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式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這一重要論斷，極為鮮明地標識出“兩個文明”相協調是中國式現代化之“中國特色”所在。近代以來尤其是二戰后，現代化作為不可抗拒的歷史性環節在世界范圍內如火如荼地展開，同時這一進程也充斥著“現代化＝西方化”的迷思。植根于中華民族特定的社會條件、歷史環境和文化傳統的中國式現代化，開辟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現代化道路，徹底打破了這一迷思。“兩個文明”相協調的中國式現代化所遵循的邏輯，是其具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的重要理據。
【關鍵詞】中國式現代化 物質文明 精神文明 中國共產黨
【中圖分類號】D6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05.001
【作者簡介】劉日明，同濟大學人文學院院長、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現代性批判與文明新形態、政治哲學、西方馬克思主義。主要著作有《馬克思的現代性批判理論與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馬克思法哲學理論的當代意義》、《法哲學》、《近代法哲學與馬克思的社會存在理論》（合著）等 。
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物質富足、精神富有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質貧困不是社會主義，精神貧乏也不是社會主義。”[1]這一重要論斷標識了使現代化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國特色”。然而，作為不可抗拒的世界歷史性過程，現代化在特定的歷史階段被有意或無意以“現代化＝西方化”，抑或作為其變形的歷史終結論、西方中心論等觀點充斥。在此背景下，對“兩個文明”相協調之為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國特色”的三重邏輯——理論邏輯、歷史邏輯和實踐邏輯進行深入闡發，顯得極為必要和重要。由此才能真正回應現代化是否等于西方化這一重要問題，才能破除“現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及其種種變形，才能在看到中國式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的同時，認清中國式現代化具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并在此基礎上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而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
理論邏輯：“兩個文明”相協調是中國式現代化遵循歷史唯物主義原理的必然結果
“兩個文明”相協調之所以是中國式現代化而不是西方現代化的基本特征，根本在于中國式現代化所立足的哲學理論基礎即歷史唯物主義，恰恰是對西方現代化所依據的近代主體性形而上學進行存在論變革的結果。從歷史唯物主義及其存在論革命看，以“自我意識”為落腳點，并根據“意識的內在性”原則來制定方向的近代主體性形而上學，只能在物質和精神、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之間做非此即彼的選擇，只有將“自我意識”還原為“現實的人”，并根據“感性的活動”原則來制定方向，才能實現物質和精神（思想、意識）的辯證統一、協調發展。在此意義上，以歷史唯物主義為理論基礎的中國式現代化必然開辟一條不同于西方現代化的道路，即“兩個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道路。這種必然性從歷史唯物主義所發動的存在論革命來看，具體來源于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歷史唯物主義將近代主體性形而上學那個只能在物質和精神之間做非此即彼選擇的邏輯起點——自我意識，還原為了“現實的人”。在進入對“現實的人”的討論之前，不妨先來思考何為“自我意識”及其作為近代主體性形而上學的邏輯起點為何只能將物質和精神對立起來，由此才能更好地理解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所開啟的存在論變革及其對于“兩個文明”相協調的中國式現代化的意義。
所謂“自我意識”，在近代主體性形而上學那里就是指一種表象性思維能力，即一切存在物只有進入主體的表象性思維，被帶到主體面前，才能作為主體的對象成立。而那些盡管具有“形式-質料”“實體-屬性”結構的物，只要暫時還未進入主體的表象思維領域就并非真正存在。這就意味著對象是否能夠存在，取決于它是否進入到主體的表象性思維。如果對象能夠進入主體的表象性思維，那么等待作為對象的存在物的唯一命運，與其說是存在，不如說是消亡。這是因為，既然對象在自我意識那里只是一種被設定的產物，那么當意識能夠以消滅對象來獲得更多利益時，它必定會像隨意設定對象一樣，隨意消滅對象。并且，自我意識的這種設定本質上就是為了追求自身利益而進行的，消滅對象一開始就蘊含在其設定的目的之中。
這一點從資本主義現代化的發展進程及其后果中可以窺見：伴隨著主體性的過度膨脹，人類欲望被無限地放大，形成了以資本為中心和實質性權力的經濟發展局面。在資本邏輯的統攝下，或者說“發展＝經濟增長”的導向下，人類被貶低為資本主義社會這個大機器的一個部件，甚至隨時都有可能被替換，并由此面臨滅亡的風險。為了維持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人類不得不服從于資本的剝削與壓迫，自然也成為資本主義社會為追求資本利潤而宰制的對象。這種宰制可以說是無底線的，因為在資本成為實質性權力的社會境況下，過度膨脹的主體性決不會在片刻的、有限的利益滿足上停滯。誠如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生產的不斷變革，一切社會狀況不停的動蕩，永遠的不安定和變動，這就是資產階級時代不同于過去一切時代的地方”[2]。為了從自然對象身上攫取最大限度的利潤，資本主義現代化便不顧自然生態環境本身的客觀規律，任憑主體性對自然對象實施一種無限度的宰制。在此意義上，在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經濟發展和生態文明、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世界等關系之間造成一種二元對立關系，乃是以近代主體性形而上學為哲學基礎的資本主義現代化發展的必然結果。
面對這種二元對立的狀態，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并未停留在表面，而是深入到為資本主義現代化發展提供哲學基礎的近代主體性形而上學的根基處，洞見近代主體性形而上學之邏輯起點——意識，在根本上只是被意識到的人們的現實生活過程[3]。在此意義上，參與現實生活過程的人即“現實的人”，成為歷史唯物主義存在論變革的邏輯起點。在馬克思看來，人們能夠成為什么樣的人，從根本上不取決于他們如何思想，而是取決于他們在既定的、現實的物質生產條件下能夠生產什么以及怎樣生產，即取決于“他們進行生產的物質條件”[4]。這就意味著，在物質與精神之關系中，物質不是自我意識（思想、精神）設定的產物。相反，物質因素才是第一性的，精神因素則是作為其衍生物而存在的。誠如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分析的那樣：“思想、觀念、意識的生產最初是直接與人們的物質活動，與人們的物質交往，與現實生活的語言交織在一起的。”[5]然而，對物質因素之第一性的強調，并不意味著精神因素只能一味地受其牽制。在致康·施米特的信中，恩格斯這樣寫道：“物質生產方式雖然是始因，但是這并不排斥思想領域也反過來對這些物質生存方式起作用。”[6]換言之，精神文明自身具有能動的反作用，這種反作用歸根到底是對不斷為自己開辟道路的經濟必然性的作用，進而導向一種相互作用。在此意義上，物質因素與精神因素之間不是一種二元對立、非此即彼的關系，而是一種同向而行、相輔相成的關系。
