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經過20多年的發展，耕地占補平衡制度已經形成了相對規范的政策體系和實施程序。生態文明建設、經濟高質量發展以及空間治理現代化等目標對耕地占補平衡制度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針對多地類的流進流出建立“大占補”的耕地占補平衡新機制，改善“以補定占”原則下的激勵與約束機制，健全耕地占補平衡管理的政策體系，提升耕地占補平衡工作全生命周期管理能力等，成為當前和未來一段時期改革完善耕地占補平衡制度的重點。

【關鍵詞】耕地保護  耕地占補平衡制度  “大占補”  以補定占    

【中圖分類號】F323.211    【文獻標識碼】A

《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學習運用“千村示范、萬村整治”工程經驗有力有效推進鄉村全面振興的意見》指出：“改革完善耕地占補平衡制度，堅持‘以補定占’，將省域內穩定利用耕地凈增加量作為下年度非農建設允許占用耕地規模上限。”耕地占補平衡中的“占”，不僅包括建設占用耕地，也包括農用地內部調整占用耕地，還包括違法違規占用耕地；“補”即補充新耕地的內涵也要做相應完善調整。耕地占補平衡意味著耕地數量不因城鎮化、工業化等建設占用而減少。同時，耕地占補平衡的內涵也隨著管理實踐的發展而越來越豐富完善。

耕地占補平衡制度的理念及其變化

從1997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關于進一步加強土地管理切實保護耕地的通知》首次提出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保持耕地總量動態平衡的要求至今，耕地占補平衡制度就一直是我國保護耕地和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關鍵政策，在確保耕地總量守住“18億畝耕地紅線”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現階段經濟發展、城鎮化、農業結構調整、國土綠化等仍不可避免地要占用耕地，加上耕地后備資源愈發稀缺，實踐中滿足耕地數量、質量和生態三位一體的平衡的壓力越來越大。壓力的增加不僅威脅到糧食安全，還有可能會影響我國整體的或局部地區的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因此，只有進一步改革完善耕地占補平衡制度，擴大并規范耕地占補平衡的范疇，才能真正穩住耕地總量、優化耕地布局以及壓實地方保護責任等，進而確保耕地保護目標的實現。

耕地保護和占補平衡作為國土空間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理念和方法等都在發生深刻變革。雖然從發展歷程看，耕地占補平衡制度已經經歷了很多變化，比如，從關注數量平衡到同時關注質量平衡，再到進一步重視生態平衡，但一直以來該項制度主要是圍繞建設占用耕地而制定補償目標和舉措。在堅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體化保護和系統治理理念的指引下，耕地保護需要跳出單一資源的保護理念和管理模式，將其置于各類自然資源共同構成的自然系統和國土空間中去保護和管理。

因此，現階段完善耕地占補平衡制度，需要以更加系統、協同的視野審視耕地占補平衡政策的改進，即通過優化各類國土空間布局使其更加符合自然地理格局，從而更好地實現耕地三位一體保護和占補平衡。耕地占補平衡制度需要適應國土空間中不同類型農用地資源相互依賴、相互影響的自然規律，統籌實現耕地保護和占補平衡。比如，需要在建設占用耕地的占補平衡之外，進一步重視農業內部結構調整占用耕地的平衡，以及耕地與林地、草地和濕地等多種地類用途之間流進流出的平衡。可見，將耕地占補平衡擴大到需要對更多地類占用耕地都進行補償的要求，不僅意味著耕地占補平衡的要求在變高，也意味著補充耕地的理念在變化。

為此，耕地占補平衡制度還需要進一步完善具體操作方法來匹配上述理念的變化。一方面需要做好嚴控新增、盤活存量、嚴格執法等環節的政策協同創新，以更為科學的激勵和約束機制完善耕地占補平衡政策，促進耕地宏觀格局穩定、微觀布局優化；另一方面需要推動實現耕地保護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尤其是避免在地類調查、空間規劃和用途管制、占補平衡項目實施、執法監督、經濟獎懲等環節出現因為管理標準或部門職能的不銜接而降低管理效率等問題。這些新理念、新要求和新方法的提出，既源于當前耕地占補平衡制度面臨的新挑戰，也因需要主動回應新補充的耕地要能夠實現長期穩定高效利用，即耕地保護要滿足可持續性的要求。

