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從大歷史的全球比較視野來看，現代化是人類文明不斷進步的歷程。中國共產黨經過百年的艱辛探索，走出了一條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中國式現代化逐步形成了多重超越。一是從被動到主動，實現了對近代舊式現代化的超越；二是從計劃到市場，實現了對蘇聯經驗和模式的超越；三是從資本到人民，實現了對西方資本主義的超越；四是從唯一到多樣，實現了對“現代化=西方化”路徑的超越。
【關鍵詞】比較視野 中國式現代化 歷史邏輯 多重超越
【中圖分類號】D6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05.002
【作者簡介】張占斌，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國式現代化研究中心主任、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發展經濟學和當代中國經濟體制改革與政策。主要著作有《中國式崛起：漸進改革與國家經濟安全體系》《改革紅利再釋放》《大國經濟的治理》《中國改革新起點》《強國新征程：“十四五”時期的中國經濟》《探求中國道路密碼》《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相關問題研究》《中國經濟新棋局》等。
從大歷史的全球比較視野來看，現代化是人類文明不斷進步的歷程。簡言之，現代化表現為從傳統農業社會轉型為現代工業社會、信息社會乃至智能社會的過程。現代化最早發軔于近代的歐洲社會，后逐漸拓展形成全世界范圍內的普遍潮流，進而成為世界各國共同追求的發展目標。在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影響下，中國和許多發展中國家起初被動卷入現代化進程。中國共產黨成立后，中國人民經過艱辛探索，頑強走出了一條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推動中國式現代化實現了多重超越。
從被動到主動：中國式現代化對近代舊式現代化的超越
中國是具有輝煌燦爛文明歷史的古國。但是，由于明朝后期開始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后來又錯失工業革命、科技革命機遇，中國在內部矛盾和西方現代化浪潮的沖擊下逐漸走向衰落。“李約瑟之謎”提出了一個需要我們長久思考的問題：為什么中國古代科技文明輝煌璀璨，近代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卻沒有發生在中國而是發生在西方？與之相關的一個命題是“韋伯疑問”：為什么資本主義在中國很早就出現了萌芽，但是中國最終并沒有進入資本主義社會？[1]1840年以來，中華民族在近代遭受了嚴峻挑戰和全面危機——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西方國家在資本推動下率先展開了現代化進程，使其在整個世界范圍擴張開來，促使“民族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并且在這個過程中逐步構建了不平等的世界秩序——“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于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于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于西方”。[2]中華民族被無情地載入“三個從屬于”的支配體系中，“中國向何處去”成為重大時代問題。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近代中國就開啟了現代化的歷程，中國探索現代化道路是在西方式現代化和外部環境的強烈沖擊下，由西方從外向內逐漸灌輸、中國被迫接納和學習的發展過程。透過歷史的煙幕，我們看到的是慌亂的、依附的、片面的場景，我們稱其為“被動的現代化”。鴉片戰爭后，農民階級、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先后從各自的立場出發，提出各種救國方案，但都沒有能夠徹底喚起民眾，沒有形成真正變革社會的力量，沒有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近代中國就像一條漂泊在波濤洶涌、驚濤駭浪汪洋大海中的百孔千瘡的漏船，危機四伏，時時刻刻都有傾覆沉沒、葬身大海的危險。究其根本原因，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一是社會制度腐敗，二是經濟技術落后。”[3]中國共產黨成立后，中國人民謀求現代化有了主心骨，中國的現代化由過去“被動的現代化”開始轉為“主動的現代化”。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經過100多年的奮斗，我們走出了一條積極爭取、主動追求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19世紀60年代初期，在經歷了兩次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運動的沖擊后，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岌岌可危。以林則徐、魏源、李鴻章、張之洞等為代表的封建士大夫階層在應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時，把中學與西學之間的關系稱為“體”與“用”的關系，提出了近代中國最早的現代化口號——“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強調學習西方先進技術對于維護封建統治的重要性，以此發起了“師夷長技”以達到“求強”“求富”的洋務運動。如馮桂芬在洋務運動興起之時，提出了“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的觀念，這是“中體西用”思想的萌芽。王韜主張“器則取諸西國，道則備自當躬”。薛福成提出“取西人器數之學，以衛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1895年4月，范壽康在西方傳教士創辦的《萬國公報》發表文章，首次明確表述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概念。張之洞在《勸學篇》中對洋務派的指導思想作了全面系統的闡述，重申“舊學為體，新學為用”。孫家鼐在《議復開辦京師大學堂折》中再次提出，“自應以中學為主，西學為輔；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洋務運動的根本目的在于通過學習西方先進的技術，運用國家權力集中力量優先發展軍事工業，同時發展若干民用企業，探索實現工業現代化，進而提升我國的軍事實力和經濟實力，達到維護清政府統治的目的。