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文經濟現象是當代中國經濟實踐展現出的新特征，研究人文經濟的基本概念、基本規律與前沿問題，形成了人文經濟學的理論命題。對人文經濟學的理論探索，要基于現代主流經濟學已有的基本原理，結合經濟學發展的理論邏輯，兼顧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在經濟現象研究中的綜合使用。在人文經濟學的理論研究中，主線是圍繞人文要素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展開，重點是圍繞微觀生產與消費行為的人文效率與人文效用，圍繞宏觀經濟環境的人文公共品。人文經濟學強調“人文的自覺”，以中國為方法，以自主為追求，以人類為目標，其理論意義與文明意義是非常顯著的。

【關鍵詞】人文經濟學 人文要素 人文效率 人文效用 人文公共品

【中圖分類號】G12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04.005

【作者簡介】胡鈺，清華大學文化創意發展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文化傳播、文化產業。主要著作有《這個世界的人與人文》、《文創理論與中華文化創造力》、《人文精神與文化高質量發展》（論文）、《中華人文精神的內涵與傳播》（論文）等。

人文經濟學的提出是當代中國經濟實踐引發的理論探索。這一嶄新的理論命題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也具有開闊的世界意義。將“人文”與經濟學聯系在一起，對于擁有深厚人文精神底蘊的中華文化來說，雖然新鮮但卻有著內在的貼切與合理之處，因為人文精神深植于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傳統的深處；是對以“經濟人假設”為理論基點的西方現代主流經濟學的修訂和發展，因為僅僅把人作為物化的私利追求者遠不能解釋人的豐富性。

理解人文經濟學，不能把“人文”與經濟學簡單化、符號化地疊加在一起，也不能僅僅把“人文”作為一種價值追求，而是要把握經濟實踐中的內在規律，特別是西方現代主流經濟學不能解釋的經濟現象，從人文視角思考經濟活動中的基本概念、基本關系、基本原理，力爭為經濟學理論體系增加新的變量與新的規律，如此，才能讓人文經濟學真正建構起來，成為闡釋與預測當代經濟發展的新的理論工具。

人文經濟學的理論邏輯

什么是人文經濟學？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學范式，人文經濟學研究的是人文經濟現象，建構的是人文視角下的經濟學，關注的是人文要素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追求的是以人文精神看待經濟發展的目標。

18世紀下半葉，亞當·斯密《國富論》的出版標志著古典經濟學的誕生，自此，經濟學的發展就沿著規范研究與實證研究兩條路徑前行，前者關注經濟學的倫理問題，后者關注經濟學的工程問題。顯而易見的是，后者占據了絕對優勢，從微觀經濟學到宏觀經濟學，從理論抽象到數學模型，實證經濟學日益成為經濟學的主流。盡管亞當·斯密本人既是倫理學家又是經濟學家，但后世的經濟學家們似乎愈發淡忘了這位學科創始人的雙重身份，描述中的亞當·斯密愈發以價值中立、客觀冷靜的科學家、數學家、工程學家的身份出現，經濟學也愈發脫離人文學科、社會科學向自然科學演進。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的話說：“隨著現代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隔閡的不斷加深，現代經濟學已經出現了嚴重的貧困化現象。”“被稱為‘實證經濟學’的方法論，不僅在理論分析中回避了規范分析，而且還忽視了人類復雜多樣的倫理考慮，而這些倫理考慮是能夠影響人類實際行為的。”[1]

現代經濟學出現“貧困化現象”，究其原因在于價值理性的缺失，“西方經濟學強調的科學主義方法，一方面實現了對社會經濟現象的精密化分析和闡釋，另一方面卻導致了人文價值的缺失。”與此同時，“中國的經濟學是作為‘舶來品’從西方引進的，彼時正值中國人文傳統衰落而科學崇拜方興未艾之際。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引入的經濟學，是作為科學經濟學被直接‘拿來’的，完全沒有中國的人文元素。”[2]“人文價值”與“人文元素”的缺失導致了經濟學理論中的許多困境，特別是在對中國式現代化道路進行理論闡釋時，更是出現了理論與實踐的脫節，人文視角下的經濟理論研究亟待加強。

