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全黨正深入開展黨紀學習教育。我們黨是靠革命理想和鐵的紀律組織起來、凝聚起來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紀律嚴明是黨的光榮傳統和獨特優勢。新征程上，解決大黨獨有難題、建設更加堅強有力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團結帶領全國人民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同樣要靠鐵的紀律保障，要把紀律建設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紀律是執行路線的保證
人民群眾認識我們黨、相信我們黨、愿意聽黨話跟黨走，是因為黨的初心使命代表著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黨的初心使命，是通過黨在各個時期的路線方針政策體現出來的。確保這些路線方針政策得到全面有力、不折不扣執行，離不開黨的紀律保障。
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前夕，毛澤東同志總結黨的28年奮斗經驗時寫道：“我們有許多寶貴的經驗。一個有紀律的，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武裝的，采取自我批評方法的，聯系人民群眾的黨。一個由這樣的黨領導的軍隊。一個由這樣的黨領導的各革命階級各革命派別的統一戰線。這三件是我們戰勝敵人的主要武器。”這里，他非常突出地把“有紀律”放在“許多寶貴的經驗”首位。1985年3月，鄧小平同志也深刻指出：“遵守紀律的最高標準，是真正維護和堅決執行黨的政策，國家的政策。所以，有理想，有紀律，這兩件事我們務必時刻牢記在心。”
對一個政黨來說，紀律松弛，就會出現“破窗效應”，黨的章程、原則、制度，黨的路線和各項戰略部署就會失去權威性和嚴肅性，黨就不成其為一個有戰斗力的整體，甚至會變成黨員各取所需、自行其是的“私人俱樂部”。抗戰勝利之初，國民黨威望一度很高，他們進入大中城市，接收日偽財產，但由于紀律渙散，接收變成“劫收”。李宗仁回憶北平、天津接收情況時說，國民政府接收人員一入平津，“直如餓虎撲羊，貪贓枉法的程度簡直駭人聽聞。他們金錢到手，便窮奢極欲，大肆揮霍，把一個民風原極淳樸的故都，旦夕之間便變成罪惡的淵藪”。幾乎沒用多長時間，國民黨就惹得民怨沸騰、民不聊生，導致民心盡失、一潰千里。
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決定權在黨中央。實踐一再證明，重大歷史關頭、重大考驗面前，黨中央和黨的核心的判斷力、決策力、行動力具有決定性作用。我們強調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是一句空洞的口號，要體現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體現在貫徹落實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上，這就需要紀律約束。因此，堅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是黨的建設的首要任務，也是黨的紀律建設的首要任務。
組織嚴密、紀律嚴明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和政治優勢。1927年5月9日，黨的五大選舉產生了中央監察委員會，這是黨的歷史上第一個中央紀律檢查監督機構。中央監察委員會的產生，是黨的組織建設和制度建設的重大創新，對黨的紀檢監察事業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圖為黨的五大會場歷史照片。 武漢革命博物館供圖
遵守紀律是無條件的。黨的紀律是對全黨全局而言的，黨內沒有兩種紀律。無論職務高低，無論資格深淺，無論關系親疏，無論功勞大小，紀律之前人人一樣。黨不容許任何黨員在黨的紀律面前有“陽奉陰違”的兩面派態度。有的人同組織討價還價，以各種理由為自己辯解，最常見的是區別對待，合自己意的就遵守，不合意的就不遵守；地位高的話就聽，地位低的話就不聽；感覺對方能力大就服，感覺對方能力差些就不服。這都是不行的。如果給遵守黨的紀律附加上條件，遵守紀律也就做不到了。
“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這是我們黨100多年來領導各項事業取得勝利的一個非常寶貴的經驗。新征程上，黨要團結帶領人民搶抓機遇，迎接挑戰，加快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更加需要進一步加強黨的紀律建設。只有紀律嚴明，才能保證黨的思想、意志和行動的統一，才能使黨保持強大的生命力和戰斗力，才能保證黨中央的決策部署落實落地。
紀律要真正成為帶電的高壓線
制定紀律就是要執行的。“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講的就是這個道理。習近平總書記要求“各級黨組織要敢抓敢管，使紀律真正成為帶電的高壓線”，就是為了使紀律不流于形式，真正強化紀律的剛性約束。
