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有賴于文化自主性的自覺確立。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在民族性維度上規定了建構主體即中華民族，在時代性維度上規定了建構的文明類型是現代的。文化自主性意味著一個民族在文化的自我意識上的自覺，及其對自身文化傳統所塑造的特性抱有足夠的信心。西方現代性的獨斷化造成了文化的勻質化，導致了“全球性問題”的出現和人類的生存困境，在某種意義上妨礙了中國文化自主性的確立，但中國文化在對現代性危機的補偏救弊過程中，面臨確立文化自主性的歷史契機。中國式現代化和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意味著既捍衛文化上的主體性，保留文化的民族特質，又實現文化的現代轉型，為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能動建構開辟了光明的前景。
關鍵詞:文化自主性 中華民族現代文明 時代性 民族性 自我同一性
【中圖分類號】D60 【文獻標識碼】A
2023年6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強調：“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華文明的歷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更有力地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這就明確提出了“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宏偉目標。這一目標的自覺確立，意味著從文明類型學的高度給出了判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得以夢想成真的基本衡準。
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有賴于文化自主性的自覺確立。離開了文化上的自主意識，我們即使建成了現代文明，也無法找到“誰的現代文明”，又是“為誰的現代文明”的正確答案。對于中國來說，建設現代文明是有主格的，其主體只能是以文化自主性姿態正在走向歷史性崛起、實現偉大復興歷史目標的中華民族。文化自主性的自覺確立，意味著中華民族在文化意識上的自信、自立、自強，它構成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主體條件。
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離不開中國式現代化
任何一種文明的存在，都離不開特定的時空坐標。正是在時空坐標的經緯中，不同文明才獲得了各自的“此在”性規定。“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這一稱謂，實際上已經內在地蘊含著時代性和民族性的雙重維度。在民族性維度上，它表明現代文明建構的主體是中華民族而不是別的民族，是中華民族憑借其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實現的自我肯定。在時代性維度上，它表明中華文明的新陳代謝和現代轉型，從而意味著中華文明現代形態的能動建構，而不是傳統文明在原生態意義上的自我復制和重演。
“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一定是現代化的，是經過了現代性“洗禮”的產物，是批判地吸收和借鑒人類文明的一切成果，特別是當代人類文明成果的結果。同時，它又首先是“中華民族”的，這是其“主格”的規定。離開了這一點，無論現代與否，都將離開附麗其上的根基。無主體的現代性就不成其為現代性，因為屬性一旦脫離了實體也就喪失其依據和意義。因此，現代性本身并不具有獨立的價值。中華民族是作為能動的主體性角色建構現代文明的，而現代文明也賦予中華民族主體地位以新的時代內涵和時代形式。文化的時代更新不能以犧牲文化意義上的自我為代價。這正是當年“全盤西化”論者所忽視的地方。離開了現代文明，中華民族就無法在新的歷史語境中獲得自我肯定，但對于中華民族來說，現代文明終究是從屬性的，只有在中華民族保持其自我同一性的前提下，它才具有真正的意義和價值。這一關系不能倒置。就此而言，時代性和民族性的關系并非平分秋色的，而是有著體用之別的。在歸根到底的意義上，只有民族性維度才賦予中華民族“是其所是”的質的規定性。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可以忽視甚至貶低時代性維度的重要地位和意義。因為離開了時代性的轉換，中華文明就無法經由現代性的中介而獲得“世界歷史”意義。中華文明的世界歷史性存在，只有在全球化語境下實現自身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才是可能的。否則，就無法激活自身所蘊含的優秀因子，從而獲得持存的可能性。離開了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就無從獲得其當代形式。
