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縱觀國際體系演化的歷史進程可以發現，多重三角關系和陣營化構成了兩種不同的演化邏輯和路徑。陣營化造成了集團對抗，或者引發大戰，或者陷入冷戰；多重三角關系基于議題而形成靈活外交，保持了國際體系的動態平衡。互通-互動是推動國際體系演化的動力，交通、通信等功能型互通-互動擴大了國際體系的規模，最終形成了具有全球廣度的國際體系。在功能型互通-互動的推動下，國際體系的廣度延伸、密度增強，到19世紀中后期，多元區域性國際體系朝著“全球性”的單一國際體系邁進；而以價值型互通-互動為主導的國際體系朝著陣營化演變，陣營化國際體系的對抗強化了體系陣營內部的凝聚力和等級性。經濟社會的發展沖擊著陣營化國際體系，多元權力中心的歷史性回歸為多重三角關系的重構奠定了基礎，是未來國際體系的前景之一。

【關鍵詞】互通-互動 三角關系 陣營化 國際體系

【中圖分類號】D8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06.006

孫興杰，中山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國際關系史、地緣政治、帝國與國家構建、貨幣政治。主要著作有《“東方問題”與巴爾干化的歷史根源》、《印太還是亞太？——空間演化、地緣重組與區域秩序未來》（論文）、《美國戰略收縮與中美關系演化》（論文）、《后帝國空間與國家構建：反思現代國際關系的原點與限度》（論文）等。

引言

習近平主席在2023年金磚國家工商論壇閉幕式的致辭中指出：“當前，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人類社會走到了關鍵當口。是堅持合作與融合，還是走向分裂與對抗？是攜手維護和平穩定，還是滑向‘新冷戰’的深淵？是在開放包容中走向繁榮，還是在霸道霸凌中陷入蕭條？是在交流與互鑒中增進互信，還是讓傲慢與偏見蒙蔽良知？歷史的鐘擺朝向何方，取決于我們的抉擇。”[1]世界已然進入一個動蕩變革的混沌時期，新冠疫情的陰霾逐漸散去，烏克蘭危機卻延宕升級，大國政治重新成為焦點，全球化的樂觀情緒已然褪去，世界再一次處于抉擇的十字路口。

未來的世界會更好嗎？這個問題不僅關乎每個人的生活，也拷問著研究者們。從冷戰結束后的“歷史終結論”“單極霸權論”到“歷史的回歸”“零國集團論”“沒有主宰的世界”，及至當下，更是響起了“失序的時代”“重歸叢林”的悲觀聲音。當下世界的歷史性變革或許并不是大國權力的消長，也不是全球化的潮起潮落，而是一個距離被消滅的空間中多元身份如何共處的問題。人類以交通和通信為基礎的互動能力飛速發展，世界已經被捆綁為單一國際體系，但是身份和價值觀念的邊界并沒有隨之消弭，相反，距離的消失造成“他者”涌現，昔日小共同體的邊界被激活，并且成為身份認同的精神資源。在現代化的洗禮之下，“全球政治大覺醒”，國際體系已經超出了西方的范疇，未來的國際秩序也需要建立在多元現代性和多樣歷史經驗的基礎之上。如查爾斯·庫普錢所言，“在未來世界，各大國基于對秩序的不同理解而各行其是，這種局面并非第一次出現。但隨著全球相互依賴性的加深，各種不同秩序間如此強烈和持續地相互影響確屬首次”。[2]19世紀以來“全球大轉型”，憑借工業革命、理性國家建設和“進步意識形態”，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向全球擴張，確立了以西方為中心的全球國際體系。所謂現代國際關系也產生于19世紀的大轉型之中。基于西方國際關系歷史經驗的現代國際關系學能否解釋歷史大變局之下的國際秩序？日本學者羽田正認為，“最近幾十年間，曾經支撐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的默會知識——‘西方’和‘非西方’之間二元對立的世界觀，以及基于此產生的研究成果都受到了徹底的批判。這種世界觀作為理解人類與世界的知識體系可以說已經失去了其普遍性”。[3]當然，未來的世界未必是“他者的世界”或者“后西方世界”，而是由西方和非西方世界共同塑造且打破西方與非西方邊界的全球性秩序的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世界進入后帝國時代，主權國家成為普遍的政治組織形態。以主權國家為基礎的全球政治體系與不斷“大合流”的全球經濟體系形成了一對矛盾綜合體。交通、通信、信息、知識、觀念、信仰等不同層面的互動交流的頻度、廣度既不同步，也不同頻，從而形成了不同的邊界。“具有空間廣度和密度的全球和跨國相互聯系把共同體、國家、國際制度、非政府組織以及多國公司之間的關系編織成復合的網絡，從而形成全球秩序。這些交織在一起并且互動的網絡形成了一個演變著的結構，不僅限制著而且推動著共同體、國家和社會力量。”[4]技術革命不斷提升人類的互動能力，從輪船、電報到飛機、互聯網，世界因技術的突飛猛進已然形成了單一的全球體系。與此同時，以血緣、地緣、宗教和價值觀念為紐帶的共同體邊界依然牢固，尤其是在歷史上扮演文明中心的國家經歷了現代轉型之后重新尋求歷史角色，在單一的全球體系之內出現了多元權力中心，這便構成了當下國際體系變革的基本結構。單一國際體系內的多元權力中心結構的演變具有全球史的大背景，唯有厘清其時空演化進程以及互動機理，才能更好地理解百年變局豐富復雜的內涵。

互通-互動與國際體系變遷

“互聯互通是當今時代的元模式。”[5]地緣政治學者帕拉格·康納如是說。互聯互通正在改變世界的版圖，能夠接入全球互聯互通網絡的國家或者城市便獲得了更大的發展機遇，在不斷擴張的網絡中占據關鍵地位，由此獲得了更大的地緣影響力。而羅伯特·卡根則認為，世界正在回歸正常，民族主義回歸、大國的地位之爭以及宗教沖突等因素讓“歷史回歸”而不是“歷史終結”。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背后是對國際秩序的不同認知，如同安妮-瑪麗·斯勞特在其新著《棋盤與網絡》中所概括的，或者將國際關系以棋盤來比喻，或者以網絡來審視，不同的視角之下的國際關系呈現出不同的圖景。從分隔、邊界的角度來看，國際關系就是棋盤，如布熱津斯基在《大棋局》中描述和推演的一樣；從互聯互通、跨越邊界的交流來看，世界已經成為愈加綿密的網絡。棋盤與網絡、廣場和高塔代表了不同的秩序邏輯，但并非不相容或者非此即彼，相反，兩種邏輯貫穿于國際秩序演變進程之中。如尼爾·弗格森所說的那樣：“我們在歷史的長河中從未見過現在這樣龐大的網絡系統，也沒有見過如此快速的、像病毒傳播一樣的信息流動。但是規模和速度不是全部。過去規模較小、速度較慢的網絡也是無處不在的，有時可能還非常強大，我們可能永遠無法參透無垠而又迅猛的網絡，但如果不去研究它們，那么我們就無法預知未來的網絡時代會是令人欣喜的解放，還是恐怖的無政府主義。”[6]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一個全球性國際體系已然浮現出來。一方面，全球性互動網絡越來越綿密；另一方面，大國政治并沒有退場，主權國家依然扮演重要的角色。歷史學家巴勒克拉夫在《當代史導論》中提出：“當代史的一個顯著的事實是，即它是世界史，而不是某些地區的歷史。因此，我們不采用全球性的眼光，就不能夠理解塑造世界史的諸種力量。這意味著，采用全球性的眼光并不僅僅是通過增加論述歐洲以外地區事務的章節來補救我們關于當代史的傳統觀點，而是對有關整個世界格局的各種傳統看法和論斷予以重新審視與修正。”[7]重新書寫世界史，其中一個目標是探尋全球性國際體系的歷史根源，為國際關系學提供更加寬廣的時空框架。

肯尼思·華爾茲在《國際政治理論》中提出，“系統由結構和互動的單元構成”。[8]而互動單元，也就是國家基本被化約為同質性的“類單位”了，因此國際體系主要由結構來界定，所謂的結構就是單元的排列組合，尤其重要的是作為體系中的大國，也就是“極”的數量。華爾茲的理論被認為是結構現實主義，或者說結構界定體系的論說，至于體系的邊界以及演變并不在結構-體系的解釋框架之內。羅伯特·杰維斯認為，華爾茲的結構沒有為那些既不屬于單元層次也不屬于系統層次的重要變量與安排留有余地。[9]比如說技術、攻守態勢、共享的經驗和規范以及民族主義，等等。巴里·布贊同樣認為，結構現實主義是出發點，而不是終點。在與里查德·利特爾合著的《世界歷史中的國際體系》中，巴里·布贊并沒有對國際體系進行定義，而是采取了多元主義理論和方法，將互動能力、過程和結構作為三個重要的解釋源，尤其是互動能力和過程為國際體系的變遷歷史打開了通道，國際體系這一作為國際關系學核心概念的歷史一下子從幾百年延長到了六萬年。國際體系的歷史就是人類互動網絡變遷的歷史，由此，互聯互通以及互動才是國際體系的主體，甚至可以認為是國際關系研究的本體。

互通-互動源于人性。社會人類學家們認為，連接、共享、利他等是人類的特性，語言、心智、社交天性是人類互動網絡不斷擴大的關鍵因素。互通-互動是人類社會發展演變的核心動力。互通意味著不斷打破邊界，體系的廣度不斷擴大；互動則提升了體系的密度，重塑了體系內組織形態。從互通-互動的角度來看，主權國家也是人類社會的一種組織形態，主權國家的建構歷程以及成敗得失有其原因，國家形態與結構的演變與互通-互動緊密相連。社會人類學家認為，“隨著社會從一隊人馬通過部落進化到王國和國家，某些結合方式便超出了血緣關系的網絡，擴展為包括其他的聯盟和經濟協議。因為社會網絡隨之變大，通信線路變得更長和相互作用變得更為多樣化，所以整個社會系統就變得更為復雜。但是這些變化背后的道德準則卻沒有太大的變化。平民百姓仍舊在形式化代碼的操控之下，與管制狩獵-采集社會成員的情況沒有不同”。[10]交通、通信、運輸方式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尤其是互聯網將人聚攏甚至是擠壓在一個即時空間之中，但是這并不代表人與人之間的差異消失了。需要關注的是，在同一空間中，身份意識在覺醒，尋找和創新“傳統”成為身份認同的重要資源。

