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時代以來，為把干部的積極性引導好、發揮好、保護好，我們黨在實踐探索中構建了以大力培養造就新時代好干部的基礎性激勵、把新時代的好干部充分選用起來的公平性激勵、在重大斗爭中發現干部的鼓勵性激勵、堅持嚴管就是厚愛的約束性激勵、推動干部能下能出的逆向性激勵和保護干部干事創業的積極性的包容性激勵等為主要內容的激勵體系，貫穿干部培養、選用、發現、管理、調整、保護的各個方面和全過程，體現了鮮明的問題導向和系統思維，為做好新時代干部激勵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

關鍵詞:干部隊伍建設 激勵體系 擔當作為

【中圖分類號】D262.3 【文獻標識碼】A

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因素。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關鍵在黨，關鍵在黨的干部，關鍵在黨的干部擔當作為。促進干部干事擔當作為，除了理想信念的內生動力之外，還需要科學激勵和引導。黨的十八大以來，適應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對干部提出的新要求新挑戰，我們黨立足新時代的歷史方位，以崇尚實干、帶動擔當、加油鼓勁為導向，結合干部隊伍出現的新情況、新特征、新變化，全面改進和完善黨的干部激勵機制，著力打造科學完備的干部激勵體系，有效調動了廣大干部干事擔當作為的責任心和積極性，形成了建功新時代、爭創新業績的濃厚氛圍和生動局面。新時代干部激勵體系是干部工作的重要抓手，為做好新時代干部激勵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

大力培養造就新時代好干部：促進干部擔當作為的基礎性激勵

對于馬克思主義政黨來說，干部成長除了個人努力外，組織培養是其中的關鍵環節。進入黨的組織是成為黨的干部的前提，在黨的組織中經受黨性教育和實踐鍛煉，本身就是對干部的一種肯定和激勵。雖然組織培養不是干部成長的唯一因素，但卻是干部成長的必要條件。

好干部是組織培養的目標旨歸，明確好干部的內核是組織培養的邏輯前提。歷史地看，中國共產黨的好干部構成主要包括核心要素和具體要件兩個方面的內容。所謂核心要素是指貫穿黨的好干部培養和成長的全過程、各個方面、各個時期的規定性內容，是一種長期的穩定形態，不會因為各種環境、條件、任務等因素的介入和影響而改變。所謂具體要件是指表現在黨的各個歷史時期好干部的素質要求、評價標準和時代內涵等方面，是一種具體的、歷史性的存在，主要與黨在革命、建設和改革等不同歷史時期肩負的歷史任務顯著相關。

德才兼備始終是好干部的重要標準，是貫穿黨的好干部培養的一條主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歷來崇尚以德為政，蘊含著豐富的德政基因。中國共產黨繼承這筆寶貴財富，不斷賦予黨的好干部更加豐富的“德”的內涵，形成了包括政治品德、職業道德、社會公德和家庭美德等于一體的德性體系。其中，政治品德（包括政治忠誠、政治定力、政治擔當、政治能力、政治自律等內容）是第一位的，是不可逾越的硬杠杠。黨對干部的要求，首先是政治上的要求。如果政治品德這一條不過關，其他的都不過關，而且這樣的干部能力越強、職位越高，危害就越大。在“德”過關的基礎上，黨又對干部提出“才”的要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新時代黨的組織路線提出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任人唯賢的方針，就是強調選干部、用人才既要重品德，也不能忽視才干。有才無德會壞事，有德無才會誤事，有德有才方能干成事。”[1]我們黨的干部培養都是在德才兼備這個前置條件下進行展開的。

新時代好干部標準是新時代黨肩負的歷史任務決定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黨面臨的主要任務亦隨之進階升級。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從現在起，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就是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2]為適應新時代黨的中心任務對好干部提出的現實要求，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信念堅定、為民服務、勤政務實、敢于擔當、清正廉潔”[3]這一新時代好干部標準，并提出“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風上過得硬、人民群眾信得過”[4]的要求。新時代好干部標準的明確為黨的干部培養工作提供了抓手。

