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為新質生產力基礎動因的大語言模型對媒介化社會的深度轉型形成強刺激，在市場業態、信息階層以及文化產業等方面激發全域變革。從內向協同和外向競爭兩個方面看，這種革命性刺激分別引發了技術賦能下的治理結構變動和技術賦權下的治理權隱性置換。面對這一全新格局，國家治理體系的升級與升維勢在必行，需要重點從優化頂層戰略設計、推進戰略資源布局、重建治理尺度以及注重素養培育等方面展開應對。
關鍵詞:大語言模型 國家治理 技術邏輯 新質生產力 深度媒介化
【中圖分類號】D630 【文獻標識碼】A
基于大語言模型技術的ChatGPT類應用蜂出并作，正在開創互聯網空間新生態，成為社會全方位深度媒介化的重要動力。社會的深度媒介化進階路向，也是一個新興技術在多元社會場域中不斷鏈接關系、配置資源、分配權力的過程，它為信息和意見的傳播創設了全新的范式和工具，既促進了傳播主體、內容和媒介的深度一體化，使得社會信息生成與傳播更加高效和個性化，也改變了人們的社會對話和交流方式，引發社會關于人機交流問題的新討論。與此同時，其在輿論場中意見表達的類人際傳播，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主流輿論影響力的形成和拓展，進而牽引著整個人類社會物質生態和精神生態的變動與發展。就此而言，深度媒介化時代的大語言模型已然成為新質生產力的基礎動因之一，其技術上的每一次突破，都構成新質生產力逐步形成的重要動力，引發社會生產生活方式的深度變革，促進整個社會治理方式和理念的巨大轉變。本文回應新質生產力創生的時代呼喚，基于大語言模型技術對社會深度轉型刺激的分析，探尋大語言模型技術進化背景下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可能路徑，以期深化對這一問題的研究。
作為新質生產力基礎動因的大語言模型對社會深度轉型的刺激
市場業態變革——技術紅利釋放與數據壟斷隱憂
市場是新生產力要素最敏感的觸發器。全球大語言模型技術迅猛發展，OpenAI和谷歌作為超級企業位居市場頭部，Meta借助開源方式快速追趕，阿里和百度等國內頭部科技企業、百川智能等新興創業公司、科大訊飛等傳統AI企業與各大科研院所同樣正加速相關領域研究。創新是新質生產力的核心，產業是其載體。作為一種市場前景光明的前沿技術，大語言模型的持續開發及其愈加豐富的功能支持，借助高度發展的互聯網媒介環境，市場需求日漸旺盛，進而推動企業數字化轉型和產業鏈結構重塑，引領業態多元變革，目前已在政務、電商、新聞等信息傳播工作場景中有著較為廣泛的探索，如騰訊曾向全球開源的“新冠肺炎AI自查助手”，將醫學指南轉化為通俗易懂的對話，輔助公眾自查感染風險與指引防范。[1]
就市場業態全局來看，大語言模型訓練對算力資源消耗巨大，開發的高門檻加之資源、技術和資金等方面的入場壁壘造成市場排他，其參數設置的不透明化趨勢，阻礙了多元企業的市場涌入，削弱信息傳播的多樣性。這種由多重壁壘形成的市場排他性不僅令信息源變得單一，其中也潛藏著數據泄漏、數據篡改以及信息真實性難以驗證等傳播和應用隱患。這種情況下，技術掌握者可能在資本獲利沖動驅使下，依據掌握的海量用戶數據深度分析，精準匹配用戶偏好，構筑干擾、影響甚至改變公眾信息認知與價值判斷的信息繭房，形成輿情操縱。
信息階層變革——知識流通加速與數字鴻溝擴大
大語言模型的廣泛運用與快速迭代對于社會結構的深度刺激，最直觀地顯露于知識生產和分配領域。依托深度學習技術，經由海量語料庫的預訓練與調整訓練，大語言模型展現出顯著的信息資源整合優勢，能夠針對用戶指令實時、高效地生成符合語境的多模態知識回答，其強大的語義理解能力又能根據用戶需求邏輯推理遞進對話，促使生成內容更具個性化。從PGC、UGC向AIGC的內容生產方式轉變，大幅縮減多渠道信息檢索的時間成本和公眾知識獲取的難度，社會知識流通效率提升，ChatGPT類大語言模型應用作為知識生產者的權威影響力正在逐漸形成。