互通-互動存在不同類型，不同層面和性質的互動的頻率、頻譜不同，形成不同廣度、密度的網絡。互通-互動大體可以分為三種類型：功能型互通-互動、規則型互通-互動與價值型互通-互動。功能型互通-互動主要指互動手段和工具的變革，車輪、馬鐙、輪船、電報等極大提升了互通互動能力，擴大了體系的廣度，速度革命壓縮了空間，最終形成了具有廣度的單一國際體系。價值型互通-互動主要包括身份認同，即在一個具有廣度的國際體系內如何標記自己的身份。語言是人類進化的“量子躍進”，語言、禁忌、儀式等構成了共同體共享的身份標記，這種價值型互動的變化是緩慢的。當然，人類比其他動物更具有想象力和容忍差異的能力，從而形成了身份的多樣性。“人類社會中的標記首先應該是作為一種身份密碼使用，隨后的標志可能涉及用整個身體來表達社會成員的身份，但是這些標記幾乎不會在考古記錄中留下什么痕跡。幾萬年前，更復雜的社會出現了，其產生的背景是當時的人口已經膨脹并能夠充分互動，從而讓人們可以集體記憶、生產和即興創造更復雜的社會特征，當然其中的部分原因是與鄰近部落拉開距離。”[11]幾十人、上百人基于血緣紐帶構成的小型共同體占據了人類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身份認同的邊界塑造了小共同體，共同的身份一方面能夠增強凝聚力，另一方面則形成了難以突破的身份邊界。時至今日，血緣紐帶、部落意識依然是非常重要的身份認同基礎。價值型互通-互動塑造了體系的“深度”（成員之間的相似性和親密度），也是體系內不同單元的邊界，身份意識的背后是“我-他”的分離甚至是對立和對抗、沖突和戰爭，尤其是大戰的心理根源。規則型互通-互動處于功能型和價值型之間，是不同主體之間重復互動之后逐漸形成的規則、規范或者默契，代表了體系密度。交換是人與人之間互動的重要方式，尤其是以市場為代表的交換體系是穩定可預期的互動模式，而世界市場的形成是單一國際體系的重要基礎。

三種不同類型的互通-互動之間不同的組合決定了國際體系的規模、形態與結構。具體來說，功能型互通-互動界定了體系的廣度，規則型互通-互動衡量了體系的密度，而價值型互通-互動則代表了體系的深度，廣度、密度和深度呈現了體系的不同層面。三種“度”處于相對均衡狀態時，體系處于比較穩定狀態，而失衡則會導致體系的瓦解與重構。三種類型的互通-互動所代表的“度”可以形成不同組合，從而塑造了體系的類型。當然，在歷史演變進程中這些國際體系類型未必全部出現過，比如兼具廣度、密度和深度的國際體系大概與康德的“永久和平”以及中國圣賢所說的“大同社會”相近；而廣度、密度和深度都比較低的時候，很難說形成了所謂的體系，更不要說穩定結構了，這種狀態在人類進入政治社會之前的相當漫長的時間中存在，在采集狩獵時期缺少馴化駝畜、沒有車輪的地方，人與人之間的功能型互通-互動能力低下，互動的頻率不足以形成規則，不同的人類小共同體處于相對隔絕的狀態，但小共同體的認同意識建立起來了，可以說，小共同體構成的國際體系，其單元內部是具有牢固認同紐帶的，但是并沒有形成具有廣度和密度的國際體系。具有深度的共同體成為人類社會演進的基礎單元，其根源與人類的特性有關。進化人類學家羅賓·鄧巴提出，群體規模與大腦新皮層的大小有關，每個人擁有的社交網絡規模在150人左右，這個數字也被稱為“鄧巴數”。[12]小共同體內部成員的互動基本是扁平化和網絡化，或者說是熟人社會，依靠語言、倫理、禁忌，甚至是“閑言碎語”形成的輿論壓力就能夠規范成員的行為。超過這樣的規模就要依靠權威，依靠共同的祖先、神話而形成更大規模的組織，逐漸形成了等級結構，普世宗教為普世帝國提供了信仰紐帶，可以說，普世宗教依靠價值型互通-互動，在交通、通信并不發達的時代擴大了國際體系的廣度。

從一般意義上說，功能型互通-互動是國際體系變遷的“先導”和基礎動力，而規則型互通-互動則受益于功能型互通-互動能力的提高，但相對滯后，規則的變遷往往涉及利益、地位的調整。價值型互通-互動具有自主性，并非另外兩種互通-互動的副產品。人的思想觀念是大腦的產物，而大腦的進化并不快，人的思維方式往往反映了人類早期對環境的適應，尤其是漫長的小共同體生活的經驗。羅賓·鄧巴說，“我們是太空時代宇宙中的石器思想者”[13]。在自19世紀中期以來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中，在不到200年的時間里，人類生活和生存環境已經迥然有別于一萬年前開始定居和從事農業的祖先，更不用說石器時代的祖先了。小共同體時代的身份認同紐帶、思維方式以及“我-他”之間的邊界并沒有隨著國際體系廣度和密度的提升而消弭，相反，全球化擠壓的“地球村”中住著幾十億帶有古老的部落意識的人群，國際體系的深度大大滯后于廣度和密度，這是當下國際體系變遷的動力，也是國際秩序動蕩變革的根源。“世界在逐漸一體化的同時，也在被越來越深化的隔閡所割裂，在‘我們’和‘他們’之間，一條鴻溝已經出現，并且越來越難以逾越，這種隔閡不僅在社會科學領域被世代沿襲下來（正因為如此，才會有現代與傳統之分、先進與落后之別）、在西方人關于外部世界的論著中得以體現，還徹底吞噬了曾經影響世界歷史記載的啟蒙主義‘人類觀’。”[14]國際體系的百年變局的重要根源在于三種不同互通-互動之間的矛盾運動，大衛·哈維認為時間消滅空間和縮短流通時間極大壓縮了時空體系，這也得益于功能型互通-互動能力革命性的提高，使已有的“身份標記”受到了極大的沖刷和擠壓。作為回應，一方面，一些人尋找歷史記憶，修建歷史博物館，將曾經的歷史故事呈現出來，另一方面，一些人賦予“地方”意義，賦予空間以內容，“對于這些地方的建設以及某些本地化審美意象的流行，會導致在內爆空間性的拼接中確立起某些有限的身份認同”[15]。

互通-互動是國際體系變遷的動力，尤其是結構性的變化。對于國際體系的分析需要從結構-體系視角轉向過程-體系視角，探尋“變局”的動力。從國際體系形態的角度而言，帝國到后帝國的轉換是重大的結構性變化，三四千年來，帝國一直是國際體系的主角，帝國既是政治組織，也是一種國際體系。從互通-互動的角度來看，人類在依靠人力、畜力的農耕和游牧時代，互動能力是有限度的，帝國實際上是為了廣度而放棄了深度，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容納和利用多樣性而形成了中心-邊緣的等級性結構，帝國中心對邊緣地帶的統治除了依靠軍事之外，更依賴于互動的密度，也就是規則、制度的建立。囿于功能型互通-互動能力水平比較低下而難以支撐規則型互通-互動的建設，因此，帝國的興衰往往就體現在邊疆的伸縮，帝國的過度伸張使得其統治體系難以持續，邊疆地區從帝國中“逃逸”出來，而帝國的廣度回到與規則型互通-互動相匹配的水平。西歐最先進入了后帝國時代，在中世紀晚期逐漸形成了多個政治實體，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建立了市場體系，貿易商、銀行家等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推動了規則型互通-互動體系的構建，提高了歐洲國際體系的密度。歐洲國際體系的廣度、密度和深度的不同步運動同樣構成了國際體系變遷的核心主線，而國際關系學者所關注的“均勢”并非自動生成，而是在國際體系的廣度、密度和深度處于相對均衡時期的產物。與此相關的是，歐洲國際體系也出現了一系列的“大戰”，形成了陣營、聯盟之間的對決，價值型互通-互動借助功能型互通-互動能力的提升而形成了清晰的“我-他”，甚至是“敵-友”的邊界。二戰之后，殖民帝國解體，世界進入了后帝國時代，國際體系依然呈現出陣營化和三角關系兩種趨勢，功能型互通-互動已經將世界整合為一體，聯合國體系、國際法以及多種多樣的國際組織進一步完善了規則型互聯互動。從廣度和密度而言，一個單一國際體系已經形成，與此同時，價值觀念，尤其是具有悠久歷史的觀念、故事和神話也被挖掘出來，身份的邊界更加復雜多元。此外，人口流動的加速，原有的小共同體認同的邊界在空間上已經模糊化，身份邊界以及身份認同的“斷層線”在地理空間上很難辨明清楚，而會在網絡空間中呈現出“混沌”的狀態。回到本節的開頭，當下國際秩序是何種狀態，未來走向何方？從互通-互動的長時段視角來看，單一但分層的國際體系之內多元權力中心回歸，簡而言之，廣度上已經完全覆蓋，而規則依然是分層的，呈現出等級性的特征，與此同時，具有穩固且悠久價值觀念紐帶的國家或者文明借助功能型互通-互動能力提升而歷史性回歸。如何在時空壓縮的單一國際體系內實現多元權力中心的共處是未來國際秩序的焦點——是陣營化還是穩定均衡靈活的國際秩序？