干部培養的成本是巨大的。培養黨的好干部，需要強化黨組織領導和把關作用，精心澆灌、修枝剪葉；需要協調各領域資源、創造各方面條件、搭建多崗位平臺，加強實踐磨煉，有針對性地補短板、強弱項；需要把源頭培養、跟蹤培養、全程培養貫通起來，建立健全包括理想信念教育、知識結構改善和能力素質提升等在內的全鏈條培養體系；需要經過必要的臺階、一層一層遞進式的歷練。這是一項投入大、周期長的復雜系統工程。正是從這個意義上看，組織培養是一項基礎性激勵。

做好干部選拔任用工作：促進干部擔當作為的公平性激勵

干部選拔任用覆蓋面廣、影響大，是干部工作的基礎性、關鍵性工作。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好干部成長起來了，培養出來了，關鍵還是要用。不用，或者用不好，最終等于還是沒有好干部。”[5]理論和實踐表明，黨和國家的事業要發展好，黨的干部選拔任用工作必須做好。事業愈向前發展，干部選拔任用工作的意義和作用就愈發重大。

堅持事業為上、公道正派，這是干部選用的價值準則。事業為上、公道正派概括起來就是公正用人。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公正用人是我們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在組織路線上的體現，應該成為我們選人用人的根本要求。”[6]公正用人的關鍵在“公”，具體來說表現在三個維度：一是公在公心，即對黨、對人民、對事業、對干部負責的公心。正所謂無私者無畏，基于“公心”的標尺才能公道對待干部，公平評價干部，公正使用干部，才能唯才是舉、任人唯賢。二是公在事業，即著眼于黨和人民事業發展需要選用干部。我們的事業是黨和人民的事業，我們選人用人是為了把黨和人民的事業進行好，必須堅持事業為上。三是公在風氣，即把干部的心思轉移到創業為政上，把精力投入到黨和人民事業上，讓干部全身心謀事、干事、干成事。

堅持人崗相適、人事相宜，這是干部選用的基本要求。事業是人干出來的，同樣事業也成就人。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干部就要有擔當，有多大擔當才能干多大事業，盡多大責任才會有多大成就。不能只想當官不想干事，只想攬權不想擔責，只想出彩不想出力。”[7]把合適的干部放到適合的崗位和事業上，不僅會快速打開工作局面、把事業發展好，還會促進干部成長進步。要正確把握事業發展需要和干部成長進步的關系，從工作需要出發選人用人，做到崗位缺什么樣的人就配什么樣的人，事業發展需要什么樣的人就用什么樣的人，什么樣的人最合適就選什么樣的人，確保用人得當。做到人崗相適、人事相宜是一項技術性很強的工作，要嚴把選人用人政治關、品行關、作風關、廉潔關，做到立體考察、全面把握、科學匹配。要改進干部推薦考察方式，不把選票作為選人用人的唯一依據，不搞論資排輩、平衡照顧、求全責備那一套，更不能簡單把職位作為獎勵干部的手段。

堅持突出實干、注重實績，這是干部選用的根本要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干部干部，要干字當頭。這既是職責要求，也是從政本分。” [8]檢驗和評價干部的標準千萬條，但歸根到底是基于實干取得的實績這一條。具體到干部選用工作上來，就是要“把敢不敢扛事、愿不愿做事、能不能干事作為識別干部、評判優劣、獎懲升降的重要標準，把干部干了什么事、干了多少事、干的事組織和群眾認不認可作為選拔干部的根本依據”[9]，讓那些既想干愿干積極干、又能干會干善于干的好干部充分涌流出來，形成榜樣的帶動示范作用。

