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泛安全化”現象是國際權力轉移過程加速、國家間競爭和對抗加深、全球產業鏈價值鏈重構加快、國際規則和話語權斗爭烈度加劇共同作用下的結果。日漸嚴重的泛安全化趨勢導致全球不安全感持續攀升和信任赤字逐步擴大。而信任缺失進一步加速了泛安全化趨勢，形成惡性循環。重建國際信任遂成為擺脫信任缺失與泛安全化加劇惡性循環、避免國際秩序坍塌式瓦解和暴力重構的關鍵。重塑國際信任的要義在于摒棄舊有霸權秩序下的單邊主義、意識形態對抗和“新冷戰”思維，通過多邊主義恢復全球和地區合作氣氛。在這一過程中，中國提出的“三大全球倡議”特別是全球安全倡議對于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構建新安全價值規范、凝聚信任共識具有重要的啟示價值。

【關鍵詞】泛安全化 國際信任 多邊主義 人類命運共同體

【中圖分類號】D8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08.008

【作者簡介】葉海林，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中國南亞學會會長，中國新興經濟體研究會副會長。研究方向為南亞區域國際關系、印度政治經濟。主要著作有《當代中印關系研究》《理解巴基斯坦》等。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當前，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一方面，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歷史潮流不可阻擋，人心所向、大勢所趨決定了人類前途終歸光明。另一方面，恃強凌弱、巧取豪奪、零和博弈等霸權霸道霸凌行徑危害深重，和平赤字、發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類社會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世界又一次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從取決于各國人民的抉擇”。[1]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對國際格局演化趨勢作出了基于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判斷，既堅持人類歷史演化的大方向不可動搖，又認識到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演化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特別是強調“四大赤字”對國際秩序構成的嚴峻挑戰。筆者認為，現階段，在國際格局演化進程中，日益嚴重的“泛安全化”現象造成了國際社會安全意識過度上升、引發行為體之間戰略信任水平下降，致使自助行為增加、零和甚至負和博弈策略逐漸占據行為體對外邏輯的主導地位。信任缺失既是受人矚目的重要表征，也是產生深遠影響的關鍵負面要素。很大程度上，信任缺失與和平焦慮、發展失衡、安全恐懼和治理失效之間形成了惡性循環。如何消弭或至少是縮窄“四大赤字”的幅度，是各國人民作出正確選擇，避免人類社會在十字路口邁向錯誤岔口的關鍵。在學理上，通過增強國際互信化解或者減弱沖突一直是國際關系研究領域的突出議題；在策略上，以減弱信任缺失為重要手段的全球倡議則是中國應對國際社會“泛安全化”的關鍵主張。筆者試圖從解構“泛安全化”現象入手，分析泛安全化與國際信任缺失的互動機理，并在上述分析基礎上，提出以多邊主義、“三大全球倡議”及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緩解信任缺失、消弭“四大赤字”、保障人類社會朝向正確前進方向的建設性主張。

背景與文獻回顧

“泛安全化”是當前全球政治經濟演化過程中出現的一種不正常現象。這一趨勢在新冠疫情發生之前就已經開始萌芽，并在烏克蘭危機的刺激下明顯升級。泛安全化體現在各國越來越多地將非安全和非傳統安全問題，如環境變化、能源供應、網絡數字、公共衛生、人文科技等問題納入國家安全領域特別是戰略安全領域進行考慮與應對。泛安全化不僅是國家安全焦慮的防御性體現，同時也是一種達成對外戰略目標的進攻性手段。個別國家隨意以涉及“國家安全”為由，對國與國之間正常的經濟和人文往來進行干涉，將打著“國家安全”旗號的干涉行為作為地緣政治博弈工具。這種做法不僅改變了國家安全的傳統定義，也使得安全概念和安全行動出現泛濫和異化的傾向，對國際政治經濟的結構和動態產生了深遠影響，加速了國際秩序崩壞與國際信任流失。

關于非理性的“泛安全化”現象，已有不少學者在安全化理論的基礎上進行擴展和補充。首先，學界已經廣泛認識到了全球范圍和多領域出現的泛安全化趨勢。郭銳和陳馨認為，伴隨著世界格局的更迭與國際形勢的變化，安全問題在國家間交往中愈發被關注，在新的地緣環境和國際背景下，因東亞的南海、朝鮮半島、臺海等各熱點問題存在域外勢力介入的不可測性，整個東亞地區在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領域呈現泛安全化的不良傾向。[2]劉作奎從互聯互通戰略視角切入，指出當前歐盟通過互聯互通產品內容擴大化，強化對互聯互通產品投資的安全審查，突出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劃線等手段，制造互聯互通產品泛安全化焦慮，同中國爭奪話語權。[3]宋黎磊和戴淑婷深入探討了科技領域中的非理性“泛安全化”現象，認為其主要體現為對科技安全概念的異化、對技術權力優勢的無止境追求和對技術安全狀態的過分執著，以及話語體系和價值觀體系的影響力建構。[4]安德魯·斯蒂芬·坎皮恩（Andrew Stephen Campion）從關鍵基礎設施入手，仔細分析了美國負面安全認知對國家安全內涵的重塑，指出美國越來越多地使用《外國投資風險審查現代化法案》（FIRRMA）等工具對中國企業進行漸進的安全化，中海油和華為都被認為存在“對美國關鍵基礎設施的安全性或彈性造成災難性影響的過度風險”，因此被排除在美國市場之外。[5]

其次，就泛安全化的概念而言，蔡亮認為，泛安全化意指國家對傳統安全概念的邊界進行過度擴大的主客體互構進程。[6]在國際關系的語境下，姚露認為，泛安全化意指對傳統安全概念邊界進行過度延展的一種話語進程，體現的是一種主客體的價值互構體系。[7]郭銳和陳馨指出，泛安全化傾向是非安全領域的“安全化”過程或非傳統安全領域的過度的傳統安全化表現。[8]丁泰夫則解釋，泛安全化就是指對眾多非安全議題進行安全化建構，或使眾多非傳統安全問題傳統化，使安全的邊界、范疇與維護安全的手段極度擴張，進而導致國家安全議程變得無所不包。[9]

