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科技革命蘊含著推動國際秩序轉型的重要動力。從歷史來看，科技革命通過推動生產力發展、生產關系變革、軍事技術進步和創造新的技術領域，改變了國際秩序中的國家間權力結構、國內結構、國際規則規范和沖突解決機制等關鍵要素，實現舊秩序向新秩序的轉型。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開展，并展現出了一些新的技術特征。對于中國而言，需要在識別這些技術特征的基礎上，進一步分析其對國際秩序轉型的影響，并抓住規則競爭期、機制生成期和動蕩變革期的機遇，推動和構建更具包容性的國際秩序。
【關鍵詞】科技革命 國際秩序 動蕩變革期 【中圖分類號】D81 【文獻標識碼】
在二十一世紀的前二十年，人工智能、量子技術、生物科技等新興技術如雨后春筍般涌現，世界仿佛又站在了科技革命的岔路口。新興技術的快速發展和廣泛運用不僅給人們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帶來變革性影響，也再一次帶來了世界秩序轉型的契機。在借鑒了前三次科技（工業）革命經驗的基礎上，各國一方面采取行動推動本國的科技創新，以分享科技革命的紅利；另一方面也在緊盯國際秩序轉型的趨勢，以及時制定和調整國家戰略，維護自身的安全和發展利益。
因此，了解科技革命如何推動國際秩序的變遷以及本次科技革命給國際秩序帶來的影響非常重要。作為國際秩序和體系的維護者和改革者、貢獻者，中國需要抓住國際秩序轉型中的機遇，構建更具包容性的國際秩序，推動世界的和平與發展。
科技革命推動國際秩序轉型的基本邏輯
在一定時期內，國家之間穩定、有序的行為狀態稱為國際秩序。美國學者約瑟夫·奈將國際秩序的要素歸納為：國家之間的權力結構、國內結構、國際規則規范和沖突解決機制。然而，國際秩序并不是一成不變的，一旦上述四要素受到變革性力量的驅動而發生改變，就會實現舊秩序向新秩序的轉型。從歷史上看，歷次科技革命通過不同的方式改變了國際秩序的穩定因素，成為驅動國際秩序轉型的重要力量。
十八世紀，蒸汽機的發明驅動了工業生產由手工業向機器生產轉變，從而引發了人類歷史上的第一次工業革命。第一次工業革命對當時維也納體系下的歐洲大陸均勢秩序形成了多方位的沖擊：
首先，第一次工業革命極大地提升了生產力，推動了英國、法國等新興資本主義工業國的興起，改變了國際秩序中的“權力結構”要素。新崛起的國家對維也納體系下的國際秩序提出了新的要求，與俄國等傳統大國在中近東展開爭奪，引發了克里米亞戰爭等新的動蕩，最終引發維也納體系的解體。其次，第一次工業革命推動生產關系的變革，促進資產階級的興起，并引發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在歐洲范圍內確立起資本主義制度，從而改變了國際秩序的“國內結構”要素。新興的資產階級的訴求與俄、普、奧等傳統封建大國以均勢和正統原則建立的歐洲的國際秩序形成結構性矛盾，一系列關于革命與鎮壓的沖突在雙方之間爆發，使國際秩序從穩定走向動蕩。最后，第一次工業革命也暴露出了維也納體系中“穩定機制”的先天不足，使其在歐洲革命的浪潮中進一步失效。比如，維也納會議中曾通過犧牲小國利益的“補償原則”將比利時強行并入尼德蘭王國，但也引發了比利時的1830年起義，最終各大國被迫承認其獨立，折斷了維也納體系穩定性的支柱；而俄、普、奧等歐洲東方國家在鎮壓革命期間又因為地緣利益引發了新的沖突，矛盾日趨尖銳，最終放棄了三君主國之間的“協調一致”機制。第一次工業革命對舊秩序中的“權力結構”“國內結構”和“穩定機制”等三個要素帶來的影響，推動了歐洲均勢秩序進入了轉型期。
