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上，維護金融安全，是關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一件帶有戰略性、根本性的大事。新時代中國高水平金融安全，是能有效防范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更好服務于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金融安全，是狀態與能力相統一的安全，具有動態性、開放性、防控結合和競爭性等特征。要堅持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堅守為實體經濟服務的天職，增強金融監管的有效性，以高水平金融安全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提供堅實的金融支撐。

【關鍵詞】新時代  高水平金融安全  金融風險  金融工作  高質量發展       

【中圖分類號】 F83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01.005

唐玨嵐，上海市委黨校（上海行政學院）經濟學部主任、教授。研究方向為經濟政策學、貨幣金融學。主要著作有《健康的財政與金融體系》《防范短期資本流向逆轉研究》等。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2023年10月召開的中央金融工作會議強調，“堅持把防控風險作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題”，“要全面加強金融監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風險”[1]。維護金融安全是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一項基礎性、戰略性和長遠性工作。

維護金融安全是一件帶有戰略性、根本性的大事

防控風險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題。風險是金融與生俱來的屬性。市場經濟的核心是資源配置問題，金融則是資源的跨期配置。正如威廉·戈茲曼在《千年金融史》一書中提到，雖然金融不能在時間的軌道上移動我們的身體，但是可以移動金錢。金融是一個“時間機器”。[2]然而，未來是充滿不確定的，不確定也即風險。資源的跨期配置可能會造成金融活動的不確定性，給金融交易帶來損失，造成金融機構破產，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甚至金融危機。而這種風險或不確定會隨著金融衍生品的推出而被不斷放大，且更易傳染擴散。因此，防控風險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題。

金融風險有多種分類方法。依據風險的承擔主體及風險后果的影響范圍，可以分為微觀金融風險與宏觀金融風險。前者是微觀主體，即金融交易者的風險，其導致的后果通常是損失與破產。就金融機構而言，在現實金融活動中，損失類風險是不可避免的，防范微觀風險的目的是將其控制在一定的范圍之內。破產類風險盡管不常發生，但若金融機構的損失類風險失控就有可能進入破產狀態。此外，某種“灰犀牛”“黑天鵝”事件也可造成金融機構的破產。在一定條件下，微觀金融風險會演變為宏觀金融風險。例如，當損失類風險在行業內不斷累積，且行業內金融機構已處于無力自行化解的破產邊緣，或社會預期因某一金融機構的破產而改變時，將進而引發諸如銀行擠兌、資產價格大跌、貨幣大幅度貶值和外資大規模撤離等連鎖反應。發生任何一種上述情況，都意味著微觀風險已經轉化為宏觀風險，此時政府的救援或出手干預是不可避免的。宏觀金融風險的產生途徑主要有兩類：一是內生途徑，主要源自金融機構風險累積、金融市場動蕩和金融基礎設施不完善；二是外生途徑，主要源自宏觀經濟不穩定因素和突發事件的沖擊。在全球化背景下，國內外金融市場的聯系日益密切，內生途徑和外生途徑互相交織，導致系統金融風險的成因更加復雜。

如果不能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最終將導致金融危機，而金融危機則會對宏觀經濟運行與社會發展造成嚴重的不良影響，這已為許多國家的實踐所佐證。金融危機是一種在金融系統內集中爆發的危機，通常表現為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標急劇、短暫或超周期地惡化，其產生往往源自宏觀金融風險。因此，防范和化解宏觀金融風險，旨在防止金融危機的爆發。

金融安全是國家崛起的重要保障。從世界近現代史來看，不同歷史時期各個國家的崛起史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部部“金融強國史”。例如，荷蘭是現代金融的發源地之一，阿姆斯特丹證券交易所是全球第一個證券交易所，17世紀的荷蘭之所以能取代西班牙和葡萄牙一躍成為海上霸主，至關重要的原因在于其擁有發達證券市場所積累的資本優勢。而18世紀英國的崛起，則建立在“政府→銀行→貸款→貨幣→國債→軍事→工業”的循環之上。政府需要貸款，因此設立了英格蘭銀行，而銀行的貨幣發行與國債密切相關，國債的發行又以政府的稅收為擔保。這一機制確保了英國政府有充足的資金支持戰爭，戰爭通過軍需刺激了英國工業的發展，且戰爭的勝利又給英國提供了幾乎“錢”景無限的海外市場。[3]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第一次工業革命在英國興起，并助力其一度成為所謂的“日不落帝國”。在這些眾多的因素之中，金融功不可沒。二戰后，美國取代了英國的世界霸主地位，人們常說，美國的競爭力是建立在“華爾街＋硅谷＋好萊塢”之上的，其中華爾街就是美國金融的代表，金融之于美國國家競爭力的作用就如同心臟之于人體。可以看出，從荷蘭到英國再到美國，金融毋庸置疑是國家崛起的強有力支撐和重要保障。