毛澤東同志曾形象地說，共產黨的紀律“比孫行者的金箍還厲害，還硬”。20世紀30年代中后期，陜西發生過兩起轟動一時的殺人案，兩個案件的處理結果反映了共產黨和國民黨對于執行紀律的不同態度。
一件發生在1935年底，國民黨胡宗南部團長張鐘麟悍然槍殺妻子吳海蘭，吳海蘭家人要求嚴懲兇手。在巨大輿論壓力下，張鐘麟被解往南京監禁法辦。但只在監獄關了一年多，張鐘麟就被悄悄釋放。一樁轟動一時的“團長殺人案”，就這樣不了了之。出獄后張鐘麟把名字改為“張靈甫”，一路高升，到解放戰爭中在孟良崮被擊斃時，已是擁有中將軍銜的國民黨軍整編74師師長。
另一件發生在1937年10月，抗日軍政大學第六隊隊長黃克功，對陜北公學女學生劉茜逼婚不遂，開槍把劉茜打死。黃克功少年時加入紅軍，參加過井岡山的斗爭和長征，為革命立過功。案發后，毛澤東同志給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院長雷經天寫信，要求當著黃克功本人及到會群眾的面，向公審會宣讀，“以一個共產黨員、紅軍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殘忍的，失掉黨的立場的，失掉革命立場的，失掉人的立場的行為，如為赦免，便無以教育黨，無以教育紅軍，無以教育革命者，并無以教育做一個普通的人。因此中央與軍委便不得不根據他的罪惡行為，根據黨與紅軍的紀律，處他以極刑”。
兩個案件的結果對比，不難看出，國民黨對自身問題千方百計庇護遮掩，共產黨卻展現了無比嚴明的紀律性。正是因為敢于刀刃向內，剜腐去瘡，我們黨才能保持無堅不摧、無戰不勝的堅強戰斗力。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解放戰爭時期，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后，因為缺乏后勤保障，彈藥、糧食、被服得不到補充，開始時出現一些違反紀律的行為。1947年9月，鄧小平同志和劉伯承同志在河南經扶縣宋家畈小姜灣村主持召開整頓紀律的緊急干部大會。會上鄧小平同志說：“部隊紀律不好，這是我軍政治危機的開始，而政治危機必然帶來軍事危機，后果不堪設想。”會上決定，對所有進入大別山區的部隊“約法三章”：以槍打老百姓者，槍斃；掠奪財物者，槍斃；強奸婦女者，槍斃。這次會議后不久，就發生了野戰軍警衛部隊一個副連長因店主不在，私拿店里粉條、花布、火柴等的違紀事件。公審會上，包括現場群眾在內的很多人，甚至是店主都紛紛為他求情。鄧小平同志堅定表示，“規定了‘約法三章’，就不能說話不算數，失信于民。如果對一個副連長姑息、遷就，不能執行紀律，那么今后，更多的人犯紀律怎么辦？不下決心嚴整軍紀，部隊的紀律就會繼續壞下去，群眾就更不相信我們，而我們在大別山也就站不住腳”。副連長被槍決，在全軍和群眾中引起的震動可想而知。槍斃了一個副連長，教育了更多的人從中汲取教訓，嚴格遵守群眾紀律。
紀律如果只寫在紙上、掛在墻上、印在書里，不落在行動上，不僅不會產生震懾，反而會損害黨的公信力。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堅持無禁區、全覆蓋、零容忍，堅持重遏制、強高壓、長震懾，堅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懲，“打虎”、“拍蠅”、“獵狐”多管齊下，刀刃向內、刮骨療毒，猛藥祛疴、重典治亂，態度是堅定的，處理是堅決的，成績是歷史性的，使黨在革命性鍛造中變得更加堅強有力。我們要鞏固和發展執紀必嚴、違紀必究的成果，繼續堅持嚴字當頭，堅持零容忍，讓紀律“長牙帶電”，讓違紀行為無所遁形。
紀律建設要抓苗頭性、傾向性問題
遵守黨的紀律，不是一陣子，而是一輩子的事，所以要常常提醒，反復強調，要重在日常，貴在有恒。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對干部身上出現的苗頭性、傾向性問題，要及時‘咬咬’耳朵、扯扯袖子，早提醒、早糾正，這是愛護干部，而不是苛求干部。不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更不能哄著、護著，防止小毛病演化成大問題。”
古人講“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就是防微杜漸的道理。在對待紀律上，一次守不住、次次都讓步，最后往往是小洞不補、大洞吃苦。歷史上，我們黨多次在重要關頭針對出現的苗頭性、傾向性問題及早抓、花大力氣抓，做到了防患于未然。比如，隨著解放戰爭進入戰略反攻，黨的工作也隨之發生三個重要轉變，即戰爭形式由游擊戰轉向正規戰，工作由分散轉向集中，工作重心由鄉村轉向城市。此時，由于黨的干部隊伍自身思想狀況與新形勢、新階段的工作要求不相適應，黨內出現了一些違反政策、破壞紀律的現象。
