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為一種“循證”治理術，基層調查研究是現代國家發現、了解和建構基層的過程。基層政權建立后，國家治理在基層社會展開，基層社會和基層政治逐漸合流，塑造了具有特殊內涵的“基層”概念，吸引了諸多學科開展基層調查研究。基層調查研究主要從人群、機構和議題三個路徑開展，通常采用田野調查方法，其調查對象是可達的，調查場域是可嵌入的，調查研究的事件和成果是可理解的。基層調查研究通過體驗和共情、觀察和分析以及主客觀的融合，實現可達和可理解目標。當前，我國基層的圖景有待進一步廓清，迫切需要大興調查研究。

【關鍵詞】調查研究  基層  國家治理  田野調查

【中圖分類號】D60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01.011

呂德文，武漢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博導，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研究方向為田野調查、城鄉社會和基層治理。主要著作有《基層中國：國家治理的基石》《大國底色：巨變時代的基層治理》《有為而治：節儉、高效與鄉村治理現代化》《做接地氣的調查研究》等。

國家治理視角下的“基層”

2023年3月19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案》指出，“要深入農村、社區、企業、醫院、學校、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等基層單位，掌握實情、把脈問診，問計于群眾、問計于實踐”。中國共產黨已經形成了頗具特色的“調研政治”[1]，深入基層開展調查研究成為我國當前治國理政的基本要求。那么，“基層調查研究”在國家治理實踐中是如何建構和實施的呢？本文試圖從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角度，對黨和國家組織實施的“調研政治”以及學術界調查研究的開展過程作出闡釋。

現代國家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依靠“循證”來開展治理活動。尤其是近年來，循證決策、循證治理作為公共政策和治國理政的重要原則，越來越引起學術界的重視[2]。循證治理強調，任何一項決策都需要有實證依據，按照科學規律開展治理活動。由此，現代國家需要深入個人和家庭內部，了解基層實際，開展社會治理。循證決策理論的核心價值和重要貢獻在于打破政策制定的陳舊傳統，重構信息證據（尤其是科學知識）與公共政策的關系[3]。現代國家治理是一項極其專業的活動，各種專業知識為國家治理提供了依據。如福柯所言，16世紀以后的西歐出現了從主權國家向治理國家的歷史性轉向，國家治理不再依賴君主的意志，而是依賴一系列計算和統計分析[4]。在某種意義上，治理活動的循證特征，源于現代國家“治理術”的建構。工業社會組織和技術潛在地改造了國家機器。國家機器變得越來越精細，治國理政活動也越來越復雜，僅僅依靠傳統的人文知識，或者依靠意識形態和道德教化，不足以滿足國家治理的需要。近年來，針對人口的“治理術”，催生了統計學的應用；針對社會治安，出現了關于微觀權力的運用技術，“規訓與懲罰”的治理術應運而生[5]；針對疆界的控制和土地用途管制，形成了越來越發達的“制圖術”[6]。其中，通過基層調查研究來制定社會治理方案的社會學成為循證治理的專業基礎。基于大數據的社會學史研究表明，19世紀中晚期到20世紀30年代，在哲學等傳統學科詞頻緩降的同時，社會學等關注現實問題的新興學科強勢崛起[7]。社會學的專業功能就是通過開展社會調查研究，掌握社會運行規律，更好地解決社會問題。在某種意義上，社會學是最接近基層，也是最容易和底層群體產生共鳴的專業學科。而社會學被認為是實證科學，其專業知識當然是循證治理的重要支撐。

基層調查研究在客觀上促成了現代中國循證治理傳統，“接不接地氣”既是學術研究的評判標準，也是決策是否科學的判斷標準。近代中國引入和建立了包括社會學在內的社會科學學科體系，這一學科體系具有鮮明的“救國圖強”的現代指向[8]。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學術界發生了一場“走向田野”的運動，間接導致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術研究從傳統人文知識向現代科學知識的轉型。例如，一部分歷史學者積極開展田野調查，倡導“活材料”和“死文字”相結合的學術路線，強調“走向歷史現場”的研究方法[9]。又如，早期民俗學家以“到民間去”為口號，力求在民間發掘民族精神，再以民族精神激勵民眾奮發圖強，從而實現“學問救世”[10]。

