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數字經濟是繼農業經濟、工業經濟之后的主要經濟形態。它以全新的技術-經濟范式，推動構建適應不確定性的新型發展模式，塑造開放合作的新型經濟秩序，鞏固拓展數據這一新型生產要素，為高質量發展提供了重要支撐和引擎。我國擁有超大規模市場、海量數據資源和豐富的應用場景等多重優勢，數字經濟發展具有廣闊的空間。要充分挖掘數據要素潛在價值，發揮數據生產要素作用，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增強數字經濟發展的基礎支撐能力。
關鍵詞:數字經濟 高質量發展 不確定性 合作秩序 數據要素
【中圖分類號】F49 【文獻標識碼】A
數字經濟是繼農業經濟、工業經濟之后的主要經濟形態。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準確把握經濟發展的新變化，把發展數字經濟提升為國家戰略，推出了一系列促進數字經濟發展的戰略舉措，推動我國數字經濟快速健康發展。一方面，數字經濟規模迅速擴大，由2012年的11萬億元增長到2022年的50.2萬億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21.6%提升至41.5%，成為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撐；另一方面，數字經濟帶來了全新技術-經濟范式，推動發展模式、經濟秩序、生產要素等發生深刻變革，成為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引擎。
數字經濟構建的是適應不確定性的新型發展模式，以生產力提升培育高質量發展新動能
自20世紀后期開始，特別是進入21世紀，人類社會日益呈現出高度復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的特征。數字經濟帶著數字技術“減少隨機不確定性”的初心，在這一時期大展手腳、快速發展，成為人類應對各種不確定性的關鍵抓手。雖然數字經濟在發展的過程中還存在諸如壟斷、侵權等一系列問題，但其主線是提升數字生產力，推動高質量發展，并逐步構建起適應不確定性的新型發展模式。
奠定專業化發展的基本方向
從歷史趨勢看，專業化發展是應對高度復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的必由之路。數字經濟為高質量發展增進確定性，就是以專業化為基本方向的，主要體現為數字技術創新和數字產業化。
一方面，數字技術創新從根本上決定著增進確定性的限度。一般認為，數字技術理論的奠定，是從著名數學家克勞德·艾爾伍德·香農于1948年建立的信息論開始的，而信息論的初心是減少隨機不確定性，這也是數字經濟能夠在不確定時代增進確定性的源頭。數字技術發展以數據、算法、算力為基礎，大數據、智能算法和算力平臺三大要素共同構成數字生產力的基本框架。這些新一代數字技術的功能指向，最終也都服務于更有效率地用數據減少隨機不確定性。例如，云計算的本質，是通過共享計算和儲存能力降低單個企業的數據投資成本；人工智能的本質，是提高從數據資源到思想的生產效率；5G的本質，是在人-物-機之間形成高速、低延時的連接通道。
當然，數字技術增進確定性，并不是也不可能完全消除不確定性。畢竟，大數據并不代表總體而是大樣本，大數據分析也只是從粗糙中尋求相對精確、從相關關系中探尋因果關系，并不能完全準確地預測未來。然而，正是這些有限確定性的積累，進一步推進了創新鏈、價值鏈、產業鏈和供應鏈的重構，放大了數字生產力的作用范圍。
另一方面，數字產業化直接影響著增進確定性的程度。通過數字產業化，關鍵技術和核心產業能夠不斷把消費、生產、服務過程中所創造的數據變成生產要素，從而提供新服務、新應用。深刻改變人們生產生活方式的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工業互聯網、區塊鏈、人工智能、虛擬現實和增強現實等新興技術，都是數字產業化的重點發展方向。可以說，數字產業化是數字經濟的核心動能，體現著數字技術創新的落地成果。
