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霸權護持不僅依賴于經濟、軍事、科技等物質實力的支撐，也通過話語制衡等方式實施軟性約束。拜登政府在氣候治理中的話語陷阱日益呈現出工具化、陣營化、安全化和保守化轉型的新態勢。美國氣候話語霸權對全球氣候治理形成了多重挑戰，表現為美國退化性氣候政策和排他性“俱樂部”建設阻滯了全球氣候多邊善治，氣候治理陣營化態勢加劇了國際低碳領域的惡性競爭與價值觀捆綁，氣候治理安全化擠壓了全球氣候治理的合作空間，同時資金差距與技術壁壘使氣候治理的“南北差距”日益增大。在全球氣候治理綠色話語權博弈中，我們應增強自身話語表達與議題設置的主動權，基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以合作共贏話語替代競爭博弈話語，團結發展中國家從“發展—安全”角度來塑造氣候安全治理模式，在綠色“一帶一路”實踐中加強氣候金融和可持續基建等領域的話語權，從而推動構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贏的全球氣候治理體系。
【關鍵詞】美國 氣候治理 話語陷阱 【中圖分類號】D815 【文獻標識碼】A
近年來，隨著全球氣候變化加劇，干旱、颶風、高溫、海水倒灌等極端天氣災害頻發。2023年前8個月，美國已發生23起火災、洪水和颶風等氣象災害，造成了超10億美元重大經濟損失。美國總統拜登自2021年上臺伊始就通過“全政府模式”將氣候危機上升為國家安全和外交事務的優先事項，旨在重塑自身在全球氣候治理中的領導力，構建基于氣候霸權邏輯護持的話語性權力。①“話語權”概念背后反映的是一種社會權力關系，話語遵循著權力邏輯并生產強化了權力，從而為特定的權力機制和利益格局服務。②在國際關系領域，各國對于話語權的爭奪日趨激烈，表現為霸權國對國際規則和制度規范制定及話語詮釋上的壟斷。隨著碳中和日益成為全球性共識，各國逐步認識到能否在低碳轉型和綠色產業競爭中脫穎而出，將決定自身能否在未來國際秩序競爭中獲得戰略優勢地位。為了護持“綠色霸權”和緩解戰略焦慮，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從未停止炮制各種“話語陷阱”對事實進行扭曲，通過污名化、安全化和意識形態化等方式來規鎖和遏制發展中國家的綠色成長空間。③這些基于霸權護持的“氣候話語陷阱”操縱不僅無法有效應對氣候變化加速所導致的各類全球性挑戰，而且惡化了全球氣候治理的整體性合作環境。我國作為全球氣候治理和能源綠色轉型的積極參與者、貢獻者和引領者，致力于凝練綠色發展經驗并推進最優實踐外溢，塑造基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綠色話語體系，推動構建一個公平合理、合作共贏的全球氣候治理體系。
霸權護持下拜登政府炮制氣候治理話語陷阱的新態勢
受到兩黨黨爭和政治極化的影響，美國的氣候政策呈現出明顯的搖擺性和周期性特征。小布什和特朗普政府時期，輕視、質疑氣候變化的真實性，甚至退出《京都議定書》和《巴黎協定》，稱氣候政策與美國經濟發展存在固有矛盾；而奧巴馬和拜登政府積極推進氣候話語權塑造，拜登政府宣布重回《巴黎協定》后更是強調低碳時代的美國氣候領導力。這種氣候政策的“鐘擺效應”，一方面折射出了美國兩黨政治的制度性問題，另一方面體現了兩黨實際上都是從美國核心利益出發，只是霸權護持的方式不同。特別是拜登政府將奧巴馬時期的積極性氣候政策與特朗普時期的大國競爭邏輯相結合，催生了霸權護持下炮制氣候治理話語陷阱的發展新態勢。
