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國際話語權是基于知識、價值觀的權力結構。國際話語權的構建取決于國家實力、國際道義、國際傳播（話語敘述）。用一個公式來表達，即國際話語權=（國家實力+國際道義）×國際傳播。國際話語權的衡量標準在于是否實現“價值共振”，即一國之價值觀是否在國際社會形成價值共識，一國之知識和理念能否成為國際社會的共享知識和理念。中國國際話語權的提升，從實踐路徑來看，一是加強話語權的原創性研究，增強理論深度；二是加強區域國別研究，拓展視野廣度；三是加強話語權工具箱建設，提升實踐力度。

【關鍵詞】中國特色大國外交 國際話語權 提升路徑

【中圖分類號】G206/D82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05.008

【作者簡介】趙磊，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際戰略研究院副院長、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國際關系、中國外交、總體國家安全觀、文化軟實力與國際傳播、“一帶一路”建設。主要著作有《國家安全學與總體國家安全觀：對若干重點領域的思考》、《強者通心：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編著）、《“一帶一路”：中國的文明型崛起》、《國際視野中的民族沖突與管理》、《中國夢與世界軟實力競爭》（編著）。

引言

2023年12月27日至28日，中央外事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強調，要“開辟中國外交理論與實踐新境界，塑造我國和世界關系新格局，把我國國際影響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1]。對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而言，無論是開辟新境界、塑造新格局，還是提升新高度，都需要將國際話語權建設作為新使命。

在國際關系學界，國際話語權被看作綜合國力特別是文化軟實力的關鍵指標。自20世紀60年代起，西方國際關系學界開展了有關話語同權力關系的探討，逐漸形成了以米歇爾·福柯的“話語權力”論、愛德華·薩義德的“語言文化”論、安東尼奧·葛蘭西的“意識形態話語霸權”論和斯圖亞特·霍爾的“輿論話語權”論等四大話語權理論流派。[2]此外，國際傳播學、語言學、文化學、哲學等學科都對話語權給予了深度關注。

國際話語權（International Discursive Power），簡而言之，就是國際社會中各行為體發表有影響力的意見的權力。[3]國際話語權以“非暴力、非強制的方式改變他人的思想和行為，并使一國之地方性的理念和主張成為世界性的理念和主張”。[4]國際話語權的構建取決于國家實力、國際道義、國際傳播（話語敘述）。若一國的國家實力較強，能夠遵循國際道義，并且有較強的國際傳播效能，則能夠提升該國話語的國際影響力、感召力、塑造力，反之，往往會削弱自身的國際話語權。現實利益能夠促進國際合作，而遵循道義以及有效的國際傳播能夠促進國際認同的形成。在全球治理時代，國家物質性力量并非國際話語權的唯一來源。從某種程度而言，國際話語權本身就是國家綜合國力的一部分，是標志性的精神力量。

我國高度重視文化軟實力以及國際話語權建設。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這是首次在黨的代表大會報告中提到“文化軟實力”一詞。黨的十八大報告在總結外交工作取得的新成就時指出，“加強同世界各國交流合作，推動全球治理機制變革，積極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在國際事務中的代表性和話語權進一步增強，為改革發展爭取了有利國際環境。”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從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角度強調制度性話語權建設，提出“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和公共產品供給，提高我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制度性話語權，構建廣泛的利益共同體”。黨的十九大報告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視角明確話語權建設的國內意義，指出“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牢固樹立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不斷增強意識形態領域主導權和話語權”。黨的二十大報告從國際傳播效能維度突出話語權建設的國際意義，提出“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全面提升國際傳播效能，形成同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相匹配的國際話語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落后就要挨打，貧窮就要挨餓，失語就要挨罵。形象地講，長期以來，我們黨帶領人民就是要不斷解決‘挨打’、‘挨餓’、‘挨罵’這三大問題。經過幾代人不懈奮斗，前兩個問題基本得到解決，但‘挨罵’問題還沒有得到根本解決。爭取國際話語權是我們必須解決好的一個重大問題。”[5]