二是，歷史唯物主義通過“感性的活動”之基本原則，擺脫了在近代主體性形而上學的“地平線”上無法克服的困境，即“意識的內在性”基本原則決定意識無法洞穿物質。這種“意識的內在性”，一方面體現在自我意識對物質具有至高無上的支配權與統治性。如果說上述作為自我意識設定的物質，還只是指物質來自于精神世界的設定，那么這里對物質進行規定的自我意識則是絕對的意識或理性，即“一種不求假于外的、‘無對的’活動”[7]。盡管精神世界構成了具體的思維規定或具體的思辨環節，在此環節中物質作為自我意識的異在形式而被規定，但這些規定或環節只不過是絕對理性的展開。[8]在此意義上，精神世界割斷了其與現實生活過程的關聯，從“反映”現實生活過程的角色轉換為“先行規定”現實生活過程的角色，由此成為抽象的精神世界。
“意識的內在性”另一方面則體現在主體與客體、物質與意識的二元對立中。盡管黑格爾借助一種辯證發展過程——意識從自身而出，經由外部事物，然后向自身返回——來使意識有可能觸及外部事物，但這種思辨辯證法歸根到底只是意識在自身內部做純粹的、不停息的旋轉運動。因此，意識所觸及的外部事物，不過是意識所設定的產物即外化的自我意識。在此意義上，意識并未觸及社會-歷史之現實性事物，更不用說對這種外部的物質世界進行“洞穿”。
由上可見，在作為西方現代化之哲學基礎的近代主體性形而上學中，意識（思想、精神）與物質之間是完全對立的，并且意識并不滿足于在自身內部的停留，而是妄想從自身這個絕對的、不假于外的、封閉的領域中“出離”，即把外部事物作為意識的異在形式、中間環節，這被海德格爾視為一種無法克服的困境。因為只要人們“從Ego cogito（我思）出發，人們也就不能突破它；因為，Ego cogito（我思）的基本建制就在于（同時，萊布尼茨的單子的建制也在于），它沒有任何可供某物能夠進出的窗戶”[9]。若要克服這一困境，就必須瓦解“意識的內在性”原則，而這同時也意味著近代主體性形而上學基礎及其二元對立特征的瓦解。
在洞穿意識內在性的問題上，或者說打破主體與客體、意識與物質之二元對立關系的問題上，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選擇立足于“感性的活動”原則之上。所謂“感性的活動”就是指感性的物質生產活動。從事感性生產活動的人即現實的人，一向是“在外”的，他不需要從自身“出離”，因此也不會遇到上述那種難以克服的問題。這是因為，與意識主體不同，現實的人是一種對象性存在物，這種對象性存在物最為明顯的表現就在于，他首先需要生產用來維持自身生活的物質資料。正是在此意義上，可以看到馬克思為何將全部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視作“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10]，而非自我意識的存在。也正是在此意義上，可以看到人之所以能夠維持自身作為生命的存在，或者說作為對象性存在物的存在，根本在于其對感性物質生產活動的參與。也還是在此意義上，可以看到人的思維（意識、精神）是否具有真理性，這不是在意識內部做不停息的、旋轉的運動問題，而是感性的實踐問題。只有通過感性的物質生產活動，才能真正破除主體與客體、物質和精神之二元對立。
但問題是，如果人們能夠通過感性的物質生產活動克服自身的精神存在與物質存在之間的對立，那么為何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勞動者“他創造的價值越多，他自己越沒有價值、越低賤”[11]？難道“感性的活動”不是對物質和精神、主體和客體之二元對立的克服，而是對這種對立的深層推進？從表面看，感性的物質生產活動的確促使存在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確證、精神和物質之間的對立更加尖銳和激烈。但這并非是由于感性勞動的原因，而是感性勞動在資本主義私有制中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即感性勞動淪為一種異化勞動，由此使得主體與客體、物質與精神之間的對立愈發激烈。
為解決資本主義現代化所造成的上述二元對立關系，馬克思基于“感性的活動”原則指出：“全部問題都在于使現存世界革命化，實際地反對并改變現存的事物。”[12]勞動者當下無法從其勞動產品中確證自身本質這一生存處境乃是資本主義歷史性實踐生成的結果。既然是社會歷史生成的結果，它就不能被人為地、強制地永恒化，或者說被唯心地、浪漫主義地、抽象地批判，而只能從當下的歷史性實踐出發，從中籌劃進入未來社會的可能。這就需要徹底改變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消滅雇傭勞動和現代資產階級私有制，改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13]，建立一種勞動主體能夠在其中確證自身作為“人”的本質的未來社會[14]。這種未來社會是對物質和精神、存在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確證之對立問題的真正解決。
由上可見，馬克思對近代主體性形而上學發動了存在論革命，使近代主體性形而上學只能在物質與精神之間進行非此即彼選擇的邏輯起點和基本建制徹底瓦解。立足在新的起點和基本原則之上，歷史唯物主義必然導向一種真正解決物質和精神、存在和本質、主體和客體之矛盾的未來社會。在此意義上，以歷史唯物主義為哲學理論基礎的中國式現代化與以近代主體性形而上學為哲學理論基礎的西方現代化之間存在本質區別，這一本質區別具體表現在：前者必然導向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之協調發展的現代化；后者只能導向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之二元對立的現代化。
歷史邏輯：中國共產黨對“兩個文明”相協調的歷史探索具有接續性特征
深刻把握“中國式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這一重要論斷，不僅需要追溯到其所依托的理論基礎，還需要置身于中國共產黨對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的不懈追求的歷史過程中。回首過去，不只是為了不忘來時路，更是為了展望未來，特別是展望一種推進“兩個文明”相協調的中國式現代化所勾勒的人類文明新形態。因此，從歷史邏輯層面深刻闡發“兩個文明”相協調是中國式現代化之“中國特色”所在，乃是時代賦予我們的重大使命。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特別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抗日戰爭即將勝利之際，也是在中國前所未有地站在了具有歷史決定性意義的十字路口時，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較為具體地勾勒了新中國的圖景，即建立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國家”[15]。如果無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廢墟上建立一個獨立且統一的新民主主義國家，無法為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實現夯實物質基礎，無法實現新民主主義國家發展所必需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以及幾萬萬人民的個性解放和個性發展，那么所勾勒的新中國圖景只能是完全的幻想。從毛澤東同志在中共七大作的政治報告中可以看到，站在歷史十字路口的中國只有建立一個在原則上有別于舊中國的國家才能通向光明的路。[16]這條“光明的路”既需要堅實的新民主主義經濟作為奠基，也需要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即新民主主義文化作為底色。