耕地占補平衡制度面臨的新挑戰

首先，多種地類與耕地之間的流進流出。從第二次全國土地調查（以2009年12月31日為成果統一時點）到第三次全國國土調查（以2019年12月31日為成果統一時點）的10年間，全國耕地面積減少了1.13億畝，減少的主要原因是農業結構調整和生態建設。其中，全國有2.29億畝耕地流向林地、草地、濕地和湖泊等生態功能較強的地類，但同時又有2.17億畝同類地類流回耕地。另外，第三次全國國土調查發現有超過880萬畝坡度25度以上的林地被開墾成了耕地，而同時又發現有1.8億畝坡度25度以下的耕地上種了樹，其中有超過6200萬畝是坡度2度以下的平地。

上述耕地與多種地類之間的流進流出，說明傳統的耕地占補平衡政策面臨資源配置效率下降的困境。一方面，傳統的耕地占補平衡過于關注建設用地占用耕地，對農業結構調整占用耕地和生態建設占用耕地則相對忽視，導致耕地總量持續下降。另一方面，耕地與其他地類之間的流進流出，雖然耕地總量沒有減少，但在空間布局上引發了顯著變化，比如“林地下山”“耕地上山”以及耕地的細碎化。如果流進流出后的土地用途結構和布局不符合自然地理格局的條件，這種變化不僅會威脅到糧食安全，還會削弱自然資源的生態服務能力。比如，林業作物會在一定程度上破壞耕地的耕作層，還會消耗大量的水分，導致土壤干燥，使其易受風、水等自然力量侵蝕，致使耕地地力條件下降，對耕地生態系統造成不可逆的破壞。

可見，傳統耕地占補平衡政策存在有待改進之處。一是政策主要針對建設占用耕地，忽略了其他地類流進流出的協同治理；二是政策執行一般重視耕地占補平衡的結果，忽略了空間布局的變化對糧食生產和生態系統穩定可能造成的不利影響。這種相對獨立運行的行政邏輯和只對結果考核的要求，會引起耕地總量和質量的下降，以及生態服務功能的減弱。

其次，耕地保護機會成本可能會引致“理性”行為。耕地占補平衡的成本不僅涉及開發整理復墾耕地的成本、滿足相應農業生產條件的成本，還涉及與全社會整體利益有關的環境變化成本，以及顯著的機會成本（即各類主體因保護或補充耕地而不得不放棄“非農”“非糧”利用的機會成本）。當前更需要重點關注的是機會成本的問題。

當農民、村集體或經營主體放棄種植經濟效益更高的經濟作物，或必須嚴格遵守耕地“非農化”的各種限制性條件，意味著他們放棄了獲取更高經濟收益的機會。比如，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價格司出版的《全國農產品成本收益資料匯編2022》顯示，2021年我國三種主要糧食作物（稻谷、小麥、玉米）的畝均凈利潤為116.82元，兩種主要油料作物（花生、油菜籽）的畝均凈利潤為121.53元，七種主要蔬菜作物（西紅柿、黃瓜、茄子、圓白菜、菜椒、大白菜、馬鈴薯）的畝均凈利潤為3669.24元，水果（主要以柑為例）的畝均凈利潤為2818.95元。主要糧食作物的畝均種植收益遠低于主要蔬菜作物和水果，也低于主要油料作物。這種成本收益情形嚴重影響了農民種糧積極性。

因此，在強制限定耕地用途不得改變的情形下，耕地撂荒成為農民的一種選擇，即撂荒更劃算。而且這種現象在近年來更為普遍。比如，2023年全國糧食畝均產量是390公斤，按照2023年12月底的收購價格（比如，小麥2.87元/公斤，稻類2.85元/公斤），扣除每畝千元左右的總成本（含生產成本和土地成本）①，種糧主體的純利潤顯然不高。可見，對于農民來說，如果不允許耕地“非糧化”經營，撂荒并從事非農就業在一定程度上就成為農民的一種選擇。當然，一些具有區位優勢的農民可以將耕地的經營權流轉給外來農戶、種糧大戶或其他市場主體，但根據筆者對浙贛閩鄂粵桂等南方地區的調研發現，由于耕地坡度高、位置散以及種糧利潤不高等原因，一些地方的土地流轉市場并不活躍。尤其在坡地或零散地等不利于機械化耕作的地方，撂荒現象相對普遍。耕地撂荒的存在，本質上就是現階段耕地用途面臨著過高機會成本的體現。

另外，有的地方基層政府并未充分履行主動承擔耕地保護的責任。實施耕地占補平衡政策需要新增耕地，意味著新增耕地所在地承擔著額外的機會成本。自上而下監督實施的耕地占補平衡政策，更重視全域或整體的占補在結果上的平衡，很難全面考慮不同地區自然資源稟賦的差異性及經濟社會發展面臨機會成本的不同。

