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前，信息技術迅猛發展，數字出版與數字人文領域的交叉與融合日益加深，不斷展現出二者內在密切的伴生關系和互動邏輯。作為人文學科的重要組成部分，數字人文與數字出版的關系并非相互從屬，而是在發展中呈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態勢，在符號呈現、技術手段和現實功用中表現出相互伴生和邏輯一致，又在融合與伴生中產生深刻的互動影響，持續推動信息與知識的數字化轉型和融合式創新。深入探討數字出版與數字人文之間的邏輯聯系和相互作用，有利于揭示二者如何共同推動信息、知識、文化和文明的創造、應用、傳播和傳承。
【關鍵詞】數字出版 數字人文 伴生關系 互動邏輯
【中圖分類號】 G230.7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02.005
【作者簡介】萬安倫，華僑大學黨委常委、副校長，北京師范大學數字出版研究院執行院長、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中外出版史、出版學、數字出版、數字人文等。主要著作有《中外出版史》、《中外出版原著選讀》（主編）、《數字出版研究——運行模式與發展趨勢》、《數字出版導論》（合著）、《新中國出版研究》等。
出版的實質，是對人類知識和信息的收集、挖掘、整理、編選、校勘、把關、傳播和傳承的過程與活動。[1]數字出版（Digital Publishing）以數字化、智能化乃至智慧化的技術手段推動出版流程的重組、再造與延伸[2]，是人類出版的當下狀態。2010年新聞出版總署發布的《關于加快我國數字出版產業發展的若干意見》指出，數字出版是指利用數字技術進行內容編輯加工，并通過網絡傳播數字內容產品的一種新型出版方式，主要產品形態包括電子圖書、數字報紙、數字期刊、網絡原創文學、網絡教育出版物、網絡地圖、數字音樂、網絡動漫、網絡游戲、數據庫出版物、手機出版物（彩信、彩鈴、手機報紙、手機期刊、手機小說、手機游戲）等。發展到今日，數字出版產品形態還包括博客、社交媒體內容、網絡視頻、ChatGPT等新興媒介的出版內容。數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起源于20世紀后半期，由“人文計算”（Humanities Computing）這一概念衍變而來，即以先進的計算機技術介入傳統人文學科研究，處理和加工文獻與知識。作為目前最前沿的交叉學科之一，數字人文融合了文學、語言學、歷史學、計算機、地理學等多學科的內容與方法，改變了知識創造與生產的方式，是運用數字技術和方法開展人文學科研究的跨學科領域。數字人文不僅利用數字化的資源和工具對傳統的人文學科進行深度介入和探究，還通過計算技術（如文本挖掘、可視化等）推動新的理論和研究方法的發展。
數字出版與數字人文作為引領出版領域與人文學科發展的新形態和新范式，二者之間存在緊密而內在的相互伴生與依存關系。一方面，數字出版提供了數字人文所需要的數字化資源和平臺，推動數字人文在更廣泛的范圍和更深遠的層次上開展研究；另一方面，數字人文的發展也推動了數字出版內容的豐富和多元化發展。本文從理論思考和現實應用兩方面入手，深入探討數字出版與數字人文之間的伴生關系與互動邏輯。
數字出版與數字人文的伴生關系
數字出版與數字人文之間是一種相互伴生、良性互動的邏輯關系。“作為傳承文明和傳播知識的工具，數字出版與數字人文肩負著共同的使命”[3]，而且表現出符號呈現高度一致、技術手段高度一致和現實功用高度一致。數字出版與數字人文內在邏輯的高度一致并相互伴生，不僅推動和促進了兩大領域的快速發展，也對信息積累保存、知識生產、文化傳播和文明傳承產生了深遠影響。
數字出版與數字人文的符號呈現高度一致并相互伴生。數字化時代下，“出版符號在數字出版形態中，都升華為代碼性質的數字出版符號，數字出版符號也是數字人文最終呈現的人文意蘊符號”，[4]數字出版與數字人文兩個領域展現出極為顯著的相互伴生及互動融合特征。值得特別關注的是，在符號表達和內容呈現方面，二者呈現高度的一致性，這種一致性不僅是技術演進的必然結果，也是文化傳播和學術研究發展的重要特征。