而隨著電力技術的發展，爆發于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的第二次工業革命瓦解舊國際秩序的邏輯則更加直接：新興國家的迅速崛起直接改變了國際權力結構，并最終超出國際穩定機制的作用范圍，通過戰爭顛覆了舊秩序。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中，德國、美國和日本以及低地國家走在了前列，生產力得到了快速的發展。德國和美國的崛起挑戰了英國的國際地位，英德矛盾上升為歐洲的主要矛盾，英國改變了“光輝孤立”的政策，尋求與法國結盟，國際秩序中的“權力結構”隨之改變。此外，由于第一次工業革命后基本確立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殖民地已經被瓜分完畢，這直接造成了新興的德國等資本主義國家對現有體系的不滿，有了重新設置國際秩序的根本動力。而在德國瘋狂的擴張意圖之下，最終引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戰爭徹底瓦解了歐洲的均勢秩序，在戰勝國英美法意的操縱下，建立了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并確立了以國際聯盟為核心機制，以民族自決、公開外交為國際活動重要規則的國際秩序。但由于這一秩序中蘊含著戰勝國與戰敗國、戰勝國內部、帝國主義與殖民地國家之間的多重矛盾，且具有明顯的大國強權和戰爭復仇性質，因此沒能實現長期的穩定。僅僅在20年之后，德意日等國建立法西斯政權，并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凡爾賽-華盛頓體系下的國際秩序再度被顛覆。
第二次世界大戰徹底改變了原有的歐洲中心格局，在戰爭中美國、蘇聯兩國增強了實力、贏得了國際聲譽，從而具備了安排戰后秩序的資格和能力。因此，以美國霸權為主要支撐、以聯合國為主要穩定機制的雅爾塔體系隨之建立，形成了戰后的國際秩序。
在此背景下，發生于20世紀50、60年代的第三次科技革命雖然沒有直接沖擊雅爾塔體系，但在國際權力結構、規則規范、穩定性機制等要素上初步揭示出舊秩序需要進行變革和調整的跡象：雖然戰后美國以絕對的優勢領跑科技革命，在原子能技術、航天技術、電子計算機和可再生能源等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但第三次科技革命也同樣展現出“權力結構”調整的趨勢。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和不平衡性加劇，缺少經濟實力支撐的蘇聯被軍備競賽拖垮，沒有核心技術突破的歐洲也未能重回世界的領先地位，但開始通過一體化機制加速原子能等技術發展。而在這次科技革命中，一方面加劇了南北的不平衡性，另一方面中國、日本、韓國等國家也搭上科技發展的浪潮，為后來的“一超多強”的格局蓄勢，在這一過程中，舊秩序中的不公平、不合理因素也逐漸暴露。此外，在“國際規則規范”領域，國際秩序演變為更為廣義的全球秩序，全球治理的概念出現，在雅爾塔體系之內出現了對能源、太空等新領域制定新的國際新規則的需求。
在對上述三次科技革命驅動國際秩序演變的基本邏輯進行梳理的基礎上，可以歸納出以下影響國際秩序四要素的四種基本動力（見表1）。這也為研究新一輪科技革命對國際秩序的影響提供了基本框架。
新一輪科技革命的特點
隨著5G通訊、量子技術、生物科技和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的發展，新一輪科技革命又在發展當中。相比之前的科技革命，展現出了以下新特征：
一是新興技術具有強產業聯動性，蘊含著推動國際權力格局變化的重要契機。科學技術與產業進一步融合，迅速轉化為生產力，推動了本輪科技革命的快速發展。技術創新與產業融合是第二次工業革命中就出現的特征，而在新一輪科技革命中，這一特征被進一步凸顯。在本次科技革命中，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產業化的邊界進一步模糊，各國都建立起高效的產業整合體制，通過產學研的融合高速推動新一輪科技革命的發展。這種方式能使技術創新迅速轉化為生產力，并進一步轉化為國家實力。因此，掌握先進技術或具備突出創新力的國家就有能力把握契機，推動國際權力格局的轉變。
