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質生產力本身就是綠色生產力，即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產力。按照社會基本矛盾的運動規律，發展新質生產力需要形成與之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發展綠色生產力同樣必須形成與之相適應的“綠色化”的新型生產關系。我們要從堅持黨的全面領導、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發揮新型舉國體制作用等方面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為發展綠色生產力提供強大的政治保障。從生產、交換、分配、消費四個環節的綠色轉型和革命來加強生產關系系統對綠色生產力的支撐作用。從生產關系的深層次改革、高水平對外開放、高水平的政府管理等方面推進社會經濟體制改革，為發展綠色生產力提供直接動力。

【關鍵詞】新質生產力 綠色生產力 新型生產關系 綠色轉型和革命

【中圖分類號】F124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09.006

【作者簡介】張云飛，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導，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與生態文明、馬克思主義與社會發展。主要著作有《唯物史觀視野中的生態文明》《跨越“峽谷”——馬克思晚年思想與當代社會發展理論》等。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綠色發展是高質量發展的底色，新質生產力本身就是綠色生產力。”“生產關系必須與生產力發展要求相適應。發展新質生產力，必須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與之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1]綠色生產力是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產力，既是新質生產力的本質屬性和顯著特征之一，也是先進生產力的內在要求和發展方向。發展新質生產力需要形成與之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發展綠色生產力同樣需要形成與之相適應的“綠色化”的新型生產關系。由于綠色生產力既具有新質生產力的一般規定，又具有自己的具體規定，因此，形成與之相適應的“綠色化”的新型生產關系既具有形成一般新型生產關系的規定，又具有形成具體新型生產關系的要求。我們應形成與綠色生產力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進而推動綠色生產力的發展。

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對綠色生產力的保障作用

新質生產力的形成不是一個自然而然的發生過程，而是中國共產黨人在科學把握當代生產力發展趨勢和規律基礎上自覺創新生產力理論和實踐的過程。因此，在形成與綠色生產力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的過程中，我們首先應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引導和規范新型生產關系的建構和完善。堅持這一點也與綠色生產力自身的性質和屬性密切相關。綠色生產力在提供一般經濟產品的同時更加注重產品的生態品質，更為注重生產和提供生態產品，以及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良好的生態環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和最公平的公共產品。就此而言，社會主義制度優勢與綠色生產力的發展存在著天然契合點和內在統一性。

堅持黨的全面領導是發展綠色生產力的根本政治保證。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我國生態環境保護和生態文明建設發生了歷史性、轉折性、全局性的變化。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參與者、貢獻者和引領者。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從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紀中葉，在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基礎上，再奮斗十五年，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2]2018年5月，黨中央召開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正式提出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生態文明建設實踐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生態文化相結合的重大成果，為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這是黨的創新理論的重大成果?！吨袊伯a黨章程》把“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的內容明確地寫入總綱部分，要求“增強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意識”，實現物質文明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的統一。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是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顯著優勢，發展綠色生產力必須堅持黨的領導。

“高質量發展需要新的生產力理論來指導，而新質生產力已經在實踐中形成并展示出對高質量發展的強勁推動力、支撐力，需要我們從理論上進行總結、概括，用以指導新的發展實踐。”[3]在馬克思提出“自然生產力”概念的基礎上，我們黨創造性地提出了“綠色生產力”的概念。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的創新發展，不僅指導我們形成了對綠色生產力的一般科學認知，而且指示我們要沖破傳統生產力理論對生產力的陳舊看法。在傳統生產力理論看來，生產力是人們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這種看法容易誤導生產力的發展，甚至導致破壞自然的后果。在馬克思看來，勞動是實現人與自然之間物質變換的過程。因此，生產力是實現人與自然之間物質變換的實際能力，而絕非人類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對生產力術語進行的“生態學革命”，可以促進生產力范式的“生態學革命”，這樣，新質生產力本身就成為綠色生產力。因此，在堅持黨的全面領導的前提下，我們還要根據發展綠色生產力的實際，不斷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推進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的創新，堅持以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習近平經濟思想尤其是“新的生產力理論”來引領綠色生產力的發展。黨還要進一步強化“黨政同責、一崗雙責”，促進黨政部門和黨政干部成為自覺推進發展綠色生產力的政治先鋒。此外，還應將發展綠色生產力的情況納入政績考核及中央環保督察當中，從而提升各級黨委、政府領導發展綠色生產力的執行力。