再次，關于泛安全化產生的邏輯，張超和吳白乙將泛安全化視為安全化進程的一環。安全化過程開啟之后，在理念和機制雙重因素的推動下，極易導致行為體對“絕對安全”狀態的追求和安全議題的無節制擴充，進而導致泛安全化。[10]宗偉和何海洋秉持相似的觀點，認為哥本哈根學派的安全化理論下，安全化的過程必然會導致泛安全化，即啟動階段的安全化崇拜；發展階段的問題過度擴張；后安全化階段的去安全化困難。[11]彭陽突出了權力在泛安全化形成中的作用，在全球經濟治理轉型背景下，西方國家秉持著權力導向型而非規則導向型的對外交往主張，催生了以規制權擴張、國家主權“回歸”以及相對權力強化為基礎的國家安全泛化。[12]丁泰夫則認為，“相互依賴武器化”改變了國家的思維手段和戰略手段，信任的弱化進而導致國家的泛安全化傾向。[13]

最后，從泛安全化的影響來看，國家內政、外交、經濟和社會文化等各領域的安全影響同質化困境，導致國與國關系深陷加劇對抗與沖突的反向因素彼此影響的惡性循環中。[14]楊云霞指出，霸權國家經濟安全泛化造成了經濟安全壁壘，破壞了國際經濟法治格局，導致全球陷入經濟安全困境。[15]宗偉和何海洋認為，泛安全化不僅會造成安全資本透支、激進變革偏好、缺乏共同安全認知、國內人權保護受損等問題，還會在國際上造成生產效率下降、誘發安全困境等問題。[16]馮維江指出，全球化已出現了由經濟全球化轉向安全全球化的趨勢，更多國家因國家安全顧慮而犧牲經濟效率，懷疑開放市場，而采取戰略競爭加碼、供應鏈安全化、軍事投入及部署增加等非理性實踐，未來存在進一步向“全球安全困境”坍縮的跡象。[17]

現有研究探討了“泛安全化”現象的表現形態、核心概念、形成邏輯和最終影響，揭示了泛安全化的多維特征和復雜性，為理解和應對這一現象提供了豐富的視角和深刻的洞察。但在泛安全化的概念、形成邏輯和影響層面的研究還不夠系統和深入。關于泛安全化的驅動因素分析較為分散，缺少系統剖析。對泛安全化影響的考察則限于從國際政治經濟格局角度展開宏觀討論，細節層面也往往僅是側重于對安全和經濟現象進行描述。鮮有研究能夠考慮泛安全化對國際社會觀念層面的影響，特別是缺乏對泛安全化與國際信任的關系作出回答。

國際社會“泛安全化”現象加劇的主要表現

從既有研究來看，關于“泛安全化”的概念，學界目前還未有明確定義，但是能夠總結出系列共識。一是泛安全化是對原有安全認知和實踐的過度突破；二是泛安全化是一種動態的主客體互構過程。根據泛安全化的核心要義，可以總結出世界泛安全化三個維度的表現。

傳統安全領域的安全思維絕對化、極端化。泛安全化在傳統安全領域的表現是突破傳統的認知范圍，對“絕對安全”的追求已經使得大量一度被管控的傳統地緣政治矛盾在零和甚至負和博弈策略的主導下演化為軍事沖突。時至今日，烏克蘭危機升級為軍事沖突已兩年多，不僅未見和平之曙光，反而朝著長期戰爭方向演化，由代理人戰爭轉化為大國直接軍事對抗的風險不斷增大。烏克蘭危機很大程度上是北約和俄羅斯在地緣安全方面的絕對主張相互碰撞的結果。從俄羅斯的角度看，這場沖突是對北約在其近鄰擴大影響力的直接回應。俄羅斯視烏克蘭加入北約或更緊密地與西方聯盟合作為對其國家安全的重大威脅，因此采取了軍事行動。北約則認為俄羅斯在烏克蘭的行動是對歐洲乃至跨大西洋聯盟安全的巨大威脅，因而對俄采取集體制裁，并通過提供軍事援助和政治支持來支持烏克蘭。雙方的地緣政治思維均呈現明顯的零和甚至負和心態，尋求在空間、心理、影響力上的絕對安全，引發了冷戰結束以來最大的地緣政治沖突，導致全球核安全形勢持續惡化。不僅如此，烏克蘭危機之后，受沖突演化進程刺激，世界其他地方的地緣沖突也紛紛呈現更加強烈的對抗色彩，“絕對安全”思維的主導效應愈發明顯。典型案例是新一輪巴以沖突。內塔尼亞胡政府作為以色列歷史上最右翼的一屆政府，長期對巴勒斯坦人民實行封鎖、沒收房屋、拆毀清真寺等極端政策。其旨在消除一切周邊威脅的思維，導致了第五次巴以大規模沖突的爆發，并造成極其嚴重的人道主義災難。一段時間以來，諸多國際熱點問題的升溫牽動著全球安全神經，“地緣對抗式的絕對安全思維只會加劇安全隱憂，致使世界面臨重新陷入陣營對抗甚至大規模戰爭的風險”。[18]

非傳統安全領域議題的安全工具化。泛安全化在非傳統安全領域的表象主要是非傳統安全領域議題在國家間互動過程中的工具化趨勢加強，即國家行為體越來越傾向于提升非傳統安全議題的重要性，將其作為與對手展開博弈的工具，或引領議程，或作為交換籌碼。新冠疫情之前，雖然非傳統安全事務也會被國家行為體作為推進對外戰略的議題或工具，但一則這種行為模式并不普遍，二則也是更為重要的，國家間處理非傳統安全議題時采取的互動模式主要是合作式的，以尋求共同利益至少是避免對抗為結果。行為體很少在非傳統安全議題領域選擇零和策略。

但是，自新冠疫情發生以來，非傳統安全問題日益呈現過度安全化特征，即它們被置于與國家生存和安全直接相關的高度關注之中。處于國際體系主導地位的美西方解讀和處理這些問題的方式往往忽視了非傳統安全問題需要全球合作與共同應對的現實，以傳統安全領域的軍事化、政治化、對抗性和零和思維應對非傳統安全議題。在過度安全化的思維范式影響下，原本通常被視為可以追求共贏結果的非傳統安全議題也被視為零和游戲。部分參與者特別是擁有實力優勢的霸權方傾向于認為，在非傳統安全領域，也應該和傳統安全領域一樣，采取一方安全必然以犧牲另一方安全為代價的博弈模式，將非傳統安全議題作為打擊競爭對手的工具。