經濟學誕生之初曾經是倫理學的一部分，充滿了人文關懷，以解決人的生存與幸福問題為根本關切。但脫離了倫理學，脫離了人的復雜性，經濟學似乎愈發像物理學了，數理性、實驗性的研究方法愈發普遍。然而，在現代經濟學中，形式的精巧化與實質的貧困化并存悖論愈發凸顯，引發許多困惑與反思。經濟學理論對經濟發展的內在機理解釋存在許多空白，對經濟發展的預測與引導存在許多薄弱環節。具體來看，在效率優先、市場優先、物質優先的理論下，當代世界的物質財富總量的確不斷增加，生產效率的確不斷提升，但從人與人類的角度看，世界范圍內的兩極分化現象依然嚴重，擁有物質財富的人群也存在幸福感不足的普遍問題，加之許多經濟發展的負外部性帶來生態環境破壞、資源消耗過度等問題，都對人類發展產生深遠的消極影響。對于這些問題，經濟學界也在持續反思，通過福利經濟學、發展經濟學、制度經濟學、行為經濟學等視角進行修正與調整，取得了一些理論成果，而人文經濟學則提出了嶄新的理論視角。

人文經濟學的理論邏輯在于，對經濟現象的研究不僅要關注經濟行為產生的“物”，更要關注作為經濟行為的主體的“人”。一方面，“物”的發展要服務于人，服務于多數人與全體人；另一方面，人的復雜性、變動性是遠超自然界運行與機器運行的規律性、穩定性的。對物的經濟現象的關注，是以工具理性來牽引的；對人的經濟現象的關注，應以價值理性來牽引。經濟學不僅要解決經濟活動的“實然”問題，也要解決經濟活動的“應然”問題。人文經濟學兼顧了經濟現象研究中的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表現了經濟學研究的新的理論旨趣。

人文經濟學是源于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曾針對資本主義生產中的經濟現實指出：“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貶值成正比。”[3]事實上，馬克思主義始終高舉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的大旗，為了全人類的解放而反抗異化勞動與資本壓迫。人文經濟學也是源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論語·鄉黨》記載，“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孔子在馬棚失火后不問馬而問人，體現了儒家思想以人為本的思想。事實上，中華人文精神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思想精髓，貫穿在整個中華文明的傳承與發展進程中。

經濟學關注的是人的選擇行為。在現實生活中，人既是“經濟人”，要以自己的物質利益最大化來選擇，又是“社會人”，要以自己的社會關系來選擇，還是“文化人”，要以自己的精神需求持續滿足來選擇。僅僅把人作為物質性存在而忽視了其現實中的關系性存在與精神性存在，就無法很好地解釋許多微觀經濟行為，如許多企業在困難時期低報酬條件下的高工作效率問題。同樣，也無法解釋許多宏觀經濟現象，如當代中國一些發達地區文化興盛與經濟領先并存的現象。為此，人文經濟學的提出，推動經濟學向人的回歸，更加關注人的多樣性需求與人文要素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也推動中國經濟學向中國的回歸，更加關注中國經濟實踐的探索與中華文化精神的傳承。以中國為方法，以自主為追求，以人類為目標，人文經濟學的理論意義與文明意義如何強調都是不為過的。

人文經濟學的理論要點

經濟學是解釋經濟現象的學問，旨在將日常的、多樣的經濟活動背后的規律揭示出來，并基于這些解釋進行預測。經濟學的重要性在于其作為分析工具的有效性上。“經濟學是一種因果分析工具，也是一個受過檢驗的知識體系，以及出自這一知識體系的原則。”[4]如果不能有效解釋因果，這一知識體系就是無法得到檢驗的。從當代經濟活動中來看，引入人文要素正是為了補充現有經濟學理論中對非物質要素的忽視，使得經濟理論更具解釋性。

人文要素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是全面的，既影響基本的稀缺性問題，又影響具體的生產效率、使用效用、市場價格等指標，而且這種影響的顯著度越來越高。對這種影響進行具體的、深入地分析，會有許多新的發現。

人文效率。在經濟學中，稀缺性是一個基礎性概念，也是整個經濟學科要思考的理論基點。在中文語義中，“經濟”不僅是學科名，還可以作為形容詞，表示“耗費較少而獲益較大”之意，[5]例如，經濟實惠。從一定意義上說，經濟學研究的就是如何在有限資源投入下獲得最大收益的學問，對于個人或國家都是如此。同樣，在英文語義中，economy不僅指經濟情況或經濟體制，也指節約、節儉、精打細算之意。在人類的經濟活動中，資源的稀缺性是最根本的約束條件，正因為有了這種約束條件，才有了各種經濟工具來探求如何最大化有限資源的產出。“沒有稀缺性，就沒必要節約（economize），也就沒有經濟學（economics）。”對“經濟學”的一個經典定義是“研究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資源使用的學問”。[6]