然而，從信息階層角度考慮，大語言模型技術的應用是否帶來了真正的知識民主化？這一問題的答案并不明朗。20世紀90年代，美國國家遠程通信和信息管理局（NTIA）發布了關于“數字鴻溝”（Digital Divide）的系列報告，公眾信息與技術擁有程度、應用程度以及創新能力等方面的差異引發的社會分化問題討論持久。沿著這一脈絡，大語言模型的崛起，同樣伴隨著接入溝、使用溝和知識溝擴大的風險。這種風險首先表現為基于年齡結構、城鄉差異等因素引發的不同社會群體接入大語言模型應用以獲取信息資源的機會差異；其次是在技術使用時長與指令掌握程度影響下大語言模型應用的水平差異。
此外，大語言模型基于數據反芻與重新融合的生產方式，可能會產生內容流暢自然、語法正確卻包含事實性錯誤的“幻覺” (Hallucination)，當類人化的大語言模型滲透到傳播格局中，裹挾科學之威，資本或其他利益集團有可能利用自身對技術的影響力，生產迷惑性更強的虛假信息，影響公眾輿論走向。
文化產業變革——文化智慧傳承與文化工業滲透
在文化產業領域，大語言模型技術的應用已嶄露頭角，成為文化內容生產、傳播與擴散的重要力量，為解決文化智慧傳承中的各種難題開創有益思路。在內容生產層面，深度學習和多模態處理技術的結合使得大語言模型應用能夠智能高效地產出多樣化且具有一定個性風格的全媒介文化產品，如GPT-4可以在學習大量梵高畫作的基礎上創作模仿其風格的新作品[2]。在文化傳播層面，基于大規模數據集分析對用戶進行實時精準畫像，大語言模型能夠根據用戶需求定制推送內容，實現更具吸引力的個性化文化資源推送。此外，大語言模型應用采用的是類人化的交互方式和展示方式，文化交流情感連接的增強，使得文化產品更易滲透用戶心靈，刺激文化認同與共鳴。
法蘭克福學派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諾提出文化工業理論，批判了大眾傳播時代“機械復制”技術導致的文化工業化現象對公眾的精神控制[3]，標榜“大規模定制”則是人工智能時代更具迷惑性的文化工業產品的新型生產方式，雖然借由大語言模型技術指令能夠快速生成符合需求的文化產品，但其本質仍是以犧牲文化原創性和創造力為生產條件。長期依賴底本挖掘批量定制文化作品，將會帶來文化創新能力和社會審美水平的折損，其中隱含的新業態與文化傳播版權保護的“脫節”問題亦成為亟待解決的文化產業發展隱憂。
大語言模型技術激發的社會變革與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結構二重性”
大語言模型技術并不只是作為中介性的中立工具催生社會各領域的深度變革，同時也是不同利益群體交互作用的平臺和場域，其技術的持續升級正在悄然改變既有的治理結構和治理權分配。同時，日益成熟的國家治理體系對大語言模型的技術應用可能性形成現實的制約。換言之，大語言模型的進化與國家治理體系進步之間的雙向互動呈現“結構二重性”特征。
技術賦能下的治理結構變動
當前國家和社會已然處于一個智能化程度日益提升的時代，無論治理者意愿如何，國家治理體系與智能技術糾纏式、動態性進化不可避免。技術基礎設施與觀念的革新絕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而只能是在國家治理大系統中有一個技術滲透與迭代的同步過程，在此基礎上促使技術升級的核心邏輯是與國家運行的子系統保持動態呼應，以技術賦能提質增效將是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基本推進路徑。大語言模型技術作為新一代人工智能前沿技術和未來產業技術基礎，其指標化、工具化、主體化趨勢正在顯著影響著國家治理體系的模式和機制。
所謂指標化，是指大語言模型作為推出之初就備受關注的現象級智能媒介產品，其技術發展成熟度、創新力以及在國家治理過程中的滲透程度，已成為衡量國家治理體系適應智媒時代變革能力與水平的重要象征指標。近年《關于加快場景創新以人工智能高水平應用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指導意見》《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管理暫行辦法》等政策的制定以及2023年8月中國首批8家AI大模型通過備案正式上線為公眾服務等決策引入，國家治理體系正在迅速調整以主動適應大語言模型技術的發展趨勢。