較早發現這個問題、向黨中央反映這個問題的是時任西北野戰軍副政治委員兼陜甘寧晉綏聯防軍政治委員的習仲勛同志。我軍攻克高家堡時，發生破壞紀律的行為。1948年1月2日，習仲勛同志及時向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作了反映，引起毛澤東同志高度重視。1月9日，他就此作出批示：“高家堡破壞紀律的行為，應追究責任，并向全軍施行政策教育與紀律教育。”毛澤東同志看到這是一個帶有苗頭性、傾向性的問題，隨后一段時間連續就此類問題作出指示和部署。5月，他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對黨內的指示中要求，“必須堅決地克服許多地方存在著的某些無紀律狀態或無政府狀態，即擅自修改中央的或上級黨委的政策和策略，執行他們自以為是的違背統一意志和統一紀律的極端有害的政策和策略”。9月，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強調，“現在無紀律和無政府狀態在黨內已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程度”，“這些狀態必須改變。中央同志要以全力來做這件事，要在戰爭的第三年內，在全黨全軍克服無政府、無紀律狀態”。10月，他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對黨內的通知里指出，“目前的形勢，要求我黨用最大的努力克服這些無紀律狀態和無政府狀態”。1949年1月，他在為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起草的決議中明確要求，“關于在全黨全軍各級領導機關內，開展反對某些嚴重地存在著的無紀律無政府狀態的斗爭，必須按照中央規定，于一九四九年三月底以前辦理完畢”。短短一年時間，黨中央花了這么大精力抓紀律建設，有力制止了黨內的無政府無紀律現象，保證了黨中央領導的集中統一，不僅為爭取即將到來的革命在全國范圍內的勝利創造了重要條件，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而且對于以后從嚴治黨、從嚴治軍，加強作風建設和紀律建設，產生了深遠影響。
抓苗頭性、傾向性問題，有時會因為問題尚未暴露或不很嚴重，而引發被批評者的反感甚至責難。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抓紀律，就要敢于板起臉來批評。不要等犯了大錯誤才去批評，平常有問題就要及時批評。擔心批評得罪人、會丟選票的心態在不少領導干部身上存在，有的不僅不敢批評、不愿批評，而且還經常以表揚代替批評。這些現象必須糾正。”咬耳朵、扯袖子、紅臉出汗，是真正對同志負責，對黨負責。平時疏于管教，任其發展下去，等到嚴重了再算總賬，一算嚇一跳，甚至要坐牢殺頭，豈不令人扼腕嘆息。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總結歷史經驗和從嚴治黨新要求，提出并實踐監督執紀“四種形態”，在高壓震懾和政策感召下，一些犯錯誤甚至犯嚴重錯誤的干部，主動向組織講清楚問題，得到寬大處理；一些游走在違紀邊緣的干部受到警示，懸崖勒馬、迷途知返；還有更多干部受到警醒，知敬畏、存戒懼、守底線，真正體現了黨的政策，真正體現了對干部的最大關心愛護。
紀律建設應建筑在自覺性上
全面從嚴治黨，既要注重規范懲戒、嚴明紀律底線，更要引導人向善向上，發揮理想信念和道德情操引領作用，提高遵紀守法的自覺性，不搞“不教而誅”。毛澤東同志指出：“組織紀律性要有條件：第一，這個紀律是自覺的；第二，是聯系群眾的；第三，是在正確的政治路線領導之下的。”他曾舉東北野戰軍打錦州的例子說：“錦州那個地方出蘋果，遼西戰役的時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蘋果，我們戰士一個都不去拿。我看了那個消息很感動。在這個問題上，戰士們自覺地認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為這是人民的蘋果。我們的紀律就建筑在這個自覺性上邊。這是我們黨的領導和教育的結果。”鄧小平同志也指出：“我們過去革命，就是靠紀律，而且是自覺的紀律。中國共產黨成立后，最好的風氣就是這個。”
提高遵紀守法的自覺性是紀律建設的基礎性工作。古人說“一念收斂，則萬善來同；一念放恣，則百邪乘釁”。如果自己管不住自己，沒有自律意識和自律精神，那什么紀律最終也會被破壞。紅軍紀律是嚴格的，這種紀律是怎樣建立起來的呢？要知道，沒有人是與生俱來就懂得守紀律這個道理。舊軍隊也有軍紀，靠什么維護呢？靠皮鞭、軍棍、打罵、禁閉和肉刑。而紅軍紀律的建立和鞏固，主要是靠理想信念、靠說服教育，提高官兵的覺悟，互相督促和勉勵，達到自覺遵守紀律的目的。強調紀律、加強紀律建設，決不是要把人管死，讓人瞻前顧后、畏首畏尾，搞成暮氣沉沉、無所作為的一潭死水，而是要通過立規矩、正風氣，達到為干事創業營造良好政治生態的目的。組織手里有戒尺，那是處罰用的，只要每個黨員心中有敬畏、明底線、不逾矩，有遵守紀律的自覺性，這個戒尺就用不上。
提高遵紀守法的自覺性主要靠經常性的教育。古人說“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后”。我們常講不要做法盲，同樣也不能做黨規黨紀盲。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就包含著做黨的紀律上的明白人的要求。對于黨章黨規黨紀，一定要認真學習，切實掌握。