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毛澤東同志在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起草的宣言中進一步表明，新中國乃是物質文明建設與精神文明建設并駕齊驅的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將領導全國人民克服一切困難，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掃除舊中國所留下來的貧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17]。隨后，在具體回答新中國走什么樣的發展道路時，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提出了“四個現代化”的發展路徑，并依據形勢和發展任務對其進行調整，即從“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的國防”[18]轉變為“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科學文化和現代化的國防”[19]，從而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賦予了“兩個文明”相協調的深刻意蘊。
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更是明確了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同向而行的戰略方針，即“兩手抓，兩手都要硬”[20]，同時將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作為重要的戰略任務，以確保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對物質文明發展方向的正確引領。在《中共中央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中，我們黨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總體布局的高度，進一步明確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地位，以及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和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建設之協調關系的重要性。[21]如果說這是“中國式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這一重要論斷的間接文獻依據，那么直接的文獻依據就是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在這一決議中，我們黨指出：“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的事業。”[22]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這一新的歷史方位和更高的歷史起點上，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加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同時，全黨全國人民也必須準備為實現這一偉大夢想付出更為艱苦的努力。這是因為，對內，我國在經濟、綜合國力方面雖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并且在政治制度上具有獨特的制度優勢，但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較為突出；對外，我國同世界上的各國人民幾乎無一例外地被卷進正在加速演變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經濟增長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仍然較強，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具有長期性、復雜性、尖銳性的特征。在此背景下，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先后通過一系列重要舉措深化了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協調發展的理念。
其一，將“文化建設”上升到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高度，以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之相互協調來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其中，文化要素作為民族的血脈、人民的精神家園，旨在為其他要素的發展，特別是作為根本的經濟要素提供思想保證、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需要指出的是，對文化與經濟協調發展的強調并不意味著西方現代化對文化建設毫不在意，相反，只需審視其建立的一套適應資本主義社會生產方式的意識形態機制及其對世界各國的強力滲透，就能了然西方現代化對于文化特別是意識形態領域的重視。然而，由此便能認為西方現代化也是一條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協調發展的道路嗎？答案是否定的。因為西方現代化在哲學理論和文明根基處所依賴的“意識的內在性”原則必然會抽離附著于物質之上，并且對物質的生成具有本質性意義的社會-歷史之現實性要素，從而為資本主義現代化把一切原本具有質的、個性的存在物抽象為資本這種純粹數量關系的物提供理論根據。換言之，以資本為中心、建基于近代主體性哲學之上的西方現代化，在理論邏輯和實踐中必然導向對具有個性的人類進行數量化的合理化原則。這種合理化原則盡管創造了龐大的物質財富，卻也使人類陷入精神的貧困。與之不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式現代化以歷史唯物主義為理論基礎，在理論邏輯和實踐中必然導向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協調的原則。
其二，將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協調確定為中國式現代化的五大基本特征之一。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物質富足、精神富有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根本要求。因此，當中國躋身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時，文化軟實力也應與物質硬實力同向而行、比翼雙飛，由此才能凸顯中國式現代化與西方現代化之本質區別。這是因為，西方現代化那種以資本為中心的邏輯決定了資本主義社會只能在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之間作出非此即彼的選擇。具體而言，資本主義私有制和雇傭勞動制催生了對人類生活世界進行全方位宰制的資本和貨幣，這就意味著人與自然之互動、人與人之交往的尺度除了資本、貨幣以外，再無其他。與此同時，拘執于意識內部的思辨形而上學，還為西方現代化將一切化約為量的資本提供了堅實的哲學基礎。在一定意義上，近代主體性哲學與資本權力是推進西方現代化只發展物質財富、工具理性的共謀者。因此，只有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中國共產黨才能帶領全國各族人民構建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基礎，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走出一條“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道路，才能真正開辟一條本質上區別于西方現代化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