“走向田野”已經成為舊中國救亡圖存的重要社會運動，這一點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斗爭中也有所體現。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非常重視社會調查，并提出了“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口號。在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中，毛澤東同志親自撰寫的《農村調查》序言被列為學習文件之一，強調用加強調查研究去反對主觀主義，保證中央路線、政策在各地和各個部門正確貫徹執行。同時，在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精神指引下，文學、藝術等領域由于運用了調查研究的方法，也被賦予了“循證”的意義。判斷文藝作品好壞的標準，不再是少數精英是否喜歡，而是是否有利于啟蒙民眾或為大眾所認可。知識分子跟勞苦大眾相結合，知識生產跟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相結合，塑造了具有群眾路線特征的自主知識生產方式，形成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國家治理新傳統[11]。同時，“走向田野”塑造了中國學術的品格。學術研究在實證過程中反映基層實際、在循證治理中發揮作用，從而推動學術與政治在調查研究中融合。在中國共產黨一百多年的歷史中，調查研究既是學術實踐又是政治實踐，是我們黨的傳家寶。

“基層”的學術建構

基層是什么？一方面，基層是一種實然存在，任何一個組織，都存在和群眾打交道的“末梢神經”；另一方面，基層作為一個問題，又是話語建構的結果，特指一種相對獨立的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場域。

從社會學的視角看，基層指的是“基層社會”。通俗理解，基層社會存在于各種日常生活場景中，如家庭、村落、社區等。“社會”是一個現代概念，在西方學術語境中具有市民社會的內涵，意指和政治相對應的、存在于國家和個人之間的廣闊的自治領域。就我國而言，“基層社會”具有特殊的內涵，社會并非獨立于政治安全之外的領域。新中國成立后，在黨和國家的全面領導下，基層政權、群眾性自治組織以及血緣地緣等社會關系相互作用，有效組織了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逐漸形成了我國基層社會的基本形態[12]。因此，我國基層社會具有豐富的內涵。一方面，它是指人們通過社會交往自發形成的日常生產生活秩序。這種秩序往往以習俗、組織和制度的形式穩定下來，如民間的廟會、標會、理事會等，是基層社會的主要形式。另一方面，基層社會具有極強的建構性，是現代國家建構的產物，如城市的社區居民委員會、農村的村民委員會等，既是群眾性自治組織也是國家治理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國家通過基層組織來開展各項社會治理工作。同時，基層社會和基層組織是相互塑造的。在特定語境中，基層社會往往包含一系列由生活困難群眾、農民工、城市待業人群等形成的社會現象。因此，為達到通過學術討論關注社會不同群體、推動社會進步的目的，生活困難群眾、農民工和城市待業人群一度成為基層調查研究的對象。