筆者自2015年以來對浙閩粵瓊等地的調研數據顯示，在南方部分省份，耕地（水田）占補平衡指標在官方交易平臺上每畝超過40萬元。這也解釋了當自然稟賦的差異性影響越來越大和發展的機會成本越來越高時，不同地方對保護和發展的態度出現較大差異的原因。當有的地方政府認為機會成本太高時，就會存在耕地保護意識不強的問題，進而出現違規違法占用耕地的現象。因此，在完善耕地保護和占補平衡制度時需要全面考慮不同地區之間的效率和公平，通過制定科學合理的補償和激勵機制，妥善解決實踐中出現的問題。

再次，科學管理對政策實施提出了新要求。近年來的耕地占補平衡管理實踐對耕地的內涵標準、管理方式和激勵機制等提出了更高要求。

耕地占補平衡實踐面臨的第一個管理難題是界定耕地內涵和地類標準。實踐中出現了諸如永久基本農田、高標準農田、長期穩定利用耕地、耕地后備資源、非傳統耕地等與耕地相關的不同概念。這些概念雖然都指向耕地，但在內涵上卻不盡相同。這容易造成耕地占補平衡制度在實際執行過程中面臨地類認定困難或混淆的問題。從管理環節中最基礎的地類調查來看，地類標準存在不統一或不斷變化的情況。比如，在第二次全國土地調查期間，暫時種植蔬菜、果樹或用于養殖的土地仍被歸類為耕地，而在第三次全國國土調查時，根據“所見即所得”的原則，這些用途的土地被劃歸為非耕地類別，即林地或坑塘水面。這種變化使得實踐中農用地地類認定變得復雜且易混淆。類似的還有耕地上種植的林木達到一定郁閉度后就需要重新劃分為林地，這容易造成基礎數據和地類認定標準的不統一。

耕地占補平衡實踐面臨的第二個管理難題是傳統耕地占補平衡制度在項目層面“算小賬”，即采取將占用耕地項目與補充耕地項目掛鉤后報批的方式。這是指在耕地占補平衡制度的規范性實施流程中，某一建設項目占用耕地，必須與政府的耕地補充儲備庫中的補充耕地項目相掛鉤，作為該建設項目用地報批的要件之一。這種“算小賬”的管理方式，雖然能夠保障上級政府按項目或批次對下級政府補充耕地的任務進行規范管控，但這種做法面臨著兩個方面的挑戰。一是補充耕地一般先儲備入庫，直到建設占用的項目需報批時才進行關聯，確認“數量相等、質量相當”要求，這種管理方式導致有的地方過于關注數據庫中的數字，相對忽略耕地的位置、質量和后續管護和監督，導致現實中出現了“占優補劣”“占近補遠”“占整補散”等現象。而且更重要的是，補充的耕地質量下降、細碎化和耕作條件變差等，會進一步增加糧食生產等耕作成本和監管成本。二是占用耕地的建設項目一般僅需繳納相應費用即可滿足補充耕地的要求。這種制度設計雖然能確保落實耕地占補平衡的成本投入，即政府通過收費并代為履行耕地補償義務，但本質上卻造成實際占用耕地的責任主體在保護耕地觀念上的扭曲，比如這些責任主體可能會認為占用耕地可通過支付經濟補償來規避責任，忽視了耕地占補平衡制度的本質目的是為了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和耕地系統的穩定，而不是為占用耕地提供可能。

耕地占補平衡實踐面臨的第三個管理難題是激勵機制不足。雖然2018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省級政府耕地保護責任目標考核辦法》等政策文件，但實踐中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激勵性不足和監管不嚴的問題。目前的考核體系是以約束性為主，對于激發地方政府的積極性、發揮全社會的協同保護能力，相應的激勵措施還有待加強。并且目前有的地方上級政府對下級政府的耕地保護行為的監管效果還有一定的提升空間。另外，耕地占補平衡項目在工程實施過程中涉及自然資源、農業農村、水利等多個部門的管理。但由于缺乏有效的激勵機制，各部門協同性不足，影響了耕地占補平衡制度的整體效果。比如，水利、交通部門的溝渠道路建設與農業農村部門的農田排水系統的不匹配，可能會造成補充耕地后續耕作問題等。

