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進入21世紀以來，西方主導的全球治理面臨著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無法克服的安全困境。中國提出的人類安全共同體理念，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架構，以人民安全為宗旨，倡導立己達人精神，以發展性安全推進全球治理；堅持現實可及原則，以包容性安全推進全球治理；明確互利共贏路徑，以合作性安全推進全球治理。構建人類安全共同體彰顯了中華文化的時代特性，是中國為全球治理提出的重要方案，也將為我國的強國建設和民族復興營造有利的外部環境。
關鍵詞:安全共同體 全球治理 總體國家安全觀 可持續安全
【中圖分類號】D820 【文獻標識碼】A
進入21世紀以來，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面臨著日益嚴峻的安全挑戰，這些挑戰不僅表現為國家之間的沖突和戰爭，而且越來越多地來自于非國家主體以非傳統方式展現出來的社會安全風險，深刻揭示了全球發展不平衡不公正引發的風險根源，以及全球治理的失能。對此，作為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時代安全風險挑戰的回應，中國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目標，在共建、共享、共贏的理念下，構建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實現人類社會共存的共同安全、復雜形勢中的綜合安全、平等對話下的合作安全以及發展與安全相統一的可持續安全。2019年，習近平主席同塔吉克斯坦總統拉赫蒙會談中，首次將中國的安全觀凝練為安全共同體，倡議國與國之間構建發展共同體和安全共同體。2020年，中國提出上合組織成員國應在共同維護地區和平與穩定的基礎上，構建安全共同體，初步界定了安全共同體的實踐準則。2022年，習近平主席將安全共同體與人類社會相聯系，提出“人類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體”[1]，將安全共同體的政治命題納入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范疇之中。至此，安全共同體的關系范疇由雙邊到多邊、再上升到整個人類社會，成為應對全球安全挑戰，構建可持續安全的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西方主導的全球治理面臨安全困境
1991年蘇聯解體，兩極格局告終，冷戰結束，美國憑借超強綜合國力獨霸全球，試圖依托經略半個世紀之久的聯盟體系，維持西方主導的多邊主義國際秩序，為全球安全提供保證。然而，時過境遷，國際政治經濟格局在多波全球化浪潮的推動下不斷分化、演變，后工業化社會的各類風險不斷累積，貧困和難民、恐怖主義、氣候變化、糧食和能源危機、公共衛生突發事件、毒品泛濫和精神藥物濫用、網絡安全等非傳統安全問題紛紛涌現，延宕不絕。美國和西方主導的以民族國家為主體的多邊機制和全球治理在應對全球性風險方面，機能失調，效率低下，不僅無法遏制全球風險的擴散，也無力改善全球發展的不平衡狀態，安全和發展問題相互疊加，同時又不斷演變為新的地緣政治危機和沖突，全球安全面臨著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自身無法解決的難題和困境。這些困境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安全觀念的困境。西方主流的國際政治理論，無論是現實主義理論還是自由主義理論，都以假設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為邏輯起點，以國家利己主義為導向，反映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全球擴張時代的現實需要，將國家的絕對安全和利益視為最高目標。這種絕對安全觀念，難以確立本國的安全邊界，需要不斷尋求對他國的實力優勢，以消除他國實力的增長給本國帶來的安全焦慮，這樣，就勢必推動形成以鄰為壑的國家安全政策。除非以聯盟體系的構建維系盟國之間的安全信任，最終結果是將世界割裂為不同陣營的體系對抗，讓世界變得更不安全。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以及二戰之后長達40余年的冷戰，西方傳統安全觀念均為始作俑者。建構主義的國際社會理論雖然對國際無政府狀態的假設進行了修正，認為無政府狀態既然是國家行為建構的“國際社會的文化”，那么，這種文化同樣是可以改變的，可以建構一種有利于穩定的國際文化。“文化因素在國際政治中的影響越大，國際體系就越趨穩定”[2]，亦即可以通過改變國家行為習慣來建構安全的國際體系。但是，文化和規范在面臨嚴峻的國際政治現實和利益沖突的時候，難以建構統一的安全標準，同質性導向的文化建構依然沒有擺脫西方中心主義的窠臼，亨廷頓文明沖突范式中的“西方與非西方”二分法，仍然是西方世界的安全思維定勢。進入21世紀以來，全球化浪潮塑造了多樣化和多元化的國際社會，全球多極化的新格局正在成型，以他國安全利益的讓渡來保全自身的絕對安全，并不符合國際社會和人類歷史發展的人心所向。
