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現代化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僅影響到當代中國繁榮富強、幸福安康，而且關涉一個有著五千多年歷史的文明古國歷經180多年的磨難與奮斗，最終如何實現自己的現代轉型，在當代及未來持續成為一種能夠在世界范圍內發揮巨大影響的文明樣態。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本著“對歷史最好的繼承就是創造新的歷史，對人類文明最大的禮敬就是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深刻洞悉，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共同努力創造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

 文明與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內在關聯，但文明又不等于或不限于某種單一文化或文化要素。沒有文化自然建構不了文明，文化尤其作為其核心的價值觀是一種文明的精神內核，其各種物質和非物質的表現形式也是一種文明構成自己內涵的豐富資源，但一種文明顯然又超越了一種文化尤其是可以解析的文化要素或文化單元，它是一種層級較高、形式復雜、內涵豐饒和影響巨大的文化形態。有鑒于一種文明尤其是現代文明內涵的豐富性和締造的艱巨性，我們可以從以下五大向度來理解與建構中華民族現代文明。

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敘事

 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中國式現代化，或者說是我們當代這場偉大社會轉型的理論敘事。

 一百多年來，為了擺脫帝國主義的侵略與殖民，為了挽狂瀾于既倒，無數仁人志士“以身殉道不茍生，道在光明照千古”，最終使中華民族擺脫了覆亡的危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中國共產黨人提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偉大目標，全面開啟了中國現代化的偉大航程。因為歷史和現實的制約，我們最初的現代化藍圖是按照蘇式社會主義謀劃的，在開始的近30年中雖然取得了不俗的進步，但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困于蘇聯模式自身的僵化及與中國現實的脫節問題。

 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最具創新的偉大之處，就在于它既擺脫了蘇式現代化模式或者說刻板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桎梏，也擺脫了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國家以資本為圭臬、兩極分化的陷阱。它使得一百多年來的中國現代化，真正走上了一條獨立自主的道路。這一偉大實踐在短短40多年中，取得了無數偉大成就，使得中國這樣一個14億多人口的大國，成功邁向現代化并為世界現代化提供了獨特的創新性經驗。在1978年開啟這場巨變時，鄧小平同志就意識到在現代化建設上，“必須從中國的特點出發”，即從底子薄和人口多的現實出發，建設“中國式的現代化”。經過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理論和實踐上的創新突破，我們黨成功推進和拓展了中國式現代化。如果說最初我們選擇一條不同于美蘇兩種現代化模式的道路時還多少有些迫于情勢，或者說囿于客觀國情使然，那么到了30多年后的新的歷史時期，這一獨特的發展道路已然成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主動選擇。

 在1949年后尤其是改革開放的40余年中，中國式現代化無疑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但是到目前為止這場翻天覆地的變革，還缺少能夠與之相稱的偉大敘事——系統而深刻的理論敘事。如果考慮到包括西方現代化理論在內的以歐美為敘事主軸的整個現代社會科學，最初也是一種建立在特殊性的社會轉型基礎上的話語體系，它也只是隨著從西方開始的現代化進程向全球推進而獲得某種普遍意義的，我們就能夠理解中國這場偉大的變革是如何亟待獲得某種抽象或普遍意義上的理論敘事的重要性。顯然，如果缺少相應的具有解釋力的理論敘事，我們就不能使中華民族的這場偉大變革在精神層面獲得必要的提升，那么這場前所未有的轉型就有淪為單純的經濟增長甚至GDP堆積的危險。

 正是在上述意義上，在我們希望通過這場偉大轉型締造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背景下，變革時代向整個人文社會科學提出了完成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敘事的要求。建構能夠實現這場變革的理論敘事的學術體系、學科體系和話語體系，不僅取決于當代中國這場變革的客觀意義，也取決于我們精神上的主觀自覺。歷史需要我們在社會科學的理論提升和學術實踐中，將中華民族在現代化進程中經歷的社會轉型和文明抉擇，用能夠使世界理解并予以共情的方式自主地表達出來。