然而，正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金融往往也是導致國家衰弱的誘因。從世界近現代史來看，不同國家強弱的更替史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部部“金融危機史”。1637年發生在荷蘭的郁金香危機被認為是人類史上第一次有記載的金融泡沫事件，這一危機事件不僅重創了荷蘭的金融業，導致了社會矛盾的擴大，還嚴重削弱了荷蘭的國家實力。1720年，英國發生南海泡沫事件，因瘋狂炒作出現的股價暴漲和暴跌，造成大量投資者血本無歸，給英國的金融體系帶來了長期的負面影響。在當年春天，偉大的科學家牛頓曾無力感嘆：“我可以計算天體的運動，但無法計算人類的瘋狂。”而2萬英鎊的最終損失，使他在一生余下的時間里，甚至不能再聽到南海之名。[4]泡沫的破滅嚴重沖擊了英國的金融貿易活動，重創了英國的經濟地位和國家實力。

在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征途上，我們既要善用金融“活水”，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力量，又要時刻警醒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風險，切實維護金融穩定。只有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筑牢高水平金融安全的防線，提供高質量金融服務，才能牢牢堅持高質量發展這一新時代的“硬道理”，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提供強大的金融支撐。

金融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國家安全是民族復興的根基，社會穩定是國家強盛的前提。必須堅定不移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把維護國家安全貫穿黨和國家工作各方面全過程，確保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5]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金融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經濟平穩健康發展的重要基礎。”[6]“十四五”規劃綱要將金融安全戰略與糧食安全戰略、能源資源安全戰略并舉為三大安全戰略。可以看出，金融不只是一種經濟活動，不止關乎國家繁榮與人民富裕，而且是構成國家安全體系的核心要素。

金融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加強風險監管、保障金融安全、維護金融穩定是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必然要求。然而，金融風險往往具有隱蔽性、復雜性、不確定性、擴散性和疊加性等特點，當金融風險從一個機構傳遞到多家機構，從一個市場蔓延至多個市場，就會形成系統性風險，甚至釀成金融危機，對國民經濟造成破壞性影響。因此，“維護金融安全，是關系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一件帶有戰略性、根本性的大事”[7]。2015年7月1日頒布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明確規定，“國家健全金融宏觀審慎管理和金融風險防范、處置機制，加強金融基礎設施和基礎能力建設，防范和化解系統性、區域性金融風險，防范和抵御外部金融風險的沖擊”。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強調“健全國家安全體系”，“完善國家安全力量布局，構建全域聯動、立體高效的國家安全防護體系”[8]，保障金融安全是其中的重要一環。

近年來，黨中央高度重視金融工作和金融安全，多次強調金融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一方面，金融與經濟相互依存。“金融活，經濟活；金融穩，經濟穩。經濟興，金融興；經濟強，金融強。經濟是肌體，金融是血脈，兩者共生共榮。”[9]另一方面，維護金融安全穩定面臨著新挑戰。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金融安全工作取得了歷史性的重大成就，金融治理體系不斷健全，金融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不斷提升。[10]但同時應看到，我國金融安全面臨著不少風險與挑戰。一是內部憂患。經濟金融風險隱患仍然較多，中小金融機構風險、地方債務風險、房地產金融風險和外匯市場風險等仍需引起我們的高度警惕。二是外部風險。當今的大國博弈已不再僅僅體現為軍事上的直接沖突，而是幾乎無一例外地體現為金融戰爭。與軍事沖突造成的人員傷亡與基建破壞不同，金融戰爭是沒有硝煙的戰爭，具有隱蔽性的特點，可以悄無聲息地破壞國家安全體系。外匯投機引發的亞洲金融危機，泡沫破滅帶來的日本“迷失的十年”，為我們提供了前車之鑒。[11]當前，“個別國家把金融當成地緣博弈工具，屢屢玩弄貨幣霸權，動輒就揮舞‘金融制裁’大棒大打出手，一些居心叵測者妄圖興風作浪、趁亂牟利，不僅有‘看空者’‘做空者’，還有‘唱空者’‘掏空者’，企圖動搖國際社會對華投資信心，妄圖引發我國金融動蕩”[12]，嚴重影響全球金融秩序，威脅全球金融安全。三是技術沖擊。比如，人工智能技術在推動金融業務智能化轉型的同時，也可能引發尾部風險事件，放大“羊群效應”，加劇金融風險的突發性、隱蔽性、傳染性和疊加性，放大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嚴重威脅金融安全。[13]面對不確定性增加、難預料因素明顯增多的外部環境，我們不僅要認識到金融對于經濟發展、社會穩定與國家安全的重要性，更要把維護金融安全作為治國理政的一件大事，著力實現高水平金融安全。