多重三角關系

主流國際關系理論基本共享一個核心假定，即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然而，無政府狀態之下，人類并非如霍布斯所說的那樣處于叢林狀態，在無政府狀態下依然存在秩序。戰爭并非常態，從長時段來看，國家之間的戰爭尤其是大國之間的大戰是在減少的。在無政府狀態之下如何構建秩序，展開合作？“均勢”是備受關注的方式，亨利·基辛格甚至認為，均勢可以成為未來全球秩序的可行之道。肯尼思·華爾茲認為，“只有兩個強國存在的均勢是不穩定的，均勢系統的正常運轉至少需要四個國家”。[16]國家的數量似乎并不構成均勢的前提條件，均勢的本質在于國際體系處于一種均衡狀態，尤其是國家之間靈活有效的互動維持了國際體系的穩定與均衡。從互通-互動的角度而言，均勢是建立在價值型互通-互動水平比較低，而功能型互通-互動與規則型互通-互動能夠相互匹配的基礎之上。進一步說，均勢需要建立在沒有固化的“敵-友”劃分的基礎之上，從而為靈活的外交活動奠定基礎。

均勢的第一個前提是國際體系的形成，或者說，均勢是國際體系的一種形態和結構，均勢并不是國際體系的必然結果，也非自發形成的結構。均勢需要一些條件：第一，幾個行為體的權力相對平等。行為體的最小數目是2（雖然也許一個大國為若干更小的國家所制衡）。第二，所有國家都希望生存，它們可能尋求擴張，通常有一些國家這樣做。但是必要條件在于，它們并不渴望彼此形成邦聯。第三，國家能夠在短期利益的基礎上相互結盟。意識形態、人際關系的敵對和國家仇恨并不會限制國家在維持必要安全的基礎上來結盟和重新結盟。第四，戰爭是治國術的一種合法手段。[17]國際關系歷史與戰略專家也有此共識，國際體系或者說穩定有效的國際體系需要滿足以下條件：主要國家就目的和目標持有共識，而這共識反映他們試圖通過建立和加入體系來維護和促進的主導價值觀念；有一種適合下列因素的結果，它們是互相作用的國家的數目、體系的地理邊界或范圍、其成員國之間的權勢分布與其分層和地位等級排列；共同接受的程序，即旨在實現體系目的和目標的規范、規則、慣例和體制。[18]歸結起來，均勢國際秩序建立在多元行為體互動的國際體系之上，多元主體之間至少在形式上是平等的，帝國并不承認其他主體的平等地位；均勢秩序建立在非敵友劃分基礎之上，各方之間維持靈活外交關系，外交的目標是保持行動自主性。換言之，國際體系主要圍繞功能型互通-互動和規則型互通-互動展開；均勢并不意味著各方實力均等，而是各方能夠有意識地避免一方獨大，以致將國際體系的結構從多元互動變成自上而下的等級控制。均勢國際體系的維持不排斥戰爭、結盟，但是無法與剛性同盟、無限承諾等因素兼容。

多元主體構成的國際體系可以化約為多重三角關系，靈活的三角關系能夠維持國際體系的動態平衡，實現均勢國際體系所追求的秩序。均勢是國際體系的結構，也是治國術，更需要動態靈活的外交過程。“三角關系是多邊關系中最簡單的形式，并且對于三角關系中的任何一個行為體而言，由于受到另外兩方的態度之間的聯系，以及另外兩方之間互動的可能性影響，管理不確定性是一個比取得任何具體結果都更為現實的目標。”[19]三角關系可以作為國際體系的最基本單位，三個行為體之間的互動具有系統效應，任何一方都要受到系統的約束。“三個國家組成一個體系時，衍生結果很可能支配行為的即時的和直接的效應。權力通常并不是來自軍事或經濟力量，而是來自于處身其中或所造就的一種結構，在這種結構中，一國潛在敵國們相互沖突。一國是否需要安撫另一國，常常取決于一個國家需要得到支持以反對其他國家的程度。”[20]三角關系可以說是最小的國際體系，靈活的三角關系能夠維持國際體系的均衡，而三角關系裂變則可能導致對立和沖突，形成陣營對立的態勢，陣營化的邏輯會讓多重三角關系結構趨于僵化，甚至引發大戰。

厄洛爾·迪默特對三角關系作出了經典分析，他根據任意兩方關系的性質將三角關系分為三角家庭、浪漫三角、婚姻關系和單位否決四種，最穩定的是三方都是朋友的三角家庭關系，最不穩定的是互為敵人的單位否決關系。[21]布蘭特利·沃馬克從三角關系的“結構”角度進行了分類，即對稱三角關系（X=Y=Z）、單極雙邊非對稱三角（X>Y=Z）、兩極雙邊非對稱三角（X=Y>Z）、三邊非對稱三角（X>Y>Z）。“非對稱模型導致行為體的實力因素對戰略三角關系整體穩定的決定性影響多出來一個附加條件。與強國的關系被認為對于決定任何三角行為體的個體能力都至關重要，強國的個體行為能力對于決定戰略三角關系的整體穩定也十分關鍵。”[22]三角家庭和單位否決兩種類型并不構成經典意義上的戰略三角關系，三方都是朋友或者敵人意味著基于“敵-友”的價值型互通-互動成為主要形式，三方都是朋友是烏托邦的想象，而彼此敵對則是叢林狀態。浪漫三角關系和婚姻關系中，婚姻關系則可能呈現出陣營化的趨勢，其中兩方是穩定的契約關系，彼此有相互忠誠的承諾，那么任何第三方都可能成為這一穩定“聯盟”的對立面。理想或者純粹的三角關系是浪漫三角關系，也就是其中一方X與另外兩方Y、Z的關系要好于Y和Z，這意味著X獲得了關鍵地位，不僅獲得了行動的自由，而且能夠依靠自身地位操控與其他兩國的關系。關鍵地位并不取決于實力，而是在三角關系中的位置。因此，在三角關系中，關鍵地位是任何一方都要努力去爭取的，由此會形成三角關系中關鍵位置的“流動性”，對關鍵地位的競爭能夠使三角關系運轉開來。任何兩方既不是敵對關系，也不是剛性同盟，任何兩方基于議題展開合作或者競爭，任何兩方關系的變化都會影響第三方。換句話說，理想的三角關系是要與價值觀念、意識形態、情感好惡隔離開來的。

三角關系如在一個價值型互通-互動處于隱性或者被有意控制的國際體系之中，構建、推動或者運籌三角關系的戰略家們希望外交與內政能夠隔離開，通過秘密外交來改變國際體系的結構，最典型的莫過于基辛格。基辛格推崇的外交家是梅特涅，他認為，“梅特涅是繼承了十八世紀偉大傳統的最后一位外交家，一位政治‘科學家’，他在一個越來越通過‘事業’來實現政策的時代冷靜和不動聲色地安排他的各項組合……因為他認為政策是一種科學，他不允許有任何感情上的依戀來干涉他采取的措施。在梅特涅的外交手腕中，不存在他選擇目標時特有的僵化的教條主義，也沒有亞歷山大一世處事時不著邊際的多愁善感”[23]。在試圖打開中國大門，構建中美蘇戰略三角關系的過程中，基辛格近乎模仿了梅特涅的“科學”做法，經過1969年的一系列試探和傳遞信息，在基辛格訪華之前，他就認為美國與中蘇的關系變成了“三角關系”。他說：“我們不認為我們打開通向中國的路就一定是反蘇。我們的目的是清除對外政策中的一切感情用事。我們沒有理由把我們同主要的共產黨國家的接觸局限于蘇聯。我們同中國接近并不是要贖四十年代后期我們對華政策的大量罪過，而是要塑造一個全球的均衡。”[24]羅伯特·杰維斯認為：“在一個因意識形態爭斗而分裂的國際體系中，一個非意識形態化的國家可能同樣具備優勢，因為對于那些無法相互聯合的國家來說，這樣的國家是一個可接受的聯盟伙伴。”[25]對于與美國的關系，中國的態度亦有所變化。1969年，關于研究國際形勢問題，周恩來同志交待：“主席的一貫思想是，主觀認識應力求符合客觀實際，客觀實際不斷發展變化，主觀認識也應隨著發展變化，對原來的看法和結論要及時作出部分的甚至全部的修改。”[26]而美蘇在古巴導彈危機之后，彼此妖魔化的情緒也在下降，共處既是現實，也是不得不做的選擇。基辛格也認為，“不管有多大的相互不信任，克里姆林宮和尼克松政府之間的關系還是比以前大部分時期都要認真，而且一般地沒有那種一時歡天喜地、一時灰心喪氣的那種起伏跌宕的狀況”。[27]淡化意識形態色彩為創建三角關系奠定了基礎。

三角關系并非單數，而是復數的，三角關系是在多邊復雜網絡中運轉起來的，反過來，三角關系也受到系統的支撐和約束。尼克松和基辛格運籌中美蘇戰略三角關系的一個目標是從越南脫身，基辛格認為，“一個美國使節訪問北京必定會觸發一場地緣政治革命；光是對河內就造成創傷。這些就是壓倒一切的‘補償’”。[28]而中美關系正常化不僅改變了中美蘇關系格局，而且對東亞和歐洲國家也造成了連鎖反應，這意味著，三角關系在一個系統內運轉，并且造成連鎖系統效應。“尼克松打開中國大門背后的主要原因，在于獲得杠桿，用于形成同蘇聯之間的一種比較滿意的關系。美國對華積極關系的威脅將是‘大棒’的一部分，它同蘇聯展示的各種誘惑結合起來，將把蘇聯拉入一種更具建設性的關系，在其中蘇聯人將自我約束，不使用它們愈益增長的權勢去推進陣地，不靠損害美國及其盟國的利益去謀求控制。”[29]從歐洲國際體系的演變來看，三角關系或者均勢體系的運轉與海權國家的興起密不可分。歐陸的均勢體系往往有賴于英國的介入，英國成長為海權大國，選擇性干預歐陸事務，制衡歐陸大國的霸權野心。從這個角度來說，三角關系與海上霸權體系相關，海權大國選擇性介入大陸事務，獲得了行動的自主性，進而可以在三角關系中占據關鍵位置。功能型互通-互動擴大了國際體系的廣度，尤其是大航海時代的開啟，突破了人類活動的陸地邊界，海洋不再是互通-互動的障礙，而是提供了新的途徑。時殷弘認為，“五個世紀的現代世界史始終以全球化政治經濟和全球化交往體系為一大特征，因而就獲取并維持最大強國地位而言，對跨洋水道的優越的利用和控制一向是一大先決條件”[30]。海上霸權從荷蘭到英國，最終到了美國，德約認為，“陸上強國對海軍強國的共同敵意，無法克服陸上強國自己中間的更活躍的敵意”[31]。正因陸上強國之間的敵意超過了它們對海權國家的敵意，從而賦予了海權國家操控大陸國際體系的機會，當然，如果大陸強國一枝獨秀的話，海上強國主導的三角關系就會形成海陸對抗，跌入陣營化的陷阱。