中國人民生產和生活實踐的思想積淀

 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中國人民生產和生活實踐的思想積淀。

 如果說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形成，必須通過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才能實現，那么這第一個結合就需要我們秉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深入廣袤的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實際中，深入14億多中國人民的生產和生活實踐中去觀察、解釋和提煉。這種觀察、解釋和提煉，是上述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敘事的現實基礎。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那樣，“當代中國正經歷著我國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必將給理論創造、學術繁榮提供強大動力和廣闊空間”。如果說任何文明都是人類實踐和創造的產物，那么不去反映現代化進程中14億多人口的生產和生活實踐，一種真正豐富的而不是空洞的、感性的而不是抽象的、生機勃勃的而不是蒼白無力的新文明形態就無由產生。

 回溯中國共產黨帶領全體中國人民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偉大歷史，能夠洞悉其本質就是推動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就是建構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歷史，就是體現和凝練中國人民的生產和生活實踐的歷史。單就改革開放40余年歷程來說，無論從最初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取消人民公社制度和糧食統購統銷，以“打破鐵飯碗”開啟企業經濟責任制改革和股份制改造，通過引進外資企業、創辦經濟特區和建立股票證券市場嘗試市場經濟，還是到后來的企業股份制改革、開發浦東、加入WTO、設立自由貿易區（港），及至推進共建“一帶一路”、脫貧攻堅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一切嘗試和奮斗，顯然都從理論與實踐兩方面踐行了市場決定資源配置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邏輯，也保證了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現代文明方向。

 在這場朝向現代化的偉大變革中，中國人民在改變自我命運的同時以自己的生產和生活實踐，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質成就和文明景觀。在這個世界上還不曾有過哪個民族，像中華民族這樣幾億人在短短幾十年中從鄉村走進了城市，從他們原來的農耕傳統轉身投入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偉大洪流之中。在這場偉大實踐中涌現出無數偉大的創造。比如，在近年進行的新中國工業建設口述史研究中，我們提出中國式現代化的核心基石是工業化，呈現出國有企業、民營企業、鄉鎮企業、個體企業和外資企業“五馬奔騰”的壯闊景象。而這樣的“五馬奔騰”景象在人類工業化的歷史中是不曾有過的，它不僅刷新了工業文明的歷史，而且也推進或者說更新了“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

 費孝通曾以吳江開弦弓村為例，在《江村經濟》中討論過蠶絲業或家庭手工業對舊中國小農經濟的補充意義。為此，改革開放后，他一直呼吁推進鄉鎮工業以實現“志在富民”的理想。但是，他生前沒有想到，鄉鎮企業這項中國農民的偉大創造后來會產生無數偉大奇跡。比如，在他的家鄉有家原來快要辦不下去的鄉鎮企業，20世紀90年代改制后，先做絲織；基于蠶絲數量有限，改做棉紡；再因棉紡同樣依賴有限的土地資源，轉向腈綸即化纖產業；接著，從腈綸做到了腈綸的原料聚乙烯、聚氯乙烯；最后，在遼寧長興島建立了占地3萬畝的煉（油）化（工）一體的加工基地，而它下一步的理想是購買油輪，自己舶載來自世界各地的原油。如果考慮到經過短短30年的發展，到2021年這家公司的銷售額已達到7000億元人民幣，在世界500強中名列第56位，你就會意識到現實不僅超越了費孝通當年希望農民能夠實現溫飽的生計考量，事實上也向德國學者馬克斯·韋伯有關中國乃至整個東方產生不了理性的資本核算的斷言提出了挑戰。

 由此，作為中國人民生產和生活實踐的思想積淀，建構中的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才真正體現了它是一種堅持人民至上、尊重人民主體地位、由人民自己創造的偉大文明形態。因為堅持人民至上，它才不會偏離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初衷；因為尊重人民主體地位，它才繼承并超越了傳統的民本理念；因為是由人民自己創造的，它才是一種真正富有活力的現代文明形態。