國際話語權是各國競爭的焦點

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會議上強調：“宣傳思想文化工作事關黨的前途命運，事關國家長治久安，事關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6]極端重要意味著關涉國家與民族的生死存亡。馬克思說：“如果從觀念上來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識形式的解體足以使整個時代覆滅。”[7]在國際社會，文化看似波瀾不驚、和風細雨，實則刀光劍影、疾風驟雨，大國競爭的焦點不僅僅在經濟、科技層面，也在宣傳思想文化，特別是在國際話語權上。

國際話語權是一個國家隱性的、持久的精神力量，軍事、經濟、科技等要素能夠使一個國家強大，而思想、價值觀、話語權等要素則能夠使一個國家偉大。法國哲學家米歇爾·福柯認為，話語是體系化的知識，是基于知識的穩定秩序，是一種結構性權力。那么，國際話語權則是基于知識、價值觀的權力結構。話語權的核心是體系化的價值觀，國際話語權的衡量標準是看其能否實現“價值共振”（話語具有穿透力），即一國之價值觀能否在國際社會形成價值共識，一國之知識和理念能否成為國際社會的共享知識和理念。

形成國際話語權的條件有以下三點：綜合國力是基礎；話語質量是核心；國際傳播是條件。高質量的話語供給遵循國際道義，能夠回答時代之問，順應時代潮流，引領人類文明進步方向。良好的話語敘述是話語權生成的重要條件。在國際社會，“正確傳播”同“傳播正確”一樣重要，增強話語的觸達率至關重要。用一個公式來表達，即國際話語權＝（國家實力＋國際道義）×國際傳播。

國際話語權不僅是一國在國際社會發聲的權力，更是其所提出的倡議和主張得到國際社會積極反饋的影響力。[8]在國際社會，小國也可以擁有話語權，有的存在于一域，有的貫穿于全域，前者如不丹所創立的“國民幸福指數”（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GNH），后者如荷蘭對全球金融以及海洋法的影響，等等。今天，群體性國家擁有更多的全域話語權，如“全球南方”，其不僅是地理概念，更是政治話語，是集體身份。再如，“小島嶼國家聯盟”成功推動全球氣候變暖、海平面上升、溫室氣體減排等議題成為國際社會共同關注的議題。總體看，小國基于群體數量優勢，通過聯盟策略，基于國際道義進行政治動員，能夠集聚立場相近或同情其處境的國家，進一步提升國際話語權。

另外，一些關鍵小國具有更為敏銳的嗅覺，往往在創設新議題、形成新機制等方面將其“穿針引線”“八面玲瓏”的作用發揮得淋漓盡致。例如，新加坡積極推動的《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DEPA）是全球首份關于數字經濟合作的開放性國際協定，有利于增強自身競爭優勢，積極占領數字經貿規則制高點，進一步提高參與國際經濟競爭的話語權，展現了新加坡的“小國雄心”。

中國國際話語權建構面臨的挑戰

新中國成立至今，伴隨國際關系格局、國內政策的變化調整，中國的國際話語權也在這一進程中起伏消長，經歷了變化演進的過程，有些外交話語的影響力延續至今。新中國成立之初，盡管國力羸弱，但卻通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一條線”“一大片”和“三個世界”等理念，在世界贏得了廣泛尊重，逐漸打破了外交孤立的局面。[9]此后，從韜光養晦戰略到和平發展道路，再到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順應時代潮流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全人類共同價值、“一帶一路”倡議等，中國特色外交話語體系一步步豐富和完善。隨著中國在全球事務中參與度和影響力的不斷提高，如何提升國際話語權，已成為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新使命和新挑戰。當前，我國在國際話語權塑造方面面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就結構而言，主流話語范式基本是由西方主導建構的，中國在話語塑造上面臨結構性壓力。在實踐中，缺乏自主理論體系常常會“反噬”自主知識體系以及自主價值體系。近代以來，“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觀念及其處理民族事務的原則隨著歐洲國家的殖民化進程擴散到全球，西方國家也因此主導了國際社會有關民族事務的話語權。歐美國家以“一族一國論”作為出發點審視其外的世界，并以此為準繩衡量其他國家的民族政策，對廣大非西方國家指手畫腳、橫加干預，這些無不顯示其價值觀上的優越感與傲慢。西方的話語權優勢一方面對傳統多民族國家的民族政策形成了知識生產上的挑戰，削弱了其國內民族認同的基礎；另一方面也為西方強國干預這些國家的內政留下了隱患。對此，我們要立足中華民族悠久歷史，構建科學完備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體系，切實提升傳統多民族國家在民族事務上的國際話語權。

