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世界學術發展史中，海外的中華文明研究、中國研究是一門歷史悠久、傳承不斷的學科。該學科的發展，對于世界人民了解中國社會、中華文明具有重要作用。海外中國學、中國研究，既應研究中國歷史、研究中國古代文明的輝煌和對世界文明的貢獻，還應研究現代中國，研究中國和平發展的道路與經驗，研究中國道路對人類文明發展的角色與貢獻，解碼中國之治、回答世界之問。當前，身處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的人們已經看到，中國之治為人類政治文明作出了新貢獻。解碼中國之治能夠為世界中國學的研究注入思想和文化力量，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也能夠為世界中國學的研究提供更多相互交流的平臺。

【關鍵詞】海外中國學  漢學  中國之治  中華文明  國際傳播  

【中圖分類號】K207    【文獻標識碼】A

中國與世界的互視與對話

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是當代中國文化的根基，是維系全世界華人的精神紐帶，也是人類文明豐富發展的寶藏。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體學習時指出：“在五千多年漫長文明發展史中，中國人民創造了璀璨奪目的中華文明，為人類文明進步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

自中華文明走出其誕生的疆域，就引起了他國人民的極大興趣與密切關注，由此形成的海外有關中華文明的研習和探究也一直延續至今。在東方，中國研究已經有上千年的歷史；在西方，中國研究走進大學，成為一門學科，也有了數百年的歷史。在世界學術發展史中，海外的中華文明研究、中國研究是一門歷史悠久、傳承不斷的學科。該學科的發展，對于促進世界人民了解中國社會、探究中華文明有著重要的作用。

20世紀80年代之后，中國改革開放步穩蹄疾，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社會面貌為之一新，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逐漸提升。海外的中國研究得到迅速發展，成為了受人關注的“顯學”：學者人數增加，研究機構增多，研究成果大量涌現，一些研究觀點甚至影響著社會輿論走向和政府政策選擇。

學界一般認為，現代學科意義上的“漢學”“sinology”（漢學）大約出現于18世紀晚期的歐洲，與20世紀在美國形成的作為區域研究的“中國學”“China Studies”（中國研究/中國學），在很多方面存在明顯差異。

由于歷史原因，中國現代化的進程晚于西方一些國家。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打開了向世界開放的大門，在實現民族復興和中國式現代化的道路上自信地加強同世界各國的溝通交流，借鑒人類歷史上一切有益的文明成果，積極開展與當代世界的文明對話與交流合作。因此，20世紀80年代初期，以中國社會科學院文獻情報研究所為代表的一批外語好、學術功底深厚的專家開展了跟蹤海外中國研究動向的研究，他們及時譯介海外學界不同領域學者發表的中國研究成果，開啟了同海外學者圍繞中國研究的交流與對話。這是當代中國對海外漢學、海外中國研究大規模譯介的開端，可以看作為中國國內海外中國學學科初創和建設的1.0階段。之后的40年時間里海外中國學研究學科發展一方面打開了中國觀察世界學術動態的窗口；另一方面，中國也通過世界對華研究反觀自身，從中發現趨勢性和規律性的問題。

這個時期提出的“海外中國學”概念，意在整合漢學、中國研究等學科的譯介。那個時期，國內歷史學、外語類等不同學科背景的學者聚焦的問題多是爭論“漢學”“中國研究”之間的聯系與區別。比如，有學者認為，與傳統的漢學聚焦于古老中國的語言文字、典籍等研究不同，“中國研究”含有地理的概念，即在中國這一區域內發生的、出現的事物都可以成為它的研究對象，有區域研究、國別研究之意，而與前兩者不同的是，中國學的內容更廣、范圍更寬。中國學已經不局限于地理中國的范疇，具有了“文化”“文明”的意涵。即中國這一區域內發生的事物不僅成為一種中國文化，也對中國社會的發展進程具有長久的影響，而且，該文化的影響已超出了中國的地理范圍，擴展到世界，對人類歷史的發展同樣有著鮮明的文化影響和文明價值。

可見中國學、中國研究，既應研究中國歷史、研究古代文明的輝煌和對世界文明的貢獻，還應研究現代中國，研究中國和平發展的道路與經驗，研究中國道路對人類文明發展的角色與貢獻。

“他山之石”：近年來世界中國學出現的六大變化

隨著海外中國研究的擴展，加上中國知識界自主性、主體性的增強，中國學的內涵和外延隨之迅速擴展。在近20年左右的時間里，海外漢學——海外中國研究——海外中國學——國外中國學——國際中國學等概念持續轉換，直至“世界中國學”概念橫空出世。近10多年來興起的世界中國學概念，旨在匯聚世界研究中國的成果，連通中外，貫通歷史與當代，回答世界之問、時代之問、歷史之問，聚焦中國，豐富和光耀人類文明百花園。