洋務運動開啟了近代中國工業的探索，推動了中國近代工業化的緩慢進程。1894年中日甲午海戰，北洋水師幾乎全軍覆沒，事實上宣告了洋務運動的破產。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近代中國逐漸開啟探索政治現代化的進程。這一時期，“中體西用”的社會思潮逐漸被“中西互補”“中西調和”思想取代，政治制度的改革與革新是這一階段重點討論與實踐的問題。如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嚴復等資產階級維新派認為，既要學習西方社會的科學技術，又要學習政治制度和理論學說，主張實現君主立憲制度，通過戊戌變法探索政治現代化。戊戌變法突破洋務派“中體西用”思想的局限，主張用君主立憲制取代君主專制制度，是一場資產階級性質的政治改良運動。遺憾的是，由于自身局限和思想不成熟，維新運動未能撼動舊制度，戊戌六君子喋血北京菜市口，維新派依靠清政府變法改變中國現狀的幻想破滅。實踐證明，依靠落后腐朽的封建政權，以政治制度改革的形式逐漸實現現代化在當時的中國走不通。
20世紀初，民族資本主義得到初步發展，民族資產階級的力量不斷壯大。孫中山、黃興、廖仲愷、章太炎等資產階級革命派認為，清政府已成為“洋人的朝廷”，是中國人民探索政治現代化發展道路上的阻礙。因而，資產階級革命派主張通過革命手段清除通往現代化道路的主要障礙，提出了三民主義等現代化發展方案。辛亥革命結束了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但是帝國主義不容許中國建立一個獨立、富強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無量頭顱無量血，可憐換得假共和。由于民族資產階級先天發展不足，無法建立資產階級社會，也無法帶領中國人民走向獨立自主的現代化道路。
辛亥革命的失敗使得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得出新的認識：要從思想上鏟除封建專制的根源，就必須在文化領域發動新文化，探索實現現代化發展的可能性。近代中國提出全盤西化的代表人物有胡適、陳序經、吳稚暉、錢玄同等。其中，胡適是最為著名的全盤西化代表人物之一，他提出了“充分世界化”的主張，認為中國應該全面學習西方，以實現現代化。然而，歷史的發展告訴我們：全盤西化是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的，脫離了中國的實際情況，只能碰得頭破血流，這條路是走不通的。但是也應當看到，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撼動了封建君主專制思想的統治地位，加快了中國思想文化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步伐。新文化運動本質上屬于資產階級領導，具有舊式民主主義革命特征的文化運動。它的性質決定了新文化運動并不能給中國人民指明一條通往現代化的發展道路。
新文化進入成熟發展時期，恰逢俄國十月革命，馬克思主義開始在中國傳播，關于社會主義的思想開始在中國傳播開來，近代中國知識分子開始學習馬克思主義。在這個“覺醒年代”的歷史進程中，很多年輕人選擇了馬克思主義，信仰社會主義。我們黨的早期領導人陳獨秀完成了他的思想轉變，由過去全盤西化的擁護者轉變為信仰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者，他的兩個兒子陳延年、陳喬年也都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踏上了為無產階級爭取解放、為實現社會主義而奮斗的革命道路。
總的來看，近代中國的現代化從器物、制度到思想層面的探索可以歸結為從經濟、政治到文化層面向西方學習。但由于其沒有根據中國具體實際探索現代化，也沒有尊重現代化發展的一般規律，因此最終都以失敗告終。盡管這些探索是被動的，但仍然有其歷史價值。它們為中國共產黨主動推進現代化，作了前期的歷史鋪墊，其中有很多的經驗、教訓及啟示。
中國現代化道路真正的轉折源于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為中國現代化發展帶來了新思路。“十月革命的開創性功能實際表現在世界現代化進程的矛盾運動中，雖然十月革命的主觀動機是引爆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但其客觀結果卻是為落后國家的非資本主義現代化提供了一個范例。”[4]五四運動后，無產階級登上歷史舞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預示著中國人民的精神從被動轉為主動，中國的現代化也由過去的被動開始轉為主動。在政治上，中國共產黨成為領導中國人民探索現代化的核心力量；在理論上，中國人民有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正確指引；在實踐上，俄國開辟現代化的經驗，讓我們看到了獨立自主探索現代化的可能。由此，中國共產黨提出并逐漸確定了一種以社會主義為價值取向的現代化發展新模式，把發展社會主義與實現現代化的目標聯系起來，確立了現代化的嶄新發展方向，不僅使中國革命的面貌煥然一新，也對近代中國探索現代化的方向產生根本性影響，中國現代化道路的探索終于進入主動的歷史進程。“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傳入尤其是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中華民族探索現代化道路最終從被動轉變為主動，從學習模仿轉變為借鑒創新，從而不再純粹是一種簡單的后發型或追趕型現代化，而是有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作為深厚文明底蘊、有著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有著社會主義發展方向、有著獨立自主特性的現代化發展過程，這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是從未有過的現代化發展過程，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內生的、創新的和新型的現代化發展模式。”[5]我們認為，這些評價，是恰當的，是深刻的。