以氣候問題為例，美西方國家以氣候危機為契機對該議題進行“安全化”話語塑造，強化氣候變化等環境問題的政治性與安全性。美國拜登政府任上大打“氣候牌”，在氣候韌性能力提升基礎上強化氣候議題的安全化甚至軍事化進程，以此打造美國規則制定權的抓手。[19]同時還在機構設置、制度建設和具體實踐上強化氣候問題的軍事化色彩。美國總統拜登任內相繼發布了《氣候適應計劃2022年度進展報告》《美國陸軍氣候戰略》《氣候行動計劃》《2030年氣候行動》等文件，并在國防部和情報部門增設國防部長高級氣候顧問情報界氣候安全咨詢委員會（CSAC）。與此同時，美國與北約開啟《氣候變化與安全計劃》（CCSA）、通過軍方搜集氣候風險信息，并與盟友伙伴進行數據共享合作，儼然把氣候議題異化為打擊對手和建立“小圈子”的工具。與之相應的是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時期，口罩、疫苗等衛生用品也被有關國家政治化、安全化，某些國家號召建立所謂“民主國家”疫苗供應鏈，掀起全球公共衛生供應鏈與地緣政治的復合斗爭。此外，地緣政治沖突引發的非傳統安全問題，如烏克蘭危機引起的全球糧食與能源供應緊張，以及巴以沖突導致的紅海航運安全風險，均是地緣政治緊張和區域爭端加劇的直接后果。這些問題的危害性不亞于地緣政治沖突本身，對國際社會的穩定與安全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非安全議題的“安全化”。“泛安全化”現象最值得關注的是非安全領域議題的安全化進程。行為體安全感的缺失，導致諸多原本不被視為具有國家安全屬性的低維矛盾上升為涉及國家安全甚至國家秩序可持續性和國際格局走向的高維矛盾，例如，芯片供需、半導體產業鏈、人工智能技術應用、互聯互通基礎設施、甚至人文交流等議題，被部分行為體定義為國家安全的延伸，以“存在性威脅”納入國家安全審查，不僅突破了安全的正常內涵，還嚴重加劇了全球各領域的安全焦慮并助長了非安全議題的工具化、武器化。在計算機技術領域，美國利用自身的技術優勢和金融霸權對中國企業展開激烈的“芯片戰爭”，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通過限制供應鏈、設置“實體清單”與“中國涉軍企業黑名單”、切斷半導體企業融資渠道、脅迫盟伴配合其供應鏈戰略等手段，致使中芯國際、小米、中微半導體、中國三大通信運營商等企業正常商業活動遭受巨大阻礙。其中一個最明顯的案例就是美國對數字通信領域中美合作的干預，特別是對華為公司的極限施壓。自2019年起，美國不僅限制本國企業向華為出口高端芯片，甚至通過“長臂管轄”要求三星、臺積電等非美國企業共同切斷對華為的芯片供應。[20]美國對TikTok的迫害如出一轍，雖然美國始終沒有找到TikTok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的證據，卻未停止對其的長期侵害。2024年3月13日，美國國會眾議院通過法案，要求字節跳動公司在6個月內剝離旗下短視頻平臺TikTok，否則美國將禁用TikTok。目前，美國超過20個州、加拿大和不少歐洲國家已經以安全為由禁止國民在政府工作設備上使用TikTok。[21]人工智能領域不外如是，美西方正通過技術標準與規范建立、AI技術與軍事的深度融合、技術價值鏈與產業鏈保護等手段維護科技文化霸權。與此同時，“泛安全化”現象已經延伸至人文交流領域。一段時間以來，美方基于政治目的頻繁對中國赴美留學生實施無端滋擾、盤查、遣返，將學術研究政治化、武器化，濫用“國家安全”概念，大肆打壓迫害中國留學生，侵犯中國公民合法權益和基本人權，制造“寒蟬效應”，毒化中美人文交流氛圍。[22]

“泛安全化”現象加劇與國際格局演化進程之間的關系

作為泛安全化趨勢的主要表征，傳統安全議題的極端化、非傳統安全的工具化，以及非安全議題的安全化在新冠疫情發生后表現得日漸明顯。但是需要認識到，新冠疫情與其后國際社會安全感的日漸缺失并不是“泛安全化”現象發生的根本原因，新冠疫情作為近年來具有標志性意義的國際“黑天鵝”事件，并沒有改變原有的國際格局演化方向，只是加快了這一演化進程的速度，并放大了其規模而已。新冠疫情與泛安全化之間，并不存在因果關系。二者之間的邏輯關聯是在國際社會安全感日漸缺失的情況下暴發了新冠疫情，追求絕對安全的行為體在互動過程中以對抗性思維而非合作性思維應對新冠疫情，導致疫情發生后泛安全化傾向更加嚴重。就此而言，與其說泛安全化是新冠疫情演化的結果，不如說新冠疫情是泛安全化進程的加速器和放大器。

“泛安全化”作為國際格局演化過程中的階段性現象，在本質上是國際格局從穩定到不穩定演變過程中的結果。而國際格局從穩定到不穩定，其根本原因則是支撐國際格局呈現穩定狀態的大國力量對比關系發生了變化。原本能夠有效維護國際秩序穩定（雖然這種穩定并不意味著必然符合大多數國家的利益）的霸權體系既無力繼續提供旨在維護穩定的公共產品，也無心繼續將謀求霸權衍生出的利益視為對外戰略的核心目標。霸權國家更加關注的是獲取霸權帶來的回報，哪怕這種回報會導致霸權穩定性和有效性的下降。而霸權國家要求整個國際社會向霸權國家繳納“霸權稅”的行為在導致霸權國與霸權國假想敵之間關系日漸緊張的同時，也使得霸權國的同盟和仆從對霸權有效性以及繼續依附霸權的合理性產生動搖，并導致其他行為體的觀望心理進一步加強。以上種種，從不同方向削弱了國際社會對霸權體系的認可度，而伴隨而來的則是對全球治理有效性和世界秩序穩定性的信心下降。國家行為體，不論是霸權國及其聯盟體系，還是霸權的壓制對象，甚至是國際體系當中的相對邊緣國家，都認為國際規則的效力明顯下降，以制度化方式實現訴求的難度日漸增加，隨即，國家間行為的對抗性增強，安全焦慮由之不斷擴大。泛安全化的國際格局演進意義由此得到凸顯。

國際權力轉移過程加速。“泛安全化”現象是行為體在國際權力轉移之際“安全最大化追求”的思維結果。按照權力轉移理論邏輯，在全球結構性權力變遷之際，國際體系會進入一個權力更迭的不穩定階段。在這樣的背景下，國家感受到更多的不確定性和潛在威脅，因此會更加迫切地追求安全最大化，即盡可能增強自身的安全和權力，以維護自己的生存和利益。[23]泛安全化恰恰反映了這種國際權力變遷加速之際，行為體追求安全最大化的趨勢。

