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發展格局”是二十大報告提出的重要議題。新安全格局的理論意蘊可作三重解讀：“安全”是非零和的“場效應”，“安全格局”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圖景”，新安全格局是以和合為本與向善求治的“新安全圖景”。新安全格局的實踐取向是：以和平保發展，以和解穩發展，以和合促發展。中國提出的全球安全觀與總體國家安全觀，是對“新安全格局”的全方位、體系性的把握，既是對國際安全與國內安全的有機統合，也是對高水平安全與高質量發展的科學統籌。
關鍵詞:新安全格局 場效應 和合主義 總體安全
【中圖分類號】D6 【文獻標識碼】A
在世界安全局勢動蕩不安、混亂焦灼的當下，如何認識新安全格局這一重要提法？如何詮釋這一重要提法中的“新”“安全格局”？如何理解新安全格局前置于新發展格局的新穎性與重要性？如何認識新安全格局對保障新發展格局的前導性與探索性意義？把握新安全格局的理論意蘊與實踐向度對回答這些問題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新安全格局的理論意蘊
何為理論意蘊？理論意蘊是理論的理性內核與意向性元點，它關聯著理論的本體論前提、認識論基礎、方法論取舍以及意義論取向。
安全是非零和的“場效應”
無論誰，無論他生活在何處，都需要一種安寧的、遠離傷害的生活環境。人們日常所體驗到的安全，多是身體沒有受傷害、心理沒有受損害、財產沒有受侵害、社會關系沒有受損害、環境沒有遭受災害，因而人們總是直觀地從突發安全事件、重大安全事故、引發關注的安全事項中感知安全，從而導致對安全的碎片化理解。全球化時代，世界安全不可分割。這就要求我們重新觀照“安全”，實現對安全理解的本體論的轉向，從“場域安全”視界重新界定安全，用總體、整全、關聯交織化的安全觀去替代局部、離散、孤立碎片化的安全觀。
“場”是一個人們熟知的常用詞，在空間上指活動的位置與場所；如會場、操場、商場；在時間上指活動特定情景與方式，如場景、場合；在整體時空意義上指較大范圍的實踐領域，如戰場、市場、官場、職場等。社會領域中用“場域”來替代“場”概念，引入“場域”范疇可以很好地揭示時空中以“關系和合度”為變量的各種安全狀態，表明除了場的物理特征與狀態外，還疊加了人的活動所表現出來的社會關系的專有性質，因此更能反映出安全作為社會關系范疇的多重性與復雜性。
“場域”有著安全要素構成的社會關系的集合特征與和合性程度。布迪厄認為“場域”是“在各種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系網絡，或一個構型”。[1]對安全進行“場域”性考察，是安全哲學的一種抽象，也是安全研究的一種整體化努力。基于“場域”視角，關聯著眾多行為體的安全，不僅是一事一物的沒有危險或威脅的持存狀態，而且是與場域中所有事物相關聯的沒有危險或威脅“關系”的持存狀態。
場域安全觀是一種全新的安全觀。“場域安全”是指與安全相關聯的、具有特定活動性質的、沒有危險或威脅的關系狀態，它強調的安全不是一種線性的、技術性的安全，而是非線性的、價值性的安全。從場域安全觀重新審視安全，安全是一種特定的“場域”狀態，是一種非零和的“場效應”。安全不再是單列式的安全事件，也不是碎片化的安全事故或是各自分離的安全孤島，安全更是一種整體性趨勢，是一種關聯性結構，是不可分割的網絡情境。
新安全格局所要建構的“安全視界”便是這樣一種場域安全視界：既包含個體安全，也包含集體安全與人類安全；既包含國家安全，也包含人的安全、社會安全、全球安全，甚至還擴展至太空安全。場域安全視界是對安全在三個維度上擴展的結果：一是在指涉對象維度上的不斷深化，使“國家安全”作為唯一的基本單元或中心被超越；二是在領域設定維度上的不斷拓展，使低政治的非傳統安全領域進入了高政治的安全議題之中，且安全是非零和的關系；三是在價值整合維度上的不斷融合，使安全與發展、安全與平等、安全與正義、安全與解放、安全與自由成為相關聯的復合性議題。
安全是非零和的“場效應”，表明世界安全不可分割，不僅自身安全與共同安全不可分割，而且安全與發展不可分割，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不可分割。只有堅持統籌自身安全與共同安全，統籌安全與發展，統籌維護傳統領域和非傳統領域安全，各國才能共同應對地區爭端和恐怖主義、氣候變化、網絡安全、生物安全等全球性問題。
