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來，中國數字游民群體的規模和社會影響力都在不斷增長，形成了數字游民“熱”。數字游牧是一種全新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為人們提供了自主選擇工作時間和地點的可能，被年輕人看作是擺脫內卷的重要途徑。面對我國數字游民熱潮，數字游牧生活方式的可持續性、數字游民的情感困境以及數字游民與鄉村全面振興“雙向奔赴”問題值得我們深入思考并持續探索。
【關鍵詞】數字游民 數字游牧 青年 數字鄉村 鄉村全面振興 【中圖分類號】C913.9 【文獻標識碼】A
1997年，前日立公司首席執行官牧本次雄（Tsugio Makimoto）和英國記者大衛·曼納斯（David Manners）首次提出了“數字游民”這個概念。兩位作者預測，“成千上萬的人會賣掉他們的房子，去擁抱一種通過互聯網創造收入，在全世界移動套利的全新生活方式”。①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數字游牧在全球日漸流行。在中國，數字游民逐漸形成了一個新興的社會群體，并且得到了社會的廣泛關注。那么，什么是“數字游民”？為什么越來越多人選擇這種生活方式？我們應該如何客觀地分析這股數字游民熱潮？本文將回應這三個核心問題，以期對數字游民“熱”展開全面的“冷”思考，揭示出這種生活方式的復雜紋理和多面現實。
作為“創意一族”的數字游民
數字游民是指利用現代信息技術進行遠程工作，追求自由、靈活和自主生活方式的個體。他們不受傳統工作地點的束縛，通常從事創造性和趣味性的工作，能夠在全世界自由流動，以實現工作和休閑的動態平衡②。2022年，全球數字游民數量已達到3500萬人。預計到2035年，這一人群的規模將超過10億。近兩年來，中國的數字游民群體數量亦呈現出快速增長的趨勢。綜合多方面數據估計，截至2023年底，中國大陸地區的數字游民和潛在數字游民人數大約在7000萬到1億之間。
青年群體構成了全球數字游民的主力軍，占總人數的58%，其中“千禧一代”（1981—1996年間出生）占37%，“Z世代”（1995—2009年間出生）占21%。他們更傾向于把旅行和探索世界當成日常生活，而不是在某個地方定居并購置房產。大多數數字游民依托互聯網平臺，從事創意內容的生產或提供各種專業服務。他們中有自媒體創作者、短視頻博主、網絡營銷專家、程序員、自由撰稿人、遠程翻譯、培訓師、插畫師等。這些人通常具備各種核心的專業技能，如內容創作、媒體營銷、網站開發、軟件編程等。此外，以自媒體創作者為例，他們需要快速捕捉市場需求，因此他們的日常工作離不開與商家和社區用戶的溝通和交流。也就是說，除了專業能力外，數字游民往往還擁有良好的溝通技巧、運營能力、社交技能以及敏銳的洞察力和果斷的執行力等。他們也被稱為“知識型游民”（knowmad），是數字時代的“創意一族”。
數字游民“熱”的原因
這兩年，國內數字游民火了起來，一大批數字游民基地在中國眾多城市和農村地區破土而出。僅原鄉映客一家公司，就在北京中關村、廣州花都、浙江泰順和浦江、河南光山、江西浮梁和武寧、湖北赤壁、山東煙臺、內蒙烏蘭布和等地創建了不同規模的數字游民空間，并在國內打造了一個完整連貫的數字游民流動空間網絡。在這些“數字游民牧場”中，數字游民一起工作和生活，共同營造出一種全新的生活場景，這對于那些受困于辦公室中固定“格子間”的年輕人來說，具有難以抵抗的“魔力”。隨著越來越多的數字游民將其生活方式通過圖片、文章和視頻分享在微博、抖音、小紅書、B站等網絡平臺，網絡上關于數字游牧生活方式的內容爆炸式增長。簡單搜索“數字游民”一詞，就能發現大量帶有“自由職業者”“全球旅居”“只工作不上班”“在一線城市賺錢，在三線城市消費”等標簽的信息。這些信息的快速傳播使得數字游牧這一新型獨特的生活方式在很短的時間內得到了公眾的廣泛關注。
數字游民現象的火爆并不是偶然，也絕非一夜之功。為什么越來越多人選擇數字游牧生活方式？首先，數字游牧提供了人們自主選擇工作時間和地點的可能。數字游民可以攜帶筆記本電腦，在任何一個網絡連接穩定的地方，根據個人的計劃安排工作時間，在工作上擁有了極大的靈活性和自由度。同時，他們選擇在不同的環境中工作，這既能激發出他們新的創意和靈感，又可以提高他們的工作效率和創造力。尤其是在職場人士普遍承受著996工作模式的巨大壓力時，重獲時間的控制權和工作的主導權顯得尤為吸引人，這也是他們選擇這種生活方式的一個重要原因。
