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農村人口高質量發展是鄉村全面振興的內在要求，也是推動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重要抓手。多年來，我國農村人口連年下降，老齡化和留守兒童問題突出。但同時也出現一定的積極變化：就業選擇趨向多元化，返鄉農民工數量不斷增加，新農人不斷涌現。在鄉村振興戰略下，這些變化為我國以農村產業振興為導向促進農村人口高質量發展提供了可能性。農村人口高質量發展既要著力提高農村本地人口素質，還需要打通人才在城鄉的流通通道，吸引各種類型的優秀人才來農村發展，為農村產業振興和鄉村治理提供關鍵的人力資本。

關鍵詞:鄉村振興 農村人口高質量發展 新農人 返鄉創業

【中圖分類號】F323.6 【文獻標識碼】A

2017年10月，黨的十九大報告中首次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并在同年12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明確指出我國鄉村振興戰略的時間表：到2035年，鄉村振興取得決定性進展，農業農村現代化基本實現；到2050年，實現鄉村全面振興。2023年5月召開的第二十屆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強調要以人口高質量發展支撐中國式現代化應著力提高人口整體素質，努力保持適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規模，加快塑造素質優良、總量充裕、結構優化、分布合理的現代化人力資源。農業農村現代化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內容，鄉村振興戰略是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重要手段和舉措，農村人口的高質量發展則是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重要推動力。

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離不開農村勞動力素質的提升。一方面，農村勞動力素質的提高有助于提高農業生產效率。例如，新型農業形態如科技農業、智慧農業、數字農業等，需要更高素質的勞動力。這要求農業勞動力不僅需掌握農業生產知識，還需熟悉遙感和傳感技術、地理信息系統、全球定位系統、物聯網、云計算、無人機、大數據分析、人工智能等現代信息技術和智能化設施。另一方面，高素質勞動力能為農村地區產業轉型升級提供更多選擇，降低農村經濟的脆弱性。鄉村振興不僅僅是農業本身的發展，更重要的是農村經濟體系進一步完備，發展鄉村服務業和特色優勢產業，形成一、二、三產融合發展的新態勢，從而實現“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的鄉村全面振興。因此，鄉村振興需要更多既懂生產又懂經營管理的人才。

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農村人口和農業人口數量龐大，占總人口比例較高。長期以來，農村地區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基礎和支柱，農業是國家糧食安全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保障。然而，自20世紀末以來，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迅猛推進，農村人口特征發生了重大變化，這些變化對未來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將產生深遠影響。

我國農村人口的新特征

農村人口逐年減少，老齡化問題加劇

在過去的二十多年里，我國鄉村常住人口呈現出持續下降的趨勢。數據顯示，從1996年到2022年，我國鄉村常住人口年均下降1365萬。截至2022年，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已達到66.52%，而戶籍人口城鎮化率也提高到47.7%。根據這一比例計算，我國在2022年仍有7.38億的農村戶籍人口。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農村常住人口已下降到4.9億人。這一數據表明，盡管農村戶籍人口數量仍然龐大，但實際居住在農村的人口數量正在迅速減少。根據學者張琛和張云華（2021）以及黃匡時和蕭霞（2022）等人的研究預測，到2035年，我國農村常住人口將下降到3億至3.5億，占總人口的比重不超過25%。這意味著，在未來十多年時間里，我國農村常住人口將繼續減少約2億至2.5億；2050年，農村常住人口有望進一步下降至2.45億，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的速度不斷加快。

農村常住人口減少的趨勢，疊加人口老齡化和留守兒童的增多，凸顯出我國農村人口結構的變遷。在城市化進程之中，農村勞動力紛紛涌向城市，尤其是教育水平較高的年輕人，尋求更好的就業機會。這使得農村的老年人和未成年子女面臨生活與學習的困境。據相關研究預測，到2025年，我國16—59歲的農村勞動力將減少至1.06億—1.45億，而60歲及以上的農村常住人口比例將回升至44.99%—55.12%。由于老年人對現代農業生產經營方式不熟悉，受教育程度較低，這無疑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農業生產率的提升。

