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1世紀的巨大社會變遷，給人類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心理沖擊，社會心態以身心健康和社會文化兩種途徑表達出來。在此背景下，心理健康社會學的興起產生了兩個轉變：從精神衛生學向心理健康社會學的轉變，以及從個體心理健康到社會心理健康的轉變。社會治理心理學也在中國應運而生，體現為心理建設與國家建設的有機結合，也是社會善治的內涵之一。從心理學視角看，社會善治的重心即是民心建設，社會善治的形式是“由心而治”，其要素與評估指標是好政府、好社會和好公民，洞察人性、約束權力、良善制度、治理能力、保護公民、開放創新是其遵循，權力善用、制度揚善、環境向上、法律懲惡、民心所向是其實現路徑。
【關鍵詞】社會善治 心理建設 心理健康社會學 社會治理心理學
【中圖分類號】C912.6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03.011
【作者簡介】許燕，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部教授、博導，原中國社會心理學會會長。研究方向為人格與社會心理學。主要著作有《社會心理研究》、《社會治理：社會心理與心理健康雙路徑服務的殊途同歸》（論文）、《中國人的善與惡：人格結構與內涵》（論文）、《重大突發事件下價值觀與幸福感的變化》（論文）、《腐敗與心理綁架》（論文）等。
引言
當前，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給人類心理造成了多重沖擊：一是時代特征的變化。當今世界已經進入以不穩定（V）、不確定（U）、復雜化（C）和模糊性（A）為特征的VUCA時代，給人類生存帶來了巨大的心理壓力，隨之而來的是社會心態的變化。人們在不斷適應高壓環境時，產生了普遍的社會焦慮，“內卷”與“躺平”都是這一特征下的社會心態反映。二是自然災害、全球性疫情、區域沖突頻發。21世紀是災難頻發的世紀，全球自然災害劇增，2000年～2020年累計災難次數多達上萬次，死亡人數達200余萬，特別是全球氣候變化帶來了人類生活方式的改變，人類在付出了巨大的身體健康代價的同時，也付出了精神健康的代價。人類精神疾患發病率增加，全球抑郁和焦慮患者增加了25%，醫護人員出現心理問題的概率（26.9%）高于感染者（23.8%）和普通人（19.3%）；2022年6月，世界衛生組織（WHO）發布的《全球精神健康報告》指出，全球9.7億人患精神（心理）障礙，占總人口的13%。近年來，烏克蘭危機和巴以沖突都為交戰各方乃至全人類帶來了恐慌，戰爭創傷彌散在世界許多國家，即使戰事和沖突結束也會給民眾和兒童帶來嚴重的創傷后應激障礙。三是技術革命方興未艾。當前，AI技術已經完成了對人類知識的復制，人類的傳統學習方式將被徹底改變，教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數字技術能力、再學習能力與創造能力成為孩子未來立世的基礎。AI具有將人類世界變成非人化社會的可能，科技進步的速度遠遠快于人類身心適應的速度，可能出現科技不是為人發展服務，而是人要以身心損傷的方式來適應科技的情況。
同時，21世紀也是社會文化快速變遷的時代。波詭云譎的時代浪潮激起了人類的心理動蕩，復雜多變的社會生活給人類自身帶來了難以估量的沖擊。因此，學術界開始關注人類的內生性問題，如民眾健康、社會心態等。社會心理是時代特征的心理表征，社會心態（social mentality）是在一定時期的社會環境和文化影響下形成的，社會中多數成員表現出的普遍的、一致的心理特點和行為模式，成為影響個體成員行為的模板（許燕、楊宜音主編，2022）。黨的十八大以來，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一個重要面向，就是要以完善國家治理體系、提升國家治理能力來回應社會心態的嬗變。2011年，黨中央、國務院把社會心態的干預寫入國家“十二五規劃”，提出“弘揚科學精神，加強人文關懷，注重心理疏導，培育奮發進取、理性平和、開放包容的社會心態”。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積極向上的社會心態”。
心理健康社會學：身心健康與社會治理的聯結
冷戰結束后，全球范圍的傳統安全問題相對緩解，公共健康安全等非傳統安全問題逐漸凸顯。中國人對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變化的反應常常表現為“健康與否”，這是中國人對環境變化產生心理抗拒的一種安全性表達。例如，醫院中30%的病人心理疾病表現為軀體化，軀體化是心理問題以身體疾病的特征表達出來，這也是“身心疾病”的內涵之一。在傳統文化主導的社會中，當內心的壓抑情緒不能得到及時有效的紓解，心理問題往往就會以身體疾病的方式暴露出來。由此，身心健康間接成為衡量社會健康的晴雨表，也成為近年來多學科、跨學科研究聚焦的因變量。在致病原因研究領域，一直存在著生物－心理－社會模型，這一模型是將生物學、心理學和社會學結合起來解釋人類行為變化的原因與互動作用（見圖1）。