環顧世界，聚焦世界中國學研究發展，我們可以發現，這個學科領域正在發生著六方面的顯著變化：一是開展中國研究的地區范圍不斷擴大，北至斯德哥爾摩，南到南非，東起日本、韓國，西至巴西、阿根廷，都有中國學家的身影。二是中國學的學科地位不斷提高，從過去單純的區域性研究擴展為歷史學、文學、政治學、經濟學、國際關系等多學科交叉融合，一些中國學家成為當地專業學術性團體的帶頭人。同時國際上不少頂尖學者轉向中國，以中國為研究案例。三是中國研究的領域和視野持續拓寬，由過去的歷史與文獻研究拓展到當代中國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環境等諸多領域。四是中國研究的問題性、針對性不斷增強，由過去的學院派研究轉向更具現實性、對策性的智庫研究。五是中國研究的應用性不斷提高，研究成果走出“書齋”，走向政界、商界等實際領域。六是中外互動性不斷加強，國外中國研究與走向世界的中國本土學術開始有了越來越多的對話。

橫看成嶺側成峰：只有不斷加強海外中國學家與中國本土的學術對話與交流，才能沖破刻板認知，拓展當代中國問題研究的理論視域

我們看到，近年來很多國外學者基于“中國道路”的世界性影響，圍繞對當代中國及其未來走向的理解和透視，從中國發展的獨特經歷中尋求充實當代人類社會發展的經驗，以此為視角開展了十分嚴肅的學術研究。他們既以學術性眼光透視當代中國問題，同時又在對當代中國現實問題的審視與解讀中不斷深化中國問題研究，對此我們要給予充分的肯定。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條件局限，一些國家和地區的中國研究呈現出一種片段式的、碎片化的研究，缺乏從整體上、歷史上、動態中把握和理解中國的能力。2016年，西班牙胡安·卡洛斯國王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勞爾談到了當前西班牙中國研究的現狀與問題，也反映了國際上較為普遍的一種現象。他指出，在西班牙和歐洲一些國家里，大學的中國研究仍是象牙塔中的“密封艙”。大學之間、大學與智庫之間交流甚少。研究內容上，雖然主題不一，但仍高度集中在“中國崛起”等話題，缺少對中國社會深入細致全面的總括性研究。在西班牙學術界，很少有學者能夠主動打破對中國形象的刻板認知。中國形象，在一些人的筆下或課堂中，仍停留在諸如老生常談式的異國情調、遙遠而奇異的國度等。而作為中國研究者，面對西方媒體不時炒作的“中國威脅論”等論調，也感到莫名其妙又無可奈何。

分析發現，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無外乎以下幾方面：一是文化差異影響。由于國外學者與中國在文化、政治、學術傳統等方面存在差異，這使得他們難以全面、深入地理解中國的發展道路和現實問題。這種文化差異可能導致他們在研究中出現誤解、偏差甚至錯誤。二是對實際國情了解不足。國外學者在研究中國問題時，可能因為對中國實際國情了解不足，導致其研究結果與實際情況存在偏差，影響他們對“中國道路”的理解、判斷和評價。三是政治立場與方法的差異。國外學者的政治立場和學術觀點可能與中國存在根本不同，這可能導致他們在研究中存在一定的偏見，從而影響對中國問題的客觀研究和判斷。

同時，我們也應認識到，國外學者的政治立場、學術觀點、文化傳統與我們有根本的不同，其觀察中國問題的“異域視角”、掌握中國國情實際的不足，都決定了其研究中必然存在對于“中國觀”的誤解、偏差甚至錯誤。這就更需要中國學術界加強與他們的對話與交流，借鑒其優長，解讀其用意，辨析其不足。只有在學術的相互交流與碰撞之中，才能不斷拓展中國問題研究的理論視域，進而共同構筑當代中國問題研究嶄新的學術景觀。有鑒于此，德國漢學家顧彬教授非常贊同漢學家與中國本土文化對話的重要性，認為海外漢學家只有多與中國本土文化交流，才能洞悉中國文化的深層奧秘。

共同解碼中國之治、回答時代之問，為世界中國學的研究注入思想和文化力量

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迫切需要回答好“世界怎么了”“人類向何處去”的時代之問。“中國之治”是中國式現代化生動而獨特的表達。中國之治超越了西方理論中單一的“政治現代化”路徑，破解了現代化和民主化的悖論。中國之治遵循制度與道路的規定性，也重視實踐的能動性，以相對靈活、及時有效的關鍵之策推動改革與創新。中國之治以深厚的文化底蘊和人文關懷，彰顯了大國治理的博大精深與價值追求。要研究中國之學，就要研究好中國之治。