提供分工演進的基本條件
從歷史進程看，世界范圍內的現代化是以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本質特征的，人類社會正在進入以使用權為中心的發展階段。個性化知識和勞動的日益增長、租賃合約對買賣合約的逐步替代等，都是這一階段的突出表現。數字經濟的高創新性、強滲透性、廣覆蓋性，恰好順應和強化了這一進程，形成了推動分工演進的發展本質，主要體現在分工體系和創新生態的變化上。
一是產生了新的勞動形式——數字勞動。數字勞動是使用數字設備，對自然物和原材料等勞動對象進行加工和改造，進而創造出數字化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有目的的人類活動，主要包括用數字化工具進行物質生產、建構和維護作為軟件的數字化工具、用數字化工具進行精神文化活動等三大類工作。隨著大數據、5G、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新技術的興起，數字勞動不斷發展壯大，并在越來越多的產業分工鏈條上成為占據主導地位的勞動形式。
二是催生了新的分工格局。從宏觀層面來說，數字經濟縮短了相關產業的分工鏈條，推動微笑收益曲線模式向扁平化轉變，并優化了不同分工環節。從微觀層面來說，數字經濟能夠依據勞動力技能實現有效的社會分工，如通過消費互聯網帶動低技能勞動力向網絡主播、在線客服、快遞員、外賣騎手等低技能偏向的行業流動，通過以自動化和智能化為代表的工業互聯網帶動高技能勞動力向機器人算法工程師、自動化生產線研發工程師等高技能偏向的行業流動。
三是推動了新的知識生產。數字經濟對知識生產產生了深遠影響，尤其是在環境科學、生化遺傳學、材料科學、計算機科學、數學、能源科學等領域，催生了一系列新知識新成果。這種影響不是原有維度的簡單調整，而是“海量數據”這個新維度的加入，并成為重要的創新資源，推動經濟發展從主要依靠資源和低成本勞動力等要素投入轉向創新驅動。
強化價值創造的基本導向
進入新時代，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從某種意義上講，高質量發展“高”在可以滿足人民群眾的美好生活需要上。市場經濟條件下，“供給專業化”和“需求科學化”愈發不可分割，面向需要、面向用戶正在成為市場改革發展的重要方向。而數字經濟以有效方式打破時空阻隔，提高有限資源的普惠化水平，可以極大滿足人民群眾多樣化、個性化的美好生活需要，為用戶創造新的價值。
一是推動“需要”轉化為“需求”。一般來說，“需求”是指人們有能力購買并且愿意購買某個具體商品的欲望，而“需要”是指人們在生活和工作中所產生的真實愿望，甚至是美好的想象。“需求”是受財力或預算約束的，而“需要”則有持續展開的空間，有不斷增長的可能。數字經濟直接面對的就是這個持續展開的空間，并運用數字技術、利用數據要素，為“需要”轉化為“需求”發現和創造條件。
二是推動需求側校準需求。受制于技術等客觀條件，商家很難識別終端用戶真實、全面和即時的需求，終端需求的表達方式也往往是局部的、非連續的，產業很難從終端來定義。并且，在產權不夠細分的條件下，“需求”往往具有混合性，甚至夾帶“不需要”。而在數字經濟時代，數據越來越具有系統性和穿透性，終端用戶的需求得以真實、全面和即時的表達。數字經濟在電子商務、移動支付、共享經濟等領域催生了一大批新平臺，使得消費模式更多地呈現智能化。比如，共享單車將人們對自行車的需求，細分為出行、安全、防盜、隨用隨取、方便停放等具體需求以及“不必隨身攜帶”等本質需求，促進了消費模式更新換代，直接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
三是推動供給側優化價值鏈。價值鏈由一系列價值創造活動組成。數字經濟作為一種新興的經濟形態，可以有效調動供給側長期以來積累的海量數據資源，促進供給側資源整合和優化配置，推動生產的專業化分工，在原有產業鏈的基礎上不斷延伸形成新的產業鏈，形成循環往復的數據價值鏈。比如，網約車平臺“滴滴”基于自身龐大的用戶數據（司機和乘客），與比亞迪公司合作開發新型汽車，由“滴滴”提出產品定義，比亞迪負責提供技術、設計和生產代工，最終生產出更符合市場需要的汽車產品，進一步鞏固和拓展了價值鏈。