新時代中國高水平金融安全的內涵與特征

1933年，歐文·費雪（Irving Fisher）基于對經濟危機的觀察，提出了“金融安全”這一概念，并用“債務-通縮”理論解釋金融安全問題的成因。[14]基于金融是資金的融通，可將金融安全界定為貨幣資金融通的安全。[15]據此，學者們對金融安全的內涵進行了延伸，如“具備抵御國內外各種威脅、侵襲的能力”[16]，“不被威脅和不受威脅的一種狀態”[17]，具備“金融機構的穩定性、金融體系運轉的順暢性、金融資源配置的有效性、經濟發展的持續性和金融主權的獨立性”[18]等，但資金融通的安全始終是其核心要義。

基于學術界有關金融安全的定義，結合當前我國發展所處階段以及環境之變，可將新時代中國高水平金融安全界定為：能有效防范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更好服務于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一種金融狀態與能力。其具備以下四個特征。

一是動態安全。新時代中國的高水平金融安全并不是靜態安全，而是一種動態的安全。當一國的金融體系運轉正常、資金融通順暢，金融市場未出現大幅波動的狀態時，可以被視為處于金融穩定的狀態。金融穩定是金融安全的重要體現，但這只是一種靜態的金融安全。新時代中國的高水平金融安全是一個動態的概念，不只追求金融穩定，更要提升維護金融穩定的能力，體現為一種狀態與能力的統一。這樣的金融動態調整優化能力主要體現為：強大的抗壓力，即在極端情況下金融體系也能正常運轉；強大的復原力，指金融體系、金融秩序在遭遇極端沖擊后能夠快速復原，甚至恢復到比原來更佳的狀態；強大的適應力，即能夠適應實體經濟動態發展的新需求，特別是以金融高質量發展增強服務實體經濟發展的能力，這是維護金融安全的基石。

二是開放安全。新時代中國的高水平金融安全是一種開放的而非封閉的安全。開放帶來進步，封閉必然落后。高水平開放是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無論是提升中國金融業的國際競爭力，還是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和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都需要堅持金融高水平開放。從國際競爭與合作的角度來看，金融既是國家重要的核心競爭力，也是維護多元穩定的國際經濟格局、構建良好國際經貿關系的重要推動力。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經濟持續較快發展，經濟總量占全球經濟總量比重不斷上升，制造大國地位日益鞏固，貿易大國地位不斷提升，我國已成為全球14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主要貿易伙伴。這就要求我們不斷擴大金融開放，提升金融全球競爭力，提高參與國際金融治理的能力，在更大范圍內實現合作共贏。然而，金融開放并非“一放了之”。高水平金融開放，既要放得開，又要管得住。2023年10月召開的中央金融工作會議強調，“要著力推進金融高水平開放，確保國家金融和經濟安全”[19]，明確了必須在確保國家金融和經濟安全的基礎上推進金融開放。

三是防控結合。新時代中國的高水平金融安全，表現為在面對金融風險時不是靠被動應對、事后處置，而是主動防范、事先預警，在防控結合中扎實推進。“防”是指要增強金融風險防范意識，完善風險監測與預警體系，對金融風險“早識別、早預警”；“控”是指能及時控制金融風險點，在防止風險蔓延擴散的同時，積極有效化解金融風險，讓金融風險“早暴露、早處置”。

四是有競爭力。強大的競爭力是國家安全的重要保障。中央金融工作會議首次提出“加快建設金融強國”[20]，這是新時代維護我國金融安全的必然選擇。從國內來看，金融強國應實現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服務提升人民生活品質的目標；從國際來看，金融強國應實現加快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提升中國全球金融資源配置力和增強中國金融國際話語權的戰略目標。[21]

