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興市場國家的群體性崛起改變了世界經濟和政治格局。從經濟發展視角闡述新興市場國家面臨的時代背景與發展趨向,強調探究新興市場國家經濟發展需立足于四個視角:全球整體格局與新興市場國家的關系、主要發達國家與新興市場國家的關系、新興市場國家內部不同國家之間的關系、特定新興市場國家內部不同成員的關系。當代新興市場國家經濟發展呈現所處環境趨緊、總體分量增加、結構轉型加速、國別增長分化、分配議題凸顯、合作空間廣闊的基本特征。新興市場國家未來的經濟發展值得期待,中國和印度在全球經濟格局中的影響力將進一步增強,實現這種前景需要對可能發生的“擾動項”進行回應,同時新興市場國家需將合作共贏理念真正落地并不斷激活內部的發展潛能。
【關鍵詞】新興市場國家 金磚國家 合作共贏 人類命運共同體
【中圖分類號】F113 【文獻標識碼】A
2023年8月22日,習近平主席在2023年金磚國家工商論壇閉幕式上的致辭中強調“當今時代,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正在從根本上改變世界版圖”,這一論斷不僅高度評價了新興市場國家發展實踐已經取得的重大成就,而且深刻闡述了這一實踐對人類歷史進程所產生的重大影響。中國是新興市場國家的重要成員國,是人口超過14億的發展中大國,新征程上我國致力于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過程是穩步提升國家綜合國力、推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事業的過程,也是持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過程。從操作的角度看,我國推進現代化事業在國際維度與新興市場國家的整體發展趨勢相關,在國內維度與經濟領域的高質量發展進程相關。基于此,從經濟視角出發,探究新興市場國家經濟發展面臨的時代特征,進而研判這一發展的可能前景和保障條件,無疑具有重要的實踐價值,它對于中國式現代化的穩步推進、新興市場國家國際影響力的持續增強都具有啟示作用。
理解新興市場國家經濟發展的四個視角
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是當代全球呈現出的重要概念,這一概念刻畫的是具有某些相似性的“一種類型”國家,從國家人口規模、發展階段以及世界意義等角度看,此種類型國家是以往人類發展史上沒有出現的,且其對全球格局的影響是廣泛深遠的,其形成的背景、運行的邏輯、客觀的影響等顯然值得研究。從深入把握新興市場國家經濟發展的內在規律出發,理論研究須重點關注四組關系,這四組關系分別對應了理解新興市場國家經濟發展問題的四個視角。
一是全球整體格局與新興市場國家的關系。即新興市場國家作為“一種類型”的國家,其發展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偶然的,其發展產生的影響也不局限于這些國家內部,因此需要將新興市場國家放在全球背景下進行認識,以此把握其面臨的外部環境特征及其對這種環境產生的影響。
二是主要發達國家與新興市場國家的關系。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總體上屬于發展中國家,但其在發展中國家內部屬于人口規模大、發展速度快、示范效應強的那部分。按照國際經濟學中的“中心-外圍”理論,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國際分工、國際貿易體系中處在不同位置,發展中國家往往提供產業體系中的初級產品、獲取產業價值鏈中的較小收益。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發展必然會對這種國際經濟秩序產生影響,主要發達國家與新興市場國家之間的經貿關系需要重新定位和思考。
三是新興市場國家內部不同國家之間的關系。新興市場國家是由多個國家組成的“群體”概念,金磚國家也形成了具有跨國性質的經濟合作機制,但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并不是均齊的,其要素稟賦、產業結構、經濟政策、發展水平等在客觀上存在著差別。這意味著,分析新興市場國家內部的國家間關系也極為重要,其經濟發展研究必須遵循“有合有分”原則,將新興市場國家視為“完全同質”或具有超強緊密關系的“共同體”是不準確的。