其次，數字游牧有助于人們實現工作和休閑的最佳平衡。它是一種疊加態的生活方式，其魅力在于數字游民可以在旅行中工作、在工作時旅行，實現“在快樂的地方工作，到美好的地方生活”的理想化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以工作和休閑的平衡為其顯著的特點，不但能緩解人們的疲勞感和職業倦怠感，更重要的是，它能更好地促進個人的自我實現、自我表達和自我發展。
再次，數字游民能夠通過在不同空間中自由流動，實現高品質生活。斯科特·科恩（Scott Cohen）等學者指出，數字游牧生活方式的核心在于“游動”③。大多數數字游民遵循地理套利（geo-arbitrage）的邏輯，即利用發達地區的高收入在物價相對較低的地區生活，實現貨幣價值的最大化。不僅如此，通過自由流動，數字游民得以親近各地的自然風光，遠離城市的喧囂，獲得心靈的平靜與和諧。他們還可以從旅居地的社會活動、傳統節慶和日常生活中體驗不同的風土人情，這也成為他們拓寬視野和豐富人生經歷的重要方式。
最后，越來越多年輕人將數字游牧視為擺脫內卷的重要途徑。當下，隨著生活節奏的加快、工作壓力的加劇，一些年輕人陷入了精神內耗，造成了難以擺脫的焦慮感和虛無感。在這樣的背景下，選擇數字游牧成為了人們“逃離企業世界，探索內心世界”的一種方式，以此來對抗日益內卷化的工作和生活。在他們看來，“今天的城市內卷有多嚴重，也預示著明天讓人擺脫內卷的需求有多旺盛”。因此，國內許多二三線城市或農村地區，憑借其良好的生態環境、簡單的人際關系和詩意的生活，被視為“現代都市打工人的避卷天堂”。
數字游民“熱”的“冷”思考
思考一：數字游牧生活方式的可持續性問題。美國決策咨詢機構MBO Partners在2021年9月發布的《繼續尋找數字游民》（The Digital Nomad Search Continues）報告指出，大多數數字游民持續這種生活方式的時間不會超過3年，這不禁引發我們對其可持續性問題的反思。
首先，收入不穩定是影響數字游牧生活方式可持續性的關鍵因素。在筆者對國內多處數字游民基地的調研中發現，這些基地中的數字游民大多是自由職業者，包括自由撰稿人、遠程翻譯、培訓師和插畫師。他們的收入多以計件方式獲得，合作伙伴也不固定。這意味著他們收入不太穩定，自身抗風險能力較低。此外，數字游民不僅需要用不穩定的收入來應對工作和生活中的潛在風險，而且他們通常獨自面對各種挑戰，承受著相當大的壓力，因此很難說數字游牧助力他們“走向愜意的人生”。其次，一些數字游民在和筆者的訪談中表示，當他們遇到生活變革或有了新的生活目標時（例如結婚、生育），他們可能會結束旅居生活，重新回歸穩定的城市生活。最后，情感也是數字游民決定是否長期維系這種生活方式時考慮的重要因素，下一部分將對此問題展開更為充分和詳細的討論。
需要強調的是，數字游民的旅居生活意味著他們不再是短暫的游客，追求的亦非打卡式的體驗，相反，他們努力融入當地生活，這對他們快速適應新環境并融入其中的能力提出了較高要求。從全球數字游民的實踐來看，很多人選擇減慢旅行節奏，降低旅行頻次。英國學者戴維·庫克（Dave Cook）提出了“數字漫游民”（digital slomads）的概念來描述這種現象④。現在，越來越多的數字游民愿意在一個地方旅居更長的時間，投入更多時間去深入了解當地的文化，建立有意義的人際關系和社會連結，并以此來減輕旅行帶來的壓力，同時提高工作效率。
思考二：數字游民的情感困境問題。孤獨感已經演變為現代都市人的基本癥候，而數字游民由于他們與家庭、工作單位和城市社會等固有社群的聯系減弱，尤其容易受孤獨的侵襲。除了孤獨感，數字游民還面臨對未來生活規劃的焦慮。他們一邊流動，以保持對任何地方的疏離感，一邊又渴望扎根某地以獲得歸屬感。這種疏離與歸屬的矛盾心理使他們常常陷入自由與焦慮交織的情感困境。他們成了一群在“月亮和六便士”之間不斷搖擺的人。有學者提出，數字游民在不停的遷移過程中可能會陷入一種情感“停滯”狀態⑤。
