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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式現代化“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的世界意義

【摘要】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大國,始終將自身發展與世界命運緊密聯系起來,堅持同世界各國互利共贏,成為穩定世界和平發展大勢的關鍵力量。中國式現代化成功走出的和平發展道路,超越了西方現代化暴力擴張、殖民掠奪的霸權路徑,順應世界持久和平與各國共同發展的歷史潮流,彰顯維護世界和平的中國擔當;消解了西方現代化“自我優先”邏輯和“零和博弈”觀念,致力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讓中國的發展成為世界各國共同發展的機遇,提供促進共同發展的中國方案;打破了西方現代化“國強必霸”和“修昔底德陷阱”定式,積極推動構建國際新秩序,發揮參與全球治理的中國力量;顛覆了西方現代化“唯一路徑”和“普世模式”神話,創造出具有鮮明本土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貢獻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中國智慧。

【關鍵詞】中國式現代化 和平發展道路 中國擔當 中國方案

【中圖分類號】D60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05.007

【作者簡介】趙卯生,中國政法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主要著作有《唯物史觀視野下當代資本主義階級結構與階級矛盾新變化探析》(論文)、《實現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四重維度》(論文)、《習近平文化思想的內涵、特征與核心要義》(論文)等。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式現代化不走殖民掠奪的老路,不走國強必霸的歪路,走的是和平發展的人間正道”,[1]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造福中國利好世界,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然選擇。不管國際風云如何變幻,中國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人類文明的促進者。中國式現代化成功走出的和平發展道路,作為人類走向現代化的全新道路和追求文明進步的全新方向,對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參與全球治理、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具有深遠的世界意義。

超越西方現代化“殖民掠奪”路徑,彰顯維護世界和平的中國擔當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不僅創造了舉世矚目的中國奇跡,而且創造了獨具特色的現代化形態。中國式現代化的最鮮亮特色,就是堅持走和平發展的人間正道。中國式現代化成功走出的和平發展道路,超越了西方現代化暴力擴張、殖民掠奪的霸權路徑,摒棄了西方資本主義的剝削、壓迫、侵略、奴役等弊端,順應世界持久和平與各國共同發展的歷史潮流,彰顯維護世界和平的中國擔當。

西方現代化具有推動社會發展的歷史進步作用,然而其建立在殘酷的剝削與掠奪基礎上。第一,西方現代化推動“傳統社會”轉型為“現代社會”,具有歷史進步作用。自歐洲工業革命以來,西方率先開啟了現代化征程。正如馬克思所言,“資本是資產階級社會的支配一切的經濟權力”,[2]西方的現代化是一種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資本的增殖與積累既是西方現代化轉型的驅動力量,更是西方現代化的價值旨歸。生產力的快速發展、物質財富的幾何級數增長、社會形態的顯著變革等,都是西方現代化集中呈現出來的積極效應。馬克思、恩格斯對資本主義的歷史進步作用給予充分肯定:“資本一出現,就標志著社會生產過程的一個新時代。”[3]資本的歷史出場使傳統的“手推磨”生產讓位于“機器磨”生產,封建階級統治讓位于資產階級統治,人類社會由“傳統社會”轉型為“現代社會”;資本主義“同以前的奴隸制、農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4]它造就了生產力的巨大進步和物質財富的充分涌流,“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過去哪一個世紀料想到在社會勞動里蘊藏有這樣的生產力呢”?[5]