值得關注的是，在西方現代主流經濟學的稀缺性研究中，往往只關注物質資源的稀缺性，研究重點只是土地、能源、礦產等的稀缺，對人力資源的研究也只是將其作為物質資源來看待，而忽視了精神資源的稀缺性。經濟活動的主體是人，對于這一主體來說，受教育水平、能力培養等構成了重要的人力資本內涵，但這些只是人的作用發揮的基礎條件，更重要的是人的精神狀態。具體來看，積極的精神狀態可以讓人的經濟潛力最大化，消極的精神狀態會抑制人的經濟能力發揮。這種精神狀態就是典型的人文要素，也是一種重要的經濟資源。從經濟政策制定的重點來看，就是要通過良好的政策設計來激發國民的精神狀態，調動社會活力，實現較高的經濟效率。

從經濟管理實踐看，人文要素對生產效率的影響是巨大的。從一個企業來看，具有認同度較高的企業發展目標、企業治理透明公平、人際關系友善的企業具有較高的生產效率；反之，如果企業發展目標不明確、治理體系混亂模糊、人際關系緊張，其生產效率就是較低的。從一個國家來看，具有共同理想信念、堅定文化自信、社會關系和諧、社會心態舒暢的國家具有較高的生產率；反之，如果人民信仰模糊、缺乏文化自信、社會關系冷漠、社會心態緊張，其生產效率就是較低的。

在經濟活動中，人文要素重要性的表現是愈發鮮明的，如果說在工業時代以流水線生產為代表的經濟管理模式還能忽略人的個性化特征，那么，進入信息時代、數字時代，隨著經濟結構與社會結構的變化，知識經濟、創意經濟、個體勞動、流動工作的特點愈發突出，人的主觀能動性在經濟活動中的影響力愈發不可忽視。一方面，勞動者受到外部強制力量約束、實時監督的可能性大幅度降低，自我管理、自我激勵成為普遍的經濟活動現象；另一方面，能否最大限度產生創造性成為決定經濟效率與競爭力的關鍵因素，不論是在技術創新還是在文化創意中，實現人的創造性的激發是對經濟制度、經濟環境的最大要求。這些重要而普遍的特點，讓當代經濟活動中的人文要素成為不可忽視的、愈發顯著的經濟變量。

在經濟學研究中，對人文要素稀缺性的研究還較為欠缺。究其原因，既與對人文要素之于經濟活動重要性的認識不足有關，也與人文要素不可量化、數學化研究有關。但即便如此，對于人文要素在經濟效率中的重要性問題，已經有學者給予了重視。厲以寧在其著作《文化經濟學》和《超越市場與超越政府——論道德力量在經濟中的作用》中，討論了產生高效率與低效率的機制，認為效率具有雙重基礎，即物質技術基礎和道德基礎。對于在經濟生產中出現的稀缺的超常規效率，主要依靠效率的道德基礎。盡管所有的經濟效率增長離不開物質技術條件，但是，“假定沒有道德力量、信念、信仰等在這些場合發生巨大的作用，依靠物質技術條件，人們仍然只能產生常規的效率，而不能產生超常規的效率。”[7]事實上，這些道德基礎就是人文要素的最集中表現。

西方現代主流經濟學很少關注效率中的道德基礎等人文要素，但經濟學研究中人文要素的稀缺性不等于經濟活動中人文要素的稀缺性，更不等于經濟效率中人文要素的稀缺性。從實際來看，不論是初創企業的超高經濟效率，還是后發國家的追趕效率，不論是新教倫理對資本主義經濟的作用，還是儒家倫理對東亞國家經濟騰飛的作用，都源于人文要素在經濟活動中發揮著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都是深刻而普遍的，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因此，人文經濟學需要對經濟活動中的人文要素與人文效率問題進行深入研究，并將其與物質資源配置研究結合起來，推動效率研究的改進與發展。