最后，耕地保護需要做好不同目標之間的協同管理。一是耕地占補平衡需要統籌好發展與保護的關系。耕地保護和占補平衡在本質上是發展觀的議題。耕地“非農化”“非糧化”一般會面臨三個階段的旨向變化，即先是犧牲耕地換取經濟發展，然后是既要保護耕地又要經濟發展，最后是保護好耕地就是發展好經濟。現階段的耕地占補平衡仍然面臨需要走出第一個階段和第二個階段的問題。如何推動耕地保護邁入第三個階段，是對耕地保護發展理念提出的新要求。

二是耕地占補平衡需要做好不同主體之間的利益統籌。耕地保護過程中，政府重視并鼓勵農民種植糧食作物，而農民則更關注經濟效益，在種植作物類型選擇、農藥化肥投入量等方面可能會做出與耕地保護目標相偏離的行為。類似地，我國以糧食自給率、耕地產能等作為保障糧食安全的基本目標，同時地方政府還面臨經濟發展的競爭壓力，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會弱化地方政府對耕地保護尤其是耕地生產能力保護的激勵。協調好不同主體之間的利益和沖突，是耕地保護對做好成本共擔和收益共享提出的新要求。

三是耕地占補平衡需要做好耕地不同功能之間的統籌工作。耕地的數量和產能平衡強調的是糧食生產功能，而鼓勵輪作休耕、間作套種等則重視的是耕地的生態穩定功能。耕地的糧食生產功能和生態穩定功能之間存在張力。類似的，保持耕地地上、地下的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就要求減少灌溉用水以節約水資源、降低農藥化肥使用量以推動綠色發展，而這些要求與集約高產型農業生產方式相矛盾。另外，耕地占補平衡中若以林地和園地等作為補充耕地來源，雖然實現了數量平衡目標，但也影響了生態穩定功能。平衡好耕地不同功能，是耕地保護對優化資源配置效率提出的新要求。

耕地占補平衡制度前瞻

第一，推動面向“大占補”的政策創新。“大占補”是指將以往非農建設占用耕地落實耕地占補平衡制度擴展到各類占用耕地均要落實耕地占補平衡制度，即由非農建設占用的“小占補”變為各類占用的“大占補”。在“小占補”實施過程中，耕地與其他地類之間的“流進流出”可能會造成耕地總量下降、質量降低和生態受損等不良后果。這些負面影響與“小占補”實施中耕地內涵不清、地類混淆、后備資源條件差以及布局不合理有關。因此，推動“大占補”的耕地占補平衡制度創新勢在必行。

一是重新界定耕地內涵，拓展耕地保護和占補地類的范圍。現階段耕地內涵正在發生變化，耕地占補平衡制度可以不再局限于傳統的耕地后備資源，而是擴展到可恢復耕地、非傳統耕地等地類。可恢復耕地是指目前沒有用于農業生產，但具有潛在農業價值，可以在采取一定措施后恢復為農業用地的土地，例如能夠轉變為優質耕地的園地等；非傳統耕地是指經過改造可以用來進行耕種的土地，比如鹽堿地。非傳統耕地開發利用通常出現在農業土地稀缺或者無法滿足傳統農業生產需求的條件下，比如被用來在城市或建筑物中發展立體農業，或在沙漠和鹽堿地發展設施農業等。這些耕地內涵的變化，能夠進一步拓寬補充耕地來源，實現“藏糧于技”。比如，可以將鹽堿地綜合改造利用、其他農用地的用途變化、低效閑置建設用地復墾等納入新增耕地來源，甚至還可以通過引進耕作新方法和新技術等，從而將在特定環境條件下能夠適應耕作的土地作為耕地來源，并提高耕地利用效率。

二是將“進出平衡”納入耕地占補平衡制度（即實施“大占補”政策），確保不同地類與耕地之間的轉換實現規范管理。推動“大占補”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種糧收益不足導致耕地“非糧化”現象嚴重，亟需將此類現象納入規范管理。對于將耕地轉為其他農用地或農業設施用地等行為，需要實施年度“進出平衡”政策。即除非因國家安排的生態退耕、自然災害或其他不可避免的因素，將耕地轉換為林地、草地、園地等用途時，地方政府需要通過農用地整治等方式來補足等量等質的耕地。其中，需要重視通過“林耕置換”的方式，破解因長期以來耕地占補平衡造成的陡坡耕地、平原林地碎片化布局等功能性錯位問題。因為一方面山區陡坡耕地耕作層貧瘠、水源沒有保障、山區移民“空心化”等因素，導致陡坡耕地少有人種、種不好、收益低，另一方面夾雜在平原耕地間的林地，在一定程度上，因林地保護政策，當地百姓不能砍、不能用，更不能從事糧食生產。“林耕置換”通過優化陡坡耕地與平原林地空間布局，巧妙的在二者之間搭建起“置換”的橋梁，逐步推進“耕地下山、林地上山”，推動耕地和林地實現集中連片、規模化經營。此舉既能保證陡坡農用地和平原林地兩方面資源得到充分開發和利用，又能保障林地耕地數量、質量雙提升、布局更優化。