從政治學或公共管理學的角度看，基層指的是基層政權，這是相對于中層、高層等上級政府組織而言的。在行政體系中，基層一般指縣和縣以下政府。從工作界面的角度看，縣和縣以下的政權組織和社會面是重合的，縣鄉兩級政權的工作界面是街道、村落、社區等社會場域，其工作對象也是可以面對面接觸的。而縣以上的政府活動，除了少數情況下要直接和社會面接觸外，大多數治理活動都是在行政體系內部進行，上級發布指令，并依靠基層政權去執行的。概言之，我們對基層政權的理解就是，治理活動和社會生活同在一個界面里，治理活動主要是規制社會生活，而社會生活也反向塑造治理活動。進一步解釋，縣和縣以下政權之所以是基層政權，是因為基層治理活動有其獨特性。基層干部的活動具有特殊性，他們主要依靠經驗處理事務，擁有自由裁量權和事實上的政策制定權。基層政權主要是執行上級決策，同時，“現場”處理與社會生活密切相關的具體事務，如地方稅收、治安、教育、賑災濟貧、興修水利等。基層政權雖然是一個科層體制，各個科室有辦公室，工作人員需要在辦公室坐班，但是更多的治理活動卻在辦公室之外，需要走村入戶解決問題，如田間地頭、工廠街道等“現場”。近些年，基層也發生了極大變化，很多縣級職能部門變成了調度部門，將職能下放給鄉鎮，部門只承擔督促、檢查、評估、考核的職能[13]。其結果是，縣級部門不再承擔具體事務，喪失了基層的部分功能。原本以村民自治為基本制度的村級組織，因行政權力的下沉，在組織運行與鄉村治理中呈現出行政化特征。為應對繁雜的具體事務，不少村級組織招聘大量臨時人員，以緩解工作壓力，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村干部脫離群眾的現象。基層政治一直是學術界的關注對象。在鄉村政治研究領域中，有學者注意到在基層社會，農民的創造性會在一定程度上塑造國家的基層政治生態。從“基層政治”出發，人們還廣泛關注了農民政治行為的特殊制度背景和具體策略，如信訪制度對塑造人民政治的影響[14]。所以，“基層”是基層社會和基層政權互動的產物。基層政權的定義取決于政權組織是否在社會生活中開展“面對面”的治理活動。而基層社會的形態則取決于基層政權的管轄方式。近年來，“基層”的建構和“基層調查研究”話語的興起，很大程度上預示著一種自下而上的研究視角和策略的出現，希望將基層的復雜現實和宏大的政治話語相銜接，從而更加準確地把握和理解基層政治現實。

基層調查研究的范疇

一般而言，基層調查研究指的是以基層特有事務為研究對象，或以基層作為研究單位，針對一般事務的研究活動。現代社會的復雜性不僅體現在社會現象不斷更新變化，還在于社會的不斷重構。因此，只有通過大規模的、深入的基層調查研究，才能清晰繪制紛繁復雜的社會圖景。然而，當前社會各界特別是學術界對人口眾多、群體多樣、組成復雜的基層社會，還缺少系統研究，現有基層調查研究的議題也不夠深入或缺乏基層視角。同時，循證治理既需要調查研究數據成果積累，也需要對這些數據成果進行歸納分析，從而服務政策制定。我國的決策具有共識性決策的特征[15]，需要匯聚各方面信息，凝聚共識。如果基層調查研究供給不足，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跟治理實踐之間可能形成巨大的鴻溝，出現政策指定“不接地氣”的情況。因此，開展以“普通人”“普通事”“普通地方”為研究對象的基層調查研究就顯得尤為重要。

首先，基層調查研究是關于“普通人”的研究。近些年，政治學界不斷強調范式轉換，強調經驗研究和實證研究，“中國之治”的基層實踐面相也相應地得到廣泛關注[16]。而在社會學領域，“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一直是研究重點。從“普通人”入手，我們可以理解現代社會的一些基本特征。研究“普通人”的一個重點是對邊緣群體的研究。既然是研究邊緣群體，那就需要在基層開展工作，要在日常生活中去理解他們。由于社會具有中心－邊緣的結構特征，因此，研究了邊緣自然就理解了中心及整體。例如，芝加哥人文區位學派就是通過研究貧民窟等所謂城市“蛻化區”來研究現代城市的發展規律，通過研究少數族裔和移民來探討社會形態。所以，研究“普通人”是基層調查研究的一個重要抓手。例如，政治學要研究“普通人”的政治，歷史學要研究“小人物”的生活百態，這些都匯聚成了基層調查研究。

其次，基層調查研究是關于“普通地方”的研究。村莊、工廠、家庭等，都是基層調查研究的切入口。例如，“街角社會”是一種典型的社會形態，“街角青年”是透視社會的重要群體，“街頭治理”是一種頗具特色的治理形態[17]。凡是人們日常生產生活的地方，都在基層調查研究的視閾之中。例如，在互聯網時代，互聯網已經成為人們生產生活的重要場域，微信、抖音、淘寶等網絡社交媒體也是基層調查研究的一部分。