第二,西方現代化受資本邏輯支配和操控,更多呈現出野蠻與血腥、黑暗與丑惡。世界近現代史鮮明揭示出,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在創造“文明一面”的同時,呈現更多的是野蠻與血腥、黑暗與丑惡。“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6]由資本邏輯所支配和操控的西方現代化對內殘酷剝削、對外殖民掠奪。資本的逐利本性使其不斷壓榨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以攫取高額利潤。對剩余勞動“狼一般的貪婪……無限度的壓榨”、[7]對剩余價值無底線地最大化追求,造成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的物質主義泛濫、貧富兩極分化、階級矛盾激化、社會動蕩不安等嚴重后果。“在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同時在另一極……是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8]資本增殖邏輯讓“資本家剝削工人”的狀態上升到“富有國家剝削貧窮國家”的狀態。“當我們把目光從資產階級文明的故鄉轉向殖民地的時候,資產階級文明的極端偽善和它的野蠻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現在我們面前,它在故鄉還裝出一副體面的樣子,而在殖民地它就絲毫不加掩飾了。”[9]西方的現代化歷程以野蠻性暴力擴張、殘酷性殖民掠奪為基本樣態。美洲、非洲、亞洲等地區先后成為西方資本主義殖民擴張和暴力掠奪的集中場地。美洲新大陸被發現后,殖民者為了獲取更多的財富、資本家為了得到更大的利潤收益,不惜使用極其殘忍的手段對印第安人進行大規模屠殺,使得印第安人的人口數量驟降;始于15世紀的黑奴貿易,持續了400多年,使非洲損失了1億多人口。西方資本主義持續數百年的殖民擴張行徑,造成美洲、非洲、亞洲廣大地區傳統文明的急劇衰落、經濟社會的大幅倒退、人民生活的無比艱辛。馬克思評價西方資本主義“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載入人類編年史的”。[10]當代西方學者也反思說,“西方現代化是通過人類歷史上最血腥的一頁完成的。人類歷史中最大的種族滅絕,發生在歐洲對美洲的‘征服’過程中”。[11]

中國式現代化堅持和平發展價值理念,彰顯維護世界和平的中國擔當。第一,中華民族歷來愛好和平,具有強不執弱、富不侮貧的胸襟。中國式現代化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是對幾千年來中華民族熱愛和平、崇尚和平文化傳統的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向來具有獨立自主的性格和和合共生的傳統,中華文明之所以能夠成為人類歷史上唯一一個綿延5000多年而未曾中斷、歷久彌新的偉大文明,與這種內在的獨特的文化基因息息相關。”[12]中華民族“和”文化源遠流長。和平、和合、和睦、和諧是中華民族幾千年來一直追求和傳承的理念與信仰。從“上善若水”“以和為貴”的處世原則,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和衷共濟”“天下大同”的社會理想,再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親仁善鄰,國之寶也”的外交智慧,無不展現出中華民族熱愛和平、反對侵略的民族稟賦。英國著名哲學家羅素在其著作《中國問題》中描述道:“如果在這個世界上有‘驕傲到不屑打仗’的民族,那就是中國。中國人天生寬容而友愛、以禮待人,希望別人也投桃報李。只要中國人愿意,他們可以成為天下最強大的國家。但是,他們所追求的只是自由,而不是支配。”[13]中國曾長期是世界上最強大最繁榮的國家,擁有歷史上最先進的科學技術、航海技術和最大規模的船隊,正是由于中華民族具有強不執弱、富不侮貧的胸襟,中國非但沒有肆意侵略他國和圈占殖民地,反而與各國友好相處,共圖共享天下太平。歷史上著名的玄奘西行、鑒真東渡、張騫出使西域、鄭和七下西洋等壯舉,無一不是中華民族與其他民族平等交流互鑒的有力證明。

第二,中國式現代化堅持和平發展價值理念,通過激發內生動力實現國家繁榮昌盛。中國近代史就是一部中華民族屈辱史、苦難史。自第一次鴉片戰爭起,中國便遭受西方列強的蹂躪、盤剝與奴役。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民族經歷了西方列強侵略、凌辱的悲慘歷史,深知和平的寶貴,決不可能重復西方國家的老路。”[14]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從開啟現代化進程的那一刻起,就堅定地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站在人類文明進步的一邊,拒斥和破除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那種損人利己、充滿血腥罪惡的老路,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在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中謀求自身發展,又以自身發展更好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彰顯出革故鼎新的意蘊。習近平主席強調,“中國從一個積貧積弱的國家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靠的不是對外軍事擴張和殖民掠奪,而是人民勤勞、維護和平”,[15]我們立足優越性顯著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基礎,依靠全體中國人民的艱苦奮斗、辛勤付出和創新創造,實現了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