國際權力結構的變遷，最終體現在并決定于大國在經濟、軍事等物質性力量的比拼。21世紀以來，新興經濟體的群體性崛起拉開了國際權力格局變遷的序幕，“西衰東興”、“北降南升”和“單極變多極”的格局變動趨勢愈加清晰。[24]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經濟分量持續增強，與發達經濟體的差距不斷縮小。2008年～2022年，金磚五國GDP總量占世界GDP比重從17.08%增至25.64%，而美國、歐盟、日本三個主要發達經濟體則從53.83%持續降至45.32%。[25]雖然美西方國家仍處于國際權力結構的中心位置，但是新冠疫情暴露出美國政治極化和治理能力的疲弱，烏克蘭危機和巴以沖突則揭示了美國作為國際體系主導者的虛偽和虛弱。美國主導的霸權體系，在維持制度穩定性方面的功效呈明顯下降態勢，而在為謀求霸權衍生利益不惜破壞自己制定的國際規則方面，則越來越無所顧忌。霸權國及其聯盟體系的建設能力不斷下降，而破壞能力依然強大，是國際權力轉移過程中一個非常不幸的階段性特征。在國際權力重新加速分配之時，特別是當霸權國家面臨衰落，其對于確保絕對的安全和保持權力的渴望變得更加迫切。這導致霸權國家越來越依賴于泛安全化策略來維持其全球領導地位，非霸權國家也會因與霸權國和崛起國的博弈需要而采取泛安全化行為。[26]

國家間競爭和對抗加深。“泛安全化”現象的泛濫和國家間存量利益的競爭緊密相關，是存量利益和增量利益的分配不均衡產生的結果。[27]全球市場擴張進入緩慢期，當增量博弈轉變為存量博弈時，國家間的競爭和對抗就會加劇。增量博弈指的是在資源或利益不斷增加的情況下通過博弈獲取更多或更少的份額，是一種共贏思維，而存量博弈則發生在資源或利益固定不變的情況下，是一種零和思維。在增量博弈中，盡管存在競爭，但各方都有機會獲得更多的資源或利益，因此合作的可能性相對更大。而在存量博弈中，一方的收益往往以犧牲另一方的利益為代價，從而導致雙方競爭和對抗加劇。

很顯然，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新冠疫情與烏克蘭危機對世界經濟的疊加打擊下，世界經濟進入了逆全球化和集團化的時代，增量利益增長放緩甚至停滯。此背景下，國家間的博弈趨向于圍繞存量利益展開，而存量利益分配不均勻進一步加劇了利益的爭奪。為了爭奪保護這些利益，越來越多國家會將更多領域界定為屬于國家安全范疇，通過泛安全化策略來保護自己的利益，泛安全化因此在國際社會中日益蔓延。按照“中心-外圍”理論，處于世界中心位置的美西方國家在存量利益競爭中也更具優勢，常常利用西方主導的話語和輿論體系制造非安全議題威脅以爭奪利益。以中美戰略競爭為例，制造業、關鍵礦物、5G網絡、網絡數據等都是美國同中國進行利益爭奪的議題工具，無所不包的安全概念和行動嚴重加劇了國際社會的安全焦慮。

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重構加快。“泛安全化”現象與全球供應鏈與產業鏈安全高度相關，是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重構產生的溢出效應的重要表征。供應鏈、產業鏈韌性與經濟安全綁定，不僅是各國政府實施貿易保護主義的通用借口，也成為當前主要發達國家推動全球價值鏈區域化與本地化的主要理由。[28]當今世界處于全球價值鏈重構的節點，科技革命、產業變革深入發展，美西方國家加速推動價值鏈調整，供應鏈和產業鏈戰略的安全和政治屬性不斷被放大。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不斷泛化國家安全內涵，強化產業鏈安全在國家安全語境下的重要地位，經濟民族主義、民粹主義與經貿保護主義政策紛紛出臺。遺憾的是，全球價值鏈帶來的非對稱貿易和相互依賴沒有加深合作，卻成為國家進行地緣政治競爭的工具和武器。[29]

在過去十年內，全球價值鏈的發展速度有所減緩，部分產業的全球價值鏈甚至出現了顯著的收縮態勢。[30]隨著經濟全球化遭遇逆風，受新冠疫情、烏克蘭危機，特別是地緣政治博弈與中美大國競爭的影響，長期依賴開放自由國際競爭而高速擴張的全球價值鏈，開始遭遇自形成以來最為嚴峻的挑戰。烏克蘭危機加劇了全球對金屬、能源和農產品等關鍵原材料供應的擔憂，許多國家在疫情期間對醫療物資和疫苗實施出口限制，加之半導體芯片短缺對汽車等產業的打擊，造成了全球的產業鏈、供應鏈恐慌。面對短暫出現的供應鏈安全形勢，美、日等國家借機強行拔高價值鏈的安全屬性，降低了自身在全球價值鏈的參與度，把更多的生產活動和供應鏈環節配置到更易掌控的本土周邊或者所謂“志同道合”的國家，實則意圖聯合盟友和伙伴通過重塑全球貿易方式，構建一套由美國主導的所謂基于規則的更具韌性、可持續的排他性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體系。[31]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重構加快的過程中，國家在產業鏈和供應鏈布局上，從過去強調成本、效率、科技導向，轉變為更加重視安全、穩定和政治因素，“泛安全化”現象必然連帶出現。

國際規則和話語權斗爭烈度加劇。安全化進程中很重要的一環是主體對客體的“存在性威脅”的塑造，而議題塑造能力主要凸顯在對國際規則的影響力和全球話語權上。這意味著，一個國家或實體能夠將特定問題定義為安全威脅，并推動這一定義在國際層面上被接受和認可，從而在全球范圍內形成共識，就能夠影響國際規則的制定和執行。國際規則與話語的爭奪，是國際軟權力結構演進的體現。誰掌握了規則制定權和話語優勢，就能夠實現對權力和資源的分配。美西方國家掌握規則話語權的優勢地位不再穩固，在貿易、金融等領域濫用安全概念，泛安全化、安全工具化甚至武器化現象是國際規則和話語權斗爭加劇的重要表現。