在2023年發布的《中國國民心理健康發展報告（2021—2022）》中，值得關注的是抑郁風險檢出率最高的三個群體，分別是失業／無業群體檢出率為31%、18～24歲青年群體檢出率為24%，以及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經濟困難群體檢出率為21%。這組數據說明，人的心理健康狀況會受到社會因素影響。近年來，全社會越來越關注影響心理健康的社會因素，心理健康社會學應運而生。心理健康社會學不僅探討醫學問題，還運用社會理論研究身心疾病的社會原因，并把健康作為一種社會現象來討論。例如，一系列心理學研究發現，9～10歲兒童年齡段過度使用電子屏幕導致孩子認知功能下降、行為沖動更強、執行功能受損等；孩子每天注視電子屏幕的時間超過2小時，且時間越長患抑郁癥的風險就越高。又如，網上虛擬社交不能滿足現實中的社會歸屬需求，現實生活中娛樂方式和業余時間匱乏的互聯網一代更晚熟、無安全感、心理更脆弱，等等。這些研究說明網絡成癮行為已經成為一個全球性的社會問題。因此，心理健康社會學強調：健康問題的本質是社會問題，要通過改變社會環境的方式來促進健康，身心健康也就不可避免地對接社會治理。身心健康問題的研究領域隨之發生了兩個重大轉變。
一方面，從精神衛生學向心理健康社會學轉變。社會建構理論關注的對象并非個體的身心疾病，而是身心疾病的社會原因。心理健康社會學將重心移至人類身心健康的前因研究，并將這種前因分為三類：一是社會文化前因，包括社會壓力、疾病流行、氣候變化、戰爭、人口老齡化、社會階層固化、金融危機、技術革命等。二是組織和地域前因，包括地域環境、社區環境、組織文化、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等。三是個體性前因，包括個體掌控感、基因遺傳等。例如，空氣污染限制了社會互動，從而造成個體和社會層面的負面情緒增加（Arvin and Lew, 2012; Noonan, 2014; 李靜，2016；鄭思齊等，2016；楊繼東等，2014），居住流動性導致信任感（Li, 2016；高學德，2016）和幸福感降低（Oishi, 2010），焦慮和孤獨感增加（Oishi and Talhelm, 2012），抑制了親環境行為，助長了欺騙和腐敗行為（Y. Y. Chen, X. X. Liu, T. Lan and Y. Y. Hong, 2016, 2022; S. J. Zuo, N. Huang, P. Cai and F. Wang, 2018），等等。
另一方面，從個體心理健康到社會心理健康的轉變。社會心理學聚焦現實問題和熱點問題，力求以心理學知識服務人類進步、國家安全、社會繁榮和民眾幸福。例如，貧富差距加劇了社會動蕩、導致國際孤立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甚至會影響國際局勢走向，表現出對制度不信任、階層敵對、社會失穩等，是世界各國面臨的全球性問題。又如，一項針對37個國家和地區的研究結果表明，一個國家和地區社會問題、健康問題的嚴重程度與經濟不平等程度成正比；同時，貧富差距也會導致社會越軌行為、消極群際態度、極端民族主義、社會暴力行為、群體攻擊行為等。
上述兩個轉變表明，社會心理服務體系既要遵循心理健康社會學原理，也應被提升到社會健康、穩定發展的高度。與此對應，社會治理對身心健康的關注具有四大特征：一是由單一功能向多元功能轉變：社會治理不僅要關注疾病、越軌、失范、犯罪等消極取向的事物，也要注重幸福感、信任感、公平感、獲得感等積極取向的事物；二是由個體描述向社會解讀轉變：社會治理不僅要關注個體身心疾病，更要關注群體價值觀、社會態度、社會信任、社會公平等社會心態；三是由關注后果向關注前因轉變：社會治理聚焦在防患于未然，重心前置，從后位的“治”移向前端的“防”；四是由個體服務向社會服務轉變：個體心理服務早已不能滿足日益增長的民眾需求，大眾化的心理服務要向基層延伸，開展科學知識普及等社會心理服務工作，將個體服務與社會服務有機地結合。綜上所述，將基于心理健康社會學構建的社會心理服務體系融入社會治理，既是健康中國的基礎，又是平安中國的保障，最終指向幸福中國的目標。
社會治理心理學：心理服務與國家治理的對接
長久以來，心理學在我國是一個高科學成本、低社會效能的學科。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加強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積極向上的社會心態”。心理學由此成為社會治理體系中的重要環節。心理學參與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助力經濟社會發展，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肩負著為國家建設服務的使命，既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保障，又是維護國家穩定與昌盛的民心建設。社會心理服務體系的服務對象的范圍并非局限于心理疾病患者，而是惠及全民；另一方面，心理學自誕生以來就具有塑造優秀者、幫助正常人、治愈受創者的三重功能，社會心理服務具備為個體發展服務的功能。
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在社會治理心理學視角下，治理可以分為多個層次，不同層次的主要特征有所側重，功能與目標也不同，社會善治是社會治理的理想狀態（見表1）。2014年，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首次提出了“善治”概念。社會善治（good social governance）以民心（精神健康）為核心，以優化治權為目的，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過程和治理活動，是社會安康的保障。國家治理之善就是國家的權力向人民的回歸——做民心所向的事情，始終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始終把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和價值追求。