干部選用對全黨全社會都具有顯著的導向作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對干部最大的激勵是正確用人導向，用好一個人能激勵一大片。”[10]反之，用錯一個干部，就等于發出了一個錯誤信號，破壞干部隊伍的整體風尚和政治生態。貫穿這其中的，是選人用人的公平性邏輯。新時代堅持事業為上、公道正派，堅持人崗相適、人事相宜，堅持突出實干、注重實績，也彰顯了選人用人的公平性特征。從這個意義來看，把新時代的好干部充分選用起來體現著公平性激勵。

在重大斗爭中發現干部：促進干部擔當作為的鼓勵性激勵

我們黨不僅善于培養干部，同時也善于在偉大實踐中發現干部。與培養和選用干部的大口徑相比較，發現干部是“少數”，同時也更能體現黨的干部工作的全域、全流程特征，更能彰顯“是金子總會發光”的激勵作用。發現干部并及時大膽用起來，能夠讓干部看到只要真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組織上是不會埋沒的。從這個意義上看，發現干部更具有獎勵的性質，體現著鼓勵性激勵。

發現干部的渠道，一方面來源于干部工作的日常，另一方面來源于重大挑戰和重大斗爭。前者需要全面、歷史、辯證地看，需要注重一貫表現和全部工作；后者需要通過完成急難險重任務、處理復雜問題、應對重大考驗等得以體現，具有實績集中彰顯、能力全面綜合、形象立體鮮明、檢驗直觀有效等特征。與前者相比較，后者最能體現干部處理復雜問題的能力，最能反映干部的綜合素質，也更容易被發現。當然，這并不是說前者不重要，不能被發現和任用。習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時就特別強調必須堅持正確的用人導向，“特別是對那些長期在條件艱苦、工作困難的地方工作的干部，要高看一眼；對那些不圖虛名、踏實干事的干部，要多加留意；對那些埋頭苦干、注重為長遠發展打基礎的干部，更不能虧待”[11]。總的來說，就是把各個方面、各條戰線上的干部發現出來，不讓優秀的干部被冷落、受排擠。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需要大批能夠經受住重大斗爭考驗的干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們肩上的擔子不是輕了，而是更為繁重了，必須準備付出更為艱巨、更為艱苦的努力；面臨的風險不是解除了，而是更加復雜了，必須堅持底線思維、統籌好發展與安全兩件大事；面臨的重大挑戰不是少了，而是更加復雜多元了，必須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準備經受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我們雖然處于承平時期，但處處是陣地、處處是戰場，這既給干部成長提供了土壤，給干部施展才華提供了舞臺，同時也給干部發現提供了可能。

黨的干部要在重大斗爭中錘煉本領。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干部成長無捷徑可走，經風雨、見世面才能壯筋骨、長才干。”[12]面對復雜形勢和艱巨任務，黨的干部必須積極主動投身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勇于直面問題，敢于碰硬吃硬，爭做攻堅克難的先行者、奮斗者，在摸爬滾打中積累改革攻堅、科學決策、應急處突等方面的能力，練就高超的斗爭本領。要有組織、有計劃地把那些缺少重大斗爭經歷的干部放到情況復雜、基礎薄弱的地方和急難險重的環境中去真槍真刀磨礪，讓他們多經歷一些難事、急事、大事、復雜的事，破除“驕、嬌”二氣，使干部的政治素養、理論水平、專業能力、實踐本領跟上時代發展步伐。對那些看得準、有潛力、有發展前途的年輕干部，要敢于給他們壓擔子，組織安排他們到吃勁崗位磨煉，讓黨的接班人更好肩負起新時代的職責和使命。發展地看，有重大斗爭經歷已經成為干部成長成才的必要條件。

