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黨的二十大報告對教育、科技、人才進行了“三位一體”的系統謀劃。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人才和創新要素的時代使命愈加凸顯，三者共同推進、協同發力是形成人才國際競爭比較優勢的內在要求。隨著新時代人才強國戰略的深入實施，我國人才競爭力日益增強，但仍然存在人才要素供給水平不高、協同不足、分布不均等問題。三大戰略的統籌實施為開辟發展新領域新賽道，不斷塑造發展新動能新優勢指明了方向，也為形成人才國際競爭的比較優勢提供了破題思路。
關鍵詞:人才強國 國際競爭 三位一體 比較優勢
【中圖分類號】C964.2 【文獻標識碼】A
黨的二十大報告將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進行了統一布局，強調了教育、科技、人才作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作用，將三者放到戰略高度進行“三位一體”系統謀劃，共同服務于創新型國家建設，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戰略考量，為開辟發展新領域新賽道，不斷塑造發展新動能新優勢指明了方向和路徑，為“加快建設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促進人才區域合理布局和協調發展，著力形成人才國際競爭的比較優勢”，深入實施新時代人才強國戰略指明了方向和破題思路。國家發展靠人才，民族振興靠人才，在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國家間的人才與科技競爭空前激烈、國際力量對比正在發生深刻變化的背景下，著力形成人才國際競爭的比較優勢是我國在國際競爭中贏得主動的內在要求，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支撐。
形成人才國際競爭比較優勢的時代必然性
復雜多變的國際新形勢要求我國以更具競爭力的科技和人才要素實力參與大國博弈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全球科技創新進入空前密集活躍的時期，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重構全球創新版圖、重塑全球經濟結構，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尤其是大數據、物聯網、機器人、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術風起云涌，先進科技要素和高端人才資源加速向創新節點集聚，科技創新人才要素的國際流動出現新的變局。同時，一些國家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盛行，全球供應鏈、價值鏈和人才鏈受到沖擊，全球化發展面臨更多的不穩定性與不確定性，日益激烈的全球人才和科技競爭既加劇高端人才的全球爭奪態勢，又帶來人才流動更加國際化格局,對未來一段時間內國際人才集聚和流動帶來嚴峻挑戰。
國內高質量發展需要更具有競爭優勢的高水平和高質量人才隊伍發揮戰略支撐作用
我國正處于“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期，正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國家總體戰略正在進行深刻調整，逐漸從以往的跟隨型、模仿型戰略升級為引領型、奪標型戰略[1]，這要求既要暢通國內人才循環，又要構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人才制度，從依靠要素推動轉向依靠人力資本和科技創新驅動。人才強國戰略實施將進入深度變化與變革交織階段，人才創新的時代使命更加凸顯，人才的稀缺性與重要性越來越成為發展的關鍵主題。
人才競爭比較優勢是深入實施新時代人才強國戰略的內在需求
比較優勢本是經濟學概念，指如果一個國家在本國生產一種產品的機會成本低于在其他國家生產該產品的機會成本，人才競爭比較優勢需要高質量的人才供給作為支撐，主要包括靜態的人才數量、人才質量，也包括由于動態的人才流動和人才開發而形成的協同共生優勢、產出效能優勢和可持續發展優勢[2]。加快建設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將成為建設創新型國家和人才強國的重要抓手，也必將為我國人才發展提供強大牽引力和驅動力，同時要與人才強國目標任務做到協同呼應和戰略匹配，也需要通過人才國際競爭比較優勢形成在世界范圍具有影響力、輻射力和感召力的人才集聚勢能和發展動能。
“三位一體”打造人才國際競爭力的內在邏輯