第三,中國式現代化順應世界持久和平與共同發展的歷史潮流,彰顯維護世界和平的中國擔當。中國式現代化既要實現國強民富,也要維護世界的持久和平。無論發展到何種程度、無論面對什么樣的境遇,中國維護世界和平的決心不會改變、促進共同發展的決心不會改變、打造伙伴關系的決心不會改變、支持多邊主義的決心不會改變。中國把自身的現代化進程同世界的發展統一起來,弘揚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之路、合作發展之路,順應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勢,全方位擴大對外開放,積極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體系與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目前,中國擁有世界上規模最大、品類最齊全、供應鏈最完整的工業體系,這為全球產業鏈的穩定供給提供了堅實的基礎。我國也成為了14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主要貿易伙伴,貨物貿易總額居世界第一,吸引外資和對外投資居世界前列。中國式現代化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彰顯出古老中華文明的智慧和當代中國的責任擔當,展現了中國愿與世界共同發展的開放胸襟,贏得世界諸多國家,尤其受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贊許與歡迎,如塔吉克斯坦人民民主黨主席、總統拉赫蒙表示:“在中國共產黨英明領導下,友好的中國人民在經濟社會發展和國家現代化進程中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16]

消解西方現代化“自我優先”邏輯,提供促進共同發展的中國方案

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大國,始終將自身發展與世界命運緊密聯系起來,堅持同世界各國互利共贏,成為穩定世界和平發展大勢的關鍵力量。中國式現代化成功走出的和平發展道路,消解了西方現代化“自我優先”邏輯和“零和博弈”觀念,致力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讓中國的發展成為世界各國共同發展的機遇,提供促進共同發展的中國方案。

西方現代化執持“自我優先”邏輯,信奉“零和博弈”觀念,打壓后發國家的發展進步。一是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執持“自我優先”邏輯,建立“唯我獨尊”體系。“西方中心主義”是伴隨近代西方工業化歷程,先在西方世界興起,而后逐漸向全球擴展的一種對世界產生了重大影響的理念。該理念認為,西方作為世界的中心,其創造的工業文明和民主制度作為世界上最先進的文明成果和文明形態,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終點和最高標準。美國學者福山就曾毫不諱言地指出,當今世上,絕難想象出一個從根本上比西方資本主義制度更好的文明形態了。“盡管現代化理論家對于線性的歷史演進會如何展開,是否存在著取代現代性的道路,存在著分歧,但是,沒有人懷疑歷史是有方向的,而在歷史的盡頭矗立著的,則是發達工業國家的自由民主制度。”[17]執持“西方中心主義”理念,西方人士自然而然地把世界劃分為西方世界和非西方世界兩大部分,其中,西方世界擁有最高文明,是向全世界推廣和普及自身文明的“主體”,非西方世界則是從屬于、依附于西方世界,向西方世界頂禮膜拜和虔誠學習的“客體”。沿此邏輯進一步遞推,就形成國際關系中西方“自我優先”邏輯,即西方國家和民族理所應當地對非西方國家和民族擁有天然的支配地位和優先權利。歐美等西方國家正是基于“自我優先”邏輯,先后主導并建立起了“唯我獨尊”的世界體系,通過設置重重障礙使非西方國家淪為西方世界的“依附者”和現代化的“無望者”,以滿足其長期奴役和盤剝廣大發展中國家及其人民的私欲。

