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嚴厲打擊那些所謂‘有背景’的‘政治騙子’”，是根據新形勢下我國政治生活領域出現的腐敗新形式與新特征而提出的新要求與新舉措。所謂“政治騙子”，是指現實政治生活中通過真真假假的信息、身份和關系，以解決各種實際問題（職位升遷、項目承攬與案件處置等）為理由，給具有不當需求者介紹虛構的或真實存在卻無直接聯絡的特定關鍵人，充當信息打探者、關系疏通者與利益交易者等角色，并從中實施利益詐騙、利益交易、利益結盟的行為人。黨員干部一旦被“政治騙子”盯上，輕則上當受騙，重則葬送政治生命，甚至毀壞一方政治生態。

【關鍵詞】“政治騙子” 反腐敗 全面從嚴治黨 廉潔文化 【中圖分類號】D264 【文獻標識碼】A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根據新的歷史條件下黨的建設面臨的新情況和新問題，深刻總結歷史上黨通過自我革命保持先進性和純潔性并領導各項事業勝利前進的寶貴經驗，強調全面從嚴治黨和政治監督的重要性。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嚴厲打擊那些所謂‘有背景’的‘政治騙子’”①，這是根據新形勢下我國政治生活領域出現的腐敗新形式與新特征而提出的新要求與新舉措。

“政治騙子”是寄生在“官場潛規則”中的毒瘤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從中央八項規定開局破題，重點糾治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奢靡之風“四風”問題，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打虎”“拍蠅”“獵狐”多管齊下，尤其是對軍隊領域腐敗問題、金融領域腐敗問題、司法領域腐敗問題以及權力集中、資金密集、資源富集領域腐敗問題進行深入打擊，取得了反腐敗斗爭的壓倒性勝利，并從制度化、機制化、流程化等方面全面鞏固反腐敗成果，贏得了國內外對長期執政的中國共產黨通過自我革命實現公權力的有效約束與積極行使之目標的高度認可與廣泛贊譽，解決了人類政治制度史上政黨長期執政既可實現自我監督又可實現有效發展的制度性難題。

各級紀檢監察部門在辦理相關腐敗案件的過程中發現，近些年來政治生活領域出現了一種新型腐敗方式——“政治騙子”現象，即極少數干部、企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私營企業主以及社會民眾相信一些人自我宣稱擁有特殊門路和資源，認識相關領導和辦事人員，可以為有需求之人疏通關系，解決包括個人職位升遷、工程項目承攬、司法案件處置等問題的謊言，進而形成了自稱有門路的“政治騙子”與本身有著不正當訴求的干部長期交往、相互利用、各取所需的“腐敗利益共同體”。比如，為了誘人上鉤，有的拿出與某領導的合影，有的吹噓與某領導交往的故事，有的當場給某領導打電話。為了加深其“非同一般”的印象，有時還會乘坐租借來的高級轎車，身著名牌服飾，出入高檔賓館，營造“有實力”的人設。這種“腐敗利益共同體”的成員，不僅謀求巨大經濟利益，而且謀求更高政治權力，熱衷于搞小團體、小圈子，拉幫結派，培植勢力，所用手段往往經過精心設計、一環套一環，其所帶來的后果也就更加隱蔽、更加危險，損害黨的形象和執政根基，危害黨和國家政治安全。

“政治騙子”的定義及其行為類型

何謂政治騙子？有學者認為，政治騙子是指“通過虛構或偽造真假參半的政治背景和身份，以政治利益為誘惑，騙取權力主體的信任，以達到謀求特定利益的政治欺詐行為的實施者”。這一關于“政治騙子”的定義，側重于對“政治騙子”性質與行為的認定。然而，在現實政治生活中，“政治騙子”的涵義更為廣泛，既有政治利益交易混在其中，也有經濟利益交易摻雜其內，還有庸俗社會關系貫穿始終。而且，在整個利益交易鏈條中，既有充當“中間人”的“政治騙子”，也有就是“當事人”的“政治騙子”，還有具有不當需求的有求者，更有被塑造成關系很熟且能夠解決問題的“特定關鍵人”或“特定神秘人”。從此意義上來講，所謂“政治騙子”，是指現實政治生活中通過真真假假的信息、身份和關系，以解決各種實際問題（職位升遷、項目承攬與案件處置等）為理由，給具有不當需求者介紹虛構的或真實存在卻無直接聯絡的特定關鍵人，充當信息打探者、關系疏通者與利益交易者等角色，并從中實施利益詐騙、利益交易、利益結盟的行為人。