面向未來，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強調和部署了我國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總的戰略安排，即從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從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紀中葉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從這一總的戰略安排中可以看出，物質富足、精神富有既是中國式現代化的目標任務，即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之實現的前提，更是中國式現代化的美好圖景本身。為此，中國共產黨必然將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在更高層次上的協調發展作為一以貫之的不懈追求。
實踐邏輯：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性實踐以“兩個文明”相協調為價值導向
如果說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協調發展是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建設、改革的中國現代化之歷史性實踐中一以貫之的不懈追求，那么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中國式現代化之歷史性實踐中更高層次的協調發展便是這種不懈追求的核心所在。只有深刻理解以“兩個文明”的協調發展，特別是以“兩個文明”在新時代新征程中更高層次上的協調發展為價值導向的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性實踐，才能真正理解和彰顯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國特色”，并由此在看到中國式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的同時，認清中國式現代化所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從而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而推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對此，可以從以下實踐邏輯來理解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中國式現代化。
其一，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以人民為中心，就是以人民的根本利益為中心。所謂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指作為人類本質性構成要素的物質和精神，它們是人類全面自由發展的充分必要條件。然而，由于社會-歷史之現實性條件的影響，作為人類本質性構成要素的物質與精神往往并不能同向而行，抑或是物質因素與精神因素能夠同向而行，但只是低層次意義上的。譬如，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在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過程中，面臨著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的社會主要矛盾。這種社會主要矛盾與其說存在于物質內容與精神內容之間，不如說存在于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需要這種客觀內容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以及作為其衍生物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尊嚴、權利等精神內容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換言之，當今中國社會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在一定程度上是同向而行的，因而現階段所需要解決的便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需要，以及作為其衍生物的精神需要如何在更高層次上相互協調的問題。這是因為，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便將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作為一以貫之的不懈追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現代化不像資本主義現代化那樣，先將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作為兩個完全對立的因素，然后再去對二者做形式上的協調，而是在不斷獲得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初步協調的基礎上繼續追求更高層次上的相互協調。
不難看出，中國式現代化對“兩個文明”的協調發展，特別是對“兩個文明”在更高層次上的協調發展之追求，是通過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來標識的。這是中國共產黨在宏觀層面上對于特定歷史階段中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把握。在微觀層面上，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明確指出，通過做大“蛋糕”不斷增進民生福祉，著力解決人民群眾急難愁盼問題。[23]而人民群眾急難愁盼的問題就是作為人類本質性構成要素的物質內容與精神內容在具體層面的表現，如就業的保障問題、子女的上學問題、食品的安全問題、看病難和貴問題、老人的養護問題，等等，再如良好生態環境的需要問題、共有精神家園的建設問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培育和弘揚問題，等等。其中，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的中國共產黨不再簡單地停留于就業、上學、建設生態空間、精神家園的層面上，而是由原先的有學上、能就業、建設生態空間和精神家園等問題轉變為上好學、就好業、擴展綠色生活空間、共建向上向善精神家園等問題。