人文效用。經濟學中對經濟資源稀缺性的研究在生產方面表現為經濟效率問題，在消費方面則表現為經濟效用問題。效用指的是消費行為對人的滿足。人們在每天的消費行為中都面臨選擇，即怎樣以有限的花費換來最大的滿足，同時，還面臨著選擇的機會成本問題，即選擇一種商品而放棄另一些商品，那么這種選擇一定要帶來最大的效用。

在現代主流經濟學中，主要研究物質產品的消費，由此帶來的一個基本定律是邊際效用遞減規律（law of diminishing marginal utility）。即隨著消費某種物品的數量增加，人們從消費中得到的新增的效用或滿足感是下降的。這一定律作為經濟學中的基本定律，具有很強的解釋性。例如，當一個人喝咖啡或吃雞蛋時，第一杯、第一個帶來的滿足感無疑是最大的，之后的滿足感是下降的，而當達到一定量時，其效用還會變成負值。

當人們消費的產品是精神產品時，邊際效用遞減規律就會出現解釋困境。例如，一個喜歡看戲劇的票友或聽交響樂的發燒友，會不斷地重復看戲或聽曲，不厭其煩，隨著看與聽的次數增加，獲得的滿足感不但不會衰減，還可能由于體察出了作品中更多的內容引發共鳴而獲得更大的滿足感。這種精神產品消費行為中的現象就是典型的人文效用。事實上，在文化產品消費中，越是行家越是沉迷，越是擁有越是希望擁有，這是文化消費行為的普遍現象。這種現象可以從“文化人假設”中得到充分解釋。“文化人”基于興趣進行消費，例如，有的人喜歡收藏書畫作品，在閱讀、欣賞中獲得獨特的精神享受，而且每次閱讀、欣賞會有不同的體驗與收獲，這類消費品積累自然是多多益善。有趣的是，這類經濟行為的消費對象還有更加特殊的“零一效用”規律，即文化產品消費只對有興趣者有效用，對于無興趣者，沒有任何效用，即便商品再便宜也不會去消費。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曾經提出一個經典的價值悖論，即水對人更有使用價值，鉆石對人幾乎沒有使用價值，但水的交換價值很小，而鉆石的交換價值很大。對于這一悖論，西方現代主流經濟學的解釋是水資源幾乎無限，而鉆石資源很有限，因而水很便宜而鉆石很貴。這種解釋是有其合理性的。但如果從人文經濟學的視角，基于人文效用，就會得出更充分的解釋。購買鉆石并將其作為珠寶佩戴，給消費者帶來社會地位的標識，是一種典型的炫耀性消費。這種消費行為可以用“社會人假設”來給予很好的解釋，“社會人”以自己的社會關系來選擇消費，那么購買奢侈品就是一種確立自身在社會關系中位置的有效方式。

制度學派創始人凡勃侖在其《有閑階級論》一書中提出，對高價物品的消費產生榮譽性效用，“要投合有教養的、高雅的‘效用感’，物品總得含有一些這種間接效用。”“凡是僅僅具有在物質上滿足的力量的物品，是不會被認為合格的。物品還須把它的榮譽因素顯示出來，才能使消費者滿意，被消費者接受。”[8]可以說，在社會關系中產生“榮譽因素”是典型的“社會人”消費效用。

當然，僅僅把購買超過使用功能價值的產品的行為都解釋為炫耀性消費也是不全面的，從現實來看，當代消費中對人文感的追求愈發凸顯，成為一種清晰的人文效用。當代社會正處于高度工業化、機器化的時代，但也正因為這種精致與高速，許多人在消費中更追求古樸感、傳統感，如在儀式性聚會中愿意點蠟燭而不是電燈，又如喜歡手工制品而不是機器制品。從工業化時代以來消費行為的變遷來看，人們消費蠟燭到電燈再到蠟燭，消費手工制品到機器制品再到手工制品，鮮活地體現了消費文化中的“否定之否定”規律，也充分體現了人文效用在經濟活動中的規律。盡管電燈更節省資源、機器制品更精致，但傳統制品、手工制品帶來的人文享受是獨特的，而這種人文享受成為消費決策的標準。

人文效用體現的是廣義利益的理念。從人文經濟學的視角來看，單純的物質滿足帶來的是狹義利益，只有兼顧了物質滿足與精神滿足的經濟活動才能實現廣義利益。對人文效用的研究，是人文經濟學研究中的理論要點，這對于人文要素與價格、人文要素與需求等都具有廣泛的解釋性。