從技術發展的本質來看，大語言模型技術本身仍是程序化、功能性的數字工具，在價值理性的引導下，充分挖掘技術服務于國家治理權力運作的可能性，有助于提升治理行為的效率和精準性。對于作為國家治理工具的大語言模型技術的調度程度，則主要取決于治理者對技術本身及其運作機制的認知水平。通過構建高質量的訓練數據集，擁有強大數據處理能力和時效能力的大語言模型能夠迅速把握海量信息的特點，并根據決策者需求進行多模態、可視化呈現，為治理決策提供智能化、定制化的依據支持。對于社會反饋、輿情信息等規模數據源的分析與處理也可以幫助政府洞察政策實施情況與效果，及時調整策略方向。通過模擬分析、預測模型等手段，大語言模型技術能夠更為精準地識別潛在風險，以便治理主體提前采取相應干預和應對措施。大語言模型技術還可以作為智能助手充當政府與公眾之間的智能化溝通橋梁，輔助回應常規性問題，整合和梳理民意民情，加強二者間的溝通與聯系。當然，這也意味著治理結構需要面對包括數據隱私、信息安全和決策失誤等新的風險和挑戰。如何在確保數據安全的前提下最大程度挖掘技術工具的潛力，成為國家治理發展中的重要議題。
更進一步來說，大語言模型技術社會應用的類人化特征決定了它不僅只是作為一種指標化特征或中介性工具影響著國家治理系統的運行，同時也扮演著滲透治理全過程的主體性角色。大語言模型對多模態數據的整合和轉換能力，使得復雜的政務信息得以以更加易于理解、生動活潑的語言呈現，并且能夠形成類人際傳播的個性化匹配，這種信息解讀與服務模式為使用者創造了充滿交流感、親切感、趣味性與情景化的體驗。大語言模型技術發展下誕生的新興治理權力主體，正在培養公眾了解國家發展動態、獲取社會變動信息與解讀信息內涵的新型媒介接觸慣習。由此，ChatGPT、盤古、文心一言等大語言模型應用也成為國家治理必須重視的信源渠道。然而，隨著其影響力的日益凸顯，如何確保其信息生產導向不被資本邏輯操縱[4]，防范公共利益受損，成為亟須解決的難題。
技術賦權下的治理權隱性置換
隨著技術在社會中的逐步滲透和影響深化，技術賦能最終會朝著技術賦權轉向。大語言模型技術一方面正在培養公眾信息獲取的新習慣，另一方面也為國家治理全過程智能化提供了新的中介工具，成為衡量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標。技術賦能的一系列連鎖反應也為各類權力重新配置創造了機會，特別是在國際視野下，大語言模型引領了創新密集期，率先形成新質生產力的國家將在未來全球競爭中掌握更多的戰略主動權。從這一視角出發，大語言模型技術的發展水平，特別是能否率先突破目前同質模型的能力邊界，成為掌握國際傳播話語權乃至維系國家治理權的關鍵因素。
傳播政治經濟學中的依附理論（dependency theory）關注全球傳播宏觀結構圖景中的“中心—邊緣”結構[5]，就人工智能發展態勢看，全球不平衡發展格局十分明顯。截至2023年6月底，全球人工智能企業共計3.6萬家，其中美國企業占比33.6%，獨角獸企業占比45%[6]。強勢技術“中心”國掌握數據、算力、算法與技術研發主導權，中國以及諸多弱勢技術“邊緣”國大模型探索則呈現追隨和參考海外進展的發展態勢，技術路線的國際落差作用于國家發展全局，隱含著諸多治理隱憂。
其一，ChatGPT等海外大語言模型的廣泛使用，使得強勢技術“中心”國掌握了海量他國用戶數據，這可能導致國家機密的無意泄露，增加技術“邊緣”國受到控制和限制的可能性，也會造成國民個人行為信息曝光的現實困境。同時，數據的泄露亦使得其他國家更容易掌握公眾的信息接受偏好和需求，加劇了用戶現實認知被他者操縱的風險。其二，大語言模型技術產品的開發過程難免會嵌入研發人員的思維方式乃至國家意識形態，導致算法訓練和數據選擇等方面存在特定價值傾向。長期浸潤在某類大語言模型營造的特定意見氣候中，公眾價值觀念必然會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由此更容易認同或從屬于相應的價值觀念或意識形態，進而可能削弱國家治理的實際成效。其三，大語言模型等前沿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與國家信息安全、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等各方面休戚相關，更有可能成為國家間博弈的戰略工具，個別國家可能會利用自身技術優勢拓展霸權地位，通過控制關鍵技術和信息資源等不公平手段拖慢他國技術發展步伐，從而增強別國對其技術的依賴性，技術發展主導權受制也可能導致國家治理權在潛在層面發生轉移。