在國際關系領域，民主和平論、文明沖突論、修昔底德陷阱等幾乎被視為國際關系的“鐵律”，帶來了諸多的緊張關系與沖突。因此，就理論供給而言，話語權需要知識生產，體現理論的主體性。實現有質量的知識生產，不僅要有原創性，而且要體現專業性；同時，知識供給要秉持國際社會的需求導向。沒有知識生產能力或知識生產能力不強，就只能淪為世界歷史的“他者”。中國的知識生產要超越歐美研究理路，擺脫“西方中心主義”范式，應在文明互鑒以及共同體意識上發力。2023年12月召開的中央外事工作會議強調，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習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是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追求的崇高目標。概括地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以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為努力目標，以踐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為實現路徑，以堅持和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為普遍遵循，以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系為基本支撐，以落實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為戰略引領，以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為實踐平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呈現出越來越明顯的體系化特征，下一步要增進國際社會的了解和理解，凝聚廣泛共識，推動這一愿景走向現實。現在的主要問題是，圍繞這一理念體系的研究，目前主要是中國學界在持續跟進，缺乏國際社會的共同參與。未來，要處理好理論主體性與世界共建性的關系，在關鍵議題上推動國際智庫間的合作研究，聯合發布研究報告，加強精準的學術供給，凸顯中國話語的國際元素。

需要指出的是，理論優勢以及技術優勢對于國際話語權的建構同等重要。今天，人工智能已經成為大國博弈的新場域。人工智能的快速發展依賴三個核心要素：數據、算法、算力。以大模型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都是基于語料庫訓練的，但是目前國際主流大模型的參數數據集以英文為主。有專家指出，全球通用的50億大模型數據訓練集里，中文語料占比僅為1.3%。此外，數據質量低，如“數據污染”和“數據偏差”等問題，也是當前我國建構人工智能場域話語權的痛點。

從趨勢看，人工智能是引領這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戰略性技術，具有溢出帶動性很強的“頭雁”效應。在移動互聯網、大數據、超級計算、傳感網、腦科學等新理論新技術的驅動下，人工智能加速發展，呈現出深度學習、跨界融合、人機協同、群智開放、自主操控等新特征，正在對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等方面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加快發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們贏得全球科技競爭主動權以及贏得國際話語競爭主動權的重要戰略抓手。

第二，就認知而言，學界對國際社會的了解依然是碎片化的，因此難以做到精準發力。要向國際社會呈現一個鮮活的中國，首先要認知一個鮮活的國際社會。2022年9月，區域國別學被正式納入教育部公布的新版《研究生教育學科專業目錄（2022年）》，成為交叉學科門類下的一級學科。然而當前，我國的區域國別研究還要正視以下問題：第一，學科分布不平衡，對美、英、法、德等大國、發達國家研究較多，對周邊國家研究較多，但對小國等研究較少。第二，對區域國別學的理論和研究方法尚未形成共識，很多研究停留在相關國別的基本情況介紹，描述性研究多，系統性剖析少，缺乏持續且深入的國別調研。第三，各研究主體存在各自為戰的問題，未能共享研究成果與信息資源，交叉學科特性體現不充分。