三是現階段需要尤其重視對建設占用耕地、農業結構調整占用耕地和非法違規占用耕地的補充。對于建設用地占用的補充，需要對耕地占補平衡從偏向數量和質量的平衡轉向更加注重空間布局的平衡，確保在空間布局、生產能力和農田生態功能上都得到實質性補充和提升，尤其是能夠滿足機械化耕作對田塊大小規模、田面平整、邊界齊整的要求。對于農業結構調整占用耕地的補充，需要避免政策實施被人為割裂，避免不同職能部門獨立實行耕地、林地、草地等不同資源的耕地占補平衡政策，確保耕地和其他資源的利用符合自然地理格局和生態系統整體性要求。在空間治理上，還需要緩解耕地與不同用途空間的競爭壓力，增強各類空間的和諧共生能力。這里的緩解空間競爭壓力是指在處理好除耕地補充與建設占用耕地以外，還需要處理好耕地減少與生態退耕、農業結構調整退耕、農田重度污染退耕等的關系。提升以耕地為核心的多元農用地空間的共生共榮可持續發展能力，加強對耕地生態服務功能的保護修復，促進耕地主導區的人文景觀建設、生態產品供給能力和綠色發展水平穩步提升。對于非法違規占用耕地的補充，則需要做好與執法部門的對接工作，提升此類耕地占補平衡管理能力和加強配套政策建設。

第二，堅持“以補定占”的總量動態平衡。耕地占補平衡，實際上經歷了從早期階段在一定行政轄區內的總量動態平衡，轉為更為嚴格的以項目制為特征的“占一補一”“先補后占”的占補平衡。現階段國家提出耕地占補平衡制度要堅持“以補定占”，在實現耕地總量動態平衡的前提下，將省域內穩定利用耕地凈增加量作為下年度非農建設允許占用耕地規模上限。這是將耕地占補平衡制度從項目制重新向新的總量動態平衡機制的轉型，目的是回應有的省份實際耕地保有量已經高于國土空間規劃目標期耕地保有量目標等新現象，提高耕地占補平衡制度的實施效果和監管效能。實踐中除了做好“以補定占”外，還需要關注三個方面的機制創新。

一是完善耕地占補平衡制度。遵循“國家管總量、省級負總責、市縣抓落實”的原則，建立嚴格的總量管理體系。這包括對跨省域補充耕地規模的嚴格控制和省域內補充耕地指標的嚴格管理。做好補充耕地指標調劑的省級管理機制建設。補充耕地還要能實現長期穩定高效利用，用于優質農產品生產。這就需要制定嚴格的、易于實踐操作的耕地質量標準，確保補充的耕地達到一定的質量水平。

二是統籌優化經濟補償機制。綜合考慮不同地區自然地理特征和農業生產條件，以及經濟社會發展水平，運用耕地保護補償機制提高經濟運行效率和實現公平。需要將短期經濟效益與長遠的社會、生態和戰略考量相結合，通過法律、技術和經濟等多種手段，引導耕地保護和占補平衡的有效實施。確保耕地占用方和補充方在成本和收益方面的公平性和效率。此外，需要強調耕地占用主體對補充耕地應負的主體責任，并確保補充耕地費用專款用于耕地保護及質量提升，從而形成正確的耕地保護責任意識。

三是調整管理方式與責任機制。推動從傳統耕地占補平衡的項目制向區域及年度動態平衡制轉變，避免耕地面積細碎化和利用效率降低等問題，并為耕地保護多元治理和市場機制創新提供條件。需要貫徹《中華人民共和國糧食安全保障法》的要求，加強針對省級行政單位年度耕地總量動態變化的監管考核。