教育是科技和人才發展的根基，人才自主培養是強化人才競爭力的必然選擇
習近平總書記在2021年召開的中央人才工作會議上強調“必須增強憂患意識，更加重視人才自主培養，加快建立人才資源競爭優勢”，同時將“人才自主培養能力”提升作為了2025年和2030年的戰略目標之一，明確了“走好人才自主培養之路”，是我國打造國際人才競爭優勢，加快建設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的內在要求和內核動力。教育是人類發展的重要基石，對于推動世界科學中心和人才中心的建設具有至關重要的基礎性作用，在近代科教發展史上，世界科學中心、人才中心和高等教育中心往往是相互關聯、同構的，根據國際社會普遍認同判別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的兩個標準，一是作為世界科學中心要求重大科學成果占同期世界總數的比例超過25%，二是作為世界人才中心在世界范圍內一流學者和優秀留學生的集聚度最高[3]。人才支撐貴在堅實的基礎，優先發展教育事業是推動黨和國家各項事業發展的重要先手棋，堅實的人才支撐需要與之相匹配的高質量教育體系打下基礎，教育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基礎工程，教育強國戰略是推進人才強國戰略和驅動發展戰略的重要內核。
科技是賦能發展的關鍵驅動，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是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堅持創新在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以創新驅動發展，全面塑造發展新優勢。按照黨的二十大部署，未來5年，我國科技自立自強能力顯著提升，到2035年，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進入創新型國家前列。在日益激烈的全球競爭中，科技創新是打破西方“高墻小院”，突破“卡脖子”瓶頸的國之利器，也是拓展新領域、開辟新賽道、培育新動能、建立新優勢，賦能高質量發展的重要驅動力。同時，科技創新活動也是造就戰略人才力量的必要條件，戰略人才難以通過“短平快”的培養獲得，而是需要在長期的科學實踐中成長起來，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人才工作會議上強調“堅持實踐標準，在國家重大科技任務擔綱領銜者中發現具有深厚科學素養、長期奮戰在科研第一線，視野開闊，前瞻性判斷力、跨學科理解能力、大兵團作戰組織領導能力強的科學家”，戰略科技人才引領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同時高水平科技發展激發人才創新活力。
人才是現代化建設的戰略支撐，人才國際競爭力是世界重要人才中心主要體現
習近平總書記在2021年中央人才工作會議上對深入實施新時代人才強國戰略做了明確部署，在時間維度上，提出了三步走的戰略安排。在空間維度上，明確提出在北京、上海、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高水平人才高地，同時，要集中國家優質資源重點建設支持建設一批國家實驗室和新型研發機構，發起大科學計劃，為人才提供國際一流的創新平臺，加快形成戰略支點和雁陣格局[4]。通過全面到位的系統部署，人才能夠發揮其基礎性和戰略性作用，服務于高質量發展這一首要任務，以國家戰略需求為導向，在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等各方面的高質量發展過程中充分發揮人才引領驅動作用，讓人才支撐方向與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相統一，使人才在開辟發展新領域新賽道和塑造發展新動能新優勢的過程中充分發揮引領作用，在全球人才鏈中發揮更強集聚力和影響力。
我國打造人才國際競爭比較優勢的堅實基礎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人才作為支撐發展的第一資源，著力推動人才強國建設的理論創新和實踐探索，持續釋放加強人才工作的強烈信號，推動我國人才事業蓬勃發展，在實施人才強國戰略進程中取得了歷史性成就，為著力形成人才國際競爭的比較優勢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從人才規模來看，我國已成為全球規模最宏大、門類最齊全的人才資源大國。目前，我國人才資源總量達到2.2億，研發人員總量由2012年的325萬人年提高到2022年預計超過600萬人年，居世界首位。