從計劃到市場：中國式現代化對蘇聯經驗和模式的超越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表明，新中國將是一個以現代化為目標的國家，中國的現代化將由一個信仰馬克思主義的政黨——中國共產黨來領導，由一個人民擁護的強有力的人民政府來推動。伴隨著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道路的不斷探索，中國的經濟體制也經歷了兩次大的轉型。第一次發生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從新民主主義經濟逐步轉變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第二次發生在改革開放以后，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逐步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新中國初期，如何在中國這樣一個落后的東方大國建立社會主義制度，開辟出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進行現代化建設，成為擺在中國共產黨面前的首要任務。伴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我們逐步實施了計劃經濟體制。從歷史來看，計劃經濟體制的建立對于貧窮落后的中國而言，起到的迅速集中財力物力和人力進行工業化建設、初步奠定工業化基礎的作用是十分明顯的。中國為什么選擇計劃經濟體制？一是對社會主義理論認識不足，把計劃經濟看成社會主義的根本特征；二是由于缺乏更多更好可以借鑒的經驗，因而較大程度照搬了蘇聯模式；三是由于國際環境特別是西方封鎖的影響，在客觀上促使我們不斷強化計劃經濟體制。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主要表現為：缺少經濟激勵，經濟運行效率低下，無法滿足個人和社會千差萬別的實際需求，經濟核算缺乏科學性。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黨中央依照蘇聯工業化模式實施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取得了巨大成就，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奠定了初步基礎，但在實踐中黨和國家也發現了蘇聯模式的弊端。
蘇共二十大閉幕后，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對獨立自主地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開始了新的艱辛探索。毛澤東同志指出，“解放后，三年恢復時期，對搞建設，我們是懵懵懂懂的。接著搞第一個五年計劃，對建設還是懵懵懂懂的”，[6]“因為我們不懂，完全沒有經驗，橫豎自己不曉得，只好搬”[7]。但是，照搬照抄蘇聯經驗不符合中國國情，“一切都抄蘇聯”，“缺乏創造性，缺乏獨立自主的能力”，“總覺得不滿意，心情不舒暢”[8]，“不應當是長久之計”[9]。1956年4月，毛澤東同志在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蘇共教訓的會議上提出：“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要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10]1956年，黨的八大正確分析了國內外形勢和主要矛盾的變化，提出我國“二五”計劃的中心任務仍然是優先發展重工業，并制定了全面推進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的宏偉綱領。此外，在這個時期的現代化探索中，我們黨還對中國工業化道路、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四個現代化”戰略目標等重大現代化理論問題提出了重要思想觀點。比如，“四個現代化”由過去的現代化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國防，調整為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科學技術現代化。
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是個全新的課題。遺憾的是，在這段可貴的探索過程中出現了失誤。經過“大躍進”的挫折，毛澤東同志對中國式現代化的艱巨性、長期性有了新的認識，對現代化建設的戰略實施步驟安排也進行了調整，提出了較為完整的“兩步走”設想：“第一步，建立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使我國工業大體接近世界先進水平；第二步，使我國工業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11]“兩步走”戰略設想提出后，由于“文化大革命”而沒有能夠按計劃付諸實踐。1975年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召開，周恩來同志抱病參會作《政府工作報告》，重申“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這也說明，雖然我們犯過錯誤，經歷過曲折，但是一直在堅持不懈地探索和推動中國式現代化。特別是在這一歷史時期，提出了要“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12]的目標，構成了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篇章。
1979年3月，鄧小平同志首次提出“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強調“過去搞民主革命，要適合中國情況，走毛澤東同志開辟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現在搞建設，也要適合中國情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13]；指出“中國式的現代化，必須從中國的特點出發”[14]。以往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之所以遇到嚴重挫折，一個根本原因就是對社會主義本質的理解出現了問題。通過反思，鄧小平同志認為，不應再將純粹公有制與計劃經濟的傳統經濟結構視為社會主義的本質。那么，社會主義本質是什么呢？鄧小平同志在“南方談話”中深刻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15]換言之，發展生產力，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應該具有的功能與價值。基于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鄧小平同志提出了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作出了“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的重要論斷，描繪了小康社會的發展藍圖，即中國現代化建設“三步走”的戰略構想。