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是發展綠色生產力的目的。盡管在嚴格意義上發展生產力的目的不屬于生產關系的領域，但是，發展生產力的目的直接決定著生產力的社會性質和未來發展。“在現代世界，生產表現為人的目的，而財富則表現為生產的目的。”[4]這里的“現代世界”指的是資本主義制度。由于以實現剩余價值為發展生產力的最終目的，資本主義在促進生產力空前發展的同時，也導致了人與自然的雙重異化。如今，如果“晚期資本主義”不放棄追求剩余價值，數字技術和數字經濟的發展同樣會造成生態危機，難以形成新質生產力；綠色技術和綠色經濟的發展同樣難以擺脫生態危機，難以推動綠色生產力發展。與之截然不同的是，我國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的目的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的需要。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生態環境需要尤其是優美生態環境需要已經成為人民群眾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表征，是發展綠色生產力的原動力，可以從生命存在的內在根源上將人與自然有機地聯系起來，促使人自覺地將自然作為自己的“無機的身體”加以保護和愛護。“人類需要對自然環境的影響問題現在已經達到了這樣一種程度，以至于我們必須把人類需要問題視為生態相互作用這一更大網絡中不可分割的一個有機部分。”[5]簡言之，生態環境需要就是人民群眾對藍天、碧水、凈土、綠樹的需要，也就是對高質量生態環境品質的需要。因此，發展綠色生產力，既要創造更多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優質生態產品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

以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作為發展綠色生產力和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目的，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出了新要求，能夠推動改革進一步深化，提高產品供給質量和生態環境品質，進而推動生產力成為新質生產力，新質生產力成為綠色生產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說到底最終目的是滿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給質量，根本途徑是深化改革。”[6]首先，圍繞滿足需求，我們要深入研究市場的變化規律，理解優美生態環境需要的現實、潛力、未來及其對市場走向的影響，在推動生產力成為綠色生產力的過程中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其次，圍繞提高供給質量，在減少無效供給和擴大有效供給的基礎上，我們要大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尤其是生態環境質量，通過大量生產和提供綠色產品尤其是生態產品來提升供給結構對需求結構的適應性。其中，綠色產品是指符合生態環境標準要求的物質文化產品，生態產品是指用來滿足生態環境需要的產品，一般指自然界提供的物質服務和生態服務。最后，圍繞深化改革，我們要通過市場化的手段提高資源能源的使用效率，改善和提升生態環境質量，從而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促進綠色生產力的發展。

新型舉國體制是發展綠色生產力的制度支撐保障。新型舉國體制蘊藏著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獨特政治優勢和制度優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取得舉世矚目成就的秘訣之一。與計劃經濟時代下的舉國體制相比，新型舉國體制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形成的，注重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的有機結合，面向國民經濟和科學技術主戰場。面對“逆全球化”潮流，我們應充分發揮新型舉國體制的優勢，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一是在生產力發展的具體領域方面，綠色、智能、泛在是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重要趨勢和顯著特征，數智科技和綠色科技是其突出代表。因此，國家應促進數智科技和綠色科技的深度融合，以及數字經濟和綠色經濟的深度融合，努力打造綠色智能的科技體系和現代化產業體系，夯實綠色生產力的科技和經濟基礎。二是在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機制方面，要將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相結合，凝聚政府、市場、社會、公眾的力量，形成發展綠色生產力的社會合力。一方面，借助現代環境治理體系的力量來推動綠色生產力的發展，促進和引領全球生產力向綠色化方向發展；另一方面，堅定不移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借鑒西方先進的綠色科技、綠色經濟、綠色治理成果，促進我國綠色生產力的跨越式發展。三是在生產力發展的精神動力方面，我們應該大力弘揚“兩彈一星”精神和科學家精神，激勵廣大科技工作者、青少年積極投身發展綠色科技事業，促進綠色經濟創新，以此推動綠色生產力的發展。四是在生產力發展的組織實施方面，應采用“總體設計”的理念，將頂層設計和基層實踐相統一、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統一，將人、機、網相結合，實施社會系統工程以推動綠色科技的研發和綠色生產力的發展。例如，我們可通過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來確保決策的生態化，即決策的內容和方式要符合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客觀規律，從而推動綠色生產力的發展。

加強生產關系系統對綠色生產力的支撐作用

發展綠色生產力必須形成與之相適應的“綠色化”的新型生產關系。生產關系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從其橫向構成看，生產關系包括生產資料所有制、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產品的分配關系。從其縱向環節看，生產關系包括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四個環節。這兩種劃分方法具有內在的統一性。就后者來說，“生產、分配、交換、消費……構成一個總體的各個環節，一個統一體內部的差別”。[7]因此，建立和完善“綠色化”的新型生產關系，其實就是要實現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四個環節的綠色轉型和革命。

推動生產環節的綠色轉型和革命。發展綠色生產力首先要推動生產環節的綠色轉型和革命，促進形成生產力發展的“生態學”范式。傳統生產力建立在“機械論”范式的基礎上，片面地將生產力看作是人類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結果造成了生態危機。新質生產力應該建立在“生態學”范式的基礎上，自覺地追求和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科學地將生產力看作是人類實現人與自然之間物質變換的實際能力，這樣才能推動新質生產力成為綠色生產力。