三角關系未必會形成戰略互信，但能夠逐漸增信釋疑，穩定預期。三角關系的構建需要最基本的信任，尤其是彼此隔絕或者對立的雙方需要釋放善意，在觀念對立或者充滿敵意的環境下，善意的信號并不容易傳遞。社會學家提出的“弱連帶”概念在形成三角關系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弱連帶相當于認識但并不太了解的“朋友”，并不一定需要共同的志趣、愛好或者價值觀念，但是這種“一面之緣”的朋友往往能夠將不同的朋友圈連接在一起。“弱連帶卻被視為個人取得機會以及社區整合不可或缺的因素；強連帶則增強了地方的凝聚力，但卻又導致了社會整體的破碎化。”[32]基辛格認為，在1969年，中美蘇三角關系開始運轉，而中國學者牛軍的研究表明，1965年是中美地緣安全爭斗從降溫走向結束的轉折年代。“從邏輯上推論，與蘇聯關系的緊張和中國決策層對蘇聯威脅的日益關注，也可能是導致他們更愿意控制中美危機和避免中美沖突的日益重要原因。一種被稱為‘戰略三角’的均勢政策的邏輯這時已經存在了。”[33]無論1965年還是1969年，距離人們所認為的中美蘇戰略三角關系形成都有一段時間，中美之間通過各種渠道釋放信號，比如邀請埃德加·斯諾登上天安門城樓、通過羅馬尼亞、巴基斯坦傳遞信息，等等，這些都算是一種“弱連接”，恰恰是弱連接扮演了中美之間的橋梁，包括乒乓外交也是以一種非正式的方式傳遞了彼此善意。增信釋疑是一種戰略，必須克服戰略的、政治的和心理的障礙。[34]基辛格認為，中美“兩個大國不是通過正式協議，而是通過協調各自對國際問題的理解，協調它們與此有關的利益來尋求合作。這樣的關系不僅是法律上的需要，而且也成了一種心理上的需要”[35]。三角關系的運轉也是一個心理過程，各方保持節制，采取戰略模糊政策，在各方相對安全的基礎上逐漸形成比較穩定的預期，各方在基本的常識、默契的軌道上互動，也進入了規則型互通-互動范疇。

三角關系并非穩態結構，而是通過靈活外交活動實現國際體系的大致均衡。如同自行車一樣，轉動起來才可以穩定，當然，這并不能保證自行車不會停擺或者翻車。國際體系的廣度、密度和深度隨著互通-互動的變化而不斷演進，由此會造成結構的調整。從廣度的角度來說，19世紀中后期歐洲國際體系向外擴張，以殖民帝國的形式擴大了國際體系的廣度，從而形成了歐洲國際體系和海外殖民體系的嵌套，海外殖民體系為歐洲國際體系轉嫁危機和矛盾提供了空間。德國統一之后，俾斯麥構建的大陸聯盟體系并非聯盟體系，而是通過秘密外交組織起來的復雜的多重三角關系；其中一個重要的前提是德國不介入海外殖民地，而是利用英法俄等國在海外殖民的矛盾而獲得“關鍵地位”。功能型互通-互動能力擴大了國際體系廣度的同時，也為價值型互通-互動提供了新的媒介，大眾傳媒一方面為重塑國家認同和團結創造了條件，另一方面則將“我-他”甚至“敵-友”的劃分納入外交關系中，從而使得職業外交家或者政治家構建和維持復雜三角關系的空間更為逼仄。

此外，三角關系是相互制衡的結構，任何一方都無法實現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保守、克制、妥協是三角關系所需要的要素。在浪漫三角和三邊非對稱三角所組合起來的三角關系中，占據關鍵地位且實力較強的一方X也面臨著困擾，尤其是在受到另外兩方Y和Z擠壓時要付出比較大的成本；而最弱的Z則可能比較焦慮，甚至以弱勢地位綁架強者，原因在于，如果Z受到削弱或者毀滅，那三角關系就不復存在了；而Y則備受挫折，近乎被鎖定在三角關系中，雖然實力強于Z，但是卻沒有行動自由。因此，三角關系的維系需要各方將三角關系作為治國方略的意識，滿足于現狀。如基辛格所言，“穩定秩序的基礎是其成員相對安全——因此也是相對的不安全，穩定反映的不是存在尚未得到滿足的訴求，而是怨恨沒有大到足以企圖顛覆協議而非尋求在框架內進行調整。其結構被所有主要國家接受的秩序是‘合法的’，而有某個國家認為受到其結構壓制的秩序是‘革命性的’”。[36]任何一方不愿受到三角關系的約束，系統的動態平衡就會被打破，如德國1890年拒絕續簽德俄再保險條約，俾斯麥維系的多重三角關系開始解體，歐洲國際體系陷入了陣營化的邏輯。

陣營化，冷戰抑或大戰

陣營化，意味著單一國際體系內的裂變，形成了兩個集團之間的對立，換言之，陣營化最大的特征是單一國際體系內部的再邊界化。俾斯麥構建和運籌的復雜的大陸聯盟體系最終變成了20世紀初的兩個軍事同盟，薩拉熱窩的槍聲竟然引發了歐洲的一場大戰，終結了人們津津樂道的“維也納百年和平”。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戰勝國沒有像維也納會議的前輩一樣重建一個百年和平，從雅爾塔會議到馬歇爾計劃，二戰后的秩序被“冷戰”所取代，兩大陣營對峙了近半個世紀。歷史學家艾瑞克·霍布斯鮑姆在他的“19世紀三部曲”中將短暫的20世紀命名為“極端的年代”，從1914年到1991年，世界大戰和漫長的冷戰成為20世紀的主要線索，也有人將冷戰視為第三次世界大戰。這所謂的“大戰”，不僅是烈度超出從前，更是陣營的對壘和廝殺，持續的時間也超出一般的戰爭，而帶有克勞塞維茨所說的“絕對戰爭”的性質。幸運的是，冷戰并不是世界大戰，而是“長和平”，而冷戰期間也出現了中美蘇戰略三角關系，陣營對抗也隨之降級。陣營化，是比“兩極體系”更加普遍的現象，兩極意味著作為“極”的大國的實力遠遠超出其他國家，而并非所有陣營化現象中都有明確的兩極。冷戰時期，美蘇所具有的超群實力地位更是一種特例，而非普遍現象。希臘時期的伯羅奔尼撒戰爭、17世紀的三十年戰爭、19世紀的拿破侖戰爭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都形成了陣營，但很難將其稱為兩極對立。

單一國際體系并不意味著是全球性的，也可能是區域性的，所謂的單一性主要由功能型互通-互動所界定，在不同的交通通信條件下，功能型互通-互動能力決定了國際體系的廣度。比如希臘世界、地中海世界、基督教世界，等等，在特定的互動水平下會形成國際體系的邊界。從歷史的演進看，陣營化的國際體系在大戰之后或者重建國際秩序，或者被其他的大國所吞并，比如伯羅奔尼撒戰爭后的希臘國際體系被并入帝國之中。拿破侖戰爭后的歐洲建立了基于靈活三角關系的均衡；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則很快陷入了新的陣營化，冷戰是全球性單一國際體系時代的陣營化，全球冷戰也助推了第三世界的形成；除非人類移民外太空，否則全球性單一國際體系將成為未來國際秩序構建的一大前提。

國際體系的廣度與密度、深度之間形成了明顯的反差，從而使得單一國際體系出現了裂變，這是陣營化的根源所在。功能型互通-互動擴大了國際體系的規模，工業革命大大提升了人類社會獲取能源的能力，歐洲國家的海外擴張將地球變成了一個整體，“內燃機引擎導致的軍事革命似乎掃清了通向遠大征服的征途”[37]。霍布斯鮑姆認為，相比于歐洲失去世界中心地位，世界變成單一的運作單位的意義更為重大，“這個時代對人類唯一可夸耀的貢獻，可說完全建立在以科技為基礎的重大物質成就進步之上”[38]。科學技術的加速推進實現了功能型互通-互動的突破，相比之下，規則型互通-互動滯后，而價值型互通-互動也沒有同步升級。由于不同類型互通-互動的巨大差異，國際體系的廣度與密度和深度之間的不匹配、不協調加劇，使得單一國際體系出現裂變，從而引起陣營化。三十年戰爭是歐洲最后一次大規模的宗教戰爭，戰爭之所以持續三十年之久，其持續的動力在于教派分裂，天主教和新教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以至于德意志地區成為一片廢墟。三十年戰爭的結束也與天主教的法國加入新教陣營有關，這意味著新的價值觀念——“國家理由”成為主導的觀念，宗教分歧不再成為界定國家身份和地位的主要因素。對于歐洲國際體系來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并不意味著普遍建立起來了主權國家以及以主權國家為基礎的國際體系，但意味著國家利益以及國家地位成為主要的政治觀念，在絕對主義國家時代，君主以及貴族對榮譽的追逐使得國家將大量財政資源投入戰爭，18世紀的歐洲戰爭與君主的性格息息相關，如路易十四追求“太陽王”的榮耀，彼得一世自稱“沙皇”。拿破侖戰爭以及數次反法同盟形成的大戰，與民族主義的勃興是分不開的，民族主義強化了國內的認同，激發了愛國主義熱情，但也讓外交和戰爭受制于民眾的情緒。拿破侖戰爭之后，維也納會議重新確立了保守主義、傳統主義的原則，復辟的波旁王朝重新加入到維也納體系之中。直到1848年革命，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打破了梅特涅主導的保守主義國際體系。雷蒙·阿隆區分了兩種體系，一種是同質性國際體系，一種是異質性國際體系，而異質性會造成國際體系的裂變，在單一國際體系內形成界線，甚至是鴻溝。“體系若是一個不穩定的妥協，它就沒完沒了地傾向逾越自己的界限，要么重返叢林，要么邁向‘普世帝國’或者‘法律秩序’。共同文明和永恒對抗的雙重意識，實質上自相矛盾。如果對抗意識占上風，戰爭就無法平息，文明的外交就會黯然失色；如果文化共同體的感覺占上風，國家統一的誘惑或者有組織的和平就無法抗拒。”[39]羅伯特·杰維斯認為陣營化的邏輯其實隱含于社會結構之中，“在一個社會系統中的因素，往往會形成一致的（consistent）或平衡的（balanced）（把這兩個詞當作同義詞使用）結構。按純粹的狀態，其中的系統劃分為兩個陣營，是以具備三個條件為特征：任何行為體都與其陣營中的其他每個行為體有友好關系，任何行為體都與另一個陣營中的每個行為體有敵對關系，沒有任何行為體置身于這兩個陣營之外——即沒有中立者”[40]。