“安全格局”是總體性的“安全圖景”
場域安全強調的是安全問題的系統性特征。系統重要含義有二：一是作為整體主義的隱喻，整體大于部分之和；二是作為功能轉換的隱喻，整體異于部分之和。強調“安全格局”是不可分割的總體性“安全圖景”，重在反映安全問題中社會活動的系統復雜關系，凸顯多重時空關系與多種活動性質在安全問題上的疊加、復合與交織。多重時空關系包含主體、區域、層面、領域、階段、代際等要素，多種活動性質則關涉主體、結構、要素、樣式、功能、價值等不同方面。
基于此，中國提出全球安全倡議，強調堅持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全球安全觀，堅持尊重各國主權領土完整與不干涉別國內政，堅持遵守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堅持構建均衡、有效、可持續的安全架構，堅持通過對話協商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間分歧和爭端；堅持統籌維護傳統領域和非傳統領域安全。這一倡議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具體化，是運用中國智慧為人類自救于危難、發展于和平、成就于安寧而提出的中國方案。全球安全倡議宣示了中國的全球安全觀，弘揚了全人類共同價值，超越了國際無政府邏輯，完好地回答了安全指涉對象、安全立場、安全原則，以及安全治理的目標、主體、方式、內容等問題，具有重大的理論創新性與時代價值。
基于此，中國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堅持以人民安全為宗旨，以政治安全為根本，以經濟安全為基礎，以軍事、文化、社會安全為保障，以促進國際安全為依托。總體國家安全觀涵蓋各個安全領域，全面統籌了發展與安全、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外部安全與內部安全、國土安全與國民安全、自身安全與共同安全，是中國特色國家安全思想發展的新階段，也是新時代國家安全格局的新圖景。
全球安全觀與總體國家安全觀是對當下世界新安全格局的全方位、體系性的把握，不僅是對國際安全與國內安全的有機統合，也是對高水平安全與高質量發展的科學統籌。“全球”“總體”置于安全觀之前，凸顯了中國領導人對安全作“系統性”考察與“全景性”研判的新境界。因此，新安全格局必然是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格局，必然是體現“人民性”“系統性”“開放性”的安全格局，必然是統籌外部與內部、國土與國民、傳統與非傳統、自身與共同、維護與塑造的安全格局。
新安全格局是和合為本、向善求治的“新安全圖景”
“新安全格局”新在何處？新在安全視界的拓展，全人類共同價值的弘揚，人民安全為宗旨的確立，世界安全“中國方案”的提出。當下的烏克蘭危機、巴以沖突表明，世界并不安寧，種種“存在性焦慮”與“前景性恐慌”一次次敲響警世之鐘。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艱難時刻，中國適時提出了全球安全觀與總體國家安全觀，為世界和平與發展奉獻了順應時代、凝聚共識的中國方案。
首先，中國提出的全球安全觀以和合為本，是對無政府邏輯的超越。長期以來，“國際無政府邏輯”主導國際安全理論和全球安全治理實踐。現實主義宣稱國家只為權力而奮斗，認為國家的安全目標在于追求權力和利益的最大化，要維持和平，首要也最為重要的是保持權力均衡。自由主義宣稱國家只為利益而努力，但自由主義理論的前提仍然是“國際無政府邏輯”，追求本國優先、聯盟靠前甚至把本國安全建立在他國不安全的基礎之上，因而“當代自由主義不過是新瓶裝舊酒”“實則是西方帝國主義的翻版”。[2]建構主義則強調觀念建構利益，利益建構權力，國際無政府狀態本身是被國家建構的，世界是“有秩序”的[3]，但建構主義在某種程度上忽視了物質力量發展與國家利益對觀念形成的重要訴求。
