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發展和安全之間是對立統一的辯證關系，新發展階段所面臨的新形勢和新挑戰，倒逼著我國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糧食風險、能源風險、貿易與投資風險、金融風險等傳統風險和新興風險交織疊加，對更好統籌發展和安全、加快構建與新發展格局相適應的新安全格局提出了更高要求。構建與新發展格局相適應的新安全格局，從理念來講，要以新發展理念和總體國家安全觀為指導；從主體來講，關鍵是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從手段來講，開放、改革、創新是實現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動的有力舉措。

關鍵詞:新發展格局 新安全格局 高質量發展 高水平安全

【中圖分類號】D631 【文獻標識碼】A

隨著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新的風險和挑戰不斷涌現，對統籌發展和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構建與新發展格局相適應的新安全格局，為新發展格局提供支撐和保障。2020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體學習時強調，“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堅持發展和安全并重，實現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動”。2022年10月，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發展格局”。2023年12月11日至12日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必須堅持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動，以高質量發展促進高水平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質量發展”。準確把握新發展格局和新安全格局之間的關系，深入理解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動的深層內涵，是推動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然要求。

構建與新發展格局相適應的新安全格局的現實背景

隨著我國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打贏脫貧攻堅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入了新發展階段。這是當前我國所處的歷史定位，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嶄新起點。在新發展階段，我國面臨的形勢和挑戰主要體現為新的經濟轉型、新的科技革命、新的國際形勢。這對統籌發展和安全、構建與新發展格局相適應的新安全格局提出了更高要求。

新的經濟轉型。從“以外促內”的經濟發展模式轉向“以內促外”，強調實現經濟發展的獨立自主。我國自2001年12月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逐步形成了市場和資源“兩頭在外”的“以外促內”的經濟發展模式，并基于這種模式在較短時間內發展成為擁有大規模制造業和全球化貿易體系的世界工廠。這種外向型發展模式在拉動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其弊端也日漸顯現。

外向型發展模式下，我國主要憑借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依靠加工貿易等方式參與國際分工，長期以來被深深鎖定在全球產業鏈價值鏈的低端位置，對高端技術和先進知識的獲取嚴重不足，從而制約了我國經濟的內生增長能力。隨著我國人口結構和數量發生變化，人口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改革開放初期形成的中低端制造業所依賴的廉價勞動力優勢已經被大大削弱；與此同時，中低端制造業的成本日漸提高，利潤逐步降低，在這種形勢下，歐美等發達國家的低端產業鏈開始向東南亞國家轉移，出口導向、成本低的外向型發展模式愈來愈不可持續。另外，“兩頭在外”的經濟發展模式對國際形勢的變化非常敏感，近幾年，新冠疫情全球性流行、世界金融市場頻繁波動、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等對外向型發展模式造成較大沖擊，也為中低端制造業向高技術、高附加值、高效率、低污染、低排放的高端制造業轉型敲響了警鐘。全球經濟增速放緩對我國經濟發展也有一定的影響，出口交易額下降，國外投資縮緊，國內的民間投資下滑，出口、投資對于經濟的拉動作用減緩，經濟的轉型升級面臨新的阻力。而房地產作為中國經濟的支柱性產業面臨著供需錯配和結構性失衡的問題，土地財政等資源型財政對自然資源的依賴性強，且不可再生。舊有的經濟發展模式難以為繼，經濟發展的結構性問題日漸突出，亟需進行深層次調整，中國經濟已經進入從高速增長轉型為高質量發展的下半場。