區域國別學是“大國之學”“強國之學”，是全球知識生產能力的體現。在中國，域外問題研究最早可追溯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當時中國正處在國家危亡之際，了解一些外國的情況是情勢所逼。新中國成立后，尤其改革開放以后，很多人認為中國根本就沒有區域國別研究，只有“涉外研究”。而經過多年發展，當前研究依然存在兩個“未覆蓋”：一是未能覆蓋世界多數地區和國家，不僅據稱是“不重要”的地區和國家未被覆蓋，就連“重要”國家（比如歐美國家）也未被全面覆蓋。事實上，所謂“重要”或“不重要”不在于一國是否發達、是否歐美國家，而在于該國對我國而言是不是重要，以及它在國際事務中是否重要；二是未能覆蓋全部的知識領域，比如氣候、環境、地理、資源、水源、技術、人口、宗教、習俗、文化等。[10]因此，今天的區域國別研究要真正打通己學和彼學，融會貫通、知己知彼是區域國別學人才的基本素養。同時，要充分重視田野調查和實證研究。

第三，就國際傳播能力而言，中國面臨“三大差距問題”，即信息流進流出的“逆差”、中國真實形象和西方主觀印象的“反差”、軟實力和硬實力的“落差”。首先，就傳播主體而言，國際傳播絕非新聞媒體一家的事情，應有主力軍、生力軍、國際友軍等多元主體參與。其次，要重視國際傳播平臺建設，特別是要善于利用國際組織等多邊平臺提升國際話語權。

一段時期以來，美英等國惡意指責我國占據多個國際組織領導職位，在聯合國施加“惡性影響”，推動“專制的多邊主義”。英國議會外委會發布報告稱，中國試圖控制國際組織，重新界定普世原則，并將國際組織“武器化”。中國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第二大會費國，但事實上，國際組織中的中國籍職員數量與中國的財政貢獻并不相稱。例如，在聯合國秘書處，目前中國籍職員僅有548人，占總人數的1.5%，僅為美國的22%，英國的70%。D級以上的中高級職員中，中國籍職員僅有19人，是英國的1／3，美國的1／5。[11]如表1所示，截至2022年底，在聯合國系統中，中國籍職員只有1564人，占比為1.2%，遠低于美國的4.5%（5642人）以及印度的2.0%（2570人）。

國際傳播需要硬件與軟件支撐，中國在這兩個方面的整體實力均有待提升。在軟件應用方面，美國在操作系統和熱門應用領域都占據壟斷地位，并以此奠定了其網絡霸權與國際傳播的基礎。據Statcounter數據顯示，截至2022年6月，微軟的Windows系統控制了全球大約85%的桌面操作系統市場，緊隨其后的蘋果Mac OS系統，也占據了重要的市場份額；在全球移動設備操作系統中，谷歌的Android系統市場份額占比高達72.12%，位居第二的是蘋果公司iOS操作系統。同時，硬件和軟件不僅涉及技術問題，也涉及消費生態問題。例如，華為手機雖實現了“鴻蒙＋麒麟”軟硬件一體化，但由于美國的技術管制，華為手機無法使用谷歌服務，很難從根本上改變消費生態鏈，在海外市場流失了大量消費者。2022年，華為在高端智能手機市場的銷售額同比大幅下滑了44%。

在社交媒體平臺方面，Facebook依然是全球活躍用戶最多的社交媒體平臺。截至2022年1月，Facebook的月活躍用戶已達到29.12億，相比排名第二的YouTube多出3.48億，約占全球人口的36.8%。其他平臺則各有特點，其中，YouTube是用戶平均使用時間最長的平臺，Instagram是年輕人最青睞的社交媒體平臺，Twitter是用戶獲取新聞的主要渠道。由是觀之，國際話語權建設不僅要著眼于社會精英，也要著眼于青年人，要利用社交媒體平臺吸引、團結、爭取青年群體。青年人集聚在哪里，國際傳播的平臺就要扎根在哪里，青年人關注什么，國際傳播就要回應什么。