傳統的社會主義模式是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基本原理教條化、抽象化地運用到社會主義國家具體實踐中而形成的現代性方案，其典型代表就是蘇聯模式。應當說蘇聯模式主要是列寧去世后在斯大林時代以及斯大林影響下所形成的。計劃經濟有兩個顯著的特征，一是國家權力配置資源，過分突出國家權力的作用。二是徹底否認資本、市場經濟等，構建了“三個邊界”：不能搞私有產權（純而又純的公有制原則決定的）、不能搞市場經濟（計劃經濟原則決定的）、不能搞雇工剝削（按勞分配原則決定的）。[16]
社會主義經濟中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問題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理論工作者討論最多、爭論最激烈、成果最集中的經濟理論問題。從20世紀50年代一批經濟學家開始研究傳統計劃經濟理論問題，到我國逐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期間的探索綿延了幾十年，是一個艱辛的過程。比如，在50年代，當時在我國學界占統治地位的是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的經濟理論觀點，中國學術界的討論開始逐步突破傳統社會主義的經濟理論和框框。一是經濟學家孫冶方1956年提出了把計劃放在價值規律基礎上的觀點，二是經濟學家顧準在1957年提出的社會主義經濟是通過經濟核算調節生產的，三是中央領導人陳云同志提出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中利用市場調節的思想。70～80年代，中國學界圍繞用什么樣的經濟體制取代計劃經濟舊體制問題展開了討論，提出了市場社會主義模式（蘇聯東歐模式）、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模式（東亞模式）、自由市場經濟模式（歐美模式）等，并進行了反復地討論和利弊分析。這些有代表性的思想，對于我們探索突破計劃經濟體制都有重要的參考意義。改革開放以后，我們黨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和僵化的傳統的蘇聯模式劃清界限。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講，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它直接超越的對象是傳統的社會主義模式，也就是蘇聯的計劃經濟模式。這個超越，意義重大。我們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旗幟，道路越走越寬廣，捍衛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尊嚴，而蘇聯和東歐卻出現了共產黨丟掉政權，倒向西方體制的歷史悲劇。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式現代化的道路，一個核心就是從傳統的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型，通過改革開放，打破了舊的傳統計劃經濟的“三個邊界”，逐步建立起了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也就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經濟制度。這個制度強調“兩個毫不動搖”，注重有效市場、有為政府的組合，廢棄了反資本的現代性，建構了引領、駕馭資本的現代性。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是前無古人的偉大創舉，馬克思當年沒有預見到，列寧也沒有碰到和解決這樣的問題。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搞市場經濟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偉大創舉，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然選擇，也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然選擇。在史無前例的經濟體制改革中，我們既沒有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沒有走改旗易幟的邪路，而是走出了一條創造性的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的新路。
黨的十四大正式宣布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總體規劃和行動綱領。把過去誤認為是西方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請到中國來，這真是石破天驚。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再上新臺階，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黨的十九大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黨的二十大強調“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在所有制結構、分配制度、資源配置方式等方面實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創新，證明社會主義不是和計劃經濟劃等號的，社會主義不僅可以搞市場經濟，而且可以搞得更好。市場經濟可以在中國生根開花結果，而且并非只有西方那一種模式。黨的十八大以來，圍繞解決中國式現代化存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中國共產黨提出“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我們黨在已有基礎上繼續前進，不斷實現理論和實踐上的創新突破，成功推進和拓展了中國式現代化。”[17]從我國改革開放的歷史實踐來看，我們把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作為最大的政治，把堅持高質量發展作為新時代的硬道理，致力于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聚焦經濟建設這一中心工作和高質量發展這一首要任務，推動了黨和國家事業的大發展，使中華民族在站起來的基礎上開始富起來并向強起來邁進。這條路，我們選對了。在這條路上，我們看到了中國式現代化的風采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曙光。
從資本到人民：中國式現代化對西方資本主義的超越