陣營化邏輯形成之后，一方面敵意會螺旋上升，另一方面則是同盟體系不斷擴張，單一體系內的陣營之外的國家也面臨選邊站隊的壓力。價值型互通-互動一方面會增強相同價值觀念的團體之間的凝聚力，而另一方面則會擴大與異己的差異，通過政治動員形成的對抗的敘事體系，將對抗的觀念體系的邊界與隔閡固定下來，單一國際體系內部形成“楚河漢界”。與此同時，陣營化意味著陣營內部形成聯盟體系。陣營之間的敵意螺旋上升與陣營內的忠誠強化是同步進行的，“兩個占支配地位的國家幾乎不可避免成為敵人（只要它們不是密切地團結在一起），個中原委僅僅在于，只有在雙方屬于互為對立的陣營的前提下，才存在均衡。當斗爭本身造成了對抗，思想和激情隨后就找到無數的方法來證明這種對抗的合理性”[41]。具體而言，陣營化主要包括以下五方面。

第一，陣營化的起點在于地位的失衡，而國家在國際體系的地位不僅取決于實力，也來自于自我與他者的認同。“一旦先賦地位和自致地位的等級秩序明顯不同，那么榮譽和地位便可能相互偏離。這些等級秩序之間的相對地位以及秩序內部的地位差異構成了一個強大的沖突源。”[42]功能型互通-互動和規則型互通-互動造成了不均衡增長，尤其是技術革命造成了國家物質實力的非同步、不均衡增長，后發國家對自身地位和榮譽的認知與他者特別是先發者的認知存在反差，而這一反差會給先發者造成恐懼，會給后發者帶來羞辱。“統一后的德國用了不到40年就成為歐洲大陸實力最強大、技術最先進的國家，與當時的世界霸權國——英國的差距也在不斷縮小。德國人，包括最底層的產業工人在內對‘德意志’這個民族概念都已經產生了強烈的認同感，對自己國家的崛起則有一種自豪感。”[43]德國強勢崛起對于德國人而言是值得驕傲的，德國人也渴望與自己實力相匹配的地位，但是對于英國、法國來說，德國的崛起改變了歐洲的格局。如同修昔底德所說的，雅典實力增長引起了斯巴達的恐懼。情緒（恐懼或者受辱）而非利益使得國家之間的矛盾被放大，甚至固化，為了榮譽而不惜一戰。勒博認為，“如果人們把那些發動戰爭和那些被迫參戰的國家加以區分，那么榮譽和威望的重要性甚至超過了安全和財富。對于前者，國家間的戰爭通常是地位之爭的一種表現形式。這一目標的實現，時常是以國家利益的損失為代價的”。[44]

第二，外交政策走向戰略清晰，同盟趨于剛性，是三角關系轉向陣營化的轉折點。外交，尤其是大國外交的目標是獲得行動自由，但要獲得行動自由就需要在復雜的國際體系中縱橫捭闔，這與確立國家地位和形象的訴求是矛盾的。俾斯麥大陸聯盟體系是復雜的，但不能說必然瓦解。徐棄郁對俾斯麥的三項評論是中肯的：一是沒有采取任何措施改變國內決策體制和權力結構，尤其是軍政關系不協調；二是忽視決策隊伍的培養，繼任者并不理解俾斯麥的戰略精髓；三是沒有對民眾進行教育，濫用公眾情緒，后來的統治者挑起但不能控制公眾情緒，政府變成了社會輿論的俘虜。[45]俾斯麥在任的時候尚且能夠控制德國軍隊，但在他卸任之后，軍事戰略尤其是海軍戰略取代了德國的大戰略。對于俾斯麥的秘密外交以及相互沖突的同盟條約，繼任者并不理解，更不要說駕馭了。繼任的荷爾斯泰因主張要使德國外交政策清晰起來，要加強德奧同盟關系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一個反俄體系。[46]1890年德國不再續簽德俄再保險條約，其中的原因有兩條，德國從中獲益較少；與德國其他的同盟義務相矛盾。退出再保險條約之后，德國實現了“戰略清晰”，但是造成的結果就是俄國被孤立，從俾斯麥復雜的三角關系網絡中“自我放逐”。此外，德國對奧匈帝國的承諾不斷升級，德奧關系升級也意味著俾斯麥通過《地中海協定》將英國拉入大陸聯盟體系的政策遇到了挑戰，更重要的是，德國對奧匈帝國的責任越來越多，處于弱勢的奧匈帝國反而獲得了撬動德國的杠桿，甚至是綁架德國的繩索。俾斯麥通過一系列同盟條約建立了一個排除法國的國際體系，雖然同盟條約之間存在矛盾，但是德國在其中占據了關鍵地位，成為大陸聯盟體系的操盤手，維持了歐洲國際體系的動態平衡，每個國家在其中都只能部分實現自己的目標。冷戰的發生也存在類似的情形。1947年，蘇聯外交部部長莫洛托夫在商討馬歇爾計劃的巴黎會議閉幕式上，指責英法的方案是要“把歐洲分裂成兩大陣營，并在他們的關系中制造新的障礙”，蘇聯要求東歐國家不得參與馬歇爾計劃，作為應對，蘇聯組建共產黨情報局，組織協調東歐國家的行動，馬歇爾計劃在西歐的實施意味著美國以經濟手段建立起經濟集團，而蘇聯也確立了“內線進攻，外線防御”的戰略，至此，陣營化在歐洲成為現實，歐洲冷戰開始。[47]陣營化使得美蘇以及各自對歐洲國家的外交戰略“清晰化”，陣營內的同盟體系漸趨剛性。依靠共產黨情報局，蘇聯恢復了對東歐共產黨的領導和控制。

第三，螺旋上升的敵意使陣營化規模不斷擴大。基于情感或者價值判斷的一致性，國家與人一樣會形成不同的圈子，就如所謂的“人以群分”，“人們會無根據地擴大他們本身與第三方的共性范圍，并使這種關系充滿感情色彩。這種傾向在政治活動中也同樣存在，尤其是當結盟具有重要性的時候”[48]。美蘇之間的分歧在反法西斯戰爭中被掩蓋下來，二戰結束后，彼此的差異就浮現出來。“美國有了一個強勁的對手——不論在軍事上、政治上，還是意識形態上都對美國構成了威脅，這是過去法西斯主義都不曾做到的。戰爭時期，自信的美國通過出口武器和糧食，把世界從希特勒和日本帝國主義的手中拯救了出來。現在它要通過輸出自由貿易、開放市場和民主思想來維護和平。”[49]喬治·凱南的長電報和諾維科夫在1946年撰寫的名為《戰后美國外交政策》的長篇報告系統總結了美蘇之間的差異和敵意，如同1907年的《克勞備忘錄》一樣將敵意和對抗理論化了，并且成為外交政策的依據。而敵意和對抗是在同一國際體系內部，它如同地震的震源一樣，沿著斷裂線不斷延伸。19世紀中后期，歐洲國家向外擴張，瓜分殖民地在一定程度上轉嫁了矛盾，但是到20世紀初，全球性國際體系已經形成，“1898年至1905年期間，遠東所發生的事件證明是一個轉折點。中國面臨被瓜分的威脅，以及對中國大陸將為歐洲列強所控制的擔憂，促使了歐洲以外的強國采取行動。結果導致了全球政治體系的產生，而它最終取代了歐洲體系”。[50]英法俄調整了在海外殖民地的分歧而形成了與德奧相對立的協約國集團，在一戰期間，歐洲列強的大戰的戰線延伸到全世界，殖民地被卷入其中。當鐵幕在歐洲落下之后，陣營化的邏輯也延伸到中東、中亞和東亞地區，“冷戰造成的兩極化以及大國沖突的規模為第三世界的造反者利用國際上的大國體系為自己的利益服務打開了大門”[51]。陣營化邏輯使冷戰全球化了，美蘇在第三世界的爭奪也促進了第三世界的形成，美蘇對立為新獨立國家提供了左右逢源的相對寬松的國際環境。