當前，國際社會正處于全球秩序深刻變革的時代，全球治理結構經歷著持續演變。面對西方主導、充斥不公平的舊秩序，新興經濟體正力圖構建一個更加公正和包容的規則體系，努力擴大在國際決策機制中的代表性和話語權。在全球經濟秩序和貿易規則方面，從全球化到保護主義的轉向，再到最近供應鏈的重新配置，這一系列變化顯示出各經濟體在塑造經濟規則和貿易協議方面的競爭與合作。技術領域尤其是在5G、人工智能、互聯網治理等新興領域，國際規則和標準的制定成為新的競爭焦點。此外，價值觀和人權問題也成為國際話語斗爭的核心領域。不同國家根據自己的文化背景、歷史經驗和政治體制，對民主、自由等概念有著不同的詮釋和實踐方式，這些差異性在國際舞臺上都轉化為對話語權的爭奪。通過在這些關鍵領域塑造議題、制定規則，并影響全球話語體系，各國和國際組織正在努力擴大自己的影響力和控制力，這些努力不僅體現了各國維護自身利益、價值觀及提升國際地位的戰略，也揭示了全球化背景下國際關系的復雜性和動態性。

泛安全化與國際信任缺失的相互作用機制及其風險

在泛安全化的影響下，國際秩序遭受削弱，表現為全球治理體系失靈、區域與集團內部張力擴大、國家主權“回歸”和自助行為呈增加趨勢。這些因素共同導致了全球不安全感的攀升和信任赤字的擴大。作為因應，信任減少削弱了各國的合作意愿和動力，從而加劇了國際秩序失能、全球治理失效。不安全感的增加進一步促使各國更加追求絕對安全至少是排他性利益，從而加劇了泛安全化的進程，形成了自我加強的惡性循環（見下圖）。

在討論泛安全化與信任缺失這組關系前，需要理清信任的概念和生成機制，否則無法貫通泛安全化對國際信任缺失的影響機制。理性選擇路徑將信任定義為一種理性預期。詹姆斯·科爾曼（James S. Coleman）借鑒經濟學的“理性經濟人”假設，把信任看作一種在風險條件下的理性行為，目的是使收益最大化。[32]以尼克拉斯·盧曼（Niklas Luhmann）為代表的社會心理路徑，強調信任是社會簡化機制并強調認知情感對信任生成的作用。[33]從單一角度已無法認識信任這一復雜概念，霍夫曼（Aaron M. Hoffman）指出，信任既是出于利己主義的行為，否則行為體沒有理由將重要之物委托給他人；但也是情感驅動下形成的心理狀態，并非僅僅是出于理性計算的產物。[34]因此，信任集合了理性和社會心理動機，是指“國家在外部環境存在不確定性和自身能力存在局限性的條件下，為了趨利而對其他國家能力和／或意圖形成的一種積極心理預期；而不信任則是同等條件下，國家為了避害而對其他國家能力和／或意圖形成的一種消極心理預期”。[35]

信任作為一種積極心理預期，亦是行為體對其他國家及國際社會的安全感。無論從認知還是情感取向定義信任，國際信任都與安全感密不可分。[36]美西方國家頻繁利用安全化策略來維護和擴展其利益，使得現有國際秩序遭受削弱、秩序逐步瓦解，進而增強了國際社會的不安全感。隨著不安全感的上升，行為體對其他國家能力、意圖更多持消極的心理預期，不信任會在各行為體之間傳播，全球信任赤字也會不斷擴大。

首先，泛安全化使全球安全治理賴以存在的規則制度遭到破壞。在傳統安全領域思維的“絕對安全化”下地緣矛盾升級，以及全球安全公共產品的缺位，致使行為體對風險和威脅感知增強，主要國家的信任赤字也隨之驟升。以美國為首的部分國家通過將現有的安全機制私有化來服務自身目標，這一做法嚴重損害了現有安全公共產品的公信力。加之，缺乏新的安全公共產品補充，各國的不安全感不斷加劇，導致國際互信日益減少，進而加深了全球信任的缺口。[37]例如，美國在阿富汗等沖突地帶的隨意退出，客觀上造成權力真空地帶和后續的治理困境，沖突風險不升反降。此外，相對于無政府狀態所造成的普遍化的信任障礙，國際信任的生成也取決于行為體對在單元和次單元層次上具體風險的判斷。[38]當下地緣政治沖突頻發，如烏克蘭危機、巴以沖突等，不僅對全球安全治理構成挑戰，其影響也已擴散到其他治理領域，加劇了全球和平與信任赤字。

其次，泛安全化對國際制度的破壞削弱了國際社會對多邊合作的一般信任。美國國際關系學者拉斯本（Brain C. Rathbun）認為，戰略信任／理性信任本質上是情境性的，是特定時間、特定利益集合的產物，而一般信任與國際合作和多邊國際組織等制度的建立是相互作用的。[39]制度是信任產生的橋梁。建立能夠改善信息不暢、增加透明度的國際制度會有效地促進信任產生。[40]然而，美國、歐盟、日本、印度等在經貿議題上大搞“小院高墻”，以“國家安全審查”為由限制經濟要素自然流動，炒作中國威脅論。排他性的“小圈子”和單邊行動削弱了國家間的一般信任。即便是暫時的貿易限制也會削弱信任，并使各國有借口以恢復國內制造能力的名義實施本土化產業政策。當下以安全為由的貿易限制政策和“精細化脫鉤”或成大國政治的常態，信任赤字也將持續破壞全球治理行動的向心力。[41]

最后，信任在具體領域的缺失導致國際社會總體信任度的下降。不信任的波動源于被拋棄的恐懼以及對內外環境變化的響應。如果信任在某一特定環境中受到侵犯，對受托人的可信度的擔憂會擴散到其他方面，導致信任在多個方面受到侵蝕，其結果可能是降低總體信任度。[42]以美國與歐洲信任變化為例，由于美國和歐洲盟國之間的力量極不對稱，歐洲民眾對美國對歐洲安全和延伸威懾的最終承諾懷有不同程度的不信任，而美國則懷疑歐洲對分擔聯盟負擔的承諾及其對美國領導的忠誠度。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推行“美國優先”政策后，美歐間無論在安全和防務負擔分擔問題上，還是在貿易、氣候和多邊主義等問題上，都處于對立狀態，雙方不信任出現歷史性激增。