把在重大斗爭中發現的干部用好。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多選一些在重大斗爭中經過磨礪的干部，這對優化干部隊伍結構、提高科學決策水平和政策執行力大有好處。”[13]重大斗爭是最好的考察和檢驗，要加大遴選有重大斗爭經歷干部的力度，對于那些銳意進取、奮發有為，始終走在時代前列，能夠駕馭復雜局面、應對各種風險挑戰，在關鍵時刻和重大事件中經得起風浪考驗的干部；對于那些面對大是大非敢于亮劍，面對危機敢于挺身而出，面對失誤敢于承擔責任，面對歪風邪氣敢于堅決斗爭的干部[14]；對于那些扛得了重活、打得了硬仗、撐得住挫折、經得住磨難、頂得住挑戰的干部，要不拘一格地大膽選用起來。

堅持嚴管就是厚愛：促進干部擔當作為的約束性激勵

把干部管起來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內在要求，也是中國共產黨在長期實踐中探索出來的寶貴經驗。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好干部是選出來的，更是管出來的。”[15]“黨要管黨，首先是管好干部；從嚴治黨，關鍵是從嚴治吏。”[16]對干部嚴格管理，就是為干部修筑拒腐防變的“防火墻”，以明晰的邊界規范干部的言行，這本身就是對干部負責，也是對黨和國家事業負責。從這個意義上看，嚴管就是厚愛，而且是通過約束性激勵機制實現了嚴管和厚愛的相統一。

加強干部管理是實現黨長期執政的內在要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國家要出問題主要出在共產黨內，我們黨要出問題主要出在干部身上。”[17]黨的正確政治路線最終要靠正確的組織路線來保證。干部是黨和國家事業的中堅力量，黨和國家的各項方針政策和工作部署，最終要靠廣大干部團結帶領群眾去貫徹和實施，人民群眾的美好生活需要最終要靠廣大干部組織引導群眾去實現。同時，黨的干部又掌握著方方面面的權力，干部從事的事業關乎著黨的命運、國家的命運、民族的命運、人民的福祉，如果干部隊伍管理不好、作風不正、腐敗橫行，就會惹出大亂子、演化成大問題。隨著黨和國家事業不斷發展進步，干部隊伍亦隨之發展壯大。截至2022年底，中國共產黨已經發展成為擁有9800多萬名黨員、500多萬個基層黨組織的大黨，管理好這支龐大隊伍，難度非常大。而中國共產黨要長期執政，就必須把黨的干部管理好，這是一條鐵律。

把從嚴管理干部貫徹落實到干部建設全過程。干部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黨培養一個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是很不容易的，黨員從普通干部成長為高級干部也是不容易的，必須通過管理把干部保護起來。干部管理重在從嚴，從嚴是做好干部管理工作的主基調。一是要從管理鏈條上嚴起來，把干部管理的上游從嚴教育和下游從嚴監督有機結合起來。從嚴教育主要解決思想和靈魂深處的問題，讓干部自覺向管理靠攏，主動接受更嚴格的約束，習慣于在嚴格管理中工作生活。從嚴監督主要通過綜合發揮群眾監督、輿論監督、黨內監督等監督合力作用，解決發現苗頭性、傾向性問題，把干部拉回到管理的軌道上來。二是要從管理內容上嚴起來，對干部進行全方位管理，“把行為管理和思想管理統一起來，把工作圈管理和社交圈管理銜接起來，把八小時之內的管理和八小時之外的管理貫通起來”[18]，著力構建管思想、管工作、管作風、管紀律的從嚴管理體系，著重解決“重選輕管”“痕跡主義”等一系列問題。同時，要完善體制機制，用科學辦法進行管理，管好關鍵人、管到關鍵處、管住關鍵事、管在關鍵時，特別是要把一把手管住管好，切實管到位、管到點子上。

嚴管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促進事業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嚴管不是把干部管死，不是把干部隊伍搞成一潭死水、暮氣沉沉，而是要激勵干部增強干事創業的精氣神。”[19]從嚴管理黨的干部不是要束縛干部干事創業的手腳，讓干部瞻前顧后、畏首畏尾，影響干部作用的發揮。同時，也不能把從嚴管理當成干部逃避責任、消極怠工的避風港，成為一些干部不擔當不作為的借口。從嚴管理和干事創業本質上是有機統一的，而且從嚴管理歸根到底是讓干部干事創業。實踐證明，從嚴管理捆住的是一些干部胡亂作為的手腳，放開的是干部擔當作為、干事創業的手腳，要深刻領悟黨從嚴管理的良苦用心。那些把從嚴管理和干事創業分割開來、對立起來的論調和做法不是主觀認識上的不足，就是別有用心，必須予以糾正。

