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動力，是世界繁榮發展的必由之路。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的鮮明特征與標識，也是決定中國式現代化成敗的關鍵一招。推進高水平的對外開放，離不開法治的引領、規范、支撐和保障。2023年11月2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堅持在法治基礎上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在擴大開放中推進涉外法治建設，不斷夯實高水平開放的法治根基。”這一重要論述充分展現了習近平總書記強烈的大局意識、廣闊的全球視野、精準的戰略思維。深刻理解、準確把握和深入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論述的核心要義和精神實質，對我們深入貫徹落實黨中央加強涉外法治建設布局的總體要求，統籌國內和國際兩個大局、發展和安全兩件大事，堅定法治自信，以高質量的涉外法治建設為高水平對外開放保駕護航等，都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一、堅持在法治基礎上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是貫徹落實黨中央加強涉外法治建設布局、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戰略要求

法治同開放相伴而行，對外開放向前推進一步，涉外法治建設就要跟進一步。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涉外法治建設，明確指出“加強涉外法治建設既是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長遠所需，也是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應對外部風險挑戰的當務之急”，提出要“堅持統籌推進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加快涉外法治工作戰略布局”。在習近平外交思想和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引下，立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必須同時推進法治與高水平對外開放，加快推進我國涉外法治體系和能力建設，以完善的涉外法治建設堅實維護我國利益，為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提供中國方案。

堅持在法治基礎上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是統籌國內和國際、統籌發展和安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民族復興偉業的關鍵舉措。“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法治建設應隨著治國理政理論和實踐的創新發展不斷發展完善，才能實現良好的社會治理價值。我國正處于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關鍵時期，在對外開放的建設過程中要發揮好法治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作用。當前，我國在涉外立法、人才、社會認知等各方面還存在較為明顯的短板弱項，企業海外經營、投資等規則體系和條約保障體系還有待健全。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涉外法治建設事關全面依法治國，對我國對外開放和外交工作大局具有關鍵作用。構建好涉外法治工作這一項涉及面廣、聯動性強的系統工程，必須以習近平法治思想為指引，協調推進涉外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和法律服務等體系化建設，形成涉外法治工作大協同格局，更好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提升涉外法治能力現代化。

堅持在法治基礎上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是為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提供法治保障的客觀需要。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加強涉外法治建設，營造有利法治條件和外部環境。高質量推進涉外法治工作，根本目的是用法治方式更好維護國家和人民利益，促進國際法治進步。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國際局勢變幻莫測、大國競爭此起彼伏，我國走向世界的過程中面對的平臺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各類不確定、不穩定因素較多。同時，我國企業、公民海外投資、發展的規模持續擴大，拓展海外業務遇到的阻力和風險也不斷增多，跨國糾紛和法律問題更為復雜。以高質量涉外法治建設護航高水平對外開放，是增強我國應對外部風險挑戰綜合能力的必然要求。

堅持在法治基礎上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是推進國際關系法治化、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中國智慧的有效途徑。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走向世界，以負責任大國參與國際事務，必須善于運用法治。”當前，地區爭端和恐怖主義、氣候變化、網絡安全、生物安全、糧食安全等全球性問題不斷涌現。部分國家頑固奉行單邊主義、霸權主義，對國際規則合則用、不合則棄，持續違反不干涉內政原則，制造矛盾、分歧和對抗，全球治理體系和規則秩序正處于變革調整的關鍵時期。隨著對外開放的不斷深入，中國在全球治理體系建設中的責任也越來越大。面對全球性挑戰，必須運用法治思維，推動形成包容有效的多邊治理機制。以國際良法促進全球善治，貢獻更多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二、統籌國內和國際兩個大局，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

“法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習近平總書記的這一重要論述深刻闡明了法治和營商環境之間的辯證關系。在法治基礎上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最首要的就是建章立制，通過構建公開透明的制度體系、良好有序的法治體系，為中外經營主體提供更加公平、一視同仁的營商環境。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高度重視國際營商環境建設，努力為優化營商環境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我國在推動新一輪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過程中，必須以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為導向、以多元共治為支撐、以數字化賦能為手段，全面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一流營商環境。