“政治騙子”的行為類型。充當“政治騙子”之人，因需求者的身份角色與利益訴求的不同而呈現不同的行為類型（如下圖）。一般而言，在政治詐騙活動鏈條中，需求者可以分為三類，即黨員干部、企業主以及民眾。而他們的不當需求也可以分為三類，即個體或者特定相關人的職位升遷、項目承攬以及案件處置。充當“政治騙子”之人，因需求者的黨員干部角色、企業主角色以及民眾角色的不同，以及利益訴求的職位升遷內容、項目承攬內容以及案件處置內容的不同，相應地表現為消息打探者、關系疏通者、利益交易者的行為類型組合。

針對黨員干部的不當職位升遷訴求，“政治騙子”的行為主要表現為消息打探者、關系疏通者；針對黨員干部的不當項目承攬訴求，“政治騙子”的行為主要表現為關系疏通者、利益交易者；針對黨員干部的不當案件處置訴求，“政治騙子”的行為主要表現為消息打探者、關系疏通者以及利益交易者。針對企業主的不當項目承攬訴求，“政治騙子”的行為主要表現為消息打探者、關系疏通者以及利益交易者；針對企業主的不當案件處置訴求，“政治騙子”的行為主要表現為關系疏通者、利益交易者。針對民眾的不當案件處置訴求，“政治騙子”的行為主要表現為消息打探者、關系疏通者以及利益交易者。

“政治騙子”有市場，既與具有不當政治需求之人有關，又與“政治騙子”利用信息不對稱、琢磨不當需求者的心理、精心編織謊言與利益交往圈有關。利用現實政治生活中不當需求者想當官、求發財、處理事的急切心理和利益訴求，根據消息打探者、關系疏通者以及利益交易者的行為組合特征，可以將“政治騙子”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社會中專職從事政治經濟利益交易與庸俗社會關系塑造的“職業政治騙子”；另一類是以一人一時一事的不當訴求為核心的特定消息傳播、政治經濟利益交易以及社會關系塑造的“業余政治騙子”。

“職業政治騙子”的危害不言而喻，其侵害公共利益、損害政府公信力、危害政治安全的程度，會隨著政治經濟利益交易與庸俗社會關系塑造的程度、規模、層級的增加而呈現梯度加劇，甚至形成從量變到質變的狀態。而且，隨著卷入人員的增多、攫取能力的增強、利益交易的發展以及關系網編織的復雜等，“職業政治騙子”的危害愈發嚴重，必須予以嚴厲打擊和系統查處。

“業余政治騙子”又可以分為各種不同形態，比如散布無中生有的政治謊言的“小道消息者”，透漏虛虛實實、真假參半消息的“內情賣弄者”，攀附權貴、甘當馬前卒的“升官發財者”，花錢辦事、求神拜佛的“破財消災者”，政治意識不強、紀律觀念不嚴的“庸俗處事者”等。“業余政治騙子”之中，既有領導干部身邊工作人員及其親屬、朋友等，也有身處不同機關與企事業單位中掌握一定信息、了解一定事務之人，還有個別熱衷于議論、打探、傳播各種政治信息和政治事務的民眾。“業余政治騙子”的行為一旦蔚然成風，就會削弱政府公信力、危害政治生態，需要高度重視和認真對待。