美國氣候治理話語的工具化轉向。美國在氣候治理領域一方面用“氣候責任論”“碳污染擴散論”“綠色資源掠奪論”等話語陷阱指向新興市場國家，企圖遏制其經濟發展空間；另一方面又在自身參與氣候治理立場上反復搖擺和“開倒車”，將氣候議題工具化。具體而言，一是氣候變化已經成為美國黨爭極化態勢下的工具性議題。美國政治極化日益加劇，無論是在聯邦層面的行政、立法與司法三權分支部門，還是在地方層面的各州事務中，拜登政府的氣候政策往往都會受到共和黨與保守勢力的阻擊、牽制和反對。④面對2024年充滿未知數的美國總統大選，保守派智庫傳統基金會發布的《領導力授權2025：保守派承諾》報告已經釋放出明確信號：如果共和黨獲勝，美國的氣候與貿易政策將發生劇變，比如立刻解散眾議院氣候危機特別委員會，取消《通脹削減法案》中的所有氣候條款，對白宮內部和能源部、環保署、商務部、財政部等機構進行“全面去氣候化”重組等。二是拜登政府氣候政策出現了嚴重倒退。美國傳統化石能源利益集團一直在淡化化石能源導致氣候變化的風險，并花費巨資進行國會游說，通過各種渠道和各類活動施壓影響政府核心決策圈。烏克蘭危機引發全球能源危機后，美國油氣公司更是以國內高能源價格和通貨膨脹為由在化石能源租賃、甲烷排放管理等問題上游說國會。如美國石油協會（API）在2022年花費約440萬美元用于聯邦游說，以“能源安全”為由向拜登施壓放寬對化石燃料生產的限制。拜登政府為了通過《通脹削減法案》，被迫向保守勢力作出讓步，同意推動西弗吉尼亞州山谷管道天然氣運輸項目的開展，出租北極地區的聯邦土地用于油氣勘探，并允許企業在墨西哥灣進行離岸石油開采。其中康菲石油公司在阿拉斯加州的“柳樹”項目成為美國數十年來最大的石油項目之一，這與拜登競選總統時的“氣候許諾”明顯背道而馳，破壞了北極作為氣候脆弱地區的生態平衡。
美國氣候治理話語的陣營化轉向。拜登政府傾向于將氣候危機同大國競爭博弈相捆綁，在多個國際場合指出美國是氣候危機中領導世界走向綠色繁榮、維持世界秩序、拯救世界于氣候危難的“英雄”。拜登政府通過氣候戰略話語的陣營化操作，為美國聯合所謂的民主盟友提供了新契機。美國《2022年國家安全戰略》在論述與七國集團（G7）、北約、美印日澳“四方安全對話”（QUAD）、“美英澳三方安全伙伴關系”（AUKUS）的合作時，均提及增強盟友間氣候合作的必要性。⑤QUAD作為印太戰略的關鍵性機制之一將氣候議題視為凝聚盟友之間價值規范的重要抓手。2021年9月，美印日澳在美國華盛頓召開首次線下峰會，強調在“共同價值觀”基礎上將氣候能源議題納入會議重要議程之中。2022年5月，四國領導人在東京發表聯合聲明，推進美印日澳在綠色技術、關鍵礦產供應鏈和可持續基建方面的實質性合作不斷遞進，同時提出了“綠色航運網絡”“清潔氫能源伙伴關系”“抗災基礎設施聯盟倡議”等氣候合作方案，旨在氣候危機戰略敘事下提升成員國的氣候韌性與危機復原能力。⑥2023年美國擔任亞太經合組織（APEC）輪值主席國，拜登政府利用主場外交契機，結合碳中和背景下的氣候能源規范、技術競爭、民主價值觀，在APEC等國際多邊機制中充分挖掘同盟體系中的協作潛力，將氣候議題領域嵌入其印太戰略，用“印太敘事”取代“亞太敘事”，通過所謂新型“民主、勞工、環保”標準規范來約束并規鎖發展中國家的綠色發展空間。
美國氣候治理話語的安全化轉向。為了強化自身的軍事霸權，拜登政府將氣候危機視為大國博弈的導火索。對此，在氣候韌性能力提升基礎上強化氣候議題的安全化甚至軍事化進程成為美國領導世界的“必經之路”。⑦在此“安全化”話語陷阱下，美國為自身在北極等氣候敏感地區的軍事化行動以及在北約框架下強化同其盟友的“綠色軍事合作”提供了合法性解釋，建構起以氣候安全為中心的非傳統安全架構。拜登政府通過機構改革提升國防部和情報部門的氣候安全領導能力。在國防部長辦公室內設立了一名國防部長高級氣候顧問，并成立了一個氣候工作組來協調國防部的氣候活動。國家情報總監正式入閣，在國家情報局長辦公室成立了情報界氣候安全咨詢委員會（CSAC），旨在進行氣候變化對國家安全影響的全面情報評估。⑧與此同時，拜登政府相繼發布了《國防部氣候適應計劃：2022 年進展報告》《美國陸軍氣候戰略》《氣候行動計劃》《2030年氣候行動》等文件，將氣候安全戰略視為反制“主要戰略競爭對手”的必要手段，極力渲染氣候安全中的權力競爭。美國國防部還推出了氣候評估工具（DCAT），目前美國國防部不僅在數百個國內軍事裝置和部分海外軍事裝置上使用了DCAT，而且強調加強與全球盟友、合作伙伴和多邊機構在共享DCAT數據及增強氣候韌性方面的合作。在“安全化”話語下，2021年6月拜登政府推動北約正式啟動《氣候變化與安全計劃》（CCSA），該計劃制定了北約各國采取軍事行動應對氣候安全的行動框架，旨在強化北約在戰斗中的氣候適應能力。