首先，在內容結構上，數字出版與數字人文呈現明顯的伴生性和一致性。無論是數字化圖書、期刊，還是數字化文獻、檔案，都趨向于采用模塊化、層次化的內容結構。這種內容結構便于讀者或研究者根據需要快速定位信息，同時也支持更加靈活的交互式閱讀和研究體驗。其次，在內容呈現方式上，兩者同樣表現出伴生性和一致性的特點。數字出版和數字人文都廣泛利用多媒體元素（如文本、圖像、音頻和視頻等），并在內容中融入互動性元素，這種多媒體和互動性的結合不僅豐富了內容的表達形式，還提升了用戶的參與度和體驗感。再次，數據驅動式的內容呈現是數字出版與數字人文的又一共同特點。這兩個領域可通過數據分析和人工智能技術實現個性化的內容推薦和呈現，使得內容能夠更加貼合用戶的需求和興趣。此外，數據分析還能夠為內容的持續優化和更新提供支持。最后，數字出版與數字人文在內容的可訪問性和共享性上也體現出相互伴生和高度一致的特點。傳播內容不僅可以通過互聯網平臺生成并根據用戶需求更新，而且能夠輕松被全球各地用戶訪問和共享，極大提升了知識的可達性和傳播效率，這種無國界的內容共享在推動全球文化和學術交流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總體而言，數字出版與數字人文在符號呈現上的相互伴生和高度一致是對數字技術革新的直接響應，也是這兩個領域不斷融合與發展的重要標志。符號呈現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及高度一致性不僅提升了數字出版與數字人文產出內容的質量和影響力，也為二者進一步交叉融合和創新發展提供了堅實基礎。隨著新技術的不斷進步和用戶需求的日益多元化發展，未來這種一致性和伴生關系將進一步加深，并推動這兩個領域在更深、更廣層面實現創新與突破。
數字出版與數字人文技術手段高度一致并相互伴生。在數字化浪潮的推動下，數字出版與數字人文領域正經歷深刻變革，二者不僅在理念和內容上趨于一致，更在技術手段上展現出顯著的相似性和趨同性。研究應用的關鍵技術包括數據挖掘、文本分析和數據可視化等，這些技術推動著研究者能在更強大的數據集成上進行更深入的分析探究，同時也為傳統的人文學科研究提供了新的手段和方法。具體來看，數字出版借助信息技術，實現了傳統出版內容的數字化轉換和網絡化傳播。其核心技術包括數字化編輯與格式轉換、多媒體內容制作和在線分發平臺的構建等，這些技術不僅提升了出版效率，也豐富了用戶的閱讀體驗，增強了內容的個性化和互動性特征。而數字人文則“利用數字化技術，為人文知識的存儲復制以及深入研究提供更加廣闊的視角”[5]，并對人文學科的研究對象進行收集、分析和解釋。可以看出，數字出版與數字人文相互攜手、促進、推動并陪伴彼此成長。
在數據分析與處理方面，數字出版的數據處理涉及內容的編輯、格式化和優化，而在數字人文中，數據處理則是對大量文本和圖像資料進行分析和解讀，二者在數據處理的核心技術手段上呈現一致性。多媒體技術在數字出版中用于創造更加豐富和動態的閱讀材料，在數字人文中則用于更直觀地展示研究結果，在兩個領域中這一技術的應用都極為廣泛。在內容傳播與呈現方面，兩個領域都強調交互性和用戶參與的重要性。數字出版通過互動設計增強用戶體驗，數字人文則通過互動式的數據呈現和用戶參與的研究方法吸引更廣泛的受眾。在線共享平臺方面，數字出版通常通過在線平臺來分發和推廣內容，而數字人文也越來越多地利用在線平臺共享研究成果并促進學術交流，這種對在線平臺的共同依賴進一步表明了兩個領域在技術應用上的一致性和伴生性。
數字出版與數字人文在技術手段上的高度一致和相互伴生，反映出二者在適應數字化時代發展趨勢上的共同努力，不僅推動了兩個領域的交叉融合，也為二者未來攜手創新提供了可能性。未來，數字出版和數字人文將進一步攜手推動信息利用、知識生產、文化創造和文明傳承。
數字出版與數字人文現實功用高度一致并相互伴生。隨著數字技術迅速發展，數字出版與數字人文已經成為當今社會文化和學術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兩個領域在現實功用上展現出高度的一致性，主要體現在知識傳播、文化保存和教育推廣等方面。
在知識傳播與普及方面，數字出版通過電子書籍、在線雜志等形式，促進了知識和信息的迅速、廣泛傳播。同時，數字人文通過數字化的文獻、檔案等資源，促進了人文學科知識的傳播。二者都在不斷突破傳統的領域和文化界限，實現信息和知識的全球化共享。在文化保存與文明傳承方面，數字出版通過數字化的內容生產和對歷史文獻的數字化存檔，使得珍貴的文化遺產能夠得以長久保存。與此同時，數字人文通過數字化手段對歷史文獻、藝術作品等進行歸檔和分析，促進了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傳承。在教育推廣方面，數字出版和數字人文都極大地豐富了教學資源和教學手段。數字出版提供了豐富的電子教材和在線學習平臺，而數字人文則通過數字化的資源和工具支持著人文學科的教學和研究。這些技術的應用不僅提高了教育的質量水平，還拓展了教育的邊界范圍。數字出版與數字人文相伴相生、共同成長，共同促進了信息的共享，降低了知識獲取的門檻，推動了全球文化的交流與融合。
數字出版與數字人文在現實功用上的高度一致性，反映出兩個領域在應對數字化挑戰時的共同努力和攜手并進，也預示著它們將在未來社會發展和人文學科建設中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隨著技術不斷發展，數字出版和數字人文有望在更廣泛的領域實現更深層次的融合。