其二，堅持“兩個結合”。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只有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堅持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才能正確回答時代和實踐提出的重大問題，才能始終保持馬克思主義的蓬勃生機和旺盛活力。[24]當前，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而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不僅包括物質因素，更包括作為其衍生物的精神因素。也就是說，在推進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中，亟需解決的主要問題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需要及作為其衍生物的精神需要如何在更高層次上相互協調。而對這一問題的回答和解決，離不開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結合。
在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的具體實際，特別是同中國式現代化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方面，中國共產黨人深刻認識到，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具體化乃是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只有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式現代化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才能深刻地把握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中國式現代化的科學內涵、基本特征和本質要求。就馬克思主義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與中國式現代化的關系而言，一方面，在現代化的選擇上及在中國的現代化與馬克思主義的本質關聯上，中國必然選擇現代化，必然選擇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另一方面，在現代化的道路和模式的選擇上，中國不可能選擇西方現代化的道路和模式，而必然選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因此，只有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式現代化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才能堅持中國式現代化的社會主義性質，保證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和發展方向。也就是說，如果不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式現代化的具體實際相結合，那么根本無法指導新時代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更不用說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因為現階段的中國社會已處在一定程度上的“兩個文明”之協調發展狀態下，這是將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作為不懈追求的中國共產黨艱苦奮斗的階段性成果。而在邁向新時代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征程中，更為重要的是將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之協調發展推向更高的層次。只有根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中國式現代化的實際，推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朝更高的水平、更高的層次同向而行，才能真正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從而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若不顧中國社會實際情況的變化，僅滿足于低水平、低層次意義上的“兩個文明”之協調發展，那么中國社會根本不能獲得更為健康、更為持續的發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的中國式現代化目標也難以最終實現。
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式現代化是對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改弦更張”，這既意味著中國式現代化要實現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又意味著中國式現代化是在積極呈現現代文明成果的同時，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
推進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中國式現代化之所以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因為中國式現代化是在全然特殊的歷史文化傳統中開展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一種現實的力量并作用于中國式現代化。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賡續古老文明的現代化，而不是消滅古老文明的現代化；是從中華大地長出來的現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國家的現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結果，不是文明斷裂的產物。中國式現代化是中華民族的舊邦新命，必將推動中華文明重煥榮光。”[25]也因為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共同承擔起了抵御資本主義現代化內在缺陷的任務，中國式現代化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以此避免西方現代化帶來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二元對立及其畸形發展，以及暴力沖突、社會動蕩、自然環境破壞等社會問題。因此，共同抵御資本主義現代化所造成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二元對立等內在缺陷，這是新征程上堅持“第二個結合”的重要意義所在。還因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結果是“互相成就”。所謂“互相成就”，即是要經由“第二個結合”，馬克思主義才能融合和貫通于中華優秀文化的精神、中國人的文化生命和日常行為中，才能在中國牢牢扎根而成為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而具有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和諧共生理念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只有在這種“結合”中才能實現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即需要以馬克思主義真理之光激活“中華文明的基因，引領中國走進現代世界”[26]，推動中華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現代轉型。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第二個結合’讓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現代的，讓經由‘結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27]