新的科技革命。到20世紀末，世界先后經歷了三次產業革命，每一次產業革命都帶來了社會生產力的飛躍式發展，促使社會面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向縱深推進，其趨勢是智能化與信息化，信息、生物、新材料、新能源領域的新興技術高度融合、不斷滲透，創造出了具有跨越傳統產業邊界的新產品、新業態、新模式，將給人類的生產和生活帶來顛覆性變化。每一次科技革命總是伴隨著大國之間激烈的博弈和競爭，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掌握先進核心技術，取得突破性創新成果對于增強國家競爭力，在國際競爭中占據領先地位至關重要。當前，全球科技競爭日趨激烈，大國科技競爭已上升為國家行為，各國在信息技術、生物技術、航天技術、海洋技術、能源技術等科技領域的全面競爭不斷升級。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為中國經濟的轉型升級提供了新的機遇，也帶來了新的挑戰。一方面，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推動生產方式、社會結構和生活方式發生深刻變化，在塑造世界政治經濟格局、改變國家力量對比方面的決定性作用愈加凸顯。這一切為我國實現創新發展、“彎道超車”提供了新的重大機遇。另一方面，也存在現有差距繼續拉大的風險。雖然近年來我國科技實力快速進步，但與發達國家仍存在一定的差距。在國際競爭加劇的環境下，芯片、基礎軟件、關鍵材料等核心技術被“卡脖子”的難題亟待突破，產業轉型帶來的產能過剩及發展不平衡問題也需要持續破題。

新的國際形勢。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新興市場的崛起和科技革命的推進使得全球力量對比發生了重大調整。國際環境發生復雜而深刻的變化，地緣政治沖突和經濟秩序重構加劇了國際形勢的動蕩，烏克蘭危機和巴以新一輪沖突的爆發就是世界各國之間矛盾激化甚至不可調和的一個縮影。恐怖主義、種族沖突、單邊主義、霸權主義、民族矛盾、宗教問題等依然威脅著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世界秩序調整凸顯東西矛盾，全球發展失衡加劇南北矛盾，社會階層對立激化上下矛盾，意識形態對抗加深左右矛盾，利益分歧失調凸顯內外矛盾，國際道義失序推升高低矛盾，國際規范失效折射新舊矛盾，競爭與合作交織，發展與和平并存[1]。新的國際形勢催生了發展的新問題和新要求，中國需要通過市場化改革，優化資源配置，提升經濟的內在動力和獨立自主的能力，減少對外部資源的依賴，堅定實施擴大內需戰略，構建更為堅實的經濟基礎。而這些，即形成了構建與新發展格局相適應的新安全格局的現實動力。

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質量發展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應有之義

新發展階段所面臨的新形勢和新挑戰，倒逼著我國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而隨著糧食風險、能源風險、貿易與投資風險、金融風險等傳統風險和新興風險交織疊加，對更好統籌發展和安全、加快構建與新發展格局相適應的新安全格局提出了更高要求。

新的經濟轉型必然要求發展新興產業，而新業務、新流程、新材料、新工藝等新興事物往往伴隨大量的不確定性，投資和發展的風險也隱匿其中，成為影響發展和安全的潛在風險。新的經濟轉型也會引致勞動形態和就業方式的深度變革，如果沒有恰當的再就業支持和社會保障安置政策，就會對社會穩定造成影響。新發展格局強調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煤炭、石油、天然氣、礦石、金屬等原材料和產品的生產與儲存量都會加大，更加要重視提升安全生產的質量和水平。

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重構全球創新版圖，重塑全球經濟結構。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必須更加重視自主創新，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現階段我國的科技創新能力還不夠強，戰略性新興產業領域“卡脖子”問題依然存在，并且會伴隨著激烈的國際科技競爭更加棘手。在當前的國際形勢下，以市場換技術的方式已經基本行不通，存在技術鏈、供應鏈斷裂的風險，從而對經濟安全乃至政治安全造成威脅。另外，由于技術的創新總是領先于行業經驗，在新興技術的研發和應用過程中極易出現始料未及的風險，小到市場主體、大到經濟體，都會面臨管理風險、政策風險、法律風險等方面的挑戰。