二是新興技術具有群發性，創設了國際規則博弈的新領域。多個技術門類同時發生變革性突破，拓展了本輪科技革命的輻射和影響范圍。相比于之前的科技革命，本次科技革命不再由特定的一類技術主導，而是出現了一批遍布于各個領域中的新興技術。2022年，美國政府更新了《關鍵與新興技術國家戰略》中的技術清單。在這份清單中，共有先進計算、傳感技術、人工智能、自動化系統、生物技術、量子信息技術、太空技術等19個技術領域被列入其中，而在每個技術領域下，又有一大批具體的新技術快速發展。這一系列跨領域的新興技術出現進一步說明了新一輪科技革命具有更大的體量、更加廣泛的輻射范圍、也將會產生更加深遠的影響。而這些新興技術也創造了新的治理需求和規則需求，從而引發各國在新領域展開競爭和博弈，進一步改變國際秩序。
三是新興技術具有軍民兩用性，提升了各國在本輪科技革命中的戰略和安全關切，并影響了沖突解決機制的作用效果。本次科技革命中的關鍵技術不僅能在民用領域引發變革性影響，而且也具備軍事和安全屬性，可以迅速轉化為戰爭技術。比如說，人工智能不僅可以支撐智慧城市的發展、提供生產力工具，而且可以用以開發自主武器系統和智能定向的制導系統，改變戰爭的形態。這也意味著新一輪科技革命中的這些新興技術有了更高的安全和戰略價值，因此各國很可能會以安全化和政治化的視角去看待與這些新興技術有關的國際互動，從而提升了國家之間交往中威脅感知的敏感程度。在此背景下，國家之間的緊張關系甚至國際危機的發生頻率會大幅提升，一旦舊有的沖突解決機制無法實現沖突降級，國際秩序就可能會直接遭受沖擊。
四是新興技術具有自主性和涌現性的特征，給本輪科技革命帶來了更強的不確定性，并從整體上凸顯了科技革命對國際秩序的影響能力。相比于之前的蒸汽工業和電力技術而言，量子、自動化和人工智能等技術具備一定的自主性特征。這不僅意味著人類無法完全事前判斷技術的發展路徑和風險領域，需要審慎進行技術發展并加強技術監管，這種類人的自主性的出現還意味著需要考慮技術倫理問題。這一系列問題的出現給本次科技革命帶來了重大的不確定性，也給國際秩序帶來了全方位的影響：科技革命很可能會同時沖擊國際秩序中的多個要素，并能夠以“突變”的形式帶來新的問題，迅速改變國家之間的戰略關系與利益關切，并有可能帶來難以控制、難以預測的“黑天鵝”事件。因此，本次科技革命中新興技術的不確定性可能給國際秩序帶來更有力的沖擊。
新一輪科技革命對國際秩序的影響
由于上述新特征的出現，新一輪科技革命對國際秩序轉變的影響也值得進一步關注。在既往科技革命對國際秩序產生影響的四種動力的基礎上，本次科技革命對國際秩序的影響如下：
其一，從傳統大國的角度來看：美國重視新科技革命的挑戰，加快生產力和軍事技術的發展以維持國際權力結構、搶占規則高地、加固穩定機制，進而維持既有國際秩序中的優先地位。由于科技革命能夠通過生產力、軍事技術和新興領域等動力作用于國際權力格局，從而徹底顛覆國際秩序。因此，對于傳統大國而言，如何應對其中的挑戰非常關鍵。新一輪的科技革命給“多強”帶來了調整和完善國際秩序的契機，因此也給作為“一超”的美國帶來了強烈的不安全感。美國希望維持既有的權力格局和國際秩序，因此開始對國際秩序的穩定性機制進行重新布局：