為了克服孤獨和焦慮，彌補人際關系的缺失，許多數字游民選擇在共享空間內工作和生活。這也是近年來國內共享工作空間和共享生活空間如雨后春筍般增長的原因。將共享工作和生活空間有機結合在一起的數字游民基地，通常融合了宿舍生活區、共享辦公區、多功能娛樂空間、健身房、餐廳和廚房等諸多設施，旨在為數字游民提供全方位的工作和生活體驗，因此廣受青睞。浙江安吉“DNA數字游民公社”便是典型的代表，它也是國內首個專門為數字游民服務的創意園區。DNA數字游民公社是一個部落式的數字游民工作生活綜合園區，由當地閑置的老舊廠房改造而來。它以“全世界有趣的人聯合起來”為組織理念進行宣傳，旨在打造一個充滿活力且聚集志同道合者的社區。前社區主理人許菘將DNA的建設理念凝練為“在一起，數字游民們是彼此的盔甲”。在這里，每天都有豐富多彩的社交活動舉行，包括主題沙龍、讀書會、電影放映會、美食分享活動等。
此外，數字游民還與當地政府和鄉民合作，共同舉辦藝術文化市集、建立社區咖啡館和組織文化體驗旅行等活動。這些活動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數字游民的社交和自我實現的需求，同時增強了他們的歸屬感。許菘曾表示：“DNA的心愿是邀請那些曾經被拆散、碎片化生存的人們重新聚集起來，大家一起創造一個沒有人是孤島的小小新世界。”在他看來，這不僅是適應時代變化的一種生存方式，也是作為社會性動物的我們幸福感最高的一種生活方式。
但問題是，在數字游民基地，數字游民能否通過各類社交活動將人與人之間的“弱關系”轉化為“強關系”呢？這種人際關系的轉變能否有效地減輕他們的孤獨感和焦慮？在對DNA數字游民公社的調研中，筆者觀察到，數字游民人際互動的一個顯著特點是“事緣型”交往，即他們以微信群接龍的方式在線上報名參加公社內各種自發的社交活動。一旦報名人數達到預期數，活動便會順利舉行。然而，活動結束后，參與者通常不會在群中展開深入的交流和進一步的互動，直到在另一個微信群中報名參加下一個活動，循環往復。
因此，這種社交模式呈現出“接入—拔取—再接入”的特征，導致數字游民之間的關系強弱不斷轉換。這樣的社交特性具有暫時性和現實性，形成了一種“即插即用”的“U盤式”情感連結，而不是一種長期穩定的情感連結。這種情感連結實際上是無法滿足數字游民深層次情感需求的，此外，頻繁的分離反而可能讓他們陷入更深的情感困境。概括來說，雖然數字游民因頻繁更換居住地而不斷結識新朋友，拓寬社交圈，但這些聯系通常是短暫且難以維持的，無法形成深層的人際連接，使得真正的歸屬感變得遙不可及，孤獨和焦慮很難從根本上消除。
思考三：數字游民與鄉村全面振興“雙向奔赴”問題。在對國內眾多數字游民基地進行參與式觀察和田野調查的基礎上，筆者注意到，在當前的社會背景下，越來越多的數字游民選擇入駐鄉村，并在那里建立工作室，逐漸轉變為數字鄉民。這也展現出中西方數字游民群體在發展過程中存在的根本性差異。
在國內，許多數字游民選擇進入鄉村，不僅是出于降低生活成本和實現生活成本與收入平衡的目的，他們也是被鄉村宜人的生態環境、豐富的人文情懷和更多、更好的發展機會所吸引。筆者的調研發現，數字游民和鄉村全面振興之間存在天然的契合性，而且兩者是可以實現“雙向奔赴”的。一方面，鄉村能為數字游民提供舒適的居住環境、高效的工作條件和多姿多彩的社交活動，同時也為他們探索人生提供更多可能性，讓他們擁有“此心安處是吾鄉”的真切感受；另一方面，數字游民可以與當地社區建立更深層次的聯系，運用自己的技能激活鄉村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成為推動鄉村全面振興的新力量，進而實現更大的個人價值和社會價值。
值得關注的是，數字游民涌入鄉村不但促進了鄉村社會的年輕化，更重要的是，與傳統的人才下鄉方式不同，他們大多是科技工作者、藝術家和創業者等高素質人才，與資本、技術和市場資源相連，能夠為鄉村帶來新的發展機遇。例如，在浙江安吉，由數字游民創建的小型工作室孕育出了豐富的文創衍生內容，營造了多元的文化氛圍，在推動白茶文化的傳承與傳播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有不少數字游民通過參與“白茶原藝術市集”和“它們的生活節”等主題活動，為茶飲空間改造、農旅產業升級等方案的制定出謀劃策，積極投入到DNA數字游民公社和白茶原創意產業園的建設與運營中。據統計，一年內，活躍于不同平臺的數字游民達百人之多，他們為當地村莊創造了200多個就業崗位，帶動村集體收入增收了50萬元。