馬克思、恩格斯比較多地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辯證關系中，研究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問題。后來人們根據他們的思想觀點，把人類社會的歷史進程概括為五種社會形態，即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認為人類社會的發展和進步就是在這五種社會形態的發展更替中實現的。馬克思、恩格斯認為人類社會的基本矛盾在資本主義社會表現為社會化大生產和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社會這個基本矛盾發展的必然結果。近現代以來，西方現代化造就了資本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現代文明，形成了當今影響世界的現代化理論體系和現代文明知識體系。應當說近代以來的中國現代化深受西方現代化的沖擊和影響，然而在這么大的沖擊和影響下，中國的現代化為什么沒有完全照搬西方模式，而是走出了一條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實現了對西方資本主義的超越？或者說靠什么完成了這一歷史性的超越呢？我們認為，靠的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也就是中國式現代化道路。這個超越也再一次印證，資本在創造現代化文明成果的同時，也導致了一系列不可克服的現代性危機：一是自然的異化，二是社會的分化，三是全球沖突，四是人的物化。[18]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是資本邏輯的現代化，資本為王的現代化，資本核心的現代化。中國堅持的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現代化，致力人的全面發展、以人為本的現代化。從以資本為中心到以人民為中心，這是中國式現代化對西方資本主義超越的本質所在，也是這兩種社會制度巨大的分野所在。
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也可以說是西方現代化的進程，或者是世界現代化不斷發展的過程。在西方資本主義和西方現代化的推動下，整個世界、整個人類社會都卷入了現代化的歷史洪流中。從這個意義上講，世界現代化是一個持續性的運動，是一個席卷全球的運動，那么世界現代化也必然對中國帶來深刻的影響和推動。一方面，中國應該是世界現代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為從近代以來，中國就卷入了這么一個大的歷史進程中，因此存在著世界現代化“化”中國的問題。起初中國的現代化確實是被動的，如同汪洋大海中的一葉扁舟，任憑驚濤駭浪拍打沖擊飄蕩，在海洋上隨波逐流。在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中國共產黨走上了歷史舞臺，領導中國人民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前途命運，開啟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征程。因此從另一方面看，中國共產黨探索的中國式現代化也在“化”世界，也就是說中國式現代化也對世界現代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中國式現代化具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雙方是一個不斷推動“互化”的過程，也就是在雙方不斷推動“互化”的進程中，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把命運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掌握著歷史航船的行駛方向，迎接人類文明的八面來風。中國式現代化志存高遠，實現了對西方資本主義的超越。
實現社會形態的跨越，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是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根本前提。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本邏輯是社會主義制度邏輯，其基本性質是社會主義條件的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如果說特色，那么這就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最大特色、最突出的特色、最根本的特色。鴉片戰爭后，中國被迫卷入西方主導的現代世界體系，飽受巨大屈辱的中國人民開始了苦苦尋求現代化的歷程。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伊始就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作為自己的初心使命，把實現現代化作為不懈奮斗的偉大目標。中國共產黨深刻地認識到，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毛澤東同志指出：“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努力，沒有中國共產黨人做中國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國的獨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19]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現代化的構想是結合民族復興愿望與社會革命展開的，集中體現在圍繞新民主主義革命中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探索和實踐中國現代化道路，目的“在于建設一個中華民族的新社會和新國家”[20]。基于此，中國共產黨初步形成了建設現代化的基本方案：一是政治現代化，二是經濟現代化，三是文化現代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實現了中國從幾千年封建專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偉大飛躍，從而為實現現代化創造了根本社會條件。新中國的成立為中國式現代化打開了前進通道，為中國式現代化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為現代化建設提供了新的富有活力的體制保障和快速發展的物質條件。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為實現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更為完善的制度保證、更為堅實的物質基礎、更為主動的精神力量。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現在，全球進入現代化的國家也就20多個，總人口10億左右。