人文公共品。在經濟學中存在外部性的概念，指的是微觀經濟主體的行為向其他人或社會強加的成本或效益。負外部性的典型是環境污染，正外部性的典型是企業研發共性技術帶來產業技術水平提升。正外部性的集中體現是公共品，如國防。在經濟學原理中，“公共品的兩個關鍵性特征一是增加一個人消費服務所追加的成本為零（非相克性）；二是不排除他人享有（非相斥性）。”[9]從人文經濟學的視角看，人文產品、人文環境就是一種典型的公共品，會產生正向的經濟效益。例如，一個充滿高水平博物館、歷史文化街區、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基地等文化設施的城市，就具有高人文感，公眾消費不用追加成本也不會與他人互斥。

在當代中國經濟實踐中，杭州、蘇州、成都、佛山等地發展較快，呈現出深人文底蘊與高科技創新、高質量發展緊密結合的“一深兩高”發展模式。究其原因，在于這些區域經濟發展實踐，善于深挖城市文脈，對歷史文化底蘊進行現代轉化，使其成為區域文化景觀、文化生活、文化氣質，并通過具有人文感的區域吸引高層次人才。近些年來，杭州、蘇州、成都、佛山幾個城市的凈流入人口數均居全國前列，而高層次人才的到來自然會提升所在區域高科技創新能力并推動高質量發展，形成了文化發達與經濟領先并存的發展優勢。這些區域發展表現了明顯的人文經濟發展態勢，其基本邏輯是：找到古文脈，打造新文脈，形成新人脈，增強新動能。

人文公共品具體體現在：一是對歷史文化的梳理與展示，如杭州對宋文化歷史的挖掘與展示，佛山對黃飛鴻、葉問、康有為文化的挖掘與展示；二是對人文生活的鼓勵與引導，如成都對城市煙火氣的打造，蘇州對高品位日常生活的建設；三是對青年需求的尊重與滿足，如這些城市對動漫、電競、時尚、創意等產業的支持。人文公共品在城市建設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展現了城市靈動氣與親和力，讓城市更有活力與溫度，也讓城市的經濟發展更有持續動力。

從深層次來看，人文公共品體現在人文精神的建設上。人文精神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髓，也是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精髓，既是屬于中國的，也是可與世界對話的。具有人文精神的區域，更加關注包括精神文化、生活品質、生態環境在內的人的綜合需求，更加關注無形的區域氛圍與情感營造，更加關注社會信任與文化歸屬的提升。這類區域人文精神的形成，會帶來強大的人才吸引力特別是高層次人才吸引力，且對不同文化、不同國家的人才都具有吸引力。

對人文公共品的研究不能僅僅局限在公益視角上，還要從競爭視角來看，換言之，人文公共品往往可以形成區域的人文競爭優勢。這種競爭優勢不僅體現在人才吸引力上，還體現在擁有人文公共品的區域所擁有的強的社會信任、低的交易成本、好的營商環境，這些對區域經濟發展提供的支撐作用是巨大的。人文競爭優勢雖然不可量化，但卻是不可替代的。從筆者對杭州、蘇州、成都、佛山等地的調研來看，可以發現許多非本地的高層次青年人才在這些城市扎根，將其作為自己的“第二故鄉”，許多大企業、大項目落地在這些城市，將其作為自己總部之外的“第二總部”。在詢問具體原因時，答案并不是稅收減免等經濟因素，恰恰是城市人文氛圍帶來的吸引力，這成為經濟決策、個人選擇的重要依據。

在人文經濟學的理論研究中，主線是圍繞人文要素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展開。以上提出的人文效率、人文效用針對的是微觀生產與消費行為，人文公共品針對的是宏觀經濟環境。應該說，人文要素在經濟活動中的體現是多樣的，影響是全面的，如對價格、就業等的影響就較為顯著。事實上，人文要素對現代主流經濟學確認的經濟發展四大要素，即人力資源、自然資源、資本、技術創新都發揮著重要影響，因而對這些影響的深入分析可以引發許多新的思考，產生許多新的經濟理論。歸結起來，要充分認識人文要素的經濟作用，把人文要素作為經濟發展的新的基本要素之一。