“政治騙子”現象滋生的成因分析

在現實政治生活中，公權力的運作通常表現為事權、人權、財權三大內容。事權一旦掌握在別有用心之人手中又缺乏有效監督，決策就容易偏離公共利益目標；人權如果缺乏參與度與公正性，就容易讓別有用心之人“鉆空子”，形成任人唯親的現象；財權如果缺乏透明度與有效監督，權錢交易、權色交易等就會乘隙而進，滋生腐敗。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加大了“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的頂層設計和落實推進力度，重點推進了以民主集中制為核心，以“三重一大”決策制度（重大事項決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項目投資決策和大額資金使用）為載體，以民眾滿意度、安全感、幸福感為導向的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體推進機制，取得了顯著成果，不僅涵養了黨風政風，而且凈化了社會風氣。但仍存在一些問題需要警惕。

公權力異化問題。公權力的有效約束與良性運行有賴于嚴密的制度體系、緊密的機制體系與周密的規范體系等的整體配合與一體運行。當前，我國在連接機制建設、落地機制建設、監督機制建設以及評價機制建設等配套機制建設方面還有待加強。比如，雖然有“三重一大”決策制度以及若干會議議事規則，但一旦主要負責人繞過這些制度規定而缺乏有效監督之時，就容易導致決策偏離公共利益。此外，如果既有制度體系對外界的反應缺乏有效的回應，不能進行持續的改進，同樣容易導致公權力異化問題。

良好制度體系的有效運行，還需要實現制度與人的有機結合。“徒法不足以自行”，制度體系要發揮其約束與激勵的雙重功效，需要組織和人的充分配合，即一方面要發揮組織的動員與統籌作用，另一方面要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這種人的主觀能動性是建立在具體負責運行制度體系的人對良好制度的自覺遵從，以及弘揚無私奉獻精神基礎之上的。可以說，良好的制度體系與具有奉獻精神的人的有機結合，既是防止公權力異化的有效保障，也是良善社會生生不息的理想追求。但不可否認，個別人理想信念動搖，思想防線不牢，經受不住各種誘惑和考驗。一旦有人利用人性的弱點、制度的縫隙以及權力鏈條的“薄弱點”，公權力異化現象就由此出現。

紀律建設問題。中國共產黨是具有嚴密的組織體系、嚴格的紀律體系的政黨。嚴格的紀律體系，既是中國共產黨成為內蘊先進性、純潔性的使命型政黨的關鍵所在，也是中國共產黨成為具有引領性、發展性的發展型政黨的必然要求。黨紀與國法相銜接，黨紀挺在國法前，黨紀嚴于國法，是中國共產黨嚴格的紀律體系的內在要義。

中國共產黨是具有從中央到地方六個層級組織體系設置（中央級、省市自治區級、地市級、縣市級、鄉鎮級、村社級）、擁有9800多萬名黨員和500多萬個基層黨組織的大黨。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就將嚴格的政治紀律作為立身之本，要求廣大黨員干部在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下，不斷地通過理論學習，將修心修身和行動作為有機結合，將理論與實踐有機結合，成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模范和表率。然而不可否認，面對各種艱難險阻以及名利誘惑，一些黨員會因時因地、因勢因利而呈現消極作為情形與精神狀態。比如，在現實政治生活中，個別黨員干部熱衷于當“老好人”，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使得政治規矩、政治紀律流于形式；個別黨員干部經受不住斗爭的考驗和名利的誘惑，被別有用心之人“拉下水”，公權私用，不僅本人淪為腐敗分子，甚至借機編織“腐敗利益共同體”。

社會風氣問題。毋庸諱言，社會中總有一些人抱有急功近利、一夜暴富的思想，期待用劍走偏鋒、打“擦邊球”的方式，實現自己所謂的人生抱負和社會價值。同樣地，也有個別在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工作的人員懷有走捷徑、“抱大腿”的想法，期待實現所謂的升官發財的發展目標和人生價值。這兩類人一旦有機會相遇，就會產生各種怪異變異的想法和做法，其結果是催生了形形色色的“政治騙子”。比如，一些人相信“朝中有人好辦事”的說法，用錢財和關系“開道”，因而讓別有用心的“政治騙子”有了可乘之機。再比如，個別黨員干部自我感覺遭遇了升遷的“天花板”，他們不是通過扎扎實實做好本職工作獲得上級有關領導以及廣大人民群眾的認可，而是通過“拉關系”“走后門”“抱大腿”等不當方法謀取職位升遷，甚至大搞權錢交易、權色交易，這也給“政治騙子”以可乘之機。雙方一拍即合，便會釀成污損政治生態、毀壞社會風氣、損害黨和政府公信力的嚴重后果。

