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主的經濟學知識體系的建構，是中國經濟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建設的基礎。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邏輯起點在于根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實踐中的典型事實，提煉出相應的基本問題，以基本問題為導向展開“術語革命”，抽象上升為基本范疇，在此基礎上深入分析范疇之間的內在聯系和邏輯結構，進而揭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運動的特征和發展的規律，在道理、學理、哲理的有機統一中形成系統化的經濟學說。“宏觀經濟治理”，就是基于中國宏觀經濟典型事實形成的理論概念和邏輯體系，是中國自主的經濟學知識體系的重要成果。

基于中國經濟典型事實提出的“宏觀經濟治理”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歷史性成就，突出表現在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具體來講，中國經濟發展在保持長期強勁增長的同時，具有相當高的穩定性，特別是與世界主要經濟體相比，無論是20世紀90年代末的亞洲金融危機，還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及2020年世紀疫情沖擊，中國宏觀經濟均表現出更強的穩健性和相對更低的波動。在2020年全球經濟出現負增長時，中國是主要經濟體中唯一保持正增長的。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為重要的一點，在于中國有獨具特色的宏觀經濟治理體制和治理方式，這一典型事實，為中國經濟學展開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探索提供了實踐依據，也提出了理論要求。

正是基于中國宏觀經濟運行上述典型事實，我們從理論上概括提煉出“宏觀經濟治理”這一基本范疇。這一基本范疇，不僅在概念上區別于西方宏觀經濟學的“宏觀經濟調控”，而且在內涵上也不同于西方的宏觀經濟政策體系。基于中國宏觀經濟實踐的“宏觀經濟治理”，是一個更為豐富完整的體系。

在體系結構上，“宏觀經濟治理”既包括一系列宏觀經濟政策，還包括整體的宏觀經濟制度，特別是我國在不斷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中，伴隨基本經濟制度的完善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構建，宏觀經濟制度和調控機制也在不斷調整，這種調整和變化對宏觀經濟政策及宏觀經濟治理的有效性產生了極為深刻的積極影響。

在政策工具上，我國的宏觀經濟政策不僅包括一般意義上的總量政策，而且包括結構政策，同時還包括改革政策。改革政策已成為宏觀經濟政策工具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作用不僅體現在保障和促進經濟長期發展方面，而且體現在維護經濟短期運行方面。西方宏觀經濟理論通常更強調宏觀經濟的總量政策，對宏觀經濟政策的結構性功能持懷疑態度，特別是諸如產業結構演變和調整等方面的政策工具。

在調控方式上，我國宏觀經濟管理方式既包括需求管理，也包括供給管理，強調在不同發展階段根據宏觀經濟失衡主要矛盾的變化以及矛盾主要方面的轉化，來選擇宏觀經濟管理的戰略方向，或是以需求管理為主線，或是以供給管理為主線，同時強調把握好需求與供給的內在聯系，形成供需雙向協同發力和良性互動（如現階段強調統籌擴大內需與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西方宏觀經濟管理盡管也提出供給管理，甚至提出過所謂的“供給革命”，但并未真正深入貫徹，并以失敗而告終。

“宏觀經濟治理”是立足我國經濟發展實踐提出的規律性認識

我們黨在實踐中十分注重總結經濟社會發展的規律性認識，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總結宏觀經濟治理的規律性認識。黨的十八大以來，歷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總結和提煉做好經濟工作的規律性認識，突出體現在宏觀經濟治理方面。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煉出的“五個必須”，就蘊含著對宏觀經濟治理的深刻要求。

“必須把堅持高質量發展作為新時代的硬道理，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第一個“必須”，強調宏觀經濟治理的目標要統籌好量的增長與質的提升兩方面要求，這是新時代高質量發展對宏觀經濟治理的客觀要求。

“必須堅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著力擴大有效需求協同發力，發揮超大規模市場和強大生產能力的優勢，使國內大循環建立在內需主動力的基礎上，提升國際循環質量和水平”。第二個“必須”，強調宏觀經濟治理方式應把握好需求與供給的內在聯系，在宏觀經濟失衡過程中能夠明確供給和需求地位和作用的變化情況，能夠在突出重點和主線的同時，統籌供給和需求，實現雙向協同發力，使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戰略方向與擴大內需的戰略基點統一于構建新發展格局。