最后，基層調查研究是關于“普通事務”的研究。基層調查研究需要觸摸社會的底層架構，使大眾和治國理政的行為之間建立有機聯系，通過公共知識的生產促進形成社會共識。當學者跟基層社會和人民群眾融為一體時，知識就具有了公共性。有別于傳統的知識生產，基層調查研究塑造了一種自下而上、由內而外的知識生產路徑，是一種非常現代的知識生產方式，它是從實踐中來、又回到實踐中去的，從經驗的內部提出問題，勾勒出脈絡更為清晰的社會整體圖景。在這個意義上，基層調查研究是具有主體性的、建立在飽和經驗基礎上的、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的研究[18]。基層調查研究的公共性既來自專業研究，也來自其對社會的反饋。所以，基層調查研究是專業知識公共性建構的必由之路。

基層調查研究的三個路徑

第一個路徑是群體研究。現代社會的一個重要特點是，社會分化越來越明顯，新型職業層出不窮，很多新興社會群體有待基層調查研究關照。在社會學研究中，群體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例如，通過研究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等不同社會群體，來展示社會的運作機制。有些群體和職業因為封閉性比較強，內部觀察的門檻比較高，一旦進入群體內部進行觀察研究，就會形成極大的沖擊力。例如，對模特行業的參與式觀察，有助于理解時尚行業的運作機制[19]。有些群體的研究成果和相關文獻可能不少，但并不是采用自下而上、由內而外的視角，這些群體的畫像就可能模糊不清。例如，不同代際、行業、性別以及來自不同地區的農民工在行為和心態等方面差異較大，第一代農民工為什么到了退休年齡，還急于出去打工？建筑工地是一個小社會，其秩序是如何形成的？隨著平臺經濟的發展，“臨工”也進入了現代社會的系統，其行為邏輯和傳統工廠體制有何區別？因為“找工作”平臺的介入，“日結”變得越來越普遍，這在多大程度上改變了農民工的行為邏輯？可見，當前對于農民工群體的研究往往缺乏系統性和普遍性。在這個意義上，看似“老套”的群體研究，很可能成為研究的盲點。研究者只有通過參與式觀察的方法，以基層調查研究的姿態開展群體研究，才能形成關于農民工群體系統科學的研究成果。

第二個路徑是機構研究。現代社會某種意義上就是一個由各種各樣正式、半正式或非正式的機構組成的組織體系。只有廓清組成現代社會的不同機構、組織的形態，才有可能完整把握現代社會的運行機制和發展規律。因此，機構研究是基層調查研究的重要路徑之一。組織社會學的研究，為機構研究提供了基本的研究視角和方法。無論是政府機構、企業、學校、醫院、行業協會、群團組織，還是家庭、家族、草根社團，都是現代社會的有機組成部分，他們都面臨生存發展的合法性和如何提升組織效率的問題。基層治理視域下的機構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三種方式：首先是通過研究基層組織體系（如條塊關系）、基層組織的內部結構、人員配置等，來揭示基層治理體系理論與實踐的一般規律；其次是通過研究政府行為（如正式權力運作以及權力的非正式運作機制），以及政府履職中的激勵、動員、考核、督查等行為，來理解基層治理形態；最后是通過解釋某些特殊的組織現象，來揭開治理過程中的“黑箱”。

