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自上世紀末現代通信與計算機技術蓬勃發展以來，數字化改革與既有社會元素的數字化轉型已成為世界大多數國家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創新動力。發展數字經濟，要統籌發展和安全，增強憂患意識，加強對數字化改革過程中安全性的把控。讓社會、市場和資本以更加審慎、更加包容的姿態支持數字化改革，為我國發展提供新動力，讓技術標準與政府監督決策標準的雙重格局系統為數字化改革提供保障。
關鍵詞:數字化改革 數字經濟 發展和安全
【中圖分類號】F49 【文獻標識碼】A
數字化改革要統籌好發展和安全
自上世紀末現代通信與計算機技術蓬勃發展以來，數字化改革與既有社會元素的數字化轉型已成為世界大多數國家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創新動力。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著眼信息時代發展大勢和國內國際發展大局，高度重視、系統謀劃、統籌推進數字中國建設。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建設網絡強國、數字中國、智慧社會戰略目標，《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設立專篇對“加快數字化發展 建設數字中國”作出重要部署。
數字化促進經濟發展與轉型方面，習近平總書記在第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就推動我國數字經濟健康發展進行的第三十四次集體學習時強調：“數字經濟發展速度之快、輻射范圍之廣、影響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為重組全球要素資源、重塑全球經濟結構、改變全球競爭格局的關鍵力量。要站在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高度，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發展安全兩件大事，充分發揮海量數據和豐富應用場景優勢，促進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賦能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催生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不斷做強做優做大我國數字經濟。”[1]
發展數字經濟是在深刻洞察和思考數字時代的國內外大局、牢牢把握時代大勢的基礎上所提出的重要戰略決策。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安全是發展的前提，發展是安全的保障。”統籌發展和安全，增強憂患意識，做到居安思危，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一個重大原則。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提出的“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指導方針和主要目標中要求“以改革創新為根本動力，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為根本目的，統籌發展和安全，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思想基礎的辯證唯物主義也表明，任何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顯然也包括安全的經濟新發展環境與創造美好生活的數字經濟改革效果。在新發展階段，將安全與發展作為數字化改革的兩個基本要素來把握，依據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檢驗經濟發展效果和改善人民生活質量的豐厚經驗，將發展作為黨和國家建設永恒的主題的同時，統籌發展和安全兩個基本要素，增強憂患意識，加強對數字化改革過程中安全性的把控變得比以往更加重要。
數字化改革過程中可能存在的風險
