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科技革命日新月異。從蒸汽機革命、電力革命、計算機革命到人工智能革命，在變革的過程中，往往是思想革命先于科技革命，科技革命先于產業革命，產業革命先于新的全球化形態。科技革命對人類社會產生了深遠影響。它改變了人們的生活生產方式、經濟結構形態、道德文化觀念。

中國的科技創新能力和歐美發達國家相比還有一定的差距，但是中國創新的步伐在加快，在創新的過程中，我們既有經驗，也有思考。今天，我們到了一個歷史的重要關頭，需要對全球科技創新、科技革命中出現的問題進行反思：科技創新到底是為了讓單一國家受益，還是能夠讓全人類的發展進步受益？科技創新只有競爭的單一狀態，還是既有競爭也有共贏？科技創新對全球化的經濟形態產生的是推動力還是阻力？基于這些思考，我們認為，當前全球科技創新面臨著五大挑戰。

認知的挑戰

近幾百年，蒸汽機革命、電力革命、信息革命等重大科技革命發生在西方國家。因此，大部分人和國家對西方的科技創新成果有比較強的認同感，這也導致了許多西方國家相信原始創新、顛覆性創新、共性技術創新是西方國家的專利，甚至是西方某一個國家的特權。一些非西方國家在發展中即使取得了突破，甚至已經有了造福于人類的科技成果，獲得的不僅不是贊譽，反而是打壓與遏制，這給全球科技創新帶來了新的沖突。

今天，全球大國在科技競爭中的主要矛盾，是一些國家依然堅持冷戰思維，在科技創新上搞所謂意識形態或者價值觀之爭。例如，中國在新能源汽車行業的發展是靠科技創新的重大突破取得的成績，在整個行業中本應該是優質產能、稀缺產能，卻被一些國家冠以“產能過剩”。依據國際能源署的測算，2030年全球新能源汽車需求量將達到4500萬輛，是2022年的4.5倍；全球光伏新增裝機需求將達到820吉瓦，約是2022年的4倍。而根據中國汽車工業協會數據，2023年中國新能源汽車僅出口120.3萬輛，把中國產的新能源汽車放到全球市場需求看，不是“產能過剩”，而是產能嚴重不足。

如果新能源汽車革命發生在美國，大家可能會拍手稱快，說西方又有了一個重大發明。但新能源汽車爆發式增長現在是在中國，就被一些國家稱為“產能過剩”，甚至被說成影響一些企業、國家的生存，非常聳人聽聞。這種認知上的挑戰是影響科技創新、科技合作的第一個挑戰。

泛安全化的挑戰

近年來，全球科技領域非傳統安全挑戰頻發，“泛安全化”“泛政治化”對全球科技創新發展造成不可忽視的負面影響。

一些國家過度擴展“安全”概念，在半導體、量子技術、數字空間等領域擴大對傳統安全概念的定義，泛化安全概念，在科技創新、市場準入和供應鏈方面采取各種收緊、限制措施。近期，美國、荷蘭等國家強化對華出口管制，少數美國議員還提出專門針對“敵對”國家科技公司的“限制法案”。安全概念的泛化，迫使對方國家不得已采取措施維護非傳統安全，導致國家間圍繞安全而非科技創新的競爭升級和擴散。

一些國家在科技上推行《芯片與科學法案》《通脹削減法案》，對于轉移到近岸化的墨西哥或者本岸化的美國的企業進行大規模產業補貼，所以很多歐洲企業轉移到了北美。這樣一來，導致全球原來的三個產業鏈中心——亞洲（或者說東亞）、北美、歐洲，現在弱化為兩極，北美一極，東亞一極，歐洲的產業鏈、供應鏈還在，但是被大大削弱。

零和思維的挑戰

二戰以后形成的產業鏈、供應鏈聯系和全球科技創新合作的格局被打破，一些國家堅持零和思維和冷戰思維，以“脫鉤斷鏈”“小院高墻”“去風險”為借口，肢解建立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廣泛聯系基礎上的科技合作。

一些國家的企業凡是走在創新前列的，凡是在某一個方面的創新能力有可能實現超越的，都會受到來自美國長臂管轄的制裁。例如法國的阿爾斯通、中國的華為等企業，日本的汽車產業、半導體產業，德國的汽車產業，中國的半導體產業、新能源汽車產業等，都受到了遏制打壓。目前已有1300多家代表著中國科技發展最前沿技術的公司、大學、機構被美國列入了“實體清單”。