民心建設、形成積極的社會心態是社會善治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心治為主充分體現了以人為本的精神，既是社會善治的主要形式之一，也是心理建設的宗旨。在社會善治中，心理建設已成為不可忽視的重要內容（見表1）。在解決客觀問題時，更要注意解決主觀世界的問題。例如，經濟不平等是導致人們生活福祉差異和社會資源分配不平等的重要因素，但是經濟不平等有主客觀變量之分，客觀經濟不平等的指標有基尼系數、百分位份額比率等，在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層面對于降低客觀經濟不平等更有力；主觀經濟不平等表現為心理的不平等感受，可能與客觀不平等不是一一對應關系，表現為低估最富有者的財富，或者高估最貧困者的財富，這種社會心態就需要“心治”了。
以“加強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為契機，中國心理學界從2017年開始建構社會治理心理學。2017年11月，中國心理學會在香山科學會議上首次以“心理學與社會治理”為主題進行了學術研討。2018年，中國心理學會出版了聚焦這一主題的《2016—2017心理學學科發展報告》，心理學研究者們發表了《心理學在社會治理中的作用》（楊玉芳、郭永玉等，2017）一文并涉及多個議題，系統闡述了心理學對社會治理的價值和意義。同年，中國心理學會心理學服務機構工作委員會正式成立；2019年，作為與社會治理心理學密切相關的學術組織，中國心理學會的心理學與社會治理專業委員會和中國社會心理學會的社會心理服務專業委員會正式成立。2020年，首部社會治理心理學專著《社會治理心理學與社會心理服務》（辛自強，2020）出版，書中對社會治理心理學相關理論構想和學科架構作出了清楚的闡述。
社會治理心理學（psychology of social governance）是介于心理學與公共管理學之間的新學科，是探討社會治理的“內生心理問題”（公民參與意愿、政府治理能力等）以及“相關心理問題”（心理貧困、價值蛀蝕效應等），用于理解和改善社會治理實踐的心理學分支學科（辛自強，2020）。社會治理心理學以心理建設為主體，服務于平安中國、健康中國和幸福中國的三大發展戰略。心理服務體系分為兩大系統，即基于“社會心理服務體系”的社會安康服務以及基于“心理健康服務體系”的公民心理健康服務，在治理方式上強調“由心而治”（governance based on mind），堅持以遵循人的心理規律為原則的社會善治路徑（見圖2）。
當前，我國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的核心是通過心理建設來提升人民心理健康水平，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發展。在研究層面，社會心理服務視角與心理健康服務視角體現了對社會現象更全面的解讀。例如，當今社會的“內卷”現象是伴隨著經濟高速發展而顯現的社會熱點問題，心理學研究者從兩種不同路徑探索了“內卷”的心理結構：從社會心理研究視角發現，“內卷”的社會心理結構是由資源稀缺、社會規范、心理壓力和競爭行為四個要素構成（張雯等，2023）；而從個體心理研究視角發現，“內卷”的個體心理結構由無力感、無意義感和無自主感三個要素構成（馮秋迪，2023）。由此可見，兩種視角下的研究殊途同歸，可以更加全面地解讀“內卷”的社會與個體心理特征。在實踐層面，社會心理服務體系與心理健康服務體系體現了協同共治的特征。例如，在災難應對過程中，災難的心理漣漪效應會引發民眾的兩種應激反應：一是生理性應激反應（biological stress reaction）。災難引發的個體生理與心理的不適反應，導致身心疾病，因其凸顯性及對個體心理健康的影響而為民眾所熟知，這是心理健康服務體系的主戰場，也是“健康中國”所聚焦的目標。二是社會性應激反應（social stress reaction）。災難引發的群體消極社會情緒、失控行為等，因其初期的內隱且復雜的特點被許多管理者所忽略，進而可能導致價值衰落、國家信任缺失、官民沖突、網絡暴力、反社會行為、集群傾向等，其社會后效直接威脅國家穩定與民生。《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第四十四章提出，“全面推進健康中國建設”，“完善心理健康和精神衛生服務體系”，第五十五章提出，“維護社會穩定和安全”，“健全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和危機干預機制”，為準確應對民眾心理與社會心態提供了實踐指引。由此，社會治理心理學實現了社會心理與心理健康雙路徑服務的殊途同歸，形成了社會健康與心理健康的共融性建設機制（許燕，2020）。
社會善治的中國現代化進程
社會善治是實現好政府、好社會、好公民的國家治理的體現。社會善治的三個評價指標分別是人民滿意的政府就是好政府，民心所向的社會就是好社會，奉獻向善的公民就是好公民。社會善治的運行遵循洞察人性、約束權力、良善制度、治理能力、保護公民、開放創新六大公理，體現了多元主體的共同參與以及國家與人民的雙向奔赴，彰顯民心所向的軟治理路徑、公民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積極向上的社會心態四大優政特征。達到社會善治的國家政治理想目標需要一個長期不懈的努力過程，包含以下五條路徑。