數字出版與數字人文的互動邏輯
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數字技術已經深刻地影響了我們的生活方式形成和知識體系構建。特別是在學術領域，數字出版與數字人文的發展不僅體現出技術的進步，更體現出知識生產、文化傳播和信息交流方式正在發生重大變革。隨著數字技術的不斷發展，數字出版與數字人文已成為現代知識服務和學術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二者雖各自具有獨立性，卻相互伴生、交織和促進，共同推動著知識服務和學術研究的邊界不斷拓展，極大促進了文化和知識的創造與傳播。
數字出版加速數字人文研究內容整合。在數字人文領域，數字出版的相關技術正發揮巨大作用。數字出版可以通過建立和分享數字檔案，進一步實現資源保存與共享。珍貴的檔案通常包含大量文本、圖像、音頻和視頻資料，這些資料經過數字化處理后，便可以被全球研究者和公眾輕松訪問。研究人員可以遠程訪問珍貴的歷史資料，而不必前往實體檔案館，從而達到資源分享最大化、促進學術交流與資料保護的目的。例如，存在了兩百多年的《大英百科全書》在2012年宣布停止紙質出版，全面轉向數字出版。[6]同時，數字出版可以通過數字工具展開互動式學術出版。在線上平臺和應用程序中的研究成果，將不再局限于靜態的文本和圖像，而是可以包含互動圖表、動畫，以及接入外部資源的超鏈接。這種互動性增強了學術內容的吸引力和可理解性，尤其是對于非專業受眾來說更有利于其理解。此外，數字出版還促進了開放獲取（Open Access）在數字人文領域的發展。“國際五大知名學術期刊出版商愛思唯（Elsevier）、斯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ture）、威立（Wiley）、世哲（SAGE Publishing）和泰勒·弗朗西斯（Taylor & Francis）均擁有自己的數據出版平臺，并相應制定了不同的數據出版政策，鼓勵或者強制要求作者將學術論文支撐數據提交到指定（自建或共建）的數據儲存平臺。”[7]這類開放獲取出版物可以免費提供給所有用戶，有利于促進知識的傳播和提高研究的可見性。
數字出版創新數字人文研究技術手段。數字出版不僅改變了信息和文本的生產、存儲和傳播及銷售方式，也為數字人文研究提供了新的技術手段和平臺。“技術是數字出版的本質特征，隨著大數據、區塊鏈、5G、人工智能等技術下沉至出版業”，[8]數字出版技術的快速發展正深刻影響著人文學科的研究方式和研究邊界變革，數據挖掘與文本分析工具等數字出版技術在數字人文研究中正發揮關鍵作用。傳統的人文學科多依賴于文本分析、文獻研究和實地考察等研究方法，而數字出版技術的引入帶來了革命性變化，拓寬了人文學科研究的邊界和可能性。數字人文研究通過利用數字出版技術得以拓展其研究工具和方法，從而有利于更加深入地探索人文學科的未來發展。
數字出版技術通過將大量的文獻和資料數字化，實現了知識的數字化生產，為數字人文研究提供了寶貴資源。這種數字化資源不僅有利于古老的文獻得以永續保存，還有助于優質資源為全球的研究者所便捷使用。例如，學者可以在網上查閱過去難以獲取的原始手稿和珍稀書籍等資料，極大便利了文學和歷史等方面的研究。數字出版的網絡化特性也促進了人文研究的共享和協作，研究者可以通過網絡平臺共享發現和數據，與全球同行進行交流和協作。這種開放的研究環境加速了知識的生產和流通，促進了知識服務和學術成果的快速傳播和升級迭代。數字出版已引入諸如開放獲取和電子期刊等新模式，推動著最新的研究成果迅速在全球范圍內被獲取、討論和認可，從而提升了學術交流的深度、廣度和速度，增強了研究的學理性、時效性和影響力，這些新范式為數字人文學者提供了新的發表和交流平臺。同時，隨著ChatGPT大模型的發展，數字出版的“內容創作形態、行業生態、行業構成均產生了突出變化”[9]，“ChatGPT的應用有助于提升數字出版內容的質量與生產效率，降低內容創作的門檻，推動內容傳播方式的多元化，引領數字出版生產模式的變革，實現內容生產的更高效率、更低成本。”[10]此外，數字出版中的交互性和多媒體元素促進了數字人文研究的表現形式多元化發展。借助交互式圖表、視頻和音頻等多媒體內容，復雜的人文研究可以以更加生動和易于理解的方式呈現，增強了學術趣味和學術傳播效果。
數字人文拓展數字出版內容呈現方式。數字人文學科的興起與發展為數字出版提供了全新的內容呈現方式，賦予了傳統文本更強的表達能力，拓展了數字出版的內容邊界，推動著數字出版朝著多元化、強互動發展，使其成為當下熱門的知識傳播平臺。