推動干部能下能出：促進干部擔當作為的逆向性激勵

理論上，根據干部能力素質和事業發展需要對干部作出調整是一種常態，但囿于傳統觀念、人情世故、現實利益等各方面因素制約，干部調整長期徘徊在平行區間的狀態，沒能實現有效的向下貫通。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不斷健全完善干部能上能下能進能出制度，推動形成能者上、優者獎、庸者下、劣者汰的正確導向，從根本上打破了干部只能上不能下的慣性思維和“剛性”邏輯，實現了干部的科學、合理流動，有效糾正了“劣幣驅逐良幣”的逆淘汰問題。從這個意義上看，推動干部能下能出歸屬于逆向性激勵。

干部向下調整是完善從嚴管理干部制度體系的必然要求。干部的本領和能力是勝任崗位的必要條件，它不會因為黨齡的增長而必然增強，也不會因為職務的升遷而自然提升，必須適應環境條件的變化不斷調整增進。隨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不斷向前推進，黨執政的世情、國情發生深刻變革，領導干部的工作對象和工作條件發生重大調整，特別是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推動知識更新的周期大大縮短，一些干部能力不足、“本領恐慌”問題日益突出。有的干部在紛繁復雜的形勢變化面前看不清發展趨勢，察不出蘊藏其中的機遇和挑戰；有的干部少知而迷、無知而亂，面對信息技術快速發展，不懂網絡規律、走不好網上群眾路線、管不好網絡陣地，被網絡輿論牽著鼻子走；有的干部領導方式和領導方法簡單粗放，習慣于拍腦袋決策、拍胸脯蠻干，找不到有效管用的好思路好辦法。諸如此類干部的業務素養和工作能力已經跟不上時代節拍，嚴重遲滯了黨和國家事業的發展，必須向下予以調整。

干部向下調整是對選人用人不正之風的匡正。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選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風同我們黨的性質宗旨是格格不入的”[20]，“選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現象對政治生活危害最烈”[21]，“用錯一個人特別是用錯關鍵崗位的領導人，對一個地方、一個單位產生的負面影響是很大的。”[22]新時代以來，選人用人風氣總體是好的，但這不意味著選人用人上的歪風邪氣就銷聲匿跡了。有的搞個人說了算，組織程序走過場，企圖蒙混過關；有的憑領導者個人親疏、個人好惡來選人用人；有的把職務作為私相授受的個人資源，降格以求；有的“以人劃線”“以地域劃線”，搞親親疏疏、團團伙伙；等等。這些選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風嚴重破壞政治生態，必須予以大力整治，堅決遏制和匡正。

加大干部能下能出調整的力度。習近平總書記曾經給不合格的干部畫像，主要包括政治麻木、辦事糊涂的昏官，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懶官，推諉扯皮、不思進取的庸官，以權謀私、蛻化變質的貪官四種類型。[23]對于這樣的干部，必須加大治理力度，狠剎歪風邪氣。要著力解決干部對群眾不關心、事業不上心、工作不走心、落實不用心等問題，堅決把不思進取、為官不為的“太平官”，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圓滑官”，庸庸無能、碌碌無為的“老好人”，遇到困難繞著走、碰到難題往上交的“傳聲筒”剔出黨的隊伍，“決不能出現干多干少一個樣、干好干壞一個樣、干與不干一個樣甚至不干比干更得利的導向。”[24]要堅決把那些“帶病提拔”“帶病上崗”干部撤下來，不讓那些做樣子、混日子、要位子的“官油子”得勢得利，讓那些“陽奉陰違、阿諛逢迎、投機鉆營、弄虛作假、不干實事、會跑會要的干部沒市場、受懲戒”[25]。