形成融合發展的基本方式
隨著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產業動力加速轉換，主導產業由第二產業逐漸轉向第三產業，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逐步提升。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12年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超過制造業，2015年超過50%，我國經濟進入服務業主導的發展階段。根據美國學者威廉·鮑莫爾的研究，到了以服務業為主的發展階段，勞動力不斷從進步部門向非進步部門轉移，整個國家經濟增長速度將逐漸變為零，從而形成鮑莫爾成本病與增長病，簡稱“鮑莫爾病”。傳統服務經濟技術含量低、生產效率低，但作為典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服務業單位服務成本長期呈現上升趨勢，高成本低效率的特征甚至可能拖累整體經濟增長，亟需注入新動能。數字經濟以數據資源為關鍵要素，以現代信息網絡為主要載體，以數字技術融合應用、全要素數字化轉型為重要推動力，在發展過程中與其他產業尤其是服務業深度融合的成效比較顯著，就是重要的動力之一。
一是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發展。數據是信息編碼，根據美國著名應用數學家諾伯特·維納的觀點，信息既不是物質也不是能量。維納將“信息”的重要性提高到了空前未有的高度——與物質和能量并列的重要地位。物質和能量是客觀存在的、有形的，信息是抽象的、無形的。物質和能量是系統的“軀體”，信息是系統的“靈魂”。信息要借助于物質和能量才能產生、傳輸、存儲、處理和感知；物質和能量要借助于信息來表述和控制。一方面，數字經濟只有與實體經濟相互融合，才能為自身發展找準找好創新沃土。數字經濟是一種快速經濟，通過網絡化的平臺，克服時間和空間的限制，直接使信息傳遞和經濟活動快速推進。實體經濟是關乎國計民生的領域，同時也是數字化創新的最大的應用載體和最廣的應用場景，數字化創新只有落到實體經濟才能充分發揮作用。另一方面，數實融合能夠加快實體經濟轉型升級，打破原有相對封閉的生產體系，促進制造體系向開放化、平臺化、協同化方向轉變，推動實體經濟發展動力、模式、機制發生深刻變革。
二是推動不同產業融合發展。產業融合是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后跨產業、跨企業的一種產業形態和經濟現象。進入數字經濟時代，產業融合又出現了新的路徑并呈加速演進態勢。數字經濟通過促進產業間的技術融合，催生新的市場需求，推動外部管制的放松，促進產業融合的普遍發生以及創新發展。比如，5G網絡、工業互聯網、衛星互聯網等數字基礎設施，通過計算與聯接推動萬物感知、萬物互聯、萬物智能。
數字經濟塑造的是開放合作的新型經濟秩序，以生產關系變革開創高質量發展新局面
數字生產力的大發展，要求建立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一方面，進入數字經濟時代，許多預設的制度規則和既有的治理技術可能會失效，亟需建立新的制度體系；另一方面，數字經濟在增進確定性的同時，也產生了新的不確定性，應對這些新的不確定性，同樣需要合理有效地發揮數字經濟的制度功能。隨著數字經濟的發展，開放合作的新型經濟秩序開始形成。
推動信任演化，為高質量發展重塑信任機制
信任在人類社會發揮著重要作用，信任機制的建立往往需要一個漫長、復雜和不斷演進的過程。在過去經濟高速增長階段，我國建立了基于單位和部分個體的信用機制，其背后是集體或“能人”背書，表現為人際信任或制度信任。隨著數字經濟時代的到來，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廣泛應用于信息的采集、存儲、分析和共享過程中，改變了信任的形式和信任機制的建構模式，增加了不受物理距離或組織結構限制的交互機會，改變了人與人、人與組織、人與機器的關系。