按照“生態學”范式發展生產力，首先，要實現產業生態化和生態產業化的統一以構筑生態經濟體系，從而夯實綠色生產力的自然物質基礎和經濟物質基礎。產業生態化就是要改變傳統產業的資源能源高投入、生態環境高污染的弊端，用智能化、綠色化的手段改造傳統產業，提升產業的可持續水平。生態產業化就是要將自然資本有效地轉化為經濟資本，用智能化、綠色化的手段促進自然資本的保值和增值，提升生態經濟的經濟效益水平。同時，還要利用數智科技等新質生產力科技手段將產業生態化和生態產業化統一起來，形成數智化的生態經濟體系。

其次，要大力發展生態農業、生態工業、生態旅游等生態經濟產業，用數智科技和數字經濟提升生態經濟產業的綜合效益，建立和完善綠色智慧農業、綠色智慧工業、綠色智慧旅游業，促進形成數智化的生態經濟產業體系。例如，在農業當中，“要按照增產增效并重、良種良法配套、農機農藝結合、生產生態協調的原則，促進農業技術集成化、勞動過程機械化、生產經營信息化、安全環保法治化，加快構建適應高產、優質、高效、生態、安全農業發展要求的技術體系”。[8]從而全面提升生態農業的綜合效益。

最后，應該以新型工業化為抓手，科學把握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綠色化的發展方向，統籌推進新型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和綠色化，加快建設科技強國、制造強國、質量強國、航天強國、網絡強國、交通強國、農業強國、健康中國、數字中國和智慧社會。廣泛應用數智技術、綠色技術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培育壯大生物制造、商業航天、低空經濟等戰略性新興產業，超前布局量子技術、生命科學等未來產業新賽道。培育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企業和具有產業鏈控制力的生態主導型企業，最終形成綠色智慧的現代化產業體系，進而建立和完善綠色生產力體系。

在促進生產力綠色轉型和革命的同時，還要調整和完善所有制結構。這在于，“只有一個人一開始就以所有者的身份來對待自然界這個一切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當做屬于他的東西來處置，他的勞動才成為使用價值的源泉，因而也成為財富的源泉”。[9]沒有所有制這個中介，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就不可能發生，生產力就不可能發展。所有制必須與生產力發展的水平相適應，同時促進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當前，我國已經確定和形成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形式共同發展的所有制結構。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是我國的重要制度優勢之一。在發展綠色生產力方面，同樣必須堅持“兩個毫不動搖”。

發展包括綠色生產力在內的新質生產力存在非競爭性領域和競爭性領域的區分。在非競爭性領域必須實行公有制。發展綠色生產力必須“堅持自然資源資產的公有性質，創新產權制度，落實所有權，區分自然資源資產所有者權利和管理者權力，合理劃分中央地方事權和監管職責，保障全體人民分享全民所有自然資源資產收益”。[10]國有企業必須作為發展綠色生產力的主力軍，為發展綠色生產力提供強大而雄厚的經濟基礎。在競爭性領域，可以采用多種所有制的形式以補充公有制，利用市場機制經營公共資源中涉及到的物質產品服務和生態文化服務的部分，生產出更多優質的綠色產品和生態產品，從而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因此，民營經濟在發展綠色生產力方面大有可為。

由于生產決定著分配、交換、消費，因此，隨著生產環節的綠色轉型和革命，必然要求其他三個環節的綠色轉型和革命。分配、交換、消費反過來也會進一步推動生產環節的綠色轉型和革命。

推動分配環節的綠色轉型和革命。分配本身是生產的產物，分配的結構和方式取決于生產的結構和方式，分配對生產也具有反作用，調節著生產的發展方向。由于傳統生產力和資本主義具有同構性，采用的是“按資分配”的方式，因而造成了嚴重的社會不公和生態不公。與之不同，社會主義采用的是“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分配方式。并且在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中，將在物質財富極大豐富的基礎上采取“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分配方式。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是我國的制度優勢之一，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最有利于調動各方面積極性的分配制度。分配制度主要指經濟產品（經濟財富）的分配，也可以延伸到生態產品（生態財富）的分配上。從生態上看，“其實，人類與環境基本的鉸鏈點并不局限于生產的技術（拖拉機、工廠、汽車），也不局限于消費的水平（人口與富裕），而是延展到分配、使用權利以及勞動力的分配”。[11]因此，發展綠色生產力同樣需要形成與其自身相適應的分配制度。