四是特定新興市場國家內部不同成員的關系。新興市場國家中的每個國家都是由規模龐大的社會成員組成,充分激發各個成員的經濟活力,同時將發展成果轉化為不同成員的社會福祉,是這些國家面臨的普遍命題。這里最根本的是,新興市場國家都需要找尋適合于本國特征的效率-公平均衡點,從而使得其經濟領域的“崛起”具有可持續性。在這點上,不同新興市場國家的實踐表現不盡相同,既有寶貴的經驗,也有深刻的教訓。總之,闡釋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是重要的,也是復雜的,這需要處理多重關系、綜合多個視角來進行考察,這樣才可能形成對新興市場國家經濟發展進行較為系統和準確的判斷。
新興市場國家經濟發展的基本特征
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在20世紀80年代之后呈現出“群體性崛起”態勢,其集中體現是這些國家作為發展中國家,都經歷了經濟較快增長階段,盡管這種增長持續的時間或長或短。概括地說,這些特征主要體現為:
一是所處環境趨緊。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發展身處在全球發展的整體圖景之中,其不可避免地受到世界發展大趨勢的影響,外部環境構成了理解新興市場國家發展特征的首要因素。相對于20世紀80年代至21世紀初期,當前新興市場國家面臨的國際環境變得更加錯綜復雜,從高速增長到相對收縮,從寬松自由到貿易承壓,是當前全球經濟發展的基本態勢,從“開放”的視角來看,新興市場國家經濟發展現階段面臨的環境有趨緊態勢。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經濟開始步入緩慢增長階段。相對于危機之前,經濟增速放緩成為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的新特征。由于缺乏熊彼特意義上的重大產業集群式創新,迄今為止全球經濟向危機之前的高增長階段復歸仍步履艱難。二是在全球經濟增速放緩的情形下,部分國家、特別是主要發達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單邊主義傾向抬頭,國際經濟往來中的與鄰為壑思維和零和博弈舉措有加劇趨勢,這使得世界經濟發展面臨著一定程度的“逆全球化”挑戰。全球經濟增速放緩、逆全球化程度加劇,這兩者相互疊加導致全球經濟格局發生了深刻轉折,在適應這種新格局中謀求經濟發展,是新興市場國家需要面對和回應的時代命題。
二是總體分量增加。新興市場國家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個概念,其關鍵原因是這些國家作為人口大國,均經歷了或長或短的經濟快速增長階段。特別是中國、印度兩個人口超過10億的發展中大國,其在很長時期內保持了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態勢。世界銀行數據庫的資料顯示:1980-2022年中國、印度的GDP年均增長率分別為9.10%和5.91%,遠超同期世界平均水平2.94%,中印兩國GDP增長率的變異系數分別為0.3311和0.4454,也遠低于世界水平0.5325,這表明兩個人口大國的經濟增長具有快速、穩定、持續的重要特征。這種情形導致新興市場國家在全球經濟總量中的份額持續攀高,與主要發達國家相比,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影響力在顯著增強,世界經濟格局呈現出“東升西降”態勢。按照2015年不變價美元計算,1990-2007年,金磚五國GDP總量占世界GDP比重從10.43%增至16.23%,2008-2022年該指標進一步從17.08%增至25.64%。與此相對,2008-2022年,美國、歐盟、日本三個主要發達經濟體的GDP占比則從53.83%持續降至45.32%。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經濟分量持續增強,這對于推動世界經濟格局走向新平衡、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分工演變提供了主要驅動力量。
三是結構轉型加速。按照經濟發展理論,經濟總量增長與經濟結構轉變緊密相關。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較快增長伴隨著結構轉型的加速,特別是中國、印度、巴西等人口數以億計的發展中國家,出現了以工業化和城市化快速發展為集中代表的經濟結構變遷,這使得其工農關系、城鄉關系、產業結構等發生了與歷史上其他時段迥然不同的轉變。世界銀行數據庫的資料表明:1980-2022年中國農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下降了22.33個百分點,印度下降了17.79個百分點,同期世界該指標的下降程度是2.67個百分點。