人文經濟學的發展理論

人文經濟學為當代發展理論提供了全新的視角。從發展的目標來看，人文經濟學追求的是全體人民的全面發展。從理論淵源上看，這一“兩全”發展目標來自于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追求，也來自于馬克思的“人是人的最高本質”[10]的學說。

在二〇二四年新年賀詞中，習近平主席強調：“我們的目標很宏偉，也很樸素，歸根到底就是讓老百姓過上更好的日子。孩子的撫養教育，年輕人的就業成才，老年人的就醫養老，是家事也是國事，大家要共同努力，把這些事辦好。現在，社會節奏很快，大家都很忙碌，工作生活壓力都很大。我們要營造溫暖和諧的社會氛圍，拓展包容活躍的創新空間，創造便利舒適的生活條件，讓大家心情愉快、人生出彩、夢想成真。”[11]這段話充分體現了中國發展的人文理念，洋溢著濃郁的人文精神。以人文視角看待發展，每個人的家事就是國事，國事就是為了每個人的家事。

在當代中國，人文經濟學發展理論的最鮮活實踐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道路。一方面，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堅持把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在發展進程中，著力維護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著力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堅決防止兩極分化；另一方面，中國式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既要實現物質富足，又要實現精神富有，在發展進程中，既要不斷厚植現代化的物質基礎，又要不斷夯實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質條件，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加強理想信念教育，傳承中華文明，促進物的全面豐富和人的全面發展。

從發展的手段上來看，人文經濟學注重的是人的作用的最大發揮。阿馬蒂亞·森在《以自由看待發展》一書中提出，“當代經濟分析中，重點在相當大程度上已經從主要以實物形態看待資本積累，轉移到把它看成是結合了人的生產性素質于其中的一個過程。”在他看來，僅僅把人力資本聚焦在擴大生產可能性方面是不夠的，而要擴展人類的可行能力即實質自由。“人力資本是一個有用的概念，但是重要的是從更廣闊的視角來看待人類（打破人與‘衣櫥’的等同性）。在承認‘人力資本’的重要性和有效范圍之后，我們必須超越‘人力資本’概念。”[12]以人作為發展的主要手段是當代發展理論普遍的共識，這無疑是正確的。但要警惕的是，僅僅把人作為狹義的工具乃至機器來看待，以最大限度擠壓人的勞動時間、生產能力為提升發展水平的手段，這不但會帶來馬克思主義提出的“勞動異化”問題，也不會產生最大的生產效率和高的發展水平。

在看待人力資本時，的確需要更廣闊的視角，需要超越“人力資本”概念。傳統人力資本理論關注人的生產性能力提升，要求提升人力資本的受教育水平、技術水平，而從人文經濟學來看，更關鍵的視角是人文視角。也就是說，人文經濟學更關注人的創造性能力提升。這就要求關注人的生存與發展的多樣需求，為勞動者發揮最大程度的生產力、創造力提供良好的制度與文化保障。從人文經濟學看待“人力資本”概念，可將其擴展為“人文資本”概念。“人文資本”概念不是去否定“人力資本”概念，而是去擴展狹義的“人力資本”概念。換言之，也可以把“人文資本”概念視為廣義的“人力資本”概念。

以人文視角看待發展，可以回到發展最本原的追求，回到人類最真實的需求。發展帶來的物質財富積累和技術水平提升，都是服務于人的，而且是服務最大多數的人，如果只是讓人受制于物質和技術，讓多數人受制于少數人，這種發展就是失敗的發展。與此同時，要看到服務于人的發展必須考量人的精神需求，把人作為有血有肉、有喜有憂的人來看待，實現“樂經濟”與“暖發展”。

以人文視角看待發展，可以更全面地看待資源調配的多種手段，綜合發揮各種手段的優勢。自古典經濟學到現代主流經濟學，對市場這只配置資源的“看不見的手”都給予了高度重視，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到了市場崇拜的狀態；而對于政府這只配置資源的“看得見的手”，或是視若不見，或是點到為止，對產業政策等政府手段更是“邊緣化”乃至“污名化”；更需要指出的是，對于文化配置資源的作用完全忽視，沒有看到這是當代配置資源的“第二只看不見的手”。事實上，從人文經濟學的視角看，在當代發展中，市場力量、政府力量、社會力量都是不可替代的力量，形成緊密的合力是發展架構與政策設計的最大追求，為此，形成有效市場、有為政府與有愛社會的三位一體的發展架構，讓市場更高效、讓政策更精準、讓社會更溫暖，才能讓發展獲得內生的、持續的動力。