中國14億多人口整體邁入現代化，規模超過現有發達國家人口的總和，將極大地改變現代化的世界版圖。這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現代化，也是難度最大的現代化。”[21]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對資本采取的是兩手抓的政策，“即承認和利用資本、防控和駕馭資本并舉。社會主義現代性與資本主義現代性的區別不在于存在不存在資本市場經濟，而在于以什么為解決社會問題的最高標準，以資本為最高標準的是資本現代性，以人的發展為最高標準原則的是社會主義現代性”[22]。中國式現代化是一條引領和駕馭資本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其對資本邏輯的超越表現為五個方面：一是確立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邏輯，超越了以資本為主導的發展邏輯；二是構建了資本-國家-勞動（人民）三元主體協調的動力機制，超越了單一的資本動力模型；三是建立了社會和諧模式，超越了社會對抗模式；四是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超越了西方擴張主義和霸權主義；五是探索了獨立自主的現代化發展道路，擺脫了依附性發展模式。[23]歸根到底，資本主義的核心是資本邏輯的，構建了以資本為核心、為中心的社會制度，社會主義社會構建了以人為核心的、以人民為中心的邏輯。這是中國式現代化和西方現代化巨大的歷史分野。也正因如此，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和真理性在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得到充分檢驗，馬克思主義的人民性和實踐性在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得到充分貫徹，馬克思主義的開放性和時代性在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得到充分彰顯。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式現代化以嶄新形象展現于世，也為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式現代化贏得了巨大的聲譽和更廣泛的社會影響，使世界范圍內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意識形態、兩種社會制度的歷史演進及其較量發生了有利于社會主義的重大轉變，逐步推動世界社會主義發展走向振興。中國式現代化的獨特性創造，是中國式現代化對世界現代化的獨特性貢獻。
從唯一到多樣，中國式現代化對“現代化＝西方化”路徑的超越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18世紀出現了蒸汽機等重大發明，成就了第一次工業革命，開啟了人類社會現代化歷程。”[24]現代化最早確實是起源于西方的，對推動西方國家經濟社會的發展起到重要的作用。西方現代化伴隨著資本的不斷擴張，在全球化過程中，影響和推動了亞非拉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走上現代化之路，推動了發展中國家和欠發達國家的現代化進程。關于現代化的理論最早起源于西方，也是由西方學者最早作出的研究和歸納。但是我們應當看到，現代化雖然起源于西方國家，但并不是西方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專利。世界現代化并不是一種模式、一條道路、一個標準，而是具有多樣性特征。即使是西方現代化也并不是千篇一律，而是各有特點的，如英國、美國、德國、法國、日本、韓國、新加坡等走過的現代化發展道路，也是各有風格，形成了所謂的盎格魯—撒克遜模式、萊茵模式、北歐模式、東亞模式等。以實現工業化為主要標志的現代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已擴展到廣大的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二戰結束以后，很多擺脫殖民統治的發展中國家的重建就是奔著現代化這個共同取向和主題的。實現現代化是近代以來世界各國孜孜以求的發展目標，只不過由于各國國情、發展階段、地理環境、人口規模、文化傳統等諸多方面的差異，各國現代化所走過的路并不完全相同。中國式現代化由中國特殊的基本國情所決定，必然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與世界上其他任何國家的現代化都不可能相同。
近代中國國門被打開之后，很多仁人志士在巨大的歷史震動面前，開始了痛苦的思考。其中一部分并沒有對西方的現代化敬而遠之或熟視無睹，而是想讓中國走西方現代化的道路，走資本主義道路，通過資本主義的發展來實現富國強兵。但是從大歷史的視角來看，這種奮斗和犧牲并沒有真正解決中國社會的問題。在中國共產黨誕生前，中國向西方學習現代化，似乎更多地呈現了邯鄲學步的景象。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打開了中國先進分子思考中國現代化的新思路。從現代化的實踐看，“俄國人的路”意味著徹底拋棄舊有的發展模式，尋求邁向現代化的新途徑。
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已經開始思考中國的現代化問題，提出了要“解決建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25]的問題。但是要完成這樣一個壯舉，就必須推倒三座大山。由此，能夠更好理解中國共產黨艱辛推動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必然性。新中國成立后，黨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領導者和實踐者，1954年黨中央就初步提出了“四個現代化”的目標。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的決定。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旗幟鮮明地提出“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重大命題，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創造性使用“小康社會”這個重大概念，首次提出了“中國式的現代化”。以江澤民同志、胡錦濤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持續探索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實踐中進一步豐富發展了現代化的道路、戰略和目標。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創造性地提出并深刻闡釋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開啟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中國從四分五裂、一盤散沙到高度統一、民族團結，從積貧積弱、一窮二白到全面小康、繁榮富強，從被動挨打、飽受欺凌到獨立自主、堅定自信，從落后時代到趕上時代再到引領時代，中國式現代化的道路越走越寬廣，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實現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