信任是國家間合作的重要前提，是影響國家間合作、競爭或沖突狀態的重要主觀因素或條件。[43]不信任不僅會導致國家更加傾向于單邊主義，[44]還會影響國際制度的建設和區域經濟一體化水平，[45]進一步放大和縱容部分國家的泛安全化行動。缺乏信任反過來加速泛安全化進程的同時，兩者還會相互作用，對全球治理形成嚴峻挑戰。全球治理體系的正常運作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規則架構，規則是社會不可或缺的東西，沒有規則就沒有治理。[46]無所不包的泛安全化進程，尤其是把非安全議題納入國家的威脅考量并視其為爭奪利益和打擊對手的武器，破壞了正常的全球發展、安全和價值規范。規則的惡意破壞和制度供給的短缺，將導致國家權力的回歸和全球治理體系斷裂同時發生。[47]以全球經濟治理為例，世界還未從新冠疫情的影響中恢復，持續低迷的經濟狀況需要開放且穩定的規則體系，然而，全球經濟要素自由流動和基于性價比最優配置原則被美西方國家借以“國家安全”而破壞。與此同時，全球治理運轉所需要的相應資源和國際公共產品投入也會遭到削弱。泛安全化進程下，安全持續侵蝕其他領域資源，造成資源的錯配和浪費，不僅無法實現治理目標，還會致使原有議題進一步惡化。[48]換言之，隨著非安全和傳統安全問題被賦予更多的傳統安全色彩，可能會導致公共產品資源從專業領域轉移到更加傳統的安全領域，從而可能削弱對原本領域問題的有效應對，引發嚴重的消極后果。

其一，全球經濟復蘇難度加大，資源爭奪加劇。除新冠疫情沖擊和烏克蘭危機的持續影響外，供應鏈問題得不到解決，加上通脹壓力增加，致使全球經濟復蘇正面臨巨大的阻力。世界銀行在《全球經濟展望》報告中預計，“全球經濟增長將連續第三年放緩，從2023年的2.6%降至2024年的2.4%”，“發達經濟體增速將從2023年的1.5%放緩至2024年的1.2%，而發展中經濟體2024年預計僅增長3.9%，比上一個十年的平均水平低一個多百分點”。報告還指出，“到2024年底，大約25%的發展中國家和約40%的低收入國家的人口仍將比2019年新冠疫情暴發之前更加貧困”。[49]與此同時，供應鏈重組和烏克蘭危機所引發的資源供給焦慮，導致主要國家圍繞關鍵資源的爭奪正在加劇。以電動車所需的鋰、石墨、鎳等關鍵礦物為例，以美國為首的十個礦業大國共同組建“關鍵礦產同盟”；歐盟正式通過《關鍵原材料法案》，并與澳大利亞、加拿大、德國、印度、意大利、日本、韓國和英國等加入了美國牽頭的“礦產安全伙伴關系”；美日菲推動鎳供應鏈合作；印尼正在考慮成立鎳“小歐佩克”。圍繞關鍵礦產資源獲取的爭奪日益激烈，且集體化和排他性特征明顯。

其二，世界安全赤字加劇，對抗取代對話。在當前的國際環境中，隨著戰略競爭加劇，大國之間的信任逐漸消褪，冷戰思維和意識形態的對立再次浮現。霸權邏輯下的恃強凌弱和惡性競爭致使國際關系緊張，同時非傳統安全挑戰如恐怖主義、網絡攻擊、跨國犯罪以及生物安全問題日益嚴峻。霸權主義、集團對立在國際舞臺上更加明顯，大國間的地緣政治競爭更加激化。一些國家犧牲他國安全來構建自身的安全，忽視他國合理合法安全訴求，趨向于構建排他的“小圈子”和“聯盟”。這些動態，連同在貿易戰、經濟制裁、軍事緊張、地緣政治競爭、技術爭奪、信息戰以及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對立等多個領域對抗性加劇，致使全球安全局勢不確定性、不穩定性上升。

其三，大國陷入惡性競爭，戰爭風險增加。當前主要大國間的信任不斷流失，美國以泛安全化手段把對中國的遏制擴展到所有領域，俄羅斯與北約已因地緣矛盾陷入戰爭泥潭，大國陷入惡性競爭的趨勢不斷強化。一方面，美國將中國視為潛在的全方位挑戰，對中國的競爭和打擊不再限于傳統的安全領域，也擴展到了經濟、科技、文化等多個領域。另一方面，歐洲大陸戰火重燃，北約北擴疊加出兵爭議，烏克蘭危機演變為歐洲全面戰爭的風險正在上升。芬蘭與瑞典于2023年和2024年相繼加入北約，除俄羅斯外的波羅的海周邊國家全部被納入北約。法國總統馬克龍宣稱，未來“不排除”西方國家向烏克蘭派遣地面部隊的可能性。世界可能將再次籠罩在軍備競賽的陰影之下和核戰陰霾之中，重新陷入戰爭的風險成倍增加。

如何重建國際信任

國際信任研究的核心挑戰在于解決全球性問題，如全球和平、安全、發展和全球治理“四大赤字”，這些問題超越了單一國家的解決范疇，亟需國際合作。國家間的信任或不信任直接影響合作的成敗，是維護全球和平與發展的關鍵要素。未來，重塑全球信任體系關鍵在于摒棄舊有霸權秩序下的單邊主義、意識形態對抗和“新冷戰”思維，通過多邊主義恢復全球和地區合作氣氛，推進“三大全球倡議”重構新發展安全價值規范，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凝聚國際社會信任基礎。

以多邊主義恢復全球和地區合作氣氛。當前，國際社會在美西方國家的刻意帶動下，本質上基于集團政治和小圈子政治的“小多邊主義”、單邊主義思維的“本國優先的多邊主義”和帶有雙重標準的“有選擇的多邊主義”氣氛日益濃厚，打著所謂“國家安全”旗號破壞國際秩序的行徑頻發，真正的多邊主義空間受到擠壓。破解全球愈發擴大的“信任赤字”，要堅定地維護多邊主義，繼續唱響多邊主義主旋律，以恢復全球和地區合作氣氛。習近平主席指出，“世界上的問題錯綜復雜，解決問題的出路是維護和踐行多邊主義”，“讓多邊主義的火炬照亮人類前行之路”。[50]

多邊主義體現平等、互利、開放原則，是對西方零和思維和單邊主義的超越，是營造國家間各個層面交往合作氣氛的重要途徑。首先，國家事務應由全球共同商議而非少數國家主導。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言：“要弘揚多邊主義，其核心要義是，國際上的事應該由大家商量著辦，不能由一國或少數幾個國家說了算。”[51]其次，堅持以國際法為基礎，反對唯我獨尊的行為，主張維護基于國際法的國際秩序和多邊機構的權威性與有效性。地區熱點和國際爭端應該通過協商對話而非沖突對抗，應在聯合國和國際法的框架內而非唯我獨尊單邊主義影響下解決。以鄰為壑、恃強凌弱的強權霸道不可能構建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格局。最后，真正的多邊主義需要開放和包容，反對封閉和排他的行為，強化文明交流與互鑒。缺少信任就是缺少交往，沒有交往也就沒有信任。多邊主義的合作能夠增進各領域各層次的廣泛交流和對話，最大程度地消除誤解和猜忌，為世界信任的生成提供了重要舞臺。[52]