中華民族傳統文明的揚棄模式

 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歷史悠久的中華民族傳統文明的揚棄模式。

 認真檢視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能夠發現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一個因落后而挨打的泱泱大國在面臨現代化的西方時，對待自己的傳統文明一開始總是擺脫不了愛恨二元的極化態度：一方面，包括?；庶h和“文化本位派”在內的保守人士，緊抱傳統文化糟粕甚至君臣父子的綱常倫理不放，即使洞察到工業化是西方文明的強盛之道，依舊死守“夷狄之道未可施諸中國”的態度；另一方面，那些從西方文明的進步與洋務運動、甲午海戰及戊戌變法等一系列失敗中倒向“全盤西化”的激進派，又走到了徹底拋棄傳統文化的另一端，堅信“根本不凈，百事皆非”。

 其實，不僅在中國知識界，一直到20世紀50年代，在整個西方社會科學界，將傳統與現代置于不可調和的兩端也還是一種流行的敘事模式。比如，在整個冷戰時代，為了與彼時如火如荼的共產主義文明競爭，在馬克思主義之外為欠發達國家確立一條以美國為標準的發展之路，在美國學者帕森斯的結構功能主義之上建立起的現代化理論實際上成了為美國戰后國際政策辯解的意識形態，或者說成了美國學者雷迅馬所說的“非共產黨宣言”。在這一理論構架下，既然傳統與現代“水火不容”，傳統必被視為是一個國家走向現代時必須拋棄的重負。

 盡管在百余年來的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上述傳統—現代的二元觀點及為追求現代化執意拋棄傳統的主張不時浮現，但在歷史的啟迪和現實的挑戰之中，也有許多人意識到優秀傳統文化是塑造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必備資源。毛澤東同志曾明確指出，“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面對這份豐厚的遺產，習近平總書記也強調，“我們不是歷史虛無主義者，也不是文化虛無主義者”。費孝通窮其一生也在思考一個根本問題，即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如何找到傳統與現代之間的接榫之處和契洽之點，因為中國的變遷“不會是西方世界的復制品或者傳統的復舊”。沿著費孝通的思路，香港中文大學原校長金耀基干脆說“只有有傳統的國家，現代化才能真正精彩”。

 當然，強調傳統與現代并非是決然對立的，不是說傳統就是現代，或者說在我們的現代化進程中應當保留所有傳統。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那樣，“傳統文化在其形成和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會受到當時人們的認識水平、時代條件、社會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約和影響，因而也不可避免會存在陳舊過時或已成為糟粕性的東西”。面對優劣同在、良莠共存的傳統文化，自然應該“堅持有鑒別的對待、有揚棄的繼承”。所以，費孝通在提倡形成“文化自覺”即“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發展的趨向”時，也強調這一主張“不帶任何‘文化回歸’的意思，不是要‘復古’，同時也不主張‘全盤西化’或‘全盤他化’”。

 歷史證明，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最好的揚棄之途，就是前述“兩個結合”中的第二條道路，即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由此“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百余年間，這場“結合”并非總是一帆風順的。但是，基于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社會追求、人生信仰、治理理念和價值判斷等方面存在諸多內在契洽性，越是隨著中國現代化的推進，這場結合就越加水乳交融：一方面，馬克思主義賦予了中國現代化以蓬勃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中國的現代化也使馬克思主義屹立不倒，成為一種新質文明——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魂脈。

面向世界各民族的開放與包容性系統

 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面向世界各民族的開放與包容性系統。

 在文化的開放與包容方面，現在每每為人稱道的是費孝通在耄耋之年提出的16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如果說前述“文化自覺”關注的主要問題是，“在西方文化強烈的沖擊下，現代中國人究竟能不能繼續保持原有的文化認同”，保有持中守正的“自知之明”；那么這16字箴言所討論的問題則是，在現代性或現代化的擴展造就的經濟全球化君臨天下之際，在世界上的各個民族都被卷進同一個歷史進程并頻繁交往之時，人類作為同一個命運共同體應當怎樣和平相處？顯然，這種文明互鑒或文化合美的觀點，體現了與美國學者亨廷頓的文化沖突論迥然不同的東方智慧。