大語言模型時代國家治理體系的升級與升維
數字化時代，充分調動各種數字技術，使其全面深入高效地服務于國家治理，這是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要促進大語言模型技術與應用更快更廣泛地轉化為國家與社會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內在驅動力，以提升國家治理的效率和現代化水平，必須根據社會變革的現實趨勢在國家治理體系上不斷升級、升維。
優化頂層設計和整體統籌，維系國家治理信息主權
新質生產力強調的不僅是一個發展命題，也是一個改革命題，完善科技創新驅動的體制機制至關重要。一方面，從全球來看，目前中國自然語言處理、深度學習算法等多項人工智能技術發展水平居于世界前列。要充分發揮技術先發的馬太效應，加快推進人工智能創新發展試驗區建設，強化重點省市之間的合作聯動，借助區域協同的創新力量，著力尋求關鍵技術的突破，開發、培育更多本土優質大語言模型應用，發揮中文語料訓練理解中華文化、親近本土用戶的天然優勢，以求進一步降低對外技術依賴，遏制意識形態滲透。另一方面，開源創新是人工智能產業生態建設的基石，模型源代碼的公開意味著技術通用性的增強與開發效率的提升，也就意味著越能窮盡可能地滿足各類常態化、場景化乃至碎片化的國家治理需求。我國長期以來始終強調構建開源創新體系的重要性，未來更應堅持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指引，加強國際合作，鼓勵企業科學開源、適當開源，在開放式創新和自主發展之間取得平衡，促進信息資源的共享。同時，重視全球標準和規范的共建，完善開源知識產權保護機制，確保大語言模型技術的開發和應用符合國際共識，避免國家治理信息主權受到侵犯。
推進戰略性治理資源布局，強化智能治理安全保障
面對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現實需求，將大語言模型視作一種重要的戰略性治理資源提早布局，對于打造智能治理優勢至關重要。首先，要進一步加強人工智能和算力基礎設施建設，推動大模型與國際發展水平對標，提升大模型的任務訓練與執行效率。其次，要重構國家治理行動者網絡，由政府核心行動者統籌，充分理解大語言模型在智能決策、智能評估、智能協同等方面的技術優勢，促進這一非人異質行動者與其他行動者有效銜接，最大化激發大語言模型融入國家治理的潛力，實現資源整合。最后，將大語言模型與VR、AR等其他前沿技術相結合，創造更豐富、更加沉浸的治理參與體驗，激發公眾參與治理活動的積極性，推動形成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治理共同體。
此外，在充分考慮技術賦能可能性的同時，也需對技術使用保持審慎態度。根據OpenAI發布的數據，運用ChatGPT生成的內容在語法和邏輯上表現出色，與人類創作作品無明顯差異，但其生成的準確性卻存在不確定性且模型的不透明性決定其內容難以溯源，由此，著力通過法律法規保障模型應用安全與數據安全，制定算法、數據和使用上的透明度標準，避免陷入被動的“使用—監測”[7]，是保障智能治理安全性的前提。
以人為中心，維系技術能責平衡
其一，大語言模型對信息和文化場域生產與傳播方式的重構，引導社會進入一個更深層次的人機共生時代。盡管大語言模型在判斷和計算特定事務方面的能力遠超人類，但其精確度仍存有不確定性，更遑論其價值判斷的基本缺失。因此，國家治理完全依賴人工智能技術并不穩妥。要保障大語言模型在國家治理體系中具有高質量、高可信度，能夠正確引領社會共識建構，就需要確立一個人主機輔的合作模式，利用大語言模型輔助處理重復性問題和復雜的技術問題，由人類掌握國家治理的核心控制權[8]，二者有機結合充分發揮各自能力優勢，提高國家治理效能。其二，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是現代國家治理的基本價值訴求，在將大語言模型中的“數字富民”數據源作為國家治理重要依據的同時，仍需通過多種傳統渠道了解“數字貧民”需求，形成覆蓋全面的國家治理決策綜合性數據集，同時著力推進技術使用門檻與成本下降，努力縮小數字鴻溝，幫助更多公眾在大語言模型所帶來的參與便利中獲益，提升技術應用的人性化和治理溫度。其三，利用大語言模型賦能國家治理效率提升的同時，也要為技術升級進化提供引導與支持，面對資本或意識形態操縱下的大語言模型網絡空間認知對抗問題，著力培育認知對抗大模型，以滿足網絡空間主流輿論引領的諸多需求，進一步提升治理效度。