在世紀之交的1999年，費孝通撰寫了一篇題為《重建社會學與人類學的回顧和體會》的文章，對他本人從1979年起受中共中央委托帶頭恢復和重建社會學、人類學的經過進行了學術回顧，在此基礎上全面闡述了對發展中國社會科學的看法。文中談到，“中國人口這么多，歷史這么悠久，文化里有著重視人文世界的根子。它應當在世界的思想之林有所表現。我們不要忘記歷史，在50個以上的世紀這么長的時間里，我們中國人沒有停止過文化的創造和發展，有實踐，有經驗，我們應當好好地去總結，去認識幾百代中國人的經歷，為21世紀和下個千年做出貢獻。”文章中強調了文化自覺意識在發展中國社會科學中的重要性，提出，“從文藝復興到19世紀，西方出現過‘人的自覺’，寫下了人類文化發展的重要篇章。看來21世紀我們將開始出現‘人類文化的自覺’。在新一頁人類文化發展史上，應該有中華民族實現文化自覺的恢宏篇章，在世界上起一個帶頭作用。”[13]進入21世紀的第三個十年，今天來看人文經濟學的理論命題，恰有“人類文化的自覺”之感，或者更準確地說——“人文的自覺”。從文藝復興到西方現代化進程以來，西方學術界基于“人的自覺”為人類作出了引領性的貢獻，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開創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進程中，中國學術界也應該以“人文的自覺”為人類作出自己的新的貢獻。

人文經濟學是一個嶄新的理論命題，既有著豐富的當代經濟實踐支撐，也有著厚重的中華人文傳統支撐，更重要的是，這是基于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產生的中國理論，圍繞這一理論建構自主知識體系，既可以讓中國道路更加堅實，也可以為世界發展提供理論公共品，這對于中華文明的國際傳播以及全球發展倡議與全球文明倡議的落實，無疑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當然，作為一個嶄新的理論命題，人文經濟學存在許多理論空白，從概念到原理到方法，都需要去探索。這一理論命題是值得去探索的，基于中國傳統與中國實踐，創建中國學派，如此，在新一頁人類文化發展史上，可以起一個帶頭作用。

注釋

[1]阿馬蒂亞·森：《倫理學與經濟學》，王宇、王文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23年，第13頁。

[2]高德全：《中國經濟學的一次全新探索——人文經濟學芻議》，《人文天下》，2023年第10期。

[3][1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0、9頁。

[4][6]托馬斯·索維爾：《經濟學的思維方式》，吳建新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6、2頁。

[5]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現代漢語詞典》（第7版），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第685頁。

[7]厲以寧：《超越市場與超越政府——論道德力量在經濟中的作用》，北京：商務印書館，2023年，第79頁。

[8]凡勃倫：《有閑階級論》，蔡受百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22年，第120～121頁。

[9]保羅·薩繆爾森、威廉·諾德豪斯：《經濟學》（第19版），蕭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22年，第34頁。

[11]《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二〇二四年新年賀詞》，《人民日報》，2024年1月1日，第1版。

[12]阿馬蒂亞·森：《以自由看待發展》，任賾、于真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1年，第292～294頁。

[13]費孝通：《重建社會學與人類學的回顧和體會》，《中國社會科學》，2000年第1期。

Theoretical Basis of Humanistic Economics

Hu Yu

Abstract: The phenomenon of humanistic economics represents a new feature of contemporary China's economic practice. The study of basic concepts, laws, and leading-edge issues has result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oretical propositions on humanistic economics. The exploration of humanistic economics theory should be based on existing basic principles of modern mainstream economics, and combined with theoretical logic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le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comprehensive use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value rationality in the study of economic phenomena. In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humanistic economics, the main purpose is to center around the role of humanistic elements in economic activities, with a focus on humanistic efficiency and utility in microscopic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behavior, and humanistic public goods in the macroeconomic environment. Humanistic economics places emphasis on "humanistic consciousness", using China as a method, independence as a pursuit, and human beings as its objective, making it both theoretically and civically significant.

Keywords: humanistic economics, humanistic elements, humanistic efficiency, humanistic utility, humanistic public goods

責 編∕李思琪 美 編∕周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