從人才水平來看，高水平人才創新能力和引領力穩定增強，人才對經濟社會發展貢獻持續提升。內地入選世界高被引科學家數量由2014年的111人次提高到2022年的1169人次，我國已成為國際前沿創新的重要參與者，也成為了解決全球問題的重要貢獻者。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布的《2022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顯示，中國創新能力排名持續上升，從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2年的第11位。
從人才發展環境來看，科技、產業、金融多要素良性循環格局加速形成。我國新一代信息、生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裝備、綠色環保等技術廣泛應用到產業中，戰略性新興產業高速發展，為人才發展帶來了豐富機遇。2022年全社會研發經費支出首次突破3萬億元，研發投入強度首次突破2.5%，基礎研究投入比重連續4年超過6%，科創板、改革創業板、北交所的設立，拓寬了成長型高科技企業的融資渠道，截止到2023年6月，科創板上市企業542家，總市值達6.72萬億元，北交所上市企業204家，總市值超2668億元。
從人才國際影響力和競爭力來看，高水平人才高地“頭雁”得以發揮，國際人才樞紐地位顯著。根據《2022“理想之城”全球高水平科學家分析報告》，2021年，北京、上海、紐約、倫敦、波士頓的高水平科學家人數位列全球20座主要城市前五位，近十年間，北京高水平科學家流入人數超過3000人，上海也接近2500人，兩座城市在高水平科學家集聚總量、流入和流出數量上，均居全球20城前列。
提升人才國際競爭力存在的問題
人才要素供給水平有待提升，人才缺口將制約持續發展。隨著我國步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傳統制造業轉型升級，新產業、新業態迅速發展，對人才的知識技能結構、素質水平的要求不斷提高,產生了新的人才需求，但部分新興產業仍然面臨著人才供給缺口問題。
以人工智能為例，根據《中國人工智能人才培養白皮書》，目前國內人工智能行業人才缺口高達500萬，并且人才短缺將會長期存在。以上海為例，2021年上海人工智能產業規模達到3057億元并在相關領域集聚了一批創新企業，人工智能產業人才需要持續壯大，但與之相對的卻是巨大的人才缺口，“2022浦東新區重點產業人才緊缺指數”顯示，浦東重點產業人才整體依然處于緊缺狀態，其中，智能制造產業由去年的緊缺轉為今年的重度緊缺狀態。從長期來看，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嚴峻問題顯現，人才要素供給調整面臨緊迫壓力，創新和教育生態投入需求增加，高水平勞動力資源的使用效率亟需提升，為人口數量紅利逐漸轉變為人口質量紅利奠定基礎。
人才創新資源配置較為分散，要素資源協同度有待提升。橫向來看，由于人才鏈、創新鏈、產業鏈和金融鏈中各主體協同創新的體制機制不健全，對高水平的創新資源集聚力度不強，科技資源配置相對分散，科研設施重復建設、單位投入產出效益不高等現象仍然存在。由于缺乏創新主體間的協同合作，“孤島現象”也存在于創新鏈的重要環節中，進一步導致部分創新政策相互沖突、制約，政策體系存在覆蓋面小、力度不夠、延續性不足等問題，職能部門之間缺乏橫向溝通和協調配合機制導致跨部門合作難以高效運轉，直接影響了人才政策的落實效果。
縱向來看，高水平的產學研主要集中在少數高校、少數企業及少數園區內，并沒有形成打通主體間壁壘，深度協同合作的平臺或者聯合體，導致科研工作出現創新力不足、重復投入、簡單拼湊和缺乏效益等問題，科研供給和市場需求之間還未形成成熟高效的合作機制，這導致人才缺少戰略性、原創性和基礎性的科研成長平臺，同時又難以滿足市場對于高水平科技創新人才日益增加的需求。同時，當前高校培養人才和企業需要人才的能力畫像之間存在著一定的錯位，企業對于中高端人才、復合型人才的技能要求往往難以在高校畢業生中獲取，高科技企業或新型職業的相關崗位難以找到合適的人才，因而當前大學生就業的主要矛盾在于人才需求與人才供給的“結構性失衡”，進一步導致了人才鏈和產業鏈之間的脫離。
人才資源分布存在不均衡，加劇區域間人才競爭力的“馬太效應”。從區域間來看，由于欠發達地區在經濟發展、人才成長環境、吸引財力物力等方面的限制，它們難以與經濟發達地區在優越資源、環境優勢下形成的人才“虹吸效應”相抗衡，人才從經濟欠發達地區單向流入經濟發達地區形成人才結構失衡進一步加大了欠發達地區與經濟發達地區的發展差距，經濟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的人才資源失衡不僅體現在我國中西部地區與東南沿海、珠三角地區之間的非均衡，而且也表現在長三角一體化區域、粵港澳大灣區等發達經濟區域內城市間的人才分布不均衡。
從城鄉間來看，由于存在著經濟、收入、教育、成長環境等方面的城鄉差距，農村勞動力素質和鄉村振興事業的需求還有較大的差距，還存在農村地區的低技能勞動者與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人才需求的差距造成的結構性失業問題。