2022年金磚五國(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南非)的農業增加值占比分別為6.81%、3.90%、16.62%、7.30%、2.57%,其均已成為非農產業產值占比居于主體地位的工業化國家。就城鄉結構而言,1980-2022年中國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上升了44.20個百分點,其年均增長超過1個百分點,巴西上升了22.09個百分點,同期世界的上升程度為17.57個百分點,2022年金磚五國的城鎮化率分別為87.56%、75.13%、35.87%、63.56%、68.34%,除印度之外,其余四國均已成為城鎮人口占主體的國家。考慮到產業結構關聯著供給體系,城鄉結構關聯著需求體系,因而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結構轉型通過變革供求兩端而對全球經濟產生著深遠影響。
四是國別增長分化。新興市場國家是一個群體概念,20世紀80年代以來,這些國家經歷了經濟快速增長階段,但不同國家因稟賦條件、制度安排、政策選擇的差異,其經濟增長程度并不相同,特定國家在不同時期的經濟績效也有落差,這使得新興市場國家內部不同國家的經濟分化特征開始顯現。從橫向比較的角度看,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增長以及全球影響力存在著差異,1980-2022年,中國、印度GDP年均增長率分別達到9.10%和5.91%,但巴西、南非分別為2.34%和2.10%,俄羅斯甚至只有0.81%(1990-2022年)。這種情形導致了這些國家在全球經濟格局中的影響力差異,2000-2022年中國GDP占世界的比重從5.73%攀高至18.19%,印度從1.66%增至3.21%,其余三國的比重變化則非常小。從人均GDP來看,2022年中國、俄羅斯分別為11560美元和10079美元,巴西、南非分別為8831美元和6019美元,而印度僅為2085美元,五個國家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存在較為明顯的落差。從時序比較的角度看,特定國家在不同時期的經濟增長速度也并不相同,以巴西為例,2000-2011年GDP年均增長率為3.79%,但2012-2022年該數值降至0.69%,其經濟從快速增長轉向低速徘徊,2012-2022年增速持續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結果是其GDP占世界份額從2.64%降至2.12%,這與中國、印度的占比持續攀高形成了反差。從橫向比較和時序比較來看,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增長差異都是存在的,甚至存在分化趨勢,這是當代新興市場國家在發展績效方面的重要特征事實。
五是分配議題凸顯。新興市場國家作為發展中大國,必然面臨著動員和激勵不同社會成員的重大使命,就此而言,這些國家在推動經濟增長的進程中,同樣注重改進增長成果在不同群體之間的分配。依靠“做大蛋糕”為“分好蛋糕”提供基礎,依靠“分好蛋糕”為持續“做大蛋糕”提供動力,是新興市場國家注重和凸顯分配議題的基本邏輯。以每天1.9美元(2022年購買力平價)為貧困線標準,1993-2019年中國貧困人口比例從62.7%降至0.1%,印度從47.6%降至10.0%,這兩個國家分別下降了62.6個和37.6個百分點,這明顯超過同期世界27.2個百分點的貧困人口比例下降程度。中國和印度是人口超過10億的發展中大國,其減貧速度快、涉及的人口規模大,結果是改善了國內不同收入群體的分配狀況,而且對世界總體的減貧績效發揮了決定性作用。新興市場國家注重將經濟增長轉化為居民福利水平的提高,從而在一定程度上解決增長和發展之間的失衡問題。例如:1980-2021年,中國、印度、巴西的男性預期壽命分別增長了13.36歲、12.21歲和10.07歲,女性預期壽命則分別增長了14.44歲、15.19歲和11.83歲,均高于8.94歲、9.24歲的世界平均水平。顯然,在人類發展指數意義上,新興市場國家普遍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成效,在增長中改善收入分配和居民福利成為這些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選擇。