第三個路徑是議題研究。對機構或人群的研究，可能都涉及某項議題。社會是由不同的事件構成的，通過對某些特定社會性議題的研究，可以理解社會運行的邏輯。例如，研究越軌青少年，除了要對越軌青少年群體進行系統分析，還要回應一般性的社會越軌議題。又如，對生、老、病、死等生命事件的研究，在微觀上可以透視個體的生命歷程，中觀上可以理解家庭和社區是如何保障再生產的，宏觀上則可以理解“生命政治”的形成。很多社會性議題關系到社會的長治久安以及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然而相應的研究卻明顯滯后。在多數情況下，基層調查研究和日常生活是密切相關的，每個人的生活都和特定的人群、機構和事件聯系在一起，宏觀和微觀是存在內在勾連的。所以，我們看上去是在做基層調查研究，但回應的卻很可能是特定的社會問題甚至宏大的歷史性問題。在這個意義上，基層治理中凸顯的問題，不僅與每個人息息相關，也和大政方針息息相關，甚至能夠影響政策頂層設計。

事實上，近些年的基層調查研究議題往往是在對宏大歷史進程的關照下開展的。例如，改革開放初期，社會學對鄉村社會和鄉鎮企業的研究，主要是服務于農村改革發展議題的。對此，費孝通先生明確提出其研究主旨是“志在富民”[20]。又如，從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三農”問題成為中國社會發展和現代化建設的核心議題，學術界隨之出現了“三農”研究的公共學術運動[21]。很多學科的學者借由田野調查和鄉村建設參與其中，在推動世紀之交的農村改革方面起到了關鍵作用。此外，近些年社會學、政治學、公共管理學等領域均出現了基層治理研究熱的現象，也和國家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一重大現實課題緊密相關。

基層調查研究的方法

基層調查研究有三個特征：可達、可嵌入、可理解。首先，基層調查研究具有可達性。研究過程中，研究者跟研究對象之間是可以直接接觸的，研究者可以接觸到群體、機構和事件，可以和研究對象進行面對面訪談、參與研究對象的日常生活。基層調查研究的可達性往往是通過田野調查來實現的。然而，很多時候，田野調查就是一次“冒險”，調查結果可能是非預期的。但是，調查研究的吸引力恰恰源自這種不確定性，研究創新往往源自意外發現。在這個意義上，可達性的意思僅僅是說調查者能夠接觸到調查對象，有理解調查對象的可能，研究是可以開展的。

其次，基層調查研究的場域是可嵌入的。基層調查研究是關于“普通人”和“普通事”的研究，研究者是很容易進入場域中去的。哪怕是有一定門檻的研究，研究者也可以創造嵌入條件。一些在正式記錄中不容易看到的現象，基層調查研究者反而更容易呈現。而非正式場合不經意間的片段捕捉，對于理解研究者的研究主題往往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在這個意義上，“普通”也是相對而言的，只要研究者抓住機會，不普通的場景也可以嵌入進去。在實踐中，根據研究議題，既可以深度嵌入，也可以輕度嵌入。從研究的角度來講，深度嵌入和輕度嵌入并沒有高下之分，只有合適與不合適的差別。輕度嵌入就是通常意義上的參與式觀察，研究者進入了研究對象的場域，也參與了研究對象的一些活動，但并沒有真正成為對方的一分子。而深度嵌入，則是研究者具有了研究對象的身份和角色，參與研究對象的所有活動，甚至其行為邏輯也和研究對象一致。

最后，基層調查研究的事件是可理解的。基層調查研究的事件基本上都是日常事件，無論是研究者，還是其他讀者，都可以產生代入感。基層調查研究的可理解性還體現在，很多時候，調查者和被調查者往往會因為某些共同的生活體驗而產生共情。這種基于共情而呈現的研究成果，也很容易傳遞給讀者。從日常活動出發，大多數事件既是可以還原的，也是可理解的。