北約在其評估的基礎上，將氣候變化因素納入其在恢復力、民事準備、國防規劃、資產設施、標準創新、培訓演習和災害應對等方面的工作，并分析氣候變化對其威懾和防御態勢的影響，開發軍事活動和設施的溫室氣體減排方法，有助于新興突破性技術和創新節能技術的運用。⑨通過軍方搜集氣候風險信息，美國可以掌握更多印太、非洲等區域的地理數據和軍事情報，以幫助盟友和伙伴國家建設所謂“具有氣候韌性的軍事設施”作為理由來鞏固重要的海外軍事基地，從而擴大美國軍隊的遠程操縱和應急調配能力。
美國氣候治理話語的保守化轉向。當前世界經濟增長乏力、氣候能源危機加劇、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以及區域地緣沖突頻發使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盛行，以氣候治理為代表的全球多邊合作面臨更多復雜性。美國在氣候治理中的話語日趨保守化，體現為在氣候治理中設置單邊主義綠色貿易壁壘的態勢日益明顯。一是美國效仿歐盟推出自身的“碳邊境調節稅”并不斷制定極具保護主義色彩的歧視性補貼條款。2022年6月，克里斯·庫恩斯和謝爾登·懷特豪斯等參議員曾提出《清潔競爭法》（CCA），將對商品征收碳排放費用。美國并沒有統一的碳價，難以在核定特定行業的平均碳排放量基礎上對超出行業基準線排放量的商品收取碳費。日前，美國民主黨參議員克里斯·庫恩斯和共和黨參議員凱文·克雷默又跨黨聯合推出了一項名為“2023年提供可靠、客觀、可核查的排放強度和透明度的法案”（PROVE IT法案）。該法案不僅有助于推進美國建立自己的碳邊境調整機制，同時還可以核定關鍵行業產品的碳排放并“追究生產污染產品的國家的責任”，基于碳關稅之上再對部分高碳產品進行貿易限制。美西方提出的各種形式的“碳關稅”，名義上是為了解決全球“碳泄漏”問題，實質上是將碳排放的成本轉移到進口產品上，強制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承擔相同程度的碳減排義務。這種單邊主義的碳關稅極易轉化為新型貿易壁壘，引發國際貿易沖突，與世界貿易組織（WTO）“非歧視性”貿易規則以及氣候治理中“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之間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
二是拜登政府于2022年8月簽署通過的《通脹削減法案》承載了極具保護主義色彩的歧視性補貼條款。該法案在氣候和清潔能源框架下投資約3690億美元，被視為美國史上最大規模的氣候法案，其中多項補貼政策和稅收優惠僅面向美國本土企業或在美運營的企業。這一貿易保護主義政策所提出的電動汽車補貼等規定不僅想把新興市場國家排除在綠色能源供應鏈之外，而且也引起其歐洲盟友的不滿。由于美國的巨額補貼，歐洲的綠色工業巨頭紛紛考慮在美投資設廠，導致歐洲在能源危機下還面臨著綠色產業外遷和“去工業化”的風險。這種具有濃厚保護主義色彩的法案使得全球產業鏈鏈長縮短，導致全球清潔能源產業的市場封閉、不公平競爭、國際貿易失調，進一步加劇了國際綠色市場的碎片化和無序化。
美國氣候話語霸權對全球氣候治理形成多重挑戰
2023年3月，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正式發布第六次評估報告的綜合報告《氣候變化2023》，根據2021年10月前宣布的國家自主貢獻推算，全球溫升預計在2021年至2040年內達到1.5℃，地球生態將面臨毀滅性的損害，不可逆轉性氣候臨界點時刻會加速到來。⑩2023年7月27日，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甚至用“全球變暖時代已經結束，全球沸騰時代到來”的語句發出更為緊迫的警告。美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歷史累計全球溫室氣體排放國，在危機面前更為關注其氣候話語主導性霸權的塑造，其不斷打造的氣候話語陷阱對全球氣候治理形成多重挑戰。
