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8日，“問蜀——東周時期的蜀文化展”在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博物館開展。圖為當日，參觀者正在觀看、拍攝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銅人面具。新華社記者 貝赫 攝

習近平總書記2023年6月2日出席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強調要擔負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這在中華文明發展史、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發展史上都具有里程碑意義。值此一周年之際，本報從“文明起源”“文明特性”“文明發展”“文明互鑒”四個維度采訪權威專家，推出系列稿件，深入闡釋習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意義和豐富內涵，敬請關注。——編者

特邀嘉賓

王巍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歷史學部主任，中國考古學會原理事長

關強   國家文物局副局長

趙輝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原院長，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一至三期首席專家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國文化源遠流長，中華文明博大精深。如果不從源遠流長的歷史連續性來認識中國，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國，也不可能理解現代中國，更不可能理解未來中國。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華文明的歷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更有力地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為此，本報記者對相關專家進行了采訪。

記者：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實施好“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綜合研究”“考古中國”等重大項目，做好中華文明起源的研究和闡釋。中華文明起源探究為何如此重要？

關強：文明的起源、形成和發展，是人類歷史研究最為重要的課題之一。作為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斷、延續至今的文明，中華文明如何起源、何時形成、如何賡續、特點有哪些、在世界古代文明發展史上地位怎樣等，廣受關注。

要弄清歷史脈絡、還原歷史真相，需要本著科學嚴謹的態度，從考古發掘中獲得新資料、在考古研究中找到新依據，這也是當前我們多學科多角度開展中華文明起源探究如此重要的原因所在。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國”重大項目等研究成果實證了中華5000多年文明，揭示了中華文明的豐富內涵，再現各地文明演進情景，展現了早期中國的形成和發展，表明了中華文明歷經時間、空間、王權、社會性質等變化，但文明形態沒有斷裂、文明底蘊歷久彌豐。農業、玉器、都城營建等文明要素均在考古學文化屬性上呈現出清晰的繼承關系。

趙輝：上個世紀80年代，針對當時若干重要考古發現，考古學家夏鼐先生、蘇秉琦先生分別提出了中華文明起源的問題。當時，通過殷墟和鄭州商城、偃師商城的考古發現，我們知道了商是一個成熟的文明。二里頭的發現，學者們大都認為這應該是夏代的都城，它也展現出一個成熟的文明形態。夏鼐先生認為在夏代之前應該還有一個中華文明形成和早期發展的過程，這個過程自然就要上溯到新石器時代去了。蘇秉琦先生看到了大地灣仰韶文化宮殿式建筑，看到了紅山文化牛河梁的“壇廟冢”和良渚大墓的考古發現，更是直截了當地說中華文明“提前了一千年”。當時的主流認識是，中華文明有4000年歷史。1996年，浙江舉辦紀念良渚文化發現60周年學術研討會，良渚是否是國家又成為了最重要話題。

中華文明起源的問題提出后，越來越得到學術界的關注。與此同時，鑒于問題所涉范圍廣、內容復雜，非個人研究能力所及，于是1990年前后，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徐蘋芳先生兩次組織各地專家調研考古新發現，集體研討中華文明起源的問題。自此，有關問題的研究在形式上開始向集體協作上變化，2002年啟動并延續至今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無疑是對該問題研究闡釋的“大手筆”“大舉措”。

王巍：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十九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進行第三十九次集體學習時強調，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是當代中國文化的根基，是維系全世界華人的精神紐帶，也是中國文化創新的寶藏。中華文明經歷了獨特的發展道路，形成了獨特的文明基因。孕育中華文明的搖籃地域遼闊、環境多樣，中華文明因此經歷了多元起源、碰撞交流、融合一體的獨特進程，孕育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家國體系和世界大同的政治理想，形成了核心引領、多元一體的文明發展趨勢。中華文明的形成發展歷程，就是多民族統一國家形成發展的歷程。這樣的歷程使中華文明生生不息、中華民族共同體牢不可破。在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形成后，“大一統”成為中華民族追求的最高價值和理想。中華文明形成了獨特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制度，以農業為基礎，以宗法制度維系社會組織，以禮制維護社會等級秩序，以德規范人倫關系，以天人合一的觀念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這是我們道路自信的根源。