中國國際話語權的提升路徑

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言，無論是踐行中國特色大國外交還是擔負新時代新的文化使命，都需要聚焦國際話語權建構。對此，需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加強話語權的原創性研究，增強理論深度。理論深度要基于原創性，體現時代性、戰略性、基礎性、前瞻性。優質的話語具有沖擊力，能夠引發共振、共鳴。當然，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話語權生成往往是基于絕對實力，導致很多國家“敢怒不敢言”。意大利思想家葛蘭西將其稱為“文化霸權”，認為其使得廣大發展中國家在心理、意識和觀念上順從西方國家的意愿，進而形成一個廣泛的“社會合意”，即一種普遍接受的“本真”或“常識”。

長期以來，“話語權”概念本身就表征了西方國家所秉持的權力屬性。美國政治學家漢斯·摩根索在其《國家間政治：權力斗爭與和平》一書中指出，“國際政治的最終目標不論是什么，但權力總是其最直接的目標。爭取權力的斗爭在時間和空間上都是普遍存在的，是不可否認的經驗事實”[12]。摩根索“權力政治”立論之基在于政治現實主義六原則，其中特別強調“不能把一般的道德原則以抽象的、普遍的形式應用于國家行動”。

在國際關系實踐中，西方國家作為話語主體塑造了一個蒙昧、落后、劣等、需要被拯救的話語客體，“他者”的概念實際上潛含著西方中心主義的意識形態。著名文學理論家與批評家、后殖民研究學術領域創始人愛德華·W·薩義德在《東方學》一書中表達了一個重要觀點，所謂“東方”不是真實的東方，而是被西方建構的東方，只是西方眼中的東方，一個為了滿足西方建構“他者”愿望和凸顯西方優越性的東方。[13]西方掌握著描述“他者”的權威話語，是典型的“文化帝國主義”，從而導致大多數國家對西方國家的依附關系。

與基于權力護持并以此為特征的依附關系不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本質是以文明互鑒為特征的“共生關系”。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是以一種制度代替另一種制度，不是以一種文明代替另一種文明，而是不同社會制度、不同意識形態、不同歷史文化、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在國際事務中利益共生、權利共享、責任共擔，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約數。在中國這樣具有深厚文明底蘊的國家看來，比權力更重要的是民心，是人心向背。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也是最強的國際政治。

理論自信是話語自信的基礎，是各項事業成敗與否的“最初一公里”。舉一個例子，中國是文明古國，但由于很長一段時期沒有文明界定權，國際社會只承認中國有3000多年的文明史。國際學術界曾依據兩河流域文明和古埃及文明的特征，將“文字、冶金術和城市”作為文明起源的標準，將其視為“文明三要素”。20世紀80年代，“文明三要素”隨著風行一時的英國考古經典著作《最早的文明》進入中國學界。但是，如果依據這樣的標準，中華文明只能從以殷墟為首都的商代晚期算起，只有3300年的歷史。2002年啟動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通過一系列重大考古發現和多學科綜合研究，明確了中華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發展的過程，實證了中華五千多年的文明。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遺址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以“實證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之名亮相世界舞臺。世界遺產委員會表示，良渚古城遺址展現了一個存在于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以稻作農業為經濟支撐并存在社會分化和統一信仰體系的早期區域性國家形態，印證了長江流域對中國文明起源的杰出貢獻。“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根據豐富的考古材料，提出了判斷文明社會標準的中國方案：一是生產發展，人口增加，出現城市；二是社會分工和社會分化不斷加劇，出現階級；三是權力不斷強化，出現王權和國家。[14]這一判斷標準不僅對中國夯實文化自信之基有益，對世界加強文明交流互鑒同樣有益。

從舉辦亞洲文明對話大會、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領導人峰會，到2023年舉辦良渚論壇等，中國向世界展現了推動世界和平發展的博大胸懷和責任擔當，也充分印證了，中國不僅是文明古國，更是肩負責任的現代文明型國家。

第二，加強區域國別研究，拓展視野廣度。區域國別研究是提升國際話語權的基本功。具備“世界敘事”能力，需要真正了解世界。截至2022年下半年，教育部下屬的各類國別和區域研究機構總數達到411個，基本實現了覆蓋世界所有國家和地區的戰略目標。[15]未來，專家學者要跳出研究的舒適區，到“前線”“火線”去感知真實的世界；持續推進漢譯世界學術名著的引進工作，同時推動中國學術名著走出去，形成充分的知識流動。