二是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在“零和博弈”觀念驅使下,肆意打壓后發國家的發展進步。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殖民制度大大地促進了貿易和航運的發展……在歐洲以外直接靠掠奪、奴役和殺人越貨而奪得的財寶,源源流入宗主國,在這里轉化為資本。”[18]西方發達國家基于“自我優先”邏輯和資本增殖本性,信奉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和“零和博弈”的利益觀念,通過血淋淋的暴力壓迫和殖民奴役,肆意打壓和嚴重阻礙后發國家的發展進步,以維護其在世界系統中的壟斷和霸權地位,處于依附地位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則被迫成為西方國家廉價的勞動力市場和原材料場地。二戰后,由于殖民地國家的紛紛獨立和國際力量對比的變化,西方發達國家對落后國家的武裝侵略、武裝殖民現象大為改觀,然而西方國家資本主義剝削的本質并沒有變、對外擴張掠奪的本性并沒有變。由此,西方國家面向世界各地的經濟侵略、經濟殖民、文化滲透隨之而大大增強。再者,只要為資本增殖所需要,西方國家不加任何遮掩的直接武裝侵略的倒行逆施就會輪番上陣,“翻手為云、覆手為雨”的違約退群現象更是屢見不鮮。時任美國國務卿基辛格曾用國際象棋規則對這種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和“零和博弈”的利益觀念作出過形象的比喻:“目標是全勝,目的是把對手將死,即把對方的王或后逼入絕境,令其走投無路。”[19]

中國式現代化致力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促進共同發展的中國方案。一是中國式現代化堅守包容互鑒、合作共贏的價值理念,致力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21世紀以來,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一方面,全球化不斷深入發展,世界已經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球村,各國經濟社會生態等密切相連、休戚與共。“面對世界經濟的復雜形勢和全球性問題,任何國家都不可能獨善其身、一枝獨秀。”[20]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歷史潮流大勢所趨、人心所向。另一方面,西方發達國家依然固守“自我優先”舊邏輯和“零和博弈”舊觀念,對廣大發展中國家巧取豪奪、恃強凌弱,霸權行徑危害深重,和平赤字、發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急劇增加,人類社會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世界又一次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從取決于各國人民的抉擇。”[21]世界怎么了、我們怎么辦?面對時代之問,中國給出“始終堅持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22]的響亮回答,提供促進各國各民族共同發展的中國方案。習近平主席曾這樣精煉概括:“人類命運共同體,顧名思義,就是每個民族、每個國家的前途命運都緊緊聯系在一起,應該風雨同舟,榮辱與共,努力把我們生于斯、長于斯的這個星球建成一個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變成現實。”[23]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一個綜合概念,包括責任共同體、利益共同體、發展共同體、民族命運共同體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等多重涵義,體現了中國推動建設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的價值理念和發展信念。中國致力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核心要義和價值旨歸,就是使“不同社會制度、不同意識形態、不同歷史文化、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在國際事務中利益共生、權利共享、責任共擔,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約數”。[24]

二是中國式現代化旨在讓中國的發展成為世界各國共同發展的機遇,提供促進共同發展的中國方案。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大國,不僅致力于實現自身發展,而且旨在讓中國的發展成為世界各國共同發展的機遇,歡迎各國人民搭乘中國經濟發展的“快車”“便車”。中國明確主張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在實現自身利益的同時,考慮和照顧其他國家利益,為促進世界共同發展貢獻中國力量,為人類文明進步提供可靠保障。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提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推進一大批關系共建國家經濟發展、民生改善的合作項目,攜手各方打造當今世界范圍最廣、規模最大的國際合作平臺。截至2023年6月底,中國已與152個國家、32個國際組織簽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中國提出全球發展倡議,盡最大努力與各國一道,跨越發展鴻溝,重振全球發展事業,共同構建全球發展共同體,得到100多個國家與國際組織的積極響應和熱情參與;中國提出全球安全倡議,明確維護和實現全球安全的核心理念、根本遵循、重要原則、長遠目標、可行思路,得到70多個國家的贊賞和支持。一系列中國智慧、中國方案、中國力量,為推動國際社會攜手應對全球性威脅和挑戰、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擘畫了路徑、指明了方向,也贏得國際學界的肯定和贊許,如南非約翰內斯堡大學非洲-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戴維·蒙亞埃指出:“中國式現代化將為世界提供一種新范式,這一新范式摒棄‘零和博弈’,有利于各方共同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全球共同繁榮。”[25]