那么，如何實現可達、可嵌入、可理解的基層調研呢？一是通過體驗和共情。真正好的基層調查研究文本，往往源自和基層的“共情”，以及研究者在基層的深度體驗。過于依賴技巧和外在條件的調查研究，對調查結果有過高的預設，通常會想盡辦法控制調查過程，對意外的調查結果往往持排斥的態度。但所有深入基層的研究，共同特點都是全身心投入，并不是依靠技巧，而是依靠“態度”。唯有如此，才能接受各種“意外”，而“意外”往往意味著創新發現。但凡是以“闖”的姿態進入田野，通過體驗和共情（而不僅僅是機械收集資料）去理解田野，那些意外發現很可能成為研究的點睛之筆。優秀的基層調查研究往往都有獨到的田野發現——這個發現，未必是調查者通過艱苦的理論思考獲得的，而是調查者全身心投入田野調查靈機一動的結果。把事實調查清楚卻無法和事實本身共情，那么調查者頂多就是一個調查員和資料員。但是，如果調查者捕捉到了事實背后的價值基礎，對事實的意義有合乎實際的解釋，且還讓讀者信服，那么調查者同時也是一個合格的研究者。在田野工作中，只有在研究者、被研究者、旁觀者（讀者）等身份角色不斷互換、來回穿梭，才能形成彼此的共情。體驗和共情的關鍵在于同理心，調查者要理解調查對象的思維和行動邏輯。所以，基層調查研究中的體驗和共情也沒那么復雜，就是從一個普通人的角度，去理解、解讀研究對象的行為、現象及其背后的文化結構和生成邏輯。

二是觀察和分析。如果說體驗和共情某種意義上是解釋主義或人文主義路徑，那么觀察分析基本上就是實證主義的路徑。在這個路徑中，研究者在一定意義上就是一個旁觀者，他雖然置身于現場，甚至也參與研究對象的活動，但最終目的還是觀察。作為一個旁觀者，調查者是用外部視角審視經驗現象。如果說體驗和共情的關鍵是同理心的話，那么觀察分析的關鍵就在于論據。所以，通過觀察收集資料，依靠資料的完整性，以及把資料結構化、邏輯化，就變得特別重要。

三是主客觀的交融。田野工作其實是不區分實證路徑或解釋路徑的，因為對于基層調查研究來說，體驗共情與觀察分析是相互融合的。只有充分掌握材料，對材料本身有深入分析，才可能產生共情，其體驗也才真實；反之，如果對材料本身沒有產生共情和體驗，也就很難有深入分析。

文本呈現的最佳狀態是主客觀的融合，閱讀材料就是閱讀觀點和情感，共情和體驗也可以落腳到材料里面去。很多人文主義的研究，雖然觀點很有啟發，也極具思想性，但總讓人覺得不可靠。而實證主義的研究，雖然材料豐富且清晰，但是文本沒有靈魂，也就無法引起讀者的共鳴，學術價值也就很難體現出來。首先，觀點建立在既有證據基礎之上。但通常情況下，一個證據可能有多種解讀，這就需要調動過去調查研究過程中積累的經驗質感，以及類似事件的比對，做出最合理的解讀。其次，盡量還原事件。對事件的定性只是理解事件的一個框架，但要具有說服力，僅有簡單的觀點或情緒價值輸出還不夠，重要的是還原事件和對事實的理解。實際上，對任何事件或事實的理解都具有多重面向，因此還原事件的核心就在于還原其復雜性。最后，要將專業性和公共性結合起來。例如，有些學者在研究過程中強調自己出身農村、有上山下鄉經歷等。其潛在意思是，他們了解農村，以此強化研究結論的說服力。但是，學者通過確認自己的出身，而不是通過論證研究的科學性來展現研究價值，其實是有悖專業精神的。很多人在做群體研究時，不自然地陷入了“為某個群體說話／代言”的窠臼，這是對學者角色缺乏反思的體現。實際上，學者的主要角色是國家與社會的“橋梁”，即：通過專業研究，在人民群眾和國家之間建立聯系。

結論

從國家治理的視角出發，基層調查研究是現代國家發現、了解和建構基層的過程。在現代國家治理過程中，基層政權逐步建立，基層事務被納入了國家的監管范圍，基層社會和基層政治逐漸融合，潛在地改變了國家治理行為。因此，基層調查研究的建構，客觀上也和宏大政治議題有關。以基層調查研究見長的社會學等學科，是在工業革命和城市化發展過程中，為解決社會問題而產生和發展起來的。改革開放后中國基層調查研究的展開，也和基層社會的劇烈變動密切相關。近些年，眾多學科匯聚于基層治理研究，某種程度上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總目標引領的結果。

