–宏觀”這三個層次的“工程活動”；只聚焦“生態評價”這個內容而未能比較全面地研究“生態范式”中所包括的其他方面的許多重要內容。應該強調，要比較全面、深入地把“工程生態”確立為一個核心概念并進而開拓出“工程生態論”這個新的分支學科領域，實在是一個非常困難、艱巨的學術任務。此外，與“創新生態系統理論研究”不同，我們采用了“工程生態論研究”這個命名方式，其中也有重要的理論斟酌和思考，限于文章篇幅，不贅。
[25]《首個鴻蒙生態創新中心落地深圳》，《深圳特區報》，2024年3月20日，第1版。
The Theory of Engineering Ecology: Constructing a New Paradigm of Engineering Studies
Fu Zhihuan Li Bocong
Abstract: The theory of engineering ecology research is a new paradigm for engineering reality research and theoretical research in response to the call of China'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tage and the era of form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 core concept of the theory of engineering ecology is engineering ecology. The concept of "engineering ecology" uses "ecology" as a metaphor for "engineering", and its basic content and object are engineering rather than ecology. The theory of engineering ecology has three key contents and viewpoints: the "object", the "structure" and the "function" of engineering are regarded as an "analogous living body"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ife"; the engineering system is regarded as an "(analogous) ecosystem" with "broad ec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understanding and study of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roblems, strategies and tactics of "engineering ecology" should be based on the interrelation and interaction of the microengineering, mesoengineering and macroengineering. The theory of engineering ecology adheres to the principle of combining theory with practice, attaching importance not only to basic theoretical research, but also to case studies. The academic purpose of the research of the theory of engineering ecology is to make new breakthroughs and add "engineering ecology" on the basis of the "five theories of engineering philosophy" (trialism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ontology of engineering, methodology of engineering, theory of engineering knowledge, theory of engineering evolution) system originally established by the Chinese school of philosophy of engineering. Therefore, the system of Chinese philosophy of engineering is expanded into a 'six-theory' system with ontology of engineering as the core".
Keywords: engineering ecology, the theory of engineering ecology, philosophy of engineering, paradigm, case stud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