特朗普執政時期，美國將科技納入與中國戰略競爭的核心領域，出臺“中國行動計劃”，大規模清查中國籍和華裔科學家，將大量中國企業和機構列入“實體清單”，以阻斷知識、技術、人才等在兩國間的流動。

拜登政府沿襲科技遏華戰略，將零和思維融入科技競爭，拉攏盟友共同圍堵中國，推動成立“美國-歐盟貿易和技術委員會”，組建“半導體四方聯盟”，推動《印太經濟框架》，在全球科學技術體系和供應鏈“去中國化”。特別是簽署了《芯片與科學法案》《通脹削減法案》，向臺積電、英偉達等提供補貼在美建立工廠，投入巨額資金支持美國芯片制造和研發。按法案規定，相關企業只要接受美國政府補貼，10年內就不得在中國或任何其他國家擴大先進芯片產能。

道德倫理的挑戰

以人工智能（AI）為代表的全新技術發展被稱為第四次工業革命，其中最顯著的特征就是機器與人類的深度融合，機器不再作為一種外在性的工具被人類使用，而是在與人類的深度關聯中影響人類的認知方式。

人工智能的迅猛發展不僅帶來了科技和社會的巨大進步，同時也引發了一系列關于倫理和道德的深刻問題。

相比互聯網及社交媒體，人工智能能夠更加全面地理解個體、感知和預測用戶的所想所需。這種能力與“深度偽造”技術相結合，將進一步加劇針對不同群體的“控制”和“欺騙”。通過定向信息投喂，人工智能可能制造出更加嚴密的“信息繭房”、更加深度的“意識操控”。如果人工智能在軍事領域不當發展，自主決策的武器系統可能會引發無人機等軍事技術的濫用，這已經在俄烏沖突、巴以沖突中顯現出來。

人工智能確實會取代部分人類勞動，我們也面臨著“機器換人”的挑戰。根據麥肯錫咨詢公司的預測，到2030年，隨著人工智能等技術的進步，全球3.75億名勞動者將面臨再就業問題。調研公司牛津經濟也有類似結論，即到2030年，全球大約2000萬個制造業工作崗位將消失，這些工作將轉向自動化系統，而被迫轉移的制造業勞動力即便轉向服務業崗位，也同樣面臨被機器替代的局面。

眾多的崗位中，被人工智能技術取代風險最高的工作類型包括：程序員、軟件工程師、數據分析師等技術類工作，廣告、內容創作、技術寫作、新聞等媒體類工作，以及律師、市場分析師、教師、金融分析師、財務顧問、交易員、平面設計師、會計、客服等。這些崗位普遍具有較高學歷，之前的科技革命是機器、技術和動力對體力勞動者的替代，這次的科技革命意味著人工智能對巨大的人力資本替代，將加劇一些國家的結構性失業難題。

全球治理的挑戰

技術文明取得前所未有進步的同時，人類文明似乎迎來了前所未有的倒退。

美國單極霸權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二戰之后確立的以聯合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已經動搖。各個強國都想在舊制度的廢墟上實現自己的崛起。盡管世界權力結構呈現多極化趨勢，但還沒有出現能夠治理這種多極化世界的治理體系。在一些不符合新技術發展的舊制度開始動搖，而新的治理體系和新制度尚未確立的空白期，世界變局和亂局的可能性將大大增加。

聯合國在推動各國凝聚共識、探討安全風險和治理合作方面取得了一定進展。但是面臨著很多亟待解決的問題，例如，隨著前沿技術、原創性技術、基礎理論研究的創新，如何創新全球科技合作的規則？科技如何服務于整個人類，而不是固化一些國家的科技霸權？一國法律能不能作為制裁其他國家的工具，長臂管轄等一系列做法是否具有合理性，大部分國家受到威脅的格局如何打破？如何對未來的經濟形態、產業形態、城市形態、國家形態給予適當的定義，引導全球經濟和人類社會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這些問題都亟待納入全球治理的范疇。

有錢不能任性，有技術也不能任性，霸權國家更不能任性。必須推進全球科技治理體系創新，最大程度地造福人類和平發展與可持續發展。

（作者為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總經濟師）

原標題：技術文明取得前所未有進步的同時，人類文明似乎迎來了前所未有的倒退—— 當前全球科技創新面臨五大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