“必須堅持依靠改革開放增強發展內生動力，統籌推進深層次改革和高水平開放，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激發和增強社會活力”。第三個“必須”，強調宏觀經濟治理機制應把發展與改革開放進一步統一起來。改革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歷史性成就的關鍵一招，是使我國大踏步趕上時代的制勝法寶。開放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戰略前提，改革開放政策本身就是中國宏觀經濟治理體系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必須堅持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動，以高質量發展促進高水平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質量發展，發展和安全要動態平衡、相得益彰”。第四個“必須”，強調宏觀經濟治理標準應體現效率與風險的對稱性，既要掌握經濟社會發展的主動權，又要在宏觀經濟治理戰略上協調“上水平”與“補短板”、國內循環與國際循環、核心競爭力和防風險抗擊打韌性等各方面的關系，實現高質量發展與高水平安全的有機統一。

“必須把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作為最大的政治，在黨的統一領導下，團結最廣大人民，聚焦經濟建設這一中心工作和高質量發展這一首要任務，把中國式現代化宏偉藍圖一步步變成美好現實”。第五個“必須”，強調宏觀經濟治理的指導思想必須遵循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堅持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一方面黨的領導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內在邏輯的深刻要求，即內生變量，并非簡單的外在前提；另一方面，黨的領導是團結最廣大人民、調動最廣泛力量、協調各方面利益矛盾、戰勝各種可以預料和難以預料風險挑戰的力量保障。

“宏觀經濟治理”豐富了宏觀經濟政策體系

適應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要求而提出的“宏觀經濟治理”，不僅深化了我們對經濟發展規律的認識，而且通過與時俱進創新宏觀政策工具，豐富了宏觀經濟政策體系。

一是以國家經濟社會中長期發展戰略規劃作為宏觀經濟治理政策目標。通過國家發展戰略規劃（如經濟社會發展的“五年規劃”等），從宏觀上引導各項經濟政策，統籌協調各方面經濟政策的功能效應，不僅滿足了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實現經濟趕超發展的目標要求，也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優勢。

二是創新和豐富以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為主，各方面宏觀經濟政策相互協調的政策體系。新時代以來，貨幣政策（包括貨幣數量工具和貨幣價格工具）、財政政策（包括財政收入政策和財政支出政策）在宏觀經濟治理中的主體作用更為顯著，同時，產業政策、區域政策、投資政策、消費政策、價格政策等各類更加深入體現結構調控的宏觀經濟政策，以及圍繞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展開的各項民生政策、社會政策等不斷豐富，為提升宏觀經濟治理有效性提供了更為豐富的工具。

三是在宏觀經濟治理政策的主要工具即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組合方式上探索創新，不是簡單地選擇同時同方向“緊縮”或“擴張”的搭配組合（“雙緊”或“雙松”），而是根據宏觀經濟失衡的特點調整宏觀政策組合結構，尤其強調精準控制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之間力度的差異。比如在面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及世紀疫情沖擊時，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與穩健的貨幣政策”的組合方式，避免了全面緊縮或全面擴張的宏觀政策組合帶來的強力沖擊，提升了宏觀經濟治理的有效性，也顯著增強了宏觀經濟的穩定性。

四是在宏觀經濟治理政策時序上，統籌逆周期調節與跨周期調節。在宏觀經濟出現周期性失衡時，需要政府進行逆周期調節，但若力度過猛則會產生較大負效應，形成巨大的政策調控成本，進而降低宏觀經濟政策的有效性和可持續性，特別是會嚴重影響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進入新發展階段，我國提出在逆周期調節的同時引入跨周期調節，目的就在于降低逆周期調節的成本，增強宏觀經濟治理的有效性和政策的可持續性，促使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同時為可持續穩定增長創造政策空間，提高經濟發展的均衡性。

五是強調貫徹“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堅持穩中求進，以進促穩，以“穩”創造必要的宏觀經濟環境，為“進”提供時間窗口和必要宏觀條件，以“進”推動結構升級和深化改革，為“穩”奠定長期可持續的發展基礎，形成宏觀經濟治理短期目標與長期目標、總量目標與結構目標、發展目標與改革目標等各方面的有機銜接和良性互動。

（作者：劉偉，系中國人民大學全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