六是合作空間廣闊。站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背景下,新興市場國家具有相似的國情條件(均為發展中大國)、相同的發展目標(走向高收入國家或發達國家)、相近的國際環境(逆全球化傾向開始抬頭)。新興市場國家開展和加強經濟合作符合各自的發展訴求,“抱團取暖”“協調行動”有助于增強各自的經濟發展動能。就實踐基礎而言,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也具有廣闊的合作空間,這些經濟體均為人口和勞動力大國,2022年金磚五國(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南非)的人口數分別為2.15億、1.4億、14.17億、14.12億和0.60億,占世界的比重為40.85%,2021年這五個國家勞動力總數占世界的比重為43.14%。考慮到這些國家正在走向高收入國家,因而人口和勞動力規模意味著五國能夠在產品需求、要素供給兩個維度形成更緊密的經貿往來。導源于要素稟賦、發展階段等的差異,金磚國家的產業結構存在差別,產業發展各具特色,2022年金磚五國(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南非)的高科技出口占制成品出口比重分別為11.35%、9.13%、11.03%、31.28%、5.62%,中國的優勢比較突出。2019年其工業勞動生產率分別為1.77萬美元、2.36萬美元、0.58萬美元、2.74萬美元和2.19萬美元,農業勞動生產率分別為9992美元、14201美元、2076美元、5609美元和7270美元,中國和俄羅斯的工業勞動生產率具有比較優勢,俄羅斯和巴西的農業勞動生產率具有比較優勢,這種情形為新興市場國家取長補短、優勢互補、錯位發展、在分工合作中形成共贏格局提供了有利條件。
新興市場國家經濟發展的前景研判
新興市場國家的群體性崛起是深刻影響世界格局的大事件,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發展邏輯值得深入探究。前文立足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從與新興市場國家緊密關聯的四個視角出發刻畫了其經濟發展的基本特征,即所處環境趨緊、總體分量增加、結構轉型加速、國別增長分化、分配議題凸顯、合作空間廣闊,這六個特征對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發展進行了多維“畫像”,它意味著在闡述新興市場國家經濟發展時,需要將這一類型國家的外部環境引入進來,需要將這一類型國家內部的國別差異引入進來,需要將與經濟增長相對應的結構變動和收入分配等因素引入進來,同時需要立足動態視角來把握其發展的演變趨向。刻畫當前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服務于未來展望,從前景研判的角度看,新興市場國家未來的經濟發展態勢值得期待。這主要是因為:印度、中國是全球人口規模排在前兩位的國家,現階段這兩個國家正處在工業化、城市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持續發展階段,這種結構轉型可能釋放的資源配置效率和增長潛能不可低估。例如,在中國,“實現勞動力從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更充分的轉移,可以有效改善勞動力配置效率,進而顯著提升整體的勞動生產率”。相對于主要發達國家,中國、印度兩國的勞動力資源仍是充裕的,其在國際分工中仍具有基于市場邏輯的比較優勢。近年來,中國在勞動人口年齡規模和占比下降的情形下,積極推進“人口數量紅利”轉向“人口質量紅利”,同時依靠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強化科技創新等方式提高要素組合效率。此外,伴隨著人均GDP水平的提高和收入分配差距的改善,中國、印度的市場規模優勢將更為突出,其在需求端對產業轉型和科技變革的驅動功能將得以增強,由此形成的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會帶來新的增長點。基于各自的要素稟賦和比較優勢,新興市場國家之間的經濟關聯程度很可能會提高,在重要國際經濟組織中,新興市場國家的影響力也可能會增強。綜合上述因素,新興市場國家經濟發展的基本面是比較牢固的,特別是,中國和印度兩個人口大國仍會保持較快的經濟增長,并對世界經濟增長發揮更重要的支撐和驅動作用。