構建新時代高水平金融安全保障體系

綜上所述，金融安全事關一國金融穩定和經濟發展，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要構建新時代高水平金融安全保障體系，筑牢高水平金融安全防線，全面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提供堅實支撐。

堅持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堅持金融工作的政治性，本質上是堅持黨對金融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只有加強黨對金融工作的領導，才能確保我國金融發展沿著正確的方向前進，完善金融治理體系，提升金融治理能力，保障國家金融安全。黨的二十屆二中全會審議通過的《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對金融管理體制進行了重大改革，并設立中央金融委員會，有效推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優勢和制度優勢轉化為金融治理效能。在我國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與外部環境不確定難預料因素明顯增多的雙重背景下，金融具有“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重大戰略意義，因此，要加強黨對金融工作的全面領導，充分認識到金融工作對于國家工作全局、經濟社會發展大局和國家安全戰略格局的重要影響。同時，還必須提高領導干部的金融工作能力。“提高領導干部金融工作能力，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要努力學習金融知識，熟悉金融業務，把握金融規律，既要學會用金融手段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又要學會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22]

回顧資本主義國家的金融發展史可以發現，金融資本具有明顯的壟斷性、寄生性和腐朽性。金融寡頭通過控制國家經濟命脈，將巨額財富聚集在少數人手中，不僅造成了巨大的貧富差距，而且屢次引發了經濟金融危機，擴大了資本主義經濟矛盾。與之相比，我國金融體系與其的本質區別在于始終堅持金融工作的人民性。堅持金融工作的人民性，就是要把增進人民福祉作為金融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要不斷提高金融服務的覆蓋率、可得性和滿意度，使最廣大人民群眾公平分享金融改革發展的成果，這是由我們黨的根本宗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根本目的所決定的，是黨的二十大報告所確定的“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的重大原則在金融領域的具體體現。人心向背關系黨的生死存亡。我們開展工作、考慮問題要始終站在人民群眾的立場上，本著為人民服務的角度解決問題，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全心全意為人民謀利益。實現高水平金融安全，政治性是根本引領，人民性是根本立場，兩者緊密相連。[23]

堅守為實體經濟服務的天職。在國民經濟系統中，一方面，金融與實體經濟是一個有機融合的整體，兩者密不可分。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要為實體經濟服務，滿足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群眾需要”[24]，要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金融發展的根本遵循。另一方面，金融是一個相對獨立于實體經濟的子系統，有著自己獨特的運行機制和發展規律，這意味著金融發展有可能與實體經濟不同步、不協調，在某些條件下甚至可能偏離實體經濟運行發展的內在要求。[25]這會放大金融的脆弱性風險，導致實體經濟空心化，最后還可能會引發金融危機與經濟危機，嚴重破壞國家經濟安全。正如金德爾伯格所言，“金融業的生命周期始于通過短期間或長期的資本借貸促進貿易和工業升級，最終轉向資產交易，并且主要關注財富而非產出。商人和實業家也從風險承擔者逐漸發展為食利者”[26]。從不同國家的興衰史中可以發現，一國經濟想要強盛發展最重要的是要具備“生產性”，歷史上的霸權國家大多經歷了從“生產性”到“非生產性”的轉換，這使得其發展表現出生命周期性質，最終無法逃脫由盛至衰的命運。實際上，這種“生產性”不僅是影響霸權國家盛衰的重要因素，同時也是所有國家經濟金融長期健康穩定發展的重要保障。[27]因此，服務好實體經濟是金融的天職，也是維護高水平金融安全的根本舉措。

習近平總書記在會見全國社會治安綜合治理表彰大會代表時強調：“發展是硬道理，穩定也是硬道理，抓發展、抓穩定兩手都要硬。”[28]因此，實體經濟發展、金融發展都是硬道理，實體經濟穩定、金融穩定也是硬道理，抓實體經濟發展與金融發展、抓實體經濟穩定與金融穩定兩手都要硬。要從系統論的角度來看待金融發展與實體經濟發展的關系，即以金融和實體經濟的“雙穩定”及金融與實體經濟的“雙發展”為目標。