區域國別研究不僅要強調應用性，也要強調基礎性。專家學者的學術半徑如果不足夠長，往往發現不了問題，更無法解決問題，也無法產出享譽世界的學術精品。一方面，要鼓勵專家學者在國內外深入實踐、深入基層，有鄉土氣息的學者才能做扎根中國的學問；另一方面，區域國別研究需要以可靠、系統、一手的研究資料作為支撐；最后，要鼓勵專家學者到目標國去，有國際視野的學者往往具有敏銳的嗅覺，能夠發現問題并解決問題。總體來看，目前專家學者對美歐大國、周邊國家相對熟悉，對一些小國，特別是戰略支點國家不夠熟悉。

審視美國區域國別研究發展的歷史脈絡，可以發現其建立和拓展主要由以下三種動力驅動：“戰略驅動”“學術驅動”“資本驅動”，以此確保美國對全球進行幾乎“全方位、無死角”的知識圖譜掃描。目前，我國區域國別研究主要是“戰略驅動”，即基于服務國家戰略和外交決策需要而開展研究。未來，要廣泛調動學術力量、企業力量、社會力量等積極參與區域國別研究，從而真正實現“戰略＋學術＋企業＋社會”的共同驅動。

第三，加強話語權工具箱建設，提升實踐力度。話語權提升需要的不單單是幾種工具，而是系統完備的工具箱。首先，要努力實現意識形態工作的“兩化”，即“社會科學化”以及“產品產業化”。從18世紀60年代開始的三次工業革命，依次由英國、德國、美國等國引領，相關國家不僅獲得了經濟、科技、軍事領先地位，也實現了話語權的全球覆蓋。直到今天，各國大學教科書里的公式、定理基本都來自上述國家，由此，這些國家的意識形態得以“社會科學化”。此外，就“產品產業化”而言，迪士尼、環球影城等西方主題文化樂園近年來相繼進入中國，而中國沒有一個主題文化樂園“出海”。這些年，網絡文化“出海”成為一大亮點。中國網絡文學海外營收從10年前的不足億元增長到2022年的超30億元，網站訂閱和閱讀APP用戶超過1億。目前，中國作協大力推動“網文出海”，打造“Z世代”國際傳播工程，推動網絡文學成為中華文化走出去的亮麗名片。

其次，國際組織和國際法應成為話語權工具箱的“利器”。通過國際組織，將理念以國際制度的方式加以固化，便能夠形成國際制度話語權。國際組織是開展國際合作以及形成國際話語權的重要平臺。2012年以來，聯合國15個專門機構中先后有4位中國人擔任負責人，如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UNIDO）總干事李勇（2013年當選）、國際電信聯盟（ITU）秘書長趙厚麟（2014年當選）、國際民用航空組織（ICAO）秘書長柳芳（2015年當選）、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總干事屈冬玉（2019年當選）。隨著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出現在聯合國各機構、各崗位上，中國的專業人才將更多地為全球治理貢獻中國力量，為國際制度話語權的構建注入多邊主義智慧。

為加快培養一批具有中國情懷、國際視野和國際競爭力的全球治理人才，國家留學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立并實施了國際組織實習項目和國際組織后備人才培養項目。2019年，中國青年志愿者協會（CYVA）與聯合國志愿人員組織（UNV）共同組織實施“中國青年志愿者海外服務計劃——服務聯合國機構”項目，選派中國青年志愿者赴世界各地的聯合國機構特別是“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相關機構開展國際志愿服務。截至2022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中的中國籍職員占比分別為2.56%、4.16%，對于提升中國國際話語權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見表2）。