建立和完善生態補償制度。生態補償就是對由于人類社會經濟活動消耗自然資源和生態系統而引起的自然資本貶值和消失進行的補償。在一般意義上，自然為勞動提供了材料，勞動將材料加工為產品，尤其是自然通過影響勞動生產率參與了經濟價值的形成和經濟資本的增殖。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應該承認“自然資本”的存在。自然資本有兩種類型。一部分自然資本具有可再生的性質。盡管經濟活動使用和消費了這部分自然財富，但自然界能夠通過自身的恢復活動來補償其價值。然而，如果人類經濟活動的消耗速率超越了自然界可再生的速率，則會導致自然資本的短缺。另一部分自然資本具有不可再生的性質。當經濟活動使用和消費了這部分自然財富的時候，自然界自身便不能補償其價值，需要人為干預進行補償。如果人類不對這部分自然資本進行價值補償，最終則會導致這類自然資本完全消失。這樣，就形成了兩種類型的總自然資本規則。一類是“弱的總自然資本規則”：“可再生自然資本的總量應當至少保持不變，還需要一個因對不可再生資源的消耗而對廣義資本的補償”；另一類是“強的總自然資本規則”：“可再生自然資本的總量應當至少保持不變，以及消耗不可再生自然資本而產生的經濟租金應當被投資于可再生自然資本”。[12]傳統的經濟活動并未對自然資本的價值進行補償，從而導致了生態環境問題。只有實行生態補償，建立和完善生態補償機制，加強對可再生自然資本的投資和對廣義資本的補償，才能通過生態環境建設來提升自然資本的實力，推動綠色生產力發展。因此，在深化要素市場化改革、健全要素參與收入分配機制，準許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資金）參與分配的過程中，應準許自然“參與”分配，將“自然”參與分配的收益資金用于生態環境保護，以補償自然資本的消耗和耗竭。在這個意義上，“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自然價值和增值自然資本，就是保護經濟社會發展潛力和后勁，使綠水青山持續發揮生態效益和經濟社會效益”。[13]

建立和完善生態共享制度。生態產品具有公共產品和公共資源的屬性，提供生態產品是綠色生產力的重要功能之一。因此，必須按照共享發展的科學理念，建立和完善生態共享制度。共享發展實質上就是堅持人民至上的科學理念，是逐步實現共同富裕這一社會主義本質要求的生態表征。從內容上看，共享發展是全面共享，覆蓋社會有機體的方方面面。“共享發展就要共享國家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各方面建設成果，全面保障人民在各方面的合法權益。”[14]生態共享是共享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具體來說，就是要確保全體人民共享生態文明建設的成果，充分保障公眾的生態環境權益。一是要堅持以生態共有為前提。盡管可能存在正外部性的問題，但是私有制本質上是一種排他的權利。“這種財產可以被稱為私有財產（拉丁文中的“private”意即“剝奪”），因為擁有財產的人成為財產的唯一主人，他（或他們）有充分的權利去剝奪別人對這一財產的使用權或享受權。”[15]因此，只有堅持自然生態共有，才能保證共享。二是要堅持以生態共建和生態共治為中介。只有每個個體都參與到生態環境建設和生態環境治理當中，充分履行生態環境保護的責任和義務，充分發揮生態創新才能，才能真正參與生態共享。三是要堅持以實現生態共富為目的。生態共富就是要讓全體人民共享生態文明建設成果。例如，在脫貧攻堅戰中，我國探索形成了生態補償和扶貧開發的協同機制，將生態補償與共同富裕有機統一。生態共享和生態共富的制度設計同樣適用于綠色生產力的發展。在綠色生產力領域，生態共享就是要讓全體人民共享綠色生產力提供的綠色產品和生態產品，切實保障全體人民在發展綠色生產力過程中的生態環境權益。建立和完善以生態補償和生態共享為主要內容的綠色分配制度，不僅適應了發展綠色生產力的要求，還能夠為發展綠色生產力提供分配制度上的支撐和保障。

推動交換環節的綠色轉型和革命。交換作為生產關系要素之一，是聯系分配和消費的中介。推動交換環節的綠色轉型和革命，是建立和完善適應綠色生產力的新型生產關系的重要方面之一。

堅持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并重。存在分工，自然就存在交換。交換必須遵循價值規律，即實行等價交換。然而，在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當中，交換價值成為支配交換甚至是整個生產的唯一目的。“生產的目標變為價值積累，使用價值開始屈從于交換價值，剩余價值生產成為經濟的全部內容，生態關系被從相互區別中分離出來并被弄得支離破碎。”[16]以交換價值為最高目的和唯一目的的生產，將自然降解為商品，瓦解了自然的“內在價值”，結果導致了嚴重的生態危機。因此，對于未來社會來說，以交換使用價值為目的的交換將成為人道的、生態的交換。以使用價值作為交換的目的，就是要發現自然的“內在價值”（系統價值）。內在價值不是說自然由于自身的存在而具有價值，而是指不能將自然當作買賣的對象，不能被制作成為商品，不能讓資本駕馭自然。實現使用價值和發現自然的內在價值（系統價值），將會使生產力真正成為滿足人們合理需要的活動。因此，“從生產的角度來看，這就意味著需要建立一個完整的生態體系。作為一個完整的體系，生態化生產最為重要的條件就是如何創造整體性”。[17]“生態化生產”其實就是發展綠色生產力的過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還不能完全消滅價值規律，不能完全實現以實現使用價值為交換目的的生產，只能兼顧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內在價值）。對于競爭性領域來說，仍然需要以實現交換價值為交換的目的，需要堅持價值規律。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必須對生產中消耗的自然資本進行生態補償。對于非競爭性領域來說，應該采用以實現使用價值（內在價值）為交換目的的交換。當然，為解決生產過程中造成的生態環境問題，在這個領域中也可以適度采用市場化的手段，即也可以追求實現交換價值。但這只是將外部問題內部化的一種手段而已，如征收污染稅可以在籌集資金的同時維持經濟運行。在非競爭性領域適度采用市場機制，可以促進綠色生產力的發展。當然，市場收益只能用于生態補償，這樣才能推動“黑色生產力”轉為綠色生產力。