中國則以人類命運共同體邏輯為前提，面對唇齒相依的共同命運，向世界發出全球安全倡議，要求人們從“對抗型安全”轉向“共生型安全”，強調只有達成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全球共識，形成安全互助的良好態勢，促成安全互保的戰略環境，建成安全共享的治理體系，才能更好地維護與塑造全球安全。[4]為此，中國在全球、地區、雙邊等層面，分別提出了多種類型安全共同體的建構方案，并走出了安全共同體建構之新路：結伴不結盟——真正的多邊主義——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安全——全球安全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
其次，中國提出的總體國家安全觀向善求治，是對傳統國家安全觀的超越。傳統國家安全觀以“國家為中心”，重視軍事與政治安全，把國家視為唯一的安全主體。總體國家安全觀以人民安全為宗旨，除了重視政治安全、國土安全、軍事安全，還重視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環境安全、生態安全、核安全，以及生物安全等新興領域安全，進而克服了傳統國家安全觀的三個盲點：一是忽略人的要素，即國民安全在國家安全中核心地位和根本目的性；二是重視防范外部威脅，但忽視吸納外部合理因素以確保國家長治久安；三是重視以硬手段保障國家安全，而忽視制度、體制、機制等方面對國家安全的長遠性、全局性、根本性的保障。[5]
新安全格局是以和合為本、向善求治的“新安全圖景”。全球安全觀弘揚了全人類共同價值，超越了國際無政府邏輯；總體國家安全觀確立了以人民安全為宗旨，重視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的統籌，這就賦予了“新安全格局”極其深邃的理論意蘊。“新安全格局”這一重大理論范疇的提出，對當今世界的全球安全治理與可持續發展必然會產生重大積極影響。
新安全格局的實踐取向
何為“實踐取向”？實踐取向是實踐路徑的價值判定與方向確定。“新安全格局”以和合為本、向善求治，其實踐取向則是以和平、和解、和合保障新發展格局。和平是無戰爭，故可以保發展；和解是不沖突，故可以穩發展；和合是共生共商共建共享，故可以促發展。
以和平保發展
對一個國家的發展來說，“和平”意義上的安全就是“無戰爭”。任何一個國家的發展都需要國際安全的依托，而最直接依托就是國家間確保和平無戰事。然而，人類發展史的現實卻是如此的殘酷而難以解釋。美國學者康威·漢得森在《國際關系：世紀之交的沖突與合作》一書中揭示，從公元前3600年到現在的五千余年間，全世界大約發生了14500場戰爭，只有292年是和平的，總共有35億人在戰爭中死亡。從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幾乎每一年中，全球都有將近四分之一的國家不同程度地受到戰爭的影響。[6]英國學者邁克爾·曼在《社會權力的來源》一書中指出，歐洲列強在1494—1975年有四分之三的時間在策動戰爭，歐洲完全沒有戰爭的時間不超過25年[7]。以和平保發展實在是不容易的大事。
21世紀，人類越來越重視可持續發展，各個國家也越來越重視追求以和平獲得安全，以安全來保障發展。高質量發展、高水平安全都以和平為起點，以和平為底線。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美國作家海明威發表《永別了，武器》以表達人民的反戰、厭戰情緒。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羅素-愛因斯坦宣言》發表，興起了國際和平運動，和平主義成為了世界新潮流。冷戰后，世界和平有了更大的可能性，消除戰爭甚至消除貧困、保護環境、促進發展也成為了和平運動的主要目標。但恐怖主義襲擊、烏克蘭危機、巴以沖突，一場場毀滅生命與破壞和平的災難仍給人類罩上了陰影。“以和平保發展”再度成為人類的共識。可喜的是，中國作為負責任的發展中大國，從不輸出“戰爭”，帶給人類的是和平、是發展、是和合、是共享。和平是新安全格局的底色，正是中國給人類和平帶去了希望。