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離不開中國式現代化。從一定意義上說，中國式現代化構成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賴以實現的基本路徑。只有通過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成功探索，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才能被真正建構起來。中國式現代化是自主發展的現代化，決不是依附于發達國家、以喪失文化自主性為代價的現代化。其“中國式”的特質，就有賴于上下五千多年中華文明的歷史積淀。因此，正是基于上下五千年的中華文明，中國式現代化才固有其“中國性”，從而獲得特定的民族形式。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在這種雙重的肯定中，以其獨立自主的姿態建構起來。
文化自主性意味著在現代化進程中保持文化上的自我同一性
文化自主性意味著什么呢？在我看來，它首先是指一個民族達到文化的自我意識，也就是文化自覺；其次是指一個民族對本位文化及其傳統所塑造的特性抱有足夠的信心。可以說，它就是文化意識上的自信、自立和自強。因此，離開了文化的自覺，就談不上文化自主性。我們知道，作為個體的人，只有達到了自我意識，才能作為主體而存在。康德說：“人能夠具有‘自我’的觀念，這使人無限地提升到地球上一切其他有生命的存在物之上，因此，他是一個人”[1]。黑格爾也說：“人能超出他的自然存在，即由于作為一個有自我意識的存在，區別于外部的自然界”[2]。列寧指出：“本能的人，即野蠻人沒有把自己同自然界區分開來。自覺的人則區分開來了”[3]。這都意味著作為主體性存在的個體的人，必須以自我意識的自覺作為絕對前提。其實，對于一個民族來說也同樣如此。這種“自我意識”以民族為單位得以表達時，就是民族意義上的文化自覺，它構成一個民族獲得文化自主性的絕對前提。
當然，僅僅在文化層面上意識到自我還是不夠的，因為這種文化的自我意識也有可能是以文化自卑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因此，還必須對本民族文化持有“溫情與敬意的了解”，從而作出積極的評價，并抱有足夠的信任和信心，這樣方能以主體性的姿態自覺地確立起文化自主性。這無疑是一個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意識上的條件。孟子曰：“夫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后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孟子·離婁上》）一個民族倘若無視自己的歷史—文化傳統而自我貶低和自我否定，從而喪失其文化自主性，恰恰是敗于他者之手在文化意識上的一個重要原因。
后發展國家是否擺脫依附性，從而實現自主發展，這是其在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成熟與否的一個重要標志。自主發展內在地要求后發展國家，必須正視本土文化資源。因為對于它們來說，真正的現代化并不是置換性和替代性的，而是從本土文化傳統本身內在地生長出來的，是在保持文化主體自我同一性的前提下實現的新陳代謝、自我重構。這并不意味著閉關自守、拒絕他者，而是在充分利用一切有益的外部因素，并以此來誘發并激活自身優秀傳統文化因子的同時，最大限度地避免自我迷失。
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成功探索，其意義不僅僅限于探索出一條獨特的發展道路，更深刻的在于它還意味著中國在走向現代化的同時，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重新肯定并捍衛自身的文化自主地位。因為所謂“中國式”的特質，歸根到底是由上下五千多年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積淀和塑造而成的。離開了這一悠久而深邃的文化根脈，就根本談不上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中國特質，“中國性”及其凸顯也將喪失內在的根據和深遠的基礎。
中華文明在現代性語境中的獨特優勢
從歷史上看，西方的啟蒙現代性所導致的文化勻質化，對非西方文化獨特性的同化和褫奪，使人類文明多樣性面臨嚴重威脅和挑戰。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資產階級……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謂的文明，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4]資產階級的這種“世界歷史”作用的悖論在于：它一方面帶來了進步，一方面也帶來了野蠻。因為它在推動非西方國家的現代化的同時，也把自己的特殊形式強加給非西方國家。這正是“現代化=西方化”神話的歷史根源。