2015年之后，在國家一系列返鄉創業政策的支持下，越來越多的外出農民工返鄉創業。據農業農村部最新數據，從2012年到2022年底，返鄉入鄉創業人員累計達到1220萬人。同時，最近幾年，每年返鄉人員數量都在增加：2019年，全國各類返鄉入鄉創業人員累計848萬人；2020累計為1010萬人，2021年則累計1120萬人。據《“十四五”農業農村人才隊伍建設發展規劃》預測，2025年返鄉創業人員數量將超過1500萬人。農民工返鄉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農村勞動力流失造成的負面影響，為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提供了關鍵的人力資本。

一方面，返鄉人員的工作經歷能夠在一定程度為其返鄉創業提供支持。這些人員在城市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學到了先進的管理理念和生產技術，回到家鄉后，可以將這些經驗和技能應用于當地的產業發展，為家鄉產業發展提供新的思路和機會。此外，他們還可以帶動家鄉的勞動力市場，提升家鄉的產業結構，促進家鄉經濟的轉型升級。另一方面，許多返鄉創業人員在家鄉創立企業，帶來了更多的就業機會。這些企業為農村居民提供了就業崗位，有助于提高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改善生活質量。同時，返鄉創業人員的企業還可以促進當地產業鏈的完善，推動農村產業融合發展，進一步帶動農村經濟增長。然而，在返鄉創業的過程中，也存在一些問題。研究發現，返流地公共教育水平等公共服務水平的下滑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外地農民工的返鄉傾向（李明、鄭禮明，2021）。

農村人口向非農業領域的遷移趨勢日益明顯

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從2008年到2023年，我國農民工數量呈現出穩步增長的趨勢，從2.25億增加至2.98億。在這期間，進城農民工的數量一直保持在1.3億以上。農民工就業主要集中在第二和第三產業，其中制造業的占比最高。然而，從產業結構的演變來看，農民工從事第三產業的比重逐年上升，自2018年起已超過第二產業。在2022年，高達99.5%的農民工從事第二、第三產業，其中51.7%的農民工投身于第三產業，而47.8%的農民工則從事第二產業。農村非農人口的增加對農村一、二、三產業的融合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此外，大部分返鄉農民工都能在本地實現就近就業，主要涉及非農產業領域，特別是那些涵蓋一、二、三產業的融合項目。

農村勞動力素質不斷提升

通常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人口素質的關鍵指標包括教育獲得程度和健康狀況。根據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數據分析，我國16—60歲勞動年齡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10.63年。其中，農村地區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8.99年，低于全國平均水平1.64年。全國25歲及以上人口的總數約為10.1億人，平均受教育年限為9.46年，而農村地區25歲及以上人口的受教育年限為7.78年，低于全國平均水平1.68年。在農村人口中，老年人的受教育水平相對較低，文盲率也較高。然而，農村年輕人和新生代農民工的受教育水平有了顯著提升。

所謂新生代農民工，是指出生于20世紀80年代以后，年齡在16歲以上，在異地以非農就業為主的農業戶籍人口。據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發布的《中國人口與勞動問題報告No.12》，2010年，我國新生代農民工中，文化程度為“中專”或“大專及以上”的比例分別達到9%和6.4%，而上一代農民工中相應的比例僅為2.1%和1.4%。從平均受教育年限看，新生代農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9.8年，而上一代農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僅為8.8年。

以北京為例，據《北京青年報》統計，2020年，北京新生代農民工中，受教育程度在高中及以上的占比為64.0%，其中大學專科及以上的占比最高，達到35.2%，而小學及以下的僅占2.2%。這些數據反映出我國農村人口在教育獲得方面取得的進步，尤其是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受教育水平顯著提高，有助于提升我國整體的人口素質。