中國構建新安全格局的首要實踐取向是“以和平保發展”，實行維和、促和、保和的外交政策。中國在全球層面，提出了海洋命運共同體、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核安全命運共同體、地球生命共同體、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以及全球發展命運共同體等；在地區層面、雙邊層次提出了多種命運共同體的共建。例如，對于在爭議較多、紛爭不斷、域外大國不斷介入的南海問題，中國以《南海各方行動宣言》平臺，以“和平之海、友誼之海、合作之海”為共同目標予以和合的方式妥善解決。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背景下，中國提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以互聯互通為主線，同各國加強“五通”，為世界經濟增長注入新動能，為全球發展開辟新空間，為國際經濟合作打造新平臺。
以和解穩發展
“和解”意義上的安全有著較之“和平”的更高價值排序。“和解”不僅是沒有戰爭，而且還是沒有軍事外的沖突。“和解在人類政治生活中有著非同尋常的重要意義，尤其是對于那些曾經歷過激烈沖突和戰爭并保留著沉重的痛苦記憶的國家來說更是一個重要的現實課題。可以說，沒有和解就沒有沖突之后的持久和平。”[8]
“和解”是國際安全維護中的一個重要方面，也是國際安全塑造中的一種典型的國家間互動樣式。“和解”一詞有著強烈的價值意蘊，暗示著通過道歉、賠償、安撫而達成的寬恕與原諒；該詞還有著明顯的實踐向度，顯示著自愿讓步、適度退讓乃至作必要的犧牲。冷戰以“非戰爭”方式結束，即是國際安全“和解”的一種重要方式，意味著人類不再被超級大國間“確保相互摧毀”戰略所裹挾。相應地，南非實現種族和解，德法和解為歐盟成立奠定基礎，等等，“和解”越來越成為許多國家穩發展的前提。
和解使不穩定的“維持和平”上升到穩定的“建設和平”，使戰爭可能性幾乎徹底消失。但與沖突解決不同，和解是一個漫長而艱難的過程，其涉及民眾心理和情感以及身份認同的改變。沖突可以快速中止，而和解以及在和解基礎上的“和好”卻非易事。只有較徹底的和解，從敵對的安全困境中解脫出來，發展的穩定與可持續才確有其保障。
“以和解穩發展”就必須以“競合”取代“競爭”，以“合作”取代“脫鉤”。“競合”指的是在競爭中合作，在合作中競爭，把競爭也限制在一個“不對抗、不沖突”的范圍內。合作與競爭既是對立的，又是統一的，競合是包容了競爭與合作，通過競合的“良性化”去消解潛在的異質性沖突。當面臨沖突或競爭時，中國的做法是以“和而不同”精神“求同存異”，積極尋找根本利益一致的領域，開展實質性的合作，秉持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精神。即使美國在國家安全戰略上把中國設定為“頭號競爭對手”，中國依然強調與美國不是競爭關系而是良性的競合關系，強調“脫鉤”既不符合事實也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以和解的態度探索破解大國關系困境的新方案。
以和合促發展
“和合”意義上的安全則是較之“和平”“和解”有更高價值排序的安全。《尚書·堯典》提出有“協和萬邦”理念，《周易》提出有“保合太和”“萬國咸寧”的安全理想。中國的“和合”理念源遠流長，不僅體現出中國傳統文化的包容性與寬容性，如求同存異、多元和合、互濟雙贏；而且也體現出中國傳統文化與生俱來的協作性與平衡性，如協同合作、以和謀利、相異互補、協調統一等。可見，“和合理念是中國文化的首要價值，也是中國文化的精髓，是中國文化最完美最完善的體現形式”。[9]
“以和合促發展”就是要通過“和合算法”的選擇，尋求世界普遍安全之道。從人類的歷史演進即從部落、部落聯盟、國家、國家聯盟、超國家共同體且正走向更大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過程來看，人類在歷時態中有“共同體演進”的明顯特征，根據人類沖突與合作的發展歷程，可以得出的結論是：人類總體上在“戰爭—競爭—競合—和合”的不同階段越來越向和合度增加的方向發展，趨向和合是人類必然的歷史走向。如果說安全算法是最簡約演算原則與最可行操作方法之和，那么人類安全算法類型及特征可列式如下[10]：
戰爭算法=獨霸+暴力奪取
競爭算法=獨享+強力奪取
競合算法=兼享+實力獲取
和合算法=共享+合力獲取
毋庸置疑，安全的和合算法是保障世界可持續發展的前提。人類安全算法從戰爭向競爭、競合、和合“升級”的規律，在某種程度上揭示了安全問題應對與安全保障決策的普遍性特點，即不可僅有單一視角、單一時宜、單一手段，而必須全面而發展地考量、綜合施策。隨著深度全球化的展開，安全領域更多地呈現出安危不可分離的“一戰俱損”“一和俱益”及合作共贏的時代境況，主權讓渡、擱置主權、責任主權等成為跨越國家邊界合作的重要價值取向。現代性文明已不是國際體系中的某個單一文明，而是多種文明交互復合的多元文明。當國家間合作代替了對抗，和合代替了競合，世界便進入了以和合為核心價值的共生、共建、共享的新時代。