一是權力善用。政治的核心是權力，“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Acton, 1964），“一切有權力的人都有濫用權力的傾向”（Montesquieu, 1977）。腐敗（corruption）是一個世界性問題。美國學者塞繆爾·亨廷頓認為，社會和經濟現代化發展會滋生腐敗，因為現代化開辟了新的財富和權力來源，給腐敗行為以機會。如何善用權力始終是我們黨高度重視的問題。毛澤東同志指出：“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掌權者的人格品質決定了善治與惡治，權力成為善人善用、惡人惡用的工具。在腐敗心理的相關研究中發現，個人權力導向的官員（權力是實現個人私利的工具）比社會權力導向的官員（權力是造福于社會的工具）對腐敗的容忍度更高，更可能作出自利性的腐敗行為（F. Wang & X. Sun, 2015）。鄧小平同志在改革開放初期就明確強調“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反對腐敗”。從權力制約、社會監督和提升個人道德水平入手進行反腐是社會治理的有效方式。在解答腐敗為何屢禁不止的問題時，研究者提出了官員由好變壞的內在心理機制——“心理綁架”（psychological kidnap）過程與“溫水煮青蛙效應”（許燕，2009）。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把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有效貫通起來”，并提出要“全面打贏反腐敗斗爭攻堅戰持久戰”。
二是制度揚善。政治是有規則的，沒有制度的政治必然走向衰敗。“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社會變革引起的新舊社會規范的沖突，可能導致全社會的道德滑坡。因此，建立公正的制度與規則可以為社會善治保駕護航。公平正義既是人類共同的價值觀，也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堅持全面依法治國、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的題中之義和重要內容。例如，世界各國民眾普遍具有不平等厭惡傾向。2018年《最佳國家報告》表明（www.usnews.com），收入不平等是在全球引起共鳴的關鍵問題。在全球超過21000份調查中，1／4的受訪者表示，政府領導人必須首先解決收入不平等問題，然后再解決諸如氣候變化、移民和難民危機等問題。以往心理學研究結果表明，收入不平等可能給社會和社會成員帶來消極影響，不利于一個國家的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見表2）。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前，全球收入不平等問題突出，一些國家貧富分化，中產階層塌陷，導致社會撕裂、政治極化、民粹主義泛濫，教訓十分深刻！我國必須堅決防止兩極分化，促進共同富裕，實現社會和諧安定。”
三是環境向上。環境向上對社會心態具有引導作用，即引人向上，讓崇德向善成為全社會的共同追求。社會變革時期，也是善惡是非的沖突時期，道德文化建設尤為重要。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只要我們堅定道德追求，不斷激發全社會向上向善的正能量，就一定能夠為中華民族乘風破浪、闊步前行提供不竭的精神力量！”社會環境對社會心態具有方向性影響。善惡心理研究闡釋了善惡人格與環境的交互作用：當環境好時，會引導人們向善；當環境不好時，會導致人們偏向不善（見圖3）。研究表明，良好環境建設對積極向善的人格品質有著重要的引導作用。2021年，習近平總書記給“中國好人”李培生、胡曉春回信時，勉勵他們積極傳播真善美、傳遞正能量，帶動更多身邊人向上向善。“好公民”的特征是成為當家作主人的建設者，做社會善治的積極參與者。
四是依法治國。《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法律是治國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法律是人民意志的集中體現，其功能是保障人民的主體地位。良法反映社會的客觀需求，體現公平正義的根本原則，保障公民的正當權益。良法善治的意義在于揚善懲惡，伸張正義，增進人民福祉和促進公平正義。世界總有不公平，但這不會讓人絕望，讓人絕望的是世界沒有公道、公平無望。有關中國人善惡的心理學研究結果顯示：中國人將誠信盡責作為善惡判斷的原則之一，在中國人的四種善人格（盡責誠信、仁愛友善、包容大度、利他奉獻）的差序中，盡責誠信是判斷善良的核心標準，做事要盡責，為人要誠信，這體現了人際互動中的保障性原則；在中國人的四種惡人格（兇惡殘忍、污蔑陷害、背信棄義、虛假為善）的差序中，兇惡殘忍以傷害最甚而成為邪惡的首選標準，體現了人際互動中的傷害性原則（焦麗穎、許燕等，2022）。這一研究結果的現實意義是，法律基本作用之一就是要給善者以安全感，讓邪惡遠離人們，建立起積極向善的社會環境。
五是民心所向。“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心所向體現了心治。心治即“由心而治”（辛自強，2020），在社會治理中要重視人的心理規律。“邁向人民的心理學”（彭凱平、鐘年主編，2010），始終是心理學工作者堅持的原則之一，要建立有人間溫情的社會，實現國泰民安。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改善人民生活品質，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在“十四五”規劃中，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這是一切發展必須遵循的原則。例如，新冠疫情后兒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凸顯，成為黨中央關心、人民群眾關切、社會關注的重大課題。為解決這一問題，2023年教育部等17部委聯合出臺了《全面加強和改進心理健康工作專項行動計劃（2023—2025）》，體現了家庭－學校－社會－政府協同聯動的社會善治工作體系。