打破西方現代化“國強必霸”定式,彰顯參與全球治理的中國力量

中國倡導相互尊重、相互促進、相互借鑒、相互信任、相互幫助的外交原則,推動全球治理體系向著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發展。中國式現代化成功走出的和平發展道路,打破了西方現代化“國強必霸”定式,跨越了西方現代化“修昔底德陷阱”,積極推動構建共同協商、共同發展、共同繁榮、共同維護、合力推進的國際新秩序,發揮參與全球治理的中國力量,彰顯了負責任大國的使命擔當。

走上“國強必霸”道路和掉入“修昔底德陷阱”,堪稱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進程中的“鐵律”。第一,西方現代化的“國強必霸”和“修昔底德陷阱”定式。列寧曾明確指出:“‘世界霸權’是帝國主義政治的內容。”[26]西方現代化屬于資本驅動型現代化,完全遵循資本的增殖邏輯,各資本主義國家對剩余價值的狂熱追求和激烈爭奪是其典型表現。瘋狂推行殖民掠奪、“國強必霸”是西方資本主義的本性使然,欺凌奴役、弱肉強食是西方資本主義的內在邏輯,一再掉入“修昔底德陷阱”則是西方資本主義的必然結果。自16世紀以來,各西方國家不僅普遍走上了“國強必霸”道路,如奴隸貿易和金銀掠奪,東印度公司、“日不落帝國”等犯下累累罪行;而且為了爭奪世界霸權和霸主地位,一再掉入“修昔底德陷阱”,如英荷戰爭、七年戰爭、美國獨立戰爭、克里米亞戰爭、普法戰爭、日俄戰爭以及兩次世界大戰等,給全世界各國人民,包括西方國家人民帶來了深重災難。當然,西方現代化進程中“國強必霸”和“修昔底德陷阱”的所謂“鐵律”,實際上只是西方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特殊歷史現象,并非人類社會普遍規律作用下的共性現象。從唯物史觀視閾看,生產的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之間的矛盾,僅僅是人類社會基本矛盾,即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矛盾在資本主義歷史時期的階段性表現。隨著資本主義社會被更高級社會所超越和取代,基于資本主義所有制的資本邏輯將不復存在、資本邏輯主導的西方現代化模式將不復存在,西方現代化的“國強必霸”和“修昔底德陷阱”也就隨之而成為歷史。

第二,當代國際秩序本質上是資本主義布局世界的強權規則與霸權體系。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從自身利益出發,強行制定由少數西方國家的權力意志所支配和掌控的國際規則。西方發達國家基于這些強權性規則,不僅以人權、民主、自由等名義制造出許多重大沖突爆發點,強力推行激進的政治化、安全化、集團化與冷戰化政策,進行政治欺詐、軍事威脅和意識形態滲透,使全球政治、經濟與安全局勢處于危險邊緣;而且制造出由西方大國主導的“中心-邊緣”地緣結構和依附型世界體系,處于體系布局中心位置的西方發達國家,肆意盤剝和掠奪處于半邊緣和邊緣地帶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及其人民的利益。在這種不公正、不合理的國際秩序下,整個世界處于發達與落后、中心與邊緣、利益與正義、一元與多元、欺凌與合作的尖銳矛盾和激烈沖突中,產生了“四大赤字”。習近平總書記用“恃強凌弱、巧取豪奪、零和博弈等霸權霸道霸凌行徑危害深重”,[27]對此作出深刻揭示和科學剖析。