精進復合型人才培養，謹慎處理技術性失業問題
要使大語言模型技術更好地服務于國家治理，離不開人才和科研院所的加持。目前中國計算機視覺、自然語言處理等技術層專業實力優勢明顯，但在基層和應用層培養較為薄弱，特別是要在新聞傳播學、文化產業管理等專業納入大語言模型技術應用教學，著力培養既掌握專業理論又具備技術思維和實踐能力的復合型人才，為大語言模型在國家治理層面的落地應用拓寬專業視野。此外，大語言模型技術使用的深化在為國家治理賦能的同時也孕育了新的治理職責，最終可能在知識重復性和內容強依賴行業引發失業威脅，對社會公平和民眾福祉提出挑戰，若不能及時有效地解決相應問題，很可能會挫傷公眾對人工智能技術運用于國家治理的信心，基于此，國家層面需出臺兜底性失業保障政策，積極加大就業培訓，鼓勵促進再就業，以維護社會穩定，防范智能治理引發的“后顧之憂”。
人類歷史上的每一次重大科技進步，都會引發潮水般的輿論泡沫，驚懼與驚喜往往交相呈現，大語言模型亦復如是。從國家治理角度看，認識到其作為新質生產力推進動因的價值和潛力，探討問題、發現機遇，遠比在好萊塢電影式思維下形成技術落后的恐慌想象要更有價值。可以預見，伴隨大語言模型技術的不斷升級和應用場景的持續擴大，它對于國家治理將會帶來愈加廣泛且深入的影響。然而，國家治理的有效與否并非單純依賴治理工具的智能化程度，更關鍵的是形成與時俱進的科學治理思維，圍繞治理的價值目標做出最為恰當合理的選擇，才能在順應發展邏輯和規范建設的基礎上，讓新技術真正作用于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從而不斷提升國家治理現代化水平，引領人機協同治理的新時代。
【本文作者為山東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文明交流互鑒視域下全球傳播新格局建構研究”（項目編號：21&ZD313）和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社會時空視角下媒體深度融合的發展策略與理論路徑研究”（項目編號：21BXW003）階段性研究成果；山東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博士生趙一梅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釋
[1]《騰訊向全球開源新冠肺炎AI自查助手》，https://www.tencent.com/zh—cn/articles/2201025.html，2020年4月3日。
[2]魏曉光、韓立新：《生成式人工智能與中華文化智慧傳承——基于ChatGPT的討論》，《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23年第9期，第13—16頁。
[3]郝雨、郭崢：《傳播新科技的隱性異化與魔力控制——“文化工業理論”新媒體生產再批判》，《社會科學》，2019年第5期，第172—181頁。
[4]何苑：《2022—2023大模型傳播應用報告》，《現代視聽》，2023第8期，第16—19頁。
[5]湯景泰、徐銘亮：《論智能國際傳播：實踐模式與驅動邏輯》，《社會科學戰線》，2023年第12期，第152—160+282頁。
[6]《人工智能全域變革圖景展望：躍遷點來臨（2023）》，畢馬威，2023年11月25日。
[7]張爾坤、張一瀟：《Chat GPT啟示：大語言模型時代傳播學研究新問題》，《國際新聞界》，2023年第6期，第167—176頁。
[8]梅立潤：《面向未來的治理：人工智能時代的國家治理原則》，《中國科技論壇》，2022第11期，第16—24頁。
責編：程靜靜／美編：王嘉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