主動對接、積極吸納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如何有效地進行規則對接、規制協調、管理提升和標準制定，是我國推進制度型開放的關鍵問題。2023年6月，國務院印發《關于在有條件的自由貿易試驗區和自由貿易港試點對接國際高標準推進制度型開放的若干措施》，聚焦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數字貿易、營商環境等6個方面提出政策措施，率先在上海、廣東、天津、福建、北京等具備條件的5個自由貿易試驗區和海南自由貿易港，試點對接相關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作為制度型開放高地，自由貿易試驗區通過開放政策先行先試，能夠營造出公平開放、統一高效、可預期的貿易和投資自由便利的市場環境。當前，我國正積極申請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和《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DEPA）等高標準經貿協定，應進一步挖掘有條件的自貿區、自貿港規則對接的潛力，同時鼓勵各自由貿易試驗區結合自身區位優勢和產業稟賦，探索差別化、特色型的開放舉措，提升政策供給和市場需求的匹配度，提高自由貿易試驗區的國際影響力，引領和推動全方位對外開放。

一體推進涉外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和法律服務等體系化建設。涉外法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事關全面依法治國和對外關系建設大局。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堅持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謀劃、戰略性布局、整體性推進，加強頂層設計，一體推進涉外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和法律服務，形成涉外法治工作大協同格局”，為加強涉外法治體系化建設提供了根本遵循。在立法上，應鞏固已有改革成果，加強新興領域、涉外領域立法。針對國際營商環境等領域難點、堵點問題，盡快將行之有效并可長期堅持的實踐做法逐步上升為制度規范。特別應加快健全營商環境法律制度體系，完成《優化營商環境條例》相關法規政策文件的立改廢釋等配套工作，營造穩定公平透明可預期的營商環境，不斷破除阻滯經濟循環的堵點、卡點，激發市場主體投資興業熱情。在執法司法上，繼續優化涉外案件辦案程序和工作機制，繼續完善和深化雙邊、多邊執法司法合作機制、增加聯合執法、司法協助的范圍廣度和內容深度。通過推動健全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嚴格執行產權保護司法政策，明確和統一裁判標準，增強外商對中國市場投資的信心。在法律服務上，應優化涉外法律服務市場，不斷激發涉外律師服務、仲裁服務、調解服務、公證服務、法律援助服務等各類經營主體活力，力求提供高質量、高水平的涉外法律服務。

在法治基礎上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需堅持以數字化賦能。數字技術是世界各國實現創新發展的重要動能。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下，數字技術與法治建設相輔相成，彼此賦能。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高度重視強國建設中的數字技術和數字立法工作，以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雙輪驅動助推數字中國建設。《數字中國建設整體布局規劃》的頒布，更明確了數字思維、數字技術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的重要地位。各國綜合國力的競爭結果，往往取決于獨立自主的核心技術。數字化時代，平穩有序的對外開放環境離不開數字化手段、平臺式監管。應進一步提高數字技術與高水平對外開放、國際營商環境建設的融合程度，探索構建符合新時期新業態新場景等新經濟特點的法治環境，降低守法主體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三、統籌發展和安全兩件大事，全面提升依法維護開放安全能力

安全是發展的前提，發展為安全提供保障。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越是開放越要重視安全，統籌好發展和安全兩件大事，增強自身競爭能力、開放監管能力、風險防控能力。”在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進程中有效應對外來風險，必須堅持以國際法為基礎，堅決反對例外主義和雙重標準，反對霸權行徑，善于運用法律武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堅定維護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聯合國作為當今世界最具代表性、普遍性、權威性的國際組織，是國際治理體系的核心。在以《聯合國憲章》為核心的國際法體系框架下，各國不論強弱、貧富都能平等參與國際事務，充分體現了國家主權平等原則。近年來，部分西方大國惡意歪曲解釋國際法，侵蝕“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提出“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規則是個寬泛而模糊的概念，多邊和雙邊場合均能制定所謂的規則，尤其是“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變相摒棄了國際法體系，嚴重干擾了國際秩序，損害了他國的合法權益。在法治基礎上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必須繼續堅定維護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呼吁國際社會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推動形成更加公正、合理、透明的國際規則體系。