中國式現代化積極倡導構建國際新秩序,彰顯參與全球治理的中國力量。第一,中國式現代化積極倡導建立新型國際關系,構建國際新秩序。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是近代以來人類孜孜以求的目標。早在1648年簽訂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就確立了平等和主權原則;1945年的《聯合國憲章》制定了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四大宗旨、明確了處理國際關系的七項原則;1955年的萬隆會議形成了“和平相處、求同存異”的萬隆精神。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胸懷世界,打破西方現代化的“國強必霸”和“修昔底德陷阱”定式,積極參與全球治理,推動建構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新中國成立至今,中國從不窮兵黷武,從未主動對外發動戰爭,也從未占領外國一寸領土,用實際行動踐行和平發展外交理念。與此同時,中國根據時代需求和變化,為世界的和平發展不斷提供理論支撐:中國共產黨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即倡導“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處”,并使之成為我國始終堅持的外交政策;20世紀70年代,毛澤東同志發表了著名的“三個世界”劃分理論,強調中國作為第三世界的一員,要加強同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爭取第二世界國家,聯合反對超級大國的控制和壓迫,這為反對霸權國家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改革開放伊始,鄧小平同志就重新判斷國際形勢,提出要將“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提升到全人類的高度來認識;東歐劇變后,中國共產黨人積極推進世界格局的多極化,倡導建立面向21世紀的新型國際關系,構建面向未來的國際新秩序。

第二,中國式現代化擔當大國使命,彰顯參與全球治理的中國力量。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和國際力量對比的深刻變化,尤其是中國、印度等新興市場國家的快速崛起,變革不合理的國際舊秩序,沖破西方霸權體系的束縛,成為世界各發展中國家的強烈愿望。鄧小平同志指出“世界上現在有兩件事情要同時做,一個是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一個是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28]國際社會迫切要求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開辟人類更加美好的發展前景。那么,人類應該構建什么樣的國際新秩序?經歷過西方列強殖民侵略悲慘遭遇的中華民族深知和平、發展、安全、正義的寶貴,絕不會重復西方國家的老路。“無論發展到哪一步,中國都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擴張,永遠不會把自身曾經經歷過的悲慘遭遇強加給其他民族。”[29]中國致力于在各國獨立自主發展中構建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推動全球治理體系向著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發展,擔負起、履行好“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30]的大國擔當。在國際政治方面,中國尊重各國主權,尊重各國自主選擇適合自己的現代化道路;在國際經濟方面,中國主張平等合作、互利共贏;在國際文化交流方面,中國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和文化差異性;在國際安全方面,中國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堅定履行自己的國際責任,恪守對外作出的承諾。中國已是聯合國會費第二大出資國,也是聯合國維和行動第二大資金貢獻國,而且足額繳納,從不拖欠。此外,中國軍隊積極參加聯合國維和行動,哪里有危險,哪里就有中國維和官兵的身影。《巴基斯坦觀察家報》刊文指出:“自1990年首次參加聯合國維和行動以來,中國軍隊已累計參加聯合國維和行動近30次,派出維和官兵5萬余人次。中國維和官兵足跡遍布柬埔寨、剛果民主共和國、利比里亞、蘇丹、黎巴嫩、塞浦路斯、南蘇丹、馬里、中非共和國等20多個國家和地區。他們為促進和平、解決爭端、維護地區安全穩定作出了重要貢獻。”[31]

顛覆西方現代化“唯一路徑”神話,貢獻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生發于中國現實土壤、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成功走出的和平發展道路,打破了西方世界對文明內涵的單一解釋權,顛覆了西方現代化“唯一路徑”和“普世模式”神話,創造出具有鮮明本土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為世界各國的現代化探索引入新維度,貢獻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中國智慧。