首先，美國加速提升生產力。在新一輪科技革命中，美國以其科技實力和創新能力，再度站在了領先者的地位。經合組織（OECD）的數據顯示，2023年美國的人工智能風險投資為954億美元，幾乎達到了位列第二位的中國與第三位的歐盟的人工智能投資之和的5倍。而美國在腦機接口、自然語言處理、智慧醫療等領域同樣也占據毋庸置疑的領先地位。其次，美國希望搶占新興領域的發展先機，限制對手獲取先進領域的技術優勢。美國仍對技術革命中潛藏的權力轉移風險有著強烈的危機意識和不安全感。美國一些人士認為，雖然中國目前還不是新興技術領域的全面領導者，但在人工智能、電動汽車等領域已經成為了美國重要的競爭對手。一旦美國喪失優勢地位，不僅可能引起美國國內危機，削弱所謂的“國家安全創新基礎”，還將損害美國基于全球領導地位所獲取的各種霸權紅利，帶來不可接受的安全風險。最后，在這種威脅認知的基礎上，美國開始通過建立國際規則和國際機制進行國際秩序的修補和完善。比如說，美國在關鍵技術領域通過投資審查和出口管制等手段開始讓政府介入商業活動中，改變了傳統的自由主義國際貿易秩序。還比如說，美國通過美歐貿易與技術委員會（TTC）、QUAD關鍵與新興技術任務組等機制，在區域內建構以美國為核心的新秩序，并推動其國際化。
其二，從新興力量的角度來看：科技革命在國際規則和新興治理領域提供了重要機遇，歐盟、中國努力跟進，通過掀起國際規則競爭對國際秩序的轉型施加影響。除了美國以外，歐盟、中國等跟上科技革命浪潮的經濟體也由于生產力的發展和實力的增強，開始通過國際規則的制定和調整對國際秩序施加影響。
當前，歐盟在人工智能立法、隱私保護和數據安全等方面加快了區域內規則的建設，在總體進程上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歐盟希望在“戰略自主”的基礎上，在新一輪科技革命中繼續發揮“布魯塞爾效應”，提升歐盟在國際秩序調整中的話語力量。而中國也把握住了新一輪科技革命的發展機遇，在智能技術應用、超算技術、5G網絡通訊技術等方面實現了快速的跟進。中國根據自身的實踐和觀察，針對科技革命技術的產業化效應、群發性和戰略安全性等特征，站在全人類的立場上提出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為維護技術供應鏈安全、彌合數字鴻溝等提供了重要公共產品和合作平臺。
這些規則倡議在國際舞臺上不斷激蕩、交互，在競爭的同時也在尋求著共識，成為建立更為科學、合理的國際新秩序的重要支撐。
其三，從國家內部的角度來看：在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社會關系進一步調整，技術驅動國家體制轉型，對國際秩序提出新的需求。從生產關系的角度出發，新科技革命中的智能化數字技術改變了人們的生產和生活方式，也促進了社會的新一輪轉型。比如說，教育、醫療、金融、社交等多項社會活動轉移到線上平臺，催生了以數據集成和智能推薦為主要特征的平臺資本主義；還比如說，當信息網絡成為資本主義發展不可或缺的動力與工具時，數字資本主義也隨之誕生，在這一資本主義形態中，作為重要資源的數據能被資本家以低廉的成本高效獲取，借助網絡和線上平臺，資本家對于工人的壓榨也可以更加不分時段。從長遠來看，這將引發新的社會矛盾，在資本主義國家內部帶來不可忽視的國內問題。
但從另一個角度出發，新一輪科技革命也給社會問題的改善帶來了一些新的機遇，人工智能等新技術還能作為輔助政府科學決策、提升行政效率的工具。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新一輪的技術革命也推動了國家治理水平的發展和提升。
而從以往科技革命的經驗來看，這些國內現象也會引起各國對國際秩序轉變的需求。比如，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政治和經濟秩序可能會圍繞平臺資本主義的需求而重新建構，通過訂立數據跨境流動的協議和規范供給大型網絡平臺的數據需求。
其四，從國際環境的整體來看：新興技術的戰略安全屬性和不確定性進一步加劇國際環境的動蕩變革，國家間探索交往的新規范，國際秩序發生進一步轉變。從安全與戰略的視角出發，新一輪科技革命的發展很可能會加劇國際秩序轉型過程中的動蕩和變革，在動蕩變革期內，舊有的國際秩序會被進一步瓦解，但在這一時期也孕育著新興的國際秩序。