在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方面，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指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結合”不是硬湊在一起的，“結合”不是“拼盤”，而是存在著高度契合性，不是簡單的“物理反應”，而是深刻的“化學反應”，造就了一個有機統一的新的文化生命體。[28]需要指出的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高度契合性在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理念上也得到了充分展現。例如，司馬遷在《史記·管晏列傳》對于物質與精神之關系的描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29]，與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關于物質與精神之關系的探討——思想、意識、精神在任何時候都是被意識到了人們的現實生活過程[30]——是相契合的。二者均認為物質是第一性的，思想意識則是物質的衍生物，并隨著物質的發展而發展。再如，中國古代的厚德載物思想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關于意識的能動反作用的強調也具有相通相融之處。在此意義上，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可能的。
其三，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強調：“以史為鑒、開創未來，必須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走自己的路，是黨的全部理論和實踐立足點，更是黨百年奮斗得出的歷史結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黨和人民歷經千辛萬苦、付出巨大代價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道路。我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31]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彰顯了中國式現代化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中國式現代化之所以具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原因之一就在于這是一條協調發展的現代化之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成功推進和拓展的中國式現代化，一方面蘊含著經濟發展和人的全面發展并駕齊驅的理念，如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社會生產力解放和發展的同時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另一方面蘊含著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同向而行、協調發展的理念；再一方面還蘊含著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理念，這種共同富裕理念不僅要求全體人民在物質方面的共同富足，還要求全體人民在精神方面的共同富有，即要求全體人民在物質和精神方面的共同富裕。
不難看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既是對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協調的堅持，亦是對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拓展。這種拓展一是表現為物質文明（物質經濟）和精神文明（精神文化）之協調發展，在內容上轉變為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之“一體”發展；二是表現為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之協調發展，在層次上上升為全體人民群眾的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之共同富裕。由此可見，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協調發展，特別是朝著更高層次的協調發展乃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推進和拓展的中國式現代化之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所在。
就此而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本質上就是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正是在這條協調發展的道路上，中國社會在幾十年內走完了西方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工業化進程，實現了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新的歷史性跨越。立足于新時代新的歷史起點和歷史方位，只有矢志不渝地堅持中國式現代化之協調發展道路，才能彰顯中國式現代化與西方式現代化的本質區別，并在此基礎上成功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而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
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是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國特色”所在。這既是由中國式現代化所立足的歷史唯物主義基礎所決定的，又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對“兩個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道路的歷史探索所決定的，還是由中國式現代化之歷史性實踐以“兩個文明”相協調為價值導向所決定的。當“現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及其種種變形被有意或無意地滲透進世界現代化進程，惟有從根本上彰顯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國特色”，以及使現代化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國特色”的理論、歷史和實踐邏輯，才能有力駁倒那種認為現代化只有西方現代化一種模式的錯誤觀點，才能真正劃清中國式現代化和西方現代化之原則界限，才能切實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并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式現代化蘊含的獨特文明觀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3&ZD032）