從人才治理情況來看，由于各區域和城市有著相應的自身利益，各地人才工作主體分而治之，重點產業存在著較多重合，存在著人才需求重疊和人才惡性競爭等現象，對人才共享和自由流動具有較明顯的抑制效應。
“三位一體”體制機制尚不夠完善，亟待從戰略協同、體制機制優化等方面實現系統性優化。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我國教育、科技、人才等方面的戰略協同尚有待進一步完善，從國家層面到地方層面，由于相關系統和部門的職能認知和戰略定位有所不同，在制定本部門“十四五”規劃時，往往較多考慮本部門的訴求，容易造成教育、科技、人才戰略的銜接不夠緊密，容易出現類似于就科技談科技的現象，未能實現戰略層面的“三位一體”；二是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缺乏有效的組織機構的支撐，如果僅僅依靠教育、科技、人才等各部門之間的協商機制，則會造成效率不高、時間拖沓、效果不夠穩定持久等情況發生；三是國家戰略力量和科技研發平臺，包括研究型大學、國家級科學城、國家實驗室、大科學裝置等在全國及不同層次城市存在著不夠均衡、合理的現象，并由此進一步影響著我國人才總體和區域分布的不均衡、不合理，與“三位一體”的內在要求存在著一定的差距；四是教育、科技、人才三個方面的資源配置和政策存在著協同不夠的現象，部門本位主義存在、部門溝通協調不暢等現象導致資源分配和政策制定協同不夠的現象時有發生，導致部門工作站位不高、協同不夠、資源使用效率較低，從而造成人才活力和人才創業干事熱情難以達到生動活潑的理想境界。
“三位一體”打造人才國際競爭的比較優勢的對策建議
充分發揮教育優勢，建立青年人才科研素養培養和潛力人才選拔機制
在人才早期培養和教育環節中我國具有明顯優勢，最新一次國家義務教育質量監測顯示，我國中小學生科學學業表現整體良好，約八成學生達到中等及以上水平。在最近一次舉行的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ISA)中，我國參測的四省份學生的閱讀、數學、科學成績在所有參測國家(地區)中均名列第一。相比之下，我國在人才本科階段的科創能力培養選拔機制并不健全，由此造成了本科階段和研究生階段的科創能力培養隔閡，進而導致人才流失。根據美國安全與新興技術中心（CSET）的調查，美國人工智能博士中有38％的人在國外獲得了本科學歷，48％的人是在美國以外出生的，而中國是美國頂級研究人員的最大海外來源，其中29％的頂級人工智能研究人員在中國獲得了本科學位。
因此，一方面，我國應充分發揮豐富的高等教育資源優勢，積極探索在高水平大學研究型本科建立本科生科創素養培養機制，在專業基礎知識課程學習的基礎上，確保學生在得到適當指導的同時賦予學生結合興趣愛好大范圍、大跨度選擇感興趣課程的自主權，增強對學生創新精神、創新思維和創新技能的培養和考核。建立“青年人才數據庫”，通過大數據手段對青年人成長路徑進行動態追蹤，及時挖掘和選拔出具有成長潛力的科創人才和團隊。
另一方面，隨著新產業的不斷涌現和發展，一些新的職業需求應運而生，高校應加強人才培養的前瞻性改革，著力解決教學滯后于經濟產業發展所帶來的問題，同時，加強復合型專業學科的建設，積極探索打破學科壁壘，培育新興交叉學科專業，深化產學研融合，強化學科對產業需求的滿足能力，同時圍繞產業需求結合專業背景組織新興產業科研能力提升活動、職業技能培訓、實訓等活動，加強復合型人才培養以適應和滿足未來經濟產業轉型的崗位需求。例如，探索“工科+人工智能、工科+醫學”雙學位、主輔修等多元化人才培養模式，培養多學科復合型人才，將新知識、新技術、新業態融入工程科技人才培養方案。
搭建開放穩定的人才成長空間，構筑具有競爭力的人才生態
面對當前各地日益同質化的人才競爭態勢，基于資金和住房等有形的措施短期內可能形成一定效果，但缺乏可持續性。長遠來看，有機的人才生態鏈競爭才是可持續之道，創造良好的創新生態，形成科技、教育、產業、金融有機結合的鏈式發展格局，促進創新要素自由流動和合理配置，構建高效協同的現代化創新體系，讓人才的生存、成長、成就形成一個良性的生命周期圈，讓人才在生態圈中能夠充分成長、釋放活力，同時通過充滿生命力的人才生態圈吸引國內外人才高水平集聚。
圍繞大科學裝置功能領域，搭建公共科研和教育平臺，集聚和培養一批科學家、技術工程師、博士研究生以及其他科研人員，同時充分發揮大科學裝置優勢，鏈接重點產業集群，形成高水平的產學研共同體。充分發揮科創園區、企業、平臺作用，聯合集結各類科研優勢組織形成產學研協同人才培養力量，共同搭建協同研發平臺、科技成果轉化平臺、科技融資平臺等，打通教育、科研、人才和市場主體之間的通道，鼓勵和引導財政資金、銀行理財基金、社保資金、國有企業、科研機構、民營中小企業和其它多種社會資源參與到科創人才培育中。
