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華文明歷史是一部治國理政思想文化的偉大史詩。“第二個結合”視域下，深入研究中華優秀傳統治理文化，可以獲得很多啟迪。在古代政治和行政哲學思想中，以史為鑒的傳統打造了中國人的歷史觀，《周易》哲學思想奠定了中國人的辯證觀，中醫“治未病”的理念形成了中國人的系統觀，對我們今天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可以提供理論營養和增強實踐動力。對待中國歷史和傳統文化的正確態度是一分為二，從傳統治理文化中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關鍵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治國理政 第二個結合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中圖分類號】G122 【文獻標識碼】A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在“第二個結合”視域下，深入研究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治理智慧，對于推進當代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有重要和積極的作用。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啟迪人們深刻理解“中國之治”的內在邏輯
中華民族在幾千年發展中創造了燦爛的文化遺產，積累了豐富的思想寶藏。歷史具有鑒得失、知興替、明事理的功能，學習歷史能夠正己正物、識己識人、知恥近勇。很多有作為的政治家善于在政治場域中創造性地學習歷史。“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學習歷史能夠提升人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促進共同價值觀的形成，推動社會發展進步。這個優良傳統鑄就了中華民族的文化自覺，將共有記憶轉化為共同行動，將歷史鍛造為信仰和使命。
以史為鑒，讓“史”成為現實政治和行政的邏輯體系，成為從古到今中國人獨特的“歷史觀”。這一史鑒傳統，在漫長的過程中經歷了不斷發展和滄桑巨變，凝練為一系列文化精髓，最有標識性的是開拓精神、憂患意識和共富觀念等，為國家的發展提供不竭的思想動力。
勇于開拓的精神是中華民族世代追求宏大理想的一種力量展現和執著堅持。《詩經》和《尚書》作為國學的開山之作，記載了上古時期中華民族開天辟地的思想足跡。《詩經》以實證性史料的方式和載體記錄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各方面的政治狀況，從剛正不阿地批評朝政的民風，到善于納諫的朝政，更多的是對社會弊端、腐敗政治的諷貶，鞭策官府革故鼎新。《尚書》中收集匯編了大量商周以及之前的歷史文件和追述上古事跡的重要史料，首篇《堯典》記載，堯帝發明了用“二女、五典、百揆、四門”四個維度，“三載考績”的方法，考核管理者的人事制度，不僅為后來儒學提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打下了基礎，而且開創了中國古代社會的制度文明，為人類做出了貢獻，《大英百科全書》稱其為發生在公元前2200年的“世界考試制度的起源”。[1]《詩經》《尚書》中有很多體現勇于開拓的政治格言，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允恭克讓，光被四夷”“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體現了古人強烈的開拓創新思想。
憂患意識是中華民族歷經坎坷磨難而形成的生存智慧和精神特質。首先，憂患是建立在對未來的超前預見。“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中庸》）其次，憂患是對自身、他人乃至國家前途命運的深遠關切。歐陽修的“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都是憂患意識的表達。再者，憂患意識又是底線思維的基礎。懷憂患之心，才能將困難估計得更充分，才能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樂不忘憂，將風險預測的關口前移，把解決問題的措施想得更周到一些，做到有備無患、防患未然。同時，憂與患的目的是排除隱憂與明患。增強憂患意識，就是要善于謀求發展，不放過任何一次發展的機遇，化不利因素為可利用因素，認清有利條件和短板所在，守住底線，爭取高線。