數字經濟背景下，新農人不斷涌現

新農人是相對于戶籍意義上的傳統農民而言的。新農人意味著新型職業農民，這部分人與傳統農民最大的不同是他們會利用新的技術、新的經營理念和經營方式將傳統農業生產活動職業化。因此，新農人不是以戶籍來區分，而是以職業來區分。新農人可能是畢業的大學生，也可能是農業企業家，抑或來自城市的土地承包經營者，還有一部分是本地的種植大戶、家庭農場和養殖大戶。數字經濟發展為新農人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掌握先進信息技術和現代經營理念的新農人為農業經營帶來新思路，廣泛開展運用傳感智能終端、大數據分析、地理信息系統、無人駕駛等技術進行自動化的耕種管收，極大地增強了農業生產的規模化和產業化，提高了農業生產效率；并利用電子商務和直播等新的手段開展經營，對市場需求信息有更充分地了解。新農人的出現豐富了我國農村人才結構，是實現我國鄉村振興的重要渠道。

以產業振興促進農村人口高質量發展

鄉村振興戰略是一項系統工程，是鄉村產業、人才、文化、生態和組織的全方位、全領域、全系統的振興。鄉村振興的關鍵是人才，產業是物質基礎，農業強不強、農村美不美、農民富不富是衡量鄉村全面振興的標準。然而，目前我國大部分地區的農業生產方式仍為小農經濟，產業化和規模化水平相對滯后，農業生產效率尚待提高。此外，農業豐收并未能有效轉化為農民收入的增長，農村治理模式亦需改進。因此，美麗鄉村建設仍面臨諸多挑戰，任重道遠。

盡管農村勞動力的素質得到提升，然而在人才結構上仍然存在不足，特別是在農業技術和經營管理方面的人才缺口較大。因此，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要與農村人口的高質量發展緊密結合，以共同推動農業現代化進程：以產業振興為引領，將人口高質量發展作為核心任務，以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和實現農民富裕為目標，確保農村人口發展全面服務于鄉村振興。

農村產業振興的實現，有賴于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入推進，以及農業產業化和農村產業多元化的全面發展。特別是要關注一、二、三產業融合項目的發展，以此推動鄉村產業全鏈條的升級。在未來，農業發展的主要趨勢將是產業化和規模化，農業生產機械化、自動化、智能化和精準化水平也將不斷提升。然而，僅依靠農村本地人口已無法滿足現代農業發展的需求。因此，農村人口高質量發展既要努力提升農村本地人口素質，也需打破城鄉之間的人才流通障礙，吸引各類優秀人才投身農村發展，為農村產業振興和鄉村治理提供關鍵的人力資本。

線上線下相結合著力提高農村本地勞動力素質

本地勞動力對本鄉本土的風土人情和農業生產特點具有較高的熟悉度，但在現代農業生產經營方面可能存在不足。在鄉村振興戰略的推進過程中，應發揮政府職能部門的作用，引導農民“走出去”學習其他地區的先進生產經營經驗。同時，充分利用互聯網等現代信息技術，拓寬本土勞動力的視野，提高其農業技能和經營管理能力。

具體而言，可以邀請高校、企業和政府機構的專家，通過線上與線下相結合的方式，對本地農民進行培訓。例如，為農民提供直播、電商等運營方面的培訓，提升農民的經營管理能力；邀請農業企業或研究機構為農民講解先進農機設備的操作，針對設施農業項目進行專題培訓；同時，邀請相關部門為農民解讀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相關政策，幫助他們更好地把握我國農業和農村未來發展的方向。

通過制度創新和美麗鄉村建設，留住本地高素質勞動力，為返鄉農民工創新創業提供更好的條件和空間

鄉土情結深植于中國人的心中，然而在面臨城市的高收入和更為豐富的就業機會之際，如何保留并有效運用本地高素質勞動力，成為鄉村產業振興的核心課題。若缺乏本地高素質勞動力的參與，產業難以在鄉村真正立足，亦無法為農民帶來實質性的收入增長，甚至可能演變為騙取政府補貼的手段。