迄今為止世界各國實現現代化有兩條不同的道路：資本主義現代化道路和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但是如果按照經典現代化理論來看，發展中國家搞現代化，實際上就應該把現代化的目標限定在西方發達國家已經實現了的工業化，靠移植西方、跟隨依附來探索自己的現代化道路。如此一來，發展中國家就會被鎖定在世界經濟體的底端，依附于發達國家主導的分工體系中，也就很難真正地實現自身的創新發展。拉丁美洲和非洲的一些國家實際上也都存在著這樣的問題。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探索出來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既尊重人類的共同特征，尊重人類現代化的發展規律，也有基于自己國情的鮮明特色，即通過推進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法治化、民主化、信息化、智能化等，來加速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整個社會的全面進步。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推動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主動參與和推動經濟全球化進程，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不斷壯大我國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26]但同時我們強調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這是我們最大的特色。中國式現代化有五個方面的特征，即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的歷史充分證明：資本主義現代化道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根本走不通。黨的歷代領導人都強調了“走自己的路”的重要性。中國的實踐表明，中國式現代化不等于西方化，由此打破了西方中心論和西方現代化等于西方化的種種認識誤區。
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人持續奮斗的歷史宏愿。在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中，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我們黨百年奮斗的歷史經驗進行了深刻總結和闡述，這對于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根本性和長遠指導意義。一是堅持黨的領導，這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領導力量；二是堅持人民至上，這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價值追求；三是堅持理論創新，這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思想路徑；四是堅持獨立自主，這是中國式現代化的精神之魂；五是堅持中國道路，這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康莊大道；六是堅持胸懷天下，這是中國式現代化的人類關懷；七是堅持開拓創新，這是中國式現代化的不竭動力；八是堅持敢于斗爭，這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力量源泉；九是堅持統一戰線，這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法寶；十是堅持自我革命，這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強大支撐。百年來中國共產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艱辛探索所取得的歷史經驗，是我們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精神力量和寶貴財富，同時也彰顯了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時代價值、世界意義和歷史貢獻。一是中國共產黨對中國式現代化的百年探索，極大地煥發了近代以來救亡圖存、振興中華的民族精神，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人民的前途命運。二是中國共產黨對中國式現代化的百年探索，開辟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道路，創造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向強起來邁進的發展奇跡。三是中國共產黨對中國式現代化的百年探索，展示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強大生命力，推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四是中國共產黨對中國式現代化的百年探索，在國際比較視野中歷史性地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和選擇。五是中國共產黨對中國式現代化的百年探索，鍛造了走在時代前列的中國共產黨，使中國式現代化有了強大的領導力量和主心骨。這是黨和人民共同創造的寶貴財富，必須倍加珍惜、長期堅持，并在新時代的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
［本文系2023年度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校院級重點委托項目“大歷史視野下的中國式現代化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023WT002］