 其實，近代以來憑借工業化一家獨大的西方文明，最初也是在向非西方文明或東方文明學習和借鑒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眾所周知，西方世界擺脫中世紀蒙昧的現代性起源于14世紀后期開始的文藝復興，但殊不知古希臘羅馬的文明傳統復興有賴于阿拉伯文明尤其是8世紀中葉后的“百年翻譯運動”，而這些原為手抄本的希臘典籍的廣泛傳播，又與中國的造紙術不無關聯。而現代數學、醫學甚至導致地理大發現的航海技術，同樣與阿拉伯文明有著這樣那樣的聯系；而在稍后釀就法國大革命的啟蒙運動中，西方對中國的理解甚至誤讀都起了不同的作用。比如，韋伯所說的表征現代性的科層制的建立，與中國的科舉及文官制度有關；而絲綢、茶葉尤其是瓷器的使用，像德國學者桑巴特所言，促進了以奢靡為基礎的高度世俗化的現代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生。

 進一步說，對中華民族疆域內乃至整個世界上各個民族持開放與包容態度的中國智慧，是在中華民族五千多年的傳統文明延續中形成的，它“得益于中華文化自古以來開放的姿態、包容的胸懷”。就中華民族疆域內部而言，一部悠久的代代賡續的中國史，既是一部包括漢族和少數民族在內的各個民族誕生、發展和交融，共同締造統一國家的歷史；也是一部各民族通過交流與交往形成共同的中華民族認同，以實現從自在走向自覺的統一文明形態的歷史。而就更廣袤的域外而言，在中華文明的形成過程中，也一樣借鑒吸收了亞洲其他文明，近代以來則廣泛吸收了西方現代文明，而肇始于1978年的改革開放更是一場對人類文明成果的總體性汲取。

 當然，在中華民族悠久的歷史上，我們的文明對外來文明的包容和接受并非從古至今都是同一尺度的，也并非自始至終都是積極主動的。歷史證明，當我們的文明越是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時就越是自信，越是自信時對外來文化的接受和包容尺度或者說海納百川的胸襟就越大。魯迅曾說過：“漢唐雖然也有邊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為異族奴隸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來事物的時候，就如將彼俘來一樣，自由驅使，絕不介懷。一到衰弊陵夷之際，神經可就衰弱過敏了，每遇外國東西，便覺得仿佛彼來俘我一樣，推拒，惶恐，退縮，逃避，抖成一團……”同漢唐相比，清末的中國大概屬于“衰弊陵夷之際”，但其時盛行的閉關鎖國之政，不但不能救中國，反倒加速了大清王朝的覆亡。

 面對中華民族綿延不絕的內憂外患，我們民族之大幸在于，就如魯迅所言，“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正是因為懷揣救國扶民的氣節，創用“中華民族”一詞的梁啟超才會在近代中國文明大廈將傾之時，依舊相信“此民族在將來絕不至衰落，而且有更擴大之可能性”；被稱為“民族魂”的魯迅才會面對彼時強勢甚至囂張的外來文化，大膽提倡“要運用腦髓，放出眼光，自己來拿”。而毛澤東同志在回應“中國向何處去”時，也發愿“要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國，變為一個被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同樣，鄧小平同志面對因“文化大革命”十年內亂而使我國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的局面，一方面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另一方面反對閉關自守、故步自封，提出要有向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學習的勇氣。

 如果說，在中國現代化的百年歷程中，沒有開放和包容的胸襟，就不會有今天這樣一個現代中國，那么當下也正是站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雙重歷史高度，習近平總書記才會提出以文明交流互鑒推動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即將這一建設置于更為宏大的全球文明倡議之中。在全球文明倡議的藍圖中，文明不是單極的而是多樣的，不是對立的而是互鑒的，不是沖突的而是共榮的，并且正是憑借“和而不同”，文明才會獲得真正的生命力。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多樣表征