注釋
[1][24]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2～23、17頁。
[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頁。
[3][4][5][10][11][12][30]《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0、520、524、519、158、527、525頁。
[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1頁。
[7][8]吳曉明：《超感性世界的神話學及其末路——馬克思存在論革命的當代闡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36、67頁。
[9]馬丁·海德格爾：《討論班》，王志宏、石磊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第461頁。
[13]劉日明：《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文明的批判與人類文明新形態》，《哲學研究》，2023年第2期。
[1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7頁。
[15][16]《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29、1025～1026頁。
[17]《毛澤東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48頁。
[18]《周恩來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32頁。
[19]《毛澤東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62頁。
[20]王先俊、張奇才等編著：《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98頁。
[21]《中共中央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頁。
[22]《中共中央關于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9頁。
[23]習近平：《在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主題教育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求是》，2023年第9期。
[25][26][27][28]習近平：《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求是》，2023年第17期。
[29]司馬遷：《史記（卷六十二·管晏列傳第二）》，武漢：崇文書局，2010年。
[31]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3～14頁。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 Internal Logic of Coordination
"Two Advancements"
Liu Riming
Abstract: The coordination of "two advancements" reveals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is is manifested by the important proposit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is the modernization of material and cultural-ethical advancement". Since modern times, especially after World War II, modernization has been unfolding as an irresistible historical moment, and at the same time, this process has been filled with the myth that "modernization equals Westernization". This myth has been completely smashed by Chinese modernization which is rooted in the specific social conditions, historical context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of the Chinese nation. Chinese modernization has opened up a new path of modernization under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three-fold logic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in which the "two advancements" are coordinated, is an important rationale for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e Chinese contex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oretical logic, Chinese modernization take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s its philosophical basis. For historical materialism, material and cultural-ethical advancements keep pace with and complement each other, thus it transcends Western modernization, of which the philosophical basis is the dichotomy between material and mi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logic,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two advancements is the unremitting pursuit of CPC in the process of the unfolding of social-historical re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ctical logic, the historical practic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takes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two advancements" as its value guidance.
Keywords: Chinese modernization, material advancement, cultural-ethical advancement,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責 編∕李思琪 美 編∕梁麗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