當前全球局勢緊張，各國的外交壓力倍增，世界主要國家合作解決氣候變化、環境污染、經濟發展不平衡等問題面臨較大阻力。大國博弈更加激烈，貿易保護、經濟封鎖等手段屢見不鮮；地緣政治沖突加劇，局部危機可能演變為全局性危機；世界出現分裂風險，一些國家鼓吹“脫鉤斷鏈”，構筑“小院高墻”，企圖通過科技壟斷、技術封鎖、設置貿易壁壘干擾別國創新發展，破壞全球經濟穩定；全球治理體系受到沖擊，亟需調整和重構；風險的系統化全球化趨勢增大，恐怖主義和極端組織強勢反彈……這些都可能給中國發展帶來新的安全風險。

發展必然會有風險，追求絕對安全就不能發展，不發展就是最大的不安全；而如果只注重發展就會竭澤而漁，產生生態環境破壞、能源資源枯竭、收入差距拉大、資本惡性競爭等不良后果，威脅社會的和諧與穩定，不利于更好更持久的發展。發展和安全存在對立統一的辯證關系，發展與安全的統一性說明兩者可以統籌，對立性則說明兩者需要統籌[2]。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新的經濟轉型、新的科技革命、新的國際形勢，對構建新發展格局提出了更高要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質量發展成為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題中應有之義。

構建新安全格局是實現發展和安全良性互動的戰略部署

發展與安全相向而行，應對新發展格局所面臨的各種風險挑戰，需要打造與之相適應的新安全格局。新發展格局與新安全格局是互構的整體，兩者統一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體現為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動。2021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了《國家安全戰略（2021—2025年）》，提出新形勢下維護國家安全，必須牢固樹立總體國家安全觀，加快構建新安全格局。2022年10月，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發展格局”。新安全格局是體制與機制的結合，體系與能力的并重，是治與制的統一與轉換，構建新安全格局是實現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動的戰略部署。

從理念來講，要以新發展理念和總體國家安全觀為指導，深入領會統籌發展和安全、實現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動的深層內涵。互動也就是事物之間的相互影響，有好的影響也有壞的影響，良性互動就是要規避壞的影響，促進好的影響，避免發展和安全互相掣肘，倡導并實現兩者互為支撐，互相促進。既通過發展提升國家安全實力，又深入推進國家安全思路、體制、手段創新，營造有利于經濟社會發展的安全環境，在發展中更多考慮安全因素，努力實現發展和安全的動態平衡，全面提高國家安全工作能力和水平[3]，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發展格局。一方面，必須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積極擴大內需，著力推動技術變革和產業變革，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和增長極，不斷壯大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科技、教育等綜合國力，凝聚成抵御各種風險挑戰的強大硬實力。另一方面，必須堅定不移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把維護國家安全貫穿黨和國家工作各方面、全過程，不斷健全國家安全體系，增強維護國家安全能力，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會治理體系，抵御各種內外安全風險，確保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從而更好地保障經濟社會持續發展。

從主體來講，關鍵是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地方政府在這一過程中要樹立正確的政績觀念，做到發展和安全并重，不能唯發展論或者唯安全論。既要實現經濟充分的發展，又要重視解決發展不平衡的問題，縮小貧富差距，緩解社會矛盾，維護和保障人民的安全需求和安穩日子。營造安全、公平、穩定、高效，有利于實現國內大循環的營商環境，加快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激發市場活力，提升中小企業市場競爭力及風險應對能力。企業要嚴格落實安全生產制度，加強風險監管和隱患排查工作，深刻把握風險因素的行業性、季節性、突發性特點，嚴格落實風險分級管控與隱患排查治理雙重預防機制，確保風險見底、隱患清零，杜絕監管的形式主義，加強安全生產監管力量建設。對于社會來說，要堅持社會共治、加強宣傳教育，扎實推進安全宣傳進企業、進農村、進社區、進學校、進家庭，積極營造全社會關注、全民參與的良好氛圍，推動人人講安全、個個會預防、隨時能應急。