以三大全球倡議重構新發展安全價值規范。重建信任是重建規范的過程，亦是讓全球發展、安全和價值體系回到正確軌道的過程。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彼此呼應、相輔相成，從發展、安全、文明三個維度為世界提供了新的方案和智慧。2021年，習近平主席在出席第七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并發表重要講話時指出：“提出全球發展倡議：一是堅持發展優先。二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三是堅持普惠包容。四是堅持創新驅動。五是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六是堅持行動導向。”[53]全球發展倡議的核心內涵是對當下“脫鉤斷鏈”、“小院高墻”、競爭性排他性經濟組織、供應鏈聯盟等西方零和博弈和“各自為戰”思維的超越，是以人為本、開放包容、綠色發展的倡議，是以創新驅動支持世界經濟增量的可持續發展理念。把蛋糕做大，讓所有人公平分享世界發展的紅利，能一定程度彌合因資源短缺而引發的矛盾。2022年，習近平主席在博鰲亞洲論壇2022年年會開幕式上首次提出全球安全倡議，指出“堅持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共同維護世界和平和安全；堅持尊重各國主權、領土完整，不干涉別國內政，尊重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的發展道路和社會制度；堅持遵守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摒棄冷戰思維，反對單邊主義，不搞集團政治和陣營對抗；堅持重視各國合理安全關切，秉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則，構建均衡、有效、可持續的安全架構，反對把本國安全建立在他國不安全的基礎之上；堅持通過對話協商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間的分歧和爭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決危機的努力，不能搞雙重標準，反對濫用單邊制裁和‘長臂管轄’；堅持統籌維護傳統領域和非傳統領域安全，共同應對地區爭端和恐怖主義、氣候變化、網絡安全、生物安全等全球性問題”。[54]全球安全倡議摒棄了零和博弈、絕對安全、結盟“小圈子”的陳舊觀念，是解決當今世界錯綜復雜的安全問題的系統觀念和共贏理念，堅持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新理念才能實現世界永久和平。[55]2023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中首次提出全球文明倡議，指出“我們要共同倡導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堅持文明平等、互鑒、對話、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優越。我們要共同倡導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是各國人民的共同追求，要以寬廣胸懷理解不同文明對價值內涵的認識，不將自己的價值觀和模式強加于人，不搞意識形態對抗。我們要共同倡導重視文明傳承和創新，充分挖掘各國歷史文化的時代價值，推動各國優秀傳統文化在現代化進程中實現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56]在《中國－中亞峰會西安宣言》中，“中亞國家高度評價并愿積極踐行中方提出的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和全球文明倡議”，折射出中國理念的吸引力。[57]

以人類命運共同體凝聚國際社會信任共識。人類命運共同體倡導各國摒棄前嫌、求同存異、攜手并肩、共謀發展，為構筑世界普遍信任凝聚社會共識。文化因素在信任的形成中扮演著特別重要的角色。文化上的相似性能夠促進信任的形成，而尊重文化多樣性同樣利于信任關系的形成，進而促進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58]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遵從求同存異文化價值觀，著眼全人類的福祉，致力團結合作，倡導開放共贏，踐行平等尊重，其所涵蓋的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內涵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是以一種制度代替另一種制度，也不是以一種文明代替另一種文明，而是不同社會制度、不同意識形態、不同歷史文化、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文明交流的和而不同、兼收并蓄。[59]這一重要理念，“匯聚了各國人民求和平謀發展盼穩定的最大公約數，畫出了不同文化背景和發展程度國家之間的最大同心圓。”[60]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也為國際體系和全球治理提供新的發展思路。當前的無政府文化有著從基于對手邏輯的“洛克體系”滑向敵人邏輯的“霍布斯文化”的風險，力量對比，恃強凌弱、巧取豪奪、封閉排他、結盟對抗、零和博弈等風氣大行其道；戰爭風險加大、發展鴻溝加深、安全赤字加大、治理失靈等全球性問題日趨嚴峻。人類命運共同體倡導人類利益交匯、命運交織、休戚與共，以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為努力目標，既符合西方基于朋友邏輯的“康德文化”，也契合中國的“天下大同文化”理念。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推動世界信任重建的一副“良藥”，也是中國關于“人類向何處去”的真誠回答。

注釋

[1]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2022年10月26日，第一版。

[2][8][27]郭銳、陳馨：《“泛安全化”傾向與東亞軍備安全風險》，《國際安全研究》，2018年第5期。

[3]劉作奎：《歐盟互聯互通政策的“泛安全化”及中歐合作》，《理論學刊》，2022年第1期。

[4]宋黎磊、戴淑婷：《科技安全化與泛安全化》，《德國研究》，2022年第4期。

[5]S. C. Andrew, "From CNOOC to Huawei: Securitization, the China Threat, and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As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20, 28(1).

[6]蔡亮：《“泛安全化視域下日本對華政策研究”》，《日本學刊》，2022年第6期。

[7]姚璐：《論國際關系中的“共生安全”》，《國際觀察》，2019年第1期。

[9][13]丁泰夫：《“相互依存武器化”背景下的 泛安全化解析——以美國對華科技競爭為例》，《國際安全研究》，2024年第1期。

[10][14][48]張超、吳白乙：《“泛安全化陷阱”及其跨越》，《國際展望》，2022年第2期。

[11][16]Z. Wei and H. Haiyang, "The Manifestations, Causes, Impacts and Across Paths of Pan–Securitization," Journal of Asia Social Science, 2023, 10(2).