嚴防嚴懲“政治騙子”

治理“政治騙子”現象，需要從制度、機制與文化等多重路徑齊抓共治，以自我革命精神從嚴整肅隊伍、堅決清除害群之馬，構建銳意進取、凝神聚力的干事文化，公平競爭、齊心協力的競爭文化以及安心工作、和美生活的心安文化。

構建銳意進取、凝神聚力的干事文化。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是解決一切問題的“總鑰匙”。只有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全面增強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才能筑牢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物質基礎。因此，要著力形成人人爭先、銳意進取、凝神聚力的干事文化氛圍和環境。

構建銳意進取、凝神聚力的干事文化，首先要建立公權力有效約束與積極行使的制度與機制體系，實現規范權力、嚴格懲治、教育引導三者的緊密結合、協調聯動、整體發力，形成全社會崇尚正確行使公權力、敬畏運用公權力、高效做好本職工作的勤政廉潔文化。其次要構建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工作氛圍與環境，讓干實事、不跑不送之人被看見、被發現、被重用，讓虛夸浮躁者、吹拍逢迎者、投機取巧者不僅無用武之地，而且受到批評教育甚至紀法處分。最后要形成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凈凈做事、堂堂正正為官、坦坦蕩蕩為民的風尚，讓紀律規矩挺在前面，讓法律法規緊隨其后，讓公序良俗貫穿其中，從而形成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

構建公平競爭、齊心協力的競爭文化。不可否認，當前人類社會因規模和事務的復雜性而普遍采用金字塔式的管理方式。這種金字塔式的管理方式，使得只有少數人能處于中上層，而大部分人處于基層。雖說“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沒有高低貴賤之分”，但不同管理層級的人擁有的職責和使命是不同的。一旦遭遇用人制度、分配制度的不公，就會影響個人的職業和心理健康。由此，構建公平競爭、齊心協力的競爭文化就十分重要。一方面應緊盯“關鍵少數”的公權力行使問題，另一方面應關注“基層多數”的公平競爭和公平分配問題，從而為構建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奠定基礎。

構建安心工作、和美生活的心安文化。自古以來，中國人民就期待通過個體、家庭、族群（家族）、國家以及天下的共同努力，構建個體和家庭層面的“豐衣足食、安居樂業”、社會層面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國家層面的“國泰民安、政通人和”、世界層面的“天下為公、四海一家”，過上融生存需求、交往需求、發展需求、共榮需求于一體的“好日子”。構建安心工作、和美生活的心安文化，既有待于生產力的大發展，為人們創造更多的物質財富；又有待于生產關系的大調整，為人們創建秩序井然、干事創業的發展環境；還有待于精神生活的大豐富，為人們提供心平氣和、團結協作的文化價值觀。

總之，“政治騙子”是一劑毒藥、一顆毒瘤，結交“政治騙子”意味著陷入政治泥潭，跌入政治深淵。個別黨員干部落入“政治騙子”的圈套，說到底是由于理想信念動搖，組織觀念淡薄，紀律意識弱化，不信組織信關系，不走正道抄近道。擺脫“政治騙子”的“圍獵”，最根本的是要補足精神之“鈣”，保持良好心態，培育政治風骨。

（作者為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博導）

【注釋】

①《習近平在二十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 一刻不停推進全面從嚴治黨 保障黨的二十大決策部署貫徹落實》，新華網，2023年1月9日。

責編/孫渴 美編/王夢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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