第三，提升耕地占補平衡工作全生命周期管理能力。現階段亟需從耕地保護業務全鏈條管理入手，形成系統完備、銜接配套的耕地占補平衡制度管理過程。

一是通過實行全鏈條管理，推動解決耕地占補平衡制度在不同環節遇到的協同難題。全鏈條管理涉及從規劃落地到用途管制、地類變更，再到耕地占補平衡和執法監督，以及經濟獎懲等各個環節。實踐中遇到耕地占補平衡的特殊情況時，可能會面臨缺乏可依循的法規或政策的問題。例如，在恢復耕地、實施“大占補”政策的過程中，當地塊現狀為林地但調查數據為耕地時，如何認定和糾正此類問題不僅涉及規章制度的完善，還涉及部門之間的協同。但此類問題亟需解決，否則會造成公眾對政府管理能力的質疑。另外，對于跨部門協同的問題，需要建立健全自然資源、農業農村、生態環境、水利等跨部門的協同機制，采取諸如共同參與制定統一的政策及標準，建立信息共享機制，聯合開展規劃、評估和執法監督等管理措施。

二是耕地占補平衡制度需要重視差異化管理。對于已經提前落實保護責任的省份，耕地占補平衡審批可以實行更科學的簡化程序。另外，差異化管理還需要考慮跨行政區、生態區的大范圍的條件差異，在實踐中不斷探索更高水平、更公平、更高效率的耕地占補平衡政策，如南北省份在耕地流出和恢復方面的稟賦和能力差異，以及歷史上不同地區耕地保護政策的執行情況等。

三是健全耕地占補平衡制度的責任機制。明確責任主體及其具體責任至關重要。現階段亟需基于“三區三線”劃定成果，將各類占用耕地行為納入統一管理，建立以耕地總量動態平衡為核心的新機制。強調省級政府在區域耕地保護中的主體責任，規范并逐步停止跨省域補充耕地的現象，嚴格管理省域內補充耕地指標的有償調劑等。此舉有利于預防、糾正并杜絕單純依賴補充耕地指標的問題。

第四，建立健全耕地占補平衡制度的配套政策。現階段耕地占補平衡制度改革需要進一步完善耕地質量驗收制度、加強執法監督、優化經濟獎懲機制等配套政策。

一是推進耕地占補平衡管理機制的改革。目前國家已經在改進建設占用耕地的占補平衡管控方式上采取了新舉措，比如明確改進優化能源、交通、水利等重大建設項目用地組卷報批程序，此舉是對土地利用年度計劃和耕地占補平衡嚴控政策的調整，與前述“大占補”“以補定占”等改革有關系。這些改革對改進年度變更調查政策、壓實地方責任等配套政策提出了新要求。

二是完善補充耕地質量驗收制度。為了確保耕地保護取得實效，需要健全補充耕地質量驗收制度，并強化剛性約束。同時，需要完善后續的管護和再評價機制，以確保耕地補充質量相當、生態安全。另外，也需要加強高標準農田建設，優先把具有自然優勢的地區的耕地建設為高標準農田。

三是建立健全耕地保護經濟獎懲機制。對于歷史上承擔了更多耕地保護任務的省份與那些存在缺口的省份，需要建立更合理的、公平高效的考核及獎懲機制。比如，為推動南方地區逐漸恢復耕地，禁止出現更多“南占北補”等現象，需要健全相應的補償機制和實施路徑。同時，還需要逐步停止各類跨省指標交易。未來只將跨省的耕地占補平衡指標調劑用于支持特定地區的發展，如支持青海和西藏等地的加快發展。

四是強化對耕地保護的執法監督和考核力度。進一步完善補充耕地責任的界定、補充耕地的來源和質量標準、具體程序和監督機制、行政執法等政策體系。推動建立健全全社會主動協同的耕地保護新機制。建議建立“國家+省級”考核體系，壓實耕地保護責任，完善耕地保護責任目標考核制度。全面落實耕地保護黨政同責，國家每年對省級黨委和政府進行考核，對突破耕地保護紅線等重大問題實行“一票否決”。省級黨委和政府對本省域內耕地保護負總責，對省內各級黨委和政府進行嚴格考核。

（作者分別為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浙江大學求是特聘教授；自然資源部國土整治中心研究員）

【注：本文系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改革重大問題研究”（項目編號：20JZD013）和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自然資源管理機制創新”（項目編號：23VRC022）的成果】

【注釋】

①比如，三種糧食作物的畝均成本在2016年—2021年期間都超過1000元；兩種油料對應時期的畝均成本也都超過1000元。數據來源于：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價格司：《全國農產品成本收益資料匯編2022》，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22年，第3、30頁。

責編/謝帥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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