第四，陣營內部的結構塑造了陣營對抗的形態。冷戰時期，美蘇成為各自陣營中的“極”，至少在冷戰初期，美蘇在各自陣營中占據絕對優勢地位，陣營內部呈現出等級性的結構，或者說是結構失衡，在陣營內部是非對稱相互依賴關系，盟友需要得到美蘇的保護，同時也受到美蘇的約束，美蘇在各自陣營內派駐了大量軍隊。在這種等級性結構之下，以美蘇為兩極的陣營對抗并沒有引發大戰，而是形成“長和平”。約翰·加迪斯總結了冷戰時期陣營化的規則：尊重勢力范圍，其實也是尊重陣營之間的邊界，不干涉對方陣營內部事務；避免直接均勢對抗；核武器只能用作最后手段，美蘇之間逐漸形成了比較穩定可預期的核威懾規則；寧要可預測的瘋狂也不要不可預測的理性；不謀求破壞對方的領導。[52]除此之外，冷戰時期，主權國家大量涌現，一個基于主權國家的國際社會浮現而出，在兩大陣營之外出現了“不結盟”群體。當然，在陣營化的邏輯之下，第三世界難以隔離于冷戰之外，相反，第三世界國家的建構過程受到陣營化的影響，持久而激烈的內戰其實就是在美蘇“長和平”之下的激烈對抗的“角斗場”。在陣營內部，大國需要維持自己的威望地位，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和榮譽而不斷擴張，干預距離遙遠的國家的事務，而其理論依據就是“多米諾骨牌效應”，它們唯恐在體系內的信譽受損而進行代理人戰爭或者陷入無關本國安全的戰爭，越南戰爭、阿富汗戰爭就是例證。

與冷戰時期不同，一戰之前的陣營化沒有走向“長和平”，而是一場大戰。細究兩個時期陣營化的顯著區別在于，一戰前的兩大陣營內部并沒有形成明顯的極化，大國的地位并不突出，甚至出現了比較“反常”的現象，那就是大國被小國（弱國）牽著鼻子走。陣營內的成員無論實力如何，任何一方的背叛或者中立都會影響陣營的穩定，因此，為了維持陣營內部的穩定和凝聚力，彼此責任趨于無限，承諾不斷升級，最終從防御性同盟演變成為進攻性同盟，尤其是大國對小國的無限承諾和空白支票，讓小國獲得了進行冒險的杠桿。如同“狐假虎威”的游戲一樣，如果兩個陣營都玩“狐假虎威”的游戲，那么兩只老虎就可能“夢游般”陷入一場不曾預料的大戰。一戰之前的兩大陣營中的弱國，奧匈帝國和沙皇俄國在巴爾干展開了激烈的博弈，巴爾干之于兩個帝國，與其說是利益之爭，不如說是榮譽和地位之爭。1908年奧匈帝國違背1878年《柏林條約》吞并了波黑，德國給予了奧匈帝國外交和軍事上的無限支持，德奧同盟從防御性同盟變成了攻擊性同盟，德國為奧匈帝國開出了空白支票，從而大大縱容了奧匈帝國的冒險行為。反過來，俄國在波黑危機期間受到德奧的羞辱，而英法沒有給予俄國足夠的支持，這場危機造成的結果就是，在下一場危機中，德奧試圖復制獲得“成功”的經驗，而俄國則絕不愿重蹈覆轍，英法擔心若不給予俄國支持，俄國將倒戈。等到1914年薩拉熱窩事件，德奧兩國將各自的盟國拖入了一場大戰。在陣營內，強國為了獲得弱國的支持而不得不開出空白支票，無限責任和無限承諾使大國喪失了對小國的約束，反而被小國“綁架”。

伯羅奔尼撒戰爭、三十年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等基本都是從陣營對壘的邊緣開始，且并非陣營內的大國之間的直接對抗，而大國為了榮譽和尊嚴而卷入了曠日持久的大戰之中。冷戰沒有演變為大戰，除了核武器的“水晶球效應”之外，與陣營內部的同盟結構息息相關。美蘇所占據的絕對優勢地位足以使其擺脫盟國的綁架，同時可以懲罰盟國可能的背叛行為。等級性的同盟結構約束了小國的冒險行為，模糊或者對等的同盟權責阻斷了沖突升級的螺旋。當然，美蘇也未能抵擋誘惑，先后陷入了局部戰爭的泥潭，消耗了元氣，從而改變了陣營化的態勢，越南戰爭迫使美國不得不進行戰略收縮，而阿富汗戰爭則是拖垮蘇聯的重要原因。

第五，陣營化的國際秩序是對抗性和沖突性的，即便是美蘇兩極體系也并非如理論家所言那樣是穩定的國際體系。大戰是陣營化國際體系的終點，大戰之后，戰勝方建立的國際體系是去陣營化的，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秩序圖景是大國合作，包括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擔任“警察”角色等。冷戰所代表的陣營化國際體系是新的形態，持續了近50年時間，但這并不意味著冷戰是靜態的陣營對壘的格局，相反其是動態演化的復雜過程。冷戰期間，功能型互通-互動持續發展，尤其是信息技術革命極大提升了交通、通信水平，美蘇之間的競賽也推動了技術的進步，人類進入太空時代，國際體系的廣度進一步延伸。與此同時，布雷頓森林體系所確立的經濟貿易體系和規則并沒有在全球實施，“兩個平行市場”的理論和實踐意味著在各自市場體系內有不同的規則，但為了應對核威脅，美蘇還是將核競賽設定了規則，因此，規則型互通-互動也有了新的變化，核威懾的規則全球化了，而經濟則更多地體現為半球化，美蘇之間的競爭也是兩種經濟體系之間的競爭。在冷戰時期，國際體系的廣度、密度和深度依然處于不均衡變化之中，陣營化對抗升級能夠保持各自陣營的“陣腳”，增強各自陣營的凝聚力，但是陣營內部結構也因為不均衡變化而出現結構性調整。

20世紀70年代的冷戰緩和期本質是去陣營化，也就是陣營內部成員的“跨界”，不僅美蘇關系開始緩和，而且美國試圖通過聯系戰略，將戰略武器談判與經濟合作進行綁定，企圖推動蘇聯制度轉型。與此同時，陣營內的同盟結構松動，中蘇關系惡化，美歐之間貨幣貿易競爭升級，歐洲推出共同貨幣計劃。陣營化的國際體系的變動受到陣營間以及陣營內“雙層”互動的影響。20世紀80年代中期，美蘇再度緩和，去陣營化成為雙方共同的目標，而根本的動力在于功能型互通-互動和規則型互通-互動所支撐的國際體系，與價值型互通-互動的二元對立結構形成了矛盾。除了核軍備競賽造成的沉重負擔之外，信息技術的發展、消費主義觀念的擴張都沖擊著陣營化的邊界，除此之外還有戈爾巴喬夫自身觀念的變化以及對冷戰的認知。美蘇關系緩和并且合作，共同退出陣營對壘。但是，最終以蘇聯解體的方式結束了陣營對抗，超出了人們的預期。陣營化國際體系并非線性演化，或者終結于大戰，或者因一方瓦解而終結對抗，是否還有第三種可能性？至少在戈爾巴喬夫的設想中是存在的。1989年，在馬耳他峰會上，戈爾巴喬夫和老布什公開宣布冷戰的終結。從這個角度而言，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既是去陣營化的結果，也是去陣營化的表現。關于蘇聯與東歐國家的關系，戈爾巴喬夫的發言人格拉西莫夫宣布，《雅爾塔協定》將被取代，取而代之的是“辛納屈”主義，也就是走自己的路。[53]

單一國際體系與秩序重建

冷戰以蘇聯解體的方式終結了，世界一夜之間進入了后冷戰時代。后冷戰的世界構建起了何種戰后秩序？佩里·安德森認為，“蘇聯的覆滅意味著西方世界最終成為冷戰的贏家，與當年反法同盟擊敗拿破侖一樣具有決定性的勝利再次上演”。[54]西方不斷強化贏得冷戰的說法，在勝利主義的情緒之下，美國及其盟國并沒有試圖重建如同維也納體系一樣的均勢秩序，而是不斷擴張，無論“單極霸權”還是“歷史終結”都是西方勝利話語的重復。以蘇聯為首的陣營垮塌了，但以美國為首的陣營并沒有解體，后冷戰時代與冷戰時代的根本區別在哪里？

冷戰是兩個陣營的全方位對抗，尤其是兩個核大國之間的相互威懾。蘇聯解體之后，陣營對抗的結構一度消失，但是世界并沒有回到無核世界。“美國和俄羅斯，毫無疑問，都保留著能夠隨時毀滅對方核心城市、引發全球核浩劫的彈道導彈。”[55]換言之，維持冷戰結構的一根支柱并沒有發生變化。烏克蘭危機爆發之后，俄羅斯作為世界主要核大國的地位被屢屢提及，而北約和俄羅斯作為兩大核力量之間的相互制衡和威懾依然在繼續。事實上，美俄在東歐反導系統的“斗法”讓冷戰的場景再度浮現。戈爾巴喬夫在自己的回憶錄中也提出了同樣的警示，克里米亞危機引發的對抗讓人們回想到了“冷戰”。[56]俄羅斯重建在原蘇聯空間的影響力，強化集體安全條約組織，建立歐亞經濟聯盟，推進俄羅斯與白俄羅斯的一體化，等等。有學者認為，普京總統“一直試圖以總統身份為他的國家重建已經支離破碎的自信心，并且是依據他們自己的歷史和經驗，從沙俄帝國到曾經的蘇聯再到東正教會的經驗——無論西方喜歡不喜歡”[57]。與俄羅斯重建自己的國家地位并行的是，北約和歐盟不斷擴大，從而形成了一個類似冷戰的結構：俄羅斯重新穩固自己的陣腳，尤其是在白俄羅斯、烏克蘭、高加索一線；而北約則將東歐國家納入其中。由此形成的態勢是，一個大為縮小的俄羅斯主導的松散同盟與一個大為擴大的美國主導的陣營重新出現在歐洲；與冷戰時期不同的是，這次對壘的邊界從德國柏林東移到了烏克蘭東部。而2022年烏克蘭危機之后，北約不但從“腦死亡”和“過時”中復活，而且實現了擴大，芬蘭和瑞典兩個長期堅持中立的國家申請加入北約，而歐盟也制定了吸納西巴爾干國家的計劃。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說，“后冷戰”結束了。烏克蘭危機不僅終結了歐洲自二戰之后的“長和平”，也讓“冷戰”在一定程度上復活了，這并不是“新冷戰”，而是冷戰的回潮。如果將烏克蘭危機置于冷戰的長時段的視角下，或許也可以認為烏克蘭危機可能使冷戰以一場熱戰的方式正式結束了，烏克蘭危機之后的戰后秩序的構建或是真正的后冷戰秩序，即非陣營化的國際秩序。