第一，新興技術的戰略安全屬性促進了技術的政治化和泛安全化，加劇了世界范圍內以大國科技競爭為主要表達方式的大國科技競賽與戰略博弈。隨著科技革命的發展和技術創新的推進，戰略博弈的重心已經由經貿領域轉移到科技領域。美國對中國開展了從“關稅戰”逐步演變成的以“科技圍堵”為主要特征的涉及政治、經濟、技術、產業等多個領域的綜合性競爭。在此背景下，國家之間既有的交往模式開始發生改變，技術民族主義、科技保護主義大行其道，國際秩序的穩定性遭受沖擊。
第二，智能化軍事技術出現，國家之間的威懾與戰略穩定關系需要進行調整。由于本次科技革命中技術的軍民兩用屬性，數字化、自動化和智能化軍事技術安全技術也得到了快速的發展。在烏克蘭危機中，烏克蘭在北約的協助下建立數字化指揮系統，將所有收集到的情報和信息發送到大數據中心進行分析，以擴大其軍事情報優勢。這些現象意味著擁有先進技術的國家既可以通過智能化軍事技術定向摧毀戰略目標，也可以通過數字化軍事技術突破抵境威懾的距離門檻，提高威懾的效率。因此，美國等走在科技革命前沿的大國正在積極投入新軍事裝備的開發和實戰裝配。這將改變國家之間的威懾態勢，進一步帶來戰略穩定機制的調整，從而帶來國際秩序的轉變。
第三，新科技革命背景下，大國關系容易進入危機管控階段，需要構建新的機制安排。隨著國家科技競賽和新型軍備競賽進一步發展，過度政治化和安全化的國際環境帶來了國家之間的高度警惕，安全困境頻發。戰略關系相對對立的國家不可避免地會在動蕩變革期內走入危機管控的階段。在此背景下，傳統的協調機制將會失效，需要迅速確立新的機制安排。在危機管控的狀態下，國際秩序中的“穩定機制”要素進一步崩塌，新機制的建立帶來國際秩序的轉變。
中國的選擇與機遇
在新一輪科技革命的影響下，國際秩序中的權力結構、規則規范、機制安排、組織機構以及國家行為模式等要素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共同推進國際秩序的演變。在此變局之下，中國既需要審慎應對其中的風險，更應該識別和把握其中的機遇，發揮自身的作用，引導國際秩序朝著更公平合理的方向發展。從當前的情況來看，中國可以把握住國際秩序中的“規則”和“機制”要素，進行總體布局，推動國際秩序的進一步向善轉型：
第一，把握新興技術發展中的規則競爭期，發揮中國在特定領域的技術優勢，搶占國際規則制定的先機。在科技革命帶來的新興技術領域，普遍出現了規則缺位的現象：各國都在積極提出自身的規則主張，但缺少具有普遍共識和普遍約束力的國際規則。比如說在人工智能領域，目前僅有聯合國框架下的2021年《人工智能倫理問題建議書》，提出了十一項人工智能倫理發展的指導性原則。而在關鍵性的技術安全、關鍵要素治理等方面還缺少相應的國際規則。因此，如果能把握住規則競爭期的機遇，提出有建設性的國際規則，并使其被大多數國家所接受，就能夠對國際秩序的轉變發揮出建設性的作用。
新一輪科技革命中的技術具有群發性特征，而國際規則的制定又有顯著的“先手優勢”。因此，在此領域內中國可以從兩方面著手：一方面，加快在領先的技術領域的規則布局，比如說中國可以在5G通信、人工智能的面部和語音識別系統等領域結合技術的前沿發展狀況提出相應的國際規則。由于有技術能力的加持，中國在這些技術領域提出的國際規則也會更科學合理，得到更多國家的認可和接受。另一方面，加快在新出現的、具有較高規則需求的技術領域進行規則布局，比如說針對新出現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中國就可以率先入局，搶占國際規則制定的先機。
第二，把握全球治理領域中的機制生成期，以技術治理需求凝聚共識，推動技術合作機制與治理規范的生成。除了國際規則以外，國際機制也是國際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新科技革命催生了一大批亟待治理的新興技術，創造了建立新的全球治理機制的需求。然而，從現實來看，科技革命中出現的技術政治化和泛安全化趨勢導致國際機制生成困難，除了美國建設的一些基于觀念一致或利益一致的“小圈子”以外，全球視角下的技術治理進程仍處于機制生成期，需要進行進一步的布局。