美國退化性氣候政策和排他性“俱樂部”建設阻滯了全球氣候多邊善治。首先，作為碳排放歷史責任最大的國家，美國政府卻受制于兩黨黨爭而在氣候政策上反復橫跳、進退不定，很難形成共識。這不僅使美國在全球氣候治理中的行動大打折扣，也使全球減排前景面臨更多挑戰。執政以來，拜登政府面臨的國內外形勢日趨復雜，執政基礎遭到削弱，不斷向化石能源利益集團妥協，導致其主要氣候戰略目標的推進舉步維艱。如美國最高法院限制美國環保局碳排放監管權的裁決不僅動搖了美國聯邦機構的監管根基，甚至是美國減排和環保事業的一次“歷史性倒退”。由于美國電網基礎設施系統負荷有限，導致巨額補貼下的清潔能源電力項目大量被推遲或被取消，如果順利接入電網的清潔電力項目不能在未來十年內以兩倍的速度增長，那么2030年前將電力領域碳排放量削減一半的目標將無法完成。拜登政府這種退化性氣候政策不僅削弱了自身在國際氣候治理進程中的信譽，更打擊了全球氣候治理的信心。
其次，美國自小布什政府時期退出《京都議定書》起，為維持自身在氣候政治中的影響力，在公約框架之外主導建立大量的小多邊氣候能源合作機制來挑戰聯合國的權威，凸顯了其對于霸權性領導力的利益訴求。這不僅削弱了聯合國框架下多邊氣候治理合作的有效性，還使全球氣候治理復合機制日益碎片化和沖突化。2022年1月，美國召開了主要經濟體能源和氣候論壇（MEF）部長級會議，拜登政府從減緩氣候變化角度強調應將全球溫控目標直接限制在1.5℃，反映出美國旨在用自身目標取代當前聯合國框架下的共識，嚴重擾亂了全球氣候治理共識與國際公約的信用基礎。與此同時，拜登政府還聯合歐洲提出“2050碳中和議程”，試圖縮短發展中國家實現碳中和的時間表，減少發達國家相關氣候承諾的歷史責任與融資成本。
氣候治理陣營化態勢加劇了國際低碳領域惡性競爭與價值觀捆綁。在美國的戰略話語操作中，其擅長通過“惡魔轉移”的方式來惡化他國意圖，樹立假想敵，從安全化角度團結盟友共同“應戰”。2022年10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將中國視為“唯一一個既有重塑國際秩序的意圖，以及日益強勁的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力量支持其實現這一意圖的競爭者”，并把“超越中國、遏制俄羅斯”作為美國的首要戰略目標。基于此，拜登政府突出氣候危機應對中的價值觀分野和陣營化態勢。近年來，拜登政府在氣候陣營化基礎上聯合盟友加速推進全球范圍的國際氣候融資標準設立和可持續基建項目投資。拜登政府于2021年4月發布了《美國國際氣候融資計劃》，強調調動私人資本擴大國際氣候融資，采取措施終止對碳密集型化石燃料能源的國際官方融資，使資本流動與低碳氣候韌性路徑保持一致，并為各機構提供關于美國公共氣候融資的詳細指導和標準。美國還通過聯合國、世界銀行和G20等多邊機制謀求自身在氣候投融資上的主導力，將美國標準和價值觀外溢到國際層面，如2023年美國謀求與世界銀行聯合創建專門性氣候融資中心。為了推進所謂“自由開放、互聯互通、繁榮、安全和有韌性的印太地區”建設，美國加速規制符合所謂西方民主價值觀的可持續基建標準。2022年3月，在美澳日三國政府的支持下，經合組織（OECD）推出《藍點網絡：一項為高質量基礎設施建立全球認證框架的建議》草案，強調氣候風險應對所需的韌性與恢復力，但同時與歐美的勞工、民主與人權標準相捆綁，這些“軟基建”標準的推出將會影響2030可持續發展目標、國際金融公司（IFC）績效標準、G20的優質基礎設施投資原則、赤道原則等國際標準，從而約束“全球南方”的發展建設路徑。