共富觀念是中華民族追求民本、小康、公平、正義的政治理想和道德范式。中國古代強調民以食為天，形成了“食貨為先”的典章制度體系[2]。從這里引申出民本、民生、均貧富的思想。《易經》有“平施”，《老子》有“自均”，《莊子》有“天下平均”，《論語》有“不患寡而患不均”，這些論述對古代經濟社會發展起到深遠影響，激勵人民通過艱苦探索，走上善進之路。共富的思想常常通過國家官僚、鄉紳自治以及宗法家族三種組織層次得到延伸，在“家國同構”的超穩定政治結構中，推進政治地位規則、家庭社會收入分配和代際繼承等調均性機制的建立，并通過法律制度使具有“共有”性質的家庭財產在代際分配中縮小家族成員財產差異，緩解古代社會基層資源分配中的失衡。[3]1979年，鄧小平同志提出“小康”和“小康社會”的概念和構想，就是源自古人對殷實社會的向往。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今天，我們仍然能從傳統文化中汲取共同富裕的智慧。
清代龔自珍在《尊史》中指出：“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為史。”繼承史鑒傳統，才能深刻理解“中國之治”在進取與守正、常憂與長治、效率與公平中的內在邏輯，克服歷史虛無主義和精神困頓現象，煥發歷史主動精神，激勵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勇氣和信心。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啟迪人們在“中國之治”中凝聚改革智慧
中華優秀傳統治理文化以《易》為開端和代表，強調在“變”與“不變”的辯證關系中，變是主導，認為必須重視從變的角度和事物關系上處理政治問題的方法與原則[4]，運用積極主動的變革、更化、維新，在變異中預測未來，降低不確定性，增強確定性，追求動態中的均衡，從而形成了獨特的“辯證觀”。
流傳至今的《周易》包括《易經》和《易傳》。這些著作大都不是一人所作，也非成書于一個朝代，而是“人更三圣，世歷三古”的集體世界觀，是千千萬萬中國人的智慧結晶。《易》的核心思想是“變”，強調因時因勢、以變應變，在永恒的變易之中尋求現實適合的生產和生存方式。歷代改革家都奉“易道”“通變”“自強”思想為圭臬，在實踐中繼承、運用和發揚光大優秀易治傳統，在變中求穩、變中求進、變中求治。
“易道”是指自然和社會現象背后的規律和法則，是有別于“器物”的本質，社會變革不僅要有“堅船利炮”，更要有“高于“器”的“道”。如何把握“道”？古人告訴我們，一是要精于觀察，“參天兩地，觀變于陰陽，發揮于剛柔，和順于道德，窮理盡性”；二是要及時因應，“人之因應，非無作用也”，順其自然，有所作為，“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三是要善于適應，唯變所適，適者生存，適時變革。
“通變”是指對易道的踐行。“通變之謂事”，通曉變化之理的目的是行動，就是要以變治變，不拘常規、適時調整策略，經過努力去處理好變革中的實際事務。首先，要礪行致遠。“謀定而后動”，確定目標后要堅定前行，通過努力和奮斗，日積跬步，不斷地取得變革成效，以此激勵持續跟進，才能達到成功的目的。其次，要戒慎恐懼。“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就是要以未臨而如臨、未履而如履的狀態，謹慎做事，穩扎穩打，一步一個腳印前行，不可急于求成，盲目沖動。再次，要先立后破。“成規未可墨守，新法斟酌行之”。在破陳規之前，先建立新的制度，這是大禹治水的經驗——先在呂梁山開渠，后疏導汾河水入黃。大的制度創新一般都要以試點的方式先行一步，避免失誤。同時，要研究“變革文化”，講究“變革藝術”。劉勰在《文心雕龍》中專門有一章論述“通變”，“斯斟酌乎質文之間，而櫽括乎雅俗之際，可與言通變矣。”他以寫作中的繼承與革新來比喻變革實踐中守正與創新的關系，把握好事物的邊界和力量的均衡。這些思想對于我們堅持把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和社會可承受的程度統一起來，在保持社會穩定中推進改革發展，通過改革發展促進社會穩定，具有參考價值。