從互通-互動的角度而言，蘇聯解體之后，美國主導的陣營網絡持續擴張，美國在冷戰后發動了多場局部戰爭，甚至有人認為已經出現了“美國治下的和平”。從功能型互通-互動而言，20世紀90年代進入了新的階段，尤其是信息技術的發展帶來了一次“大解綁”，生產過程的各個階段可以在不同的空間中完成，從而形成了基于產業鏈的分工體系，知識、信息和生產技術在全球范圍內擴散和重組。智能手機、移動互聯網以及社交媒體等新的互動手段進一步擴展了人類活動的空間。技術的發展依然呈現加速的態勢，信息技術領域的“摩爾定律”持續推動技術創新，通過互聯網實現面對面的交流已經成為現實，距離進一步被壓縮，甚至被消滅了。經濟學家理查德·鮑德溫認為，下一輪全球化的焦點將是解決面對面交流的成本，通過遠程顯影、遠程機器人技術等可以實現“虛擬移民”，從而勞動技能和服務可以在全球市場進行分配。[58]

蘇聯解體之后，市場經濟體系全球化了，其中包括俄羅斯進行了“轉型”，有些國家采取了“休克療法”。對于一些東歐國家來說，此前“冷戰的開啟與加速前進的結盟，曾突然中斷了1945年后的發展愿望”[59]。1995年世界貿易組織成立，區域性的多邊貿易組織建立起來，全球治理、區域治理成為新現象。自由貿易、市場經濟等規則成為世界普遍接受和運行的規則，各種類型和層次的規則疊合在一起而形成了復合的世界。“復合的世界將是一個充滿多樣性和復雜性的世界，是一個新舊大國并存、地區治理能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以及去中心化的秩序管理結構。”[60]2008年金融危機造成了全球性沖擊，美國主導的自由國際主義遭受重創，戈爾巴喬夫警示說，2008年的危機具有文明性質，“如果全球化繼續帶領我們朝著追求過度利潤和過度消費的經濟方向發展，而國際政治找不到建立更加公正和安全的國際新秩序的途徑，那么人類必將面臨全球性的混亂和不安”[61]。冷戰結束之后，美國試圖擴展市場和民主政治，也就是福山所說的“歷史的終結”，即美國找尋到普遍適用的正確的體制。但是事實上，克林頓在冷戰后主要是“創造一個新的全球經濟時代”[62]。而到小布什政府時期對中東地區進行民主改造，打破了中東地區脆弱的平衡，引發了地區動蕩。主權、領土等規則依然是維持國際秩序的基礎。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幾場戰爭沒有提升美國的規則權，反而使其陷入了困境。冷戰以及蘇聯解體重新定義了強國或者大國，戰爭能力不是大國的主要標準。“蘇聯解體時，它的軍事力量，甚至它的核實力都完好無損。科技的進步，以及超越了意識形態的一種謹慎的文化，使得強國的本質在1945年至1991年間發生了改變：到冷戰結束時，在國際體系中，戰爭的能力不再能夠確保國家的影響力，甚至不能確保它們能夠繼續存在。”[63]

與“歷史終結論”不同的是，亨廷頓提出了“文明沖突論”，冷戰結束之后，文明重新成為價值型互通-互動的紐帶。亨廷頓認為，文明的邊界將重構全球政治，基于文化身份而形成新的陣營，“以意識形態和超級大國關系確定的結盟讓位于文化和文明明確的結盟，重新劃分的政治界線越來越與種族、宗教、文明等文化的界線趨于一致，文化共同體正在取代冷戰陣營，文明間的斷層線正在成為全球政治沖突的中心界線。”[64]“9·11”事件以及后續的反恐戰爭似乎印證了亨廷頓的判斷，但是，隨著功能型互通-互動的發展，原有的文明的邊界已經復雜化了；尤其是移民、難民的流動，使得文明的邊界已經細碎化了，文明不再以地緣集團劃分。亨廷頓所說的文明間的沖突并不典型，文明的沖突已經出現在歐洲大城市的社區之間，這與1453年奧斯曼帝國攻陷君士坦丁堡的情形已經完全不同了。同時需要看到的是，在現代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國家也在重構，尤其是具有悠久歷史傳統的國家重新確立自己的身份，并且與曾經的輝煌歷史和文明傳統對接。在單一全球性國際體系之中存在多元文化或者文明，人類早期的共同體的歷史記憶會被重新發掘并傳承，并且作為身份認同的重要資源。“世界上的每個國家和每種語言都有自己的知識體系，雖然這些體系被外界所認知的程度有所不同，但是其相互之間沒有優劣之分。這些體系互相聯系、互相滲透、互相重疊，這種多層次的存在方式正是現代世界中知識的真實面貌。”[65]功能型互通-互動能力擴大了人們所知的世界，但世界并非是均質單一的，相反是多樣和復雜的。互通、互動和交流在增進了解的同時，也必然會發現甚至強化差異，如社交媒體這樣具有全球廣度的互動渠道不會消除差異。歷史沒有終結，而文明沖突也并非宿命；在單一國際體系中，多元權力中心在強化自身認同的同時，也要接納和包容其他文明。

冷戰結束后并沒有如拿破侖戰爭、一戰和二戰那樣通過國際會議形成國際秩序的框架，因此，后冷戰秩序是一個持續演化的過程。以蘇聯為首的陣營解體之后，美國主導的安全、經濟和價值觀念體系并沒有消解而是不斷擴大，尤其是市場經濟體系的擴展奠定了單一國際體系的基礎。美國通過對國際金融、貿易規則的控制以及繁雜的單邊制裁強化了美國的規則權力，或者說是一種制度霸權。特朗普政府時期的“退群”并不是回到孤立主義，而是重塑有利于美國的規則體系。市場體系的擴展、價值鏈的重構、貿易規則的變遷遠遠快于價值觀的整合，并且，這些發展推動了全球政治大覺醒。換言之，單一國際體系的廣度、密度和深度處于不同步、不均衡的狀態。基辛格認為，“每一種國際秩序遲早都要面對挑戰其凝聚力的兩種傾向的影響：要么重新界定合法性，要么均勢發生重大變化”[66]。技術創新、經濟發展是不均衡的，冷戰結束后的幾十年間，全球的實力結構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新興市場國家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了發達國家。此外，美國主導的反恐戰爭、華盛頓共識等受到了質疑，可以說，單極世界已經結束，權力結構處于流散狀態。從廣度而言，國際體系依然是單一性的，個別國家遭到嚴厲制裁，并沒有導致國際體系的裂變；從深度而言，多元文明與現代化成果結合使得一些地區強國“復興”；從密度而言，既有的規則滯后于新形勢，同時，新技術發展，尤其是人工智能對社會制度、道德倫理都形成了新的挑戰。國際體系呈現出單一但分層的結構，同時多元權力中心已經興起，這意味著國際體系不同于以往的三角關系，也不同于陣營化秩序，而是二者兼有。

美國是陣營化秩序的獲益者，冷戰結束之后，以美國為首的陣營擴張到全世界，與之相關的是陣營內的等級性結構保留了下來，這是單一但分層的全球國際體系的重要來源。如佩里·安德森所言，“冷戰以最終勝利告終。但為了取勝而建立的帝國卻并未消解為那一自由化棲息地——前者正是誕生于后者的意識形態見解。如今，與共產主義的斗爭所留下的機構與戰利品、意識形態與心態，構成了一個規模巨大的歷史復合體，它不再需要受到蘇聯威脅的驅動，自身就具備動力”。[67]美國的冷戰復合體需要敵人，通過陣營化，美國可以保持國內和陣營內的團結和凝聚力，反恐戰爭、烏克蘭危機為美國進行陣營內的整合與動員提供了機會。拜登政府大力推行價值觀外交，制造“民主與威權”的對立，其本質是重建陣營化國際體系，一方面重振北約，控制歐盟；另一方面在亞太地區建立多個多邊機制，以“投資、結盟、競爭”作為對華政策主軸，“美方所謂的‘競爭’，已成為對華全方位圍堵和無底線遏制打壓的代名詞”[68]。

一個擴大的美國陣營必然面臨著離心力的挑戰。特朗普政府時期，美國與盟國關系松弛，盟友尋求戰略自主，拜登上臺之后修復同盟體系，但主要是借助烏克蘭危機，激活了歐洲冷戰的記憶。隨著烏克蘭危機成為漫長、痛苦的消耗戰，烏克蘭危機造成的心理沖擊逐漸回落，美國的價值觀外交和動員也面臨邊際收益遞減，僅僅依靠民主與威權博弈這樣的敘事并不足以形成新的陣營，更多的國家選擇不選邊站。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全球南方”成為改變國際格局的新現象，冷戰時期的邊緣地帶成為重要的中心，這也印證了多元權力中心的回歸。之所以說是“回歸”，是由于在19世紀之前是存在多個權力中心的，隨著歐洲殖民擴張而形成了以歐洲為中心的單一國際體系，在二戰后的主權國家創建和全球化之后，多元權力中心意外回歸。多元權力中心回歸帶來兩個比較鮮明的影響：第一，每個權力中心都自帶文明系統，因此，很難用“極”來形容當下世界的大國，包括地區大國的身份。每個大國不僅是國際體系中的重要權力中心，也在找尋自己的歷史傳統。依靠某一種價值觀念或者意識形態難以將不同的權力中心凝聚在一起，國際體系中的價值型互通-互動是多元的，也是稀薄的。拜登政府的價值觀外交必然會遇到多元價值觀念的反沖。第二，多元權力中心事實上形成了三角關系運轉的格局，與維也納體系不同的是，當下的三角關系格局是在一個全球性單一國際體系內，而維也納體系則與歐洲海外殖民體系嵌套在一起，歐洲國家之間的矛盾可以轉移到海外殖民體系。