文明起源研究是人類歷史研究中極為重要的課題。中華文明探源研究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包括：中華文明如何起源、形成和發展，中華文明從多元起源到中原王朝為引領的一體化趨勢是如何形成的；中華文明為何會走出一條多元一體、源遠流長、延綿不絕的道路；中華文明起源、形成、發展的道路和機制有何特點；中華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的地位如何等。中華文明起源，不僅是我國學者潛心研究的重大課題，也是國際學術界持續關注的研究課題。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考古學研究為基礎，多學科聯合攻關，在充分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過程進行多學科、多角度、多層次、全方位的綜合研究，總結早期中華文明發展的道路與特點及其在人類文明史上的地位和貢獻，為人類文明發展進程及其多樣性的研究做出中國學者的貢獻，同時為增強我們的文化自信，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精神動力。

記者：史料文獻與實物考證相互印證，才能稱之為信史。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怎樣實證中華文明史？

關強：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是繼夏商周斷代工程之后，又一項由國家支持、多學科結合研究中國古代歷史與文化的重大科研項目。探源工程由科技部立項，國家文物局組織實施，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作為主要承擔單位，國內外數十家科研單位、20多個學科的500多位專家學者參與。2002年6月，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啟動預備性研究。2016年12月，工程第四階段順利結項。工程第五階段研究列入“十三五”國家重點研發計劃，于2020年12月啟動，計劃2024年12月結束。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取得的成就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以考古資料實證了中華大地5000多年文明。距今5800年前后，黃河、長江中下游以及西遼河等區域出現了文明起源跡象。距今5300年以來，中華大地各地區陸續進入了文明階段。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區形成了更為成熟的文明形態，并向四方輻射文化影響力，成為中華文明發展進程的核心與引領者。二是豐富了對人類文明起源的認知。基于百余年來中國田野考古學成果的科學總結，經過多學科聯合攻關研究，提出了判斷進入文明社會標志的中國方案。該方案的提出沖破了西方學術界“文明三要素”的理論桎梏，是中國學者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的原創性貢獻。三是對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有了總體認識。探源工程實證了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兼容并蓄、綿延不斷”的總體特征。研究表明，多元一體文化現象背后的各地方社會，在其文明起源和早期發展階段，在各自的環境基礎、經濟內容、社會運作機制以及宗教和社會意識等方面，也存在各種各樣的差別，呈現出多元格局，并在長期交流互動中相互促進、取長補短、兼收并蓄，最終融匯凝聚出以二里頭文化為代表的文明核心，成為夏文明的典型代表，標志著中華文明的起源和早期發展是一個多元一體的過程。

王巍：中華文明探源研究，提出文明定義和認定進入文明社會標準的中國方案，中華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發展的過程，實證了中華5000多年文明史。習近平總書記對此高度肯定，他強調，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提出文明定義和認定進入文明社會的中國方案，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創性貢獻。

國際學術界曾依據兩河流域文明和古埃及文明的特征，概括出文字、冶金術和城市為文明社會的標準，稱之為“文明三要素”。通過對世界其他原生文明的研究可知，世界幾大原生文明并非都符合這“三要素”，如中美洲的瑪雅文明沒有冶金術，南美洲的印加文明未使用文字。隨著世界各地考古發現和研究取得的進展，國際學術界普遍認為，世界各地可以有符合自己古代社會發展特色的文明形成標準。我們有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有歷史文獻和古史傳說為參考，更重要的是，百年考古獲得的極為豐富的考古材料。這些揭示出，文明是人類文化和社會發展的高級階段；這一階段在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上，出現了社會分工和社會分化，形成了階級、王權和國家。

根據恩格斯關于“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的觀點，中華文明探源研究提出進入文明社會標準：一是生產發展，人口增加，出現城市；二是社會分工，階層分化，出現階級；三是出現王權和國家。在距今5000多年前后，中國各區域農業發展，人口增加，區域中心逐步發展為規模宏大的都邑。制作玉器、綠松石器、精致陶器、漆器等具有高技術含量的手工業專業化，并為統治階層控制。各地區都出現了脫離勞動、專門管理社會事務的階層，社會出現嚴重的貧富貴賤分化，形成了不同的階級，出現了掌握軍事與宗教權力的王，及由王控制、依靠社會規范和暴力進行管理的政體——早期國家。都邑內有王居住的宮殿等高級建筑、埋葬王和統治階層的高等級墓葬，彰顯統治階層身份的禮器和禮制。出現了奴役現象，一部分人為貴族殉葬或被用于宮殿奠基。中國考古學的這些發現，足以證明中國進入文明社會的物化形態有自身的特點。這些物化形態所體現的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可以證明當時的剩余勞動能夠供養公共權力機關，使一部分人脫離生產專門從事管理和精神信仰方面的事務。中華文明探源研究就中華文明起源、形成與早期發展過程，以及相關的背景和原因，得出了以下認識：距今10000年奠基，8000年起源，6000年加速，5000多年進入文明社會，4300年中原崛起，4000年王朝建立，3000年王權鞏固，2200年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