面對這種新情況，亟需建立基于更廣泛主體的信任機制，實現由信用機制向信任機制的轉變。新的信任機制就是數字信任。這是一種以數字技術為中介的綜合信任，是人際信任、制度信任和技術信任在不同環境、不同渠道間“信任轉移”的結果，其本質是脫離所有權的束縛、走向依賴使用權的一種“全員可信”的穩定心理狀態。這種新的信任機制是支撐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軟性基礎設施。
突出相對衡量，為高質量發展重塑衡量機制
對產品或服務的衡量，有兩種基本的方式，一種是按照對象的自然屬性進行技術上的絕對衡量，另一種是按照對象的社會需求進行制度上的相對衡量。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產品和服務越來越多樣化和復雜化，對于那些無形的產品或服務，技術上的絕對衡量手段已遠遠不能滿足衡量需求，制度上的相對衡量手段發揮著越來越關鍵的作用。而且，情況越是復雜和不確定，越需要相對衡量來適配。在這一方面，數字經濟同樣大有可為。比如，對于一些產品或服務，用戶可能很難從質量、性價比等方面進行技術上的絕對衡量，但在共享平臺、電商平臺等應用中，可以很容易地通過在線聲譽系統進行相對衡量。
在數字經濟時代，新的衡量機制將從根本上改變人們對知識倉庫和財富倉庫的認識，在知識倉庫和財富倉庫之間建立起更強的關聯性，使得具有知識倉庫性質的數字平臺及其歸屬企業成為重要的財富倉庫。這樣，財富將更多地體現在未來收入上，而不是過去和現在的收入；房地產、黃金等傳統的有形財富存儲媒介的“保值”“升值”功能將顯著降低，取而代之的是專利、數字貨幣等以軟性基礎設施為基礎的“無形資產”。
內化系統收益，為高質量發展重塑分配機制
一般來說，在產權劃分不夠精細的情況下，一個人之所以可以不損害別人的利益而獲得利益，是因為存在人類之外的對象——自然界的“廉價資源”。這是西方式現代化實現的前提。但當產權精細化到一定程度，人們就需要在社會系統收益中挖掘“廉價資源”，這是發展中國家推進現代化共同面臨的問題。而這正是數字經濟所擅長的。
發展離不開“廉價資源”，高質量發展同樣離不開“廉價資源”。“廉價資源”往往是人們不在意的資源，從根本上說它來自整個社會的系統收益，并隨之進化。比如，共享單車使停放自行車的公共區域成為新的“廉價資源”，公共區域的系統收益得以內化為每名使用者的具體收益。再比如，電商平臺使“信任”這種服務變成新的“廉價資源”，“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使“信任”的部分系統收益得以內化為每個商家的具體收益，“物美價廉”使“信任”的部分系統收益得以內化為每名買家的具體收益。
更進一步說，數字經濟正在使得系統收益的分配越來越成為社會制度設計的核心內容。以數字經濟中常見的交叉補貼為例來說，看似在不同主體、不同時空流動的補貼，本質上來自新的更合理的資源配置所增加的系統收益，而非簡單的富人補貼窮人、未來補貼現在、農村補貼城市等，關鍵在于找準了關鍵主體和對應的使用權。比如，在經驗醫療階段，數字醫療的發展是以服務醫生為主要導向的，平臺的補貼也應指向醫生。
數字經濟依賴的是數據這一新型生產要素，以生產效率提升激活高質量發展新優勢
數據要素是數字經濟深入發展的核心引擎。隨著信息技術和人類生產生活交匯融合，互聯網快速普及，全球數據呈現爆發增長、海量集聚的特點，蘊藏著巨大的經濟社會價值。當前，數據作為重要生產力和關鍵生產要素，已經深入滲透到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的各個環節，引領勞動力、資本、土地、技術、管理等要素網絡化共享、集約化整合、協作化開發和高效化利用，打通資源要素流動堵點，大大提高了各領域資源配置效率。
以數據強化市場優勢
數字經濟時代的市場是全球性的超大規模市場。雖然近年來“逆全球化”思潮有所抬頭，但這也只是現象，是資本主義社會“私人占有與公共財富”之間、“資本與勞動”之間矛盾向全球范圍的蔓延；新的更高層次的全球化才是真正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必然趨勢。