技術治理機制的缺失對于中國而言既是挑戰也是機遇。盡管由于各國的安全和利益考量，傾向于以技術競爭替代合作治理，但從技術本身來講，新興技術的不確定性也給各國帶來了共同的治理挑戰。在這一層面上誕生了諸如創新治理思路、共擔技術風險、協商技術規范、合理引導技術要素跨境流動、協調公私關系等一系列需要合作解決的問題，這就為國際治理機制的建設提供了可能性。因此，中國可以抓住機制生成期的機遇，擺脫競爭思維，以合作治理的新思路構建合理有效的技術治理機制，并進一步推動國際秩序完善。
第三，把握國際秩序轉變中的動蕩變革期，落實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構建具有包容性的國際秩序。國際秩序轉型中動蕩變革期既是舊秩序的崩潰瓦解期，也是新秩序的孕育生成期。因為在這一時期內，舊秩序的約束力會被愈發削弱，給了新秩序萌發的土壤。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但人類發展進步的大方向不會改變，世界歷史曲折前進的大邏輯不會改變，國際社會命運與共的大趨勢不會改變。近年來，世界上變革和動蕩兩種趨勢持續演進，團結與分裂兩種取向相互激蕩，人類社會發展充滿顛簸動蕩。在這個過程中，各國應當攜起手來，實現和平發展、互利合作、共同繁榮的世界現代化，努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滿足了新一輪科技革命后對國際秩序的需求，即需要更加包容不同社會制度和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重視其利益與訴求。從國際關系的角度來看，以包容性建構國際秩序能夠進一步強化國際秩序的穩定性與合法性，而從科技革命的角度來看，建立包容性的國際秩序也是彌合數字鴻溝、解決算法歧視、建立機器倫理道德等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
因此，中國應當把握好動蕩變革期的特點，為全球治理體系變革貢獻中國智慧、中國方案、中國力量，彰顯以“確定之中國”為“不確定之世界”帶來穩定性和正能量的努力與擔當。這要求中國加快推動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等具體機制的落實，通過技術合作、研發投資、產業鏈整合等方式使科技革命的成果惠及世界各國，最終推動國際社會以發展與合作的方式迎接挑戰、處理危機，共同推動國際秩序朝著更公平合理的方向發展。
（作者為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授、博導；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博士研究生張璐瑤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大數據主權安全保障體系建設研究”（項目編號：21&ZD168）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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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惠志斌：《“科技新冷戰”下全球地緣政治對我國網信產業影響分析》，《信息安全與通信保密》，2019年第8期。
責編/于洪清 美編/王夢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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