總而言之，社會善治體現了為人民幸福和社會進步而奮斗的目標。心理學要為社會善治的推進作出努力，完善社會善治的理論創新，通過建設以人民為中心的社會治理心理學，為善治提供良方與智慧，助力國家治理現代化。
參考文獻
彭凱平、鐘年主編，2010，《心理學與中國發展》，北京：中國輕工業出版社。
楊玉芳、郭永玉等，2017，《心理學在社會治理中的作用》，《中國科學院院刊》，第2期。
許燕，2020，《社會治理：社會心理與心理健康雙路徑服務的殊途同歸》，《蘇州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第2期。
辛自強，2020，《社會治理心理學與社會心理服務》，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
許燕、楊宜音主編，2022，《社會心理研究》（上、下卷），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焦麗穎、許燕等，2022，《善惡人格的特質差序》，《心理學報》，第7期。
張雯等，2023，《中國社會中“內卷”現象的個體心理內涵及其特征維度》，《心理學報》，第1期。
許燕，2023，《聚焦心理貧困，促進共同富裕》，第六屆中國國際積極心理學大會“新時代的積極心理學：健康 合作 幸福”大會主旨報告。
馮秋迪，2023，《中國式社會壓力：內卷感知的心理結構》，中國社會心理學會2023年學術年會，學術報告。
高學德，2016，《“復制”抑或“創造”：社會流動視角下我國人際信任重建的路徑選擇》，《社會科學》，第6期。
李靜，2016，《感知空氣質量與公眾滿意度、環境行為意愿的關系研究》，中國計量學院，碩士學位論文。
楊繼東等，2014，《空氣污染的定價：基于幸福感數據的分析》，《世界經濟》，第12期。
鄭思齊等，2016，《空氣污染對城市居民戶外活動的影響機制：利用點評網外出就餐數據的實證研究》，《清華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第1期。
B. M. Arvin and L. E. W. Byron, 2012, "Development Aid, Corruption, and the Happiness of Nations: Analysis of 118 Countries over the Years 1996–2009," Applied Econometrics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12(2).
J. G. Bernburg, T. Thorlindsson and I. D. Sigfusdottir, 2009,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Adolescent Outcomes in Iceland: A Multilevel Test," Social Forces, 87(3), pp. 1223–1250.
N. R. Buttrick and S. Oishi, 2017, "The Psychological Consequences of Income Inequality,"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11(3), e12304.
S. Jay, A. Batruch, J. Jetten, C. McGarty and O. T. Muldoon, 2019, "Economic Inequality and the Rise of Far–Right Populism: A Social Psychological Analysis," Journal of Community &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9(5), pp. 418–428.
D. J. Kim, H. M. Youn, J. A. Lee and H. R. Chae, 2014, "Measurement of Inequalities in Health Care Utilization in Korea Using Korea Health Panel," Health Soc Welf Rev, 34(3), pp. 33–58.
L. Li, 2016, "Reassessing Trust i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Evidence from Five National Surveys," The China Quarterly, 225, pp. 100–121.
D. S. Noonan, 2014, "Smoggy with a Chance of Altruism: The Effects of Ozone Alerts on Outdoor Recreation and Driving in Atlanta," Policy Studies Journal, 42(1), pp. 122–145.