記者：每一種文明都延續著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脈，既需要薪火相傳、代代守護，更需要與時俱進、勇于創新。做好中華文明起源的研究和闡釋，未來應該朝哪些方面努力？

趙輝：經過40多年的努力，中華文明起源和早期發展問題的研究取得了相當重要的進展。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對中華文明的起源、形成、發展的歷史脈絡，對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和發展過程，對中華文明的特點及其形成原因等，都有了較為清晰的認識。同時，工程取得的成果還是初步的和階段性的，還有許多歷史之謎等待破解，還有許多重大問題需要通過實證和研究達成共識。的確，較之于中華文明這一問題的深刻性和復雜性而言，這些成績只是在解決該問題的道路上的第一步，未來還需要持續進行多學科、多角度、多層次、全方位的綜合研究。

重視“歷史主義”的研究角度，也即文明個案的研究。中國各地的自然條件不盡相同，不同地方的文化就有了自己的特點和傳統，即所謂文化“多元”。它們又彼此為鄰，交流日盛，于是又形成“一體化”的整合發展方向。要把中華文明起源研究同中華文明特質和形態等重大問題研究緊密結合起來，深入研究闡釋中華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發展路向和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演進格局，研究闡釋中華文明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質和發展形態，闡明中國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蘊。準確把握中華文明的本質特征，就需要了解這些特征的來源以及各地方文明在匯聚凝煉過程中的形式、內容，解讀清楚各地方社會的文明化進程。

需要開展世界上不同早期文明的比較研究。我們研究中國歷史，不只是了解過去，同樣肩負著解釋當下的任務，還要承擔起說明白“中國之所以成為中國、東方之所以成為東方而和西方不同”這樣一個任務。要擴大國際視野，開展與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比較研究，如此才能更精準地把握中華文明的道路、特點、特質。同時，做好我國“古代文明理論”和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的宣傳、推廣、轉化工作，加強對出土文物和遺址的研究闡釋和展示傳播，提升中華文明影響力和感召力。

更加重視歷史理論的建設。當前的一個迫切任務，就是力求在對中華文明形成和早期發展問題準確理解的基礎上，提煉出中國的歷史理論。一方面解答中國道路之歷史必然，另一方面為豐富和完善世界文明史、人類文明史做出中國學界的貢獻。要深刻認識這一系統工程的復雜性以及解決該問題的考古學科能力建設的艱巨性，務必保持清醒冷靜、切忌浮躁飄忽，建立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文明研究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為人類文明新形態實踐提供有力理論支撐。

關強：文物和文化遺產承載著中華民族的基因和血脈，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華優秀文明資源。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充分運用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等研究成果，更加完整準確地講述中國古代歷史，更好發揮以史育人作用。我們要讓更多文物和文化遺產活起來，營造傳承中華文明的濃厚社會氛圍；要積極推進文物保護利用和文化遺產保護傳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遺產的多重價值，傳播更多承載中華文化、中國精神的價值符號和文化產品。

習近平總書記勉勵我們，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成績顯著，但仍然任重而道遠，必須繼續推進、不斷深化。當前，中華文明探源研究對長江、黃河和西遼河流域以外地區的文明起源、形成和發展階段有了框架性的認識，但仍需在拓展時空范圍、進行文明比較等方面開展工作。

要拓展研究對象的時間范圍。目前，中華文明探源研究的時間上限，已經從文明形成的距今5000多年進一步向更早的年代追溯，我們需要探討這些文明因素是如何起源發展的；與此同時，對于距今3500年的商代和西周時期國家的政體、管理與運行機制、文明基因的傳承與發展等問題，還有很多研究需要不斷印證完善，必須在這方面下功夫做更多研究。

要拓展研究內容的空間范圍。對于我國西北、西南和華南地區如何融入中華文明，以及在融入過程和關鍵時間節點等方面，都還需要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