“自強”是“易道”“通變”思想在自我這一側發出的變革呼喚。《周易》乾卦的《象傳》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這是要求人們效法宇宙運行不息，不斷學習進步，持續改革。后人發揮這方面思想，進一步提出“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的思想，具體為“滌舊”“親民”“新民”的創新意識。“日新”思想的基本內涵是強調變革的持續性。“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親民”思想要求為政者要進德修業，提高道德水準和文明素質，做表率，身教重于言教，向民眾學習，與他們打成一片。王陽明在《大學問》中提出：“明明德者，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親民者，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于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新民”思想是與“親民”思想并存的兩種理解，強調研讀經典、踐行經典既是“道以自新”，又是“治人之方”，具有提升自己、惠及眾人兩個方面的作用。在《尚書·康誥》中有“作新民”的忠告，希望人人都關注創新、投身創新，唯有如此方能實現“政教日日益新”，推進從道德修養到治國理政都不斷進步，實現政令一新、山河一新的理想。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啟迪人們在“中國之治”中更加重視整體性和協同性
診治傳統是包括 “治未病”“治無患”“治已病”三種理念的一種全面整體的思維方式，蘊含著古代治國理政的深邃道理，體現了預防為主、關口前移、常急兼顧等管理思想，在人類進入風險社會的今天，尤其具有現實意義。
“治未病”，源于《黃帝內經》所說：“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此之謂也。夫病已成而后藥之，亂已成而后治之，譬猶渴而穿井，斗而鑄錐，不亦晚乎？”其核心思想是注重平常的強身健體，防止疾病的發生發展，不要等病入膏肓了才四處求醫。“治未病”分三步：提前干預，未病先防；初發早治，既病防變；未愈勿急，瘥后防復。要做到“治未病”，醫者還告誡，須“尊則謙謙，譚而不治，是謂至治”。管理者地位雖高卻很謙虛，常以理服人，而不采用壓制的手段，這是最高境界的治理。這些思想對于今天加強風險治理、應急管理關口前移，以及治理“大城市病”“官場帕金森現象”以及驕傲自滿、不思進取等毛病，都有一定的啟示。
“治無患”，是東漢名醫華佗提出的。他說“良醫治無病之病，故人常在生也；圣人治無患之患，故天下常太平也。”這一思想是將“治未病”向前引申，提出在常態社會中要居安思危，見微知著，防微杜漸，凡事要適度，過猶不及，不可操之“太過”，也不能滯后“不及”。治無患的關鍵是“應常不應卒”，做好日常工作和生活，就不至于事到臨頭手忙腳亂。古人不僅把治病與治國融合起來，而且還把治病與治文治學聯系在一起，提供了多維度、交融性研究的學術先河，很有參考價值。
“治已病”是指得病之后的診療，相當于治理危機，是將“治未病”向后延伸。為增強人們對未病和已病之間聯系的認知，著名醫家扁鵲稱，他在家中三兄弟里醫術最差，因為他只會在病嚴重的時候進行治療，而大哥能做到“未有形而除之”，二哥能做到“治病在毫毛”。古人認為，治病的重點是找到“痛點”，診治法有數十種之多。例如，“不通則痛”，講經絡不通、氣脈不通導致疼痛，隱喻政令不通、言路不通會產生嚴重后果。“不榮則痛”，講人的氣色不佳，表明身體之痛狀，隱喻社會“痛點”治理。在古典醫籍中，治痛是為了健康，健康是為了延年益壽，“壽”既包含對普通人自然年齡的衡量，更多關注的是圣人、帝王之壽，實際上是研究世代繼承的統治權“社會年齡”。比如，《黃帝內經》認為，善于“視萬物，分白黑，墻基高，立明堂，見事明主明，視聽八達”則“壽長”；“道閉塞而不通，少信，多慮，見事不明，好顏，急心”則“不壽暴死”。先人研究社會危機，發現“壽”的高度，取決于順民意的廣度，提出：“治民與自治，治彼與治此，治小與治大，治國與治家，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唯順而已矣”“百姓人民皆欲順其志也”。