究竟何謂“現代性”，這是一個長期以來聚訟紛紜的問題。按照恩格斯的說法：啟蒙運動帶來的一個決定性的歷史—文化后果是，“一切都必須在理性的法庭面為自己的存在作辯護或者放棄存在的權利。思維著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5]。在一定意義上，這正是現代性的核心觀念及其獨斷化的歷史表征。因為從歷史上看，理性精神構成了現代性的基本內核。現代性的觀念建構，本質上是由啟蒙運動的意識形態修辭完成的。理性的獨斷化使“科學”淪為“科學主義”。由于近代自然科學源自西方文化傳統，這種科學主義的意識形態修辭為“現代化=西方化”的迷思提供了觀念支持。它試圖用西方模式來格式化非西方國家和民族的現代化之路。如此一來，非西方國家和民族在走向現代化過程中就面臨被西方文化及其發展模式所同化的命運，從而喪失發展的自主性。非西方國家和民族在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所出現的自我迷失，最深刻地表現為其文化主體性的遮蔽和解構。
啟蒙精神在歷史上原本是以“批判”的姿態現身的，但當它取代中世紀神學信仰之后，其本身卻陷入了獨斷性。這是富有諷刺意味的。這種理性精神的獨斷化，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人與自然、人與人的關系維度上的緊張和沖突。20世紀60年代出現的“全球性問題”，也就是生態失衡、環境惡化、能源短缺、淡水資源匱乏、核威脅、道德衰弱等，成為這種緊張和沖突帶來的人類生存危機的典型表現。海德格爾說：“技術越來越把人從地球上脫離開來而且連根拔起。”[6]此所謂“技術”，乃指現代科學外化或物化的形式亦即現代技術。因此，“技術在本質上是人靠自身力量控制不了的一種東西”[7]。人類要解決“全球性問題”，擺脫生存危機，其出路何在呢？西方式現代化并未顯示出這種解決的可能性和出路。即使寄希望于西方傳統的內部革新，那么它所依賴的契機又將源自何處呢？歷史反復證明，文明的危機也是對于他者的借鑒的契機。作為人與自然相和諧、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已經從另一條道路上證明了擺脫危機的可能性。對于西方式現代化陷入的困境來說，無疑具有一種深刻的昭示作用。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指出：“只有立足波瀾壯闊的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國道路的歷史必然性、文化內涵與獨特優勢。”對于預防和克服現代性的負面效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具有某種積極的預防和免疫作用。這也正是我們今天保持文化自信的一個重要理由。
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在其現代化過程中可謂是機遇與挑戰并存：一方面，現代化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提供了歷史機遇；一方面，西方現代化負面效應的釋放和中國現代化本身潛在風險的疊加，造成了后發展國家所特有的巨大壓力。必須最大限度地規避現代化所帶來的風險，避免跌入“現代化=西方化”的陷阱，在維系自身的文化特質和文化自主性的基礎上，探索出一條非西方式的現代化道路。從發展中國家的歷史經驗看，由“模仿戰略”到“脫鉤戰略”的調整，乃是尋求由“依附性發展”向“自主性發展”轉變的內在要求。保持自身的文化特質決不意味著保護落后，這在一定意義上類似于對外貿易的情形。在對外貿易中，捍衛本國經濟的自主地位并不等于閉關自守，也不是消極的貿易保護主義。后發國家無疑應當充分學習和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文明成果，但這種“移植”不是置換性的取代，而是通過消化和吸收，以便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重新肯定和充實本己的文化生命體，使其通過新陳代謝實現自我揚棄、自我優化、自我更新，從而煥發出新的生機和活力。
在時代性與民族性的彰顯中強化文化自主性
對于任何一種文化來說，都不能不在時代性和民族性所構成的特定坐標中獲得“此在”性的存在。我們只有在文化的時代性與民族性之間保持必要的張力，才能恰當地看待文化現象，并對其作出合理的解釋。對于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及其所蘊含的確立文化自主性的訴求，同樣也不例外。
文化人類學的研究，在其早期階段是以文化進化論觀念為主導的，它著眼于時代性維度，強調文化的變遷和更迭的普適性邏輯。如此一來，不同民族的文化及其傳統存在的差別，統統都被歸于進化程度上的高低之別，因為按照這種假設，所有的文化都能夠且理應被納入同一進化模式加以排列，后出的總是先進和優越于先出的。它帶來的后果往往是文化激進主義，即把傳統虛無化。后來，文化相對論替代了進化論，占據了主導地位。它強調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別不是發展程度上的，而是類型學意義上的，認為它們之間具有不可通約性的一面。不同民族的文化及其傳統并無高低優劣之別，它們都有各自存在的權利和理由，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彼此之間的關系是對等的。文化相對論帶來的后果往往是文化保守主義立場。其實，這兩種思潮在各自的意義上都有其合理的成分，但也有其局限性。以“李約瑟難題”為例。英國漢學家李約瑟當年曾提出一個著名的問題：近代科學為什么沒有在中國發生，而是發生在歐洲？它被稱作“李約瑟難題”。“李約瑟難題”的真正癥結在于：它究竟在何種意義上才是一個真問題，又在何種意義上是一個假問題。在時代性維度上，不同文化之間具有可通約性，李約瑟的追問具有足夠的正當性；但在民族性維度上，不同文化之間存在著異質性差別，從而不具有可通約性，所以這一“難題”就是一個假問題。