一方面，超大規模市場能夠顯著放大數據要素的功能效應。比如，使數字技術的“頭部效應”和“長尾效應”并存——“頭部效應”更強，產生更多的“獨角獸”企業；“長尾效應”則意味著更容易形成市場，過去很多不能實現的交易現在實現了，“罕見”變得不罕見了。另一方面，以數據為核心生產要素的數字經濟可以幫助超大規模市場應對“管理劣勢”和“尋找失敗的成功之處”。比如，可以通過大數據研究和預測公共衛生、環境承載、糧食安全、基礎設施等方面的最低消耗，及時解決最低消耗“欠賬”的問題。再比如，可以通過數據分析，強化分工、實現協同，從而找出增進系統收益的方式方法，有效降低和規避市場風險乃至經濟風險。
以數據發揮比較優勢
一般來說，要素在屬性間是存在競爭的，既包括單一要素在不同屬性間的競爭，又包括不同要素在單一屬性上的競爭。這種屬性間的競爭，反映的是人們對要素實施某種行為的不同主張。這些不同的主張，一開始表現為國家或民族、地區間的比較優勢，逐漸擴展到團隊和個人的比較優勢，并最終指向人的全面發展。以數據為核心動力的數字經濟時代的比較優勢是可以在全球尺度內細化到個體維度的。
比較優勢的更迭，往往意味著選擇的變化。數字經濟可以更精準地鎖定不同群體選擇范圍，為使用權發揮作用掃清障礙、奠定基礎，進而導向更為開放的比較優勢的競爭。比如，線上線下零售都有各自的比較優勢，線上平臺的市場范圍更廣、交易成本相對較低，消費者可以通過智能篩選快速獲取所需商品的信息；相比之下，線下銷售以其詳盡的服務方式、實體帶來的切實感，獲得了廣泛認可。在互補與融合中，線上線下無縫交互的數字零售模式應運而生，這種零售模式打破了傳統分割的購物模式，提供了更便利和快捷的購物方式，讓消費者更加自由地選擇購物渠道。
以數據鞏固韌性優勢
韌性往往與“不在意”的廉價資源相關。最初的“不在意”，往往是因為“沒有認識到”，比如資源是有限的、環境污染是有害的。后來認識到了，變得“在意”了，但是相較于“窮”或者“落后”，消耗資源、污染環境還是會轉變為“在意”中的“比較不在意”。再往后發展，人們“在意”的東西越來越多，但“在意”的個體容量是有限的，“在意”中的“比較不在意”就會沉淀為“不必在意”。但是，當市場信心不足時，“比較不在意”可能會回歸“在意”，表現為“自我服務”越來越多。比如，減少在外就餐，改為回家做飯；減少雇傭育兒嫂，改為老人照看孩子。
以數字化的知識和信息作為關鍵生產要素的數字經濟可以通過更精準的供需匹配，不斷鞏固和擴大“不在意”的廉價資源，進而增強韌性優勢。展開來說，數字平臺依靠大數據資源，可以精準聚焦市場消費趨勢變化，不斷適應新變化，創新思維，實時調整產品+服務策略，及時優化資源配置效率，以更精準的數據驅動業務來響應不斷變化的市場，建立和完善好數字化戰略和營銷戰略雙輪驅動發展機制，從而扎牢高質量發展的根基。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以前出租車經常找不到乘客，乘客有時候也很難打到車；現在有了共享出行平臺就能夠靠大數據減少信息不對稱，實現供需的精準匹配，產生新的經濟價值。
【本文作者為中央財經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
參考文獻
[1]楊虎濤、胡樂明：《不確定性、信息生產與數字經濟發展》，《中國工業經濟》，2023年第4期。
[2]肖峰：《數字勞動的邊界論析——基于馬克思勞動觀的考察》，《馬克思主義研究》，2023年第4期。
[3]馬德隆、許正中：《馬克思分工理論與數字時代產業融合》，《經濟學家》，2023年第1期。
[4]田鴿、張勛：《數字經濟、非農就業與社會分工》，《管理世界》，2022年第5期。
[5]吳新慧：《數字信任與數字社會信任重構》，《學習與實踐》，2020年第10期。
[6]《2022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達50.2萬億元》，中國政府網，2023年4月28日。
責編：羅 婷／美編：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