數字人文學者經常需要通過新的方式來呈現和表達研究成果，這便推動了數字出版領域在內容方面的創新。例如，為了更好地展示某個歷史時期的社會結構，研究者可能需要使用交互式的時間軸線或空間地圖，這就推動了數字出版領域不斷探索更多的呈現技術。“H5、虛擬現實等技術逐漸成熟，5G技術彰顯了自身在多場景閱讀模式中的適配性，為用戶創設了更加廣闊的選擇空間。”[11]同時，由于數字人文具有跨學科屬性，這就要求數字出版領域不斷覆蓋更廣泛的場域，以適應不同研究領域的特定需求。例如，一個融合了歷史學、地理學和計算機科學的研究項目，由于具備跨學科屬性，在進行數字出版時可能需要融合這些學科的相關特點和要求。此外，數字人文的重要研究領域之一是對大量數據進行分析和可視化。數字人文所采用的手段也為數字出版提供了新的內容展示途徑，出版物不再是文字和圖像的簡單組合，而是能夠通過數據可視化呈現更為復雜和深入的信息和知識。
相伴相生、相交相融的數字出版與數字人文。數字時代下，數字出版與數字人文的發展不僅是“并駕齊驅”，更是相伴相生、相交相融。交融伴生的數字出版與數字人文在理念、技術應用和內容創新等方面正在進一步互動融合，深度推動知識服務和文化傳播的轉型進程。
數字出版與數字人文在理念上具有一定的共通性。二者的共同目標之一，便是推動信息和知識呈現更加生動和易于理解。利用數字技術可增強知識和信息的量產性、流動性、互動性、表現力和可訪問性。數字出版通過電子書籍、在線雜志和多媒體內容等形式，重塑了傳統的出版面貌，而數字人文則通過數字文獻、互動地圖和虛擬現實等技術手段，重新定義了人文學科的研究方法。技術創新在這兩個領域之間也形成了良性互動關系，技術進步正在不斷推動學術研究的深入，而學術研究的深入又促進了新技術的發展，這種雙向互動增強了知識服務和學術交流的國際化和開放性，推動著全球知識共同體和學術共同體的形成與發展。同時，數字出版和數字人文的結合也為文化遺產的數字化保護和傳播提供了新的路徑、方法和平臺，有助于更好地傳播、保護和傳承人類文化和文明。
總體而言，數字出版與數字人文的互動邏輯是底層的、內在的，其互動影響是多方面、多層次的。二者的互動不僅促進了兩個領域的技術應用和理論突破，還極大地改變了人類的文化生產方式，豐富了文化滋養人類心靈的途徑，豐潤了人類文化生活和學術研究。隨著數字技術的不斷發展，未來這種互動將更加深入緊密，兩個領域的界限將進一步模糊，二者相伴相生、相交相融的聯袂互動將共同推動新的知識體系構建和新的文明范式形成。
數字出版和數字人文的深遠影響
數字出版較之傳統出版，不僅意味著內容、形式的變化，更推動了出版流程、版權管理和用戶互動等方面的全面革新，其優勢在于知識的生產、存儲、傳播和銷售具有高效性、便捷性、可達性、互動性和可擴展性，極大地促進了信息和知識的傳播與普及。與傳統出版相比，數字出版物的更新、分發和訪問更加高效便捷，使得最新的研究成果能夠迅速傳播至全球范圍并抵達廣大讀者。同時，數字出版物形式具有多樣性，如電子書籍、在線期刊、博客和多媒體內容，為用戶提供了更多樣化的表達方式，促進了信息和知識的跨圈層流動和觸達。數字出版徹底打破了傳統出版的地理和手段限制，使得廣大受眾能夠及時、迅速訪問豐富的知識資源，“通過數字化這一手段使得人文學術的成果得以快速有效的傳播”，[12]這種易于獲取的特性促進了知識傳播的民主化發展，降低了教育和自我提升的門檻。
在數字社會建設中，數字出版正承擔起愈發重要的時代責任。而在數字人文領域，運用數字技術分析和展現人文數據已成為一種重要的創新性研究方法。研究者可以通過數據挖掘、文本分析和可視化技術等手段，分析和解讀大量的歷史文檔、文學作品和藝術藏品。例如在文化遺產保護和博物館學方面，虛擬現實（VR）和增強現實（AR）技術提供了新的展示和宣傳教育工具。借助這些技術，受眾可以在虛擬環境中沉浸、互動地體驗歷史場景或欣賞藝術品，從而獲得更加深入和個性化的學習體驗。除此之外，研究者通過時間軸線、數字地圖和網絡圖表等視覺化手段，可以直觀地觀測和體味歷史事件的發展脈絡、地理分布和社會網絡結構；將地理信息系統（GIS）用于歷史地圖的數字化表達，可以揭示特定時期的地理和社會經濟模式；結合大規模文本集合使用自然語言處理技術，可以分析數百年間的報紙檔案，以揭示歷史趨勢和社會走向；通過各種在線平臺和社交媒體渠道與公眾互動，可以利用曝光率提高個體參與學術研究的機會，鼓勵公眾上傳個人歷史資料或參與數據標注，從而推動學術研究的民主化和多元化發展。
數字出版與數字人文在實踐中的互動融合，不僅可以促進教育、科學、文化及學術研究的深入發展，還將對整個人類的生產生活方式和社會交往方式產生積極影響。社會公眾可以通過對海量數字化的信息、數據和文化資源進行分析思考，對社會問題和文化現象提出意見和建議；通過易于獲取的數字化典籍文獻、歷史文檔和社交媒體數據，探討和思考身份認同、文化認同等具體問題，以及科技進步、文化發展和文明演進等宏大敘事問題。要言之，數字出版和數字人文相互依存伴生、相互影響促進，二者深度融合、良性互動，共同推動著數字社會和數字文明的有序演進和持續發展。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當代中國圖書出版史”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9ZDA335；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陳洲揚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釋