充分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依法處理涉外事務。科學運用國際法，堅定捍衛國家利益，共同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針對部分國家運用治外法權、長臂管轄、單邊制裁等手段侵犯我國利益的行為，應在《對外關系法》的統領下強化法治思維，運用法治方式，加強反制裁、反干涉、阻斷“長臂管轄”相關立法，充實完善應對涉外風險的“法律工具箱”。引導企業、公民在走出去過程中更加自覺地遵守當地法律法規和風俗習慣，運用法治和規則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同時，要把拓展執法司法合作納入雙邊多邊關系建設的重要議題，提升涉外執法司法效能，綜合利用立法、執法、司法等手段開展斗爭，占領法治和道義制高點，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主動參與國際規則制定，推進國際關系法治化。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引領下，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深受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在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格局下，應始終順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歷史趨勢，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推動形成公正合理透明的國際規則體系，利用話語權和規則制定權上升的機遇，提高我國在全球治理體系變革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針對當前國際性談判平臺成效較低的現實困境，應聚焦國際社會中廣泛關注的海洋、極地、網絡、外空、核安全、反腐敗、氣候變化等熱點議題，以“雙邊—區域—世界”為路徑凝聚共識，共筑國際社會治理的同心圓。通過主動參與并努力引領國際規則制定，推動全球治理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通過全球安全促進全球發展、運用全球發展成果塑造安全有序的國際秩序，以國際良法促進全球善治，助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四、堅定法治自信，在高水平對外開放中講好新時代中國法治故事

傳播力決定影響力，話語權決定主動權，事關國家軟實力與國際話語權。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精準把握國際形勢的深刻變化，開辟了一條不同于西方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必須在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過程中講好新時代中國法治故事，傳播中國法治建設的時代強音。

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自信。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必須走對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本質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法治領域的具體體現，既不是“傳統的”，也不是“外來的”，更不是“西化的”，而是我們“獨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在法治建設中具有決定性、統領性、全局性。在對外開放過程中，必須樹立法治自信、保持法治定力、維護憲法權威，決不照搬別國模式和做法，不搞西方“憲政”“三權鼎立”“司法獨立”那一套。堅持黨對涉外法治建設的全面領導，充分領會習近平法治思想、習近平外交思想在建立涉外法治自信進程中的思想指導作用，深度挖掘中國式法治現代化在引領涉外法治方面的比較優勢。

注重理論武裝、理論創新和理論隊伍建設。理論是實踐的先導，思想是行動的指南。習近平法治思想是習近平總書記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基礎上，深刻把握中國的基本國情和發展要求、科學洞察國際國內形勢而形成的一套原創性法治理論，是指導當代中國法治發展最鮮活的馬克思主義。中國涉外法治建設必須用習近平法治思想武裝頭腦，夯實政治定力和法治自信的思想基礎。2023年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加強新時代法學教育和法學理論研究的意見》明確指出，加快培養具有國際視野，精通國際法、國別法的涉外法治緊缺人才；加強外國法與比較法研究；建好用好國家級涉外法治研究基地。應圍繞高水平對外開放中涉外法治建設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不斷豐富和發展符合中國實際、具有中國特色、體現社會發展規律的涉外法治理論，建構與中國式法治現代化相適應的自主法學知識體系，融通中外的法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為法治自信提供理論指導和學理支撐，培養一批卓越的涉外法治人才，為高水平對外開放提供支持。通過構建中國自主的法治話語體系和法學知識體系，向世界闡釋法治規律、解讀中國法治。

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中華法治文明是我國法治發展中最具歷史厚度、內容深度、時間長度的支撐力量，也是我們堅定法治自信的歷史文化基礎。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自古以來，我國形成了世界法制史上獨樹一幟的中華法系，積淀了深厚的法律文化。”習近平法治思想是把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同中國法治建設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相結合的重大理論創新成果，是原創性的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21世紀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必須積極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同中國涉外法治建設相結合，構建中國特色、融通中外的涉外法治理論體系和話語體系，賦予中華法治文明新的時代內涵，激發起蓬勃生機。應在高水平對外開放中拓展國際法治交流平臺和渠道，讓中國的涉外法治理念在對外宣傳闡釋中得到全面、客觀、準確的展現，有效利用我們自身的法治故事展示法治進程，形象生動地回應不同觀念和質疑，增強我國在國際法律事務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彰顯我國法治大國、文明大國形象，促進世界法治文明的繁榮。

（作者：中國法學會黨組成員、副會長兼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