實現綠色的流通方式。從生產關系系統看，“流通本身只是交換的一定要素，或者也是從交換總體上看的交換”。[18]流通方式是影響生產過程中人與自然關系的一個重要因素。如商品的過度包裝導致的資源浪費和環境污染，使得傳統的流通方式成為“黑色流通”，亟需轉向“綠色流通”。綠色流通就是將生態文明理念貫穿流通全過程，促進形成“新商品—二手商品—廢棄商品”的循環流通和再利用，擴大綠色低碳商品的供給、采購、銷售和消費。綠色流通在實現產品和商品的經濟價值的同時，可有效降低生產、交換、流通、消費等過程的環境負荷，推動綠色生產力的發展。一是鼓勵企業推進綠色設計和制造。綠色設計就是按照生態文明理念進行的設計，著重考慮產品的生態環境屬性和功能，并將其作為設計目標納入產品設計當中，貫穿于產品的全生命周期。二是大力推廣綠色包裝。應盡量采用簡易包裝以節省包裝材料耗費和消費后的環境負荷，避免使用過度包裝和奢華包裝。同時，要盡量采用可自然降解、可再生利用的包裝材料。三是大力發展綠色物流。大力培育和發展綠色倉儲企業和綠色物流企業，運用智能化、綠色化的手段進行倉儲、配送，大力推行存儲立體化、裝載標準化、搬運機械化、管理信息化的綠色物流模式。四是大力發展綠色銷售。商店在反對和禁止虛假廣告的同時，不僅要加大綠色產品的銷售比例，還要在商店經營的過程中降低環境負荷，提升銷售環境的生態環境品質。五是要大力發展綠色回收。商品在消費和報廢之后，應該具有可拆卸性、可回收性、可維護性、可重復利用性等屬性和特點，能夠化害為利、變廢為寶。從總體上看，“交換的深度、廣度和方式都是由生產的發展和結構決定的。例如，城鄉之間的交換，鄉村中的交換，城市中的交換，等等?？梢?，交換就其一切要素來說，或者是直接包含在生產之中，或者是由生產決定”。[19]因此，推動交換環節的綠色轉型和革命可以推動整個生產關系的綠色轉型和革命，進而為發展綠色生產力提供適宜的交換環境和條件。

推動消費環節的綠色轉型和革命。生產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消費。消費不僅是由生產決定的，而且直接也是生產。消費和消費方式是影響人與自然關系的一個重要社會變量。因此，建立和完善與綠色生產力相適應的“綠色化”的新型生產關系，還必須推動消費環節的綠色轉型和革命。

牢固樹立勤儉節約的消費觀，這是推動消費環節綠色轉型和革命的內生動力。消費始終離不開自然。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中，存在嚴重的消費異化問題。早期存在消費不足的問題，導致工人階級的生存環境不斷惡化；晚期開始出現消費過度的問題，導致自然資源大量浪費和環境污染日益嚴重，部分工人的階級意識日益淡化。當然，“晚期資本主義”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消費不足的問題。“馬克思教導說，奢侈和貧困一樣是罪惡，我們的目的應該是存在得更好，而不是占有得更多。”[20]奢侈和貧困都不利于生產力的可持續發展。因此，我們必須牢固樹立社會主義消費觀念，將勤儉節約的消費觀作為其中的重要規定和要求。一方面，我們應該認識到自然滿足需要存在著一個閾值。唐代詩人白居易說過：“天育物有時，地生財有限，而人之欲無極。以有時有限奉無極之欲，而法制不生其間，則必物暴殄而財乏用矣。”[21]因此，我們必須反對無限消費，形成理性消費的觀念。另一方面，我們要科學地反思需要自身。我們需要劃分清楚需要（needs）、需求（demand）、欲望（wants）、愿望（desire）之間的界限，尤其是要劃分清楚需要和貪欲（greed）之間的界限。在此前提下，我們還要進一步追問：哪些需要根源于我們生命機體生存的內在需要，哪些需要是文化發展的產物甚至是人為炮制出來的；哪些需要是個人成長的體現，哪些需要是由廣告文化強加給人們的；哪些需要會促使人們積極進取，哪些需要會導致人們消極墮落；哪些需要根源于身心健康發展，哪些需要是由社會病理動機決定的。因此，我們必須反對虛假消費，形成合理消費的觀念。