二是安全體系的困境。無論是傳統現實主義的均勢體系，還是新現實主義的霸權穩定體系或新自由主義的國際體制，均將國家安全關切的重心置于國家之間的權力分配和布局。國家安全是否有保障，取決于國家權力的大小，國際政治的實質就是追求權力與和平的斗爭，這個執念自從現代國際政治學興盛以來，一直占據了西方國家對外政策的主軸位置。冷戰結束之后，繼續維持美國的霸權以及借此為整個國際社會供給國際秩序和聯盟體系國家的安全，是20世紀美國追求“美國治下之和平”帝國遺夢的主要思路。當美國及其西方盟國判斷自身的安全利益正在或可能受到威脅之時，國際社會看到的是美國基于實力的單邊主義國家行為，或者假借多邊主義之名行美國優先之實的對外政策。在美國和西方霸權體系延續之下，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等局部戰爭連綿不斷，“阿拉伯之春”“顏色革命”“巴以沖突”等地區沖突此起彼伏，與和平相應對的安全尚且無法保證，遑論公平正義的全球治理。
總體安全觀：以人民安全為宗旨的全球治理
針對西方主導的全球治理面臨的安全困境，中國立足于中華文化創新性、包容性與和平性的特性，于十八大之后首倡總體國家安全觀，十九大報告更是把堅持總體國家安全納入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堅持政治安全、人民安全、國家利益至上有機統一”[3]。其中，以人民安全為宗旨，是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安全理念的本質區別所在。西方從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之后，形成了以民族國家為主體的近代國際關系體系，主權國家為資本在歐洲和全球的擴張保駕護航，資本與國家合體，資本安全即為資產階級國家的安全。資本對國家權力的挾持，進一步增強了國家的力量，強化了國家安全與國民個人安全之間的張力。同時，以資本為中心的邏輯投射在國際關系上，表現出國家理性的利己主義取向，資本的安全就是實現不斷增殖，國家的安全就是實現不斷擴張。在擴張的過程中恃強凌弱，武力開道，結果生靈涂炭，不僅落后國家的人民飽受其害，本國人民的安全也無從談起。
中國提出的以人民安全為宗旨的總體國家安全觀，堅持國家安全與國民安全的對立統一，“既重視國土安全，又重視國民安全，堅持以民為本、以人為本，堅持國家安全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實國家安全的群眾基礎”[4]，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以人民為中心的政治理念和我國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當家作主的本質。同時，我們堅持的人民安全，也適用于人類社會，是整個人類的安全，從人類的整體高度來理解和把握各國人民的安全，只有每個國家的人民得到了安全，人類的安全才是可靠、可及的。人類安全共同體所秉承的總體安全觀將視野始終定位于全人類，將人類共處于“地球村”、構成“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命運共同體作為維護安全的前提預設，形成了全人類共建、共享安全與發展成果的基本主張。
以人民安全為中心的全球治理，展現了中國共產黨深厚的人民情懷，不僅對中國人民有著深厚情懷，而且對世界各國人民有著深厚情懷，這也是重構全球治理的宗旨和目標，對于破解近代以來以資本為中心的國家利己主義安全觀的困局，提供了新的愿景。
發展性安全：以立己達人精神推進全球治理
長期以來，中國主張和平與發展為當代世界的兩大主題。冷戰結束以后，發生世界范圍內的體系性戰爭的可能性減小，但是世界整體性的和平狀態并不意味著全球安全從此有了保證。和平是指沒有戰爭，而安全是指不受威脅。和平是安全的基本要求，但并不等于在和平條件下就必然安全。隨著全球社會風險程度的上升，和平與發展難以全面涵蓋全球化時代的全球治理問題。在堅守和平穩定的同時，安全與發展越來越受到當前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更成為中國提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核心命題。發展是安全的基礎，安全是發展的條件，統籌發展與安全是總體國家安全觀的重要維度。中國提出的總體國家安全觀“從內涵上看，是與發展對應的安全，而非與和平對應的安全”[5]，實現了對西方的超越，世界意義不斷彰顯。西方安全觀以和平訴求應對傳統的國家安全問題，中國主張全球治理以發展應對非傳統的全球社會安全問題，重心在可持續安全，是全球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只有發展與安全并重，方能實現持久的安全。可持續發展不可能建立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展現的“中心—邊緣”的結構之中，而應該建立在人類安全共同體成員國共同發展的基礎之上。全世界多數國家仍然處于不發達和最不發達狀態，人民在為生計而奔波，為爭奪生存資源而沖突，安全便“無暇顧及”，風險和沖突的外溢也就無法避免，2023年10月爆發的新一輪巴以沖突便是明證。人民不安全，奢談國家安全無異緣木求魚。