西方現代化自詡人類現代化的“唯一路徑”和“普世模式”,限制后發國家實現現代化的自主權和選擇權。一是西方現代化自詡人類現代化的“唯一路徑”和“普世模式”。第一次工業革命以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率先實現現代化,并取得巨大現代化成果。西方人士以此為傲和大力頌揚,以至于不惜筆墨地論證西方現代化進程是唯一成功和正確的現代化發展邏輯。他們高調宣稱世界各國若想走上現代化的光明大道,并取得現代化成果,唯一的出路就是向西方看齊、向西方學習、走西方道路。西方現代化“唯一路徑”神話,由西方世界興起,逐漸向世界各地蔓延,最終成為主導全球的意識形態。該理論將西方現代化道路解釋成世界現代化的唯一道路,強調后發國家唯有完全遵循西方設定的“現代化道路”,才能最終成為現代化國家。西方人士炒作的西方現代化“唯一路徑”神話,賦予了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以絕對抽象性、普遍性的“普世模式”,可以無一例外地適用于世界上所有國家和民族,而不走這條道路即被看成離經叛道。“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道路一度被視為現代化的唯一路徑,西方資本主義文明被視為‘人類文明的終極形態’。一切背離這條路徑的現代化嘗試和探索,都被視為背離了人類歷史的發展主線而遭到批判與指責。”[32]

二是西方現代化神話壟斷了現代化范疇的解釋權,限制后發國家實現現代化的自主權和選擇權。西方人士鼓吹和描繪的西方現代化“唯一路徑”神話,本質上是由“地域性”偽裝起來的“普世性”、由“特殊模式”轉換而成的“普世模式”。其背后的深層目的則是企圖確立西方資本主義在世界范圍的絕對統治地位,把廣大發展中國家都納入西方世界主導和支配的體系中,通過思想壓制和行為束縛,使非西方世界成為西方世界的依附品和附屬物,確保資本源源不斷地、最大化地增殖。現代化是廣大發展中國家面臨的難題和追逐的夢想。西方現代化的“唯一路徑”和“普世模式”迷思,不僅壟斷了現代化范疇的解釋權,而且限制了后發國家實現現代化的自主權和選擇權,對世界現代化進程產生了嚴重消極影響。人類近現代史不斷揭示,由于西方現代化是資本主義現代化,它在推動生產力和物質財富增長的同時,迫使人類承受人與人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人類與自然之間的巨大風險和矛盾沖突。西方現代化的“普世模式”,一度受到發展中國家的廣泛青睞,然而,沿著西方設定的現代化路徑行進的后發國家非但沒有成功實現現代化,反而深陷“拉美陷阱”,經濟衰退、貧富分化、社會動蕩、困難重重。

中國式現代化具有鮮明本土特色,貢獻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一是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生發于中國現實土壤、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毛澤東同志指出:“自己毫無主見,往往由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33]中國式現代化探索歷程十分艱辛。起初一些仁人志士希望借助西方的先進技術、政治制度等拯救中國、發展中國,實現民族復興。然而,一次次的碰壁、一次次的失敗,反復證明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決不能真正給中國帶來現代化的光明。直到中國共產黨登上中國政治舞臺的那一刻起,中國式現代化探索才開始從精神上由被動轉為主動。新中國的成立標志著我國現代化建設的真正開啟。“中國的問題必須從中國基本國情出發,由中國人自己來解答。”[34]中國70多年的現代化歷程,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中國式現代化的巨大成功,根本上得益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同時亦得益于黨領導人民從中國基本國情出發,將中國的命運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在堅定“四個自信”的基礎上對現代化理論和現代化實踐的勇于創新和不斷突破。經過70多年的探索與完善,中國式現代化全面彰顯人口規模巨大、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走和平發展道路等鮮明本土特色。