大力完善國家綠色消費政策。在微觀層面應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加強綠色消費教育。我們必須加強生態文明宣傳教育創新，認真學習和貫徹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將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文明理念納入精神文明建設的各方面和國民教育的全過程，并納入宣傳文化工作和社會教育培訓體系中，引導在全社會牢固樹立社會主義生態文明觀，推動全社會形成綠色消費的良好社會風尚。二是加強綠色消費引導。圍繞綠色消費目標，國家應該從穿著、飲食、住宅、交通、文化、教育、體育、通信、旅游、醫療等方面提供綠色產品和生態產品目錄，引導綠色消費。例如，在飲食消費方面，我們既要引導民眾消費優質無公害的農副產品，以保證食品安全；又要鼓勵“光盤行動”，以推動形成勤儉節約的良好風尚。三是加強綠色消費信用。我們既要用信貸手段刺激消費以帶動生產，同時還要引導消費信貸向綠色方向發展。面向企業的綠色信貸，應該引導企業轉向發展綠色生產力。四是加強消費者權益保護。國家應該依法保護消費者綠色消費的權益，尤其是要確保企業等主體的生產經營不能侵害消費者的生態環境權益。在宏觀層面應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完善綠色財稅政策。綜合運用專項支出、轉移支付、財政補貼、投資和政府采購等綠色財政支出方式，協同推進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保護。在稅收方面，加快推進資源稅、環境稅和消費稅的擴圍改革，調整和完善各項稅率的結構，開征碳稅以發揮稅收對市場主體綠色低碳發展的促進作用。二是完善綠色貨幣政策。做好綠色金融工作，推動綠色金融與轉型金融有效銜接。綠色金融主要面向新能源、電動車和電池等碳排放量較低的項目，轉型金融重點服務具有顯著碳減排效益的產業和項目，兩者都屬于可持續金融。為此，要豐富綠色金融產品和服務體系，開拓轉型金融產品和市場。[22]三是完善綠色價格政策。加快建立健全能夠充分反映市場供求和資源稀缺程度、體現生態價值和環境損害成本的資源環境價格機制，形成有利于綠色發展的價格機制和價格政策體系，將生態環境成本納入經濟運行成本中。

由于消費同時也是生產，因此，隨著綠色消費的發展，必將推動綠色生產力的發展。總體上，圍繞生產關系的四個環節，我們要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形成與綠色生產力相適應的“綠色化”的新型生產關系。

加強社會經濟體制改革對綠色生產力的推動作用

改革開放是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強大動力。我們要毫不動搖堅持改革開放，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機制，形成與綠色生產力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完善支撐和保障綠色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機制。

堅持以深層次改革推動綠色生產力的發展。在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前提下，我們應圍繞生產關系的主要構成方面，加強深層次改革，從而為發展綠色生產力提供直接動力。

在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所有制結構的基礎上，我們要科學劃分公共領域和競爭領域、公共產品和公共資源的邊界，推動所有制結構既符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又能體現共享發展的理念和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本質，從而推動包括綠色生產力在內的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在公共領域中，面對公共產品，我們必須實行公有制。從經濟社會形態的演進看，所有制經歷了一個從原始公有制到私有制再到未來公有制的歷史演變過程。“從一個較高級的經濟的社會形態的角度來看，個別人對土地的私有權，和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私有權一樣，是十分荒謬的。甚至整個社會，一個民族，以至一切同時存在的社會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們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并且他們應當作為好家長把經過改良的土地傳給后代。”[23]“公地悲劇”之所以發生，不是因為公有制自身出了問題，而是由于人們缺乏對自然資源承載力有限性的科學認識，以及缺乏對其有效規制造成的。“‘公地’一詞是指任何人和每個人開放使用的環境部分，沒有一個人為它的利益負責。很多牧民共享的牧場或開放牧區就是一個例子。由于對每個牧民來講，放養盡可能多的牲畜是有利的，如果整體上沒達成限制協議并由社區執行，則將超過牧場的載畜力。”[24]因此，關鍵問題在于如何完善公有制。

這一問題關乎生態學的科學規律能否有效轉化為制度規定，關乎國家監管是否到位、人民主體是否到位，以及國有自然資產及其收益是否為全體人民共享。一些網絡言論片面地認為，只有民營經濟才是新質生產力的代表，國有企業似乎在發展新質生產力方面乏善可陳。更有甚者將發展民營經濟理解為實現私有化，認為只有實現私有化才能發展新質生產力。盡管資本主義私有制促進了生產力的空前發展，但也導致了生產力的不均衡發展。因此，我們絕不能按照新自由主義開的“藥方”進行改革。如果自然資源這一公共產品為少數人所有，甚至出現私有化，那么社會公平正義和生態公平正義便無從談起。我們不能將多種所有制形式并存和發展民營經濟看作是私有化，這實際上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要補充和自我完善的體現。同時，我們不能將國家大力發展包括綠色生產力在內的新質生產力看作是實行私有化的信號和機會，而是要在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在競爭性領域推動農地、林地、草地的所有權、承包權和經營權的“三權分置”，在公有制的實現形式上做文章?？傊覀儽仨殘猿?ldquo;兩個毫不動搖”，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能動性、創造性，促進綠色生產力的發展。多樣化的所有制形式和市場化的經營并不能導致國有自然資本的貶值和流失，不論采用何種所有制形式和經營方式，目標都是將我國建設成為自然資本強國。只有在擁有雄厚的自然資本基礎上，才能確保新質生產力和綠色生產力的可持續發展。