在當今世界，中國之治是中國道路、中國經驗、中國理論的有機統一，開創了人類政治文明的新樣態，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成長提供了豐厚土壤和園地。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理應超越西方中心主義的偏狹視角，跳出西方話語及邏輯假設，全面回答那些富有時代性、民族性、全球性的重大命題。與此同時，中國自主知識體系還要以世界眼光，從中國發展、中國奇跡、中國之治中提煉出可以與世界分享的哲理、道理、學理，提煉中國之治的核心概念，向世界傳播中國之道。

中國之治是中國在走向世界舞臺、融入世界現代化進程中獨立自主探索出的治理新路。中國成功的政治實踐沒有遵循西方既有理論提出的所謂“政治現代化”路徑，而是超越了西方，走出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國際學術界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也認識到，發展中國家的核心政治問題是“如何構建符合本國實際的政治制度和運行體制，并在此基礎上建設可以實現自身目標的高效治理體系”。許多海外研究中國的學者還提到，中國走出了一條適合自己的國家治理之路，中國共產黨良好的治國理政能力和國家治理成效增強了世界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了解和支持。

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是自主探索出來的，是具有鮮明的自主性、主體性的發展道路。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將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運用系統觀念、辯證觀點、均衡思維，科學地處理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實現了社會發展的協調有序，摸索出了“廣土巨族”國家政治發展的一般規律。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是中國這個古老而生機盎然的東方文明大國的歷史復興之路，為世界政治文明開啟新境界，展現新面貌。

世界現代化比較視域下中國之治的蘊意與特點

中國之治凝結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價值追求和成功經驗。中國之治的經驗優勢，既包含具有中國特色的內涵因素，也包含可資比較借鑒的一般性原則和規律。在當今復雜國際形勢下，中國之治彰顯出可貴的價值內涵和普遍意義。

文明是人類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動中所創造的物質的、制度的和精神的成果的總和。文明是社會歷史進步和人類開化狀態的基本標志。歷史文化傳統是中國之治的基因和根脈。中國之治深植于中國大地，深植于中國歷史文化傳統，在文明發展的歷史長河中書寫了古老文明賡續傳承、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氣質。

中國之治呈現了中國社會發展面貌的巨大變遷，也正在深刻影響、改變著世界的面貌和格局。中國之治有力地回擊了“文明優越”“文明隔閡”“文明沖突”等西方中心主義的觀點，使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得以延續、更迭和創新。社會主義制度因中國的發展再次彰顯強大的生命力，社會主義文明形態重放異彩。中國發展奇跡開創了人類文明新形態，它向世界證明，發展中國家完全可以從本國實際出發，選擇符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獨立自主地實現發展和進步。

如何解碼中國之治？怎樣闡釋中國之治的多維表現？在新時代，中國之治的內涵和外延廣泛而深厚，既有中國發展、中國成功的外在展現，也有中國奇跡、中國貢獻的深刻內涵；既有中國之大、中國之強的物質體量，也有中國之美、中國之妙的精神魅力；既有中國之路、中國之制發展方向的制度規定，也有中國之理、中國之道的規范價值——在中國之路的基礎上形成中國之制，中國之制的順暢運行成就中國之治。中國之治是過程與結果的有機統一，是途徑與價值的有機統一，是中國之路與中國之制的有機統一。中國之治蘊含著豐厚的學理和大國治理之道，其發展價值取向和經驗原則拓展了世界發展圖景，豐富了人類發展的內涵和理念，必將深刻影響世界發展格局與人類社會的歷史進程。

中國之治體現著當今世界大變局中的良政善治，是中國式現代化在政治發展與治國理政中的樣態凝練與生動實踐。中國道路之于人類文明的價值日益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中國之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在新時代的生動詮釋，彰顯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中國之治在道路、制度、理念、文化等多個層面豐富著人類政治文明的內涵，以中國之理、中國之道為人類文明百花園增光添彩。

從“中國之制”到“中國之治”，再到“中國之理”，呈現出中國奇跡鮮明而獨特的邏輯鏈條。作為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的發展目標和發展問題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具有很強的相近性。中國之治的理念和經驗是發展的、包容的、開放的，既有特殊性，又有普遍性。未來，中國之治將為世界拓展更廣闊的發展前景，也將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促進世界中國學發展：建構中國之學與弘揚中國之道

