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阿根廷總統米萊在達沃斯向全球政界和商界精英發表言辭激烈的演講，就像一枚炸彈，激起了各方面不同但同樣劇烈的反應。米萊認為，人們將拉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或者成為“失敗國家”歸咎于市場是不妥當的，他堅信市場失敗不存在，失敗是國家干預造成的。這讓人想起當年英國的撒切爾競選首相時振振有詞的演講，“政府不是問題的解決方案，而是問題的根源”。撒切爾雖被捧為西方的英雄，但終究還是沒能拯救英國。

世界范圍內，有人憎恨新自由主義，有人把新自由主義神圣化，形成了兩個勢不兩立的陣營。這涉及我們如何看待西方的新自由主義。西方市場經濟的歷史有過沉痛的經驗教訓，而拉美國家再次走向兩個極端的事實也只不過是西方實踐的一個折射。我們只有從大歷史來看，才能理解西方的市場是怎么發展到今天的，又會如何走向未來。

西方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興衰

西方市場經濟實質上是近代的產物。從理論脈絡來看，盡管西方市場經濟理論被視為是從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等經濟學家發展起來的，但實際上可以追溯到西方政治自由主義鼻祖、政治哲學家托馬斯·霍布斯。霍布斯的《利維坦》描述了一種“自然社會”形態，認為在自然狀態下，所發生的是一場人與人之間的戰爭，只有暴力，沒有和平。根據這一“自然狀態”理論，如果只強調市場的作用而沒有政府的作用，那么市場內部就有大小和強弱之分，從而導致秩序缺失下的紛爭不絕。霍布斯因此強調，任何人必須讓渡權力，以組成政府來調和分歧。對霍布斯來說，秩序與穩定是擺在第一位的。這也為后來的自由市場經濟提供了理論來源。

霍布斯之后的偉大自由主義者要數英國哲學家約翰·洛克。在洛克所處的時代，西方資本快速積累成長，洛克因此提倡有限政府。他在《政府論》中主張，政府并不是財產權利的唯一來源，也不能夠隨意挪用個人的財產。如果政府存在的目標是保護財產權利，財產必然是先于政府存在并且完全獨立的。隨著資本的力量不斷增長，資本要限制政府對資本的干預，因而強調私有產權，這才有了自由主義后續的發展。

延續洛克的思想，反映在經濟上，才有了亞當·斯密的“無形之手”論。從霍布斯到洛克再到亞當·斯密，以及后來的古典經濟自由主義，這些觀念與理論是一脈相承的，而且也都沒有完全否定或者反對政府的作用，所強調的只是政府和資本之間的邊界。直到20世紀80年代后，集中體現為“華盛頓共識”的新自由主義才開始否定政府的作用。

凱恩斯主義興起于20世紀30年代西方世界的經濟大蕭條。二戰后，包括美國在內的幾乎所有西方主要國家開始實行凱恩斯主義，政府對經濟進行干預。凱恩斯主義對西方社會的貢獻是巨大的，主要是福利社會的大擴張。隨著福利水平的提升，西方社會的中產階層迅速擴大，中產階層成為西方民主穩定的社會基礎。同時，凱恩斯主義也導致了西方公共部門（國有企業）及與之相關聯的官僚機構的大擴張。

20世紀70年代初，西方遭遇石油危機，西方社會普遍陷入經濟滯脹狀態，凱恩斯主義對此無能為力。這直接導致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崛起。哈耶克所提倡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開始廣受歡迎。在實踐層面，20世紀80年代，英國撒切爾政府和美國里根政府，提倡經濟私有化、放松金融管制、個人主義以及全球化等理念，形成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或稱供給側革命。撒切爾和里根革命就是這一經濟理念的現實體現，給西方經濟注入了極強的發展動力。新自由主義給西方帶來了數十年的繁榮，但也造成了始于2007—2008年的全球經濟危機。為拯救經濟危機，西方各國尤其是美國政府開始大力干預經濟。米萊所猛烈攻擊的便是西方的福利主義和今天在美國興起的美式國家資本主義。米萊的演講無疑是一篇政治檄文。

“米萊現象”不是首演，阿根廷在走智利的老路

近代資本主義興起以來，西方一直在政府與市場之間尋找適應時代命題的經濟制度安排，其中左右搖擺反復，不斷涌現出新的解決方案。在思想層面，如果說私有產權被新自由主義神圣化了，那么與之相反，盧梭認為私有制是罪惡的根源。在實踐層面，西方國家大都承認政府干預的作用，著眼于政府跟社會如何均衡的問題。也就是說，西方發達經濟體一直在追求一個更合理的經濟制度安排。人們所爭論的只是政府干預多少的問題。

米萊提出的拯救阿根廷的經濟方案，代表了另外一個極端，即一個“無政府干預”的極端，把極右的光譜繼續往右拓展。這在拉美的環境中并不難理解。長期以來，拉美國家悲劇就在于被極左和極右的模式來回拉扯。在米萊以前，前智利總統皮諾切特的實踐已經是舉世聞名的失敗案例。那時，以哈耶克、米爾頓·弗里德曼等經濟學家為核心的芝加哥學派指導了智利新自由主義實驗的開展。智利進行了以私有制為核心的激進新自由主義改革。