在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前提下，我們必須堅持生態共享和生態共富，從而推動綠色生產力的發展。我們之所以強調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就是要為實現生態共享和生態共富提供強有力的制度基礎和保障。自然財富具有公共資源和公共產品的屬性和特點，就生態產品而言，并不是都可以完全按照市場化的方式來實現其價值。“更為重要的是，應掌握由自然環境提供的關于生命支持的非市場化（因無市場價格而無償提供的）物質和服務，它們是如何與經濟、社會、文化及大多數其他人類活動相互作用的。從廣泛的意義上說，生態學這門科學為理解以上這些問題提供了背景知識。”[25]因此，我們應該以生態學為科學根據，加強自然資源資產的可持續管理和經營，采用各種方式推進生態共享和生態共富，實現全體人民共享自然財富。例如，大力推行立體多樣的生態補償。生態補償通常是指對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給自然資源和生態系統造成的破壞，以及對環境造成的污染進行的補償、恢復和綜合治理。在廣義上，生態補償還應包括對由于生態環境保護和生態文明建設而喪失發展機會的區域內群眾進行的各種形式補償和政策優惠，以及相關科研、宣傳、教育等方面的費用支出。因此，我們要大力“推進重要江河湖庫、重點生態功能區、生態保護紅線、重要生態系統等保護補償，完善生態保護修復投入機制，嚴格落實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讓保護修復者獲得合理回報，讓破壞者付出相應代價”。[26]生態補償的目的是促進生態共享和生態共富，應采用多樣化的政策工具甚至是市場化的手段，避免資本入侵生態補償這一提供公共產品的領域。總之，只有將社會主義改革進行到底，形成與發展綠色生產力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才能促進綠色生產力的發展。

堅持以高水平對外開放推進綠色生產力的發展。對外開放是我國的基本國策。今天，我們仍然“要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為發展新質生產力營造良好國際環境”。[27]發展綠色生產力同樣必須堅持高水平的對外開放。

積極引導全球化的健康發展。隨著西方現代化的發展，人類歷史實現了從“民族歷史”和“地域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在“世界歷史”的基礎上，隨著金融資本在全球取得支配地位，全球化的時代正式開啟。但是，世界歷史和全球化始終具有二重性，既為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實現跨越式發展提供了可能，也使得這些國家付出了社會經濟和生態環境等方面的代價，甚至威脅其國家主權、民族尊嚴和人民幸福。當前，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企圖通過“逆全球化”的方式對中國關鍵技術實施打壓，阻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面對這種復雜的國際形勢，我們要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在新發展格局中促進綠色生產力的發展，積極引領全球化的健康發展，促進全球化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

積極引導全球化的綠色發展。面對西方社會企圖通過“公害出口”和“綠色貿易壁壘”等方式限制我國對外開放的不利形勢，我們應堅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積極推動全球生態文明建設，引導全球化的綠色發展，從而推動我國綠色生產力的發展。一方面，我們要虛心學習和借鑒西方發展綠色科技和綠色經濟的先進經驗。另一方面，我們要大膽而自信地“走出去”。積極推動電動汽車、鋰電池、光伏產品“新三樣”出口，推動全球經濟綠色低碳轉型。當然，這種“走出去”應該真實地反映經濟活動和經濟產品的生態價值和經濟價值，絕不能犧牲我國的自然資本實力。同時，圍繞提供全球生態產品等全球公共產品，應進一步加大國際合作力度，共同應對未來發展、糧食安全、能源安全、人類健康、氣候變化等全球性挑戰?？傊徽?ldquo;逆全球化”潮流如何泛濫，我們都要“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28]，增強開放的綠色底色和綠色標準，為發展綠色生產力提供適宜的國際環境和國際市場。

堅持以高水平的政府管理推動綠色生產力的發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們應該將市場的問題交給市場處理，將社會的問題交給社會處理。政府應該聚焦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生態環境保護等方面職能，進一步推進行政體制改革，從以下方面推進綠色生產力發展。