數字化改革這一概念提出以來，其發展路徑基于兩個大的趨勢：其一是融合傳統領域的數字化轉型，將政府、社會與民間既有的社會生活與工作關系以數字化的新形式加以更新迭代，提高效率的同時進行功能性及技術性的拓展升級；其二為借助數字化改革在各領域的創新作用，以新的概念創造新穎樣態，派生更多元化的社會服務內容，溢于傳統內容范疇之外，以概念與技術的革新模擬出新的社會需求與供給策略，并逐漸擴大影響范圍，完善服務體系。第一種數字化改革方式基本伴隨技術的更新迭代與社會需求的新融合模式，其風險相對較小，技術與產業方面的試錯也都在傳統產業革新的容忍度范圍內。相對而言，數字化改革的風險多產自于第二種方式。
以數字化為借口的概念制造與炒作行為
數字技術帶來的產業與金融價值被過分追逐，一項創新性技術甚至數字概念依托金融及其他概念性手段而大行其道的事例屢見不鮮，而這些概念在不同國家或不同經濟文化背景當中的認可度都有不同。例如多年來遭遇市場熱捧的比特幣及其他以區塊鏈為技術依托創造的虛擬貨幣概念，在無傳統貨幣價值支撐的市場中大行其道，但最終淪為多數人慘潰的擊鼓傳花游戲。這便是數字經濟熱炒概念之后脫實向虛的主要代表事件。之后結合更多技術手段而形成的非同質化通證（NFT）貨幣體系形成熱潮，但究其根源，也無外于虛擬貨幣制度增加了一層藝術或文化氣息的外衣，其內涵仍停留在借助技術手段炒作虛假的金融標的物，對實體經濟發展的助益微乎其微，卻因其對傳統貨幣價值的無理顛覆而使得這一炒作行為隱含缺乏物質及價值依托而產生的次生金融風險。
境外技術和經濟模式迭代的誤導作用
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經驗表明，我國穩健且積極的經濟發展模式及宏觀調控政策是成功的，但這一過程當中的波折卻一再提醒我們，對于境外模式不能過分信任，需從我國實際情況著手，堅持黨對數字經濟發展的領導，將技術迭代與經濟模式更替的風險降到最低。改革開放之初的二十年間，由于我國消費者甚至企業對于境外技術和商品了解有限，在接觸的同時產生過度篤信甚至盲目崇拜，許多技術與模式的引進不僅未能產生創新動力，反而導致產業風險擴大與經濟虧損的雙重危害。數字經濟不是源于我國的概念，但作為率先發展數字經濟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全球大型經濟體，我國的創新與實踐需要廣大數字經濟改革參與者的接受與認同。在我國眾多技術領域趕超歐美先進發達國家的同時，經濟發展模式也出現了趕超的趨勢，甚至成為眾多經濟體發展新經濟業態的參考標桿。我們應該正視這一成就，明確外來概念的引入是為增進我國現有經濟體制的發展與創新服務的，而不是盲目崇拜與自我顛覆，要以更加自信的態度應對數字技術與經濟模式更迭過程中可能產生的各種風險及問題，避免市場與技術領域對國外成果經驗盲從的風險。
數字化轉型進程中的泡沫化風險
數字化改革大環境下，社會服務改革、產業革新與金融領域的革新是相伴相生的。例如，數字經濟作為經濟發展過程中帶動變革的新生概念，其魅力在于創造新的可能，但也因此導致其概念、運作方式、改革的功能和未來效果都更難預判。這種狀態一方面使得數字經濟具有巨大的未來可能性，能夠依托其模式的新穎性獲得社會的支持；另一方面也使得社會容易在未知的引導下盲目投資，產生經濟泡沫，最終損害市場秩序和社會安定，招致與傳統市場規模和誘因迥異的次生風險。目前已經出現的概念運作數字經濟比實體產業更加吸引資本投入，實際上就是這一問題的早期暴露。由此，數字經濟一定程度上也存在脫實向虛、盲目追求概念與風口的現象。經濟脫實向虛的教訓在發展互聯網經濟的時期已有所展現，資本以其自身的吸引力結合虛化的炒作概念，席卷各個重點行業，并引起系統性的跟隨下注。從結局來看，過分投入導致的資金和資源浪費觸目驚心。
預防、化解這一風險，政府部門要加強對數字化改革中顛覆性變革及相關概念炒作行為的監管，各部門分工協作、相互配合，改進提高監管技術和手段，把監管和治理貫穿創新、生產、經營、投資全過程，對打著發展數字經濟旗號，誤導產業、誤導消費者、擾亂市場秩序的行為，進行有效規制。
同時，數字相關行業要加強自我監督和自我約束，要明確平臺企業主體責任和義務，建設行業自律機制。配合社會監督、媒體監督、公眾監督，共同確保數字化進程安全健康推進。要加強對數字經濟的理論研究，總結數字經濟發展規律，預防數字經濟風險，讓數字經濟在強國建設、民族復興中發揮積極作用。
正確應對數字化改革中可能存在的風險
明確數字化改革與數字經濟創新的目標應是服務全社會，提升人民生活幸福度