充分發揮戰略科學家和團隊的帶動作用，形成具有前沿性和引領性的創新氛圍，帶動青年科創人才參與戰略性的研究，探索開展青年科技人才與領軍科研人才和團隊的結對幫扶，發揮頂尖科學家影響力，促進國際間高水平科研機構的常態化交流，同時發揮帶動效應面向全球吸引青年科創人才的回流和集聚。同時，進一步完善人才培養、選拔、使用、評價、吸引、激勵、流動制度規范和政策保障體系建設，簡化科研項目的過程管理，改革科技創新人才和科研成果評價機制，圍繞人才成長全周期建立長期性的科研項目支持和保障，為人才創造富有挑戰和創新機遇、鼓勵創新和寬容失敗的發展環境。圍繞科技創新人才在子女教育、落戶、醫療、住房等方面的需求，優化提升人才服務水平，推動服務高效化、標準化和規范化。
促進人才的合理布局與協調發展，區域間充分協同形成較強合力
在區域協調發展進程中，通過區域統一部署和規劃引導教育、人才、科技等要素在區域內、區域間和城鄉間流動，發揮頭部城市的引領優勢和輻射作用，鼓勵區域間構建聯系緊密、溝通高效、協調有力的人才合作機制，促進人才要素在區域間的高效循環，推進區域整體人才鏈、創新鏈和產業鏈的深度融合和提升。圍繞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搭建和暢通人才要素和創新要素流動渠道，助力合適的人才要素資源下沉到更廣泛的區域，努力緩解和消除人才資源發展分布不平衡和不充分的情況。突破區域間的體制機制障礙，協同優化產業資源、教育資源和制度資源，通過產業鏈、創新鏈和人才鏈的深度融合與良性互動，破除一切影響人才合理布局與協調發展的制度藩籬，借鑒全球頂級城市經濟圈的經驗，以“以鄰為友”取代“以鄰為壑”的理念，在推進區域高質量一體化發展進程中，促進區域間創新要素資源高效流動和共享，推動人才要素在區域間更高質量的發展，以協同共生優勢、產出效能優勢和可持續發展優勢，提升區域的人才比較競爭優勢，進一步以區域間合力支撐我國人才國際競爭力。
另外，完善教育基礎設施建設，鼓勵支持鄉鎮教育投資，引導人才、資本、科技等要素的城鄉間流動，通過城鄉科教資源融合提升鄉村基礎教育水平、發展創新創業活動、孵化新產業新平臺，激發鄉村經濟產業活力。積極引導高校、科研院所等圍繞鄉村發展需求落地系列項目、平臺、機構，引入醫學、法律、社會治理等專業資源，切實解決鄉村發展短板問題。提高中西部地區的教師、鄉村教師培訓支持力度，提高教師專業水平，通過加強區域之間的教育合作，使優質資源能夠得到有效擴散，帶動弱勢地域的教育質量提高。
建立“三位一體”多層次耦合機制，立體化打造人才國際競爭的比較優勢
我國要從戰略、組織、資源配置、政策等各個層面形成“三位一體”的多層次耦合機制，從戰略和戰術、體制與機制、決策與實施等不同層面和環節入手，立足于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優勢，充分發揮政府、市場以及社會治理力量等各方活力，統籌立體化打造“三位一體”的人才國際競爭比較競爭優勢。
首先要做好國家和地方教育、科技、人才十四五發展規劃和遠景規劃的戰略協同，未來可以考慮制定綜合教育、科技、人才的總體規劃，鼓勵地區或城市在制定本地經濟社會發展規劃或政府工作報告時以專章呈現“三位一體”戰略方案。
其次在組織機構上，建議有條件的城市或區域成立“三位一體”工作辦公室和“三位一體”研究中心，從理論研究和實際工作兩個方面出發更大力度地推動我國“三位一體”工作。
再次，要統籌考慮國家戰略力量包括研究型大學、國家級科學城、國家實驗室、大科學裝置等在全國、各區域和不同層級城市的合理分布，以國家戰略力量的布局優化調整引導戰略人才力量的合理布局，進而形成“三位一體”戰略的科學傳導機制。
最后，要統籌教育、科技、人才等各領域資源的合理分配，積極引入市場機制和第三方評價機制，避免因為部門本位主義所造成的資源錯配或資源使用低效的現象；在政策制定和操作中注重教育、科技、人才政策的目標統一性，以及政策制定的銜接性、匹配度和互為支撐配套，避免不同領域制度之間的錯配、矛盾甚至抵消現象，高效實現政策合力。
【本文作者為復旦大學全球科創人才發展中心主任、教授，上海市人才理論研究基地首席專家；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大數據時代國際人才集聚及中國戰略對策研究”（項目編號：16ZDA057）階段性成果】
注釋
[1]孫銳：《新時代人才強國戰略的內在邏輯、核心構架與戰略舉措》，《學術前沿》， 2021年第24期，第14—23頁。
[2]姚凱:《以區域合理布局和協調發展 著力打造人才競爭優勢》，《中國人才》，2022年第12期，第12—14頁。
[3]周光禮：《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體 共同支撐高質量發展》，《光明日報》，2022年11月1日，第15版。
[4]姚凱：《推進新時代人才強國戰略實施的幾點思考》，《中國人才》，2021年第11期，第50—51頁。
責編：馮一帆／美編：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