保護干部創新創業的積極性：促進干部擔當作為的包容性激勵

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可能一馬平川，也不會一帆風順。走前人沒有走過的路、做前人沒有做過的事，難免出現瑕疵、失誤甚至錯誤，這也是一種常態。包容對待實踐探索中出現的問題，對于干部來說是一種保護，對于事業來說是一種促進。中國共產黨有這樣的胸襟和氣魄，為干部干事創業營造寬松的發展環境。

為干部擔當作為撐腰鼓勁。組織是干部的堅強后盾，組織要為勇于負責的干部負責、為勇于擔當的干部擔當、為敢抓敢管的干部撐腰。組織敢于擔當，干部才會有底氣。干部在推動社會革命的過程中，難免會因深化改革觸及到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而遭到打擊報復，難免會因敢抓敢管、敢闖敢試而遭遇非議，難免會因風氣不正長期受到冷落和不公平對待，難免會因不實舉報受到委屈和誤解，對于這些堅持原則、作風正派、本領高強、勇于擔當、敢作敢為、銳意進取的干部，組織上要旗幟鮮明地為他們說公道話，為他們澄清證明，使他們放下包袱，不能讓好干部既受委屈又寒心。

寬容干部探索創新中的失誤和錯誤。探索就有可能失誤，做事就有可能出錯，尤其是對于那些事業心、責任感強的干部，工作干得多也就意味著發生失誤的可能性相對多一些，這也符合概率的規律。如果不問青紅皂白，上綱上線，因噎廢食，一棍子打死，不僅會挫傷干部的積極性，還會造成“為了不出事，寧可不干事”的錯誤導向，最終影響事業的發展。對此，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從失誤和錯誤的性質上進行整體把握，指出“要把干部在推進改革中因缺乏經驗、先行先試出現的失誤和錯誤，同明知故犯的違紀違法行為區分開來；把上級尚無明確限制的探索性試驗中的失誤和錯誤，同上級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違紀違法行為區分開來；把為推動發展的無意過失，同為謀取私利的違紀違法行為區分開來”。[26]這“三個區分開來”是對干部的理解和信任，抓住了問題的本質和主流，為干部放開手腳干事、甩開膀子創業、積極大膽探索提供了強有力支持。

熱情關心呵護干部。黨的干部拋家舍業、沖鋒在前、披荊斬棘，黨的組織要為干部“挑擔子”。要在政治上進行激勵、工作上進行支持，尤其是在重大考驗面前，要及時伸出援助之手，幫助干部解決難題、化解矛盾、共度難關。要在待遇上進行保障、健康上進行關心、心理上進行關懷，主動解決后顧之憂，讓干部安心、安身、安業。要格外關心、格外愛護基層干部，在政策、待遇等方面給予傾斜，幫助解決實際困難，讓廣大基層干部心情暢快投入到工作中去。

【本文作者為吉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注釋

[1][3][4][25]習近平：《論黨的自我革命》，北京：黨建讀物出版社、中國方正出版社，2023年，第300頁、第52—53頁、第53頁、第135頁。

[2]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1頁。

[5][14]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418頁、第413頁。

[6][13][19][20][22]《努力造就一支忠誠干凈擔當的高素質干部隊伍》，《求是》，2019年第2期，第4—10頁。

[7][26]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145頁、第225頁。

[8][9][10][15][18]《十九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9年，第566頁。

[11]習近平：《干在實處 走在前列》，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6年，第418頁。

[12]習近平：《論黨的宣傳思想工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年，第363頁。

[16]《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349頁。

[17]《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97頁。

[21]《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年，第459頁。

[23]《十九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1年，第146頁。

[24]《習近平關于全面從嚴治黨論述摘編（2021年版）》，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1年，第258頁。

責編：馮一帆／美編：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