冷戰后的國際體系可以說是歷史上不同國際體系“遺存”的疊加，冷戰的遺產并沒有消化，美國的冷戰戰略機器依然保持完好，但已經擴展到全球的單一國際體系對陣營化邏輯形成了雙重約束：多元權力中心帶來了多樣文明觀和價值觀。多元價值觀的競爭與共存形成了對陣營內部整合和陣營間裂變的限制；多元價值觀降低了文明沖突或者意識形態競爭的風險。可以說，陣營化與三角關系構成了當下以及未來國際體系演進的兩種邏輯。

結語

國際體系處于急劇變遷之中，“把握國際形勢要樹立正確的歷史觀、大局觀、角色觀”[69]。國際體系是歷史的產物，從相互隔絕的多元權力中心并存，到單一國際體系之內的多元權力中心并存。功能型互通-互動將全球變成了單一國際體系，每個國家、每個群體都是單一國際體系的組成部分，如同任何人不能跳出自己的皮膚一樣。規則型互通-互動將“社會分工”體系規范化、制度化，以供應鏈、價值鏈為主軸的分工體系形成了涂爾干所說的“有機團結”，脫離分工體系的風險是巨大的，同時，也增強了相互依賴網絡的“粘性”。價值型互通-互動既包括不同的小共同體身份的覺醒，也形成了新的身份紐帶，世界未必回到部落時代，但是需要接受多元價值觀共存的現實。“在一個意識形態越來越多樣化的世界上，在一個我們因交往而越來越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世界上，解決日益加劇的沖突的唯一辦法，只能是在承認多樣性的同時促進交流，同時在必要的情況下通過多邊行動對災難性事件加以預防。”[70]多元權力中心不僅意味著權力結構的動態均衡，也意味著國際秩序觀念的競爭格局，在其中任何一方都難以將自己的觀念強加于人。當然，在國際大格局之下，多元權力中心亦需要找尋和確立自己的地位與角色。靈活的三角外交不能完全滿足任何一方的需求，但卻為多方參與和合作提供了機會，在互動過程中逐步積累共識，形成規則，將功能型互通-互動與價值型互通-互動匯聚于規則型互通-互動的框架之下。不斷涌現的全球性議題開拓了國際體系的“新邊疆”，是多元權力中心面臨的共同“威脅”，當然也為全球合作提供了空間。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中國歷史研究院重大歷史問題研究專項“大國興衰的歷史邏輯、規律與國際秩序演進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2VLS015）

注釋

[1]習近平：《深化團結合作 應對風險挑戰 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人民日報》，2023年8月23日，第2版。

[2]查爾斯·庫普錢：《沒有主宰者的世界——即將到來的全球大轉折》，洪漫、王棟棟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12年，第208頁。

[3][65]羽田正：《全球化與世界史》，孫若圣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21年，第121、117頁。

[4]戴維·赫爾德等：《全球大變革：全球化時代的政治、經濟與文化》，楊雪冬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37頁。

[5]帕拉格·康納：《超級版圖：全球供應鏈、超級城市與新商業文明的崛起》，崔傳剛、周大昕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6頁。

[6]尼爾·弗格森：《廣場與高塔》，周逵、顏冰璇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16頁。

[7][50]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當代史導論》，張廣勇、張宇宏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1年，第1、73頁。

[8][16]肯尼思·華爾茲：《國際政治理論》，信強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06、220頁。

[9][20][25][40][48]羅伯特·杰維斯：《系統效應：政治與社會生活中的復雜性》，李少軍、楊少華、官志雄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23、215、218、251、267頁。

[10]愛德華·O.威爾遜：《社會生物學——個體、群體和社會的行為原理與聯系》，毛盛賢等譯，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21年，第643頁。

[11]馬克·W.莫菲特：《從部落到國家：人類社會的崛起、繁榮與衰落》，陳友勛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20年，第193頁。

[12][13]羅賓·鄧巴：《社群的進化》，李慧中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7、107頁。

[14]邁克爾·蓋耶、查爾斯·布萊特：《全球化時代的世界歷史》，劉旭譯，載夏繼果、杰里·H.本特利主編：《全球史讀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91頁。

[15]大衛·哈維：《世界的邏輯》，周大昕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149頁。

[17]羅伯特·杰維斯：《從均勢到協調：國際安全合作研究》，載肯尼思·奧耶編：《無政府狀態下的合作》，田野、辛平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60～61頁。

[18][29]戈登·克雷格、亞歷山大·喬治：《武力與治國方略——我們時代的外交問題》，時殷弘、周桂銀、石斌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第5、170頁。

[19][22]布蘭特利·沃馬克：《非對稱與國際關系》，李曉燕、薛曉梵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10、112～113頁。

[21]Lowell Dittmer, "The Strategic Triangle: An Elementary Game–Theoretical Analysis," World Politics, 33(4).

[23][36]亨利·基辛格：《重建的世界》，馮潔音、唐良鐵、毛云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5年，第385、178頁。

[24][27]亨利·基辛格：《白宮歲月》（1），陳瑤華等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0年，第249～250、167頁。

[26]《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第301頁。

[28]亨利·基辛格：《白宮歲月》（2），吳繼淦等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0年，第342頁。

[30]時殷弘：《優越的制海權：興起為現代世界頭號強國的必需條件（1500—1945年）》，《南大亞太評論》，2022年第1期。

[31]路德維希·德約：《脆弱的平衡：歐洲四個世紀的權勢斗爭》，時殷弘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89頁。

[32]馬克·格蘭諾維特：《鑲嵌：社會網與經濟行動》，羅家德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第77頁。

[33]牛軍：《冷戰時代的中國戰略決策》，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9年，第416頁。

[34]理查德·勒博：《避免戰爭，締造和平》，肖宏宇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第213頁。

[35]亨利·基辛格：《白宮歲月》（4），范益世、殷汶祖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0年，第30頁。

[37][39][41]雷蒙·阿隆：《和平與戰爭：國際關系理論》，朱孔彥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年，第130、94～95、94～95頁。

[38]艾瑞克·霍布斯鮑姆：《極端的年代》，鄭明萱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7頁。

[42][44]理查德·內德·勒博：《國際關系的文化理論》，陳鍇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2年，第271、227頁。

[43][45][46]徐棄郁：《脆弱的崛起：大戰略與德意志帝國的命運》，北京：新華出版社，2011年，第118、115、118頁。

[47]沈志華：《鐵幕落下：馬歇爾計劃和歐洲共產黨情報局——關于美蘇冷戰起源的經濟因素（討論之七）》，《俄羅斯研究》，2022年第4期。

[49]維克托·塞巴斯蒂安：《1946：現代世界的形成》，馬天嬌譯，海口：海南出版社，2021年，第14頁。

[51]文安立：《冷戰與革命——蘇美沖突與中國內戰的起源》，陳之宏、陳兼譯，南寧：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207頁。

[52]約翰·加迪斯：《長和平：冷戰史考察》，潘亞玲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10～314頁。

[53]德米特里·特列寧：《帝國之后：21世紀俄羅斯的國家發展與轉型》，韓凝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15年，第5頁。

[54]佩里·安德森：《大國協調及其反抗者》，章永樂、魏磊杰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34頁。

[55]羅伯特·瑟維斯：《冷戰的終結（1985–1991）》，周方茹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第555頁。

[56][61]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戈爾巴喬夫：《蘇聯的命運：戈爾巴喬夫回憶錄》，石國雄、楊正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8年，第412、394頁。

[57]胡貝特·塞佩爾：《普京：權力的邏輯》，王蕾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9年，第9頁。

[58]參見理查德·鮑德溫：《大合流：信息技術與新全球化》，李志遠、劉曉捷、羅長遠譯，上海：格致出版社，2020年。

[59]貝恩德·施特弗爾：《冷戰1947–1991：一個極端時代的歷史》，孟鐘捷譯，南寧：漓江出版社，2017年，第427頁。

[60]阿米塔·阿查亞：《美國世界秩序的終結》，袁正清、肖瑩瑩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2頁。

[62]沃爾特·拉費伯爾：《美國、俄國和冷戰》，牛可、翟韜、張靜譯，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1年，第309頁。

[63]約翰·劉易斯·加迪斯：《冷戰：交易·諜影·謊言·真相》，翟強、張靜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303頁。

[64]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年，第129頁。

[66]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林華、曹愛菊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47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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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鐘聲：《以競爭定義全部中美關系是嚴重誤判》，《人民日報》，2023年9月14日，第17版。

[69]《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27頁。

[70]文安立：《全球冷戰：美蘇對第三世界的干涉與當代世界的形成》，牛可等譯，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2年，第419頁。

Multiple Triangles or Camping: The Logic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Its Prospects

Sun Xingjie

Abstract: Throughout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we can find that multiple triangles and camping constitute two different evolutionary logics and paths. Camping has resulted in bloc confrontation, which either triggered a big war or plunged into the Cold War, while multiple triangles have formed flexible diplomacy based on issues, which has maintained the dynamic bala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nteraction is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Functional interaction, such as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expands the scale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ultimately forming an international system with global breadth. By the mid-to-late 19th century, the multiregional international system was moving towards a "global" single international system, while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dominated by value-based interactions evolved towards the formation of camps, and the confront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of camps strengthened the cohesion and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the system.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has impacted on the camped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the historical return of multiple power centers has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multiple triangular relations, which is one of the prospects of the future international system.

Keywords: intercommunication-interaction, triangular relations, camping, international system

責 編∕桂 琰 美 編∕周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