但新自由主義并不自由。相反，資本所得到的自由是以軍政府鎮壓勞工運動、犧牲勞工自由為前提的。智利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實驗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即政府用暴力從勞工的自由（左派所爭取的）轉移成為資本的自由（右派所爭取的）。皮諾切特對勞工的鎮壓使得這場新自由主義實驗走向了另一種意義上的失敗。從這個意義上說，“米萊現象”的出現可以說是拉美歷史上的第二次向右急轉了，可謂“重蹈覆轍”。米萊認為，國家不需要政府，就連西方發達經濟體提倡的小政府大市場、傳統的干預他都不能接受。從大歷史看，這更有可能是另一個悲劇的開始。

此外，米萊忽視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即“誰的資本”？學術界和政策界在分析拉美陷阱的時候，經常討論“依附論”。盡管拉美對美國資本一直具有高度依附性，拉美也給予了美國資本以自由，但是，美國資本并未對拉美國家予以回報。就算如米萊所言，允許資本自由運作，但是給本國資本以自由還是外國資本以自由呢？這也是一個問題——因為資本具有國家屬性。包括皮諾切特在內的拉美政治人物都改變不了拉美依附美國的現實。盡管拉美國家在很長時間里實踐進口替代戰略，旨在擺脫對西方的依賴，但最終都失敗了。

“米萊現象”并非空穴來風。在經濟理念層面，除了如今在阿根廷流行的、始于里根—撒切爾革命的新自由主義，“國家失敗論”也是最近這幾年流行的學說。這種思想在“市場萬能論”基礎上更進一步，把國家制度渲染成經濟發展失敗的根源。但是，“國家失敗論”并不能在實踐層面站穩腳跟。當前，美國與歐盟等經濟體重新回到產業政策的傳統上來，恰恰是從政策上給基于制度決定論之上的“國家失敗論”釜底抽薪。

“米萊療法”在中國的“回響”純屬“起哄”

米萊提出的“藥方”在西方引起熱議，但為什么中國的輿論場也引起了那么多的“回響”？米萊提出的主張在西方已經歷了失敗，國內的一些人為什么要跟著起哄？

必須指出的是，西方經濟思想光譜存在兩條路線。第一條路線是從霍布斯、亞當·斯密發展到哈耶克的政治經濟學思想。第二條路線是從盧梭、馬克思主義到當今左派的經濟思想。第二條是對第一條的反動，即政治經濟學家卡爾·波蘭尼在《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中所說的“反向運動”。1945年以后，在凱恩斯主義“統治”西方的時代，哈耶克是“失聲”的。只有在里根—撒切爾革命之后，哈耶克的思想才有了“回響”。2007-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芝加哥學派不再風靡，“占領華爾街”運動也隨之在美國發生。經歷了金融危機后，哈耶克的主張在美國乃至今天的世界也已經不流行了。

如今的西方不再如以往那樣崇拜哈耶克，但對哈耶克思想的吹捧還是在中國盛行。何以至此？這種吹捧主要是出于受眾對其認定的現實的“反應”。吹捧哈耶克的中國受眾認為，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太多。但是，這種“顧左右而言他”的諷喻式崇拜也是毫無道理的。中國既不實行原教旨主義的極左經濟路線，也不奉行哈耶克主義的極右經濟路線。我們推動的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一方面通過市場機制追求財富，另一方面通過政府干預追求社會公平正義。也就是說，我們所采用的手段與這兩條路線都不一樣。

反對“米萊療法”不僅有思想依據，也有實踐支撐。米萊開出的藥方是要給予資本以自由，但不能在資本自由的同時不給予勞工自由。馬克思時代，馬克思認為國家只是資本的代理人。但隨著福利社會的發展，政府開始“中立化”，在資本與勞工兩邊進行協調。政府的這種協調功能一直是西方社會穩定的關鍵。今天西方出現的問題恰恰是因為西方政府的這種功能被大大弱化，尤其表現在西方各國無法通過政府干預而實現基本的社會公平，收入財富差異過大，社會過度分化。

米萊反其道而行之，把政府干預視為西方問題的根源。這是在構建一個想象的烏托邦。他企圖構建一個“經濟上帝”，試圖使其受眾相信“市場萬能”。中國輿論場上的回響，實際上表明一部分人缺乏基于本土實踐的獨立思考。當然，這也表明，中國學界的確需要有緊迫感，建設基于中國實踐經驗之上的、能夠解釋中國經濟、能夠確立中國經濟命題、能夠找到中國解決方案的經濟學。一個偉大的時代，應當出現偉大的思想。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教授、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

原標題：新自由主義并不自由——從阿根廷總統米萊達沃斯演講引發的劇烈反響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