數字經濟是數字化改革成果的集中體現，是科技力、經濟力，是海量數據共同催生的新發展模式，但并不是從誕生之初就與人民群眾緊密結合在一起的。正如諸多產業發展是以犧牲環境與民生為代價完成了快速積累與發展一樣，數字化改革從資本的積累與產業規模的擴張再到資源的汲取與生產消費規模的擴大，可能會對一定范圍內的人民生活帶來負面影響。這與我國發展數字經濟的總體目標相違背。野蠻發展是初期不可回避的利益追求所造就的，若不加以引導，數字經濟容易遠離群眾生活、偏離群眾需要，陷入脫離群眾風險。發展數字經濟是把握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新機遇的戰略選擇，有利于推動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推動構筑國家競爭新優勢，進一步帶動我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數字經濟要始終堅持以改善民生為第一導向，努力實現其與實體經濟的融合發展，要把握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方向，推動制造業、服務業、農業等產業數字化，利用互聯網新技術對傳統產業進行全方位、全鏈條的改造，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發揮數字技術對經濟發展的放大、疊加、倍增作用。尤其是要推動社會治理數字化轉型，以信息技術為支撐，通過重塑電子政務、融合智能技術，建設陽光政府、數字化政府，提高政府決策科學性，提升政府服務效率，為人民群眾帶來更好的服務體驗。要運用數字化手段解決社會問題，將數字經濟引入養老、醫療、教育等基礎行業，推動社會形成更加積極的老齡觀、生育觀、教育觀，推動養老、醫療、教育等行業進行數字化改造，滿足人民群眾的差異化需求，提高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和幸福感。
強化法治監管，提高數字化改革進程的可控性
前文中已提到，數字化改革發展過程當中容易產生唯利是圖的盲目追求，并有可能因此造成某些產業領域的風險?？傮w而言，數字化內涵的各種要素包括各類創新技術與海量數據的采集與適用，在我國尚屬較為前沿的新事物，雖已產生一些數字化實踐的成功案例，但是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都無法支撐我們建立起一個較為完善的全社會數字化運行規則體系。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其概念外延與內涵要素不斷擴張，在數字經濟運行過程中可能產生的問題還沒有集中、大量暴露的當下，難以事先制定能有力規制數字經濟的法律法規和政策制度，因此在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容易陷入監管缺位風險。
有鑒于此，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推動數字經濟健康發展，要堅持促進發展和監管規范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在發展中規范、在規范中發展。”“要糾正和規范發展過程中損害群眾利益、妨礙公平競爭的行為和做法，防止平臺壟斷和資本無序擴張，依法查處壟斷和不正當競爭行為。”[2]如今，建立健全數字經濟法規制度體系，是實現數字化轉型在規范中推進的重要保障，也是數字經濟健康發展的生存根基。只有建立健全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制度，完善體制機制，才能有效提高我國數字經濟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
完善數字化關鍵要素相關的法律法規，是應對監管缺位風險的首要對策。要在深入研究目前已有的數字化實踐案例的基礎上，積極調整已有的法律法規、政策制度，使之能夠兼容數字經濟這一新業態。對無法兼容數字經濟的法律法規和政策制度，應當加強清理，及時修訂或者廢止，防止出現數字化治理依據的混亂。在實踐案例尚不足以支持制定法律法規的領域，可以暫時依靠規范性文件進行治理，但制定規范性文件應當堅持科學立法、民主立法，尚不明確的問題暫時留白，給數字化進程的發展和創新留足空間。在實踐案例完成基本積累時，應當積極立法，將數字經濟治理規則以法律等更高位階的形式固定下來，實現治理的穩定性和公正性。
有法可依之后，更重要的是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應對監管缺位風險，必須加強我國數字經濟領域的執法水平。一方面，應當明確數字化治理主體，明確公安、網信、市場監督管理等有關部門在數字經濟治理中的職能，防止對數字化這一復合進程出現“無人管”或“搶著管”的狀況出現。另一方面，要積極開展培訓，提高執法隊伍對數字化要素、服務與技術層面的認識能力和認識水平，提升執法隊伍的專業水平，讓數字經濟在合法、合理、公正的社會治理環境中健康發展。
完善產業革新過程中的公平競爭機制，增強數字化改革的普惠性