從歷史上看，異族軍事上的征服，往往并不意味著文化上的征服，而是存在著逆向征服的情形。對此，馬克思和恩格斯當年說得很明白。例如，馬克思說：“相繼侵入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韃靼人和莫臥兒人，不久就被印度化了，——野蠻的征服者，按照一條永恒的歷史規律，本身被他們所征服的臣民的較高文明所征服。”[8]恩格斯也說：“由比較野蠻的民族進行的每一次征服，不言而喻，都阻礙了經濟的發展，摧毀了大批的生產力。但是在長時期的征服中，比較野蠻的征服者，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不得不適應由于征服而面臨的比較高的‘經濟狀況’；他們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多半甚至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語言。”[9]如果無視或撇開文化時代性維度的考量，就不能恰當地解釋這一歷史—文化現象。我們無法回避這樣的詰問：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的“使東方從屬于西方”的事實，為什么不是相反呢？其中的不可逆性和必然性又意味著什么呢？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看，無論征服與否，無論是在何種意義上的征服，一個民族的文化獨特性都無法抹去。這種獨特性不僅對于它所屬的民族而言具有標志性意義，即使對于整個人類文明的延續和存在來說，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為就像生態系統的維系離不開生物多樣性一樣，人類文明系統的維系也離不開文化多樣性的維系。
從學理層面看，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選擇乃是對晚清以來特別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西化派和國粹派及其對立辯證揚棄的結果。國粹派固守中國本位文化而拒絕現代化，在文化心態上表現為虛妄自負和盲目自大。西化派肯定現代化卻否認本土文化的價值，在文化心態則表現為自卑和自虐。盡管兩者看上去截然相反，但其方法論上的缺陷卻是一致的，即割裂了文化的民族性與時代性的有機聯系和內在統一。一種文化，倘若離開了民族性，就將喪失自身的特點和主體地位；倘若離開了時代性，也將面臨被歷史所淘汰的命運。因此，這兩個方面缺一不可、不能偏廢。但在晚清以來中西古今文化的博弈、碰撞和選擇中，卻往往容易陷入偏執。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成功探索，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目標的自覺提出，意味著我們在實踐和理論上恰當地處理了這一矛盾，克服了文化選擇上的“兩難困境”。一方面自覺地捍衛了文化上的主體性，保留了文化的民族特質；另一方面又實現了現代化的文化轉型，為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能動建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開辟了光明的前景。
【本文作者為山東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教授】
注釋
[1][德]康德著，鄧曉芒譯：《實用人類學》，重慶：重慶出版社，1987年，第1頁。
[2][德]黑格爾著，賀麟譯：《小邏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第92頁。
[3]列寧：《哲學筆記》，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90頁。
[4][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6頁、第768頁。
[5][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19頁、第526-527頁。
[6][7]孫周興選編：《海德格爾選集》下，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86年，第1305頁、第1304頁。
責編：周素麗／美編：王嘉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