氣候治理安全化擠壓了全球氣候多邊治理的合作空間。拜登政府上臺以來，將氣候變化議題置于國家安全的中心地位，在推進氣候治理安全化過程中強化氣候霸權塑造，?特別是注重提升自身在聯合國等多邊機制中的氣候安全議程嵌入能力。美國注重在聯合國氣候安全機制（CSM）的基礎上推進“政府間氣候安全協調機制”（CSCM）的建構，從而推動美國所主導的氣候安全治理框架，使該機制成為國際氣候變化治理和國際安全治理之間的橋梁，促進“對安全不敏感”的氣候政策和“對氣候不敏感”的安全政策更好地協調，實現氣候安全風險管理并促進氣候安全的“軍民合作”。除了聯合國層面，美國還注重在其他國際安全機構展現氣候安全領導力，如在北約會議、東盟峰會以及慕尼黑安全會議等多邊國際論壇上將氣候安全列為優先事項。?拜登政府氣候安全戰略雖然服務于其整體氣候治理目標，但卻將其引向一個更加自我中心主義的氣候霸權，給全球治理造成不利影響。氣候治理本來是一個關注共同利益、充滿合作潛力的“低政治敏感度”議題，但美國刻意在有關國家間制造嫌隙，削弱國際社會開展氣候治理的信任基礎。美國一直推動將氣候安全納入安理會管理沖突的戰略以及維和行動或政治任務中，企圖通過“氣候人道主義援助”干涉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另外，美國國防部試圖通過情景規劃和兵棋推演來制定氣候敏感區域的詳細軍事部署，如美國加強北極等氣候變化敏感地區的軍事安排。未來，美國還可能以應對氣候災害、處理氣候敏感地區的社會危機為名，實施對他國內政或區域局勢的軍事干涉，從而實現自身地緣政治博弈利益。
資金差距與技術壁壘導致氣候治理“南北差距”日益擴大。從氣候變化的緣起看，發達國家是溫室氣體歷史性排放基數的主要負責者，但是發展中國家卻要承受著更多氣候變化帶來的損失。由于缺少資金支持和綠色技術，這些被貧困問題所困擾的“南方國家”的氣候適應和低碳轉型能力難以提升。美國等發達國家作為歷史排放大國有責任和義務履行應對氣候變化相關出資的國際承諾。自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以來，發達國家承諾到2020年每年提供1000億美元氣候融資，幫助發展中國家提升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根據基于歷史排放量的氣候融資的“公平份額”，美國每年應該為1000億美元目標支付400億美元。但到目前為止，這部分資金只兌現了小部分。美國政府在氣候治理問題上不僅立場搖擺，對南方國家的氣候援助和融資承諾多口惠而實不至，而且氣候融資援助過程中的繁瑣制度和官僚作風也使最不發達國家難以獲取資金，嚴重損害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政治互信，對發展中國家開展氣候行動造成了嚴重影響和阻礙。
與此同時，技術壁壘也是導致氣候治理“南北差距”日益擴大的重要因素。許多氣候有益技術屬于高新技術，關涉技術擁有者的戰略利益和未來競爭優勢。拜登政府認為包括氣候技術在內的技術創新已經成為全球競爭的主戰場，在以應對氣候變化為載體促進綠色經濟轉型的同時，還要確保鞏固美國的技術霸權。美國將引領全球氣候技術視為維持其霸權的重要組成部分，試圖借助其科技領導地位和創新優勢主導國際治理體系，利用技術優勢加強對中國等主要競爭對手的打擊力度，發展中國家將在低碳技術發展路線和產業鏈提質升級等方面面臨更大的競爭壓力。?因此，美國政府不斷調整出口管制政策，對新能源、光伏等中國新興產業實施有針對性的長期打壓，強化對綠色技術壁壘的設置，并以意識形態斗爭下的“脫鉤”來阻止綠色技術的擴散。另外，拜登政府還通過聯合盟友建立各種“技術聯盟”以及制定新型綠色規范來遏制發展中國家的綠色發展空間。美歐將綠色轉型、科學技術、貿易與標準等界定為雙方氣候能源協調方面的重要政策領域，于2021年6月歐美峰會上強調建立“跨大西洋綠色技術聯盟”，通過美歐貿易與技術委員會（TTC）強化雙方在電網儲能、清潔氫能、碳捕獲封存以及領導市場方面的合作，提倡美國等“科技民主國家”建立全新的國家集團以對抗新興市場國家在綠色新技術領域的迅速崛起，企圖將新興經濟體在氣候技術創新中邊緣化，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搶占價值鏈主導權。
全球氣候治理綠色話語權博弈中我國的應對策略