 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多樣表征。

 如果說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有賴于中國式現代化的推進與實現，那么這場偉大復興最終的目標，應是建構一種既能揚棄中華民族傳統文明，又能與世界現代化潮流同向甚而卓然前行的現代文明形態。顯然，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在經歷現代化的偉大轉型之后，如果能夠給這個世界提供一種富有自己特色的道路，一種理論，一種體系，一種傳統文明的轉型和復興敘事，那么這場現代轉型在造就人民幸福和弘揚民族傳統的同時，也能夠為這個世界提供一種新的選擇，并豐富人類文明的內在意蘊。

 我們所以說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表征，是因為從我們的文明因西方的侵入而蒙塵的那一刻起，一代代仁人志士盡管立場不一、觀點各異，但卻無一不意識到民族復興就意味著朝向現代建設一種新的文明。為此，馮友蘭將《詩經》中“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表述提煉為“舊邦新命”，并堅信“就現在來說，中國就是舊邦而有新命，新命就是現代化”。因此，他們的差異不在我們的民族應否學習外邦、我們的文明應否轉型、我們的國家應否變革，而只在我們應該向誰學習、如何轉型和怎樣變革？如果說從梁啟超、孫中山到毛澤東和鄧小平，歷史上有意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先賢們都意識到，作為中國現代化的結果不能“沒有了中國”，由此他們都堅持不能單純地模仿英美蘇俄，在模仿中丟失自我；那么他們也十分清楚，歷經轉型和變革后的中國也不能“還是原來那個中國”，由此他們同樣反對文化守成和文明復古。

 我們所以說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作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表征又是多樣的，起碼有兩重表里鑲嵌的基本含義。從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內在規定上說，多樣的第一層含義是指，它是以馬克思主義指導的、植根當代中國實踐的社會主義文明為主體，以中華傳統文明為滋養，吸收借鑒西方現代文明有益成分融合而成的有機的文明整體。羅素曾寫道，“如果給中國人自由，讓他們從西方文明中吸收想要的東西，拒絕不好的東西，他們就有能力從自己的傳統中獲得有機生長，綜合中西文明之功，取得輝煌成就”。作為曾經向西方和俄國學習的“學生”，歷經百余年的磨難與自主奮斗，當代中國終于交出了令世界驚嘆的答卷。

 進一步，從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外顯形態上說，多樣的第二層含義是指，它是物質文明、制度文明尤其是精神文明三者互為依托的統一的文明形態。建構中的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憑借百余年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的偉大變革，創造了一種新文明形態富有生命力的雛形：它不僅在短短40余年里創造了令人驚嘆的物質文明，改變了14億多人的生存狀況，還通過“中國制造”為包括發達國家在內的整個世界提供了物質生活的便利，而且通過自己的制度創新與秩序示范，通過14億多人對生活的理解、對意義的判斷、對理想的追求，為一種現代文明的誕生鋪平了道路。

 綜上所述，理解和建構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不應該僅僅立足于我們民族的過往傳統，也不應該單單取自我們如火如荼的當下實踐，還應該把我們新的文明放在人類文明的熔爐之中加以鍛造，讓我們的文明在兼容人類文明一切偉大品質的同時，又秉持自己最富特色的初心。只有這樣的文明，才既能使不同的國家和民族從中華民族的復興中汲取經驗與教訓，也能使我們自己“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有條件破解‘古今中西之爭’”。當年，面對帝國主義的欺凌，魯迅曾經寫道“公道和武力合為一體的文明，世界上本未出現”。今天，在倡導締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秩序下，如若將“武力”替換為和平相處語境下的“國力”，中華民族從自己坎坷的百年歷史感悟中，就有可能自覺建構出世界上率先將公道與國力合為一體的現代文明。

 （作者：周曉虹，系南京大學人文社科資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