在河南信陽光山，隨著“文化產業特派員”制度的實施，七個研學旅行、康養旅游、交旅融合類重點項目已經成功啟動并運行。這些項目有效促進了數字鄉民與鄉村資源的良性互動，推動了地方創意品牌和高質量資源的集聚，加速了當地文化產業、特色產業和電子商務等新興產業的發展，充分體現了數字鄉民在鄉村全面振興中的積極作用。付偉等學者敏銳地洞察到，數字游民正在從鄉村的“融入者”轉變為“改造者”，這一變化不僅標志著鄉村能級的提升，也體現出鄉村對優秀人才具有更強的吸引力，形成了“融入鄉村—改造鄉村—吸引更多數字鄉民”的良性循環⑥。
當然，在數字游民向數字鄉民轉變的過程中存在幾個有待明確和解決的問題。首先，數字游民基地為了吸引數字游民常常將住宿費用定得很低，而住宿費又是基地的主要收入來源，因此這些基地很容易因缺乏資金而陷入運營困境。如果沒有政府的政策和資金扶持，數字游民基地的生存將變得十分困難，因此它們亟需形成有效的造血機制。其次，如何處理返鄉青年尤其是返鄉創業者與數字游民之間的關系，需要進一步探討和在實踐中積累經驗。當前，許多大學生選擇回到家鄉，利用數字技術和電商運營知識，在網絡平臺上銷售地方農產品。這可能與涉足鄉村電商的數字游民存在潛在的利益沖突。如何協調和發揮出兩個不同群體在數字鄉村建設中的最大作用，是一個值得深入思考和持續探索的問題。最后，數字游民與在地鄉民之間的關系處理也極為重要。鄉村空間資源爭奪是否會導致數字游民流入地原住民的不滿？是否會帶來物價上漲、資源緊張？是否會對當地生態環境造成破壞？這一系列社會矛盾是否會出現，以及如何建構兩者之間的和諧關系，直接關系到數字游民在鄉村的去留和鄉村的可持續發展問題。概言之，如何使數字游民為數字鄉村建設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實現數字中國與鄉村全面振興的國家戰略，任重而道遠。這不僅是政府亟待研究和解決的問題，也需要企業、數字游民和鄉村全面振興其他主體、在地鄉民、各類社會團體和專家學者的共同參與和探索，以實現“青年帶動鄉村，鄉村賦能青年”的愿景。
（作者為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復旦大學全球傳播全媒體研究院研究員）
【注：本文系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科研創新項目（項目編號：XWH3353051）與復旦大學亞洲研究中心2023年度課題項目（項目編號：SDH3154001）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Tsugio Makimoto and David Manners. Digital Nomad,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1997.
②姚建華、楊涵庚：《西方數字游民研究述評與中國啟示》，《中國青年研究》，2023年第11期。
③Scott Cohen, Tara Duncan and Maria Thulemark. “Lifestyle Mobilities: The Crossroads of Travel, Leisure and Migration, Mobilities”, 2015, 10(1): 155-172.
④Dave Cook.“The Freedom Trap: Digital Nomads and the Use of Disciplining Practices to Manage Work/Leisure Boundarie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Tourism, 2020, 22(3): 355-390.
⑤徐琳嵐、文春英：《“何以為家”：流動社會下青年數字游民的地方感研究》，《中國青年研究》，2023年第8期。
⑥付偉、宋慶宇：《社科院調研：下鄉的“數字游民”，你在他“鄉”還好嗎？》，社計未來，2023年6月30日。
責編/李一丹 美編/陳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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