為將統籌安全與發展的總體安全觀落到實處，習近平主席于2013年向全世界發出共建“一帶一路”合作倡議。“一帶一路”倡議作為新時代中國統籌內外兩個大局、擴大對外開放和國際合作的新舉措，以發展促安全是其基本要義，體現了以共享發展成果促進沿線國家共同安全的“一帶一路”精神和親誠惠容的外交理念，其初心便是“讓周邊國家得益于我國發展，使我國也從周邊國家共同發展中獲得裨益和助力”。習近平主席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的主旨講話提出：“走在前面的國家應該真心幫助其他國家發展”“走共建共享共贏之路”，向全世界展示和弘揚了中華文化立己達人的精神境界。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提出10年來，150多個國家、30多個國際組織簽署了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成立了20多個專業領域多邊合作平臺。事實證明，贈人玫瑰手有余香，立己達人精神既是中華文化內生的天下觀和道德觀，也符合新時代進步的邏輯。全球治理和國際秩序的規則，絕不應該是“吹滅別人的燈”“阻擋別人的路”，應當承認各國都有追求自身發展的平等權利，共同發展才能實現共同安全。
包容性安全：以現實可及為原則的全球治理
近代資產階級民族國家體系運行以來的國際關系史，以擴張和流血見證了國家絕對安全理念的破產。以國際社會無政府狀態為邏輯假設，抱持零和博弈的心態，將他國發展視為對自己的威脅，試圖以國家絕對實力優勢保障自身安全，看似牢靠，實不長久，這在西方國際體系內部也是有深刻的歷史教訓的。19世紀后期到20世紀初，西方國家之間的發展也不平衡，“和諧”被打破，接連兩次世界大戰，給西方國家和全世界都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國家不斷使用權力、而且總是有使用權力的可能，這就使得國際共同體成員之間相互平等的理念變得幾乎毫無意義。”[6]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就現實而言，每個國家都有自身的安全關切，如果大國自恃強大，罔顧其他國家特別是小國弱國及其人民的正當權益，國家之間便會在缺乏信任的氛圍中陷入安全悖論，假設每個國家都想以犧牲他國安全利益為前提得到自身的絕對安全，彼此防范猜疑，那么就沒有哪個國家是真正安全的。尤其是在技術催生的“全球社會”流動的時代，傳統的國家疆界實際上已經無力成為國家安全的絕對屏障，放任他國風險的累積，到了一定程度勢必造成風險向全球外溢流淌，沒有國家能夠免受其害。實際上，只有在相互信任的基礎上建構共同的相對安全，克制權力沖動，將安全立足于發展而不是國界之上，大家都懷公正平等之心，你發展，我安全，安全才有可能。否則，再長的“特朗普邊境墻”也無濟于事。
就道義而言，就如西方啟蒙思想所愿，人人生而平等，這是現代文明社會的基本價值，國家間關系也是如此，國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已經是國際社會的共識，是國際道義的鐵律。在國際道義中，平等首先表現為國家主權的平等，進而推動各國權利平等、機會平等和規則平等，不破壞公認的國際準則，不干涉他國內政，不損害他國安全。抽象地片面強調“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把自己的“家法幫規”包裝成國際規則并強加于人，便是對平等價值的踐踏。同時，平等不等于整齊劃一，在社會層面，平等價值要求尊重世界的多樣性，不將異質文明視為異己和威脅進而推導出文明必然沖突。“文明只有姹紫嫣紅之別，但絕無高低優劣之分”，中華文化推崇“和而不同”“協和萬邦”，亦如聯合國憲章所倡，“力行容恕，彼此以善鄰之道，和睦相處”，才是文明互鑒的正道，彰顯的是平等的實質。
中國主張以平等價值塑造全球治理，開放包容。“推進國際關系民主化，不能搞‘一國獨裁’或‘幾方共治’。世界命運應該由各國共同掌握，國際規則應該由各國共同書寫，全球事務應該由各國共同治理，發展成果應該由各國共同分享。”[7]唯此，共同安全才是現實可及的。
合作性安全：以互利共贏為路徑的全球治理