在全國數字政府建設均在一定程度上取得進展的同時，面向社會層面的數字化改革仍需進一步擴大轉型規模，并防止更復雜的衍生問題產生。如在數字經濟建設方面，在新興產業，素來容易產生壟斷風險，并進一步危害市場公平競爭。數字化進程中的社會與經濟也不例外，也面臨著信息要素與產業壟斷風險，其中的經營者壟斷會阻礙社會財富的再分配。在社會財富公平分配的過程中，共同富裕的基礎在于各分配環節的合理化，勞有所得是分配能夠合理化的重要依據。所以，應促使更多個體與企業直接參與到數字經濟建設當中，以更多元化的方式吸納人力物力。新的經濟發展模式容易引發資本的盲目追逐，金融風險就常常伴隨新概念的產生與新興業態的風口化發展。目前，數字經濟的相關市場為寡頭市場，個人及中小企業能夠參與到數字經濟建設過程的機會尚不充分，通常只能作為互聯網經濟末端的消費群體而參與，極大降低了數字化改革的普惠性。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要健全市場準入制度、公平競爭審查制度、公平競爭監管制度，建立全方位、多層次、立體化監管體系，實現事前事中事后全鏈條全領域監管，要防止平臺壟斷和資本無序擴張，依法查處壟斷和不正當競爭行為。”[3]事實上，相比于傳統經濟，數字經濟發展更多依賴于數據、技術和資本優勢，更容易形成市場壟斷，并因此擾亂正常市場競爭秩序，損害甚至是剝奪群眾權益，不利于我國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
數字化改革進程包含兩個以標準為基點的操作架構，其一是以標準化技術發展為引領的變革架構，其二是政府監管的方向指引與效果監管架構。從近年來對互聯網壟斷平臺的一再追責與高額罰款的執行來看，我國已逐漸建立起對于資本控制互聯網平臺環境、嚴重影響財富分配與市場化進程的超大型平臺壟斷進行必要監管的規制體系，在之后的一段時間這仍將是重要任務。近二十年來的互聯網經濟在一定程度上是數字經濟發展的前瞻性環節，而此環節的發展進程確實體現出了冒險嘗試的灰色發展方式與資本聚集的發展方式。這樣的發展方式在提供了新的服務模式的同時，也造就了非正常競爭引起的大規模壟斷，這是對數字經濟目標的背離，也是技術本身對經濟健康發展這一目標的背離。因此，必須警惕任何形式的妄圖控制某個產業領域或行業基礎需求的平臺經濟體，加強對數字化平臺企業的教育和引導，引導他們自覺承擔社會責任，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
結語：正視數字化改革的顛覆性
目前，在國際形勢發生深刻變革的背景下，包括網絡空間國際治理和數字文明建設等在內的數字化改革核心內容均面臨諸多挑戰和不確定性。長遠來看，我國對全球數字化改革的引領作用能否具有可持續性，將是進一步彰顯我國的決策與制度優勢，維持高速且安全的發展態勢，引領全球數字化改革的正確發展道路必須著重思考和解決的問題。
促進數字化改革與規制數字化改革風險同樣重要，要始終以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方法，依照物質決定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客觀規律，既要避免因民間數字化資源過于集中而如互聯網經濟一般野蠻生長，進而導致資本對民眾的收割；也要避免過度監管阻礙創新對變革的有效推動。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讓社會、市場和資本以更加審慎、更加包容的姿態支持數字化改革，為我國發展提供新動力，讓技術標準與政府監督決策標準的雙重格局系統為數字化改革提供保障。
要利用數字化改革帶來的發展機遇，更要嚴防變革帶來的顛覆性。數字經濟的內涵及數字技術本身是中性的，其積極意義需要政府引導市場進行發揮。技術本身是否有利于經濟與社會發展、有利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決于以技術為工具的生產主體，即國家、企業和個人。數字經濟是有別于農業經濟、工業經濟的全新經濟形態，其對傳統產業是顛覆性的。我們要客觀識別、辯證分析數字經濟帶來的風險與挑戰。技治的背后更需要法治，要以良法善治為我國數字化改革的發展保駕護航。
【本文作者為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教授、國際戰略與法律研究院常務副院長】
注釋
[1][2][3]《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體學習時強調 把握數字經濟發展趨勢和規律 推動我國數字經濟健康發展》，《人民日報》，2021年10月20日，第1版。
責編：周素麗／美編：王嘉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