長期以來，由于歐美日等國研究中國學起步較早，加之政治立場、學術觀點、文化傳統的不同，導致在國際上中國的解釋權很大程度上由西方主導。近年來，國內外關于中國問題研究的對話與交流也推進了國內海外中國學研究思考的不斷深入，我們要通過促進世界中國學的發展，搭建外部世界認識中國的暢通渠道，形成中國與世界有力的對話機制，解碼中國之治，提煉中國之理，構建中國之學，弘揚中國之道。

中國之治有著深厚的文化底蘊和人文關懷。中華文明綿延數千年，孕育了燦爛的政治文明。中華文化崇尚人與自然“和合共生”的自然觀，秉承“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的國家觀，奉行“利民之用，厚民之生”的民生觀，推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自由觀與權利觀，主張“和而不同，美美與共”的文明觀。這些思想和理念蘊含著百姓日用而不覺的價值追求，反映了中國人寬廣而純潔的精神世界。這些文化觀念有著自身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并隨著時間推移和時代變遷與時俱進，體現著鮮明的中國特色和永不褪色的精神價值。

中國之治反映著大國治理的發展韌性、治理藝術與價值追求。由“中國之制”到“中國之治”，由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中國之治以制度韌性推動著政治文明形態演進與發展。文化傳統是制度演進的內生性因素。傳統文化中的哲學思想和方法論成就了制度自我完善與發展的穩定性、連續性和包容性，是中國政治制度展現出活力與韌性的文化基因。

中國之治應是世界中國學的重要研究內容。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式現代化蘊含的獨特世界觀、價值觀、歷史觀、文明觀、民主觀、生態觀等及其偉大實踐，是對世界現代化理論和實踐的重大創新。”當代中國的民主觀和發展觀，為中國全面、協調發展提供了堅實的思想基礎和價值保障。中國之治充分體現了國家意志與民心所向、德治與法治、自由與秩序、權利與責任、廉潔與效能、改革與穩定、秩序與創新、發展與安全等政治價值和治理要素的有機統一，也必然會成為世界中國學的重要研究內容。

中國之治的敘事是中國自主知識體系成長的豐厚土壤，也應是世界中國學研究的重要內容。中國的發展成就和成功經驗立得住、行得通，也應該能夠傳得出、講得清、說得好。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尤其要超越西方中心主義的學術視角，跳出西式話語及邏輯假設，用融通中外、內外相通的中國敘事，講明中國道路及其經驗是歷史的、發展的、包容的、開放的，既有中國特色，也反映了世界發展的一般規律。

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發展中國政治敘事的知識體系和話語體系，要講清、講好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觀、人民觀、世界觀，也要講明、講透中國之治的系統觀、歷史觀、實踐觀。構建中國之治的敘事，要總結和提煉好中國之治的文化觀念和治理觀念，深刻闡釋中國道路的理論邏輯和實踐成就，全面總結中國共產黨所秉持的政治理念和價值追求，提煉中國之治的核心概念，向世界傳播中國之道。

回答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是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創新發展的使命。在實踐基礎上，中國之學要突出社會現實層面的問題意識，要著力提出時代大命題，要提出能夠體現中國立場、中國智慧、中國價值的理念、主張、方案，真正做到用中國理論闡釋中國制度與實踐，用中國制度與實踐升華中國理論。

如何從具體到抽象，解釋中國奇跡的邏輯鏈條和發展機理，向中國與世界學術界提出了極富挑戰性和創造性的歷史之問和時代命題。要善于從中國發展、中國奇跡、中國之治中提煉出可以向世界分享的哲理、道理、學理，講好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故事。打通內政與外交、內宣與外宣、政治實踐與價值觀念、學術體系與輿論話語之間的“隔斷”，力求使實踐經驗、概念邏輯、學術話語、價值觀念與敘事表達能夠相互融通、連接中外、融貫古今。

歷史大趨勢不可逆轉，世界將朝著多極化方向發展，多元文明將競相綻放。身處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的人們已經看到，以中國之治為標志的世界政治新生態正呼之欲出，人類政治文明的百花園必將因此更加多姿多彩。解碼中國之治能夠為世界中國學的研究注入思想和文化力量，發展中國敘事話語體系也能夠為世界中國學的研究提供更多相互交流的平臺。我們應當團結世界上更多的有識之士和學術界同仁，以中國研究為紐帶，促進不同地域的研究主體進行對話與交流，不斷推動文明交流互鑒，攜手促進人類文明進步。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兼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政府管理學院院長；國際中國學研究中心理事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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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谷漩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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