中國診治傳統在頂層邏輯上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即人與天地“相參”“如一”“合氣”。這是建立在對人與自然“同源性”“同步性”洞察之上的一種生命共同體反思。現代科學證明，人體就像一個小宇宙，甚至還有類似暗物質的存在。這種把天地人統一起來，把自然生態同人類文明聯系起來的思想，構建了中國早期的生態哲學，對我們今天生態文明建設也有很多啟迪。
從傳統治理文化中學習現代治理要善于揚棄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一次深刻的革命。從中華優秀傳統治理文化中汲取智慧，不是興起復古風，而是“明于天人古今之數”，通過總結經驗教訓，獲取規律性的認識。
毛澤東同志歷來對中國歷史和傳統文化的態度是揚棄，即一分為二，既尊重、又否定，既充分肯定其價值，又清醒看到其局限性。毛澤東同志認為：“這種尊重，是給歷史以一定的科學的地位，是尊重歷史的辯證法的發展，而不是頌古非今，不是贊揚任何封建的毒素。”因此，他提出要：“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但是決不能無批判地兼收并蓄。”[5]取精剔糟，就是批判地繼承傳統文化的正確態度，既不要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潑掉，也不要不加區別地全盤接受。
科學合理區分中華傳統文化中的“精”與“糟”，是“結合”的基礎。判斷的原則是實事求是，評價的標準是看其是否有利于推動生產力發展，是否有利于實現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是否有利于形成先進文化形態，最根本的是看其是否經受住了長期社會實踐的檢驗，是否有助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傳統治理文化可分為四類。第一類是人民創造的文化，第二類是統治者處于上升發展時期的文化，第三類是統治者處于衰落保守時期的文化，第四類是從社會共同經歷中創造出的抽象文化。在第一類中，精華較多。如《詩經》《漢賦》中的大多數治國理政思想，就充滿了對公平正義、艱苦樸素的肯定，對奢華腐敗否棄的積極態度，有著久遠乃至永恒的意義。在第二類中，精華多于糟粕。例如，當封建地主階級處于上升進步時期提出的“以和為貴”“先義后利”“載舟覆舟”“知行合一”“勤政廉政”等思想就屬于精華。在第三類中，糟粕多于精華。如封建迷信、官本位、愚民政策等都屬于典型的糟粕，而每個時代涌現的變革者提出的“世無一成不變之法”等思想屬于精華，有積極意義。在第四類中，抽象文化是社會為表達傳遞價值觀而設置文化傳承印記形成影響力的傳播形式。我國歷史上長期主導和流行的一些涉及民族底蘊的綜合性概念，如禮、義、廉、恥、忠、孝、仁、信，以及民本、大同等，具有抽象真理性、哲理性，可以用其“外殼”和部分內涵，慎用其本義，絕不能用其全部意思。
加強對我國古代政治學與行政哲學的研究，有助于將當代改革發展經驗、政府治理范式和時代轉型背景厚植于我國歷史發展的脈絡之中，有助于凝練中國話語體系建設，為現實世界提供敘事方式、理論支撐和智識依據。[6]在邁向治理現代化的征程中，特別是在人工智能快速發展的今天，建立科學合理的價值評判機制，增強“第二個結合”的邊界意識，尤為重要。
【本文作者為中國行政管理學會研究員，北京林業大學生態文明智庫中心兼職研究員；本文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面上項目“重大突發事件觸發政策優化的機理與路徑分析”（項目編號：72174201）的研究成果】
注釋
[1]顏世富：《中國古代績效管理思想研究》，《上海管理科學》，2014年第6期，第83—86頁。
[2]徐曉林：《中國古代行政學說史書目舉要》，《公共管理與政策評論》，2021年第4期，第16—24頁。
[3]陳新明、高小平：《均平而非平均：中國古代治理思想中的共同富裕》，《東南學術》，2023年第3期，第64—72頁。
[4]方克立：《要重視研究錢學森的中醫哲學思想》，《中國哲學史》，2018年第1期，第42—44頁。
[5]《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7—708頁。
[6]譚九生、赫鄭飛：《中國行政哲學研究的回溯、描述及展望——以 2003 年至 2017 年間召開的十一屆行政哲學研討會為主題》，《中國行政管理》，2018年第5期，第145—150頁。
責編：程靜靜／美編：石 玉