事實上，在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與努力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示范下，和合算法越來越成為人類安全算法的主導性選項。和合算法以“共享”原則超越了戰爭算法的“獨霸”、競爭算法的“獨享”、競合算法的“兼享”；選取的維護安全的方式既非暴力奪取資源，也非強力獲取資源，也與實力獲取資源不同，而是“合力共享”資源。因此，和合算法較之于其他幾種安全算法更具有正向價值導向，也更能獲得促進世界持久和平與普遍安全的實效。
當我們在充分強調安全算法正向價值取向重要性的同時，還需要特別認真考慮三點：第一，認可人類安全算法的歷史演進趨向，在現有歷史語境中追求和合算法的價值目標，并不是無條件地放棄軍事武力的運用。第二，21世紀是算法世紀，算法將改變人類自身，但新的安全算法或許會帶來新的“未知的不可知風險”可能，甚至會引發更高一個層次或全新的“非傳統戰爭”即更廣意義上的“算法戰”。第三，從后人類國際關系視角審視，人類安全算法的探究還需考慮未來已來的全新安全行為體，如基于生命的新物質體、基于物質的新生命體、基于智能的非生命體、基于與意識和感情關聯的非人類行為體等，當這些新安全行為體均介入人類安全治理中時，以人類為中心的安全算法需要被迭代，新安全格局將被重新解讀。
總之，新安全格局的理論意蘊、實踐向度可以歸結于一句話：基于場域安全視界的新安全圖景是非零和的、整全的、和合為本與向善求治的，實現世界普遍安全的唯一方略是以和平保發展、以和解穩發展、以和合促發展。“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發展格局”是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的重要議題，也是對新時代統籌發展和安全的深刻闡釋與完好表達。我們只有深入理解“新安全格局”的理解意蘊與實踐向度，才能更好地把握世界安全的大勢與人類發展的前景。
【本文作者為浙江大學非傳統安全與和平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注釋
[1][法]皮埃爾·布迪厄、[美]華康德著，李猛、李康譯：《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第134頁。
[2][英]巴里·布贊、[英]喬治·勞森著，崔順姬譯：《全球轉型：歷史、現代性與國際關系的形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68頁。
[3][美]亞歷山大·溫特著，秦亞青譯：《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83頁。
[4]余瀟楓、王夢婷：《全球安全倡議：人類安全的“前景圖”》，《國際安全研究》，2023年第1期，第4頁。
[5]劉躍進著：《國家安全文集》，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20年，第136—141頁。
[6][美]康威·漢得森著，金帆譯：《國際關系：世紀之交的沖突與合作》，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年，第128頁。
[7]田文林：《超越西方傳統安全觀：全球安全倡議的時代價值》，《當代世界》，2022年第5期，第26—27頁。
[8]王高陽：《理解國際關系中的“和解”：一個概念性框架》，《世界經濟與政治》，2016年第2期，第105頁。
[9]徐鴻武、謝建平編：《和合之道》，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9—11、46頁。
[10]余瀟楓：《人類安全算法“升級”：戰爭—競爭—競合—和合》，《國家安全論壇》，2023年第2期，第31—48頁。
責編：李 懿／美編：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