從手段來講，開放、改革、創新是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的有力舉措，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要手段。同時，在開放、改革與創新的過程中必然會遇到各種風險和挑戰，需要加快構建新安全格局，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質量發展。

實現高質量發展與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動，要扎實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高水平對外開放是指以開放促發展，以合作謀共贏，在更高水平上維護國內安全并促進國際安全。一方面，要以高水平國內安全保障國內大循環暢通無阻，另一方面，要圍繞全球安全問題加強多邊合作，以有效的國際安全治理保障國際經濟循環持久運行。展開來說，在對外開放的過程中要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牢牢掌握意識形態工作領導權，堅決捍衛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不動搖，堅決捍衛中國共產黨執政地位不動搖，始終在政治立場、政治方向、政治原則、政治道路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加強政治認同，確保政治安全。特別是在經濟發展方面，要在多個領域開展廣泛的國際合作，著力加強對國際金融貿易的監管，積極參與構建更加公平公正的國際經濟秩序，努力提高風險防范水平，提升自身競爭力，保障我國的產業鏈、供應鏈安全，推動高水平對外開放行穩致遠。

實現高質量發展與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動，要用足用好改革這個關鍵一招。當前我國的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遇到的阻力越來越大，面對的暗礁、潛流、漩渦越來越多；改革涉及每個人切身利益的重新分配，只有堅定不移推進改革，才能使黨和人民的事業不斷煥發新活力。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前提是國家安全、社會穩定。沒有安全和穩定，一切都無從談起。[4]要對改革中可能出現的風險有所防備，進一步完善改革風險研判機制、決策風險評估機制、風險協同防控機制，并加強改革中的法律保障，為改革的平穩推進營造安全可靠的法治環境。改革中的風險要防范，同時改革也是消除風險的有效方式。改革能夠優化資源配置，通過財富的再分配，提供公平全面的社會保障，逐步縮小社會貧富差距，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社會發展。推進應急管理、安全生產、食品安全等領域的體制機制改革，能夠有效提升公共安全治理效能，推動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預防轉型。

實現高質量發展與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動，要大力提升自主創新能力。從宏觀上看，只有大力提升自主創新能力，盡快突破關鍵核心技術，才能從根本上保障國家安全。當前，科技創新已經成為影響全球經濟社會發展格局和競爭格局的關鍵變量。加快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是我們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帶來的戰略機遇的需要，也是徹底改變我們在國際競爭中的被動局面和被動地位、謀求經濟長遠發展的主動權、形成長期競爭力的必然要求。從微觀上看，科技創新可以有效提高安全生產水平。比如通過智能監測系統可以大大提高現場監測、智能控制和風險評估的準確性和即時性，防范化解安全生產中的各種風險隱患；運用數據自動加密技術、大數據信息平臺、仿真模擬技術等，可以實現風險監測預警和應急處置的快速協同響應。需要強調的是，創新成果的取得總是建立在不斷嘗試、重復試錯的基礎上，創新本身就是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過程，技術風險、財務風險、政策風險、管理風險、市場風險等層出不窮。在創新過程中也不能忽略了安全，對于創新方案的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穩定性、可控性等方面要做好科學論證，建立健全風險評估機制，落實各方的安全責任。

【本文作者為西安交通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教授；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韌性視角下的城市災害風險評估與治理研究”（項目編號：19AZZ007）、“四個一批”人才項目“新常態下的公共政策社會風險評估研究”（中宣干字〔2016〕49號）階段性成果；西安交通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高雙對本文亦有重要貢獻】

注釋

[1]楊光斌、王正毅、吳志成、唐永勝、戴長征、趙可金：《“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中國的外部風險、挑戰與應對”專題筆談》，《世界社會科學》，2023年第4期，第44—79頁。

[2]朱正威、高雙、胡倩倩：《構建新安全格局的邏輯與路徑》，《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4期，第139—147頁。

[3]《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390—391頁。

[4]習近平：《論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1年，第107頁。

責編：羅 婷／美編：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