“堅持統籌推進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是習近平法治思想“十一個堅持”的重要組成部分。2020年10月29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提出：“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加強涉外法治體系建設，加強國際法運用，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和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16]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僅需要將我國締結、參加的雙邊和多邊條約、協定通過一定方式在國內落地實施，而且需要在新興國際法領域及時推出中國方案、貢獻中國智慧。2023年2月16日，國際調解院籌備辦公室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國際調解院是世界上首個專門以調解方式解決國際爭端的政府間國際法律組織，是踐行《聯合國憲章》和平解決國際爭端原則的重要實踐，也是向國際社會提供的一項全球法治類公共產品，將超越司法和仲裁“你輸我贏”的局限性，為各國和平解決國際爭端提供新的選擇。可見，中國以“和解外交”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的做法不僅日益理念化，也在日益向國際制度化的方向發展。

最后，需要調動跨國企業與社會組織等多元主體有效參與國際話語權建構。美國的工具箱里不僅有“盾”，還有很多銳利的“長矛”，如跨國公司、非政府組織等。長期以來，美國跨國公司的商業行為有效地傳播了美國價值。在俄烏沖突之后，大量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跨國公司縮減甚至完全退出俄羅斯市場，給俄羅斯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和國際輿論壓力。目前，美國有150萬家非政府組織活躍在全球，積極傳播其普世價值。中國有90萬家社會組織，但卻基本沒有“出門”。未來，要創造條件推動中國公益慈善類、科技類、環保類社會組織走出國門，通過有效的多領域互動向世界展示中華文明蘊含的全人類共同價值。

總之，提升國際話語權是一項系統性工程，是經濟、外交、文化、科技等各領域形成合力的結果，不可能一蹴而就。對國家而言，知識生產容易，建構國際話語權難。要秉持戰略目標與戰略能力的統一，秉持中國特性與國際共性的統一，秉持理論通透性與實踐有效性的統一，久久為功，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更加充沛的知識動能。

注釋

[1]《中央外事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人民日報》，2023年12月29日，第1版。

[2]D. Walton, Doing Cultural Theor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12, p. 154.

[3]徐秀軍、田旭：《全球治理時代小國構建國際話語權的邏輯——以太平洋島國為例》，《當代亞太》，2019年第2期。

[4]徐進：《政治操作、理念貢獻能力與國際話語權》，《綠葉》，2009年第5期。

[5]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第211頁。  

[6]《堅定文化自信秉持開放包容堅持守正創新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堅強思想保證強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條件》，《人民日報》，2023年10月9日，第1版。

[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39頁。

[8]鄭華：《國際話語權研究的學科譜系探究》，《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22年第11期。

[9]黃忠、張芯瑜：《中共十九大以來中國國際話語權的發展》，《現代國際關系》，2022年第7期。

[10]錢乘旦：《關于區域國別研究的幾個問題》，《學海》，2023年第1期。

[11]《美英稱“中國試圖控制國際組織” 中方用數字回應污蔑之詞》，2021年7月5日，https://www.chinanews.com/gn/2021/07-05/9513406.shtml。

[12]漢斯·摩根索：《國家間政治：權力斗爭與和平》，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55頁。

[13]愛德華·W·薩義德：《東方學》，王宇根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第29頁。

[14]《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王巍：考古實證中華文明五千年》，《河南日報》，2022年9月4日，第2版。

[15]楊波：《中國區域國別學自主知識體系建設的形勢、路徑與國際視野》，《國際觀察》，2023年第1期。

[16]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十九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1年，第817頁。

Practical Challenges and Responses to Enhance China's International Discursive Power

Zhao Lei

Abstract: International discursive power is a structural power based on knowledge and valu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ower depends on national strength, international morality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discursive narration). To be expressed by a formula, international discursive power = (national strength + international morality) ×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 key to improve international discursive power includes "value resonance", that is, whether a value consensus could be formed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whether a country's knowledge and ideas can be transformed into shared knowledge and ideas. To enhance the international discursive pow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ctical paths, the first is to strengthen the original research of the discursive power and enhance the theoretical depth; the second is to strengthen regional and country studies and expand the breadth of vision; the third is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oolbox of discursive power and improve the intensity of practice.

Keywords: major 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ternational discursive power, improvement path

責 編∕張 貝 美 編∕周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