總結既有學術脈絡，基層調查研究主要從人群、機構和議題三個路徑開展，它們相互交融，構造完整的現代社會圖景。從學術操作看，田野調查是基層調查研究開展的主要方法，以“普通”作為主要特征的基層調查研究，具有可達性、可嵌入性和可理解性。在基層調查研究過程中，體驗和共情、觀察和分析、主客觀的交融就顯得尤為重要。在“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期，我國基層的圖景仍然有待進一步廓清，廣大科研工作者和基層工作者要深入實際、深入基層、深入群眾調查了解情況，將調查研究成果切實轉化為推動難題破解、優勢轉化的實際成效，不斷推進治理效能的持續正向發展，推動“中國之治”進入新階段。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農村社區治理創新問題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批準號：22&ZD173）

注釋

[1]劉偉、蘇岸：《“調研政治”：中國政治運作的特色模式》，《學習與探索》，2023年第5期。

[2]馬亮：《行為科學與循證治理：治國理政的創新之道》，《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6年第6期。

[3]胡業飛：《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循證決策——一個文獻綜述》，《復旦公共行政評論》，2017年第1期。

[4]福柯：《安全、領土與人口》，錢翰、陳曉徑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90頁。

[5]福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劉北成、楊元櫻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

[6]杜月：《制圖術：國家治理研究的一個新視角》，《社會學研究》，2017年第5期。

[7]陳云松：《大數據中的百年社會學——基于百萬書籍的文化影響力研究》，《社會學研究》，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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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陳春聲：《走向歷史現場》，《讀書》，2006年第9期。

[10]李向振：《找回日常生活：當代民俗學的學術轉向與知識生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3年，第2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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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毛丹：《中國城市基層社會的型構——1949–1954年居委會檔案研究》，《社會學研究》，2018年第5期。

[13]仇葉：《行政權集中化配置與基層治理轉型困境——以縣域“多中心工作”模式為分析基礎》，《政治學研究》，2021年第1期。

[14]田先紅：《人民政治：基層信訪治理的演繹與闡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

[15]樊鵬：《論中國的“共識型”體制》，《開放時代》，2013年第3期。

[16]房寧：《談談當代中國政治學方法論問題》，《政治學研究》，2016年第1期。

[17]呂德文：《街頭的空間屬性及其治理形態——基于W市城市管理實踐的經驗觀察》，《求索》，2019年第4期。

[18]賀雪峰：《構建具有主體性的中國社會科學：飽和經驗訓練的視角》，《改革》，2019年第12期。

[19]米爾斯：《美麗的標價：模特行業的規則》，張皓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年。

[20]趙旭東等：《“志在富民”的思想譜系——費孝通有關理想社會及其實踐價值的線索追溯》，《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3期。

[21]李德瑞：《學術與時勢：1990年代以來中國鄉村政治研究的“再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第9頁。

Grassroots Research and Study: A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Lv Dewen

Abstract: As one of the evidence-based research methods, grassroots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is an approach for modern countries to discover, research and construct grassroots. Upon the establishment of grass-root authorities, national governance has developed at the grass-root level, grass-roots society and grass-roots politics gradually integrated, thus formulating the special concept of grass-roots with characteristic connotations, then attracting researchers from different disciplines to conduct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Grassroots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are mainly carried out in three approaches of stratum, institutions and relevant topics with fieldwork, under which the research participants are available; the research fields are approachable; and the investigated events and results are understandable. Grassroots researches and studies can achieve realizable and understandable purposes through experience and empathy,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 as well as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integration. Nowadays,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promote grassroots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since its picture is still implicit and unclear.

Keywords: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grassroots, national governance, fieldw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