為什么強調教育的作用？因為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不是隨著時間推移而自然保持下去的，共產黨員的黨性不是隨著黨齡增長和職務提升而自然提高的。初心不會自然保質保鮮，稍不注意就可能蒙塵褪色，久不滋養就會干涸枯萎，很容易走著走著就忘記了為什么要出發、要到哪里去，很容易走散了、走丟了。所以，每個黨員都要在思想上政治上不斷學習，不斷進行檢視、剖析、反思，不斷去雜質、除病毒、防污染，做到學紀、知紀、明紀、守紀，搞清楚黨的紀律規矩是什么，弄明白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把遵規守紀刻印在心，內化為言行準則，進一步強化紀律意識、加強自我約束、提高免疫能力，增強政治定力、紀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始終做到忠誠干凈擔當。
紀律建設上不存在松綁的問題
加強紀律建設，必須注重把握長期性、復雜性、艱巨性。我們黨面臨的執政環境是復雜的，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將長期存在，精神懈怠危險、能力不足危險、脫離群眾危險、消極腐敗危險將長期存在。這決定了加強紀律建設必須一以貫之、持之以恒，不能抱一勞永逸的想法，也不能有松勁歇腳的情緒。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我們必須增強憂患意識，堅持底線思維，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綢繆，準備經受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要把加強紀律建設作為長期任務，保持戰略定力，把握好每一個階段的特點和要求，盯緊每一個階段的突出問題，持續推進、久久為功。
紀律上的要求稍微放松，病毒就會趁虛而入。比如前文提到，從1948年1月到1949年1月，黨中央反復多次強調加強紀律建設，應該說總的情況是很好的，但也有極個別部隊思想上沒有始終繃緊弦。1949年4月23日，第三野戰軍第35軍進入南京，南京解放，但入城部隊部分官兵破壞紀律的行為，嚴重損害了人民解放軍的聲譽和形象。毛澤東同志親自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電報，對此予以嚴厲批評：“從三十五軍在南京數天內所犯無政府無紀律錯誤行為看來，你們過去在準備渡江時期，對于外交政策及其他許多事項（例如軍隊在城市中看戲、看電影、洗澡、坐電車、坐公共汽車等事必須和各界人民同樣買票，不許特殊，以及未得上級許可不得接受人民慰勞等）似乎沒有明確規定。如果沒有規定，你們應速規定，通令各軍一體遵行。如果過去已有規定，三十五軍故意違犯，則除檢查該軍工作做出結論通令各軍外，應向各軍重申前令，引起注意，不許再有違犯。”并要求“轉發華野、中野，各軍、各師以資警惕”。
紀律建設不“松綁”，領導干部的責任重大。領導干部之所以被稱為“關鍵少數”，是因為在本地區、本部門、本單位擁有較大的決策權、管理權、執行權、監督權、人事權、財務權，其影響帶動作用舉足輕重。“人不率則不從，身不先則不信。”一些地方出現的區域性、系統性、塌方式腐敗，與“關鍵少數”密切相關。緊盯“關鍵少數”，就抓住了全面從嚴治黨、嚴肅黨紀黨規的“牛鼻子”。
紀律建設不“松綁”，扎緊織密制度籠子至關緊要。制度建設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長期性，是全面從嚴治黨的長遠之策、根本之策。歷史上我們黨是吃過制度不健全的虧的。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制度建設貫穿新時代黨的建設各方面，陸續制定修訂了《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中共中央政治局關于加強和維護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的若干規定》、《中國共產黨重大事項請示報告條例》、《中國共產黨黨組工作條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工作條例》等黨內法規，已經形成了一套內容科學、程序嚴密、配套完備、運行有效的黨內法規制度體系。一方面，要不斷提升廣大黨員對制度的認同感，強化制度執行力，讓鐵規發力、讓禁令生威，使制度真正成為硬約束而不是“橡皮筋”；另一方面，要與時俱進，結合黨的建設的理論和實踐創新，把這些創新成果總結好、提煉好，升華為黨規黨紀，不斷完善黨的建設的制度體系。
新征程上，我們一定要站在事關黨長期執政、國家長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高度，把全面從嚴治黨、加強黨的紀律建設作為黨的長期戰略、永恒課題，堅決摒棄權宜之計、一時之舉的思想，堅決克服松勁歇腳、疲勞厭戰的情緒，堅決防止轉變風向、降調變調的錯誤期待，始終堅持問題導向，保持戰略定力，發揚徹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永遠吹沖鋒號，把嚴的基調、嚴的措施、嚴的氛圍長期堅持下去，把黨的偉大自我革命進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