在對新興市場國家經濟發展持有樂觀預判的同時,還應該看到,這種發展涉及國際形勢和多個國家,是多種變量相互作用和共同推進的結果。這意味著在做前景研判時,既要看到“基本面”和有利于經濟發展的一面,也要看到“擾動項”和不利于經濟發展的一面。立足于前文的特征分析,未來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發展可能會受到如下因素的影響:一是全球經濟在較長時期內處在低速增長階段,其向高增長的恢復是漫長的,“外部市場環境趨緊”成為新興市場國家不得不面對的“新常態”。二是全球范圍的地緣政治沖突并未減緩,俄烏沖突可能走向長期化,其他地區或某些時段的地緣政治沖突可能爆發或者加劇,這在整體上增加了新興市場國家經濟發展的環境“不確定性”。三是逆全球化趨勢、貿易保護主義傾向仍然延續,甚至在空間范圍、強度烈度等方面有所增大,特別是,美國發起的針對中國的“貿易戰”“科技戰”“信息戰”仍可能持續較長時期。四是新興市場國家內部的發展態勢差異變大,加上國際政治因素的介入,新興市場國家的分化程度加劇,其內部國家之間的經濟合作可能出現波動,其在全球經濟發展領域的“協調行動”也可能出現轉變。五是新興市場國家在創新投入等方面還存在較大短板,其經濟發展的質量需要進一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貢獻度與主要發達國家存在較大差距。2018年金磚五國——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南非的研發支出強度分別為1.17%、0.99%、0.66%、2.14%和0.69%,均低于2.20%的世界平均水平。
顯而易見,新興市場國家經濟發展的未來前景值得期待,人們有理由對此持有樂觀態度,但這種發展前景不是自動實現的。中國作為新興市場國家的組成國家,有必要未雨綢繆,在追求高遠目標的同時強化底線思維,針對可能發生的沖擊,在認識、戰略、舉措等方面形成系統的回應方案。就新興市場國家之間而言,一個至關重要的回應方式是:新興市場國家各成員國應基于共同的發展訴求,將合作共贏的發展理念真正落實落地。例如:中國在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下,自2013年以來積極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并積極推進建立“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跨國經濟組織,新興市場國家可在積極參與這些倡議和跨國經濟組織中實現經濟合作共贏,這也是新興市場國家對沖全球經濟低速增長以及逆全球化趨勢的重大舉措。對于新興市場國家中的特定國家而言,其面臨的發展條件和發展目標是存在差異的,基于此,其推動經濟發展的關鍵點是在國家范圍內充分利用本國的比較優勢,并依靠制度創新、技術創新逐步將比較優勢轉變為競爭優勢,通過國內的經濟制度完善、創新能力增強來形成經濟持續發展的強大動能。當前中國開啟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而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在經濟領域,高質量發展意味著要實現經濟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為此我國必須在經濟發展中堅持“穩中求進”,利用政策組合,特別是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產業政策等的協同來保持經濟增速相對平穩,避免經濟增速急速“下臺階”或出現劇烈震蕩。與此同時,須利用有效市場、有為政府兩種力量,加快推進新型城鎮化和鄉村全面振興,在城鄉要素互動、城鄉融合發展中形成新發展動能,加快土地、勞動、資本等要素的市場化改革進程,促使“價格”更能準確地反映要素的相對稀缺度,在基礎設施改善和規則統一化中加快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依靠科技體制機制完善來激發各類企業的創新活力,加強基礎研究投入力度和創新成果轉化效率,以此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和經濟增長質量,在回應外部沖擊的基礎上推動發展方式轉型等等。這些舉措對于中國未來的經濟高質量發展至關重要,對于未來的新興市場國家甚至全球經濟持續增長也舉足輕重。
(作者為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導)
【注: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背景下新型城鄉關系研究”(項目編號:17ZDA066)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白重恩、張瓊、吳斌珍、李艷:《邁向2035年的中國經濟:增長潛力與產業變遷》,《比較》,2023年第2輯。
責編/孫垚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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