在實踐中，既要防止兩種傾向，還要關注兩個方面。一是要防止“金融抑制”與“金融過度”兩種傾向。金融抑制指在一些發展中國家曾出現的因金融體系發展滯后而阻礙經濟發展的現象，金融過度則是脫離實體經濟發展需要的過度金融化現象。過度金融化極易導致泡沫化。如果資產價格上升的原因并非來自實體經濟因素，僅僅是因為投資者堅信未來的出售價格將更高，那么泡沫就產生了。當泡沫過度膨脹時，資產投資的回報就會遠高于實體投資的回報，資金會出于逐利動機，由實體經濟領域大量抽逃至虛擬經濟領域，在放大資產泡沫的同時引發實體經濟“貧血”，造成金融與經濟的“雙不穩”。二是要關注總量匹配與結構協調兩個方面。從總量關系來看，金融發展必須與實體經濟發展的規模和速度相匹配，即金融發展必須遵循適度原則；從結構關系來看，金融發展與經濟發展在結構上是協調的，金融結構變化應與實體經濟部門的結構變化需要相適應。中央金融工作會議要求“做好科技金融、綠色金融、普惠金融、養老金融、數字金融五篇大文章”[29]。“五篇大文章”涉及的五個領域，關乎實體經濟提質增效的新動能，是未來金融更好服務實體經濟的重點。因此，做好“五篇大文章”，既需要保持金融發展與經濟發展之間總量上的匹配，還需要實現結構上的協調。反之，無論是總量上的“失配”，還是結構上的“失調”，都會對金融經濟的穩定發展產生不良影響。[30]

增強金融監管的有效性。實現高水平金融安全必須守住“底線思維”，即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爆發將引致金融危機。金融危機的背后，往往反映出金融機構與金融市場自我約束的不足。維護金融安全，除了要加強金融機構的風險抵御能力外，還要完善監管機制，加強監管執行，以增強監管的有效性。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在反思金融監管工作的基礎上，提出了良好監管的五個特征：一是良好的監管要具有“侵入性”。監管的前提是監管機構要非常熟悉被監管對象，通過實施現場檢查，讓市場感覺到金融監管的持續存在。二是良好的監管要積極主動、敢于質疑。監管機構應始終秉持批判態度，監管必須是內生反周期性的，尤其是在繁榮時期。三是良好的監管要具有全面性。即使監管范圍有限，監管者仍需時刻警惕發生在監管空白領域的事件，以識別可能出現的新風險點。四是良好的監管要有適應性。金融業是一個不斷演進和創新的行業，因此，監管者必須處于不斷學習的狀態，了解新市場、新產品、新服務和新風險，并作出適當的反應。五是良好的監管要形成確定性的結論。監管者要對每一個發現的問題進行后續跟進，不能留下任何沒有結論的問題。[31]

從監管實踐來看，監管者通常會面臨監管目標的沖突。例如，監管機構的根本職責是促進金融業健康發展，并保障實體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但施加過多的約束可能會導致這一最終目標難以完全實現。又如，監管者本應為金融機構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但為使本國金融機構能在激烈的全球金融競爭中勝出，其行為可能又會影響到統一的監管措施。面臨諸如此類的目標沖突時，監管者必須作出適度選擇，甚至有時可能是次優的選擇，以增強監管有效性。同時，實現金融監管目標還必須突破一些約束，如信息約束、成本約束、時機約束、被監管對象反應的不可預期性，以及金融機構穩健性指標的質量等，都會影響到監管的有效性。其中，金融機構提供的財務信息的可靠性是有效監管的基礎。然而，在微觀監管領域，通常會面臨兩類基礎性風險：一是低風險誤判，即將一家需要采取強監管措施的金融機構誤判為低風險；二是高風險誤判，即將一家經營良好的金融機構判定為高風險，且采取強有力的糾正措施。防范這兩類風險，需要監管者建立并執行一套有效的組織體系與流程，以盡早發現金融機構風險承受的脆弱性，并采取相應的預防措施。此外，監管的有效性有賴于科學的底線思維。金融機構必須為應對“最壞情景”持有資本，而監管者需以“在最壞情境下實現最好結果”為行為依據，將時刻準備應對最壞的情形作為監管工作的出發點，并以此來判定監管工作的優先次序，認定金融機構的狀況及選取可用的監管措施。[32]也就是說，監管者需要兼具勇氣與能力。