當前，面對美西方層出不窮的“氣候話語陷阱”，我們要發揮積極性、主動性，革新話語體系，在話語上堅持多邊合作機制和“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抵制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倡導公平、公正的碳中和秩序，推動全球氣候治理體系的改革和完善。
在全球氣候治理變革中督促美西方大國履行其義務與承諾。維護《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秘書處的中心性地位，從氣候正義的角度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的氣候政治話語。我國應堅持聯合國框架下的多邊氣候治理路徑和“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敦促美西方國家加大對發展中國家資金、技術和能力建設的支持，推動全球氣候治理取得實質性進展。尤其是在資金問題上，聯合國環境署（UNEP）發布的《2022年適應差距報告》顯示，全球在應對氣候變化的規劃、融資和實施方面的付出無法跟上日益增長的風險，氣候融資成為2023年7月新全球融資契約峰會的焦點議題。特別是非洲各國在實現低碳轉型方面面臨較大資金缺口，約為每年2134億美元；但非洲僅能獲得全球氣候融資的3%。目前全球性通貨膨脹和貨幣緊縮政策又加劇了非洲資本外流和貨幣疲軟，使得非洲債務問題更加棘手。氣候政策倡議組織（CPI）發布的《全球氣候投融資報告》顯示，氣候資金增速有所放緩，氣候資金流量遠未達到需求。到2030年實現向可持續、凈零排放和有韌性的世界過渡，每年氣候融資需要增加至少590%。基于此，很多發展中國家的自主貢獻都提出了對發達國家資金支持的要求。“全球南方”應要求美西方國家以1000億美元為起點制定氣候資金路線圖以及2025年后發達國家新的集體量化資金目標，以增進氣候正義下的南北行動合力。
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基礎上推進合作共贏話語，替代競爭博弈話語。 美國氣候治理話語陷阱體現了“一元主導”的世界觀，以及以經濟、軍事實力為主導力量的霸權思維，這種氣候治理話語工具化、陣營化、安全化和保守化傾向的實質是一種基于大國競爭博弈的敵對性出發點。在氣候容量資源愈發緊張的背景下，一些西方國家話語中的所謂氣候正義成為指責發展中國家的工具，從而使發展中國家在承受氣候風險的同時喪失話語權。基于此，我國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全球氣候治理提供了理念指導，旨在打破西方話語體系的壟斷性，將多元文化納入到全球治理體系中。?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從全世界人民的整體利益以及全人類的共同價值出發，堅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促進不同文明互學互鑒、融合共生。在全球氣候治理中，通過建構包容性、多元化的世界秩序和世界觀，抵制單邊主義措施和貿易保護主義，強化國際綠色合作，倡導公平、公正的碳中和秩序。與此同時，我國重視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下構建新型大國關系，通過合作共贏理念來替代競爭博弈話語。我國一直推進氣候治理中的包容互動，呼吁制定公平、開放、非歧視的貿易政策，消除貿易壁壘，在《巴黎協定》第六條的碳市場碳定價多邊機制下解決環境完整性、碳泄露等問題，促進貿易公平、技術創新與可持續發展合作。