戰后聯合國的創立，意味著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國際多邊主義成為解決沖突、實現和平與安全的主要國際機制。戰后，全球多邊主義為維護世界總體和平發揮了積極作用，多層次多類別的區域性多邊主義也越來越多地成為緩和地區矛盾、調解國際沖突的重要手段，從西方主導的關貿總協定和世界貿易組織，到吸收主要發展中國家參與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和二十國集團，均反映了全球化時代國家之間相互依賴關系對于合作共贏的必然要求。尤其是作為冷戰結束的和平紅利，新一輪技術革命推動了發達國家的產業升級轉移和在全球的重新布局，全球供應鏈不斷延長，經貿合作網絡遍布世界，將傳統的南方和北方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以新興經濟體為紐帶的新興多邊合作機制不斷形成，特別是中國發起成立和積極參與的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合作機制、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從推動地區共同安全，到促進共同可持續發展，體現了互利共贏的合作旨趣，走出了人類安全共同體從理念到實踐的可行路徑。2016—2022年，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累計批準202個投資項目，遍及全球33個國家，融資總額388億美元，不僅改進了投資對象國的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還逐步將投資重心轉向全球關注的氣候變化，2022年氣候融資總額達到批準融資總額的55%。2023年8月，金磚國家實現了第二次擴容，成員國由五國擴大到十一國，彰顯了“開放包容、合作共贏的金磚精神”。
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全球治理任重道遠。冷戰結束30余年，美國和北約仍然固守冷戰思維，奉行國家利己主義和單邊主義，對多邊主義抱持實用主義和機會主義的態度，試圖以陳舊的西方中心論標準重新切割全球化的國際社會，對全球治理體系和真正的多邊機制形成沖擊，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歷史趨勢產生實質性的挑戰。近年來，美國不止自己親自上陣，對中國發起貿易戰和科技戰，筑起“小院高墻”，意圖封殺中國的發展空間；同時，還組成圍堵和排斥中國的“五眼聯盟”“美英澳三方安全伙伴關系（AUKUS）”“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QUAD）”“印太經濟框架（IPEF）”等安全和經濟“多邊機制”，威脅中國的安全和發展，其用意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對此，中國強調“多邊主義的要義是國際上的事由大家共同商量著辦，世界前途命運由各國共同掌握”，堅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最大程度增強合作機制、理念、政策的開放性和包容性，共同維護世界和平穩定”，[8]推進全球治理規則民主化，為21世紀全球治理體系的改革和建設指明了方向。
構建人類安全共同體深刻展現了中華文化胸懷天下的崇高境界，是中國倡導的21世紀全球治理的重要方案，旨在以平等包容與合作共享，為全球可持續發展提供現實可及的共同安全條件，也將為我國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營造安全穩定的外部環境。
【本文作者為廈門大學公共事務學院教授】
注釋
[1]《共同維護世界和平安寧》，《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451頁。
[2][美]亞歷山大·溫特著、秦亞青譯：《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2頁。
[3]《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構建大安全格局》，《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390頁。
[4]《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習近平著作選讀》（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35頁。
[5]王義桅：《全球化時代的大國安全觀——中國的安全文明及其對西方的超越》，《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4年第11期，第6—12頁。
[6][英]愛德華·卡爾著、秦亞青譯：《20年危機（1919—1939）：國際關系研究導論》，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5年版，第149頁。
[7]《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習近平著作選讀》（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64頁。
[8]《讓多邊主義的火炬照亮人類前行之路》，《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461、462頁。
責編：程靜靜／美編：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