近年來，我國加強金融監管取得了明顯成效，但“金融領域各種矛盾和問題相互交織、相互影響，有的還很突出，經濟金融風險隱患仍然較多，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質效不高，金融亂象和腐敗問題屢禁不止，金融監管和治理能力薄弱”[33]，離高水平金融安全還有相當的差距。因此，我們要認真貫徹落實中央金融工作會議精神，切實提高金融監管有效性，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風險。一要做到監管全覆蓋。監管留白的地方，很容易滋生風險。防范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要全面強化機構監管、行為監管、功能監管、穿透式監管和持續監管，消除監管空白和盲區。二要健全金融法治體系。完善金融從業人員、金融機構、金融市場、金融運行、金融治理、金融監管和金融調控的制度體系，規范金融運行。三要完善現代金融企業制度。健全金融機構公司治理，加強風險管理和內控機制建設，改善資產質量，夯實防范系統性風險的微觀基礎。[34]四是加強對金融科技的監管。金融科技的本質仍是金融，其發展應著力于解決信息不對稱，提供更準確的信用評估，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以及降低金融服務成本。唯此，才能防止金融科技成為“脫韁野馬”，推動實現科技、經濟與金融三者之間的良性循環。

［本文系全國地方黨校（行政學院）系統重點調研課題項目“總體國家安全觀下我國國家物資儲備效能提升的路徑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023DXXTZDDYKT027］

注釋

[1][19][20][29]《中央金融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 習近平李強作重要講話》，2023年10月31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10/content_6912992.htm?device=app。

[2]威廉·戈茲曼：《千年金融史》，張亞光、熊金武譯，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7年，第10頁。

[3]姜建清：《世界金融百年滄桑記憶》，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33頁。

[4]查爾斯·P.金德爾伯格：《瘋狂、驚恐和崩潰》，朱雋、葉翔譯，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7年，第33～34頁。

[5][8]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2022年10月26日，第1版。

[6][7][22]《金融活經濟活金融穩經濟穩 做好金融工作維護金融安全》，《人民日報》，2017年4月27日，第1版。

[9][24]《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人民日報》，2019年2月24日，第1版。

[10]何岸：《用高水平金融安全護航高質量發展》，《人民論壇》，2023年第16期。

[11]寧薛平、何德旭：《新時代我國的金融安全風險防范》，《甘肅社會科學》，2018年第5期。

[12]安平：《國家安全機關做金融安全的堅定守護者！》，2023年11月2日，https://mp.weixin.qq.com/s/BBrkgZqtePVjspvnqaFHnA。

[13]黃琦等：《人工智能“火爆”背景下的金融安全“冷”思考》，《金融發展研究》，2023年第11期。

[14]I. Fisher, "The Debt–Deflation Theory of Great Depressions," Econometrica, 1933(4), pp. 337–357.

[15]王元龍：《對外開放的中國與金融安全》，《金融時報》，1998年5月18日。

[16]王元龍：《關于金融安全的若干理論問題》，《國際金融研究》，2004年第5期。

[17]王洪章：《國家金融安全：風險預警與邊界構建》，北京大學出版社，2023年。

[18]李星：《論金融創新的法律監管——在效率與安全之間均衡》，《金融法學家》，2010年第2期。

[21]王文、賈晉京、卞永祖等：《大金融時代——走向金融強國之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8～29頁。

[23][30][34]唐玨嵐：《如何走好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文匯報》，2023年12月17日，第5版。

[25]王國剛：《金融脫實向虛的內在機理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中國工業經濟》，2018年第7期。

[26]查爾斯·P.金德爾伯格：《世界經濟霸權1500–1990》，北京：商務印書館，2023年，第376頁。

[27]陳雨露、馬勇：《大金融論綱》，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581頁。

[28]《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之路 確保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人民日報》，2017年9月20日，第1版。

[31]J. Viñals, J. Fiechter，張曉樸編譯：《如何打造良好監管》，《中國改革》，2014年第6期。

[32]喬安妮·凱勒曼、雅各布·德汗、費姆克·德弗里斯：《21世紀金融監管》，張曉樸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50～55頁。

[33]《中央金融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人民日報》，2023年11月1日，第1版。

Construction of China's High-Level Financial Security System in the New Era

Tang Juelan

Abstract: Finance is the core of the modern economy, and financial securit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new process of building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in all respects, maintaining financial safety is a strategic and fundamental event related to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China's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a's high-level financial security in the new era can prevent and resolve systemic financial risks effectively, and contribute to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It's a security unified state and capability,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ynamic, open, integrated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ompetitiveness. We must insist on the political and people's nature of financial work, adhere to the duty of serving the real economy,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financial regulation, provide high-standard financial security as solid financial support for building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in all respects.

Keywords: new era, high-level financial security, financial risks, financial work, high-quality develo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