充分運用規劃手段引導綠色生產力的發展。在完善國家重大發展戰略和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制度的基礎上，我們要健全以國家發展規劃為戰略導向的宏觀調控制度體系。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表示，將把發展新質生產力作為我國“十五五”規劃基本思路的研究重點。考慮到綠色生產力的重要戰略地位，我們要充分研究綠色發展、綠色生產力、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代化、生態文明建設的內在關聯，研究綠色生產力的屬性和特征，從國家規劃的高度明確我國發展綠色生產力的戰略目標、任務、步驟、重點、舉措，為發展綠色生產力提供明確而系統的宏觀政策導向，以此引導綠色生產力的發展，進而推動新質生產力實現以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為導向的高質量發展。

充分運用法律手段引導綠色生產力的發展。在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過程中，政府要更多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手段進行治理。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和推進生態環境法典編纂工作的過程中，應該學習和借鑒我國出臺和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循環經濟促進法》的經驗，研究制定“綠色生產力促進法”的可能性和可行性，最終促進綠色生產力發展相關法律生成，為發展綠色生產力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在制定法律的過程中，應將綠色發展、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生態文明、新質生產力等先進理念納入作為法理依據和總則，以發展“綠色生產力”來統合和提升“循環經濟法”當中的“減量化”“再利用和資源化”等法律規定，或將發展綠色生產力的相關內容規定納入“循環經濟法”中，又或頒發專門的“綠色生產力促進法”，將“循環經濟法”的內容合并其中。

充分運用投資手段引導綠色生產力的發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為促進綠色生產力的發展，政府應將對公共領域的投入作為投資重點，加強對自然資本的投入，以增強國家的自然資本實力。一是加強對資源替代、環境保護、節能減排、植樹造林、生態恢復、生物多樣性保護、防災減災等方面的投入，以加強生態文明建設基礎工程領域建設。二是加強對交通、網絡、供電、供水、供氣等方面的投入，以及對環境凈化設施等方面建設的投入，以提升公共基礎設施和生態環境基礎設施建設。三是加強對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等綠色智能科技研發等方面的投入，以及對資源技術、材料技術、環保技術、能源技術、生物技術的投入，從而形成支撐綠色科技研發的制度體系。四是加強對綠色智能農業、工業、服務業等方面的投入，從而發展綠色生產力。此外，從管理技術手段看，政府應努力提升政務管理智能化水平，更多地運用數智科技來推動綠色生產力發展。

結語

形成與綠色生產力相適應的“綠色化”的新型生產關系是一項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我們應該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四者構成的“四個全面”中推動形成“綠色化”的新型生產關系，進而推動綠色生產力的發展。

（本文系2022年度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專項項目“黨的十九大以來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新進展新論斷新貢獻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022JZDZ008）

注釋

[1][3][27]《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 扎實推進高質量發展》，《人民日報》，2024年2月2日，第1版。

[2]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2017年10月28日，第1版。

[4][7][18][19]《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7、23、22、23頁。

[5]威廉·萊斯：《滿足的限度》，李永學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第130頁。

[6][14]習近平：《論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1年，第137、96頁。

[8]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習近平關于國家糧食安全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3年，第44頁。

[9]《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8頁。

[10]《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人民日報》，2015年9月22日，第14版。

[11]保羅·羅賓斯：《政治生態學：批判性導論》（第二版），裴文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308頁。

[12]迪特爾·赫爾姆：《自然資本：為地球估值》，蔡曉璐、黃建華譯，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2017年，第63頁。

[13][21]習近平：《論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2年，第10、78頁。

[15][20]埃里希·弗洛姆：《占有還是存在》（第二版），李穆等譯，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9年，第78、19頁。

[16][17]喬爾·科威爾：《自然的敵人——資本主義的終結還是世界的毀滅？》，楊燕飛、馮春涌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16、192頁。

[22]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推動綠色金融與轉型金融有效銜接》，2023年11月15日，http://camlmac.pbc.gov.cn/redianzhuanti/118742/5118184/5134061/5135397/index.html。

[2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8頁。

[24][25]尤金·P·奧德姆：《生態學：科學與社會之間的橋梁》，何文珊譯，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239、6頁。

[26]習近平：《以美麗中國建設全面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求是》，2024年第1期。

[28]《在更高起點上扎實推動中部地區崛起》，《人民日報》，2024年3月21日，第1版。

Forming a New Type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to Adapt to the Green Productivity

Zhang Yunfei

Abstract: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tself is a kind of the green productivity, which is a productivity that achiev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movement of basic social contradic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requires to form a new type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that are adapted to itself, and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productive forces must also form a new type of "green" production relations corresponding to it. We need to play fully leverage of the advantages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to provide strong political guarantees for the green productivity development, in adhering to the overall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CPC), meeting the people's growing needs for a beautifu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new system for mobilizing resources nationwide, etc.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supporting role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system to green productivity through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and revolution in the four links of production, exchange, distribution and consumption. We need to provide direct impetus for the green productivity development by reforming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system from the aspects of deep-level reform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high-standard opening-up, and high-level government management of government.

Key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 green productivity, new-type production relations, green transformation and revolution

責 編∕楊 柳 美 編∕梁麗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