一是通過美麗鄉村建設，優化農村居住環境，促使農村年輕高素質勞動力扎根本土。二是圍繞融資、財政補貼、農地流轉等領域進行制度創新，為本地高素質勞動力和返鄉農民工創造更多創業條件，推動農業規模化經營；三是強化數字鄉村建設等基礎設施建設，為農村居民創新創業提供優質環境。一些研究發現，寬帶鄉村試點工程促進了農民的自營和小規模創業（喬雪等，2023），并會刺激外出流動人口返鄉（鄒月晴等，2023），并且數字化經營能夠通過返鄉創業勞動力的社會關系網絡、企業管理規范、政策信息獲取來提升返鄉創業企業質量（王軼等，2022）。

構建產銷一體化的農業經濟體系，立足地域特色，多渠道激勵優秀人才投身農村創業

鄉村振興亟待改變農村經濟過度依賴種植業的生產經營模式，拓展農產品產業鏈，全面發展農產品加工、保鮮儲藏、運輸、銷售等產業形態，實現產銷一體化，構建產業集群。數字經濟的發展重塑了現代農業形態，推動農業生產走向智能化和精準化，提升農業產業化水平。通過運用傳感器、自動駕駛、人工智能等技術，提升農業生產的智能化和自動化程度，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借助區塊鏈、大數據、云平臺等信息手段，為農業經營提供精準的生產、加工、流通環節數據信息，實現從生產到消費全過程的有效監管和可追溯，增強農業生產的精準化水平；利用電子商務、直播等渠道拓展本地農產品銷售，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農業品牌項目。

農業產業化的實現并非僅依賴于本地農民，而是需要引進各類新型農業專門人才，包括但不限于掌握信息技術的大學畢業生、企業家乃至城市創業者。這些“新農人”不僅需要具備相關技術和技能，還應帶來推動鄉村產業發展所需的社會資本和管理經驗。因此，地方政府應制定相應政策，完善相關法規，為新農人創業提供金融、財政、稅收及土地等方面的支持，并在法律層面保障其合法權益。

提高鄉村公共服務管理水平，實現“老有所養、幼有所育”

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其愿景不僅局限于提高農民收入，更在于全面提升農村居民的福祉。然而，傳統的“打工經濟”模式雖然能夠增加農民收入，但同時也帶來了“空巢老人”和“留守兒童”等問題。為了實現鄉村振興，應當在產業發展和農民收入增長的基礎上，重視農村老年人群的福利狀況，并拓展農村兒童的發展機遇。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需要進一步推動農村養老服務體系的建設，豐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時，在城鄉融合發展的策略下，提升縣域公共教育、醫療衛生等公共服務的供給能力和質量，解決返鄉就業人員在子女教育和就醫等方面的后顧之憂。

結語

農村人口的高質量發展離不開鄉村振興戰略的有力支撐，與此同時，農村高素質人口亦成為推動鄉村振興的關鍵因素。因此在推進鄉村振興的過程中，須將農村人口高質量發展戰略與鄉村產業發展緊密結合，共同助力鄉村全面振興。

【本文作者為 趙文哲，中央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董麗霞，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

參考文獻

[1]張琛、張云華：《根據農村常住人口變化趨勢謀劃鄉村振興》，《中國發展觀察》，2021年第5期，第26—29頁。

[2]黃匡時、蕭霞：《我國鄉村人口變動趨勢及其對鄉村建設的影響》，《中國發展觀察》，2022年第6期，第50—54頁。

[3]李明、鄭禮明：《回不去的家鄉？——教育公共品供給與人口回流的實證研究》，《金融研究》，2021年第4期，第111—130頁。

[4]喬雪、袁璐璐、羅楚亮：《鄉村寬帶建設與農村勞動力遷移》，《中國農村經濟》，2023年第9期，第74—100頁。

[5]鄒月晴、陳媛媛、宋揚：《家鄉數字經濟發展與勞動力回流——基于互聯網平臺發展的視角》，《經濟學報》，2023年第1期，第310—343頁。

[6]王軼、劉蕾、魏巍：《數字化經營何以提升返鄉創業企業質量》，《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11期，第81—94頁。

責編：馮一帆／美編：王嘉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