團結發展中國家從“發展—安全”角度塑造未來氣候安全治理模式。美國的氣候安全戰略主要圍繞國家安全和霸權護持所展開，過分強調大國氣候博弈的優勢地位獲取，而非促進廣大發展中國家在氣候危機中的發展利益保障，這凸顯了美國國家氣候安全目標與全球氣候安全治理及可持續發展目標之間的張力。這種將國家安全目標置于全球氣候安全與可持續發展目標之上的做法，有礙全球氣候安全制度化進程中的善治。2021年2月23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組織召開“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氣候與安全”高級別公開辯論會，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表達了對安理會參與氣候議題會使發展問題被強制詮釋為安全問題的擔憂，認為這可能使其自然資源主權和發展權面臨被西方發達國家侵犯的風險。?基于此，我國應積極參與和推進全球氣候安全治理變革，在國際層面聯合其他發展中國家倡導基于“發展—安全”理念的氣候安全治理新規范，在“發展—安全”框架下應對氣候危機與氣候適應問題。由于氣候安全同能源供給消費方式、區域經濟發展、政治格局、社會穩定等諸多問題聯系在一起，我們需要從“發展—安全”的維度全面而系統地考慮氣候變化下的安全、發展與體系公平等相關問題。我國應積極參與和推進全球氣候安全治理變革，特別是在聯合國、G20、APEC等國際多邊合作機制中加強氣候安全議題的實務合作并嵌入基于“發展—安全”的氣候安全規則和創新標準。中國等17國領導人已在荷蘭海牙正式啟動了全球適應委員會，我們可以此合作機制為“跳板”，在更多國際平臺傳播“發展—安全”氣候治理理念，幫助氣候脆弱型國家提升在氣候危機面前的韌性治理和適應能力。
在綠色“一帶一路”實踐中提升氣候金融和可持續基建等領域話語權。面對美國通過氣候能源陣營化、塑造意識形態色彩濃厚的環境和勞工標準等方式遏制中國發展，我們可以通過共商共建共享、開放綠色廉潔、可持續惠民生的高質量建設來提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綠色軟聯通，特別是注重提升氣候金融和可持續基建等領域的話語權。具體而言，一是積累氣候投融資試點經驗，推進相關最優實踐在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外溢。鑒于美西方國家實施“碳邊境調節稅”已成必然，我國應加快國內碳市場的建設并完善碳稅立法，發展綠色金融和相關衍生產品，通過金融工具為氣候治理融資，并為高碳排放企業生產結構調整提供資金和技術支持。早在2021年12月，生態環境部等九部委聯合印發了《關于開展氣候投融資試點工作的通知》，并于2022年8月公布了氣候投融資試點名單，確定了第一批23個地方入選氣候投融資試點。通過國內氣候投融資試點的創新經驗，探索形成可復制、可推廣的氣候投融資的優秀實踐并外溢到綠色共建“一帶一路”國家。
二是在氣候金融的規則標準方面盡快與國際對接，推進我國主導的國際多邊氣候金融機制。這意味著我們要深入了解世界銀行建立的氣候變化與發展戰略框架（SFCCD）、全球基礎設施基金（GIF）、歐洲“藍色投資基金”（BlueInvest Fund）等多邊機制中的氣候金融治理規則和發展經驗。基于此，我國需要重視發揮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絲路基金等機制的綠色投融資優勢，同時關注中國—東盟海上合作基金、亞洲區域合作專項資金、中國—東盟投資合作基金等雙邊及多邊合作資金在氣候融資上實現公正轉型的作用，從而通過國際綠色融資來縮小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綠色發展鴻溝。
三是在可持續基建方面加快打造中國ESG標準，增強與沿線國家的綠色協同發展。通過良好的環境、社會和治理（ESG）表現，我國氣候能源境外合作可以贏得當地公眾和利益相關者的信任和支持，從而吸引和調動更多國際與當地資源。這不僅有助于增強我國在ESG投資和綠色發展領域的政策引導能力、標準制定能力和國際影響力，還可以提升綠色“一帶一路”國際認可度和美譽度。2022年中國地礦在科特迪瓦投資建設了中資企業在海外的首個綠色錳礦山，選礦過程中無需添加任何選礦藥劑，對整個西非地區的低貧礦產資源的綠色開發具有借鑒作用，我國可以利用自身在地礦生態恢復上的經驗，推動“一帶一路”生態地質環境建設的ESG標準。