二是中國式現代化為世界各國的現代化探索引入新維度,貢獻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35]中國式現代化創造的人類文明新形態,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以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體現了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反映了世界各國人民期盼光明未來的共同利益和共同要求,極大拓展了人類文明進步的廣闊空間。作為后發國家,中國式現代化既沒有簡單照抄照搬西方現代化,也沒有完全否定西方現代化,而是立足自我,學習和借鑒西方現代化,使“后發之勢”轉為“后發優勢”,形成具有鮮明本土特色的現代化形態。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歷程及其創造出的人類文明新形態,生動形象地證明了各個國家和民族在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基礎上自主探索現代化、走符合自身特點的現代化道路不僅完全可行,而且最有利于造福本國人民。中國式現代化在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占據主導的現代化格局中打開了一扇新的門戶,讓世人看到了另一種現代化的“風景”、另一種現代化的類型。它生動展示和充分印證了現代化并不等于西方化,更不等于資本主義化;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只是人類社會歷史長河中現代化發展的某種特殊形態和某些相對經驗,絕非現代化的普遍形態和一般經驗。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式現代化“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36]

(本文系北京高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中國政法大學]、教育部2023年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研究專項一般項目“高校思政課‘互聯網+CMPCL教學模式’的建構與應用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3JDSZK102)

注釋

[1]習近平:《攜手同行現代化之路——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的主旨講話(2023年3月15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6頁。

[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32頁。

[3][6][7][8][10][18]《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8、871、282、743~744、822、864頁。

[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27~928頁。

[5][9]《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690頁。

[11]毛予菲:《羅思義:中國式現代化強調雙贏》,《環球人物》,2023年第1期。

[12]肖文:《堅持和完善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深入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人民日報》,2019年12月13日,第9版。

[13]伯特蘭·羅素:《中國問題》,秦悅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6年,第154頁。

[14]習近平:《中國式現代化是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康莊大道》,《求是》,2023年第16期。

[15]《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45頁。

[16]宋濤主編:《外國政黨政要、各界代表祝賀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賀電(函)匯編》上冊,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2021年,第264頁。

[17]弗朗西斯·福山:《歷史的終結與最后的人》,陳高華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89頁。

[19]亨利·基辛格:《論中國》,胡利平等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19頁。

[20]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編:《習近平關于尊重和保障人權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1年,第161頁。

[21][22][27][34]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22年10月16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60、60、60、19頁。

[23][36]《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33、8~9頁。

[24]《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475頁。

[25]《專訪:中國式現代化為非洲發展提供借鑒與機遇——訪南非約翰內斯堡大學非洲–中國研究中心主任蒙亞埃》,2023年3月4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3-03/04/c_1129411974.htm。

[26]《列寧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40頁。

[28]《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82頁。

[29]《習近平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系列活動上的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頁。

[30][35]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2021年7月1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6、13~14頁。

[31]Pakistan Observer, "Building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Ultimate Vision of China: Xi," https://pakobserver.net/building-shared-future-for-humanity-ultimate-vision-of-china-xi/, 最后訪問日期:2023年10月18日。

[32]龔云:《大歷史觀視域下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內涵及世界歷史意義》,《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22年第18期。

[33]《毛澤東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2頁。

The Global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Following the Path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Zhao Maosheng

Abstract: As a responsible major country, China consistently intertwines its own development with the destiny of the world. It adheres to the principles of mutual benefit and win-win cooperation with countries worldwide, becoming a key force in maintaining global stability and promoting peaceful development. The peaceful development path successfully embarked upon by Chinese modernization transcends the Western hegemonic path of modernization, violent expansion and colonial plunder, conforms to the historical trend of lasting world peace and common development of all countries, and demonstrates China's responsibility for safeguarding world peace. It dissolves the Western modernization logic of "self-prioritization" and the concept of "zero-sum game", and is committed to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ransforming China's development into an opportunity for the common development of al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nd providing a Chinese approach to promote common development. It breaks the Western stereotype of "a strong country must seek hegemony" and "Thucydides trap" in modernization, actively promotes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exerts Chinese strength in participating in global governance. It subverts the myth of the "only path" and "universal model" of Western modernization, creates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with distinctive local characteristics, and contributes Chinese wisdom of creating a new model for human progress.

Keywords: Chinese modernization, path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China's responsibility, Chinese approach.

責 編∕肖晗題 美 編∕周群英

[責任編輯:李思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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