[1]萬安倫：《中外出版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3頁。
[2]方卿、丁靖佳：《數字出版三個基本理論問題的思考》，《中國出版》，2023年第10期。
[3][4][5]萬安倫、黃婧雯：《論數字人文與數字出版》，《印刷文化（中英文）》，2020年第1期。
[6]胡易容、康亞飛：《數字時代出版學科的理論要素與演化邏輯》，《中國出版》，2022年第23期。
[7]江波、高娜：《出版深度融合背景下學術期刊數字產業發展與平臺建設——基于行動者網絡理論分析框架》，《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6期。
[8]陳潔：《以數字化為核心重構編輯出版學：兼談數字出版研究進路》，《出版發行研究》，2022年第11期。
[9][10]萬安倫、張小凡、曹培培：《ChatGPT浪潮下的數字出版：模式創新與行業挑戰》，《中國編輯》，2023年第10期。
[11]路麗華：《5G融媒體時代數字出版業的發展態勢與應對策略》，《編輯學刊》，2022年第5期。
[12]王寧：《作為一種人文學術范式的數字人文》，《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12期。
The Associated Relationship and Interaction Logic of Digital Publishing and Digital Humanities
Wan Anlun
Abstract: At presen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crossing and integration of digital publishing and digital humanities are deepening, constantly showing the inherent close association and interactive logic between the two.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humanit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humanities and digital publishing is not subordinate to each other, but presents a "you are in me, I am in you" trend in the development, showing mutual association and logical consistency in symbol presentation, technology means and practical function, and producing profound interactive effects in integration and association, continuously promot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integrated innovation of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An in-depth study of the logical connection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digital publishing and digital humanities is conducive to revealing how the two jointly promote the creation, application, dissemination and inheritance of information, knowledge,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Keywords: digital publishing, digital humanities, associated relationship, interaction logic
責 編∕楊 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