（作者為山東大學當代社會主義研究所研究員、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全球治理與國際組織研究中心研究員）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參與全球治理中的軟權力建設研究”（項目編號：22ZDA130）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袁莎：《話語制衡與霸權護持》，《世界經濟與政治》，2017年第3期。
②[法] 米歇爾·福柯著，謝強、馬月譯：《知識考古學》，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第129頁。
③張超穎：《超越“話語陷阱”——建黨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對美西方“話語陷阱”的應對及啟示》，《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22年第5期。
④Fiorino, D. J., 2022, "Climate Change and Right-wing Popu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Politics, 31(5), 801-819.
⑤張銳：《霸權的“漂綠”：拜登政府軍隊氣候戰略及其影響》，《和平與發展》，2023年第4期。
⑥Fact Sheet: Quad Leaders' Summit, The White House, September 24, 2021.
⑦National Strategy for the Arctic Region, The White House, October 17, 2022.
⑧李昕蕾：《氣候安全與霸權護持：美國氣候安全戰略的全球推進》，《國際安全研究》，2023年第2期。
⑨NATO Climate Change and Security Action Plan, NATO, June 14, 2021.
⑩ AR6 Synthesis Report: Climate Change 2023, IPCC, 2023.
?唐新華：《美國印太氣候戰略與綠色聯盟構建——地區綠色發展、綠色規則與氣候安全新變局》，《和平與發展》，2022年第5期。
?Challenge Accepted: A Progress Report on the Climate Security Plan for America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Way Ahead, The Climate and Security Advisory Group, March 2022.
?郝敏：《國際氣候安全與氣候技術合作困境與對策——以中美氣候技術合作為例》，《國際安全研究》，2023年第5期。
?王雨榮：《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氣候治理中的國際法意義》，《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4年第1期。
?Cousins, S., 2013, UN Security Council: Playing A Role in the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Regime?, Global Change, Peace & Security, 25(2): 191-210.
責編/銀冰瑤 美編/王夢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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