S. Oishi and T. Talhelm, 2012, "Residential Mobility: What Psychological Research Reveals,"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1(6), pp. 425–430.
S. Oishi, 2010, "The Psychology of Residential Mobility: Implications for the Self,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Well–being,"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5(1), pp. 5–21.
B. L. Stiles, X. Liu and H. B. Kaplan, 2000,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Deviant Adaptations: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Negative Self–feelings," Journal of Research in Crime and Delinquency, 37(1), pp. 64–90.
Montesquieu, 1977, The Spirit of Laws,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J. Acton, 1964, Essays on Freedom and Power, Cleveland: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Psychological Reflections on Social Mental Health
and Good Societal Governance
Xu Yan
Abstract: The unprecedented societal changes of the 21st century have induced profound psychological impacts, manifesting the social mentality through physical and mental well-being and societal culture. In this context, the emergence of the sociology of mental health has witnessed two crucial shifts: a transition from the mental hygienics to the sociology of mental health and a shift from individual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to societal psychological health. The psychology of social governance has also gained prominence in China, reflecting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mental construction with national progress and constituting an integral aspect of good social governance. From a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good social governance emphasize the centrality of public sentiment in its construction. The essence of good social governance lies in "governance based on mind". The author proposes three key elements and assessment indicators for good social governance: good government, good society, and good citizens. Additionally, insight into human nature, constraint of power, benevolent institutions, governance capacity, citizen protection and open innovation is the basic requirement; judicious exercise of power, promotion of benevolent institutions, fostering positive environments, legal deterrence of wrongdoing and alignment with the will of the people is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Keywords: good social governance, mental construction, sociology of mental health, psychology of social govern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