注釋
[1]林毅夫：《解讀中國經濟》，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21～56頁。
[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頁。
[3][6][8]《毛澤東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40、117、117頁。
[4]武克全：《現代化拓展中的世界和中國》，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第291～292頁。
[5]戴木材：《論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體系的基本構建》，《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23年第6期。
[7]《毛澤東傳（1949—1976）》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791頁。
[9]《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5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第131頁。
[10]《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557頁。
[11][12]《中國經濟發展五十年大事記》，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86、271頁。
[13][14]《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3、164頁。
[15]《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頁。
[16][18][22][23]唐愛軍：《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北京：商務印書館，2023年，第145、141、142、142～143頁。
[17][21]《正確理解和大力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人民日報》，2023年2月8日，第1版。
[19]《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98頁。
[20]《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3頁。
[24]習近平：《為建設世界科技強國而奮斗——在全國科技創新大會、兩院院士大會、中國科協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6年6月1日，第2版。
[25]《毛澤東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3頁。
[26]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2017年10月18日，第1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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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著作選讀》第二卷，2023，北京：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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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輔導讀本》，2021，北京：人民出版社。
《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2022，北京：人民出版社。
羅榮渠、牛大勇編，1992，《中國現代化歷程的探索》，北京大學出版社。
The Multiple Transcendenc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over Traditional Moderniz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Zhang Zhanbin
Abstract: Fro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f big history, modernization is the continued progress of human civilization. Over a centur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ioneering the pathway to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creating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Chinese modernization has gradually accomplished quadruple transcendence. Firstly, from passivity to activity, it is the transcendence of old-fashioned modern Chinese modernization. Secondly, from the planned economy to market economy, it is the transcendence of the experience and model of the Soviet Union. Thirdly, from focusing capital to the people, it is the transcendence of Western capitalism. Finally, from singular to diversity, it is the transcendence of the pathway "modernization equals westernization".
Keyword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hinese modernization, historical logic, multiple transcendence
責 編∕張 貝 美 編∕梁麗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