[12]彭陽：《國際經濟治理中的國家安全泛化：法理剖析與中國應對》，《國際法研究》，2022年第5期。

[15]楊云霞：《當代霸權國家經濟安全泛化及中國的應對》，《馬克思主義研究》，2021年第3期。

[17]馮維江：《安全全球化的經濟邏輯：以全球安全困境為例》，《國際安全研究》，2023年第1期。

[18]于江：《三大倡議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亞太安全與海洋研究》，2024年第2期。

[19]李昕蕾：《美國氣候治理的話語陷阱》，《人民論壇》，2024年第4期。

[20]李巍、李玙譯：《解析美國的半導體產業霸權：產業權力的政治經濟學分析》，《外交評論》，2022年第1期。

[21]《美國眾議院通過法案TikTok在美面臨被迫出售或徹底被禁》，2024年3月14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world-68563657。

[22]《外交部：敦促美方立即停止打壓限制中國赴美留學人員》，2024年1月31日，http://www.news.cn/world/20240131/e41366f439e1464a96b442f73e6f18fa/c.html。

[23]宋泓：《全球權力轉移與中西方關系的調整》，《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20年第10期。

[24]陳鳳英：《新興經濟體與21世紀國際經濟秩序變遷》，《外交評論》，2011年第3期。

[25]高帆：《新興市場國家經濟發展的基本特征與前景研判》，《人民論壇》，2024年第2期。

[26]盧凌宇、崔磊：《霸權衰落與“泛安全化”：基于美國的個案分析》，《國際安全研究》，2024年第3期。

[28]劉洪鐘：《華盛頓共識轉向與全球價值鏈重構：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視角》，《拉丁美洲研究》，2023年第4期。

[29]余南平、欒心蔚：《國際政治經濟競爭范式的轉變：從全球價值鏈到戰略價值鏈》，《歐洲研究》，2023年第4期。

[30]楊丹輝、渠慎寧：《把握全球價值鏈重構的深層動因》，2021年5月31日，http://paper.ce.cn/pc/attachment/202105/31/335a2378-af59-4b5e-86b1-1086a4afc0ef.pdf。

[31]劉洪鐘：《華盛頓共識轉向與全球價值鏈重構：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視角》，《拉丁美洲研究》，2023年第4期。

[32]H. Michael, "Reviewed Work: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Public Choice, 73(2).

[33]參見尼古拉斯·盧曼：《信任：一個社會復雜性的簡化機制》，翟鐵鵬、李強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年。

[34]A. M. Hoffman, "The Structural Causes of Trusting Relationships: Why Rivals Do Not Overcome Suspicion Step by Step?",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2007, 122(2).

[35]蔣芳菲：《東亞區域經濟合作中的“信任赤字”》，《當代亞太》，2022年第6期。

[36]L. C. Becker, "Trust as Noncognitive Security About Motives," Ethics, 1996, 107(1).

[37]蔡翠紅、于大皓：《中國“三大倡議”的全球治理邏輯及實踐路徑——基于國際公共產品供給視角的分析》，《東北亞論壇》，2023年第5期。

[38]黃海濤：《不確定性、風險管理與信任決策——基于中美戰略互動的考察》，《世界經濟與政治》，2016年第12期。

[39]J. Ruzicka and V. C. Keating, "Going Global Trust Research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ournal of Trust Research, 2015, 5(1).

[40]朱立群：《信任與國家間的合作問題——兼論當前的中美關系》，《世界經濟與政治》，2003年第1期。

[41]任琳：《全球治理赤字與治理體系新態勢》，《人民論壇》，2023年第12期。

[42]M. Pesu and V. Sinkkonen, "Trans–atlantic (mis) Trust in Perspective: Asymmetry, Abandonment and Alliance Cohesion,"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23, 37(2).

[43]蔣芳菲：《跨學科視角下的國際信任理論研究：脈絡、方法與前景》，《克拉瑪依學刊》，2024年第2期。

[44]C. R. Brian, "Trust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stitutions, Domestic Politics and American Multilateralism,"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2012, 34(1).

[45]L. Ioannis and O. Okeoghene, eds., Regulating Trade in Services in the EU and the WTO: Trust, Distrust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46]秦亞青：《全球治理失靈與秩序理念的重建》，《世界經濟與政治》，2013年第4期。

[47]吳白乙、張一飛：《全球治理困境與國家“再現”的最終邏輯》，《學術月刊》，2021年第1期。

[49]《世界銀行預測：2020–2024年將成為全球經濟30年來最疲弱的五年》，2024年1月9日，https://news.un.org/zh/story/2024/01/1125597。

[50]《習近平：讓多邊主義的火炬照亮人類前行之路》，2012年1月6日，http://www.xinhuanet.com/mrdx/2021-01/26/c_139699076.htm。

[51]《習近平：國際上的事應該由大家商量著辦》，2019年11月15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9/1115/c1024-31456338.html。

[52]吳志成、李佳軒：《全球信任赤字治理的中國視角》，《政治學研究》，2020年第6期。

[53]《習近平出席第七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并發表重要講話》，2021年9月22日，http://jhsjk.people.cn/article/32232697。

[54][55]《習近平在博鰲亞洲論壇2022年年會開幕式上發表主旨演講》，2022年4月21日，http://jhsjk.people.cn/article/32405040。

[56]《習近平出席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并發表主旨講話》，2023年3月16日，http://jhsjk.people.cn/article/32645364。

[57]《推動文明交流互鑒 凝聚全球合作共識——寫在全球文明倡議提出一周年之際》，2024年3月15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3/content_6939500.htm。

[58]陳麗穎：《國家間信任關系的文化動因與影響——基于人類命運共同體視角》，《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23年第6期。

[59]《習近平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2022年2月17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2/0217/c1001-32354228.html。

[60]《白皮書：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解答時代之問，描繪未來愿景》，2023年9月26日，http://www.scio.gov.cn/gxzt/dtzt/49518/49519_32677/49525/202309/t20230926_771267.html。

責 編∕肖晗題 美 編∕周群英

Loss and Rebuilding of International Trust

in the Context of Pan-Security

Ye Hailin

Abstract: The "pan-security" phenomenon is the result of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power transfer process, the deepening of competition and confrontation between countries,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and value chain, and the intensifying struggle for international rules and the right of discourse. The growing "pan-security" trend has led to a rise in global insecurity and a widening trust deficit. Consequently, the lack of trust further accelerates the "pan-security" trend, forming a vicious circle. Rebuilding international trust has become the key to breaking away from the vicious circle of the lack of trust and intensified "pan-security", and avoiding the collapse and violent reconstru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The key to rebuilding international trust lies in abandoning unilateralism, ideological confrontation and the "new Cold War" mentality of the old hegemonic order, and restoring the atmosphere of global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through multilateralism. In this process, the "three global initiatives" proposed by China, especially the 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 have important inspirational value for building a new security value norm and building a consensus of trust in a world that is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Keywords: pan-security, international trust, multilateralism,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